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0日 星期五

美国提法案称西藏历史上是独立的

来源: 法广 美国国会酝酿一项法案,将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目前的地位为“未定”。西藏自1950年代以来被中国铁腕统治。 法新社今天报道称,由于中国没有显示出妥协的迹象,而达赖喇嘛年纪也越来越老,流亡藏人的当选领导人彭巴次仁正在展望过去,以更好地服务于未来。 彭巴次仁于2021年当选,是设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二任领导人,这是87岁的达赖喇嘛将接力棒传给新一代西藏领导人的努力的一部分。 本周在华盛顿,彭巴次仁会见了提出一项关于西藏的法案的美国立法者。该法案如果获得通过,美国将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目前的地位仍然“未定”。 彭巴次仁自1967年在印度出生以来,一直生活在流亡中。他告诉法新社说,“我们已经改变了策略,以便更好地对中国施加压力。” 彭巴次仁坚持认为,他不是在为西藏寻求独立,这符合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达赖喇嘛一直认为,在中国的力量面前,任何超过自治地位的东西都是自杀性的。 法新社说,但这位西藏精神领袖也一直拒绝像北京要求的那样,说西藏在历史上属于中国。 据彭巴次仁解释说,在1951年签订正式确立中国对该省权力的协议时,西藏已经被占领,因此该协议是“无效的”。他说:“我们正在告诉各国政府,如果他们继续重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那么他们就违背了国际法。” 彭巴次仁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效仿美国的做法。 中国驻华... 閱讀完整內容

匪夷所思的中共外交

 张智斌 

一场由气球侵入引发的中美关系危机,再次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共的外交软肋是怎样完全暴露在美国的组合拳下的。多年来,北京一直号称在下一盘大棋,时至今日,到该收官的时候了。但这盘大棋从布局到中盘,大家看到了什么呢?定式不会下,实地不懂取,尽搞些华而不实、偷鸡摸狗的招式,把先手走成后手,花费了那么大的代价,围外势连“草肚皮”都丢了。这些都算了,现在把眼位快要走没了,看来大龙的死活都要出问题,还没读秒呢,大恶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这臭棋实在让人没法子看下去,估计连自己人看着都会摇头吧?【注1】 北京所做的许多事情,实在令人匪夷所思。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相处之道》;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评论文章:《“脱钩断链”行不通,深化合作是出路》;2月3日,《人民日报》再发评论文章:《阵容对抗没有前途,互利共赢人心所向》。这三篇评论中美关系的文章,很明显都是为了2月5日至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所作的铺垫,表达了中方对未来中美关系所持的愿望和态度,同时也给美方释出放弃对抗、合作互利的信号和给予一些变相的“敲打”。 暂且不说这三篇文章是否真实包含了北京的“诚意”,北京自己是否能够把文中的内容落到实处,就算是做做表面文章,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和技术都严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站在北京的立场上,用正常的思维来看至少还算说得通。但就在此时此刻,那个... 閱讀完整內容

华盛顿智库:维系中国养老金运作的三条路被堵

 

记者林燕综合报导)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即谁来承担庞大的养老支出。专家表示,维系中国养老金运作的三条路都被堵死。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告诉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说,面对人口和养老金危机,北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他说:“最终,当局要么削减福利,要么提高缴费率,要么推迟退休年龄。”

“这就是他们拥有的三种政策工具。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做。”拉迪说。

消减退休福利将威胁到共产党生存

在2021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养老金问题首次被官方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会前官方媒体更是造势说,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是大会前的第二大重要话题,仅次于法治。

《华尔街日报》当时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共官宣说养老金的内容不重要,但它将此当一个问题提出,这个很重要。

文章说,在全球都忙于应对COVID-19大流行以及恢复经济时,中国是唯一在考虑养老金改革的地方。为什么要承担养老金风险?因为北京没有选择。中国将未富先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对各地政府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

“老年人普遍贫困的前景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威胁,因为是党先用独生子女政策制造了这场危机。这项政策已经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也代表着中国社会从内部开始的腐烂。”文章说。

到2020年底,中国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资产超过4,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但养老金规模跟人口总量以及经济体量GDP却极不相称,“未富先老”成为中国养老金能否持续下去的关键挑战。

