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500年风云变幻 俄罗斯帝国荣光不再

惠虎宇

 惠虎宇:500年风云变幻 俄罗斯帝国荣光不再

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争,是冷战结束30年后欧洲爆发的最大规模战争,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20年来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在一个敏感地区和一个敏感历史时刻发生的这场战争,将不可避免的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性事件。预计这场战争过后,科技、经济以及政治体制全面落后的俄罗斯,在遭受战争消耗以及西方国家联合制裁的打击下,将无可奈何的散去其历史上的最后一丝帝国荣光,成为一个三流国家。

从15世纪末在蒙古人统治下获得独立开始,俄罗斯继承了蒙古人的侵略好战基因,在随后500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张成为全球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俄罗斯的文明程度却总是落后同时代的欧洲文明一个世代,除了军事实力在历史上曾经短暂的强大过之外,俄罗斯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思想文化方面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领先同时代的先进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和罗马文明是近三千年来最辉煌的文明,也成为当今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标志。罗马文明中又分为西罗马和东罗马两支,很显然,西罗马发展出的这支文明已成为西方文明的正统,而继承了东罗马文化的俄罗斯,政经体制却脱胎于落后的蒙古帝国与苏联帝国,在俄乌战争之后,最终将与西方文明圈渐行渐远。

人类历史上传播文明的四种模式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在历史进程中,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方式大体上形成了四种模式。

一种是罗马模式,就是先进文明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将自己发展出来的文明传播到被征服地区;

一种是蒙古模式,就是落后文明通过武力征服了先进文明地区,但是他们自己则被这些先进文明所同化,成为该文明的一部分;

一种是英法模式,就是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通过建立殖民地、发展商业和贸易的方式将来自宗主国的先进文明传播到落后的殖民地区;

还有一种是中华模式,中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不凭借武力征服,也不是通过殖民贸易,而是通过其自身的强大文化影响力,让周边民族认同和主动同化。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中华文明的文明之光。

欧洲文明的传播之路:从罗马模式到英法模式

公元前5世纪罗马共和国建立后,就不断通过武力扩张的方式将这种源自古希腊的商业和政治文明传播到地中海周边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共和国发展成为罗马帝国,国力空前强大,疆域横跨欧洲、非洲和亚洲,地中海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在当时的地球上,在文明发展程度和统治疆域上能和罗马相提并论的只有中国的大汉帝国,罗马和汉朝这两大帝国也分别奠定了后世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王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强大的罗马帝国从此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守护国和推广发行中心,罗马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商业文明再加上基督教信仰,就构筑了后世欧洲文明的主干。

罗马模式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发展和传播的1.0时代,以1453年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灭亡为标志,可以认为西方文明走完了罗马时代,开始进入2.0的前期阶段。此时,欧洲地区已经几乎全部信仰了基督教,罗马周边的三大蛮族,西边的凯尔特人,东边的斯拉夫人,北边的日耳曼人,都在罗马文化的辐射下,成为基督教文明体系的一员。在罗马时代由于东西罗马的分治状态,造成基督教内部在11世纪分成两个教派,分别是以西罗马主教为领导核心的天主教和以拜占庭主教为领导核心的东正教。16世纪时,天主教内部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又分离出第三个教派——新教。西欧、中欧和北欧地区继承了天主教以及新教信仰,而东欧以及南欧巴尔干地区继承了东正教信仰。

在15世纪中叶的后罗马时代,西方文明分成两支向外扩张。其中西欧的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后,通过海外殖民贸易的方式将天主教和新教文明向美洲、非洲、东亚和南亚地区传播;另一边,东欧的东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在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后,也开始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将东正教文明向东欧平原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地区传播。

西方文明在这里从此拉开了差距,走向大洋和新大陆进行殖民贸易的西欧文明不仅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近代的民主政治、法治体系以及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将欧洲文明升级到2.0版本,也成为当今西方文明的正宗代言人;而越过东欧平原和乌拉尔山走向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则始终徘徊在欧洲文明的1.0时代,除了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不断扩张领土之外,在民主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俄罗斯全面落后于西欧地区,逐渐蜕变为一个不能追上同时代西欧文明发展步伐的落后帝国,在20世纪更由于被共产主义赤化,最终被排斥在西方文明体系之外。

西方的殖民贸易方式是比罗马模式更高级别的一种文明传播方式,其中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是英法两国,笔者将这种模式称为“英法模式”。它的主要表现是:这个时代的西欧国家逐渐放松对土地的占有权,而重点追求发展贸易的权力和空间,在对外关系上更注重契约精神和司法制度的实践。这也是西欧商业和工业文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国家战略的根本性转变,到19世纪中叶西欧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这种文明发展和传播的新模式就更为明显。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和清政府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城下之盟。英国在这个条约里要求的权利是开放中国五个沿海城市进行贸易,并割占面积约80平方公里的香港岛作为远东地区的贸易补给基地。随后的1858年至1860年期间,中英双方由于在亚罗号货船的管辖权上发生争执,最后引发了二次鸦片战争,法国由于一名传教士在中国违规传教被杀事件也卷入这场战争,战争最后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再次签署城下之盟而结束。

在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作为战胜国所要求的权利除了战争赔款之外,就是扩大贸易渠道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并割走了面积47平方公里的九龙半岛。

而俄罗斯则利用这次英法与中国的战争,逼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强占中国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四年后的1864年,俄罗斯再次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走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罗斯趁火打劫抢走了中国约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6个英国本土面积,或者18,000个香港本岛。

与俄罗斯的野蛮掠夺相比,国力更为强大的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只占据了小小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当然,笔者不是说它的占领行为是正义的),而国力后来居上的美国甚至没有占领过中国一寸领土,这显然不是英美没有能力抢占更多的中国土地,而是此时的英美所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已经不再追求对别国土地的控制权,而是更注重在别国土地上建立一个公平和长久的国际贸易体系。

西欧国家展开的殖民贸易促进了西方文明向全球的传播,且影响深远。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西葡荷英法等西欧国家在全球各地建立殖民地的同时,也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信仰、商业契约精神、工业生产技术以及自由民主理念带给了殖民地区,在全球形成了更广泛的泛西方文明圈。今天活跃在世界舞台的很多大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澳洲、巴西、阿根廷等,都曾经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

