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军政府还魂的教训

李经程：何清涟女士的这篇文章相当不错，文章详细描述了埃及民主革命失败之原因。同时也告诫正在出于民主转型期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要在埃及民主失败中吸取教训。必须以建立联合政党为基础，逐步从街头民主走向议会。否则街头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会在军政期被军方势力所掌控。在民主革命期军方必须保持中立，军方不得干涉或参与本国政治，一旦军方这只恶魔从魔瓶里放出，那是谁也无法控制的了的，埃及的民主失败关键在于军方控制了整个局面。

所以我个人认为，民主之路应该从基础起步。就是首先要打好基础扩大宣传，让普通百姓了解民主宪政的实质。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自由人权法治宪政之结合，是公民社会之最高境界。按老套路说要实现民主，必须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摆脱枪杆子里出政权之洗脑教育，建立国会多党议会及民主宪政制度。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之梦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而言提高普通百姓的民主宪政意识才是当务之急。

何清涟：埃及军政府还魂的教训

8月19日，媒体消息称穆巴拉克将很快获释，并且洗清贪污罪名。此前，埃及军政府新任命的25名省长中有19名是将领，6名文职省长当中有两名法官，都是穆巴拉克的忠实支持者。世界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可悲的现实：在2011革命后建立的埃及民主制度已经香消玉殒。

流沙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塞西上将（Abdul-Fattah el-Sisi）建立的新政府只是没有穆巴拉克而已，在扩大极权控制范围，利用省长职位培养高级军官的忠诚方面并无二致。原来为埃及军事政变喝彩、认为埃及军方将效法〝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将军功成身退的人士不得不面对事实，埃及军政府还魂已成定局。一些舆论曾看着埃及政治反对派高调反美而兴高采烈，如今又开始埋怨美国态度软弱，没能给予更强的干预。这些批评者没想到的是，埃及政局并非美国（哪怕加上所有西方国家）道义谴责这种〝文明干预〞所能改变。更何况，希望美国对埃及实施军事干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美国好不容易才从伊拉克战争泥潭里拔出腿来，此时对外实施军事干预，既无财政能力，也无民意基础。更何况，埃及的问题不是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埃及本国人民不知道如何守护民主制度。埃及内部民主因素本就非常脆弱，其生成主要得益于〝外铄〞。如果要溯源，还得归功于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这位长期研究极权政治的学者在担任国务卿时，将促进民主化的重点放在非洲与中东地区。埃及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经济上都获得美国大量援助。赖斯充分利用这一点，很有远见地敦促埃及做过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敦促穆巴拉克结束2005年以前埃及选举总统那种〝一个人的游戏〞。

穆氏前四次当选总统，并无其他候选人竞争，程序是先由其控制的埃及议会提名和通过候选人，再由全体 公民投票选举总统，每次都是穆巴拉克作为唯一候选人高票当选。美国认为这种选举是有名无实的不公平竞争，要求其改变游戏规则，面对美国的压力，埃及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回应。总统穆巴拉克被迫提出修改埃及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方式的条款，允许通过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在多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结束了总统选举沦为一个人的游戏这一局面。这次修宪被认为是埃及政治改革迈出的重要—步。当年埃及历史上有了第一次共有十位候选人竞选的总统选举，这十位候选人当中，有迫于美国压力而释放的政治犯努尔。上述改变让埃及人民预习了一次民主选举，但民主意识的养成还处于起步阶段。建成民主社会的其他必要条件，如基于权利与责任之上的公民意识，民间组织充分发育后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政党政治的基础）、良好的选举文化等等，埃及社会并不具备。

