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6日 星期日

民族之春

 

1848年革命
《街头的路障[1][2],一副由霍勒斯·韦尔内于1848年创作的画作。背景为巴黎先贤祠
日期1848年2月23日-1849年初
地点西欧中欧
别名民族之春、人民之春、革命之年
参与者 法国
 德意志邦联
 奥地利
 匈牙利
 意大利各邦国
 丹麦
瓦拉几亚 瓦拉几亚
 波兰、  波希米亚和其他
结果造成欧洲的保守政局产生剧烈的变化以及巨大的社会与文化转变

1848年革命,也称民族之春英语:Spring of Nations)或人民之春(英语: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是在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这一系列革命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国家之大,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第一场革命于1848年1月在两西西里王国西西里岛爆发。随后的法国二月革命更是将革命浪潮波及到几乎全欧洲。但是这一系列革命大多都迅速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1848年革命还是造成了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并间接导致了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运动。

意大利邦国1848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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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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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经历1830年革命以后,意大利逐渐随社会的发展兴起一班中产阶级。在1847年加富尔创立了一份名为‘复兴’的报纸,意指十九世纪的意大利统一运动会为意大利带来复兴。鉴于中产阶级兴起带动了社会的政治意识增加,故此这份报纸在民众中间开始得到接受;另一方面,一些意大利人也开始受烧炭党马志尼青年意大利党等组织之宣传及其传播的统一思想所影响,意大利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及受到支持。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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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1月,两西西里王国首先爆发了反抗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多二世专制统治的革命,迫使他赋与国民一部宪法。这引发了亚平宁半岛上的人们纷纷争取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在同年的2月和3月,那不勒斯托斯卡尼皮埃蒙特均颁布了宪法。3月18日米兰热那亚亦爆发革命,迫使奥军撤出该地。威尼斯亦爆发了起义、共和主义者恢复了威尼斯共和国,迫使奥军撤退。结果,伦巴底威尼托帕尔马摩德那亦出现了起义。

3月24日,革命更得到其中一个邦国政府的支持,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查理亚伯特的领导下联同伦巴底向奥地利帝国宣战。然而,教宗不想与奥地利开战,因为同是天主教的国家。其他邦国亦遵从教宗的决定,仅给予查理亚伯特很有限的支持。于是,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最终在7月24日战败,查理亚伯特让位与儿子伊曼纽二世

除君主立宪主义者支持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外,与此同时,共和主义者也在罗马发动革命,他们由马志尼加里波底带领,攻入罗马城,迫使教宗出走,成立了罗马共和国。然而在1849年7月,共和主义者的革命遭到和君主立宪者同样的结果,法国派兵推翻了罗马共和国,并进占罗马。罗马的革命被镇压,教宗庇护九世在法军的保护下复辟。最后在8月28日威尼斯共和国亦被奥地利派军镇压,整个革命到此失败。1850年加里波底流亡美国纽约市。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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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复兴报的加富尔最终在1852年成为萨丁尼亚王国的首相,采行自由主义政策,并有着扩张以一统北意大利的雄心。故此,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却为1860年代奥地利帝国日益自由化、意大利统一及德意志统一奠下重要基石。这些国家均颁布宪法,给予中产阶级与贵族及特权阶层分享权力。

法国二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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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在杜乐丽宫的国王宝座上写道:“巴黎人民致全欧洲:自由、平等、博爱。1848年2月24日”。

德意志1848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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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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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逝世,腓特烈·威廉四世继位。腓特烈威廉四世颇同情自由主义。他放宽了报章审查,而且不阻止自由主义的活动。在1847年,他甚至召开了一个国会,普鲁士各区议会均派出了代表。但是国王拒绝给予该国会任何宪法上的权力,自由主义者因而失望地解散。翌年,法国二月革命引发的革命风潮直卷整个欧洲,包括了德意志各邦国及普鲁士。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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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29日,慕尼黑起义,大学生、工人、市民联合占据军械库,要求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以及他的宠妾“罗拉内阁”下台,国王被逼成立一个由中产阶级代表组成的新内阁。如此。内阁的风潮厉行整个南德意志地区,史称“三月内阁”。

1848年3月18日,柏林革命,中产阶级与工农阶级聚集王宫广场,要求实行出版自由、召开联合会议、组织人民自卫团,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逼部分同意人民的要求,但人民并不罢休。3月20日军队撤退,3月22日,起义胜利,国王在群众注视下为一百八十三名烈士脱帽致哀。3月29日,柏林自由派内阁组成。腓特烈威廉四世意识到原先的改革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要求,于是召开了一个立宪会议。他宣称希望成立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在这个帝国中将会有一个民选的议会,国民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由于普鲁士作为德意志邦联中的一个大邦也愿意支持自由主义者,某些德意志邦国便也群起仿效。同年3月底,约五千名决心实行民主自由平等的德意志领袖齐集于法兰克福,召开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由1848年5月18日开会直到1849年5月31日。这个议会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组成,希望预备一份联邦宪法,有代表支持成立由奥地利帝国统治的大德意志,将奥地利波希米亚并入德国;有代表则支持由普鲁士统治的小德意志,不包括任何奥地利领土。