在这一波西方文明的传播过程中,美洲的全部,非洲的南部都成为基督教国家,在经济模式上,更多的殖民地在西方文明的带动下,从落后的农业文明甚至是采集渔猎文明时期直接进入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时代。大航海时代开启的殖民贸易和殖民统治模式,在四百多年的发展中,推动了全球文明的整体前进,直到二战结束,人类出现新的全球格局——冷战。

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东正教+蒙古帝国2.0

与西欧国家在全球建立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文明相比,东欧的俄罗斯则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和扩张道路。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俄罗斯打着继承东罗马文明的旗号,并复制了蒙古人的侵略扩张模式,将此前蒙古帝国未曾实现的帝国梦想变成了现实,成为一个东正教文化+蒙古帝国2.0的复合体。

当拜占庭帝国在15世纪中叶灭亡之际,未来的俄罗斯帝国也正在崛起。1472年,在拜占庭帝国灭亡19年后,莫斯科公国的大公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末代帝王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公主,从此自称莫斯科公国为“第三罗马”,认为莫斯科公国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1480年,莫斯科公国不再向自己的宗主国金帐汗国纳贡,结束了蒙古人对俄罗斯地区约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1502年,莫斯科大公国联合克里米亚汗国彻底灭亡了金帐汗国。1547年,伊凡三世的孙子伊凡四世加冕自己为“沙王”(俄文凯撒的意思,代表着最高的君主权力,旧文献中翻译为“沙皇”),将国号从“莫斯科公国”改为“俄罗斯沙王国”,并在国家管理制度上进行大幅改革,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加强了王权,将原来实施封建贵族制的莫斯科公国改制为中央集权式的帝制国家,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帝国的正式诞生。

中央集权下的君主帝制是比封建贵族制更有效率的国家管理方式,其特征是贵族的权力被削弱,君主对地方的管辖权力得以加强,这种体制对管理疆域庞大的领土更有效,也更能集中全国资源来应对外部威胁。因此,当人类历史进入战争和冲突更频繁的阶段后,为了保持强大国力以维系一种文明的传承,很多国家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实行中央集权制,也就是建立帝国体制。

古罗马从贵族共和国转型为罗马帝国就是西方历史上建立中央集权制最著名的范例。在罗马共和国的后期,罗马疆域已经非常广阔,罗马驻外军团的首脑成了当地省份的总督,手握军政大权,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罗马元老院已经越来越不能控制这些地方军政首脑,双方矛盾不断加剧,罗马共和国面临解体的危险。与此同时,凯撒正在集中军事、政治和祭祀的各项大权,公元前49年,凯撒违背元老院的命令,率军横渡卢比孔河,引发罗马内战,并最终成为终身独裁官,为罗马从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奠定了基础。凯撒的继承人屋大维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此后的罗马帝国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

显然,如果没有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存在,基督教能否获得诸如罗马帝国这样的强力后盾而成为欧洲文明的主体架构,将成为一个悬念,今天的这种西方文明形态也可能就不会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典型的封建贵族制时代。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废除周朝的封建贵族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统治模式,并称自己为始皇帝,中国从此进入了中华帝国时代。秦始皇开创的帝国统治模式被汉朝继承,并代代延续。秦始皇所作的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一系列的改革成果,也都因为帝国体制的延续而得以保留,源自三皇五帝时代的中华儒道文明能够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之后,继续以强大的姿态延续两千多年一直传承到中华民国时代,华夏民族(汉族)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民族,说汉语的人数能够成为全球第一,秦始皇开创的中华帝国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而历史上统治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则因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体系,帝国最终分崩离析,蒙古文化也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文化。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并开始向周边扩张,先后征服西伯利亚、东欧平原、中亚、西亚、以及东亚地区,一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领土最大的国家。蒙古国在成吉思汗时代实行的是封建贵族制,在成吉思汗之后实行的是贵族共和制+封建贵族制这样一种混合统治模式,通过“忽里台大会”选举大汗。但是这种贵族共和制并不可靠,很快就因为内部矛盾而瓦解,蒙古国后来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

四大汗国都实行封建贵族制,只有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元朝是效仿汉制建立了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帝国体制),其原因是当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之际,中国的君主帝制模式已经运作了约1500年,元朝再落后也不可能不会照抄宋朝的作业。1303年在经过一系列战争和妥协后,四大汗国终于承认元朝为宗主国,承认元朝皇帝是成吉思汗汗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元朝皇帝对四大汗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并没有实际的统治权。此时的元朝加上四大汗国拼凑成一个脆弱而残缺的蒙古帝国,以1368年元朝的灭亡为标志,这个残缺的蒙古帝国也不复存在。在元朝灭亡之际,四大汗国也基本上只剩下统治东欧平原和中亚地区的金帐汗国。

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为什么没有像罗马帝国以及中华帝国那样国运长久,并以辉煌文明的姿态对世界历史产生长远影响呢?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蒙古属于游牧民族,本身没有一个先进的核心文化系统,在蒙古内部,有的部落信仰藏传佛教,有的部落信仰萨满教,有的部落信仰伊斯兰教,蒙古部落在历史上都是接受外来文化,自己本身不创造先进文化;其次是蒙古帝国在军事征服取得成功后,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蒙古人实行的封建贵族制+军民一体的军事化管理体制,对一个国家的控制力在历史上向来都只具有短期效果,时间一长很容易分崩离析。文化上缺乏凝聚力,政治上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控制体系,这是蒙古帝国先天不足的两大缺陷。

在蒙古人征服的土地上,蒙古贵族的统治维系时间最长的地区就是位于今天中亚地区、俄罗斯西部以及乌克兰地区的金帐汗国。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西征大军攻陷了基辅,灭亡了当时俄罗斯人的母国——罗斯公国(后世称为基辅罗斯公国),1242年,拔都建立了金帐汗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历史维系了大约260年,对俄罗斯民族的统治长达240年。在经过约两个半世纪的蒙古人统治之后,蒙古体制对俄罗斯影响深远,对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发展模式,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蒙古人好战和侵略扩张的基因不仅以通婚的形式进入俄罗斯人的身体,也深深植入俄罗斯的民族心理。