“未富先老”80后还没退休养老金就花光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中国是一个GDP大国,却不是一个养老金大国。从中国GDP和养老金分别占全球GDP和全球养老金的比重来看,相差悬殊。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占全球GDP的16.3%,但中国各类养老金占全球养老金比重仅为2.8%,与中国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地位很不匹配。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张熠2020年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也说,从绝对规模来看,中国是养老储备最大的国家之一。如果换算成国民人均,这样的规模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国家、企业和个人,都需要对未来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收支压力进行更多的储备。

按照可比口径,中国2019年各类养老金占GDP的比重是11.7%,远低于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2019年OECD的36个成员国中,养老金占GDP比重平均为49.7%,有8个国家超过100%。其中丹麦为198.6%、荷兰173.3%、加拿大155.2%、美国134.4%。

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有限的养老金储备难以应对不久之后的老龄化高峰。中共智库社科院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中国国内媒体在2019年纷纷警告说,养老金到2035年有耗尽累计结余的可能性,养老金照这么花下去,没等80后退休就会花光。

社保基金投资股票也难填养老金缺口

与主要投资于美国政府证券的美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不同,中国社保基金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被允许投资于股票和股份。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告诉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说,中国社保基金不断扩大的赤字可能推动了当局允许它投资基金和股票的这一决定。

“我认为,他们资金短缺,认为如果继续把少量盈余仅仅投入到政府债券中,他们将越来越被落下,越来越没有能力满足对中国工人承诺的退休福利。”他说。

“所以他们决定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也希望能获得更高的回报。”拉迪说。但最近几年,中国股市波动剧烈,养老金并没有从中得到预期的回报。

在2015年中国股市暴跌之后,社保基金成为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救市“国家队”的一部分,这些机构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票,以支撑股价。这支国家队还包括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和投资公司中央汇金投资,一度拥有内地股市约6%的份额。

从过去20年来看,即使国家社保基金的资产稳步增长,也不能缓解中国人口老年化人口对养老金制度带来的压力。

国企股权捐赠拖了4年都没到位

为了支撑国家社保基金的财政,北京在2017年宣布了一项新政策,要求大中型国有企业将其10%的国有股权捐赠给该基金,使其能够从国有企业的红利中获得收入。

此事进展缓慢,因为事实证明,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其在国有企业的股权收入,特别是在地方一级政府。一直到2021年,财政部才宣布,93家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价值约2,600亿美元的股份已被转移到国家社保基金。

但是专家警告说,国有企业的红利支付可能少得令人吃惊。

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员黄天磊分析了2020年国有企业的红利后说:“中央企业过去向国家交出的红利很少,远远低于中央政府的要求。”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国家社保基金可能无法从这么多巨大的中央国有企业获得很多好处,股权转让计划可能会变得有些毫无意义。”

提高退休年龄及从百姓口袋中再掏钱也不现实

当局正面临着提高中国退休年龄的压力,中国设定的退休年龄一直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为50至55岁,男性为60岁。

因提高退休年龄的想法在中国极不受欢迎,中共政府多年来也一直在拖延这一变化。部分原因是,提高退休年龄有可能进一步阻碍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生育,而此时中国的出生率已经大幅下降。

另外一方面,北京近几年推行的引入退休储蓄账户试验,希望另辟途径、从老百姓口袋中再多吸纳养老金的做法也不可能成功。

因为中国负债累累的经济能否经受住房地产投资的轮换,过去这些投资推动了房地产的价格,而房地产又是大量企业和个人借款的抵押品,无人能知道结果。

分析认为,目前的共产党国家经济,无论从收益还是从投资者安全的角度来看,都无法在引入法治和私营部门公司治理,这使得金融市场难以成为退休储蓄的可行目的地。

拉迪说,面对人口和养老金危机,目前只有削减福利、提高缴费率或推迟退休年龄这三种政策工具,但这三条路都显示受到阻碍。

“北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做。”拉迪说。

评中共国醫保和养老金制度

 广宇

退休年龄不断提高是当今社会的趋势,中外都是如此。普通百姓都不喜欢延迟退休,这一
点中外也没有差别。为了抗议延迟退休,今年法国已经举行了多轮大罢工,影响巨大。中国也在推进延迟退休,男女的退休年龄都将最终提高到65岁。

国内网上的舆论也是很激烈,讨论的观点和疑问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后将来自己能不能拿到养老金;年龄大后无法从事或保有现任工作,退休之前如何生活;公务员和普通职工养老金差额巨大,等等。但这个讨论的范围还是太小,因为中国的养老金乃至整个社保政策是有制度性缺陷的,有必要了解它的起源和国内外的差别。

