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0日 星期日

契丹古城青草长——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

 契丹古城青草长——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三

我们在蒙古的考察对象,有墓葬、石刻、寺庙和古城等等,其中古城所占比重最大,我们先后拜访了十二座古城遗址。其中,有难以确定时代的早期古城如草原四方城和塔米尔三连城,有著名的回鹘牙帐城,也有蒙古时代的和林都城遗址、黄金宫帐古城和窝阔台夏宫遗址,还有一些规模宏大的契丹古城遗址。从空间分布上说,契丹城址都在偏东的土拉河(tuul river)流域,其他古城都在偏西的鄂尔浑河(orkhon river)流域。我们的考察日程是从土拉河流域进入鄂尔浑河流域,因此,从乌兰巴托出发后的前三天,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契丹古城,感觉上完全陷入了契丹的政治和文化包围之中。
8月6日下午3:30(蒙古实行夏时制,比北京时间早一小时),全体考察队员在国立蒙古历史博物馆门前集合,与刚刚结束和教育部长会见的敖其尔教授汇合。敖其尔匆匆脱去西服,换上野外服装,提着野营用具就上车。下午4点半,我们离开乌兰巴托。在城西郊外的一家加油站,把三辆车的油箱加满。天气很好,蓝天上白云缓缓移动,强烈的阳光把远山近草都点染得有些清淡。西行的公路笔直如画,看上去不夠真实。下午5:30, 抵达龙县(lun sum),在这里再次加油,购买食物和水。6点整,经过龙县的土拉河大桥。土拉河汤汤西流,河谷青草茂盛,牛羊成群,远近点缀着夏夜星星般的蒙古包。过桥之后停车,考察队中的王小甫教授脱鞋绾裤,跨步下河,号称“每遇名川必濯足”。
过土拉河大桥不久,公路一分为二,左行是去中央省(töv aimag)的额尔德尼桑特县(erdenesant sum),右行则是去布尔干省(bulgan aimag)的达欣其楞县(dashinchilen sum)。两条路都可以到达和林,我们去时走右路,回时走左路,算是绕了一个圈。公路每当经过一个较高的地方,路边都会有乱石堆砌的敖包。我们的司机也总是停车下来转敖包,或者直接开着车按顺时针方向转一次敖包。我们慢慢习惯了转敖包,甚至也学着给敖包上加石块。太阳偏西,我们追着太阳前进,前方长长的道路仿佛一条闪光的长练。晚7点半,太阳将要西沉,公路右方呈现一大片平展而微微东倾的草原。车队离开公路,驶入右边的草地,冲向远处缓坡上的一个巨大的石堆。
这个大石堆,显然是人工堆砌的,仅仅从颜色上看也知道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敖其尔教授说,这是他所知道的蒙古境内最大的敖包。上到敖包顶上,敖其尔向大家介绍这个敖包,认为这个敖包可能建于青铜时代或更早时候,但契丹人曾经利用过这个敖包,在这上面建有房屋,随处可见的辽代砖瓦可以证明。他还否定了关于这个大石堆与古代游牧民族石堆墓或其他石堆建筑之间可能的联系,而强调这仅仅是个敖包,当然契丹人可能利用来作其他用途。他指着敖包东南方向的巨大草原,说那里就是辽代镇州城。原来我们来到了青托洛盖(chin tolgoyn),黄昏中依稀可见的方形土墙,通常认为就是辽代镇州城。现在,俄国远东科学院的考古学家正在城内作发掘工作,远处那几个帐篷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太阳沉到远处的山背后了。敖其尔指着遥远的西南方最高的那座山说,那座山在《元朝秘史》里提到过,成吉思汗在那里打了一个大仗。考察队里的蒙元史专家张帆立即说,啊,那是成吉思汗打败乃蛮部的那一仗。于是他绘声绘色地讲起《秘史》这一段的传奇文字,提到扎木合向塔阳罕介绍四狗的有趣情节。尽管考察队内有人对这一战役发生在如此偏东位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不过根据《元朝秘史》,这场战役是塔阳罕度过塔米尔河与鄂尔浑河,向东迎击成吉思汗,而发生的遭遇战,因此战事确实发生在乃蛮以东。《秘史》称此山为“纳忽昆讷”,一般译作“纳忽山崖”。