回到本章节的开头部分,1502年“莫斯科公国”灭亡了金帐汗国,1547年,伊凡四世将“莫斯科公国”改国号为“俄罗斯沙王国”,并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使俄罗斯走向帝国时代。此后,伊凡四世向东扩张领土,先后吞并了原金帐汗国分离出来的一系列汗国,如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

在伊凡四世之后,俄国历代沙王秉承先帝遗志,不断通过武力向外扩张领土,至19世纪末,俄罗斯的领土东到太平洋沿岸,南部与大清帝国接壤,西部抵达中欧地区与德国接壤,西北扩张到波罗的海沿海,西南占领克里米亚获得黑海出海口,在中亚地带占领了今天中亚五国的领土,与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隔阿富汗相望,领土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曾经的蒙古帝国。

如果不算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曾经统治的大部分区域都被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占领,尤其是金帐汗国的领土几乎全部归属了俄罗斯。从地理上来看,俄罗斯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在政治上,从伊凡四世开始到彼得大帝以及亚历山大一世,俄罗斯逐步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对统治下的帝国领土实现了有效和长久的控制;在文化上,俄罗斯人早在它的祖国罗斯公国时代就立东正教为国教,拥有自己的核心文化系统。

也就是说,蒙古帝国当年先天不足的两大缺陷,在俄罗斯帝国这里都已被克服,而蒙古人勇武好战、侵略扩张的战斗基因则被俄罗斯完整的继承下去。此外,俄罗斯贵族与蒙古贵族一直保持通婚,俄罗斯贵族很多都具有蒙古血统。以此来看,俄罗斯帝国实质就是一个以东正教为核心文化而发展出的2.0版本的蒙古帝国。

活跃在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在他的经典著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分》指出,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法制度也是从蒙古学的。

体制落后 穷兵黩武 俄罗斯帝国由盛转衰

作为蒙古2.0版的俄罗斯帝国虽然结合东正教文明与中央集权制支撑起了一个真帝国的框架,但是这个帝国从里到外都是非常落后的,一直都没有跟上时代进步的潮流。

公元988年,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地带的罗斯公国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信仰——东正教,东斯拉夫人从此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东翼。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固然为后来的俄罗斯帝国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选择东正教也导致了与罗马天主教的疏离,使俄罗斯丧失了吸收罗马天主教文明成果的机会,进一步拉开了与拉丁文明及西欧的距离。

14世纪至17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商业革命也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而俄罗斯由于受到蒙古的侵略而与这场时代变革失之交臂。蒙古人的到来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它大部分地区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5世纪中叶伊凡三世的时代,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当1480年蒙古人的统治结束之后,俄罗斯的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未来的岁月里一直没有弥合,反而越趋扩大。

俄罗斯征服的亚洲区域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与森林地带,且维度高,气候寒冷,经济本身就非常落后。在帝国的早期时代,俄罗斯人民一直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全国的土地都属于沙王,直到十八世纪末叶,俄国才实行土地私有制,但仅限于贵族,只有贵族才能领有土地。相比之下,从中古时代起,西欧大部分的土地就已经是归私人所有了。此外,俄罗斯的农业生产实行的是农奴制度,帝国境内的绝大多数人口都被定义为农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完全束缚在土地上,既没有产财权,也没有司法权,直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才开始废除农奴制,农奴制也导致俄罗斯的工业发展缓慢。

在政治体制方面,俄罗斯虽然建立了中央集权,加强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但是沙王的中央集权是历史上最专制的那种模式。中国在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之后,一直都有君臣共治、内阁分权这种模式,皇帝的权力受到很多限制;其次,中国的儒家文明缔造了一个掌管文化权力和道德审判权力的独立士大夫阶层,以天命观下的天子岗位职责教育,对皇权构成巨大的制约。

在欧洲,从古希腊到罗马都有民主及共和传统,议会体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一直非常发达,被称为“议会制之母”的英国,早在1264年就召集过一次议会(被称为西门会议),让骑士以及社会更底层的市民走上全国政治舞台,在经过了十七世纪中期的清教徒革命以后,英国正式确立了代议制民主政体,成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开端;此外,在西罗马灭亡之后,在西方天主教文明体系下,教权和王权处于一种二元冲突状态,形成政教之争,也使得教权对王权构成了限制。

而反观俄罗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这些限制王权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在俄罗斯几乎都不存在。俄罗斯的教育落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缺乏一个像中国儒家士大夫阶层那样的独立知识阶层,直到18世纪初彼得大帝进行西化改革,兴办大学,俄罗斯才有了近代教育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独立性的知识阶层才逐渐形成,而这些知识阶层要对俄国政治发挥作用,直到19世纪后期才体现出来。

而俄国用以节制沙王权力的代议制机构,最早在1906年才出现,比西欧国家议会制的建立晚了好几百年。在教权与王权的关系方面,由于东罗马帝国比西罗马帝国的寿命长了约一千年,东正教会始终处于拜占庭帝王的掌控之下,大主教的任免,主教会议的召开,对教义的解释等重大教会事务,均由帝王操控,这种政教体制也被俄罗斯帝国继承,使得沙王掌握了俄罗斯帝国的教权。

在俄罗斯的专制政体下,沙王不仅享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而且也确确实实是整个国家的主人,沙王可以任意使用臣民的劳力,任意处理国家的自然资源,国内一切土地、资源、财产都由沙王一人支配。这种政体,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称之为“家长式的专制政体”,它限制了国内大贵族的权力,使君主权力达到了顶峰。

俄罗斯帝国的这些制度弊端在19世纪之前,并没有对俄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俄罗斯的历代沙王,都是一方面用专制铁腕维持其在国内的统治,另一方面热衷于对外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的土地。19世纪初,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巅峰时刻,1812年沙王亚历山大一世击败了法国拿破仑一世,恢复了被拿破仑打倒的欧洲诸王室,被称为拯救欧洲的“神圣王”,俄罗斯成为主宰欧洲秩序的五大国之一。

