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1日 星期日

宛西自治

 

宛西自治
拼音wǎn xī zì zhì
别称宛西地方自治
成立1930年
结束1943年
首领彭禹廷别廷芳宁洗古陈重华
范围内乡西峡镇平淅川邓州

宛西地图

宛西自治(1930年-1943年),又称宛西地方自治,是指中华民国时期,在河南省南阳盆地西部的镇平内乡(今内乡、西峡两县)、邓县(今邓州市)、淅川四县,由彭禹廷宁洗古别廷芳陈重华等社会精英发起的一场区域自治运动。宛西自治是一场“以自卫促进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目标,具有改良色彩的区域性现代化实验。宛西自治的实质是精英统治,在自治期间,宛西地区由省政府委派的县吏被架空,中国国民党也难以在这里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1]

随着宛西自治的不断推进,宛西地区的社会治安开始好转,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2]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工农业、教育业都得到了大力发展。自治成果得到蒋介石的肯定,宛西自治一度在国内声名鹊起,连阎锡山统治的山西省桂系统治的广西省亦派人前去视察,有人称之为“中国地方自治楷模”。为了纪念宛西自治,内乡县建立了宛西地方自治馆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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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寨,死得快;
进了城,死一笼;
满山跑,活到老。
当时民谣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于中国国民党与北洋政府之间内战不断,宛西地区盗匪猖獗,据1926年的统计,仅镇平县内,土匪的数量达到一万多人。土匪的活动方式,由过去的夜聚明散、暗偷明抢、勒索富豪,发展到了明火执仗、贫富不分,甚至攻城掠寨。民无安宁之日。社会混乱,广大人民不堪其苦。

另一方面,军阀混战,频繁更换驻军,或收编土匪扩充实力,或勾结土匪而分其利,或以“剿匪”为名抄家抄村,造成了河南民国史上兵匪不分的现象。很多土匪也把“拉竿做匪”当做升官的途径。拉的土匪越多,官府给的官职就越大,地方政权特别是贪官,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已经无力履行对社会起码的功能和职责。1930年编修的《内乡县志》载“从古乱局,未有如此之甚者”,普通民众对现状极端地不满,对军队和地方政权彻底失望。

北洋政府自1920年11月开始就颁布了《地方行政会议组织规则》、《县自治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省参事会条例》、《市自治实施细则》等地方自治条文,为地方自治提供了政策支持,中国国民党1927年夺权后,但其在宛西一带的势力有限,对宛西地区开展自治还未构成威胁。

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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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混乱的历史背景下,宛西各县的地方精英包括内乡(含今西峡县)的别廷芳、邓县的宁洗古、淅川的陈重华与镇平的彭禹廷,“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挺身而出,凭借民间自发的武装从应付土匪开始拨乱求治。1930年9月27日,他们齐集内乡杨集举行会议,成立宛西四县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宛西四县联防办事处,彭禹廷任宛西四县地方自治委员会主任,别廷芳任宛西四县联防办事处主任[3],制定“十条公约”和“五不法则”,明确了自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目标,以及“三自”方针。

十条公约,农工合一、,统一指挥、,抚恤划一 、,弹粮自筹、,整编保甲、,清丈土地、,普及教育、,设保健所、,采会议制、,务实去虚
五不法则,不泥法纵匪、,不偏听诬陷、,不奔兢说情、,不浪费公帑、,不拂逆民情

方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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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无旷土,村无游民,
人无不学,事无不举,
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宛西自治”的初级目标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村村无讼,家家有余。”
“宛西自治”的最高目标

1929年夏,彭禹廷得到了河南省政府的资助,在河南辉县百泉开办“河南村治学院”,与倡导“村治”的学者梁漱溟等人,同心合力、潜心研究改造社会的“治本之法”,从理论上来寻求一条根本变革中国社会、 使民众脱贫的方法。无论是“村治” “自治”还是“乡村建设”,“河南村治学院”的开办,开了风气之先。1930年秋天,彭禹廷从河南村治学院返回家乡,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经过潜心研究、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这就是“三自主义”,“三自主义”就成为日后宛西自治的理论基础。对于三自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彭禹廷曾这样讲:

三自主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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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卫,以自卫来安定社会秩序。宛西四县自治的最大威胁为土匪。地方自治,重在自卫,只有武装起来,才能维护地方治安,从而推进地方自治,自卫活动的承担者是传统的民间武装——民团。
  • 自治,在自卫的任务完成后,开始实行自治,以自治来改革社会,来推倒“官治”。然后设立机关,成立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区自治办公室,实行直接民权——选举乡镇长、区长,训练地方自治干部,设立乡镇长练习班,合格训练班,教师培训班,振兴教育,增设学校,普查户口,清丈地亩,修筑道路,改良风俗。
  • 自富,发展经济,根除穷乱,从经济上改善一般民众的生活状态。自富的原则是“增加生产,减少浪费”,改良工商业,发展丝绸业,提倡农业副业,设立妇女草帽辫传习所,支持民族工业,提倡国货,减轻农民负担,禁止高利重苛。振兴农村经济,办理农村合作社。造林育苗,发展农业,救济贫困,调解纠纷,禁烟禁赌。

