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主权按： 今天老田带我们重访风云叠起的1958年，重新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与“穷过渡”之间的关系。总路线里没有“穷过渡”，那“穷过渡”是如何产生的，又怎么成了全国性的现象? 本文为老田4月3日的最新修订版，为方便阅读，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格式上的调整。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郑州主持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来源：家乡网） 前言 人人都知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猪队友坑害自己人的能力，往往要超过对手很多倍，共产党历史中间两次最大的低潮和失败，就是源于猪队友的机会主义作为。共产党历史上的两大挫折，先有1930年代前期的王明路线导致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后有1958年刘少奇等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趁着民众还穷困的时候就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次严重机会主义错误格外加重了困难时期的人口损失。后一次机会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右派抹黑共产党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本人的主要凭借，猪队友坑自己人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59 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了猪队友的可怕之处，说有些猪队友比猪还蠢，猪撞了南墙还知道要回头的：“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有的人就是这样，比猪还蠢。”[1] 猪队友除了死不回头、死不认错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被特点”的特点也很重要：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选择及其恶果，往往是各种敌对势力的最爱，所以，各种反共反社反毛势力，无不齐心一致地掩盖猪队友的机会主义特征，协调一致地选择把猪队友的作为说成是代表毛共社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来讲述猪队友的机会主义错误，才能够实现抹黑效果的最大化。敌对势力想要最大化利用猪队友来实现抹黑目标，而猪队友自身又有着强烈的不认错特点，这样，双方就心照不宣地实现了默契的最优。 在1958 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起的“穷过渡试点”被安子文和一些省委书记组成的共产风团队，以野蛮组织手段推广到了全国。 穷过渡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部分，也不是对这个路线的执行，而是刘少奇等人灵机一动想要进行趁着民众还很贫穷的时候，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等人选定的穷过渡试点单位，一共有三个：分别是河南嵖岈山、河北徐水县与山东范县三地，在尚未取得任何成功经验的情况下，就组织了全国数十万干部进行实地参观，同时邓小平还命令报章宣传跟上去，而安子文又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发明了“霸王工作法”保证其执行力度，很短时期内就把这些蛮干措施快速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本文通过考察政府决策和执行链条，去梳理1958 年两件大事：一是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刘少奇个人发动同时有很多高官追捧的“穷过渡”——通过嵖岈山、徐水和范县三个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短期内推向全国。为阅读简明，全文分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约13000 字简述穷过渡的决策、推广以及对其进行分析认识的过程，有关“穷过渡”的相关文献来源摘录，作为附录约37000 字，放在文后，以备参考。 一、刘少奇等人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是与总路线决策无关“私活” 1、1958 年4 月底，刘少奇在去广州的列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和邓力群等人吹牛皮，决定要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口头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路宪文通过地委秘书长赵光（当时在嵖岈山蹲点），选定嵖岈山作为共产主义过渡试点。[2] 2、1958年7月中旬，刘少奇在山东视察工作期间，当面向省委书记舒同布置，山东要准备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经过省地县各级官员的集体智慧结晶之后，最后选定范县试点两年建成共产主义。谭震林在西安召开华北九省市农业会议，把范县树为模范，还说要组织十万人去现场参观。毛泽东派陈伯达等人去范县了解情况，陈当面向县委第一书记提出这个试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3] 3、1958 年8 月6 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随后，中央部门、省地均派人响应此一试点，组成一百多人的设计团队，预备在1959 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4] 4、刘少奇通过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在徐水县选定寺各庄公社，试点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分开居住方式。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率领学生几十人，去寺各庄设计分居房屋。