应该说，2011年埃及革命，就是在这种内部民主意识发育不充分状态下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民主制，有如流沙之上的建筑，需要巩固基础。埃及人不懂如何守护民主成果因为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发育不充分，埃及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守护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首先，埃及人当中的大多数并未认识到，民主革命不是共产革命，也不是政变。共产革命与政变的特点是将政权看作应该摘取的果实，由胜利者享有。民主宪政的功能只是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构建政治秩序：民主解决政府合法性来源问题，宪政只能保护人的自由。作为革命参与者的穆斯林兄弟会与政治反对者，都各有利益盘算。穆尔西为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虽然通过民选的方式获取执政权，但却不知道民主政权是民享，这〝民〞还应包括其他非穆斯林兄弟会的各类埃及人，而是将执政权当作穆斯林兄弟会的胜利果实，希图据为私器。作为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地下组织，在以微弱多数让自己的代理人当选后，他们一是忘记了自身只有51%的支持率，民意基础并不强大；二是不知宪法乃是国之根本，并非执政者根据本集团利益可以擅加修改之物；三是未能汲取穆氏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疲软，民众备受失业与通胀之苦，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而是忙于排斥异己、巩固地盘。这些举措让穆斯林兄弟会之外的埃及人民非常失望，产生怨恨。

2011年埃及革命的发动者与主体是青年反对者。他们曾在抗议活动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敢、善于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型传播手段组织街头抗议的能力。但这些组织的短处却在选举中充分暴露，他们甚至无法组合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参与竞选，通过民主选举，让自身从街头政治走向议会政治。革命盛宴结束后，这些青年反对派领袖人物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认为他们种下果树，果实却由穆斯林兄弟会占有（这种情结即中国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加之埃及经济受革命影响严重衰退，穆巴拉克后期已非常严重的失业现象愈加恶化，那些期待革命成功后会改善自身经济状态的人非常失望。这些都是反对派再度发动〝街头政治〞凭藉的民意。反对派政治上的幼稚，在于他们以为可以凭藉军政府的支持将穆尔西赶下台后，自己取而代之。

其次，穆斯林兄弟会及政治反对者都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没有意识到在革命中毫发未伤的军方对权力始终虎视眈眈。2011年革命中，埃及军方确实离权力最近，但老练的军方经过一番精密盘算，勉强交出权力，原因之一是他们当时不想面对来自美国与国内各种反对势力的巨大压力；二是在失去穆巴拉克这位军功起家的〝法老〞之后，埃及军中并无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能够领袖群伦。这才有了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获胜的机会。当政治反对者与穆尔西政府长期对峙、势成水火之时，形成了对军方干政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军方抓住时机，先是以支持民意的正义之师形象赢得了满堂喝彩，继而将政权攫为己有。用中国成语来说，这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早在2011年埃及革命初起之时，我在〝埃及革命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指出过，由于军方离权力最近，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有成熟组织形态的政治势力，埃及当时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覆博奕的过程。在民主基础脆弱的国家，民主建设是一项相当艰苦的长期工作，它既需要各利益群体能够考虑其他群体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妥协精神与妥协技巧，这些必须依赖议会政治而不是街头政治。在这一利益博弈过程中，千万不要抄近路，借助博弈双方谁也控制不了的军方势力。当军队这只魔鬼从魔瓶里出来之后，所谓民主制度也就名存实亡。这是埃及2013年街头革命为世界上所有同类国家提供的教训。

外贝加尔是游牧文明的摇篮，是匈奴和蒙古帝国的发祥地

俄罗斯和蒙古国考古学家们在研究经过俄罗斯外贝加尔、蒙古国和中国境内的古代防卫设施-“成吉斯汗墙”。

不过，这和成吉斯汗并无关系，大概只是因为蒙古语系人民对伟大统帅表示崇敬而已。那里的许多大自然和建筑设施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种防卫设施属于15世纪，与蒙古有亲缘语系的契丹王朝。历史文件中有关于它的、存在于10-12世纪的辽国记载。其地盘从日本海延伸到东突斯坦。一百多年内辽国曾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后被居住在现今的沿海地区、北朝鲜和中国地区女真族消灭，而女真族以后又被成吉斯汗王朝吞并。

有趣的是，契丹本是游牧民族，可是占领中国和渤海人的大片土地之后却定居了。考古挖掘领导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考古、历史和民族研究所工作者克拉金说：“这是长达700公里的巨大建筑。它比不上中国长城，但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相信土墙建设于11世纪，当时契丹成了强盛的王朝，它利用土墙保护自己北方和西北方边界。有一个著名的格言“骑马可以征服中国，但管理不了中国”。据说这是成吉斯汗的契丹顾问吕楚才的话。实际上这句名言是很久之前的一个思想家说的。为了不失去占领的土地，契丹人不得不定居下来，因为在这里，草原战争的法则行不通。”