从敖包上下来,天色已经迷朦。在敖其尔教授指挥下,车队开至缓坡地带一块植被较稀、高爽平敞的地方,立刻开始搭帐篷。只有很少的人有过野外扎营经验,于是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总算在天黑之前安顿下来。然后是摸黑做饭。晚饭就是开水泡方便面,不过大家还是吃得兴高采烈。蚊虫在天黑以后极为活跃,所以饭后大家就匆匆钻进各自的帐篷。当有人鼾声动地的时候,也还有人隔着帐篷高声笑谈。夜里起了大风,沙土击打帐篷,发出恐怖的轰鸣,放在帐篷外面的塑料餐具随风远飏,听得见它们离去时欢快的吼叫。然而我们这些新手刚刚学会搭就的帐篷都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一个帐篷被风吹翻。这是草原上的第一夜。
草原上的清晨似乎来的特别早,不过只有少数人起来欣赏日出。这是8月7日,是我们转悠在契丹世界里的一天。早上最要紧的事情是拆帐篷,收拾行李。8点多钟用早餐,还是开水泡方便面。饭后全体驱车前往山下的镇州古城。
汽车从古城西北角的豁口进城,径直驶往考古工地,正在那里发掘的俄蒙联合考古队接待了我们。一位俄罗斯考古学家用英语向我们介绍他们的工作,特别讲解了在城内建筑遗址发现的火炕及其传热管道,考古探方上还看得见不少农业民族使用的工具如碾磨等等。发掘区域并不大,对于镇州古城来说,连1/50都不到。但是他们的工作显然十分细致。俄国学者介绍说,他们找到了早于契丹的堆积,可能是回鹘的。据《辽史》说镇州“本古可敦城”,看来契丹人利用了回鹘时代的旧城而设置镇州,城里堆积包含回鹘或更早的文化成分,就是理所当然的。辽代常常把镇州当作罪人的流放地,“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有大量“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在镇州辽代文化遗存里,找到大量农业民族器物,证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陶器,从纹饰看明显属于渤海文化,看来辽国灭渤海后,这里也是渤海人的迁徙地之一。俄国考古学界对渤海文化的了解相当深入,所以他们谈到器物的渤海文化属性时非常果断,而在谈到契丹或汉族问题时较为谨慎。
镇州是辽代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西北路招讨司是辽代控御漠北边疆的重镇,起先治所设在克鲁伦河(辽代译作胪朐河)流域,征服西部阻卜(即鞑靼)各部后,才把重心转移到土拉河(辽代译作土兀拉河)流域。辽代漠北的政治形势,西部比东部的问题要麻烦得多,这从军镇设置上也很容易看出来。由于西部阻卜诸部叛服无常,辽圣宗统和年间,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这三城就是镇州、防州和维州,据《辽史》皆设置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大概也就在这一年,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就西移到镇州了。《辽史》说镇州距上京(今内蒙赤峰巴林左旗)三千余里。漠北的镇州与漠南的上京之间,隔着宽阔的大漠,实际交通之艰阻迢递,远非这个数字所能揭示。辽代常以罪人流徙镇州,原因也在这里。
1221年,七十四岁高龄的长春真人邱处机接受成吉思汗召唤,道经漠北前往西域,与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见面。这一年的六月初,他来到一个地方,根据行程分析,就是辽代的镇州一带。《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这样记载:“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东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类中州,岁月无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邱处机所见到的契丹城,显然已经废弃不用,但是城市布局、建筑基址都还保存得不错,其“制作类中州”一语,尤其证明该城的建筑规划出自中原传统。元人张德辉《岭北纪行》说:“遵河而西,行一驿,有契丹所筑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水北流”与“水西流”分别是鄂尔浑河和土拉河的特征,而“背山面水”的地理形势,更接近镇州一带。