吴冷西在河南新乡农村调查也发现，有此种分开居住、礼拜六才一家人团聚的试点，当地干部还说是依据刘少奇在全国妇联的讲话而实施的。[5] 5、据访问马宾得知，群众性的土法炼钢和土高炉的方法，是邓小平的发明。他因为反对这个，结果“1959 年我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我不赞成搞小土群的钢铁厂。”“历史性的7000 人大会上，中央检查总结了‘大跃进’。中央同志找我谈话，‘撤消一切处分，官复原职’，先来北戴河疗养，后去鞍钢工作。” 【马宾：《纪念毛泽东——马宾主要思想汇编》电子书；老田按一：目前具体说到土高炉和后院炼钢发明权在邓小平，只有此一孤证，不过，此种想当然的技术战略选择，在非毛化时期竟然被遮蔽得极为彻底，谁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还能够搞到那么大的规模，只是简单地把这个癫狂性的举措记在大跃进的账户下，这从反面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了。】 二、“穷过渡”试点是如何强硬推广到全国的 宣传方面的“海吹工作法”，组织部门采取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到全国的主要原因。“霸王工作法”通过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惩办方式，在官场中间最大化了执行力，对快速推广穷过渡的各种野蛮瞎指挥做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吴冷西负责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意识形态工作主管邓小平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宣传思路，违背毛泽东“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预先嘱咐，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宣传，从属于共产主义试点的推广过程，宣称高速度就是大跃进的灵魂，甚至在报上排各地的进度表，造成你追我赶的浮夸浪潮，为共产风和浮夸风推波助澜。[6] 7、胡绳在一九五八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宣传了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主要做法：生活集体化和公共食堂等。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试点内容，例如1958年带来农村生活根本性变化的“吃食堂”，都查不到任何正式的中央下发文件，也查不到相关的中央正式的讨论和决策过程，这些都是从没有成熟经验的所谓共产主义试点中间，强行推广的。[7] 8、在为徐水穷过渡试点做宣传的1958年第七期《红旗》杂志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间，概括性地提出了穷过渡试点的主要内容——“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前进中提出了这样的充满革命精神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三化”是很多干部在延安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但延安时期也仅仅在机关、部队和学校中间实行，并没有在农村农民中间推广这些，而且这“三化”绝非“劳动人民”提出的，而是出自共产主义试点的官员们的设计，然后假冒群众之名来宣传。 【老田按二：逄先知、金冲及署名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说，（1958 年）“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P828）对于这个说法，该书没有提供文献来源说明。查阅《徐水县志》“组织军事化”是8 月13 日才实施的（8 月13 日，全县实现军事化，共建成93 个团，417 个营，1409 个连。县志P832），毛泽东视察徐水时还没有“组织军事化”等做法，当然也就无从肯定了。经查证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与徐水相关领导谈话时肯定的是“民兵”组织。也就是说：在刘少奇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大同书》6 日抵达徐水组织共产主义试点之前，并没有任何“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提法和做法，“三化”本身是共产主义试点的中心内容。】 9、组织各地干部参观三个试点，通过这种方式对尚无成功经验的“穷过渡试点”的各种做法进行推广。其中徐水试点在1958年3-10月份参观人数高达32万人，嵖岈山试点6-11月参观人数18万人，范县试点谭震林预先预备组织10多万人去参观最后没有完全兑现，10月份之后的一个月内参观人数也高达三万人。[8] 10、安子文通过组织工作现场会授权进行的“霸王工作法”，是穷过渡试点得以快速推广的最重要拐杖。1958年9月，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徐水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会上宣称“不信来看，不通来辩，不干就换。”各省委用强硬的组织处分手段，去保证推广尚无成功经验的试点单位的很多蛮干做法；我们知道“不换思想就换人”所以对“不干就换”很容易理解，而“不通就辩”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通过辩论解决思想问题吗？不是的，安子文的“不通就辩”是推广徐水的“斗争会”的方式，去压服不同意见，毛泽东派了两批人去实地调查，对安子文的“辩论”有一个评论，“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毛泽东：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五次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且，这种野蛮的方式不仅在干部中间进行，还推广到农村和农民中间去了，对农民说的不同意见也采取斗争会和捆绑殴打的方式。[9] 11、安子文等人推行的“霸王工作法”有着巨大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最大化了那些支持穷过渡的“共产风团队”无视下级的反对，得以最大化其执行力，另一方面，在受到野蛮惩处的大多数下级那里积累起巨大的官场怨气。刘少奇作为穷过渡的发明者，还有高层的积极追随者以及省一级的积极追随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的成员集合，识别这个共产风团队在共产党历史中间的地位和表现，是理解党史中间很多大事的关键。