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养老金制度并不是历史上天然存在,也不是社会上必须要有的。人到了老年丧失劳动能力,如何养老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制度下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依靠子女或家族的供养、使用年轻时工作积累下的财富、不幸者依赖社会福利机构或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都是可行的方式。在古时候,除了退休的政府公职人员,一般来说政府并不负责普通人的养老问题。到了现代,养老金才做为社会保险的一部分进入了大部分国家的政府管辖范畴。让人有经济能力安度晚年,这是保障社会安全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先搞清楚:养老金是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保障?如果是社会福利,那么政府应该使用财政(税收)拨款发放,本质上是用现在工作的年轻人的收入补贴给现在的退休老年人。如果是社会保障,那么就是政府强制征收保管年轻人的一部分工作收入,待其退休后以此为基金向其发放养老金。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保障型养老金制度是更加公平的,因为本质上你拿到的就是你自己存的钱,多存就可以多拿。

世界各国的制度不尽相同,一般不会是绝对的福利型或保障型,而是兼而有之,比重不同而已。加拿大的养老金补贴就是福利型养老金,只要是65岁以上的公民或永久居民且在加住满一定年限就可申请,即使此人从未工作也没关系。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就是典型的社会保障型,个人工作期间强制收取,到了规定年龄可以取出,额度完全取决于个人公积金账户中的储蓄总额。

提高退休年龄对这两种类型的退休金制度影响是不同的。对于福利型养老金,提高退休年龄就是减少退休收入,对个人肯定是不利的。对于保障型养老金,则要看退休年龄指的是什么。以新加坡为例,目前新加坡的退休年龄是63岁,未来还将继续提高。新加坡人的退休金来自公积金储蓄,任何人最少到55岁即可申请提取公积金。换句话说新加坡提高退休年龄实际上是保证雇员的工作权力,即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前雇主不可无故辞退雇员。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新加坡人大可以在55岁就辞职并过上领取退休金(尽管数额可能较少)的生活。所以新加坡提高退休年龄是增加了雇主的责任而给了员工更多的自由:健康和能力允许的员工可以选择工作更长的年限为未来的退休生活做更充足的经济准备。

从政策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上说,显然保障型养老金制度是最安全的,因为是先存钱再花钱,而且存多少花多少。福利性养老金的财源则有很多不确定性,社会老龄化、经济衰退导致税收减少都可能使得社会福利难以为继。很不幸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就过于偏向福利性质,但这有其历史原因。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企事业单位员工事实上是享受超低薪资加专项福利待遇。在改革开放之前,国企员工的工资水平普遍每个月几十元人民币,实际上仅够日常生活必需品开销。但包括住房、医疗、幼儿托管、子女上学等等服务都是做为福利由单位包揽的,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也是如此。

中共搞改革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下岗职工的境遇如此悲惨?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些本来应该由单位提供的福利,而此前的超低工资让他们根本没有积蓄去自费继续获得这些服务。国企纷纷改制,员工要么下岗要么改为合同制,单位也不再为退休员工负责。退休金的问题就由单位推向了社会,由政府接手。

其实政府刚开始建立社保制度的时候是有机会将其建立成为保障型制度确保资金池不会枯竭的,只不过需要为所有员工补交专制前工龄内应交的社保基金。但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可能当时的国企根本无力拿出这笔钱。当然政府也是不会出这笔钱的,于是它就玩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用在职劳动者缴纳的社保基金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这个游戏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可以持续的,但风险极高,而且实际上这种玩法是违反专款专用的财务规则和伦理的。

严格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同时实行福利型和保障型养老金制度,应该将二者分开做帐。保障型个人账户中的钱应该严格为该个人保留和使用,额外的福利型资金应当有专门的财政预算从税收中取得。将个人缴纳(包括企业为个人缴纳部分)的社保基金用于其他个人的养老金发放,这不等于是挪用专款吗?账面上显示的每个个人账户中金额总和超过资金池中实际金钱总额,这个空缺如何填补?

