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仰岳
30年代初，在世界面临着经济大恐慌之际，希特勒及其所率领的纳粹党以改革者自居，大行国家社会主义，一时将德国的经济推向高峰，创造空前的政绩。但纳粹党在取得政权之后，亦露出残忍的本性：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前后共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
史陶芬贝格伯爵（德语：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年11月15日—1944年7月21日），出身于名门世家，年仅35岁便官拜上校，是军队中的明日之星。他曾经是纳粹的狂热信徒，一度深信纳粹党是德国的希望，然而在纳粹党一连串倒行逆施的行为后，他逐渐地看出纳粹的真面目。他深知：保持沉默，无异于纳粹的帮凶，于是奋不顾身地发起720密谋案，决心要改变这一切……史陶芬贝格伯爵为贵族出身，父亲曾是符腾堡王国的最高元帅，母亲是一位普鲁士将军的曾孙女。他幼时体弱多病，常为头痛及喉疾所苦，但他绝不允许自己倒下，反而以意志力来恢复健康，不但将自己磨练为一个运动好手，还时常协助当地农民工作劳动。
他认为贵族不仅是崇高的社会地位，也是自身的天职，永恒为民服务是他的义务。他曾对家人说道：“贵族的首要之务是服务国家，不论我们处于任何职业皆然。”
他于1926年入伍，担任一名普通士兵，四年后升任军官，同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并进行一连串的变革，德国经济逐渐起飞，史陶芬贝格也参与纳粹党的街头庆祝活动，对总理表示崇敬之意。
1934年6月，希特勒为巩固自身权力发动戒严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进行一连串对党内和政敌的政治清洗，这次事件让史陶芬贝格对希特勒改变了看法，开始批评其冷酷无情。
1937年，史陶芬贝格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德军参谋本部学院，回军任职并参与了占领捷克的任务。
纳粹与共党妥协的堕落 效忠屠夫如同叛国
1939年纳粹德国为了进攻波兰，准备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点让史陶芬贝格开始对支持纳粹的信念产生根本性的动摇：反共起家的纳粹党居然与共产党妥协和谈？！于是他开始接触反抗纳粹的组织。
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之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陶芬贝格在随军作战期间，见识了更多纳粹非人道的作为，纳粹党对犹太人的屠杀及凌虐战俘的行为，更加深了其反抗决心。1943年他被调到第10装甲旅，负责掩护隆美尔元帅从北非撤退，这期间他在战地日记里写道：
希特勒违背了和平繁荣的承诺，他所到之处尽成一片废墟，纳粹党的暴行已引起军官团的愤慨，屠杀平民、拷打饥饿的战俘，以及将无辜的百姓送入集中营……希特勒和党卫军的罪行成了德军光荣历史的污点。
1943年4月7日，史陶芬贝格在战场上遭空袭受重伤，失去一只眼及手臂。他原本可因此光荣地退伍，但他明了：不可以保持沉默，他必须使尽一切手段阻止希特勒，这时他在日记中又写道：
希特勒不只与全世界为敌，更是德国的头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作为军人的自觉，我的职责不再是保卫国家，而是要拯救全人类。
这时他正式加入了反抗组织，而后他又被任命为德军后备军参谋长，自此有了接近希特勒的机会，为后续的行动拉开了序幕。
720密谋案（女武神行动）
在诺曼地登陆之后，德军前线战况渐渐失利，纳粹党的统治地位也发生动摇，这时许多高阶将领也开始支持反抗组织，其中更包括了鼎鼎大名的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元帅。
隆美尔的加入让反抗组织士气大振，也准备开始进行刺杀希特勒的“女武神行动”（华尔奇丽雅行动，德语：Unternehmen Walküre），此计划原本制定了后备陆军进入作战准备状态的程序，为巩固希特勒的地位的作战计划之一；史陶芬贝格上校将其改写成为刺杀希特勒后，由后备军接管柏林及主要占领区，进而成立临时政府，向盟军达成停战协议的计划。
反抗组织认为，刺杀希特勒若能成功，新成立的政府就有机会与西方同盟国集团谈和，他们期待德国将于战后作为整个欧洲的东方壁垒，用以阻止苏共对欧洲的赤化，同时为了防止战后苏共的渗透，反抗组织成员也将共产党官员排除在战后政府组织之外。
然此计划也需要后备军的总司令弗洛姆（Friedrich Fromm）上将的支持，但弗洛姆却打算保持中立，对于“女武神行动”计划不支持，却也不泄漏消息给希特勒。但时机紧迫，经多次会议后，反抗组织决定由史陶芬贝格上校发起这场刺杀任务。
他在行动前曾说：
我了解，一旦任何人采取此行动，其在德国历史上将被视为叛徒，但是一个人却不能、也不应是自己良知的叛徒。如果我不采取此行动来制止这场无意义的杀戮，我将无法面对因战争而造成的孤儿、寡妇。
在1944年7月11日、15日时，史陶芬贝格都曾准备动手，但因为其它顾虑而作罢，但因为风声已泄漏，所以动手的时机更为迫切，7月20日，希特勒准备前往“狼穴”参加军事会议，史陶芬贝格知道这将是最后的机会，因此决心于当天进行刺杀任务。