与国民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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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乱世用重典,抓住土匪或通匪的人,不管情节轻重,不经任何程序马上杀掉。”
别廷芳

三自主义以地方自治学说以儒家为主体,并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教义。此外,领导人彭禹廷也认为“三自主义”是三民主义和其地方自治学说的“缩小”和“延伸”。在当时,彭禹廷的自治活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授意和许可,而且宛西自治对当时的中央政府强烈地不信任,并且提出了宛西自治的“三不顾政策”。即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扫除一切自治活动的障碍。

武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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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只要我们有组织,有训练,一可当十,十可当百。”
彭禹廷

宛西自治的武装组织是民团,民团在近代起源很早,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民团遍布宛西各县,比如守望社、保卫团、家族寨、联营寨等等,这些民团还以地域的关系、家族的关系、宗教的关系,相互之间有协议、义务,互相声援,互通声气。

1930年9月,彭禹廷发起了宛西四县民团联防会议。彭禹廷召集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县的民团首领召开了个联防会议,建立了四县联防办事处,对民团进行统一的编制和序列,形成了一个通力合作、利害共享的区域性自卫同盟。然而这个旧式的民团武装,组织松懈、成员散漫、训练落后,加上封建家族式的结构等特点,极大地限制了它的自卫能力的发挥,也很难成为民众自愿拥戴和支持的武力。为此,彭禹廷对旧式民团进行了全方位的根本改造。他按照瑞士义务兵役制的模式,对镇平,还有后来宛西各县的民团,依据“三自主义”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改造的民团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被编入了民团,包括了常备民团、后备民团、保卫团。根据不同的年龄,编入到常备民团、后备民团和保卫团。把全县合格的壮丁分期调训,每期四个月,期满解散回家,受训期间为常备,期满回家后为后备,最大限度地把民力吸纳到地方自卫事业中,造成了一种“人人皆兵,庄庄皆营,土匪入境,寸步难行”的局面。在民团的功能上,实行军民合一政策。

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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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和税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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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方面,发展经济需要金融支持,为了融资,再加上国民政府在1928年颁布的相关条例,命令各地推行乡村自治。在金融政策方面,特别强调发展合作经济成立农民借贷所借此来发展农村金融。在这种背景下,宛西四县均设立了独立的金融机构,印发流通纸币。1927年内乡县在西峡口(今西峡县)建立金融流通合作社,以贷款扶持农工商业。1931年淅川县建立了农民借贷所对商号和农民发放贷款,1936年又建立了地方信用社。1931年 ,镇平在县城和各主要集镇,建立农民借贷所,其款项系从各方面筹措,向农民贷款。宛西各县的金融机构相继以不同形式印发了地方金融券——“宛西自治”纸币,强制在宛西流通,拒绝使用者会受到重罚。[4]

税费制度,整理契税,确定商业税收制度。1929年,别廷芳在内乡县城设立契税管理局,并委派了局长,在全县9个区各设一名征收员,专门对从事买卖土地、房产者进行征税。这批收入,三成上交省方,七成留归地方,增加了地方财政来源。

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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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宛西地区田赋混乱,百姓负担不均,加之各区乡保甲长层层附加和从中渔利。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土地丈量,清理田赋,制定“稞石册”。从1929年起,集中训练了200个能写会算的人分派到各地,各区选出土地陈报员,再进行训练。由经过训练的1000多人,对所有土地进行丈量,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写清亩数和银两稞石数,并规定出土地等级,以等级定稞石,经过丈量。不仅改变了田赋混乱、负担不均的现象,而且增加了政府收入。

自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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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西自治期间,由于相关措施的强力推行,宛西各县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工农业和教育业得到发展。

军事方面,1931年彭禹廷率民团,剿匪千余人,救出人质万余人,1939年,日军由湖北随州枣阳分道攻击南阳的新野唐河等县,时任河南省第六区抗敌自卫团司令的别廷芳调集壮丁7000余人,配合国军的第二集团军,歼敌千余人,史称“新唐大捷”。一贯反对地方自治的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卫立煌于1940年11月初视察了宛西地区,在18日的省干训班开学典礼上,他对宛西的军队做出了如下评价:

教育方面,推行“三杆教育”即枪杆子、笔杆子和锄杆子,使教育出来的学生既能够习武,又能够行文,又能够务农。各县学校林立,1933年宛西四县联合在内乡建立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彭禹廷被公推为校长。学校占地50余亩,房屋近400间,聘请了罗卓如王扶山孙伏园等人前来任教,并经常请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的乡建家讲学,培养自治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宛西安定的局面,加上别廷芳积极为沦陷区学校提供校舍和经费,省内公私立学校后迁至内乡的达20于所,仅镇平一县,设立中学,师范和小学274座。

