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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之前，29军士兵与日军对峙时摆出不屈服的样子
今天是“七七事变”75周年纪念日 记者探访北京最后的29军老兵
“七七事变”75周年·聚焦
本报讯 今天是“七七事变”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的今天，29军与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展开激战，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75年过去了，当年的29军老兵如今在世者寥寥，“七七事变”75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走访了生活在北京的最后三位29军战士。
“2008年崔金品和赵金典过世、2010年马步先和孙敬生过世了，今年张可宗和王延洲也走了，还有刘思远和王自治也去世了，还有……”已经从抗日战争纪念馆退休的方军是曾经采访过500余名抗战老兵的抗战作家。数着近几年过世的29军老兵，他叹了口气说道：“那场战斗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了，健在的老兵也95岁左右了，目前全国大概只有8位了。”
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如今这三位生活在北京的29军战士生活条件都不错，子女孝顺，住房也宽敞。不过身体已大不如从前，93岁的姚爱华连续三年春节都是在医院度过，曾上呼吸机，被医院下病危通知，92岁的沈甸之4月也曾住院，目前已很少下楼。99岁的吴江平今年锻炼时也把腰扭伤。
5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70周年之际，9名29军的老兵在卢沟桥最后一次“集结”。作为当年“集结”的组织者，方军说，如今随着老兵的老去，当年的“集结”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亲历者是战争巨著中最重要的部分，随着亲历者们的陆续离去，这本战争巨著也将成为历史，成为资料库、档案馆、历史研究所和教科书里的文字史料了。”方军说。
讲述
沈甸之：运伤兵车轧死小孩 父亲挥手让车快走
“我现在生活很好，就是身体大不如前了。”沈甸之老人从空军指挥学院退休后，一直住在学院的住宅区，2年前他还和老伴在女儿陪伴下，再次重游了卢沟桥。“那段经历永远忘记不了。”
1935年，沈甸之从河南老家到张家口参加了29军，3个月新兵训练后补入第37师，“我们师长是冯志安，我是特等射手。”沈甸之记得当时自己实弹射击时，曾右手持枪，左手握子弹并高举起宣誓，“余，今日以百姓血汗换来的子弹打靶，期望命中，准备战时，射杀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沈甸之所在部队被调到八宝山北面的田村，担任刚刚成立的前线总指挥部的警卫工作。沈甸之记得，当时田村还设有军队后方绑扎所，大部分重伤员都从前线送到田村经过初步护理绑扎之后再转送城内的各大医院。“我们也担任护送伤员的任务。”沈甸之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四名士兵护送两车伤员进城，行经半壁店时，把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车子停下来，老百姓围上来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可是当孩子父亲闻讯赶来时，看到车上拉的全是伤员，便把手一挥大声喊道：“你们快走！”
1938年3月1日，沈甸之脱离了29军，加入了八路军，并在当年5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投身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戎马一生，战功赫赫。
“父亲现在身体不好了，耳朵背，也站不稳了，今年4月份住了一个月的院，现在基本不下楼了。”沈甸之的女儿告诉记者，父亲一直爱好书法，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再练字。
姚爱华：为了减轻伤员痛苦 每晚播放两部电影
