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歷史網: 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上）

明鏡歷史網: 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上）: “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原义为“代表会议”或“会议”之意。因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的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而简称“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政权组织形式的标志。“苏维埃”来到中国，其革命象征意义远大过其原义。它在中国的传播更像...
　　“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原义为“代表会议”或“会议”之意。因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的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而简称“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政权组织形式的标志。“苏维埃”来到中国，其革命象征意义远大过其原义。它在中国的传播更像是一个革命的符号，而非其本义。中国军民对其更多的是一种敬重感神圣感。由于其直接代表着广大贫苦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甚至是崇拜。然而，“苏维埃”的传播也带来了许多误解，这与当时革命教条主义有关，它让广大群众一时间难以理解与接受，进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错误解释。“苏维埃”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历程，最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作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一、“苏维埃”的提出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的，“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1］8。陈潭秋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指出：一大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入党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中共的一切生活，一切斗争，一切政策，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和巩固，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2］113－116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67因此，这就并不奇怪中共为什么要学习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进行“布尔塞维克化”的做法了。这同时为中共推行“苏维埃”经验提供前提。然而，国共第一次合作延缓了中共的“布尔塞维克化”进程，相反，国共合作的失败促使中共认识到建构“苏维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中共在究竟“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打算，也就是说在“苏维埃”的符号建构上一直摇摆不定。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就明确地提出了苏维埃问题。他说：“昨天，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会是我们的反对派所特有的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领导集团还没有作为革命的敌人而使自己信誉扫地。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将有一个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接着，他又说：“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但是，斯大林在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后，又马上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3］322－323他所要求的是苏维埃只有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才能兴盛，否则不能轻易高举苏维埃大旗。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为了团结广大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仍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起义。包惠僧在回忆南昌起义时指出：“7月27日夜前委与江西省党委会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仍以国民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政治面貌出现”［4］350－351。

　　此后，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一方面提出要宣传苏维埃，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准组织苏维埃。它说：“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但是，它立刻又指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因为“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在不断高涨之中，“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5］134正是照顾到左派国民党的情绪，使得中共没有组织苏维埃并且限制对苏维埃的宣传。

　　针对这样的情况，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6］211－212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并对此作了回答。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关于暴动之方式上，指出：“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在［不］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7］338从中央的八月决议案中可以看出，中央仍然坚持八七会议的决议案，并未放弃使用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但此事在党内则引起了广泛争议。贺龙与李维汉谈到，“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李维汉指出应抛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时也没有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而是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他并致信党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至于南昌起义部队，在开始时虽曾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到汕头失守以后也决定取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8］176－177


　　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个决议案正式取消了组织左派国民党的计划，提出苏维埃口号的决议，但并未推广到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正［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换句话说，在小城市里的政权仍旧必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除去对国民党的左派问题)，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7］369－371

　　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9］261至此，经历了曲折的革命探索，中共正式举起了苏维埃大旗，确定了宣传苏维埃、组织苏维埃的政治目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10］24


　　二、“苏维埃”的发展

　　“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11］303特别是广州苏维埃政府建立，虽然其存在时间极其短暂，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表明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提到了广州暴动的经过，指出：“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掉，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11］201928年1月22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提到：“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11］86，87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总结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部署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和广州暴动的结果与经验相联络起来。党的口号应当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11］37

　　确立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目标后，中共开始着手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并在此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样，新一轮的“苏维埃”符号建构拉开帷幕。正如马克思所说，“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12］11。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11］392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苏维埃”符号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苏联苏维埃建设的历史和经验而来的。苏维埃成了革命政权建设的一个引导符号。以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权系统为例，川陕苏维埃组织系统由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区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乡苏维埃(工农兵)大会以及村苏维埃(工农兵)大会组成。其他苏区的政权结构也大同小异。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即“苏维埃区域”。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红色战士读本》第二册中就介绍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一些情况：“江西苏区(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粤赣边苏区、赣东北苏区、闽浙边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边苏区、川陕边苏区。此外，还有广西右江苏区、湘南苏区、鄂北苏区、皖南苏区、江苏南通一带的各小苏区。”［13］303

　　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苏维埃”符号建构发展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在瑞金举行。大会会场经过重新装修。大门的上方悬挂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在主席台上，墙壁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党旗，桌前挂着‘工农炮垒’的布质标语”，“主席台前大木柱间扎着三道彩门，悬空挂着彩球，中间彩门上嵌着金色五星，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左边和右边台柱上，一幅对联为‘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台沿挂着‘民主专政’的布质标语”，“上下厅内挂满了三角彩旗，‘拥护全苏大会’的条幅标语举目可见”［14］226－227。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同时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规定所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锤子与镰刀，架谷穗于地球下和两旁，地球之上及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写‘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国旗为红色旗上加上国徽。”［15］132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维埃”全面建构和完善的开始。

　　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举行的一次最热烈隆重的会议，这也是“苏维埃”传播最广泛的一次，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是如何壮丽的一会场呵！四周挂满了红的、绿的绸缎的祝贺旗子，‘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苏维埃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政府’！许多旗子上面都绣着这样的口号。讲演台是一个半圆形的台子，桌子楼下都是铺着鲜红的绸子，会场是一个圆形的巍峨的建筑，四周的窗门都镶着玻璃，场中的光线匀称而充足。”［15］286在这个“苏维埃”符号的建构的场域里，各种革命符号得到展示，人们得到鼓舞。在典礼中，各种象征符号所肩负的意义，都是有关当时群体所遭遇到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被淹没在私人的难题和与切身有关的实用利益之中，因此，就需要当头棒喝的震醒人们以自我为主的关怀，以期能相信，并且支持他们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16］122此次会议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末期，“苏维埃”符号体系得到淋漓尽致的传播，反映了会议组织者以此动员全体民众，加强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政治动员意图。集体的符号性活动，以仪式来自我界定，加强了社会和政治认同以及群体团结，尤其当群体界限受到威胁、削弱或者模糊的时候，更是如此。［17］312苏维埃时期，中共运用“苏维埃”符号建构来引领中国革命发展，取得了十分辉煌的革命业绩，反映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尝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