当天一早他已同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约妥，将爆炸的消息迅速传给柏林的反抗伙伴，以便他们立即行动，当时正值夏天，“狼穴”的温度极高，希特勒将会议地点转至地面上的会议室内，史陶芬贝格虽然带了两枚炸弹，但由于紧张和时间准备不足，他只能够装设其中一枚。他在当日下午12时37分把载有炸弹的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的橡木大桌脚内侧，然后藉接听电话之故离开了会议室。
就在此时，希特勒的副官勃兰特上校发现史陶芬贝格那个公事包绊住了他的脚，因此把它捡起来放到桌子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橡木会议桌厚重的桌脚。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往后的历史。
12时42分，炸弹爆炸，史陶芬贝格认为在场应当无人生还。于是按照计划飞往柏林，与其他在本德勒馆战争指挥部等候的同伴会合。实际上，当时希特勒仅受轻伤，未被炸死。因对希特勒伤亡情形陆续传出的消息不一，待在柏林反抗军总部的欧布利特将军无法得知史陶芬贝格是否成功刺杀希特勒，因而迟迟未展开行动。直至史陶芬贝格抵达柏林，欧布利特将军才开始发布调动军队的命令，中间又耗费了三小时的时间。而此时柏林刑事警察局和盖世太保已经接到指令，开始了逮捕史陶芬贝格和反抗阵营成员的行动。
而后备军总司令弗洛姆因无法确认希特勒的死亡，拒绝发起行动，史陶芬贝格只得将其软禁，并亲自启动“女武神行动”计划，但是为时已晚，反抗军控制的地点过少，关键的首都警卫营长雷莫少校阵前倒戈，转为逮捕反抗阵营人员，让整场行动遭到根本性的破坏。
而此时，若西部战场的德军主将克鲁格上将及隆美尔元帅能依备援计划，果断采取行动与盟军接触签订停战协定，或许可藉盟军之力反败为胜。可是隆美尔元帅却在三天前，也就是7月17日，遭英军的伏击而重伤住院，而克鲁格上将也因希特勒还活着的缘故，拒绝进一步行动。
此时柏林的党卫军及盖世太保已开始一连串的逮捕行动，史陶芬贝格上校等人皆于当晚被抓，随后于战争指挥部的庭园内被枪毙。之后希特勒组成“7月20日事件特别委员会”，大规模地对反抗组织成员甚至异议人士采取赶尽杀绝式的逮捕，只要是有嫌疑的一切人员都遭到处决或送入集中营，最后总共杀害了近五千名“反抗分子”。但实际上参与反抗集团的军官仅数十人（一说数百人），连保持中立而遭软禁的弗洛姆上将也因有嫌疑而遭到处决。
720事件之后，德国国内反对势力几乎瓦解，希特勒的权力更加稳固，但是他也变得更为暴躁易怒、更失去耐性，一天到晚斥骂部属，他提出的战略计划无论好坏再也无人敢反对，而这个情况对盟军的战况却更加有利，希特勒的一切军事作为，反而加速了纳粹德国的败亡。
为良知而抗争的典范 不服从就是义务
在“720事件”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纳粹德国就在二战中宣布失败。但在战后的数十年内，参与反抗行动的成员都还被视为“叛国者”。在6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局势的改变，德国民众逐渐地接受了这些人是“反抗纳粹、拯救德国的英雄”的观点，称呼参与这起政变的人们为“抵抗战士”，而一些城乡还以部分参与者的名字来为街道命名。
自1999年起，德国国防部更是每年都会在7月20日这一天，让入伍的新兵在当年参与反抗运动成员视为总部的地点——柏林本德勒馆宣誓向国家和人民效忠，正式将反抗纳粹的行动视为德军的光荣传统，陆续有政府高层人员出席此庆祝活动。
2007年，适逢史陶芬贝格诞辰100周年，德国国防部长容克（Franz Josef Jung）在7月20日纪念仪式大会上发言表示：“当时参加反抗希特勒这个抗争的人们是出于坚定的信念，认准人性尊严和权利不能遭到践踏，他们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信念。”
他提到，德国和欧洲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做为全球的一员，不能光捍卫自己，还要为其它地区应有的自由、权利和人权做出努力，为此德国义不容辞。
当时作为嘉宾，来参加宣誓仪式的德国前总理科尔（Helmut Kohl）说：“63年前失败的刺杀行动，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为良知而抗争的典范，作为反抗独裁者的勇士，史陶芬贝格和其他被枪杀的将官的名字将永远被记住。”
2019年7月20日，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亲自参与纪念活动，感谢施史陶芬贝格伯爵一行人当年的英勇行为，活动中致词时，她提到：当情况让人唯有抗命、反抗上级或众人的压力，才能保有尊严和人性时，“不服从就是义务”。
德国军人法也因“720密谋案”修订了所谓的史陶芬贝格条款，明确地告诉德国军人：
军人效忠的对象是联邦德国。
军人必须在人民的法治和自由遭到威胁时，挺身捍卫。
军人必须以宪法的法治、自由、民主，福利国及联邦体制作为检验现行政治体制是否为值得效忠的对象，而非愚昧效忠一个会带领国家走向灭亡的领袖。
参考资料
◎《秘密德国：刺杀希特勒之“华尔奇丽雅”行动》 作者：麦克‧培金、理查‧雷伊；译者：刘世安；麦田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 《西洋全史（六）第二次世界大战》 钮先钟著 黎东方校订 燕京文化1977年出版@*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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