另一个问题是养老金的算法。在严格专款专用的保障型养老金制度下,个人账户中有多少钱就可以拿多少钱。当然具体操作中可以有不同的领取方式,比如一次性领取,按月领取等,但总数取决于账户中基金总额。但是中国的退休工资算法就非常复杂,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查阅计算公式。简单的说就是参考去年社会平均工资做为一个基准,再根据个人缴费年限和额度得出一个因子,最后计算(不是简单相乘)出退休工资。这个算法虽然保证了缴费高的人养老金也偏高,但最高额和最低额的差距被缩小了。再公式设计者看来,想必认为这样可以减小贫富差距,体现了社会正义。

但这“正义”之举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这相当于拿高缴款者的资金做为补贴低缴款者的福利,这对参保的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缴款年限长额度高的参保者通过计算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退休后到死也拿不回工作时上交的参保金额。那这些人为什么还要交社保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大家普遍都抗拒交社保:低收入者希望到手的工资可以更多;高收入者感到交社保不如自己理财划算。极低的参保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养老基金的收入,让其更加难以持续。

中国退休工资计算公式中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准的算法也对社保基金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极高,表面上看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也非常快。退休工资年年上涨,社保基金的管理者就必须保证极高的收益率,至少要跑赢通胀。但是大家知道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而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如银行储蓄和国债等收益是绝对不够的。

从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了多地社保基金都投资在了包括房地产等高风险项目中,也有发生过多起爆雷亏损事件。如今中国经济环境雪上加霜,人口结构又严重失衡,大家对未来还能不能领到养老金的担忧是非常现实的。而中国推迟退休年龄的做法显然更加打击大家的信心。

在施政的细节和具体规则中,中国的养老金和社保制度也存在着大量的荒唐和不公。比如不同地区社会平均工资不同,造成即使缴费年限和额度相同,在富裕地区退休可以拿到的养老金高于贫困地区,这公平吗?又比如规定社保必须缴满15年才可以领取退休金,这对缴费年限短又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也是很不公平。他们要么拿出一大笔钱一次性补缴满15年的金额才可以按月领取很少的退休金,要么以前的保费都作废,怎么算都亏。还有对因为工作变动断保的处理,改变工作城市后社保的迁移由于各地具体政策不统一而带来大量麻烦。特别是医保在很多地方一旦中断立刻就不能使用,好像人不工作了就不准生病似的,简直匪夷所思。

最大的不公还是体制内外的双轨制。前面说过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是超低工资加福利(子女教育、房屋、医疗等),随着企业改革员工的收入提高了,但这些福利待遇都被取消了。而对于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有编制的这些体制内人员来说,他们的薪水被提高了,但那些福利待遇并没有减少,这就使得体制内的实际收益远好过体制外,这是人为制造而被官方刻意忽略的社会不公。退休金的差别就是来源于此。

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人员退休后养老金远高于普通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单位(或国家)提供的福利。体制内人员退休时退休金金额是根据其退休前的工资等级指定的,很多单位都会在个人退休前给其晋级以享受较高的退休金。而体制外的退休金就只能按照社会平均工资计算,与你退休前的收入水平没有关系。在中国体制内退休者退休金超过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是个常态,这也是社保基金难以维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中国的社保退休金制度可以看出,中共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普遍缺乏专款专用和可持续性的伦理操守。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是其工作常态。但一涉及到它们体制内的私利,那就尽显贪婪的本性,丝毫不肯吃亏,不合理的内部福利也绝不放弃。整个官僚体制就是光明正大的以权谋私,还搞得合理合法,催动无数人对成为公务员和进入体制内的向往。这样的统治者其未来难道不和那社保基金一样岌岌可危,随时可能爆雷吗?

中共末日景象!军队“大地震”开始!

记者秦瑞报道/共末日景象!军队“大地震”开始!

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军队中不断传出高层人物死亡消息。据统计,仅从今年的1月28日(正月初七)至2月10日(正月二十),在短短的14天时间内,中共军方喉舌《解放军报》已经发布19名军队高官死亡讣告。

根据中共《解放军报》公开发布消息,中共军中高官近来密集去世,死亡原因全部是“因病”。而且,自1月29日(正月初八)开始出现明显规律,讣告一发即是三份,显示讣告数量惊人,是在排队进行发布。

以下是中共《解放军报》公开发布的军队高官死亡名单。

2月10日(正月二十)---3名

郭锡章:副大军区职退休干部、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3日在南京去世。

张春榆:正军职离休干部、原赤峰守备区顾问,因病于2022年12月31日在辽宁沈阳去世。

余新元:正师职离休干部、辽宁省鞍山军分区原顾问,因病于2022年12月28日在辽宁鞍山去世。

2月8日(正月十八)---3名

乔子扬,北京卫戍区副兵团职离休干部、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19日去世。

韩光:正军职离休干部、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因病于2022年12月25日在上海去世。

罗扬:北京卫戍区正军职离休干部、原装甲兵学院政委,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1月22日在北京去世。