从城墙遗迹来看,镇州古城又分为南北两城,东西城门各有一个瓮城,古代引水入城的水渠还清晰可见。一个蒙古考古学家指给我们看古水渠的发掘剖面,不同颜色的沙土堆积清晰地把水渠勾勒出来。古城内植被稀疏,只是有些低洼的地方青草茂盛,沙地上还有碧绿的沙葱。俄国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分析了遗存堆积中的动植物资料,认为辽代的时候,镇州附近还有森林、湖泊,湖中渔产丰富。从现在镇州城墙上向东眺望,可以看到一个泛着白色盐碱的几近干涸的小湖,那在辽代应当是一个不小的湖泊。蒙古高原上的环境变迁,的确是一个普遍的、令人不安的历史事实。
看了发掘现场之后,我们来到考古队的营地,看他们的器物库房。我们看到他们的营地设备简陋,和我们的临时营地差别不大。在这种条件下坚持工作两三个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库房里正在分析器物、制作图表的俄国学者会讲中文,他说他的专业是中国考古学。上午11点左右,我们再次回到镇州城内的发掘现场。俄国远东科学院的副院长和蒙古科学院的院长恰好来这里视察工作,他们都是敖其尔的老朋友,我们也去和他们见面、聊天。然后,考察队离开镇州。敖其尔喜欢带着车队,在城墙上开车,常常要绕城一周。这样对古城墙势必造成破坏性影响,在中国无疑会被禁止,但是在漠北的蓝天白云之下,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从镇州城向东北方向,穿越一大片草原,走了约40分钟,东西方向并列着两座古城。当地人称乌兰巴拉嘎斯(ulaan balgas),一般认为就是辽代的防州所在。东边的古城较小。东西两城中,西边的古城较大,马面、瓮城与城内子城都比较明显。下午1:30,从防州继续东北行,下午2点,来到土拉河西岸的白宫(tsogt tayjiin tsagaan balgas)。白宫是建于17世纪的城堡,是卓克图台吉(tsogt tayjiin)母亲的家。城西高地立有一蒙古文碑,记录建城情况。在参观白宫之前,先解决午饭。车队开到土拉河河边的半人高的长草草地,一下车,被云雾般升腾而起的蚊子所追逐,向北退到一片浅草草地上。这里蚊子也多,只好捡拾牛粪燃烧,牛粪烟有驱蚊的作用。然后烧水做饭,除了方便面,每人还可以吃上几片羊肉,算得很丰盛了。
卓克图台吉(1581-1637)是喀尔喀蒙古的政治首领,同时也是蒙古历史上重要的学者、诗人,他的哲理诗篇 sanaashral(意思是“沉思”)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他在喇嘛教内教派之争中,站在红帽一边,联络林丹汗,对抗固始汗。当然最后他失败了。正是由于教派之争的原因,历史上他长期被否定。而在1945年蒙古的电影《卓克图台吉》中,他变成了反抗明朝统治的民族英雄。我知道著名的蒙古学家苻拉基米尔佐夫著有《喀尔喀卓克图台吉碑铭》,可我没有读过,不知道是不是就讨论白宫旁边这座石碑。
参观白宫之后,我们沿土拉河左岸北行,进入一个峡谷。这个峡谷显然是古来交通要路,商旅所经,而且这里也适合作路途休憩之处。峡谷西面峭立的崖石上,有一些摩崖石刻,其中就有一行中文,字作“敬礼孺童相妙吉祥”。旁边是五行蒙文。出了峡谷,是一片极为开阔的河谷草原。我们渡河东行,来到河谷东北的台地上。敖其尔教授介绍说,这方圆数十公里的台地上,密集分布着古代墓葬,时代很可能比匈奴要早,属于青铜时代的古代草原文化。我们看到这个巨大的古墓葬区,被巨大的方形石墙区隔着,每一个圆形石堆墓葬都被多层次的方形石圏所区隔,而整个墓葬区又被复杂而宏大的方形石圏里里外外地区隔。
看过这片规模巨大的古代墓葬区,我们上车西行,重新越过土拉河,向西边的草原前进。奔驰一小时后,大约下午6点半,到达西边丘陵状的山地中间的草原,这里有一个匈奴墓葬群。这个匈奴墓葬群经过俄罗斯考古学家发掘,找到一些陶器和铜器,与蒙古其他地区所见的匈奴墓葬有共同特征。附近山崖上还有很多古代岩画。看岩画向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山石之间攀援许久,才能接近目标,大多数岩画还不容易辨认。岩画附近的山坡上,还有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敖其尔介绍,蒙古国尚未找到旧石期时代的文化遗存,但新石器时代有很多处。
