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脱党后，其妻杨子烈在延安的周折遭遇

明鏡歷史網: 张国焘脱党后，其妻杨子烈在延安的周折遭遇: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脱离他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踏上一条不归路。脱党是一件严重的事，所以他做得很机密，连妻子杨子烈都不知道。杨子烈回忆，最初还以为他受命去西安或其他地方从事机密工作去了，心中还责怪他不对自己讲，又不好意...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脱离他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踏上一条不归路。脱党是一件严重的事，所以他做得很机密，连妻子杨子烈都不知道。杨子烈回忆，最初还以为他受命去西安或其他地方从事机密工作去了，心中还责怪他不对自己讲，又不好意思去问任何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丈夫会脱离千辛万苦参与创立的党，就是张国焘本人恐怕也是始料不及的。

　　杨子烈说：“过了差不多快一个月，并未见到国焘回来，也未有只字给我。我心中虽难过，也羞于去问谁。这是两种心理在作祟：第一，因为共产党在秘密工作时代，谁未负责该项工作，谁就不应知道该项工作的秘密，何况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同志们知道党的工作秘密越少越好，十数年来我就养成了这种习惯。第二，国焘是我的爱人，最亲爱的人。他走向何处去，竟不对自己讲，问别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别人还能讲吗？离别将近七年了，才相聚数月，竟又不告而别？我在盛气之下，更不愿去问他人了。”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中组部来电话要杨子烈速去一趟，她还以为是恢复她的党籍，心中异常欣喜。她在上海与党失去了多年联系，好不容易到了延安，组织不信任她，没有恢复她的党籍。到了中组部，陈云将她请到一个房间，低声说：“子烈同志，你知道吗？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她惊奇地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知道。陈云紧皱双眉、低着头告诉她：“国焘走了！”随后，陈云交给她一封信：“国焘有一封信给你，他在汉口等你，你去不去？”她满心想去找张国焘，恨不得马上能看见他，一时不好意思出口，只低声说：“我考虑一下。”陈云看她大腹便便，问她有几个月身孕了，她说六个月。陈云异常关切地说：“那你要好好当心！如果有同志们闲言闲语，你来告诉我好了。”

　　张国焘的信很简单，大意是：“子烈贤妻吾爱吾妹：不告而别，请妹原谅。我在延安苦闷，现到汉口等你，希望妹携爱儿海威来汉口……”信是4月初在西安写的，那一天是5月16日，也就是信到延安已有一个多月。她突然发现，过去熟悉的同志见到她变得冷淡，从前的笑容不见了。她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次日上午她去见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都在，她还没开口，知道内情的人热烈地走近她，很和蔼地轻轻在她肩上一拍，似认真又诙谐地大声笑着说：“好呀！子烈，国焘把你丢下，跑了！”她好半天才强自镇静地说：“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大功臣。”毛泽东高兴得伸出右手大拇指。刘少奇亲切地对她说：“子烈！到我那里来玩嘛。”她回忆，张闻天紧绷着一张“布尔什维克”的脸，好像没看见她一样，昂着头，站起身，一声不响地走了。

　　过了数日，她见到李富春，正式提出去汉口找张国焘，请组织部批准。李富春回答：“让中央开会决定，然后再通知你。”那些日子，怀有身孕的她忧心忡忡，常常茶饭不思，暗自流泪，在人前还要强忍泪水。终于等来了李富春的答复：“中央已经开过会，决议你不去汉口，小孩子将来仍然可以送到莫斯科读书。”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双手掩面痛哭，“不，我要去！我要到汉口去看看国焘！”

　　她给中央写信，声称自己要回故乡湖北乡下去生孩子。三四天了杳无回音，她于是去中组部找陈云、李富春问，李富春“铁青着脸粗声粗气地说”：“中央开会时，毛主席决定不要你走!组织部不管。”陈云“温和地轻声问”：“孩子有几个月了？”她说七个月了，陈云低声说：“要走，就快走！”

　　杨子烈立即爬了几个土坡去找毛泽东，说：“毛主席，我想回家养孩子，你批准我吧！”毛的声音很低：“那是组织部管，你去找他们。”她恳切地说：“不，我刚才从组织部来，富春同志说是你决定的！你们两处，你推他，他推你！那怎么行？你看我大着个肚皮，跑来跑去，实在跑不动了！你现在就干脆写张条子给我吧！”正在写文章的毛泽东提笔在白纸上写了“让子烈同志回家吧！”一面写一面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靠了这张纸条，杨子烈带着孩子还有妹妹离开延安。

傅国涌，《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9月上），原题为“杨子烈在张国焘脱党离开延安后”

建軍節退役軍人「軍魂網」被中共關閉 現狀引關注

每年的八一建軍節都是中國退役軍人呼籲當局改善退役軍人生活條件的時機，中國廣東以及湖南等地的朝鮮戰爭以及越戰的老兵幾年來多次通過網路組織示威遊行活動。為此，中國當局在八一前夕關閉了中國國內最大的退伍軍人聯誼網站“軍魂網”。

湖南省益陽市退役軍人日前再度在網上發表公開信，呼籲益陽當局落實國家有關退役軍人的政策，並且為因多次上訪而被監禁一年多的退役老兵滕興球平反，滕興球於 2008年分別參與了益陽市勞動局與湖南省委的集體上訪，於2009年4月被益陽市公安分局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抓捕，並遭國保人員多次毒打。

本台通過長途電話採訪了滕興球。

滕興球：我們並不是反對共產黨，反對中國政府，我們只是要求湖南益陽地區政府落實國家有關退役軍人的政策。今年三月，我越過重重阻力去北京兩會上訪，全國人大人大法工委的負責人也表示益陽地方政府對我的判決書感到震驚，批評他們是無法無天。