此时,俄国国力蒸蒸日上,不断插手欧洲事务,帮助各国镇压民主和民族革命,维护君主权力,被称为“欧洲宪兵”。在镇压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以后,沙王尼古拉一世曾经傲慢地宣称:“俄国的君主是全欧洲的主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挡住俄国的道路。”而随后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军队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败给劳师远征的英法联军,这标志着俄罗斯帝国由盛转衰,开始走向末路。

前文讲过,当俄罗斯从蒙古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帝国向外扩张的时候,西方正在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在新大陆和全球各地展开殖民贸易,使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17世纪后半叶英国最早进行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型,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和完善的文官制度,使英国国会能够严格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这为英国发展国债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国债市场的成功,也引发了民间的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西方经济学家将这些金融变革称为“金融革命”。

英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为发展钢铁、纺织、铁路等资本密集型的工业行业提供了强大的资本保障,使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最早开始了第一波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英国、法国和美国最早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工业强国。而俄罗斯由于农奴体制、专制政体以及对欧洲文化的强烈抵制,没有跟上第一波工业革命的步伐,与英法两国拉开了差距。

1853年,俄罗斯意图吞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取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引发英国和法国的干涉,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两大工业化强国吊打一个工业化起步国,战争持续到1856年以俄罗斯的失败而结束。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史中“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很多新技术在这场战争被首次运用,如英法海军使用了蒸汽动力的铁甲战舰,使用铁路火车运送补给和增援,使用有线电报进行指挥,建立气象站为军队提供天气预报,法军和英军还装备了射程更远更精准的米尼线膛枪。而俄军在军事装备上非常落后,没有铁路做运输支持,装备的枪支大部分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滑膛枪,射程和精确度与英法的米尼步枪差了整整一代。此外,俄军士兵都是没有文化的农奴, 军队素质与责任感都非常差。

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的落后性暴露无遗,沙王看到了先进技术和工业化对战争的巨大影响,以及农奴组成的军队与英国、法国自由民组成的军队之间的差异,终于意识到俄国在制度上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于是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开启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1861年似乎是世界史的一个分水岭。当今世界的三大军事强权美中俄,都在几乎同一时期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内部改革。在俄国是废除农奴制,在美国是为了废除奴隶制而引发了南北战争,在中国则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洋务运动。

美国当时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共和制国家,需要解决的是建国之初遗留的奴隶制导致的一国两制和南北分离的问题,经过南北战争后,美国人以牺牲数十万人的代价切割了附在国家肌体上的奴隶制肿瘤,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从此焕发出神圣的生命光彩,一路高歌猛进地发展成为全球最自由、最民主、最强大和最讲道理的文明国家,成为未来全球秩序的维护者。

在中国,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建立了铁路、工厂等近代工业,中国开启洋务运动的目标是为了赶上工业国家,以加强自身的防务能力,而不是为了侵略别国。在洋务运动的风气带领之下,中国出现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经过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促成清帝退位,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在俄罗斯,沙王的改革则是为了继续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势力,侵略别国的领土。1858年至1864年期间,就在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前后几年,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抢走了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00年3万名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执行消灭义和团、解决受困使馆外交人员的任务,而俄罗斯则利用这个机会继续侵占中国土地,陈兵20万占领了中国东三省。1

900年7月16日,俄国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被帝俄军队杀害, 7月17日至21日,俄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人的跳入黑龙江,只有极少人泅水逃生。在清政府与西方国家达成庚子赔款签署《辛丑条约》后,西方其它国家都撤走了军队,而俄罗斯仍有十万大军继续盘踞东北,最终与日本发生冲突,导致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1905年这场战争以俄罗斯惨败收场,俄罗斯损失了维持其帝国的强大军事力量,从此一蹶不振。

苏联的实质:俄罗斯帝国的僵尸+共产主义附体

受19世纪中期欧洲革命风潮影响,俄罗斯帝国内部出现了反对沙王专制的革命浪潮,俄罗斯近代以来形成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人民要求建立共和体制、甚至让少数民族独立,俄罗斯帝国在尼古拉一世期间确立的“东正教+君主专制+俄罗斯民族”的三维官方意识形态理论受到挑战。1905年日俄战争战败,引爆了1905年俄国爆发的第一次革命风潮,意味着俄罗斯帝国已经走入风雨飘摇的时代。

在俄罗斯帝国的晚期,多种政治力量都在酝酿推翻沙王的统治,其中包括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政党。1914年,穷兵黩武的俄罗斯帝国卷入当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成为压垮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战中,俄罗斯与当时正在崛起的工业强国德国血战三年,付出了上百万人伤亡的代价,丢掉了最富庶和人口最稠密的帝国西部地区,财政上负债累累,政府举步维艰,尤其是城市居民深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苦,而且由于铁路运输越来越糟糕,造成食品和燃料的短缺,首都彼得格勒(大战爆发后,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 的供应短缺的情况尤其严重。

1917年在战争仍然在僵持之际,首都彼得格勒爆发了民主派领导的二月革命,终结了沙王君主专制统治,俄罗斯帝国宣告灭亡,俄罗斯进入短暂的共和时代。然而不幸的是,仅七个月后列宁就发动了十月革命,俄罗斯帝国的专制僵尸在形体上再度复活,只不过换了一个更加邪恶的灵魂——共产主义。

1917年11月至1922年10月,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与民主派组建的临时政权在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爆发了内战,苏维埃政权最终在这场内战中获胜。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的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外高加索签署协议,组建了苏联,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苏联的邪恶以及它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和摧毁,本文就不详细叙述了,本文偏重的是苏联这种邪恶的体制为何能生长在俄罗斯的土壤里。

共产党信奉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理论早在19世纪中叶就在欧洲大地上流传,按照其创始人马克思的观点,共产革命首先应该在工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可是历史的事实却是一个最落后的东欧农业国首先爆发了共产革命,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其原因恰恰在于俄国的历史文化土壤,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存活和生长。社会主义理论在俄罗斯被反复解释为国家对公民及其财产具有无限的支配权,这正是沙王专制政体的最坏特征;此外,俄罗斯底层的农奴和农民普遍崇拜强权和强势领导人,他们看不起民主派领导人的所谓软弱。沙王专制传统加上社会底层的奴化心理,使得共产主义这种改头换面的极权专制很快得以在俄罗斯帝国的僵尸上再度复活。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发达,更重要的是国民文明程度的发达,在西方国家,人们遵守法律,尊重财产权,国家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并提供社会服务,人民与国家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契约关系,这让西方文明具有避免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自动防范机制,就像是对共产革命的病毒产生了免疫能力。