从这片山地向南,大约15分钟的车程,是另一处辽代古城遗址。这座古城的最大特点,是石砌城墙,而且城内未见有建筑遗迹。城墙不高,军事防御的意义不太明显。这时已经是晚七点半,太阳尚在西天,不过很快就会西落。我们开车驶往高地,尽量寻找平旷而又高敞的地方,以防蚊虫过多。营地确定在一个较高的草场上,旁边是附近十多公里范围内惟一的一座山峰。匆匆安营扎寨,烧水吃饭。
因为天色尚早,大家打开从北京带来的65度红星二锅头,就着罐头和榨菜,大吃大喝起来。可是很快就天黑了。天一黑,蚊子便呼啸而起,人人畏蚊如虎。一些人钻进帐篷,开始休息。另一些人谈兴正浓,而且酒意方起,于是爬上附近的山峰。山峰上阵风猎猎,蚊虫自然是不会前来骚扰了,喝酒和谈话在寂静与高旷中,变成了雅事。从山上俯瞰营地,夜色中别有意味。当天上繁星如画,银河横亘,有人忽然想起《射雕英雄传》里面马钰与郭靖在漠北练功的那座山崖,又想到梅超风,忍不住打个机灵。夜里十二点,大家收拾酒菜,喷着酒气,说着酒话,相扶相搀,从山上下到营地。夜里很安静,没有风沙,只有蚂蚱们敲打着帐篷。这是草原上的第二夜。
8月8日清晨,早起的队员在周围闲逛,有些队员重新爬上昨夜喝酒的那座山峰。再看营地,已经有勤快的人收起了一顶帐篷。山顶的凹地,有一座古代石堆墓,环以圆形石圏。从墓的规模及所在位置看,墓主人应当是大有来头的。山顶再无其他墓葬。正在看石头墓的时候,背后忽然响起轰隆隆的声音。原来是一头大鹰飞起来了。山崖上有个鹰巢,周围的峭壁上沾满了雪白的老鹰粪便。
早上8点以前,所有的帐篷都已收起,又是吃开水泡方便面。8点10分,考察队整装出发,向西前往哈拉和林。8点40分,在穿过哈尔布赫(har buh)河谷草原的时候,经过一家牧民的放牧点。考察队前往拜访。主人递上马奶,大家欣然品尝。很多队员对牧民挤马奶和打制马奶充满兴趣,又是围观又是拍照。离开这一家热情的牧民,我们向南穿过一大片低洼的芨芨草地,进入达欣其楞县城。这里有加油站。从前天在龙县加油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加油。
从达欣其楞县城向西,走半个小时,大约11点半,到达哈尔布哈古城(har buhyn balgas)。一般认为这里是辽代的维州,是辽代最西北的一个州,也是最西北的一座军事重镇。维州、防州和镇州,构成辽代在漠北土拉河下游的军政攻守链条,主要是为了控御鄂尔浑河流域的阻卜各部。哈尔布哈古城的城墙保存比其它契丹古城要好得多,也许是因为它在北元时代还被蒙古人使用过。现在城内的石墙建筑,是北元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墙砌筑的方法,类似西藏建筑,只是西藏以灌木枝与石片隔层砌筑,而这里只是以不同颜色和大小的石片向区别。西门外,有达欣其楞县的博物馆,馆内陈列了该县文物古迹的照片、地图和部分器物。馆前的石龟趺,是从镇州城搬来的。邱处机在镇州城的时候感叹没有碑刻可以研读,大概那时候就只剩龟趺,石碑早就被毁坏了。
12点半,考察队离开哈尔布哈古城,继续向哈拉和林方向前进。翻过一道平缓的山梁,就告别了土拉河,从土拉河进入鄂尔浑河流域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下午3点,抵达鄂吉湖(ogiy nuur)畔。准备午饭的时候,风雨大作。3点45分吃完饭,冒雨继续赶路。从鄂吉湖西端折向南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chilin hiyd古城。这座古城规模不大,但是墙垣高耸,气势雄伟。一般认为这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夏宫,但也有学者认为是辽代的招州。《辽史》记辽圣宗开泰三年(1014年)派遣女真人户置招州,隶属西北路招讨司,两年后还派官员赈济招州。不过史籍中再也没有见到有关招州的材料,大概设置时间不长。从历史形势分析,如果招州就是chilin hiyd古城,那么一定在辽朝对漠北西部阻卜诸部控制最力的时期,因为这在鄂尔浑河流域,已经是阻卜势力的心腹地带了。总体上看,辽代对阻卜诸部的控制是留有很大空间的,以镇州为中心的西北路招讨司基本上以土拉河为根据地,对鄂尔浑河流域的草原游牧民族只是威慑和防范。
从chilin hiyd向南,我们要去拜访的是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然后去哈拉和林。以和林为中心,我们要考察鄂尔浑河谷草原上的匈奴、突厥、回鹘和蒙古人的历史遗迹,这些民族才是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在鄂尔浑地区,再也见不到契丹遗迹了。