法廣：但之後有下文嗎？

滕興球：沒有，我們現在一直在等待，等待中央要求益陽對方政府落實政策。所以我們在全國各地的退役軍人再度做出呼籲，要求給我個人平反，要求改善退役軍人的社會條件。

原題目：八一建軍節中國退役軍人現狀引發關注

泛华网: 何頻：中國的執政者不會永遠獨惡其身

泛华网: 何頻：中國的執政者不會永遠獨惡其身: 《明鏡月刊》何頻 否定革命合法性等於否定中共合法性 正在這個時候，看到韓寒談革命、談民主、談自由的文章，以及引發的討論。 我無意加入對韓寒的批評者行列，更不認為韓寒是出於功利目的，要去附和政府。我更相信，他的思想，與李澤厚、劉再復他們提出的“告別革命”相類似，我的不 少...

與李澤厚、劉再復他們提出的“告別革命”相類似，我的不 少朋友也持有類似觀點，他們並不是否定民主，而是對中共長期以來鼓吹革命、發動暴力革命奪得政權、並把持政權的否定——在中國，批評革命等於批評中共；否 定革命的合法性，就等於否定中共的合法性。

但是，不論是李澤厚、劉再復還是韓寒，很多知識分子的思考、擔憂，應該有更寬闊的視野。他們看到了中共暴力革命給中國帶來有史以來沒有過的巨大災難，但他 們沒有意識到，革命不是原罪，並不是所有革命都帶來災難。民主選舉，就是和平顛覆政權。而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下，人民只有無止境地等待才是和平、理性？ 如果這也叫和平、理性，那暴政可以再活幾百年！

中國的今天已經告別了改革，如果要告別革命，先得告別革命黨！如果革命黨存在，事實上革命就一直存在！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在今天國際國內條件下，即使革命爆發，也很難崛起一個獨裁者、催生軍閥，更難出現內戰不休的狀況。今天的一場和平或者暴力革命，更大 的甚至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產生民主政體。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間會有一段混亂，但這種混亂與長期專制導致的災難、恐怖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比較這兩種災難，就正好 成爲一些人批評韓寒、李澤厚的理由。

歐洲前景也是樂觀的

我曾在歐洲一些國家穿行，總是很有感慨。無論坐火車，還是自己開車，越過國境時，沒有任何人攔下我要檢查我的證件，所謂國境，我只看到一個牌子，標明進入某國領土；在阿爾卑斯山上，我從瑞士進入意大利，在山谷中看到一所空無一人的舊房子，我停下車去看，原來是過去的海關。

想想歐洲這塊大陸，曾經發生過多少對抗、多少戰爭、多少災難？海關、邊防，給國家帶來多大的負擔？而今天，就算歐盟再激烈地爭吵不休，各國在經濟上存在很 多摩擦，這個代價，與過去怎麽能相比呢！今天歐盟出現了困難，歐元遇到了麻煩，即使歐盟這種合作方式失敗了，也不會再像上個世紀那樣，刀兵相見，產生毀滅 性的後果。

今天，不會再有某個元首去控制國民的靈魂，控制輿論的導向。過一段時間，要麼在歐盟內部對存在的問題改革、調整，各國互相妥協；要麼歐盟垮掉，重新摸索另 一種歐洲合作模式。不管哪一種，歐洲依然會沒有國界、沒有邊防軍、沒有輿論控制，不需要官員成天緊張兮兮，不需要警察終日以老百姓為敵……這些都不需要！ 這是一個可以確定的未來。

不少西方媒體和專家在描繪前景的時候很悲觀，而我恰恰看見到一個很樂觀的前景。難道不是嗎？過去的幾年，並不是專制力量在增長，而是專制政權一個一個垮台；我看不到有哪個民主社會又轉回專制社會，我只看到一個又一個專制社會轉向民主社會。

　　　　一個又一個專制社會轉向民主社會。圖為突尼斯民衆推翻專制政權。

民主需要調整，但不會走回頭路。

今天的地球是人類幾千年來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從來沒有今天這麼平和，這麼有自由；從來沒有如此之多國家和人民，可以自主選擇政黨、領袖；從來人們沒有這麼多表達自己意願和情緒、傳遞這麽豐富信息的權利和途徑……這些還不夠讓人高興嗎？

世界的未來如何？所有民主國家的前景，都是可以確定的，是一個平和調整的未來，一個全文明的時代將會來臨。中國的執政者當然不會永遠獨惡其身，雖然有時政治變化只是他們一念之間的事，但進退之間的抉擇，卻不知還要折騰百姓多久。

但這只是短暫的不確定，可以確定的是這一天不會不到來！（根據2012年元月2日何頻談話記錄整理）（《明鏡月刊》第24期）

正在遭天谴的俄罗斯

正在遭天谴的俄罗斯

颜昌海張貼於 牛博山寨头条 - 4 小時以前

俄罗斯是欧洲最体弱多病的国家。现在，该国人民虽比当初在共产统治下自由得多，平均寿命却也跟着缩短。男性尤其如此。高死亡率加上低出生率，导致这个全球第七大国的人口每年减少 50万以上。2006年，总理普京在对俄国联邦议会发表国会演说时，将俄国的人口危机称为“我们国家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俄国的人口动乱现象已持续了好几个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17年的革命，加上次年的一场流行性感冒，导致该国的人口在19...