据老田2005年访问党向民（离休前是云南省委常委）得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1958年积极推广穷过渡和浮夸风，时任江门地委书记党向民当面提出一点质疑，就被赵紫阳现场免职（这个免职是违犯组织程序的，通常程序任免地委书记需要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霸王工作法”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在1958年推行穷过渡时期，谁要是不听话就处分或者撤职；后来穷过渡问题多多，谁要是提意见或者说实话，那就给予严酷打击，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1960年整风整社过程中间的“民主革命补课”期间，都是高层的“共产风团队”借此打击批评意见和说实话的干部。庐山会议之后湖南的周惠等人，因为在穷过渡问题上欠账不少，这激起全省许多县委书记的不和谐声音，结果在庐山会议后借着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整风整社的东风，定为三类“国民党县”30多个，接近一半县委书记要被免职，七千人大会上“共产风团队”被地县委书记批斗了一通才有所收敛，王任重去湖南讲话阐明新政策才终止了这一次残酷打击。穷过渡作为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私活”，反而得到优先的大面积推广，就是经由“共产风团队”此种野蛮的霸王作风来实现的。这种违背组织程序的蛮干和霸王作风，在官场中间激起了对“共产风团队”普遍的怨气，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支持了地县委书记们要开“出气会”的强烈要求，各地最积极最蛮干的浮夸风省委书记遭遇到“斗地主”一般的控诉，安徽曾希圣是在刘少奇亲自保护下才过关的，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保护下才过关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强调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发扬民主并批评“霸王”，官场之所以能够流行“霸王工作法”——不管是前期的野蛮推广还是后期打压批评意见——还难于纠正，都是对共产党高层“共产风团队”素质的一次极度深刻的检验，毛泽东甚至还提到中国有可能蜕变为“反动的法西斯专政”，这一次的讲话就是总结1958-1962年四年的官场表现而言的，这次讲话内容完全不是空洞的工作方法呼吁，而是实际指代很多高官的严重问题。[10] 三、穷过渡试点从未得到正式的决策程序认可 12、毛泽东不同意“三面红旗”的说法，说这是“三元论”。1958 年他在南宁会议上讲到“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毛传》，769）。 后来他还对人讲：“什么‘三面红旗’，这是三元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论，只有一面红旗，就是总路线。”[11]毛泽东不同意把含义不明晰的“大跃进”与总路线并列，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不愿意提到与总路线并列的高度。今天回顾，在正式决策程序中间通过的就只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大跃进更接近于媒体以“海吹工作法”炮制出来的。 13、1958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今天回顾，是在穷过渡业已一哄而起的大形势下，倒逼出来的。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已经有了要求各地试办大社的设想，结果这个试办还没有取得进一步经验的情况下，就出台了公社决议，显然是形势逼人的结果：针对的现实就是在穷过渡的引导下，各地成立人民公社，走在前面了，迫切需要出台政策措施加以疏导。8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一开头就说：“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己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12] 14、1958年10月毛泽东除了派遣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徐水调查之外，还特意派遣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组织人马去徐水调查，并要求快速回报。相关情况汇总到毛那里之后，毛泽东在天津亲自召见徐水县委书记张忠武当面提出批评。随后，又由河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徐水整风，张忠武先是代表县委检讨，后于1960年被撤职（邓小平上台后给予平反）。1958年11月份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命令不再宣传徐水。也就是说，三个穷过渡试点中间影响最大的试点——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被毛泽东本人亲自介入，强硬地否决掉了。期间，作为徐水试点幕后推手的刘少奇，没有做任何检讨和实际纠偏工作，安子文等人也没有通过组织体系做任何纠偏或者挽回错误的工作。[13] 15、刘少奇等人推行的“穷过渡”是彻头彻尾的“私活”，与作为正式决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仅仅局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此种私活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问题在于安子文和许多省委书记在尚无成功经验的情况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手段，配合宣传和组织参观等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国推广，结果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等“五风”蔓延，加重了随后的灾难损失。1958年11月底，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会上刘少奇和彭真共同劝说毛泽东，试图在全会决议中间写入“共产主义过渡”内容，被毛泽东否决。