苏联的领土与俄罗斯帝国鼎盛时的领土大致相当,苏联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撒在了俄国沙王专制主义的土壤上,最后长出了苏维埃式的极权体制。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借尸还魂,附在了刚刚咽气的俄罗斯帝国的躯体之上。

这里有一个史实需要特别明确:1920年当俄国内战还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苏联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俄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向外输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它的远东支部——中国共产党。苏联的建立以及对外疯狂输出共产革命,让共产主义瘟疫席卷了全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形成了二战结束后两大对立阵营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

俄乌之战 俄罗斯帝国即将散去的最后荣光

苏联建立后,利用共产党一党专制高度集权的便利,集中国家资源不惜一切代价发展重工业,包括能源、钢铁、机械、军火,并利用30年代大萧条期间英美资本的输入,使苏联在二战前夕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二战中,苏联依靠广袤的领土作为战略纵深,加上来自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工业国源源不断输入的战争资源,最终与美英盟国一起战胜了德国,并成为二战后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

苏联的国家战略是输出革命,在全球建立一个由苏联共产党主宰的新世界,它的工业体系的配置一直是以发动和赢得战争为目标,偏重军工和重工业,导致其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非常落后。苏联的经济高度依靠石油和军火出口,受石油价格的影响非常大,这也埋下了其覆亡的祸根。1980年代初期,美国与沙特结盟,说服沙特提高石油产量,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苏联的石油出口额因此大幅缩水。

另一方面,穷兵黩武的苏联当时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因70年代世界油价大涨而积累的那点国力正在消耗殆尽,苏联陷入了经济危机。1985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复苏计划,1986年在经济改革受挫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随着苏共中央权力的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力,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也在寻求摆脱苏联以及共产党的控制,而随着苏共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罪行不断被揭露,苏共逐渐失去民心。

1989年6月4日,波兰团结工会赢得全国大选,拉开了东欧共产国家转型的历史大幕,随后的近两年内,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1990年3月份,作为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立陶宛首先宣布独立,苏联进入解体倒计时,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苏联的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都恢复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其中包括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等。1991年12月26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个共和国,继承了1917年二月革命后那个俄罗斯共和国的法统。

苏联解体也意味着冷战的结束,与自由世界对抗的共产主义阵营在欧洲已经不复存在,全球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年代,而俄罗斯也进入了真正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时代。但是三十年过后,俄罗斯的民主发展并不顺利,在政治上,俄罗斯在民主外衣下形成了总统普京独裁的寡头统治局面。作为东正教信徒的普京,也许不喜欢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意识形态,但是却喜欢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模式,怀念苏联帝国称霸全球的军事实力,甚至将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帝国的命运相互联系,普京曾经哀叹苏联的解体不仅是一场灾难,也是“历史上的俄罗斯”的灭亡。可见,出身于苏联情报部门的普京,念念叨叨不忘的是那些曾经的强大帝国——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帝国。这种苏俄旧思维显然影响了俄罗斯转型为真正的共和国。

在经济方面,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依然落后,国家的主要收入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2021年,俄罗斯GDP1.7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11位,而韩国GDP是1.79万亿美元,排名第10位。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和资源与韩国从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是拥有庞大领土和资源的俄罗斯,其经济实力仅与韩国相当。俄罗斯在科技和工业领域的驰名世界品牌非常少,而韩国有三星、海力士,台湾有台积电等,在全球科技产业的格局中,俄罗斯的地位远远不如韩国和台湾,更无法与发达的西方工业大国相提并论。

在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的30年后,俄罗斯没有完成从共产主义向自由开放社会的转型,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都形成了寡头垄断模式,在文化上没有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在俄罗斯依然强大,甚至影响着普京政权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从伊凡四世开创俄罗斯帝国到普京总统执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核武库,历经500年风云变幻,俄罗斯唯一能炫耀的就是帝国时代积聚的武力。而2022年2月份爆发的俄乌战争,预计将耗尽俄罗斯头顶上的这道最后一丝帝国荣光。

这场俄乌战争,无论从战场、战争爆发的地缘政治因素、还是战争的预计结果,都与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大致相同,俄罗斯落后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落后的军事科技,通过又一场“克里米亚战争”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俄乌战争是一场由新科技主导的新一代战争,是人类此前从未经历的战争模式。

卫星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指挥系统+先进的无人机和精确制导武器,使得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小股精英部队依靠无人机和先进的单兵武器就可以对敌人的坦克部队、战机以及地面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在人工智能先进运算能力的帮助下,普通的火箭、榴弹都可以变成精确打击武器,依靠这些精确打击就可以左右战局的发展。而能进行这种新战争模式的国家,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而乌克兰的部队正是在美国的培训下,在美国提供的情报支持下,以及拥有美国提供的高技术武器的基础上,与俄罗斯进行了这场不对称的新技术战争。

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发动战争而引发了全球主要大国的联合经济制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个时代,这样的经济制裁对俄罗斯造成的打击甚至不低于战争本身。如果这样局面持续下去,俄罗斯的衰败将不可避免,未来的俄罗斯,除了拥有核武器之外,将对全球没有任何重大影响力,成为一个大号的朝鲜。

面对美国帮助下的拥有不对称作战优势的乌克兰军队,俄罗斯在战场上不断失利,而在经济运营中又被踢出了全球经济体系。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也许让自己彻底失去了与西方国家融为一体的机会,将自己的未来与中共、伊朗甚至朝鲜这些当今最独裁专制也最邪恶的国家捆绑在一起,将可能成为欧洲文明的真正弃儿。

那么,俄罗斯的未来还有救吗?如今已经建立民主政体形式的俄罗斯,能放下恢复俄罗斯帝国或者苏联帝国的梦想吗?在俄乌战争之后,在新的国际环境和文明体系下,俄罗斯能抛弃历史中依靠侵略扩张而获得帝国所谓生存空间的旧思维模式吗?这些问题只能留待未来的俄罗斯人民去解决了,不过,因为俄罗斯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国家框架,笔者相信,未来留给俄罗斯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