告别革命：重塑我们的历史观(二)

 

在上篇讲述了三个被当今主流史学经常会忽视的三个历史事件之后，这一篇继续讨论应该如何重塑我们的历史观，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来先思考上一篇所带来的几个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三次关东陷落(这是我自己起的称呼，当然这第三次就是举世闻名的九一八事变)的反应，远要比31年前的第二次关东陷落来的猛烈？如果按照一贯的解释，即民国之前中国只有天下观而无国家观，那么为何南宋时的靖康之难所带来的亡国恨的影响，又远要比西晋时的永嘉之乱来的深？如果说民国以前的中国王朝历史并不总是由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天下观所指导，那么什么时候有的变化？或者是怎样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怎样的天下观？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去看一段文学描述。权当作引子。

鲁迅先生在其著名的《藤野先生》一文中，曾经提过一段往事：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段记录曾被视作批判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一，并且契合鲁迅先生一直以来所抨击的一个主题：中国人最喜看杀中国人。不过结合上一篇所追述的历史，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喜看杀中国人，和菜市口看杀人吃血馒头，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1900年俄国对东北三省的进攻与占领(军事意义上)，可以说第一次激起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而这种意识，发端于1860年开始洋务运动。这时中国人的国家观，早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天下观。这时的关外已经逐渐被大众接受为所谓不可失的领土(统治阶层尚未形成此看法，统治阶层形成此看法在九一八之后)，所以随着俄国人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东北出现了以闯关东的汉人为主体的被称作“红胡子”的土匪部队(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即成名于此)，虽然也经营打家劫舍之事，但主要业务集中在报复俄人，而这些红胡子部队，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成为了为日军刺探情报以及做佯攻或掩护的主力。

那时候的东北人，或者说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情感，远未像现在这般复杂。甲午战败，自然是奇耻大辱，但是主要是上层以及知识分子所能感受到的自尊心受辱，并没有大众层面的身心受辱的感觉，毕竟当时战火没有攻到本土大部，唯一在国内制造的惨剧旅顺口大屠杀，其影响由于当时人的观念以及新闻传播途径的有限，也远不如南京大屠杀。所以在1904年的中国，日本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就是那个打败自己的曾经蕞尔小国，日军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就是四年前八国联军打过来时，那个军纪最好的部队之一(当时的日军部队由名将秋山好古率领，二战时日本军队的军纪大幅下降，日本国内军史撰写者均有不同的反映，总之同20世纪初的日军比一天一地)。

更直观的打个比方，那时候东北中国人看日本军队，就像我们1945年看执行“八月风暴行动”打击日本关东军的苏联军队一样，而看俄国人，就像我们后来看日本人一样，1904年给俄国人当奸细，和在1944年给日本人当奸细一样。按照这个比方换个位置想，如果日后被称为民族英雄脊梁的鲁迅先生活到1945年看到苏联军队枪毙伪满洲国汉奸而中国人都欢呼雀跃的时候，还会发出相同的感慨么？其实时年24岁的青年鲁迅的这段感慨，只不过是依然作为清国国民的他，尚未有民族国家意识，只是个简单文艺青年罢了。(进入现代之后，已经不再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起码在1904年，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从土匪到留学东洋的学生，都已经不是传统上的天下观，而通过前篇的历史描述可知，其实在19世纪末，中国人已经不是天下的中国人，由前推可以到1860年，中国人在那时开始慢慢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而显然这种意识是逐渐发展的，1945年的民族国家意识比1931年的要强，1931年的要比1904年的强，但1931年与1904年间的差别，已经不是天下观与国家观的差别。

那再之前呢？

再之前，也不是几千年都是一个样子的天下观。

咱们再回到的永嘉之乱与靖康之难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都是一贯的天下观，那么就很难去解释为何永嘉之乱，这个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的两京(长安、洛阳)都被异族攻占的大变乱，对后世影响几乎可忽略不算；而靖康之难的影响，则一直持续到现在。南宋之后中原主导政府再无谈判投降之念，而正是这种意识，才有崇祯不敢谈判最终自杀，才有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扬言八国联军如果以占地为目的打下去就再无和谈之意，才有蒋介石一心一意抗战到底，直到现在。

是因为晋朝的人更喜欢偏安而宋朝之后的人更强？从人类越来越爱惜自己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显然说不通。那是五胡乱华时的胡人比金人军队更猛？从科技发展的趋势来看，也不大可能。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的观念已经在几百年中发生了变化。其实从宋往前，不用太多，在五代的时候，对沙陀人攻占中原接连成立三个王朝，貌似大家也都没什么意见，可到了南宋就完全不一样，而像对燕云十六州如此执着的思念，估计也只有清末被割走的土地才能比的上。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宋开始，直到1860年，已经有了和之前不同的国家观念，我暂且称之为主权皇权国家观念，以区别于日后的主权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在于，宋立国之后，赵匡胤吸取了唐亡的教训，开始重新加强皇权，进一步削减相权，而外部由于第一次出现强劲的制度化的异族外地辽国(之前无非是匈奴与突厥的袭扰，或是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汉人的风俗性胡化与胡人的政治性汉化，并没有异族政权以危险面目出现时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制度)，宋作为唐后重新一统中原的政权，皇权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皇室即国家，捍卫皇室也第一次有了民族意义上的保家卫国的意味。所以当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掳走时，所造成的冲击并不是像之前永嘉之乱那样简单的只是国都被攻破国王被抓走，而是国破家亡的概念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打转。这也才有了后来南宋不计国力发疯般的北伐，并且北伐的主导力量融会于全社会中。而反观东晋和南朝历代的北伐，更多的是权臣的政治考量，无关痛痒。在导致南宋最后实质性灭亡的崖山海战中，估计南宋的海军如果那时候就打旗语的话，肯定已经打出过类似秋山真之在对马海战中编写的那条有名的”皇國興廢在此一戰，諸君當需愈加奮力“的旗语。