“这半年，我母亲的身体刚缓过来一些，之前三个春节都是在医院过的，上了呼吸机，下了病危通知。”姚爱华的女儿李女士现在每晚都睡在母亲旁边，“不敢让她一个人睡。”当听说我们来听她讲述抗战时候的事情，已经93岁的姚爱华一下精神了许多，“前些年身体好时，我母亲每天都写五六篇纸，写抗战时候的事情。”李女士说。
姚爱华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七七事变”时她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被分配到了保定的省立医院。她告诉记者，当时保定的省医院全部腾出来收容伤员，二十九军伤亡惨重，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只靠大篷车和人力抬担架运到医院，因天气炎热，到保定后大部分伤员的伤口都化脓生蛆，恶臭熏天，很多人伤口合并感染成破伤风，伤员死亡率很高。
“我们这些年轻战友无任何防护服，只是用一块白布做成前巾戴在胸前。伤员身上长满了虱子，给伤员换药时，虱子也传到我们身上。子弹的伤还好换药，被炮弹炸的伤，伤口是一大片，特别难换药。”
姚爱华告诉记者，当时医院里还有一支由丁玲组织的妇女救护队从北京来到保定，大家在一起救护伤员，利用休息时间为伤员写家信，还给伤员们买西瓜吃。重伤员由女战友照看，轻伤员由男战友服务。用留声机给重伤员放抗日歌曲以减轻痛苦。为轻伤员每晚放两部电影。记得其中一部叫《铁鸟》、另一部叫《迷途的羔羊》，当时全国以及海外的慰问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医院。
“七七事变”后，姚爱华随战地服务团一路南下，整个抗战期间，姚爱华一直在救护抗战将士。姚爱华的丈夫李赞育在“七七事变”时是29军上尉军医，不过已于1989年去世。解放战争期间，姚爱华和所在医院一起加入解放军，解放后姚爱华在北京一所中学医务室当医生直至退休。姚爱华老人说道：“父亲给我起名叫爱华，我一生都很珍惜这个名字。”
吴江平：路上遭遇敌人伏击 大刀砍下鬼子人头
75年前，29军军事训练团士兵吴江平在与战友突围的路上，遇到了鬼子的机枪手伏击，他悄悄潜伏过去，手起刀落，砍下了鬼子的人头。“吴老已经99岁了，从国家体委退休后，身体一直硬朗，去年我们还去他家采访了。”方军说道。
不过最近几天，记者拨打吴江平家电话，始终没有接通。“我们昨天还去吴老家敲门了，没有人，应该是去做恢复治疗了。”国家体委离退休干部处刘处长告诉记者，吴老一直坚持锻炼，前一段锻炼时候把腰扭伤了，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退休干部处也是多次去探望。
方军告诉记者，吴江平原名吴文燕，自幼习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1936年初冬吴江平到北平加入了29军军事训练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响时，吴江平所在的军事训练团和29军一部分官兵正驻扎在南苑。7月28日，南苑战斗中，吴江平与战友投入到了和日军的肉搏战中，这场战斗从凌晨日军空袭开始，一直打到了下午，最后吴江平与战友一起奉命放弃了阵地，向北平突围。吴江平所在的军事训练团在这次南苑战斗中打得非常英勇，一千余官兵英勇牺牲，全团仅余七百人突围。
“在吴江平和战友突围的路上，他们遇到了鬼子机枪手的伏击，听起来敌人有三挺机枪，但其实是一名鬼子操作的，另两挺由线绳控制。”方军说，吴江平率先向鬼子摸去，并顺着线绳找到了鬼子藏身的单兵掩体，吴江平将大刀轻轻举起来，猛然从地上跳起来，手起刀落，让鬼子人头落地。1938年，吴江平赴延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本报记者李涛
摄影/本报记者袁艺
“七七事变”
75周年·活动
遍洒菊花祭英烈 卢沟桥头不忘史
本报讯（记者黄建华通讯员齐莹爽）昨天上午，丰台区“重温历史、缅怀先烈”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5周年主题活动在卢沟桥头举行。400余名中小学生和自发赶来的群众一道，手持黄色菊花，缓缓走上卢沟桥，悼念75年前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29军将士的亡灵，以及所有为抗日战争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
“七七事变”的亲历者、卢沟桥村村民郑福来老人正在向孩子们讲述抗战历史。1931年10月出生的郑福来，世代居住在卢沟桥西桥头。他现在的家，与曾驻守在卢沟桥一带的国民党第29军219团团部仅一路之隔。