沿土墙发现的不大的城市遗址证实了契丹人的定居。最近10年在蒙古国和外贝加尔发现了将近40座小城，其中24个已经过研究。这些城市相距20-30公里，等于当时骑马半天的路程。那里居住着保护国家的军人。契丹人想出了防止游牧民族侵袭的方法。不过，这次考古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

克拉金说：“十年来我们对契丹城市进行了考古挖掘，出土了许多文物。契丹社会的文化很复杂，其中有契丹创造的文化，也有它征服的中国人和渤海人的文化。通常新的国家生活开始情况都是这样。我们在蒙古国找到了渤海人的遗迹，而渤海国却是建立在遥远的满洲，在沿海地区。有史料证明渤海人曾罢工，为了压服他们，部分渤海人被强迫迁到蒙古。此外，我们还找到了成吉斯汗时代的几个墓地。所有这些对研究游牧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

明年将对土墙进行地磁研究。这将使有可能找到未挖掘的古迹。与此同时，科学家准备出版关于契丹考古的巨著和关于“成吉斯汗墙”的单行本。

正在进行挖掘的过程中从外贝加尔首府赤塔传来了可喜的消息：外贝加尔大学将开设考古教研室克拉金教授说：早就该这样了。外贝加尔是游牧文明的摇篮，是匈奴、鲜卑和蒙古帝国的发祥地，这里有大量纪念物”。9月份在赤塔举行的国际考古学大会上将讨论新教研室的工作前景。参加会议的将有来自俄罗斯、蒙古、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学者。

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已全面陷入被动

【网络文摘】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已全面陷入被动

[武宜三按：外交方面，我们的祖宗留下的宝贝经验是——远交近攻。但是，为了一党之私、一人之私，为了做稳儿子党，为了甘当儿皇帝，中共和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舍友好待我之美国、并与之为敌，把占我大片领土、劫掠我巨额财富工厂设备物资，奸污我妇女，杀我同胞的世代宿敌——苏俄帝国当作乾爸爸；与日本勾勾搭搭；用牺牲几百万同胞的生命为朝鲜、越南统治集团火中取栗；不顾中国老百姓死活，满世界撒钱。结果，花钱最多、死人最多、最后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朋友也没有。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卖国政党，有这么愚蠢的卖国贼吗？]

钓鱼岛争端激化快二年了，南海争端激化已经二年多了。现在总结分析一下这两起争端的胜负得失，我认为中国在这两起争端中已经全面陷入被动，并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度压缩，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一， 中国在这两起争端中都处于进退两难、束手无策的境地。钓鱼岛被日本事实占据着，南海诸岛事实上被越南、菲律宾等国占据着，岛屿在人家手里，人家占着主动权，就是和你拖上十年八年，人家石油采着，渔打着，人家心里不着急。而中国大话放出去了，强硬的架子拉的很足，可是真打仗又不敢打，不打又不能达到目的，也无法和国内的民众交代。刚开始想用大话吓唬对手，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结果人家没怕，反而以硬对硬，近期更是宣布中断和中国的谈判，让中国连一个下台的台阶都没有了，彻底陷入了被动。

第二， 中国在世界舆论方面明显处于下风，国际生存环境形势恶化。从两起争端开始以来，中国只是一味表示强硬，不断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同时不断派海监船去钓鱼岛和南海巡航。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高官先后对多个国家进行访问，并在联合国大会、欧洲议会和东盟首脑会议等场合发表讲话，说明日本对钓鱼岛争端的态度和立场，阐述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法理依据和历史依据，应该说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菲律宾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舆论方面占得了先机。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的立场表示支持，而世界主要国家和亚洲国家对日本、菲律宾的立场则表示了程度不同的支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可见一斑。

第三， 中国在国际法理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让中国给世界留下了蛮不讲理的印象。钓鱼岛和南海两起争端现在都已经处于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把争端提交国际法庭仲裁的建议，菲律宾甚至已经正式向国际法庭提出了申诉，这就把中国逼进了死胡同。如果中国不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庭，那就会给世界留下心虚理亏的印象，使中国在争端中陷于被动。但如果中国同意提交国际法庭仲裁，按目前国际海洋法的相关条款，以及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官司几乎必输无疑，到时更加被动。

