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35):地下工作

 袁斌

地下工作属于中共的隐蔽战线,周恩来是它的创立者和领导者。

司马璐在延安时,曾在中共的特务培训机构枣园训练班受过训,专门学习过从事地下工作的技能(例如怎样利用社会关系,找到自己的安身处,作为立足点;怎样找一份公开合法的职业,掩护自己的工作;怎样与非共人士打交道,怎样利用中间份子、黄色工会、国民党和其他人;怎样在通信中用隐语;怎样去联系“自己人”时所用的暗号;怎样利用打麻将之类的形式开小组会;怎样利用舞厅之类的热闹场所交换情报;怎样利用敌人的公开机关,作为共产党的秘密据点;怎样随时随地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容貌和化装;怎样摆脱敌探的跟踪;怎样打击叛徒;怎样在被捕后应付敌人的审讯……等等)。后来在重庆时,司马璐又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直接从事过地下工作。

司马璐介绍,抗战期间,中共的对日情报工作与国民党之间有较多的联系,都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的对日情报系统,大致可分为五个地区:一是以潘汉年为中心的上海;二是以廖承志为中心的香港;三是许建国、刘仁、王世英为中心的华北;四是以朱明、金仲华、邵宗汉为代表的苏联情报中国部;五是东北情报部门,一部分由华北领导,一部分由东北抗日联军陈龙领导。

周恩来领导中共的地下工作,其总的战略布署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所以,一般的左翼活动,真正的共产党员多数在幕后策划指挥,被捕被杀多是外围的人物。牺牲个人保护组织和领导,当年有许多为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认为这种赤胆忠心奉献革命是应该的。

当时中共的地下工作都有什么特点?司马璐告诉我们,大致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西瓜政策,外面一定要有保护色,里面是红色的,不要露锋芒:不要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有“三化”,一是职业化(要有一点专业知识),二是社会化(要广交朋友,而绝不能暴露自己,甚至要交反动派的朋友,遇到危险时,住到国民党要员的家里),三是合法化(比如男女同志以夫妻身份作掩护,不使外人怀疑)。

第二,敌人的机构要打进去,把敌人的干部拉出来。秘密派人参加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三教九流,
青帮红帮,哥老袍哥,黄色工会(即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乡会,同学会,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要打进去,愈是敌人心脏的部分,愈要打进去。

第三,把敌人的据点变为中共的据点,利用敌人的公开交通线,掩护中共的秘密交通线,利用敌人合法的电台掩护中共非法的电台。在敌人后方开展经济斗争,如抢购银元,黄金,屯积生活必需品,利用共军控制区走私,包括向白区推销南泥湾特产(鸦片),以扩大财源。

第四,储备力量。同党与同党间避免直接往来;单线联系;必要时牺牲个人或外围保护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甲合作打击乙,同时又与乙合作打击甲。用反共的面目和组织消灭反共的力量。因此,为了培养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机构的关键职位,牺牲一些小共产党员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特务熊向晖在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身边,利用反共面目,杀过不少共产党人,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中共的地下工作而且充满了残酷的“考验”。曾经的亲历者司马璐回忆说,“组织上对我们说:‘潜伏在党内的敌人,要比我们正面的敌人可怕到一千倍、一万倍,他们伪装积极与忠实,取得组织上的信任,实际上在从事反党的活动。搞地下组织工作最艰难了,有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份子,结果却是一个敌人的奸细。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数据。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

领导又说:‘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组织上是绝对信任他的。’

‘考验’,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为了考验一个同志,组织上有时故意给你一些无理的打击,甚至布置好一个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验掉自己的性命。他们又一再强调,‘革命的策略没有直线的,总是迂回曲折的,没有规律的,全靠随机应变。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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