除了皇权与国家结合的皇国概念正式诞生之外，主权概念也在宋朝开始萌生。在旧有的天下观看来，长城本是王朝版图伸缩间的一条线而已，而到了宋朝，虽然燕云十六州被辽所占使得那部分的长城失去作用，但总体来说长城以南的日后被称为内地十八省的中原地区，已经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宋以降，虽然天下观依然起作用，西北可以没有，藏区可以没有，东北羁縻之地可以没有，北方大漠也可以没有，但主权概念逐步形成，长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域的丧失，将不再被视为王朝天下的收缩，而被视为必有国土的沦丧，必须去夺回。这一观念的形成深刻影响中国直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而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程朱理学成为正统，宋元明清的更替虽然也伴随着惨烈的战争，但是四大朝933年间并未再有之前汉唐间将近370年的大动乱时期，以及唐宋间72年的动乱期。而也正是在这四大朝末期，分别产生了迈向工业革命的机会。

现在我们知道宋是一个分割点(而不是黄仁宇所说的明万历年间)，而依此类推往前推，会发现一种全新的大尺度下的代际规律的描述方法——“期纪模型”：

首先整个历史，在最大的尺度上(千年为单位)，分为三个“世纪”，又传说时代到战国末年，是”古世纪”；由秦初到清末，是”中世纪”，由民初到现在，是”新世纪”。

而每个”世纪中”都穿插着两种”期”：”稳定期”与”纷乱期”，两种”期”在”世纪”中交替发生。

古世纪(王权世纪)：

1. 史前传说时代：形成天下观alpha版，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逐步的形成天下的概念

2. 第一次稳定期：夏、商、西周，大约历经1346年，形成天下观beta版。夏朝第一个国王启在征伐不服从的部落时，已经表明是”恭行天”，天下与天子的概念已经逐步稳定成型。而当时的天下依旧拘泥于物理意义上的普天之下，即无限的天下观。

3. 第一次纷乱期：春秋、战国，770BC-221BC，大约经历549年，形成天下观RC版。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向后面”中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天下观过度。一般来说，“国”的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传统上的城郭间的距离变为0，城郭开始有了地域的概念，而诸侯列国正好激发完善了这种概念，城之间不再是野，而是城外域与城外域的交集，而国也不再只是一座城，而是城的集合。这样一来国之间不再有之前的那种”缝隙”，天下也变得有可观察性和局限性。

中世纪(皇权世纪)：

1. 第二次稳定期：秦、汉，221BC-220AD，大约441年。此时由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形成了天下观1.0版。此时的天下已经被视作是一个相对有限的天下，而这限制在于王朝的郡国们所能达到的统治广度。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建立了真正的皇权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的皇权是与贵胄集团相结合进行统治。所谓贵胄集团中的”贵”是指由于汉代的察举制度，人才均为推荐产生，所以产生了一个贵族化的平民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了汉代所谓的外廷，处于京师的处理日常事务文官阶层，以及各个郡的官僚阶层；”胄”是指在内廷任大司马职掌握兵权的皇亲族或皇族外戚。内外廷，贵族化的平民和皇族化的贵族之间的军政合作，成为朝廷稳定的基石。对于皇帝本身的地位，由于秦的国祚只有20年左右光景，所以汉朝新立的时候，周亡不过20年，因此按照古典儒家的看法，汉帝与周王一样，是负责行周礼的大祭司，而除此之外，除非皇帝本身能力极强，基本对内外廷处于弱势地位。汉帝只是天下王朝的象征，而王朝的内外廷合作，拓展或者缩小天下的范围。

2. 第二次纷乱期：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220AD-589AD，大约369年，形成天下观2.0RC版。汉末由于太监借皇帝的虚名行事，造成了党锢之祸，彻底的打破了内廷与外廷间的平衡，内廷皇族势力被消灭，各路地方与中央贵族群雄并起，礼崩乐坏，不再有一个制度的轴心。这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的胡人政治性汉化与汉人习俗性胡化，文化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争夺第一的位置，古典儒学随着礼崩乐坏而衰败。这一时期确立了九品中正制与门阀政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出身寒门的将领不断代替传统贵族走向前台，北朝则是关陇武人集团开始把持国政。由此，皇帝本身的军国化，为下一个稳定期的新一轮皇权集中做好了准备。此时的天下依旧是贵族们代天子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南朝也并不存在偏安一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北伐一统的意识与需求，如果贵族们只能达到长江，也就只好这样。

3. 第三次从稳定期：隋、唐，589AD-907AD，大约318年，形成天下观2.0版。在属于关陇武人集团的杨家重新统一中原，以及同样关陇集团出身的李家缔造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的天下，由于天子本身已经凝结了庞大的军政集团，已经不是贵族们代天子所能达到的治理广度，而是天子的文臣武将们奉天子的指令，所能达到的治理广度。天下观2.0版中，皇权比1.0版更为加强，相同的是疆域仍然具有可伸缩性，还没有主权的概念。而此时新的制度轴心建成，即科举制与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从制度上保证了自南北朝末期开始的寒门入官。三省六部制则在一方面分割了相权，使得皇权得以有实质性的加强，而相权本身也更合理化，三省在政事堂内互相牵制，三权分立，而皇帝的圣旨如果得不到政事堂的背书，也根本发布下去。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制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也只是终唐一代，才出现了钱穆所指的那种皇权与相权的制衡。

4. 第三次纷乱期：五代十国，907AD-979AD，大约72年，形成天下观3.0RC版。在隋唐时期虽然有科举制，但是门阀势力仍然很大，而三省六部制虽然构造精密，但在晚唐发生了大规模的文官阶层的党争，使得三省六部制濒于瘫痪，而也正为此中晚唐中央政府始终无力一劳永逸的解决由安史之乱带来的藩镇割据问题，最终制度轴心崩塌，中原王朝陷入分裂，沙陀人更是三次入主。此时由于辽朝崛起，科举制逐渐显现出威力，武人集团开始走向末路，历史已经为又一次的皇权集中做好了准备。

