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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询问革命成功的经验。毛总结了三条，第一条就是“有饭吃”。那么，作为共产党，是如何解决革命吃饭问题的呢？
中共早期，不应否认共产国际援助
不可否认，早期的革命家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的投入革命事业中的，甚至愿意毁家纾难投入革命中，比如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发动农民起义，第一个举措就是没收自家的全部田产。抗战期间，陆定一父亲去世，家庭分割财产，陆定一把自己分得的银元交了党费。在更早期，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完全从事革命工作，个别还有很高的收入，比如李大钊、陈独秀。但总的来说，这部分“有钱”的革命家只是很少一部分，随着共产党的成立，越来越多人成了党多数人成了职业革命家，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雄心壮志是“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大业。而中共作为国产国际的一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对象。不妨看看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自述：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
更翔实的考据，出自于党史专家杨奎松，不仅在中共，在共产国际均有相关记录。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1957年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而在共产国际工作相关的档案中，也有不少关于苏联对中共援助的记录，比如：季米特洛夫档案、共产国际联络局档案、以及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
根据杨奎松的考证：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国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起义、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南昌起义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做起义资金。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
共产国际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金钱，更在于因为把控了“钱袋子”，苏联对中共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顾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释。
苏区：打土豪、做生意
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中共对俄援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握拨款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冲突。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严厉批评中共不断要钱。为了生存，共产党必须得抓起枪杆子，抓枪杆子就得用钱，不能总是指望外援。负责组织武装起义的军委书记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
红军时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一直是中共的三大任务。对红军如何筹款，陈毅曾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说明红军筹款的方法。陈毅写道：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
1.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如发现包办强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报告，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同时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当然，要维持苏区的开支并巩固根据地的发展，仅仅靠筹款还是不够的。1930年5月，毛泽东从闽西回到江西，到寻乌调查。寻乌之行，使毛泽东的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很大变化。使他从打土豪筹款转到注重经济工作，学会如何掌握财政收入，使苏区有固定的收入。毛泽东对赣南经济的重视，引出了一个重大商机，这就是钨矿经营：毛泽东在江西创建红色政权，打下漳州，意外缴获105万大洋。但毛泽东把钱部交给中央银行。这银行的首任行长是毛泽民。毛主席和毛行长千方百计发展对外贸易，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抗战期间：经费来源多样化
1937年后，国共密切合作，至皖南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曾拨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相当数量的军饷。实际上，早在1937 年初，蒋介石就开始向红军提供军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经国共双方反复协商，蒋介石同意向红军提供军费。1937 年1 月 31 日，蒋介石电告顾祝同：“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 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此后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每月向红军拨款约30万元。但此时的经费还不是由国民政府按照军队编制和统一规定正式拨发的，而是实际由国民政府提供、形式上从地方领取的带有临时性质的“暗中接济”。
1937年8月， 随着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向中共军队提供经费。国民政府的军饷实际发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变前后。八路军每月领取军费数额不少于60万元，新四军军费每月最初约为7万元，后为13万元。除常规性经费外，国民政府还曾根据中共要求和作战需要拨发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善后费和奖励。据 1938 年7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八路军60万，新四军13万。据1940 年2月22 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中共73万元，八路60万，新四军13万。
除国民政府发放的薪饷外，中共的另一经费来源即为对控制地区的征发。抗战初期，中共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一般状况下，将钱粮征发对象锁定为富裕阶层。这一政策改变此前按照田亩纳税的惯例，减轻大部分普通农民负担，受到民众欢迎。不过战争状态下，这一政策的执行效果难以完全保证。中共方面承认：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的钱也有限。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是中共抗战之初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期待。中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不仅一次提出财政援助的要求，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援助款的一系列电文看，中共每年都从共产国际得到援助。除此之外，苏俄方面还间歇性地给予中共物资援助。晓理在《苏联经济援助是边区收入的五倍》中写道：在1934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停止过一段时期，到1936年又恢复了对中共的小额经费援助。1937年11月以后则是大额经费援助，如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
当然，除以上三种主要来源外，还有一些别的途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停发军饷，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毛泽东不得不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谢觉哉日记里提到的“特货”贸易即是其中之一。情报系统的支援也极大缓和了边区经济困难：特科老将南汉宸曾截获国民党二十二军偷运鸦片的驮队，山东根据地有个招远金矿，千里迢迢把金子送到延安。而早期就重视筹款的周恩来，更通过党产公司“以钱生钱”， 上海赫赫有名的广大华行就是党产公司之一，此外南方局情报部长刘少文等人创办了一批党产公司，一边收集情报，一边赚钱。这些党产公司就是党的提款机，组织上要多少给多少，不打收条不记账。
国共内战：来自苏联的大额援助
国共内战期间，最重大的一项支出无疑是军费以及军事物资的支出。而这部分多来自于苏联的援助，根据腾讯今日话题的一个专题统计：在1945-1948年中共最少得到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各种炮1500门，弹药无数；仅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运往关内的武器则有：2万支枪，2000万发子弹，4.5万发炮弹，22万斤炸药。除此，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这些都成为与国民党一决高下的重要保障。
更稳定的收入来自于解放区税收系统的完善。财政税收体系是一个集财税方针政策、财税管理组织及各种财税制度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边区的财税体系形成于抗战时期，完善于国共内战期间。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税收、公营经济收入、外援收入及其他行政规费收入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税收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成为边区最稳定的财政收入形式之一。如1941年税收、公盐代金占财政收入的58.5%，1945年更达到了83%，陕甘宁边区的税收种类主要有农业税和工商税。工商税包括货物税、营业税、牲畜买卖手续费及斗佣、盐税及公盐代金等其他税收。
除此以外，来自情报系统的党产、海外红色侨胞的捐款、土改所得等均是中共内战期间经费的来源渠道。
结语：干革命是需要钱的，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共革命经费来源的多样化。
参考资料：
尹钛：中共党产问题：缺了“钱袋子”，难举“枪杆子”
裴毅然:中共初期经费来源
杨奎松：中共建党初期职业革命家活动经费从哪来
孙艳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中共军队提供军费数额考
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人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郝在今：革命用钱何处来
晓理：抗战时期中共经费来源
腾讯：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
雷志成：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与税收体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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