奥克斯宝藏

 

来自奥克萨斯宝藏的一对臂章中的一个,其宝石或珐琅镶嵌物已丢失
黄金模型战车

Oxus宝藏波斯人:گ主义گ了گsthipiand:گstجی了گstimant:گstimantof the Achaemenid Persian时期,大约有180件金属制品,其中约有180件金属制品,最相对较小,大约200枚硬币,大约是1877 - 1880年的Oxus[1]发现的确切地点和日期尚不清楚,但通常被认为是在科巴迪扬附近。[2]宝藏中的许多其他物品很可能被熔化成金条;早期报告显示,最初有大约 1500 枚硬币,并提到了未在幸存作品中的金属制品类型。

据信,这些金属制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 至 4 世纪,但硬币的年代更广,其中一些被认为属于公元前 200 年左右的宝藏。[3]该宝藏最有可能的来源是它属于一座寺庙,那里长期存放着祭品。它是如何被存放的尚不清楚。[4]

作为一个群体,这些宝藏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量贵金属作品中最重要的遗存。它展示了非常广泛的制作质量,许多金质许愿牌大多制作粗糙,有些可能是捐赠者自己制作的,而其他物品则质量上乘,想必符合宫廷的期望。[5]

英博物馆现在拥有几乎所有幸存的金属制品,其中一对狮鹫头手镯是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借来的,并在52室展出。一行人通过不同的路线到达博物馆,带着许多物品奥古斯都·沃拉斯顿·弗兰克斯遗赠给国家钱币分布越广,与宝物牢固连接就越困难。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有一组据信来自它的作品,其他藏品也有这样的例子[6]

对象[编辑]

扛着马车的金质小雕像,身后有一名骑手
金鱼船

阿契美尼德风格随着庞大帝国的快速发展而迅速兴起,帝国吞并了古代近东和希腊世界的大部分艺术中心,并混合了来自这些国家的影响和艺术家。尽管经常可以发现这些来源的持续影响,但阿契美尼德王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7]

宝藏中的狮鹫头手镯具有典型的公元前 5 世纪至 4 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宫廷风格。与宝藏中的手镯形状相似的手镯可以在波斯波利斯作为贡品赠送的浮雕上看到,而色诺芬写道,臂镯(除其他外)是波斯宫廷的荣誉礼物。手镯中空空间内镶嵌的玻璃、珐琅或半宝石现已丢失。[8]

约翰·博德曼 (John Boardman)爵士认为,这件金鞘上装饰着描绘狮子狩猎的小图案,是公元前 600 年左右的前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中古作品,借鉴了亚述风格,尽管其他学者不同意,大英博物馆仍将其年代定为 5 世纪或 5 世纪。 4世纪。[9]

幸存的物体在原始发现物中所占的比例不确定,可以分为许多组。

雕塑[编辑]

有许多小雕像,其中一些可能是与较大的物体分离的。这些单身男性人物似乎表现的是崇拜者而不是神灵。最大的是波斯艺术中最不寻常的,它展示了一个裸体青年(银色)以正式姿势站立,戴着一顶覆盖着金箔的大圆锥形帽子。该小雕像在身材和裸体的事实上显示出希腊的影响,但不是古希腊艺术的典型。两个空心的年轻男性金色头像,制作相当粗糙,可能属于主体由木材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复合雕像。[10]一个金银人物的头饰表明他可能是一位国王。[11]

