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
地下工作属于中共的隐蔽战线，周恩来是它的创立者和领导者。
司马璐在延安时，曾在中共的特务培训机构枣园训练班受过训，专门学习过从事地下工作的技能（例如怎样利用社会关系，找到自己的安身处，作为立足点；怎样找一份公开合法的职业，掩护自己的工作；怎样与非共人士打交道，怎样利用中间份子、黄色工会、国民党和其他人；怎样在通信中用隐语；怎样去联系“自己人”时所用的暗号；怎样利用打麻将之类的形式开小组会；怎样利用舞厅之类的热闹场所交换情报；怎样利用敌人的公开机关，作为共产党的秘密据点；怎样随时随地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容貌和化装；怎样摆脱敌探的跟踪；怎样打击叛徒；怎样在被捕后应付敌人的审讯……等等）。后来在重庆时，司马璐又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直接从事过地下工作。
据司马璐介绍，抗战期间，中共的对日情报工作与国民党之间有较多的联系，都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的对日情报系统，大致可分为五个地区：一是以潘汉年为中心的上海；二是以廖承志为中心的香港；三是许建国、刘仁、王世英为中心的华北；四是以朱明、金仲华、邵宗汉为代表的苏联情报中国部；五是东北情报部门，一部分由华北领导，一部分由东北抗日联军陈龙领导。
周恩来领导中共的地下工作，其总的战略布署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所以，一般的左翼活动，真正的共产党员多数在幕后策划指挥，被捕被杀多是外围的人物。牺牲个人保护组织和领导，当年有许多为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认为这种赤胆忠心奉献革命是应该的。
当时中共的地下工作都有什么特点？司马璐告诉我们，大致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西瓜政策，外面一定要有保护色，里面是红色的，不要露锋芒：不要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有“三化”，一是职业化（要有一点专业知识），二是社会化（要广交朋友，而绝不能暴露自己，甚至要交反动派的朋友，遇到危险时，住到国民党要员的家里），三是合法化（比如男女同志以夫妻身份作掩护，不使外人怀疑）。
第二，敌人的机构要打进去，把敌人的干部拉出来。秘密派人参加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三教九流，
青帮红帮，哥老袍哥，黄色工会（即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乡会，同学会，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要打进去，愈是敌人心脏的部分，愈要打进去。
第三，把敌人的据点变为中共的据点，利用敌人的公开交通线，掩护中共的秘密交通线，利用敌人合法的电台掩护中共非法的电台。在敌人后方开展经济斗争，如抢购银元，黄金，屯积生活必需品，利用共军控制区走私，包括向白区推销南泥湾特产（鸦片），以扩大财源。
第四，储备力量。同党与同党间避免直接往来；单线联系；必要时牺牲个人或外围保护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甲合作打击乙，同时又与乙合作打击甲。用反共的面目和组织消灭反共的力量。因此，为了培养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机构的关键职位，牺牲一些小共产党员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特务熊向晖在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身边，利用反共面目，杀过不少共产党人，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中共的地下工作而且充满了残酷的“考验”。曾经的亲历者司马璐回忆说，“组织上对我们说：‘潜伏在党内的敌人，要比我们正面的敌人可怕到一千倍、一万倍，他们伪装积极与忠实，取得组织上的信任，实际上在从事反党的活动。搞地下组织工作最艰难了，有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份子，结果却是一个敌人的奸细。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数据。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
领导又说：‘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组织上是绝对信任他的。’
‘考验’，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为了考验一个同志，组织上有时故意给你一些无理的打击，甚至布置好一个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验掉自己的性命。他们又一再强调，‘革命的策略没有直线的，总是迂回曲折的，没有规律的，全靠随机应变。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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