第四， 为美国军事力量重返亚洲和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提供了借口，中国周边环境不断恶化。三年前，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目标就是遏制中国，而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的表现，无疑为美国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现在亚洲国家争相讨好美国，多个国家邀请美国到自己的国家驻军，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日益加强。同样，中国在钓鱼岛和南海的表现，也为日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复活军国主义的大好时机。正是因为钓鱼岛争端，让对中国相对友好的野田佳彦首相下了台，让安倍晋三以压倒优势上台执政。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系列拙劣的做法，让安倍晋三声望大增，支持率始终高居不下，正在大张旗鼓的开展修改和平宪法活动，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快速复活。尤其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在安倍晋三修宪的过程中，中国的行动和安倍晋三政府配合的简直天衣无缝，每逢安倍晋三遇到困难时，每次安倍晋三的民意水平稍有下降时，中国肯定会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对中国毫无意义，但对安倍晋三却是雪中送炭，每次都让安倍晋三找到新的的把柄和借口，让他的修宪大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钓鱼岛被日本事实占领已经一百三十多年了，南海诸岛被越南菲律宾事实占领也已经五、六十年了，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和现状，想收回这些岛屿是根本不可能的。两年前官方忽然暴炒这两起争端，并不是真的想收回这些岛屿和相关海域，真正的用意是想借这两起争端激化民族矛盾，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转移民众的视线，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以缓和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缓解官方维稳的巨大压力。但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官方的决策是一个巨大的昏招。国内的阶级矛盾并没有因为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而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两起争端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中国在世界上空前孤立，面临的危险急剧增加，让国家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使国家和民族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现在，中国周边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已经建立，对中国的“O”型包围圈已经完成，只剩下何时打响第一枪的问题了。随着安倍晋三赢得参院选举的胜利，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完成，美日对中国的态度将日趋强硬。美、日、印等国非常清楚，现在是中国最虚弱的时期，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时机，他们正在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力图一举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所以他们不再会给中国任何机会，将步步紧逼，把中国最终逼进死胡同。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中国使用武力。假如有一天早上，你听到日本向中国舰船或飞机开火的消息，你根本不用大惊小怪，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

蒋翊武推出抬营主义

所谓的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由湖北新军中的一些士兵策动的武昌首义以及其后在南方数省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而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完全是得益于“文学社”的首领蒋翊武推出的“抬营主义”。“抬营主义”的具体办法就是把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人向清政府组建的新军之中输送，或是在新军之中直接策反。就是由于长期不懈地坚持“抬营主义”，所以到武昌首义爆发之前，清政府在湖北编练的一万六千名新军中，已经有三分之一成为了革命的力量。

一九一一年九月，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和孙武领导的“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准备适时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十月九日，孙武等人在汉口的俄国租界里准备炸弹时不慎引爆了炸弹从而致使起义的秘密泄露。蒋翊武等人在得知沙俄巡捕搜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之后，决定提前发动起义。而就在蒋翊武刚刚发出起义的命令之后，清政府的军警就赶到了起义的秘密指挥机关，起义的领导人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被捕并于次日被杀害，而蒋翊武则乘机逃脱。

起义的秘密指挥机关被清政府发现，起义的领导人或被杀害，或逃走，特别是清政府已经掌握了革命党人名册并且正在按照名册捕人的消息更是在新军里的革命党人中引起了极大地恐慌。特别是十月十日晚上七点多钟革命党人金兆龙和程正嬴由于过度紧张而不慎导致的步枪走火，偶然地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

金兆龙和程正嬴的步枪走火的枪声在本已十分恐慌的军营中引起了更大地恐慌，潜伏在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内的革命党的总代表，而公开身份却是工程第八营后队正目（班长）的熊秉坤决定借机领导该营首先发动起义。起义发动起来之后，熊秉坤率领十几名起义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在那里的革命党人的配合下，很快就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但是由于这场没有策划、没有组织的起义的参与者都是一般的士兵，没有组织与指挥作战的能力，但是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退路，所以还要必须走下去，于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滑稽的一幕就开始上演了。