2月4日(正月十四)---3名

张梦山:副兵团职离休干部、原沈阳军区空军副政委。因病于2023年1月3日在辽宁沈阳逝世。

牛玉山:正军职离休干部、原海军福建基地司令员,因病于2022年12月23日在上海去世。

张宜俊:专业技术二级退休干部、原第四五八医院传染病防治中心主任医师,因病于2022年12月26日在广东广州去世。

2月2日(正月十二)---3名

汪浩:正兵团职退休干部、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政治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1日在长沙去世。

张岩:正军职退休干部、原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因病于2022年12月26日在山东青岛去世。

王成琪:专业技术一级离休干部、原第八十九医院外二科主任医师,因病于2022年12月24日在山东潍坊去世。

1月31日(正月初十)---3名

糜振玉:副大军区职退休干部、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24日在北京去世。

李俊才:正军职退休干部、原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因病于2022年12月22日在上海去世。

季占斌:正军职离休干部、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因病于2022年12月24日在陕西西安去世。

1月29日(正月初八)---3名

刘鹤翘: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22日在广州去世。

白涛:专业技术一级离休干部、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专家组主任医师,因病于2022年12月6日在广东广州去世。

王守仁:正军职离休干部、原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因病于2022年11月29日在山东青岛去世。

1月28日(正月初七)

李景:正大军区职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30日在北京去世。

图:中共《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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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9日 星期四

最有錢的大陆银行网点现关闭潮 今年已逾百裁撤

 

2月9日,“建行工行等多个网点终止营业”的消息冲上热搜,去年超过2600家商业银行网点被关闭,其中部分网点营业时间超过10年。近年来,每年都有大量银行网点被“淘汰”。今年以来,已有逾百家国有行营业网点等被裁撤。

《中国证券报》报导,近日发现,不少银行营业网点已获批终止营业。如2月7日,建设银行上海市两家支行和工商银行上海市两家支行获批终止营业。

除建设银行上海市两家支行外,1月31日,工商银行太原市四家支行亦被同意终止营业。

市民去网点“吃闭门羹”的情况时有发生。“我都到门口了,才发现银行营业网点门口贴的告示,通知该营业网点已停止营业,‘请前往附近网点办理业务’。”正准备去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一家支行办理工资卡额度业务的吴女士表示。

银保监会许可证信息查询系统显示,截至今年2月8日,自2022年以来商业银行机构退出列表中合计有超2600家商业银行网点终止营业。

2023年以来,有119家国有行营业网点、24家股份行营业网点、42家城商行营业网点被裁撤。

关闭的网点不乏一些营业超过10年的老网点,如此前获批终止营业的大连农商银行庄河城关储蓄所和瓦房店瓦窝分理处,均于2012年成立。裁撤后,前者业务并入大连农商银行庄河胜利储蓄所;后者业务并入连农商银行瓦房店瓦窝支行。

不少银行会通过线上途径更新网点营业情况。一名工商银行营业网点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想知道营业网点新近营业情况,可以下载工商银行手机App,每天发布营业的银行网点,有需求者可以选择适时前往。

近年来,大陆出现银行网点关闭潮。

银保监会网站金融许可证信息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共有1318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退出市场,这也是银行业连续六年呈现出网点关闭潮。

2021年11月,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年11月9日,近一年关闭的网点数达到3196家,其中不乏国有六大行的网点。

对于众多老年人而言,存取款离不开银行,涉及到医保、身份信息更新等一个小功能的变化都需要到银行办理,网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时代财经”当时报导,某国有银行一名大堂经理透露,目前网点的客户群体以老年人为主。

大量关闭银行网点的原因主要有:1. 银行网点业务少,考虑到房租、员工工资等经营成本入不敷出,避免长期亏损下去;2.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普及,大众对于线下网点的依赖大幅下降。很多业务打开手机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线下业务收缩。

虽然银行网点关闭不等于银行倒闭,但是据陆媒报导,包商银行在2021年2月7日正式倒闭破产;河北省肃宁县尚村农信社在2012年因为内部经营不善只能申请破产;汕头市商业银行因为坏帐太高,在2001年被央行要求暂停营业;海南发展银行由于经营模式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过大等原因,在1998年破产;2022年河南四家村镇银行暴雷等。

2021年11月,银保监会发布了一份违规通报:因为违规收费和变相推高融资成本等问题,有5家银行被银保监会点名,分别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浙商银行、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大华银行(中国)上海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