5. 第四次稳定期：宋、元、明、清，979AD-1912AD，大概933年，形成天下观3.0版，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皇权主权国家观念。亦如上文所述，宋朝开始形成了皇权主权的概念，天下的概念再度实际化，长城以南山海关内的内陆十八省，成为了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而且即使是元、清两个异族征服王朝，在接受中原文化后也接受了这种新的天下观，也使得龙脉在辽东的清朝在19世纪末，对于辽东的失陷也不是那么大惊失色了，倒是内地的失陷会让朝廷紧张起来。皇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加强，而鉴于宋亡于元也几乎基于党争，明初即废除三省丞相之位，只留六部，而清朝也基本遵循了这一架构，中国的传统专制达到顶峰，无人再可制衡皇权。这一时期疆域依然是弹性的，而在清朝末期，后一时期的民族主权国家概念也开始出现，刚性的领土主权意识开始萌生。

6. 第四次纷乱期：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12AD-1949AD，无天下观，进入民族主权国家时期。基于清末版图的中华民国，民族主权国家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而通过上层政治机构的建设，东北三省，蒙藏，新疆，逐步成为了继内地十八省之后所谓神圣不可分割之一部分。但是由于科举制与六部制的取消，上一个稳定期的制度轴心丧失，而民国两代政府均没有成功的建立起一个新的从下到上的制度(国民政府比较成功的构造了新的上层政治结构)，最终于1949年再度发生了政权更替。

新世纪(民权世纪)：

1. 第五次稳定期：1949AD至今，无天下观，民族主权国家观念得到最终确立，海权意识得到加强，台湾以及外围海岛也成为了新的不可分割之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一种新的从下至上的政治结构，但是否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以往稳定期所具有的那种制度轴心，仍然有待观察。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纷乱期的时长呈现出一个趋势：550年-370年-72年-37年，在这里我称之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阻尼效应，即纷乱期的周期在震荡减弱，政体发展在趋于最终的稳定与平衡。

而对于这个新的“期纪模型”所代表的对中国历史代际关系的新的描述，以及其内涵的阻尼效应，对我们塑造一个新的历史观有怎样的影响，在下一篇中会详细展开

告别革命：重塑我们的历史观(二) | There is no painkiller

告别革命：重塑我们的历史观(一)

 

by thrashnblues

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同样也是有着悠久著史历史的民族。一代又一代，史官们，文人们，以在外人看来几乎神经质般的执着精神，记录着当时或前朝发生的大情小事，边边角角不落下，日复一日不停歇。也是这些优美的记录，不管正史还是野史，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缤纷的历史图画，胜者王侯败者寇，前朝倒下后朝总结，让我们在读史的时候感受到它极大的魅力，唏嘘世事多变，成败转换一瞬间。

而对于现有的近代史，在1840年，中国的历史似乎被拦腰砍了一刀，似乎1840年之后所有事情都超坏的方向发展，直到1949年，新政权挽救民族于既倒。近些年随着主流媒体逐渐开放的言论，我们又开始知道，之前还有一个政权，在1928年就已经开始挽救民族于既倒了。直觉和山城宫廷剧都告诉我们，历史不应该是这样的，那真正的从1840年到现在，或者我们整个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这里通过三个在我们东北发生过的被这些挽救者所特意遗忘的历史事件，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

(一) 1894年中日辽东之战：第一次关东陷落。

我们所熟知的教科书中的甲午战争，似乎在黄海战败，旅顺被屠，威海被围之后，就结束了。稍微高阶一点的历史书会说，这之后还没完，日军一直持续着地面攻势，从旅顺一直杀到沈阳，奉天全省陷落，地面战事造成了对在日本下关谈判的李鸿章方面的强大压力，而基本上也就截止于此，对于战争过程的描述多语焉不详，不外乎清军一路溃败，日军一路得胜。

在当时看来，辽东若失陷，是中国山海关以东地区在清王朝成立后首次落入外国之手，何况辽东又是清王朝的龙脉所在，如此严峻的局面，清辽东军政当局不可能将这片土地轻易拱手让人。史实是，即使是面临着气势如虹训练有素的日军，清军总帅宋庆曾经发起四次大规模的海城反击战，在辽东淮军湘军各部都与日军展开了血战，其中田庄台与牛庄更是展开了逐屋的巷战，清军几乎与敌人玉石俱焚。因为战略战术纪律等原因落败是一回事，但是对战场上亡灵的如此一笔勾销，似乎更是不对。

下面摘一段来自于百度百科关于牛庄之役的词条中的描述：

当然，百度百科上该词条没有给出具体索引，具体描述有待查实。不过我们还可以靠当时日本人的记录，从炫耀皇军战绩来之不易之中，体察清军的艰苦奋战：

这是摘自《日清战争实记选译（第八卷）》里描述牛庄战斗的一段，文字记述者是日本随军记者。鉴于作者的身份，字里行间透出对皇军的赞赏和对清军蔑视是自然不过，但是如果注意到最后一句就会明白战斗的残酷：船桥里之战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打陆战损失最惨的一场战斗，淮军几乎是用不停的反冲锋做防守来保卫阵地，那场战斗的日本随军记者曾惊呼没见过敌进一尺我反进一丈的玩命打法。而牛庄弹丸之地打成这个样子，可以想象守军的顽强，打个比方，解放军报的记者不可能轻易的去拿上甘岭战役，去随便比较一场对于一个村庄的争夺。

当然日本人对辽东的占领并未长久，便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使得日军撤出辽东地区。