其他雕塑物品包括两辆黄金战车模型(其中一辆不完整),以及可能属于该模型组或其他模型组的一匹马和一名骑手的雕像,以及用金片雕刻而成的另外两匹马。[12] 完整战车的车轮原本可以自由转动,并且在古代至少接受过一次修理。它由四匹马(相当小,只有九条腿)拉动,载着两个人物,一个司机和一个坐着的乘客,两人都戴着手战车的开放式后部设有扶手,方便进出,坚固的前部则刻有埃及矮人神贝斯的头像[13] 一只跳跃的野山羊可能是一只双耳瓶型花瓶,并与波斯波利斯浮雕中贡器上的把手以及现藏于卢浮宫的一个例子进行了比较。[14]

珠宝及配件[编辑]

尽管没有镶嵌宝石,但这两个狮鹫头手镯或臂环是迄今为止最壮观的作品。还有许多其他手镯,有些可能是脖子上的托环,还有一些带有更简单的动物头端子,分别描绘了山羊、野山羊、绵羊、公牛、鸭子、狮子和奇妙的生物许多都有镶嵌物,或者是空的单元格;过去人们认为这种技术是从古埃及珠宝中习得的(如图坦卡蒙的一些随葬品),但现在已知亚述的例子。[15] 共有 12 个刻有扁平边框的指环,用作图章戒指,以及两个石缸印章,其中一个精美地雕刻着战斗场景。[16]

狮鹫头手镯也是制造起来最复杂的物品,由多种元素铸造而成,然后采用多种不同的技术加工,最后焊接在一起。有些表面非常薄,并且有损坏的迹象,需要在一处用焊补进行修复。[17]

一块“狮子狮鹫形状的金匾,带有野山羊的身体和叶形尾巴”,缺少镶嵌物,后面有两个用于固定它的尖头,可能是帽子或帽子的装饰品。头发,或者物体的一部分。动物的腿折叠在身体下方,这是俄罗斯南部草原斯基泰动物风格的特征,这种影响也出现在其他作品中,例如带有狮子的戒指。[18]

还愿牌匾

可以看出一种风格化的鸟头装饰品,就像装饰精美的“中间”形状的刀鞘一样,与波斯波利斯浮雕中的士兵的刀鞘非常相似,它形成了弓盒的顶部。[19]这些似乎是唯一与武器有关的物品,尽管其他物品可能装饰有马具。[20] 另一组斑块可能是苞片,旨在通过其边缘的小孔缝在衣服上。这些图案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包括埃及矮神贝斯的脸、狮子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像,以及显然是国王的剪纸人物(见下图;贝斯位于顶行中央,国王在右下角)。[21]

许愿牌匾[编辑]

大英博物馆收藏有51块刻有图案的薄金牌,这些牌被视为信徒在寺庙中供奉神明时留下的许愿牌。它们大多呈矩形,设计为垂直格式,高度为 2 至 20 厘米。大多数作品都描绘了一个面向左侧的人物,许多人拿着一束被称为“barsom”的树枝,用于供奉;这些可能代表要约人。人物服饰呈现出现代历史学家所谓的“米底”和“波斯”类型,制作质量大多较低,但差异很大,有些似乎是由业余爱好者切割的。其中三幅展示动物:一匹马、一头驴和一头骆驼;可能是他们的健康才是祭品的主题。[22] 一个大型人物的雕刻轮廓内有浅浮雕(如图所示)。

船只[编辑]

伦敦的这组作品包括碗、一个金壶,以及一个跳跃的野山羊形状的花瓶或水壶的手柄,[23],类似于卢浮宫的有翼阿契美尼德手柄[24] 没有发现rhyton饮酒器,但大英博物馆还有另外两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例子,其中一个的末端是狮鹫的头部,与宝藏中手镯上的头部相似。[25]一条中空的金鱼,显然代表了仅在阿姆河发现的 一种鲤鱼,它的嘴上有一个洞,还有一个用于悬挂的环;它可能含有油或香水,或者作为一组吊坠之一悬挂。[26]

硬币[编辑]

与其他物品相比,幸存的硬币与宝藏的联系不太被普遍接受,大英博物馆的OM 道尔顿(该宝藏专着的作者)不愿意将任何特定的硬币列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亚历山大·坎宁安爵士 (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见下文)不同意,确定了大约 200 枚。俄罗斯学者 EV Zeymal 将 521 枚幸存的硬币与该宝藏联系起来,但没有将宝藏存放的终点延伸到坎宁安大约公元前 180 年的数字之外。[27]与宝藏相关的硬币包括来自各种阿契美尼德铸币厂和日期的硬币,以及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 征服帝国后的硬币,最近的是安条克大帝(公元前 223-187 年统治)和巴克特里亚的尤西德姆斯一世(公元前235-200 年统治)统治时期。[28]