熊秉坤等人在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的配合下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之后，由于其他的各营革命党人也陆续赶到了这里，所以很快就聚集起了近三百人。由于这些人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所以在经过商量之后，大家决定跪请吴兆麟出来领导。吴兆麟是湖北新军工程营左队对官（该职务相当于今天军队里的连长），是十月十日那天清军派驻守护楚望台军械库的最高指挥官。当熊秉坤等人攻打楚望台军械库的时候，吴兆麟既控制不了部下士兵对熊秉坤等人起义的响应，也没有机会逃走，就在这不尴不尬的时候，近三百人的起义士兵却跪请他来担任领导。面对大家的跪请，吴兆麟恢复了汉家男儿的血性，在得到了大家都服从其指挥的保证之后，决定担任领导这场起义的总指挥。

在承请担任了总指挥之后，吴兆麟立即做出了如下的军事部署：一、义军以弹药充足的楚望台为根据地，从三面向督署衙门围攻。二、炮兵在战斗中非常重要，炮队内的革命同志很多，马上派人催促他们响应起义。三、将城内电线一律割断，以防清督署调兵镇压。四、派人到各营去联络，促使他们尽快响应起义。在作出了上述军事部署之后，吴兆麟又规定了当夜起义军的口号为“兴汉”。

在进行完了军事部署之后，吴兆麟首先派一队步兵掩护响应起义的炮兵进城并轰击清政府在武昌的湖广总督署和楚望台附近北面及西面的湖北新军第三十标与宪兵营等湖广总督瑞澂的亲信部队。湖广总督瑞澂开始并未把这几百名的起义军当回事，因为两个星期前的一场类似的爆动，很快被扑灭了，但当他调兵时，电话不通，他对外指挥失灵了，于是只好龟缩在督署衙门内，以待天明．但不久一颗义军的炮弹在督署院内爆炸了，瑞澂惊恐万分！命差役将后院打了一个洞，仓皇钻洞面逃，躲到楚豫号兵舰上，打算如果失败便可乘船顺江而逃。　　

半夜时分，天开始下起雨来。由于割断了电线．武昌全城一片漆黑，起义军的炮兵很难找到射击的目标，而步兵对总督署的进攻也遭到了守军顽强的抵抗。紧急关头，吴兆麟传令各队只许进不许退，并又从预备队挑选了上百名勇敢的士兵，由亲自率领他们向总督署后面进发。在攻到总督署附近后，吴兆麟看到总督署的后街都是店铺，于是灵机一动，决定用“火攻”。吴兆麟命士兵将总督署后街所有店铺的门板拆下堆在总督署的后院墙外引燃，并命令炮兵向火光处轰击。各路起义军看到总督署起火，士气大振，在炮兵的支援下呼喊着向总督署冲来。而总督署的守军见自家后院起火，则惊惶无措，马上派人到兵舰上去向湖广瑞澂请示，而瑞澂见总督署起火，以为大势已去，早已开船逃走了，清军由此而成了无头的苍蝇乱作一团。吴兆麟心中大喜，马上把这一消息传知各队，命令加紧进攻。瑞澂已经逃走的消息令起义军士气大振，终于在十月十一日凌晨五时攻占了总督署及清军的各处据点，武昌城全城都为起义军所控制，武昌首义成功了！　　

在占领了武昌之后，十月十一日上午吴兆麟派人敦请城内有声望的绅耆父老到咨议局开会商讨成立革命军政府的事宜，然而最令吴兆麟感到困顿的，那就由谁来做革命军政府的最高首领，自己身微言轻，肯定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的。恰在此时巡城的起义军捉到第二十一混成旅统领黎元洪的一个卫兵并把他带来见吴兆麟，从黎元洪的这名卫兵那里吴兆麟获知黎元洪尚隐匿在城内的消息。对此吴兆麟喜出望外，马上命令一名军官带兵去把黎元洪找来。不长时间，穿着一件灰呢长袍，面带忧容的黎元洪被起义均官兵挟持到了楚望台，吴兆麟领兵列队欢迎并向昨日起义士兵要求他做总指挥那样要求黎元洪做革命军政府的都督。哪知黎元洪不仅一口回绝了，而且还指责吴兆麟说：“你怎么做出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情来。”一位起义军军官愤而要杀黎元洪，却被吴兆麟阻止了。　　