[14] 四、与穷过渡紧密相关的“共产风团队”的形成及其政治后果 16、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1958年的穷过渡试点中间，主要是刘少奇一人的拍脑壳决策，其他人主要责任在于无原则的投机跟风。其中组织部长安子文的个人责任最大，他对违背组织程序推动“惩办主义”的方法有着重大个人责任；而在宣传鼓噪过程中，邓小平负有领导责任而吴冷西负有直接责任。在国务院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跟风最卖力，范县试点他的个人责任大过刘少奇；嵖岈山试点中间他的积极程度也很高。在各省委书记中间，跟风最紧的有北京的彭真、山东舒同和谭启龙、四川李井泉、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广东陶铸和赵紫阳等人，不跟风的省委书记目前还没有发现。穷过渡试点为负面后果出来之后，大多数“穷过渡”责任人都拒绝参与主动纠偏，无视毛泽东的一再批评，逼迫毛泽东不得不甩开行政链条，以公开信的方式对基层干部讲话。而且，此种抗拒对共产风蛮干的纠正和批评的思想，在党内高层由此形成了一个宗派性的圈子——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反对对穷过渡的批评和追责，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群情激奋的批判就是此种宗派性质的共同利益的体现。 毛泽东对徐水进行了具体纠左，但避免直接点名批判刘少奇，这个现象值得深思，1953年毛泽东表达过对于刘少奇的不满就被高岗利用，看起来毛泽东是那种真正“不贰过”的人，特别善于从挫折中间吸取教训，看来是把刘少奇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权力格局来维护的。由于共产风团队占据着高层要害和省委书记多数，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权力格局的重心所在，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讲话反而为刘少奇等人洗地，说“（各地参观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P237）（编者注：此处的p237作者未标明具体文献）这样的说法中间是把刘少奇和最积极的共产风团队摘出来了，似乎共产风和浮夸风是底下干部无组织搞起来的，没有刘这个发明者和省一级的积极跟随者什么事了，毛还说要拿着团结的旗帜争取“党的团结”。 17、今天回顾，“共产风团队”追捧刘少奇的穷过渡试点各种野蛮做法，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不足和认识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对上是顶着毛泽东的系列纠偏努力，对下通过残酷地打击地县委书记们的批评意见，而强行开辟出自身前进道路的。1958年毛泽东系列纠“左”努力——就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反对穷过渡团队的胡乱作为。1958年除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试点及其推广的各种蛮干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左或者极左表现，毛主席的纠“左”就是纠那一伙人。在毛后时代的党史写作中间，他们凭空捏造一个“左”倾狂热出来，似乎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在每个人的头脑坏事，甚至还是来自于毛泽东那里。毛主席所有的纠“左”，好像不是反对穷过渡试点及“共产风团队”各种蛮干措施，而是对空气纠左。纠“左”之所以难于奏效，左之所以继续顽强地存在，就在共产风团队拒不响应纠正措施。甚至，毛泽东直接对基层干部喊话的党内通讯，还被一些省委截留不向下传达，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就拒绝向基层传达毛泽东的信。1959年春天毛泽东罕见地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各信的内容均为指导具体的纠偏工作，否定共产风团队的胡来。这些纠“左”的努力，在庐山会议之后被官场多数终止了，转而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针对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回顾说：1959年的纠“左”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又占据了上风。[15] 18、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于共产风平调老百姓和基层生产队的财产，毛泽东极端憎恶，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 “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 “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16] 19、除了平调老百姓的财物之外，在各地相互攀比的浮夸风压力之下，各地下达过大的任务，也是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加重的原因。安徽曾希圣动不动就把水利工程土石方任务翻一番，甚至翻几番，谁要是务实提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帽子。毛泽东当面批评过曾希圣，说他愿意去当那个“机会主义”，还明确指出：“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由于困难时期口粮标准低，加上任务过大导致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结果，安徽淠史杭灌区工程中间果然出现非正常死亡，淠河干渠有一段工程特别艰苦，很多壮劳力死在工地上，当地人把那一段干渠称为“望夫河”。湖北红安县的烟宝地水库工地也有类似情况，在困难时期因病、累、饿死亡69人。[17] 20、1959年6月毛泽东带王任重回韶山，私下里与王任重的谈话中间，如实地界定穷过渡是左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引导王任重在自己率先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去对下级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纠偏——“决策错了，领导者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转引自《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80页） 1960年王任重在大会上公开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李衍绶等人道歉（后者感动得流眼泪，此人在文革时死保王任重），然后开始领着各级干部认真务实地纠正错误，通过沔阳海通口的整社试点提出纠正“五风”，毛主席迅速加上长按语批转全国。