最后,议会的与会者认为,应采取“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并将德意志皇位给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过,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这个建议,因为他害怕奥地利反对,而且新宪法规定国王没有对法案的否决权,这是他极力反对的,他甚至形容接受由议会赋予的帝位是“拾取在沟渠上的皇冠”,而奥地利和德意志南部诸邦的代表因议会通过“小德意志”方案而退出(害怕北部的新教势力会主导整个国家)。仅余的“小德意志”议会代表面对失败,惟有把立宪议会解散,不久之后普奥联军攻进各邦议会,数千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被迫逃走至美国。德意志革命力量虽然曾经强大,但最终在封建专制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但国王被迫接受宪法。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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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普鲁士国王也成立了宪法,回应失败了的民间革命,并决心要成立一个团结北方德意志邦国的联盟,以回应民族主义的诉求。

丹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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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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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自从17世纪就一直是个君主专制国家。但是在1830年代丹麦国内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愈演愈烈。1848年1月20日,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驾崩。丹麦国内的自由主义者随后便发起了一系列君主立宪运动。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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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3月21日,丹麦国家自由党人组织了一次前往克里斯蒂安堡宫的游行。新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接受了自由主义者的要求,制定了新的宪法并成立了由国家自由党主导的新内阁。弗雷德里克七世同时也同意了与一个两院制议会共同分担权利。丹麦成为君主立宪国家,尽管权利依然高度集中。很多军官对此表示不满,但最终也接受了新政府。与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丹麦革命从始至终都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状态,革命之后并没有爆发反动主义政变。但是新的宪法并没有延伸到南部的石勒苏益格公国,丹麦与德意志联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随后在同一天爆发。

奥地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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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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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奥地利帝国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贵族专制国家,而维也纳作为奥地利的首都,便成为了保守势力的中心。当地的革命也是由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所激发的。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高呼“自由、宪法”、“打倒梅特涅”等口号,维也纳的革命者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例如宫廷人士,崇尚自由主义的贵族、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他们均要求民主的改革,大批群众示威,更筑起街垒与奥地利军队展开战斗,示威人士限令奥皇斐迪南一世立即解除首相梅特涅的职务;在国民的压力下,斐迪南被迫让步,年届七十五的梅特涅辞职并举家逃至英国伦敦,奥皇承诺“颁赐”宪法,并于3月17日改组成责任内阁,4月25日颁布帝国宪法,但新内阁继续推行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于是整个局势急转直下。5月15日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迫使斐迪南一世及哈布斯堡皇室5月17日由维也纳逃至因斯勃鲁克,奥皇在7月同意召开立宪会议。

波希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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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3月,“青年捷克党”在布拉格举行会议。他们要求实行责任内阁,承认捷克语德语之间的平等地位,反对奥皇以诏书形式颁布的宪法和奥地利元帅温迪施格雷茨的军事挑衅行动,皇帝在压力下同意了该等要求。布拉格市民更于6月12日早晨举行革命。革命者和奥地利军队进行战斗,并逮捕了地方议会议长。但被温和的中产阶级释放。这位地方议长逃出后便遂同温迪施格雷茨一起进行反攻,引致6月17日革命失败。

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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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由匈牙利人科苏特·拉约什领导,发起了一场反抗奥地利专制统治的运动,他虽认同匈牙利民族主义,却否定了传统以来马札尔贵族的特权。他指责这些贵族有免税的特权,要求废除封建的法庭和随意强迫农民作工的做法。他的方案包括成立一个民选国会,商人、贸易者、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皆有选举权;他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引入陪审团制度,于是在1848年3月,群众在科苏特的领导下要求整个奥地利帝国确立以英国模式为本的宪法和国会,废除人头税,由选举产生匈牙利政府,并草拟匈牙利法典。3月15日,旧有的国会被迫接受这些建议,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立宪政府。匈牙利的地方议会迅速通过了一连串自由主义的法案。然而,当俄国军队在1849年5月开始援助奥地利时,局势便变得对革命者不利。在八月至九月份,革命更在俄奥联军镇压下迅速终结。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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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首相、保王党的梅特涅被迫下台,而奥皇斐迪南一世亦宣布退位,并让位予他的侄儿弗朗茨·约瑟夫。新任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通过一些较自由的政策,如扩大地方自治及保证各族平等,维持帝国统治。面对奥地利本土的不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于1849年3月4日颁布宪法,承诺组织一个保障帝国统一、民族平等及代议制的国会,亦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市政组织及改革司法制度。在捷克问题上,为纾缓捷克的独立情绪,奥地利政府便作出退让,如和所谓的老捷克派(即士绅及中产阶级)合作,允许捷克人组成波希米亚议会,捷克语取得与德语对等的地位,捷克人有自己的大学及中学,且可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匈牙利王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成为了帝国直辖区,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奥帝国最终于1867年改组为奥匈帝国