比较可惜的是，对于辽东如此惨烈的战斗，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图画描述，这里用几幅日本人当时的军画，来展现战斗的残酷。日本人在画中描述了牛庄街战，进一步印证了巷战的史实。

(二)1900年俄国侵占东北行动：第二次关东陷落。

1900年，在我们的历史书里，最多提及的还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丑条约。书中描述给我们的总体印象，基本是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想利用，后来愚蠢的和11国同时宣战，造成世界上首次联合国军行动(第二次也让我们赶上了，在朝鲜。)而同时期沙俄对我们东北三省的攻占，几乎很少提及。如果有所提及，也就是所谓的海兰泡惨案以及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再其后发生了什么，就不再有过多着墨，历史的下一段，就直接跳到了日俄战争，大叹两国在我们国土发生战争，我们却还要划出交战区云云，却没有解释，为何四年过去了俄国人还在东北？

即便是在更专业一些的历史教材，以及像英文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上，对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俄国侵略东省的事件，描述也很简略。大多提及俄军10万至20万人不等，以保护东清铁路不受义和团民攻击为由，大规模进犯中国东北地区，而具体过程则少有描述。总体给人的印象就是清政府当时在东北武备废弛，东三省因为多年封禁地广人稀，更不要提和俄国远东地区交接的地方，致使俄国人趁虚而入。史实到底是怎样的呢？下图为本段所涉及的东北边疆地区地图：

还原这段历史，其实有助于厘清很多事情。首先，义和团运动绝不是仅仅限于直隶、京畿、山东等地，而是以汉民的民族意识觉醒，遍及全国的民粹运动。而遍及全国的例子，除了浙江等地都发生过屠杀教民的事件之外，就是在遥远的黑龙江省北部边陲，义和团的活动都相当活跃。如果给义和团运动做个比较，那就是类似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虽然都是疯狂的非理性暴动，但区别在于，至少义和团运动还有合理的民族意识觉醒成分在内。下面是当时义和团的招贴画，可以看出说民粹和暴动毫不过分：

其次，在当时的远东，包括黑龙江北部的极北地区，绝不是人烟稀少，缘由就在于19世纪末在结雅河(我称精里奇河)发现了金矿，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淘金热。事实是，在东北开禁之后，闯关东的汉民就一直源源不断，而更由于远东的淘金热，使得在于俄国交界的瑷珲(今属黑龙江省黑河市)、海兰泡(今属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结雅(今俄罗斯结雅市)以及海兰泡与结雅间的江东六十四屯地区，都出现了人口爆炸。据当时统计，海兰泡城有人口三万八千人，江东六十四屯也有人口三万五千人，瑷珲与结雅均有上万人口，这些地方加在一起可能有将近十万人，所以怎么也提不上人稀，说是新兴城区倒不为过。下图为当时的开矿的华人，以及在黑龙江地区的中国富人大户的房子的照片：

再次，清政府当时对海兰泡等地的管制，也绝非缺位。熟悉历史的都会清楚，在1858年的瑷珲条约以及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之后，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小城的主权，基本都割让给了俄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数太多，所以属于瑷珲县境内的下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以及结雅等地的治权，还是属于清政府的，也就是类似于明清两代的澳门，主权在华，但实际基本在葡萄牙控制下。下图是当时拍摄的远东地区的中国官员处决土匪的照片：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由于治权在华，所以当1900年义和团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充满着汉民矿工的远东极北地区也毫不例外，发生了很多起义和团民攻击教堂以及铁路的事件。而在1860年俄国鲸吞大片外东北土地之后，清政府官方也加强了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沿江防务，这使得双方在1900年的时候军事对峙非常紧张。俄国人自然不喜欢主权在我治权在他的境地，但由于在下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等地的中国实际军事力量(官方与义和团)的存在，显然派几个警察跑步接管是毫不现实的。

于是乎在1900年的7月17日，俄国人采取了行动。采取行动的起因，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出于几个事件：(1)俄国一艘装载着武器但是作为商用的驳船在乌苏里江由于靠近中方一侧行驶，而遭到清军沿江部队的炮击，伤了四五人，而在被迫靠岸接受检查之后，受到了侮辱(2)在江中游泳的一队俄罗斯士兵无辜遭到中国军队射击(3)海兰泡内的中国军事力量开始无辜炮击俄国控制区域。这些统称为黑龙江事件。当然这些都是俄国人一面之词，尤其是后两条简直像天涯写手的段子。但是由于我们的相关描述只是提及俄国人突然大规模进攻并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所以具体的实情无法得知，但是有几个是可以证实的：(1)俄国人理由的第一条确实发生过(2)当时义和团活动很活跃(3)由当地人口推算，海兰泡确实发生过大规模的华人撤离，具体是不是说华人提前知晓清军或义和团要进行炮击，炮击到底发没发生过，不得而知。

由此借着种种理由，俄国军队开始向我方境内展开军事行动。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的是，俄国人并非一开始就召集了10万大军。刚开始，俄国人通过征召当地屯田的俄国农民志愿军，以及当地驻军，集合了大概1万5000人左右的部队，下图即是当时俄国农民志愿军的照片：

而这些军事行动从刚一开始就遭到了当地军民的激烈抵抗，下面是在由俄国人编写的《攻占瑷珲》一书中的描述：

通过对手的描述可以看出，俄国人绝非长驱直入直取东三省那么简单，而也正是在如此大规模激烈抵抗之后，俄国人制造了将近5000人死亡的海兰泡大屠杀以及3000-4000人死亡的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下图是俄国人对当时惨状的描画：