1960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讲话中间，也是自己先做检讨并承担责任，身体力行地践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达成新的团结。”1961年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年”。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间狠批“霸王”，强调民主集中制。 1960 年11 月毛泽东批转湖北省委在沔阳蹲点纠正“五风”经验的手迹，强调“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21、1960 年毛泽东的讲话《十年总结》，把穷过渡带来的问题，定性为经验不足，这是为了维护权力分配的现实格局，避免做出此种伤害极大的改变，而做出的洗地说法。毛1959年曾经号召读书（包括读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试图以此去廓清高官们在过渡问题上的各种想当然，也没有奏效；毛泽东曾经沮丧地说：“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18] 1960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十年总结》。（来源：中华网） 22、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间，一是强调毛主席的认识总是最符合实际，针对的事实就是刘少奇等“共产风团队”大搞穷过渡的胡乱作为又不听毛主席纠偏，以此对“共产风团队”有所敲打；二是强调错误是经验不足而付出的学费，这个部分是为了维护刘邓等“共产风团队”占优势的权力分配格局，为他们解脱责任，这是当时共产党政权的大局所在，这就与彭德怀1959 年庐山会议那种单纯指责“共产风团队”、被解读为威胁到既定权力格局的鲁莽言论形成了对照。[19]【老田按一：全团队考砸了之后，旁边的强势围观者彭总说你们彻底考砸了，林总说考砸了算是付了学费，下次可以考得更好。】 23、1959年彭德怀倒台后刘邓为首的“共产风团队”的权力得到了巩固，此后的行为模式大有不同。1966年毛泽东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20] “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20]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21]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21] 24、今天回顾，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造成的后果是缺乏互信——“将相不和”，并由此潜在地威胁到建国后选择的较优权力分配格局——刘少奇邓小平等和各省委书记在现实政治中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是：革命年代的军功集团的骄兵悍将被边缘化。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过“订个合同我死后你保证不造反”，暗示彭德怀要注意争取与刘邓等领导集体建立互信，彭德怀没有理会到这一点而是简单地选择“给态度”——要什么态度给什么态度，单纯的服软离建立互信的要求还差很多。在另外一个方面，刘少奇的合理选择是做自我批评，去主动争取与彭德怀的团结，但刘少奇讲话中间却说“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表达的是二选一的绝不妥协态度，这样，毛泽东被迫选择支持刘邓集团，维护建国后确立的“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权力分配格局。文革期间林彪集团掌权之后，终止了“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格局，后果是严重的——对党政干部和许多群众组织进行真正的法西斯审查搞得冤狱遍地，这反过来证明维护建国初期的权力格局自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1958年穷过渡试点及其后拒绝纠偏的表现，特别是1962年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不经过正式决策程序，又一次“拍脑壳”并以宣传上的“黑暗风”宣传为依据，一次性就否决两个总路线，这一次是彻底耗竭了支持他们继续执政的最后一点合理性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从62年就看出问题来了。1967年3月初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强调刘少奇个人去留事关“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这是很有见识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回应以“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但如果历史地看的话，1958年的穷过渡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已经耗竭了大部分的支持合理性，等到1962年西楼会议之后轻率地推翻两个总路线，应该说维护现状已经是不对的了，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颇有点“见事迟”的味道。当然，如果不是历史问题，刘少奇肯定还会循着王明、李立三旧例当选中央委员，但是，旧有的较优权力配置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局早已从1958年开始逐步解体了——现在也无从修复或者维护了。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535 页 五、党史写法：蓄意把总路线决策与“穷过渡”的机会主义混淆起来 25、刘少奇矢口不提“穷过渡试点”及其野蛮推广带来的问题，而是始终一贯地把这个“私活”混同于执行“三面红旗”的正式决策。（1961年刘少奇）3月1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7月19日视察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李范五汇报工农业生产和林业情况。