责任编辑:连书华

史陶芬贝格上校与刺杀希特勒的720密谋案

 作者:仰岳

2019年7月20日,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参加纪念史陶芬贝格伯爵刺杀独裁者希特勒75周年的活动,并献上花圈。(Carsten Koall/Getty Images)

30年代初,在世界面临着经济大恐慌之际,希特勒及其所率领的纳粹党以改革者自居,大行国家社会主义,一时将德国的经济推向高峰,创造空前的政绩。但纳粹党在取得政权之后,亦露出残忍的本性: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前后共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

史陶芬贝格伯爵(德语: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年11月15日—1944年7月21日),出身于名门世家,年仅35岁便官拜上校,是军队中的明日之星。他曾经是纳粹的狂热信徒,一度深信纳粹党是德国的希望,然而在纳粹党一连串倒行逆施的行为后,他逐渐地看出纳粹的真面目。他深知:保持沉默,无异于纳粹的帮凶,于是奋不顾身地发起720密谋案,决心要改变这一切……

史陶芬贝格伯爵为贵族出身,父亲曾是符腾堡王国的最高元帅,母亲是一位普鲁士将军的曾孙女。他幼时体弱多病,常为头痛及喉疾所苦,但他绝不允许自己倒下,反而以意志力来恢复健康,不但将自己磨练为一个运动好手,还时常协助当地农民工作劳动。

他认为贵族不仅是崇高的社会地位,也是自身的天职,永恒为民服务是他的义务。他曾对家人说道:“贵族的首要之务是服务国家,不论我们处于任何职业皆然。”

史陶芬贝格伯爵。(AFP)

他于1926年入伍,担任一名普通士兵,四年后升任军官,同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并进行一连串的变革,德国经济逐渐起飞,史陶芬贝格也参与纳粹党的街头庆祝活动,对总理表示崇敬之意。

1934年6月,希特勒为巩固自身权力发动戒严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进行一连串对党内和政敌的政治清洗,这次事件让史陶芬贝格对希特勒改变了看法,开始批评其冷酷无情。

1937年,史陶芬贝格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德军参谋本部学院,回军任职并参与了占领捷克的任务。

纳粹与共党妥协的堕落  效忠屠夫如同叛国

1939年纳粹德国为了进攻波兰,准备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点让史陶芬贝格开始对支持纳粹的信念产生根本性的动摇:反共起家的纳粹党居然与共产党妥协和谈?!于是他开始接触反抗纳粹的组织。

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之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陶芬贝格在随军作战期间,见识了更多纳粹非人道的作为,纳粹党对犹太人的屠杀及凌虐战俘的行为,更加深了其反抗决心。1943年他被调到第10装甲旅,负责掩护隆美尔元帅从北非撤退,这期间他在战地日记里写道:

希特勒违背了和平繁荣的承诺,他所到之处尽成一片废墟,纳粹党的暴行已引起军官团的愤慨,屠杀平民、拷打饥饿的战俘,以及将无辜的百姓送入集中营……希特勒和党卫军的罪行成了德军光荣历史的污点。

1943年4月7日,史陶芬贝格在战场上遭空袭受重伤,失去一只眼及手臂。他原本可因此光荣地退伍,但他明了:不可以保持沉默,他必须使尽一切手段阻止希特勒,这时他在日记中又写道:

希特勒不只与全世界为敌,更是德国的头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作为军人的自觉,我的职责不再是保卫国家,而是要拯救全人类。

这时他正式加入了反抗组织,而后他又被任命为德军后备军参谋长,自此有了接近希特勒的机会,为后续的行动拉开了序幕。

720密谋案(女武神行动)

在诺曼地登陆之后,德军前线战况渐渐失利,纳粹党的统治地位也发生动摇,这时许多高阶将领也开始支持反抗组织,其中更包括了鼎鼎大名的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元帅。

隆美尔的加入让反抗组织士气大振,也准备开始进行刺杀希特勒的“女武神行动”(华尔奇丽雅行动,德语:Unternehmen Walküre),此计划原本制定了后备陆军进入作战准备状态的程序,为巩固希特勒的地位的作战计划之一;史陶芬贝格上校将其改写成为刺杀希特勒后,由后备军接管柏林及主要占领区,进而成立临时政府,向盟军达成停战协议的计划。

反抗组织认为,刺杀希特勒若能成功,新成立的政府就有机会与西方同盟国集团谈和,他们期待德国将于战后作为整个欧洲的东方壁垒,用以阻止苏共对欧洲的赤化,同时为了防止战后苏共的渗透,反抗组织成员也将共产党官员排除在战后政府组织之外。

然此计划也需要后备军的总司令弗洛姆(Friedrich Fromm)上将的支持,但弗洛姆却打算保持中立,对于“女武神行动”计划不支持,却也不泄漏消息给希特勒。但时机紧迫,经多次会议后,反抗组织决定由史陶芬贝格上校发起这场刺杀任务。

他在行动前曾说:

我了解,一旦任何人采取此行动,其在德国历史上将被视为叛徒,但是一个人却不能、也不应是自己良知的叛徒。如果我不采取此行动来制止这场无意义的杀戮,我将无法面对因战争而造成的孤儿、寡妇。

在1944年7月11日、15日时,史陶芬贝格都曾准备动手,但因为其它顾虑而作罢,但因为风声已泄漏,所以动手的时机更为迫切,7月20日,希特勒准备前往“狼穴”参加军事会议,史陶芬贝格知道这将是最后的机会,因此决心于当天进行刺杀任务。

当天一早他已同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约妥,将爆炸的消息迅速传给柏林的反抗伙伴,以便他们立即行动,当时正值夏天,“狼穴”的温度极高,希特勒将会议地点转至地面上的会议室内,史陶芬贝格虽然带了两枚炸弹,但由于紧张和时间准备不足,他只能够装设其中一枚。他在当日下午12时37分把载有炸弹的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的橡木大桌脚内侧,然后藉接听电话之故离开了会议室。