曾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卢沟桥镇镇长的他退休后，仍然和年轻时一样，经常利用晚上遛弯和节假日时间在这里为“卢沟桥事变”那段历史做义务讲解。
从卢沟桥东到卢沟桥西266.5米，从宛平城东到宛平城西长640米……自1951年他第一次为一位美国友好人士讲解过卢沟桥事变的故事后，在这段将近1公里的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路上，现年已经82岁的郑福来已经数不清走过了多少趟。特别是在暑假期间，他常常要冒着酷暑一天在这里带着参观者走上三四趟。
昨天，参与纪念活动的中小学生多来自卢沟桥一小、卢沟桥二小、晓月苑小学、卢沟桥中学和圣云中学5所中小学校。今年5月，这5所学校与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签署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合作协议，将爱国主义教育和校园文化相结合。
摄影/本报记者汪震龙
记忆
5年前的卢沟桥畔
成了“最后的集结”
5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70周年之际，9名29军老兵在卢沟桥进行了一次“集结”，随着老兵们先后过世，这也成了29军在卢沟桥的“最后一次集结”。当年参加“集结”的9名老兵中的6人已经过世，沈甸之和吴江平两名生活在北京的老兵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5年前那次“集结”的组织者方军回忆起这次行动时依然感觉是一个奇迹。
老兵签下生死状最后赴约
“崔金品和赵金典两位老兵是从河南来的，他们是签了生死状才来的。”方军告诉记者，两位老兵因为体弱多病，家属都不同意他们来北京，但是两位老兵执意要来，并亲手写下生死状“如果我死在卢沟桥上，与组织者方军无关，我个人70年前与侵华日军作战，我愿意故地重游。”方军说：“两位老兵确实身体不好，下了火车后是坐轮椅和我亲自背了一段才到车上。”
2007年7月7日，方军觉得这是自己最欣慰的一天，9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29军老兵在卢沟桥畔一字排开，“报数，1、2、3、4……”老兵们喊出了自己最大声音，铿锵有力，不过因为耳背，他们听不清楚前面人的报数，“报数是我在队伍前面比划着喊的，我们约定前面一个人报数后用手捅一下后面的人，要不耳背听不到。”
将老兵骨灰埋在卢沟桥畔
“我一共采访过23位29军老兵，现在据我统计在世的应该只有8位。”方军最难忘记的是1998年他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工作后，采访的第一位29军老兵，就是原29军大刀队河南老兵杨云峰。“杨老没有儿女，生活困难时曾靠抡29军大刀实战操卖艺为生，现在抗战馆内的一把杀过鬼子的大刀就是杨老捐赠的。”杨云峰过世后，方军依照老人遗嘱，悄悄地把这位29军老兵的骨灰埋在了卢沟桥畔。
最怕听到老兵过世的消息
2010年，方军拨通了29军老兵马步先家中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马老女儿低沉的声音，“对不起，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我当时半天没说出话来，每次有老兵过世时候是我最痛心的。”方军告诉记者，马老2007年也到卢沟桥参加了“集结”活动，当时身体还硬朗，“老兵们的年岁基本都在90岁以上了，所以我每一次听他们讲述历史都很认真，都要录像录音，这都是宝贵抗战历史。”
“2007年后，我又寻访到了两位29军老兵，刘思远和王自治，他们也分别于前年和去年过世了。”在方军家中，他席地而坐将所有29军老兵的口述材料摊放在地板上，数个牛皮纸口袋散落一地，“2007年立军令状的两位老兵，2008年时都过世了，2010年天津的孙敬生也过世了，今年重庆的张可宗和山东的王延洲也走了。”在方军身后的书柜中，满满地摆放着一书柜这样的牛皮纸袋，“这些都是我采访的抗战口述材料，有八路军的、有远征军的、有东北抗联的老兵、有飞虎队的、有慰安妇的，也有鬼子兵的。”
文/本报记者李涛
制图/左小榕
作者：黄建华齐莹爽来源Y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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