方面,开办工厂,促进农副业,达到自给自足,不用外货的地步,尤其在内乡县境内,“绿树成荫,道路平坦,电线交错”,在宛西境内治河改地,进行大型的水利设施的建设。1932年夏,中原大战过去一年多,《大公报》记者从豫中前往豫西南采访,豫中沿途村庄,尽断壁残垣,特别是叶县迄保安驿一带的情况最为严重。田地全部荒芜,房屋百分之九十九都被毁。但宛西镇平境内的景象与豫中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记者却这样描述:

宛西自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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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西自治最终触犯了当地地主的利益,也影响了国民政府对地方的统治,1933年,“宛西自治”的领袖彭禹廷被土豪收买的侍卫杀害,自治事业受到严重的冲击,1940年2月,别廷芳到洛阳开会,回到县里呕血而亡,内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南阳各县共同为他立碑建祠,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孙科李宗仁等国民党的高层送来了挽联,别廷芳死后,宛西再也无人能与国民党抗衡,民团基本被国民党控制,至20世纪40年代初,宛西自治结束。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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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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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宛西自治》48册档案资料,收藏于南阳市档案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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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徐有礼. 宛西自治:一场夭折的区域现代化实验. 《史学月刊》. 2002年, (10期). ISSN 0583-0214.
  2. ^ 《宛西御倭鸿忆录》一书朱玖莹的序言:“初到南阳,环宛东、南、北三面九县,群盗蜂起,不可扒梳。南阳高城深池,亦一日数惊 ,昼不为市。而宛西三县则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虽有巨寇,不敢叩镇内淅之门。余向耆老问之,皆曰:内乡别司令领导地方自治、自卫、编保甲,训民兵,农隙讲武,全民皆兵,兵不废业而可以自养;入境出乡商贩,皆验证设卡,昼夜巡查,使内匪不生,外匪不入,则奸宄无所混迹;继而治河改地,课农动工,使村无游民,野无旷土,富教皆兴。余以为善, 邀其移其法于南阳等十县,先生遂抽调团队全力进剿,宛东匪患亦先后肃清,社会秩序以此始安”。
  3. ^ 南阳地区志
  4. ^ 刘绍明. 「宛西自治」纸币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中国钱币》. 2007年, (02期). ISSN 1001-8638.


宛西自治四首领
彭禹廷  · 别廷芳  · 宁洗古  · 陈重华

2024年8月10日 星期六

包子帝治國里正有水平 追討30年的稅,狂發50年的債 瘋了

房地产陷危机 中共追讨企业和个人的欠税

 房地产陷危机 中共追讨企业和个人的欠税

中共地方政府长期依赖炒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建商财务危机导致地方政府财务困难,因此地方政府正在追讨数十年来企业和个人的欠税。

美联社8月8日报导,十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表示,他们被追缴了数百万美元的欠税,这是政府为修复因房地产市场低迷而遭受重创的地方财政而采取的新举措,房地产市场低迷打击了土地租赁权的销售,而这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中国维维食品饮料公司(VV Food & Beverage)6月份报告称,该公司收到了30年前的8500万元人民币的税款账单。

总部位于中国西部的藏格矿业(Zangge Mining)表示,该公司收到了两张追溯到20年前的税款账单,总额为6.68亿元人民币。

在中共最近召开了三中全会后,新出台的政策呼吁拓展地方税源,并表示应“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及“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中共地方政府债务估计高达1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资产负债表外”或未列入官方估计的地方政府融资实体所欠债务。中共提出的三百多项“改革”包括承诺更好地监测和管理地方债务,这是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之一。

报导说,政府慌忙倒查拖欠已久的税款,表明了问题的紧迫性。专家质疑中共将如何彻底履行改善税制和更好地平衡政府收入控制的承诺。

独立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说:“他们没有努力解决现有的地方债务问题,也没有解决财政能力受到的约束。”

据报导,中共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因为中央控制着大部分税收收入,只向地方政府分配了有限的资金,而这些地方政府支付了约80%的支出,如工资、社会服务以及对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随着经济放缓以及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带来的成本增加,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突如其来的缴税账单给一些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进一步损害了本已摇摇欲坠的商业信心。在当地税务局要求补缴某些化学品的5亿元人民币税款后,浙江省宁波博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暂停了大部分生产。为了应付当局追缴欠税,该公司正在裁员和减薪。

香港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当企业主感到不安全时,中国的私人投资怎么会增长呢?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地方政府难以维持收支平衡,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设立由地方税务局和警方运营的“警税合成作战中心”来追讨欠税。自2019年以来,此类中心已在至少23个省份开设。

个人和公司都成为目标。过去几年,数十名歌手、演员和网络名人因“逃税”被罚款数百万美元。

网络直播名人薇娅于2021年因“逃税”被罚款13亿元人民币。她道歉并通过支付罚款而免于被起诉,但她的社交媒体账户被暂停,使她的生意陷入瘫痪。

报导说,中共一直不情愿拯救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因此,中央政府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介入,否则地方政府只能自己解决债务问题。

目前中共地方政府的财务压力和庞大债务成为中国经济的未爆弹,即使北京中央金援,对于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窘境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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