就在此时,希特勒的副官勃兰特上校发现史陶芬贝格那个公事包绊住了他的脚,因此把它捡起来放到桌子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橡木会议桌厚重的桌脚。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往后的历史。

1944年7月20日炸弹爆炸后希特勒所在总部“狼穴”的会议室景象。(德国联邦档案馆/维基百科)

12时42分,炸弹爆炸,史陶芬贝格认为在场应当无人生还。于是按照计划飞往柏林,与其他在本德勒馆战争指挥部等候的同伴会合。实际上,当时希特勒仅受轻伤,未被炸死。因对希特勒伤亡情形陆续传出的消息不一,待在柏林反抗军总部的欧布利特将军无法得知史陶芬贝格是否成功刺杀希特勒,因而迟迟未展开行动。直至史陶芬贝格抵达柏林,欧布利特将军才开始发布调动军队的命令,中间又耗费了三小时的时间。而此时柏林刑事警察局和盖世太保已经接到指令,开始了逮捕史陶芬贝格和反抗阵营成员的行动。

而后备军总司令弗洛姆因无法确认希特勒的死亡,拒绝发起行动,史陶芬贝格只得将其软禁,并亲自启动“女武神行动”计划,但是为时已晚,反抗军控制的地点过少,关键的首都警卫营长雷莫少校阵前倒戈,转为逮捕反抗阵营人员,让整场行动遭到根本性的破坏。

而此时,若西部战场的德军主将克鲁格上将及隆美尔元帅能依备援计划,果断采取行动与盟军接触签订停战协定,或许可藉盟军之力反败为胜。可是隆美尔元帅却在三天前,也就是7月17日,遭英军的伏击而重伤住院,而克鲁格上将也因希特勒还活着的缘故,拒绝进一步行动。

此时柏林的党卫军及盖世太保已开始一连串的逮捕行动,史陶芬贝格上校等人皆于当晚被抓,随后于战争指挥部的庭园内被枪毙。之后希特勒组成“7月20日事件特别委员会”,大规模地对反抗组织成员甚至异议人士采取赶尽杀绝式的逮捕,只要是有嫌疑的一切人员都遭到处决或送入集中营,最后总共杀害了近五千名“反抗分子”。但实际上参与反抗集团的军官仅数十人(一说数百人),连保持中立而遭软禁的弗洛姆上将也因有嫌疑而遭到处决。

720事件之后,德国国内反对势力几乎瓦解,希特勒的权力更加稳固,但是他也变得更为暴躁易怒、更失去耐性,一天到晚斥骂部属,他提出的战略计划无论好坏再也无人敢反对,而这个情况对盟军的战况却更加有利,希特勒的一切军事作为,反而加速了纳粹德国的败亡。

为良知而抗争的典范  不服从就是义务

在“720事件”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纳粹德国就在二战中宣布失败。但在战后的数十年内,参与反抗行动的成员都还被视为“叛国者”。在6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局势的改变,德国民众逐渐地接受了这些人是“反抗纳粹、拯救德国的英雄”的观点,称呼参与这起政变的人们为“抵抗战士”,而一些城乡还以部分参与者的名字来为街道命名。

1964年7月20日,德国联邦议院在柏林针对7月20日密谋案20周年举行全国追悼会活动。(德国联邦档案馆/维基百科)

自1999年起,德国国防部更是每年都会在7月20日这一天,让入伍的新兵在当年参与反抗运动成员视为总部的地点——柏林本德勒馆宣誓向国家和人民效忠,正式将反抗纳粹的行动视为德军的光荣传统,陆续有政府高层人员出席此庆祝活动。

2007年,适逢史陶芬贝格诞辰100周年,德国国防部长容克(Franz Josef Jung)在7月20日纪念仪式大会上发言表示:“当时参加反抗希特勒这个抗争的人们是出于坚定的信念,认准人性尊严和权利不能遭到践踏,他们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信念。”

他提到,德国和欧洲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做为全球的一员,不能光捍卫自己,还要为其它地区应有的自由、权利和人权做出努力,为此德国义不容辞。

当时作为嘉宾,来参加宣誓仪式的德国前总理科尔(Helmut Kohl)说:“63年前失败的刺杀行动,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为良知而抗争的典范,作为反抗独裁者的勇士,史陶芬贝格和其他被枪杀的将官的名字将永远被记住。”

2019年7月20日,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亲自参与纪念活动,感谢施史陶芬贝格伯爵一行人当年的英勇行为,活动中致词时,她提到:当情况让人唯有抗命、反抗上级或众人的压力,才能保有尊严和人性时,“不服从就是义务”。

德国军人法也因“720密谋案”修订了所谓的史陶芬贝格条款,明确地告诉德国军人:

军人效忠的对象是联邦德国。

军人必须在人民的法治和自由遭到威胁时,挺身捍卫。

军人必须以宪法的法治、自由、民主,福利国及联邦体制作为检验现行政治体制是否为值得效忠的对象,而非愚昧效忠一个会带领国家走向灭亡的领袖。

参考资料

◎《秘密德国:刺杀希特勒之“华尔奇丽雅”行动》  作者:麦克‧培金、理查‧雷伊;译者:刘世安;麦田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 《西洋全史(六)第二次世界大战》  钮先钟著 黎东方校订  燕京文化1977年出版@*

责任编辑:王愉悦#

德国的良心——隆美尔元帅

 作者:仰岳

1942年的隆美尔。(德国联邦档案馆/公有领域)











隆美尔元帅,是二战时期德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也是极少数受到同盟国阵营尊敬的将领。他虽然效忠希特勒,但却从未加入纳粹党,并且多次抗命,拒绝执行希特勒的屠杀令。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评价隆美尔:“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厮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一次大战 大展军事长才

艾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于1891年11月15日出生在德国南部,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他自幼在简朴、务实的教育环境中成长。年轻时的隆美尔原想当一名工程师,但在父亲的鼓励下,他选择了从军之途。1910年7月,隆美尔加入符腾堡(Württemberg)步兵第124团,在基层任职。

1915年9月,阿贡涅森林内准备向法军壕沟突击而压低身体前进的德军步兵。(德国联邦档案馆/公有领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隆美尔担任连长职位,随部队开赴法国及东线作战,因其英勇的表现,获颁铁十字勋章。之后调任符腾堡山地营任职,于马塔杰尔山(Matajur)战役中,仅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就将近万名意大利士兵俘虏,他因功获得德意志帝国军队最高荣誉的大蓝徽十字勋章。