历史[编辑]

大英博物馆 52 室的 Oxus 宝藏
来自 Oxus 宝藏的各种小物品

显然,这些宝藏是当地人在奥克苏斯河北岸(即今天的塔吉克斯坦)某个地方发现的,但发现地点是 1870 年代的布哈拉酋长国,当时该酋长国正在被俄罗斯帝国吞并当时和现在一样,阿姆河南岸是阿富汗在宝藏起源的时期,整个地区都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发现的大致区域相当清楚;它靠近塔赫蒂-桑金以南大约三英里20 世纪,苏联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了一座重要的寺庙,出土了大量金属制品和其他物品,这些物品似乎是从公元前 300 年左右沉积到公元 3 世纪的。虽然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那样,人们很容易将寺庙和宝藏联系起来,但发现的物品范围和挖掘者提出的公元前 300 年左右的寺庙创建日期并不一致。该地区是阿姆河古代主要的过境点,而这些宝藏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29]

第一次提及该宝藏是 1880 年俄罗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俄罗斯将军,1879 年他正在该地区调查俄罗斯人刚刚开始修建的跨里海铁路。他回忆说,当地报道称,在一座名为“ Takht-i Kuwad ”的古堡废墟中发现了宝藏,该​​堡被卖给了印度商人。[30]英国将军、考古学家、印度考古调查局第一任主任亚历山大·坎宁安 爵士后来的报告,他描述了这些发现,他说这些发现始于 1877 年,是在河流本身中,“散布在河沙中”,在旱季暴露的地方,尽管他后来根据新信息给出了另一个说法,相当困惑这个问题。坎宁安本人通过印度北部(今巴基斯坦)的经销商购买了许多作品。[31] 另一位拥有一些物品的英国将军称,这些物品是在 1876 年被发现的,是由于“河岸滑坡”而暴露出来的。[32] 满怀希望的挖掘者在数年后继续挖掘该遗址,也许继续发现物体;当地人的说法提到了许多黄金“神像”、一只金虎和其他与幸存碎片不相符的物品。[33]

用于固定在衣服上的金饰牌

1880 年,三名来自博卡拉的商人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一大堆物品,也许是大部分宝藏,他们不明智地将车队留在从喀布尔向南到白沙瓦的路上,并被阿富汗部落成员俘获,他们携带着这些物品和他们的物品。货物进山,却让商人的仆人逃脱。英国政治官员弗朗西斯·查尔斯·伯顿上尉得知了这一事件的消息在阿富汗,他立即带着两名勤务兵出发了。午夜左右,他遇到了强盗,他们已经开始互相争斗,大概是为了瓜分赃物,其中四人受伤倒在地上。宝藏散布在他们所躲藏的洞穴的地板上。伯顿在一次赌注中收回了大部分宝藏,后来又将另一部分归还给了商人。为了表示感谢,他们将手镯卖给了他,他于 1884 年以 1,000 英镑的价格卖给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现借给大英博物馆)。

随后,商人继续前往现代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出售剩余的宝藏;坎宁安(Cunningham)通过经销商和弗兰克(Franks)获得了其中许多作品。劫匪显然认为这些物品是金条,并切割了一些较大的物品,例如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金刀鞘。[34] 其他碎片可能在古代就已经被切割过(例如hacksilver),或者是在现场发现的。弗兰克斯后来购买了坎宁安的收藏,并在 1897 年他去世时将他的所有物品遗赠给大英博物馆。[35]

英国驻喀布尔代表路易斯·卡瓦尼亚里爵士 (Sir Louis Cavagnari ) 向当时的印度总督、第一代利顿伯爵罗伯特·布尔沃·利顿 (Robert Bulwer-Lytton, 1st Earl of Lytton ) 畅销小说家的儿子)赠送了这辆不完整的战车模型和一个独立的骑手雕像。第二次英阿战争1879 年 9 月 3 日,卡瓦尼亚里、他的使团和他们的卫兵在喀布尔全部被屠杀。利顿的骑手于 1931 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购,战车组于 1953 年被收购。 [36 ]