在谈到三面红旗时说：你们三级干部中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客观上存在一些现象。“大跃进”现在有些跃退了，公社的优越性不那么明显，减低了，于是出现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高级社的优越性不要吹掉，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不要动它，要保留。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说，你们搞调查，不仅是调查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又须是当地所同意的。调查不只是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集中搞一个典型调查，去看一次还不行，等二年、三年后还须再来看看。[22] 26、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邓小平等人审查过中央文件，在1961年12月21日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央书记处编选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毛主席讲话，结果没有错误；一本是具体指示、批转文件，毛病很多，许多毛病出在这里。”“这些都是中央书记处办的。真话就是中央责任第一。过去几年的事情，毛病究竟出在哪？是出在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错了，还是出在具体措施具体政策？我们研究的结果、结论，不是指导思想的毛病，因此不是三面红旗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我们具体政策的问题，具体措施的问题，是执行总路线中间的问题。”同时，彭真受邓小平之命，另外组织班子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秘密审查中央文件，试图找到毛泽东鼓吹穷过渡的言论，结果未能如愿，只找到谭震林等人给浮夸风推波助澜的言论，因为谭批判过北京工作落后“是锅底”，还遭到这些人的怨恨。“畅观楼黑会”1966年5月被北京市委干部揭发出来，受到群众大加批判，说彭真等人预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赫鲁晓夫式的政变，这个黑会就是为了搜集进攻炮弹的。虽然彭真等并没有找到毛泽东的把柄，但七千人大会上，彭真还是做过把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的发言，结果引起周总理和陈伯达的当场反驳。官场始终有一股暗流，试图把官场机会主义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间，还提到官场还是有人要把“三年灾害”的责任推到他的头上，毛后时代官学两界联手果然把这个目标变成了事实。[23] 1962年，七千人大会现场（来源：中华网） 27、刘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间大讲“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拒绝为这个报告背书，要求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上讨论——这个报告中间就把所谓的“分散主义”作为“五风”的源头去理解，似乎加强了中央集权就没有地方干部犯错误的空间了，含蓄地提出要终结1958年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结果这遭遇到各个省委书记的共同反对，湖北省有人当面追问这是不是要回到1957年之前。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人提出“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诊断，受到各省委书记的否决，大会多数否决了这个议程。但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和陈云等人依然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药方，开始系统地废除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特别是向地方放权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此后中央集权程度超过了1958年权力下放之前。这就与1956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状况一样：以个人的拍脑壳决策去否定经过集体决策程序的决定。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黑暗风”“单干风”，针对的就是刘少奇、陈云等个人反对集体决策的两个总路线。在刘少奇这个否定总路线的背后，在认识上是不承认自己的“穷过渡”私活引发“五风”并造成巨大损失的，而是把穷过渡引发的问题记在总路线的账户下，据以推翻正式决策。后来毛泽东在1966年和1970年至少两次批评过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1962年随意推翻总路线，再次过度集权于中央的错误。[24] 28、邓小平1985 年说：“我们搞革命的人”性急，基于共产主义信仰搞了“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同时又说是左的思想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损失。[25] 29、毛泽东临终之前对于刘邓的区别看法，刘少奇不愿意做自我批评，因为不承认错误当然也就不存在积极改正错误的必要了。“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6] 30、党史的写法，是把穷过渡引发的“五风”表现，说成是正式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来的，这符合洗白“共产风团队”的需要。权威党史著作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7]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 （编者注：本文为四月三日修订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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