1934年9月30日,在访问戈斯拉尔的收获季期间,希特勒对隆美尔麾下的营进行阅兵,照片中间左边戴头盔者即隆美尔,此时是两人首次的见面。(德国联邦档案馆/公有领域)

战后他在国防军担任警卫连长、陆军学院教官及步兵营长。1937年,隆美尔以自己在一次大战的陆军战术经验完成著作《步兵攻击》一书,以此声名大噪,并高升为元首警卫营司令。

横扫法国 扬威北非沙漠

1940年,隆美尔升任德国第7装甲师师长,同年5月10日,德国发动对西欧国家的军事突袭,在法国战役中,他率领第7装甲师横扫法国,攻占法国最重要的深水港——瑟堡(Cherbourg),其攻击速度之快,挺进距离之远,无人能出其右。

此次闪电战役中,第7装甲师共损失42辆战车,阵亡682人,而俘虏盟军人数超过德军战亡人数一百多倍,达9万7千余人,获得战车及装甲车485辆,火炮数百门。辉煌的战绩,使隆美尔在战斗结束后被纳粹德国政府誉为“战神”。

1940年5月,与部下共同研究地图的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少将。(德国联邦档案馆/公有领域)

1941年2月,希特勒任命隆美尔为“德国非洲军”军长,统率德、意联军。隆美尔到达北非后,采取了大胆的进攻行动痛击英军,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扭转了北非战局,在北非沙漠刮起一阵“隆美尔旋风”,他率领德军占领了托卜鲁克(Tobruk)、昔兰尼加(Cyrenaica)。英军对其极为敬畏,称他为“沙漠之狐”。

人道性格 背向纳粹屠夫

1942年6月,51岁的隆美尔被擢升为德国陆军元帅。然而就在这位“纳粹战神”达到了一生中最辉煌顶点的同时,他的内心却开始发生变化。

在这期间德军俘获了许多德国逃出去的政治犯,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将这些人就地枪决,但是隆美尔却拒绝执行希特勒下达的处决令。

1942年春季,于北非的隆美尔大将。(德国联邦档案馆/公有领域)

此外,作为一名将领,即使在困顿时期,隆美尔仍坚守着人道主义精神和骑士风范,在北非战场,他配给盟军俘虏的食品、水、医疗待遇和德国士兵是一样的,甚至对希特勒大屠杀的对象——犹太俘虏,也是同样平等的对待。

战局逐渐演变,在美军加入战局后,盟军实力大为增强,隆美尔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因此他主张要将非洲军团撤回德国,以保存实力。然而希特勒却下令坚决抵抗,要德军“不是胜利,就是死亡”,隆美尔只得继续奋战,结果伤亡惨重。

直到1942年11月,希特勒才在咒骂中答应了他的要求,开始撤退德军,但为时已晚。隔年3月,隆美尔奉召返国,同时被希特勒解除职务。不久后,在北非的德军全数遭盟军歼灭。

主张休战 应对共产苏联

1944年初,德军战事吃紧,希特勒再次命令隆美尔出任陆军“B”集团军司令,在法国组织防御。这时隆美尔已预料在当前的情势发展下德军必将战败,因此多次上书希特勒建议与盟军谈判妥协,以应对即将来犯的苏俄红军,但这些建议最后都石沉大海。

期间隆美尔秘密加入了反抗组织,但他反对刺杀希特勒,而建议将其逮捕审判。1944年6月6日,盟军成功在诺曼地登陆,几天的作战后,双方都损失惨重。在此情势下,隆美尔下令让军医可救治无作战能力的盟军伤员,展现其人道精神。同时准备开放西线与盟军谈判,藉英美联军之力抵抗共产苏联的入侵。

6月17日,隆美尔在作战会议上向希特勒建议与盟军谈判,但随即遭赶出门。会后隆美尔向反抗组织告知要尽快采取行动。到了7月20日,史陶芬柏格(Stauffenberg)上校发动720密谋案企图刺杀希特勒,但遭遇失败。事变前三天,隆美尔的座车因遭到盟军飞机攻击而身受重伤,于是趁着密谋案发起和谈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德国良心 形象熠熠发光

在720密谋案结束不久后,隆美尔加入反抗组织一事遭希特勒得知。考量若将隆美尔反叛一事公开,势必对德军士气带来毁灭式的打击,因此希特勒密令隆美尔服毒自杀,事后仍替他举行国葬。

1944年10月18日,隆美尔的国葬仪式。(德国联邦档案馆/公有领域)

在隆美尔死后半年,盟军攻入柏林,纳粹德国以败亡告终,不久后日本也接着投降,二次大战结束。紧接而来的是纽伦堡大审,当年跟随希特勒及所属纳粹党的“功臣”们纷纷沦为阶下囚,当年的战功反而成了直接的罪证,背负着纳粹党在战争中所造下的一切血债,数百万党员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至数年不等的徒刑。

隆美尔虽然在军队任职,官居元帅高位,却未加入纳粹党,也未参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及对平民的屠杀,并尽可能地和党卫军拉开距离。他忠心爱国,服从领导,但在人性与良知的关键问题上,他与纳粹划清了界限,作出正确的选择,因而被称为“德国的良心”。如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厮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记述隆美尔自杀真相的纪念碑(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隆美尔去世后不久,纳粹倒台,其妻儿失去抚恤金,生活颇为困难,但因隆美尔生前优异的名声而受到尊敬。多年后,其子曼弗雷德‧隆美尔完成政治学博士学位,在斯图加特当了22年市长,亦任《德国城市报》总裁多年,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官及作家。@*

参考资料:

1. 《帝国骑士:27位骑士十字勋章得主》作者:(德国)君特‧弗拉施卡;译者:程嘉文、施孝玮等。麦田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2. 《隆美尔》作者:(英国)戴维‧欧文;译者:卜珍伟等。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出版。
3. 《西洋全史(六)第二次世界大战》钮先钟著,黎东方校订。燕京文化,197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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