宗教背景[编辑]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至少在居鲁士大帝冈比西斯之后,在铭文中将自己描述为阿胡拉马兹达的崇拜者,但尚不清楚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否包括琐罗亚斯德教。同样明显的是,这并不是波斯人将皇家宗教信仰强加于其臣民的方式(例如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活动在被征服后没有受到干扰)。其他波斯崇拜是对密特拉祖尔万的崇拜,而其他当地的崇拜似乎仍在帝国统治下继续存在。该宝藏的宗教背景尚不清楚,但人们认为它来自一座寺庙。[37]

真实性[编辑]

波斯波利斯“阿帕达玛”浮雕中的类似物品:臂环、碗和带有狮鹫手柄的双耳细颈瓶作为贡品

这些作品的发现和交易情况,以及它们的风格和工艺质量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对它们的真实性产生了一些怀疑,并且“需要谨慎对待奥克斯宝藏,因为它已经经过邪恶的地方正如道尔顿在 1905 年所说的那样,“声誉不佳,不可能毫发无伤”。[38]事实上,道尔顿记录说,印度经销商最初复制了物品,并试图将它们冒充给弗兰克斯,弗兰克斯虽然没有被欺骗,但还是“在黄金价值的一小部分”,然后收到真品,很容易辨别。[39] 这些物品与后来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发现非常相似,这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其中许多物品是在适当的考古条件下挖掘出来的,而阿姆苏斯宝藏当然不是这样的。特别是,自 1902 年起法国探险队在苏萨古墓中发现的包括臂环和头饰在内的珠宝(现藏于卢浮宫)与阿姆苏斯的发现非常相似。[40]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物品的质量和风格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此多年来对大多数物品是否古老的担忧逐渐减少。2003 年,这个问题再次被提起,当时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了40 年的考古学家奥斯卡·穆斯卡雷拉 (Oscar Muscarella ) 在彼得·沃森 ( Peter Watson)的一篇报道中被《泰晤士报》报道,称这批宝藏“大部分都是赝品”。[41] 然而,他遭到了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菲利普·德·蒙特贝罗 ( Philippe de Montebello ) 的攻击,后者称穆斯卡雷拉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博物馆容忍甚至鼓励非法文物交易,只是因为“学术任期的紧迫性”而留在那里,并因压制辩论而受到批评。[42] 在 2003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 Oxus 宝藏的文章中,穆斯卡雷拉并没有说得那么远,但他猛烈地攻击了宝藏的假定统一性及其出处的叙述,并对一些许愿牌匾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尤其是上图中最大的)。[43]在后续文章中,约翰·柯蒂斯 (John Curtis) 认为,有压倒性的当代证据表明该宝藏是 1877 年至 1880 年间在奥克苏斯河北岸发现的,他还坚持认为,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物品宝藏是真品。[44]

塔吉克斯坦政府[编辑]

据报道,2007年,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呼吁归还这批宝藏,尽管该宝藏已被当地人民收回并出售,并被博物馆在艺术市场上收购[45] 然而,塔吉克斯坦政府尚未提出正式要求,2013年,大英博物馆向塔吉克斯坦政府赠送了阿姆苏斯宝藏的“高质量黄金复制品”,旨在用于新的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博物馆[46]

参考文献[编辑]

  1. ^ 柯蒂斯,5
  2. ^ “泰尔梅兹以东,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卡菲尔尼甘河畔,坐落着科巴迪扬小镇,在 1870 年代末期附近发现了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宝藏之一,即所谓的奥克苏斯宝藏。 ” 埃德加·诺布洛赫 (2001)。中亚古迹:土耳其斯坦考古、艺术和建筑指南布卢姆斯伯里学术。p。150.国际标准书号 978-1-86064-590-7

中國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麼?|#許成鋼 #矢板明夫 #汪浩|@華視三國演議|20230910|華視新聞 20230910

中國經濟陷入通縮,是因為人行的貨幣供應掉進了巨大的「流動性陷阱」?這個「流動性陷阱」有多大?又是如何造成的呢?習近平將「內需不足」列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困難,而造成中國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什麼?「資產負債表衰退」是中國經濟困境的主因嗎?習帝獨裁十年,讓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一覺回到文革前?會不會走上蘇聯東歐的老路?中國經濟還有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