在此后俄国人便不断调集正规部队，开始正式进攻东北全境，按照俄裔美国人沃森编写的《俄中战争——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书中的描写，中国军队，尤其是八旗军，几乎在每一城都进行了殊死搏杀。旗人在俄国侵占东北的过程中伤亡尤为惨重，而落后的装备和意识，使得对抗现代化的俄国军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图为当时的齐齐哈尔监军的定妆照，可以看出来穿着戏服般的清军：

虽然有着八旗军，以及宋庆(倒霉蛋？)为首的湘淮军的拼命抵抗，俄国人还是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从海兰泡一路杀到了大连湾。俄国人最终动员了大概10万人，而在东北的清军部队也估计有20-30万人，几乎全数被歼灭(即丧失有生抵抗力量)。下面两图分别为当时俄国人对战斗的描画，以及难得的一副清政府描述当时当时战斗的图画，同样发生在牛庄，宋部与俄军激战：

在1900年10月份完成对整个东北的军事行动之后，俄国人并没有实行全面占领，而是军事保卫东清铁路，日常行政以及主权，依旧交给清政府。这种给足面子的处理方式，也使得官方在此后并无再多动作，默许俄国人实际占领东北近4年。而俄国人的占领，则造成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激起了所谓的红胡子起事，东北匪乱四起，以报复俄人在占领过程中对中国人的杀戮；二是激起了此前被迫撤出辽东日本人的极大恐惧，怕朝鲜是俄国人的下一个目标，最终在1904年挑起了日俄战争。

这场被遗忘的战争还有着更多的启示，在下一篇中会详细讨论。

(三)1918年武装干涉俄国内战：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次远征。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把当时的俄罗斯送入了深渊。协约国诸国由于不满苏俄单方面结束与德国的战争以及对红色革命的恐惧，于1918年开始组成协约国联合干涉军，干涉俄国内战，帮助俄国白军对抗红军。协约国联军从东西北三面进攻与红军作战，其中东面，就是以日军为主的八国联军远东干涉作战，而我们历史中几乎忘记提到的是，这八国就包括了当时的中华民国。

由于历史原因，即便是后来言路开放，更多提到的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比如我们一直称二战时的滇缅作战是我国近现代史中首次出国远征作战(甲午战争中的陆战由于之前镇压东学党起义清军已经进驻朝鲜，所以算不上远征)，而北洋时期的历史一直被刻意忽略。当然徐树铮在1919年北征当时擅自独立的外蒙古恢复主权，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被提起，但是1818年北洋政府远征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以及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事情，则一直少有人提。

史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1917年中国政府正式参加协约国对德奥选战，却由于客观条件无法实际参战，只是由在欧洲的几十万劳工代为参战。而到了1918年夏天，形势基本明朗，协约国中各大国都不约而同的暗示，如果当时中国不能拿出一些实际行动，可能并不会在之后的和会上给中国什么好处。另外1918年夏天在远东的中国商人不断的给国内发来电报，说由于俄国内战当地治安形势恶化，要求政府可以出兵护侨。于是在1918年的7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正式决定出兵俄国远东地区，参与协约国联合干涉俄国内战行动。

史料记载，中国军队于1918年应在俄远东中国商人的要求，派出2300名军人，包括1600名士兵和700名随军支援人员，以及海容号战舰为首的多艘炮舰，至海参崴即今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地区，及附近海域和黑龙江流域。下面三个图中，上两图是当时北洋远征军的真实照片，下两图是海容号战舰的照片以及海容号舰长林建章：

当然参加远东联合干涉行动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风光，包括海容号在内的几艘炮艇本来是派去恢复在黑龙江的巡航权，结果被日本海军堵在了庙街(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回去后在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还和同一条战线的乌苏里哥萨克军队起了内讧，被击沉了一艘炮艇。那位乌苏里哥萨克白军统帅卡尔米科夫，最终在1920年2月被中国宪兵抓获，指控他非法处死一名瑞典红十字会的女护士，以及在黑龙江破击中国军舰，并在吉林处以枪决。下图为有关瑞典红会女护士的报告，可以看出红会的力量一直很强大。。。：

而陆军的职能除了保护商户之外，更多也只能是为白军已经占据的中东路做外围防护。尽管如此，此次行动还是极大的提升了当时的国家地位，不然连参加巴黎和会的机会可能都没有，更不要提日后顾维钧的抗争。下图为在海参崴联合干涉军举行阅兵式，照片中部五色旗引领的，就是中国军队方阵：

下图为一张很有名的协约国远东联合干涉军军官合照，照片中最前排右二，以及中排右起第五人与第六人，是中国干涉军部队的军官。

下图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张照片，原来的俄语说明翻译过来是协约国的官员们在海参崴的聚会，扎眼的地方在照片左面墙上大大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要知道当时受承认的合法政府是打五色旗的北洋政府。所以这可能也印证一些文献中提到的当时北洋政府的出兵远东，也得到了当时不受国际承认的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图为远东联合干涉军各主要参与国的”维和”部队，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的合影。照片里士兵们大都戴着写有MP即宪兵的臂章，其中的亚洲军人因为分辨不清帽徽，不清楚是中国军人还是日本军人。北洋政府的区域外交的活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活跃且有效的多。

通过上文，我们通过三场几乎在主流视野被遗忘的战争，回顾了近现代中国政府在处理战争与外交时的反应，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条件下，被后世两代政权所诟病的清政府与北洋政府，都做出了能力之内的有效反应。下一篇将继续讨论怎样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