瑞士独立同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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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之后,瑞士再次成为一个联邦,各州再次享有高度的自治。不过,1840年代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在1847年爆发了分离主义联盟战争。经过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战争之后,自由派获胜,独立同盟于1847年11月被瑞士联邦解散。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帝国保守政权都对自由主义者的获胜表示不满,并警告瑞士联邦不得修订新宪法。但随后的革命浪潮让这些国家的保守派自顾不暇,瑞士随即颁布《1848年联邦宪法》,完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联邦制国家。

其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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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革命浪潮几乎波及了整个欧洲。除了上述国家,多瑙河公国、比利时、爱尔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起义和革命。甚至像新格拉纳达和巴西这样的美洲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美国与加拿大也受到了影响。

英国、荷兰、葡萄牙、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在1848年发生革命的欧洲大国。但是葡萄牙王国、和俄罗斯帝国控制的波兰会议王国立陶宛都在此前发生过革命或内战。俄罗斯境内的自由主义者和革命组织之间并没能建立起良好的联系,没能在1848年发动革命。奥斯曼帝国相对平静,但是在其不少附属国内均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和示威。英国和荷兰是少数几个能够进行有效改革,避免事态激化的国家。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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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18日 星期六

首位阵亡中国籍乌克兰战士的宣言

 

“我们也是会向共产党开枪的人”:首位阵亡中国籍乌克兰战士的宣言

他是第一个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的中国籍战士,用遗言与中国划清了界限。他的遗言直指体制,他的行动写满决绝。是什么让他走向这条路?他的选择对于家人和朋友又意味着什么?

2025年1月17日 星期五

秘密文件:中共定下赵紫阳的30大罪状

 作者:严家祺

已故前总书记赵紫阳生前录音整理的回忆录《改革历程》,首度披露中共内部就30条问题审查的文件——《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因无法自圆其说,该文件从来未对外公开。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八九民运期间,中共高层内部就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存在重大分歧,赵紫阳等人一直坚持要修订该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而邓小平为首的一派则坚持不肯退让,直到实行戒严,赵已被实质夺权后,仍然尽最后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

六四事件后,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李鹏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会据此撤销他的所有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胡耀邦(左)与赵紫阳(右)

赵促改变“4·26社论”定性

李鹏的报告及对赵紫阳审查的结果一直未对外公布,在录音回忆录中,赵紫阳质问:审查3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公布审查的事实?实际上就是害怕。他又指出,1990年6月21日,处理其专案的审查组长、中共元老王任重把审查他的30条问题文件交给他。赵紫阳说,“这30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30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这份首度公开的文件,对1989年5月以后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有详尽描述。其中透露,1989年5月17日下午,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调军队进北京实施戒严后,赵紫阳立即签发辞职信,被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劝阻后,赵于次日(18日)收回辞职信,但他仍然写信给邓小平,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5月19日晚,赵紫阳缺席宣布戒严的大会,他虽已“请假”,但仍未放弃扭转局势的努力。5月21日,他批准全国人大常委党组的建议,致电正在外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要他提前回国。当日上午,赵紫阳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说,学潮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当日赵紫阳又想“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就在当天,中共元老已经开会,决定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取代赵紫阳。

1989年4月,赵紫阳(左)、邓小平(中)、李鹏(右)出席胡耀邦葬礼

与邓小平等保守派交锋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后,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4月26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学运为“动乱”,即著名的“4·26社论”。赵紫阳4月30日从访问回国后,就一直围绕修改“4·26社论”的定性,与邓小平等保守派展开激烈交锋。

这份文件又披露,赵紫阳不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4月26日停止《世界经济导报》发行并整顿其编辑部的处理,指摘他“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并当面对江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

欲借学潮推动政治改革

从文件中可见,赵紫阳曾想借处理学潮为契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如5月6日上午,他曾召集主管文宣的、芮杏文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又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

1975年,华国锋(左)和赵紫阳(右)在广州白云机场合影。

赵紫阳的30条“罪状”

节选自赵紫阳:《改革历程》(录音回忆录)

(1)1989年(下同)4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赵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直到4月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领。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呼应。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5月11日,他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月3日,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拒绝。

(5)4月23日,赵访朝前找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做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月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扬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月3日上午,赵紫阳与杨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9)5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月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喊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赵紫阳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12)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5月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5月12日,胡启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并上街游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促使声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月21日和5月2日,赵紫阳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同志谈学潮问题。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但赵紫阳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腐败的意见。5月10日政治局召闭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月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腐败和的六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他反复强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但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无法执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做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有泄密行为,他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

(23)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同志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赵紫阳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5月21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月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月21日,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

(29)赵紫阳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陈一咨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赵紫阳指出:“以上就是他们经过长期审查以后,认为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所谓事实和证据。这三十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得出他们给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