告别革命：重塑我们的历史观(一) | There is no painkiller

明鏡歷史網: 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上）

明鏡歷史網: 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上）: “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原义为“代表会议”或“会议”之意。因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的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而简称“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政权组织形式的标志。“苏维埃”来到中国，其革命象征意义远大过其原义。它在中国的传播更像...
　　“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原义为“代表会议”或“会议”之意。因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的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而简称“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政权组织形式的标志。“苏维埃”来到中国，其革命象征意义远大过其原义。它在中国的传播更像是一个革命的符号，而非其本义。中国军民对其更多的是一种敬重感神圣感。由于其直接代表着广大贫苦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甚至是崇拜。然而，“苏维埃”的传播也带来了许多误解，这与当时革命教条主义有关，它让广大群众一时间难以理解与接受，进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错误解释。“苏维埃”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历程，最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作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一、“苏维埃”的提出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的，“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1］8。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指出：一大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入党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中共的一切生活，一切斗争，一切政策，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和巩固，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2］113－116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67因此，这就并不奇怪中共为什么要学习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进行“布尔塞维克化”的做法了。这同时为中共推行“苏维埃”经验提供前提。然而，国共第一次合作延缓了中共的“布尔塞维克化”进程，相反，国共合作的失败促使中共认识到建构“苏维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中共在究竟“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打算，也就是说在“苏维埃”的符号建构上一直摇摆不定。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就明确地提出了苏维埃问题。他说：“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接着，他又说：“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但是，斯大林在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后，又马上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3］322－323他所要求的是苏维埃只有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才能兴盛，否则不能轻易高举苏维埃大旗。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为了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仍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起义。包惠僧在回忆南昌起义时指出：“7月27日夜前委与江西省党委会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仍以国民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政治面貌出现”［4］350－351。

　　此后，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一方面提出要宣传苏维埃，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准组织苏维埃。它说：“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但是，它立刻又指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因为“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在不断高涨之中，“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5］134正是照顾到左派国民党的情绪，使得中共没有组织苏维埃并且限制对苏维埃的宣传。

　　针对这样的情况，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6］211－212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对此作了回答。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关于暴动之方式上，指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在［不］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7］338从中央的八月决议案中可以看出，中央仍然坚持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并未放弃使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但此事在党内则引起了广泛争议。贺龙与李维汉谈到，“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李维汉指出应抛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时也没有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而是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他并致信党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至于南昌起义部队，在开始时虽曾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到汕头失守以后也决定取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8］176－177


　　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个决议案正式取消了组织左派国民党的计划，提出苏维埃口号的决议，但并未推广到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正［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换句话说，在小城市里的政权仍旧必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除去对国民党的左派问题)，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7］369－371

　　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9］261至此，经历了曲折的革命探索，中共正式举起了苏维埃大旗，确定了宣传苏维埃、组织苏维埃的政治目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10］24


　　二、“苏维埃”的发展

　　“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11］303特别是广州苏维埃政府建立，虽然其存在时间极其短暂，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表明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提到了广州暴动的经过，指出：“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掉，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11］201928年1月22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提到：“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11］86，87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总结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部署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和广州暴动的结果与经验相联络起来。党的口号应当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11］37

　　确立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目标后，中共开始着手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并在此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样，新一轮的“苏维埃”符号建构拉开帷幕。正如马克思所说，“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12］11。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11］392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苏维埃”符号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苏联苏维埃建设的历史和经验而来的。苏维埃成了革命政权建设的一个引导符号。以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权系统为例，川陕苏维埃组织系统由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区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乡苏维埃(工农兵)大会以及村苏维埃(工农兵)大会组成。其他苏区的政权结构也大同小异。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即“苏维埃区域”。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红色战士读本》第二册中就介绍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一些情况：“江西苏区(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粤赣边苏区、赣东北苏区、闽浙边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边苏区、川陕边苏区。此外，还有广西右江苏区、湘南苏区、鄂北苏区、皖南苏区、江苏南通一带的各小苏区。”［13］303

　　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苏维埃”符号建构发展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在瑞金举行。大会会场经过重新装修。大门的上方悬挂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在主席台上，墙壁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党旗，桌前挂着‘工农炮垒’的布质标语”，“主席台前大木柱间扎着三道彩门，悬空挂着彩球，中间彩门上嵌着金色五星，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左边和右边台柱上，一幅对联为‘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台沿挂着‘民主专政’的布质标语”，“上下厅内挂满了三角彩旗，‘拥护全苏大会’的条幅标语举目可见”［14］226－227。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同时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规定所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锤子与镰刀，架谷穗于地球下和两旁，地球之上及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写‘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国旗为红色旗上加上国徽。”［15］132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维埃”全面建构和完善的开始。

　　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举行的一次最热烈隆重的会议，这也是“苏维埃”传播最广泛的一次，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是如何壮丽的一会场呵！四周挂满了红的、绿的绸缎的祝贺旗子，‘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苏维埃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政府’！许多旗子上面都绣着这样的口号。讲演台是一个半圆形的台子，桌子楼下都是铺着鲜红的绸子，会场是一个圆形的巍峨的建筑，四周的窗门都镶着玻璃，场中的光线匀称而充足。”［15］286在这个“苏维埃”符号的建构的场域里，各种革命符号得到展示，人们得到鼓舞。在典礼中，各种象征符号所肩负的意义，都是有关当时群体所遭遇到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被淹没在私人的难题和与切身有关的实用利益之中，因此，就需要当头棒喝的震醒人们以自我为主的关怀，以期能相信，并且支持他们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16］122此次会议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末期，“苏维埃”符号体系得到淋漓尽致的传播，反映了会议组织者以此动员全体民众，加强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政治动员意图。集体的符号性活动，以仪式来自我界定，加强了社会和政治认同以及群体团结，尤其当群体界限受到威胁、削弱或者模糊的时候，更是如此。［17］312苏维埃时期，中共运用“苏维埃”符号建构来引领中国革命发展，取得了十分辉煌的革命业绩，反映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尝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