虽然阻止了这名起义军军官要杀黎元洪的行为，但吴兆麟也没有将黎元洪放走，而是将他挟持到了咨议局。在讨论成立湖北军政府的会议上，吴兆麟建议大家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长，但黎元洪坚决不就任都督之职。吴兆麟一方面将黎元洪软禁在都督府内继续逼迫他接受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一方面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各省，要求各省响应革命。对吴兆麟等人逼迫自己接受都督一职的行为，黎以绝食抗议。一些起义军军官对吴兆麟逼迫黎元洪做都督的行为十分不解并要杀掉黎元洪而推举吴兆麟为都督：“我们打的天下，为何一定要他来坐？”吴兆麟力辞都督一职并向大家解释到：“我们中国人崇尚权威，如果举我为都督，国人会以为只是几百人的起义，未必支持我们。黎元洪为协统，是湖北新军中汉人官阶最高的军官之一，如果他能出任都督，大家会认为是湖北军队所有汉人起义，便可望号召各省响应！有了各省的响应，我们才有可能推翻满清，革命才能成功功。”一名军官听了吴兆麟的解释，将黎元洪挟持到屋内在众人面前说：“你不过是怕死，以为做革命军政府的都督是死罪。但如果你不做，我就马上打死你，反正都是一死，你选择吧。”胆小的黎元洪不得已只好同意做都督。吴兆麟马上就叫人找来剃头匠，把黎元洪的辫子剪了，替他叫上了投名状而不便反悔。虽然黎元洪软磨硬泡地拒绝了两天时间，然而实际上吴兆麟早已用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名字向全国发出了通报，所以此时他在名义上已做了两天的都督了。　　

武昌首义发生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流亡，因此孙中山既不是武昌首义的策划者，也不是组织者，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参与者都算不上。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却并没有引起孙中山的多大兴趣，可能起义军占领了武汉等地的大好消息，会令曾经耗费巨资策动江湖会党发动了十次反清武装起义而从未占领过一城一地的孙中山的心里多少感到一点酸楚和失落把。　　

由于南方各省相继发生对武昌首义的附义并迅速光复的消息不断传来，孙中山决定回国。但孙中山却没有直接回到国内，而是先在美国对美国的一些政界财界要人和日本驻美国的大使植原进行了一番争取支持的活动之后，然后又不远万里地跑到欧洲的伦敦和巴黎等地，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法国的汇理银行借款并寻求欧美列强的支持，直到在武昌首义发生了两个多月之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上海。

就在孙中山积极谋求欧美日列强的支持的时候，国内已经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的十四个省，后来又增加了三个省的代表先是在武汉，后又到南京集会，商讨成立一个统一政府的问题。在商讨如何组成新政府的问题上，各省代表又面临了和武昌首义最初发起的那些士兵与吴兆麟同样的难题，那就是由谁来担任新政府的最高领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四日，各省代表在同盟会员宋教仁等人的策划下，效法李自成在称帝之前先称大元帅的做法，投票选举了同盟会员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是这一选举结果立即遭到了湖北方面和部分江浙军人的强烈反对，然而就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孙中山不仅回到了国内，而且各大报纸还纷纷传言孙中山此次回国携带了巨款。鉴于孙中山的巨大名望，于是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经投票选举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对自己被选举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可没有象黎元洪那样坚辞，而是远在上海就就通过致电南京的方式表示了接受并立即动身赶到南京，于选举后第三天的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　　

就是由于这样一场无组织、无领导、蕴含了许多偶然性的革命，所以才不仅导致了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落入到了袁世凯之手，而且还更造成了中国在推翻了封建帝制成了民主共和的国家之后，不仅没有因此而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反而却更加遭受到了西方列强、尤其是遭受到了身边的那个不仅保留了君主制度，而且还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的欺凌，从而陷入到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而中华民族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地走上世界的政治舞台，恰恰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实现的。尽管今天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表现地非常活跃，然而这种活跃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活跃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不同，不过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剥削与压榨，或者是为了免受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欺凌与侮辱而主动地献媚而已。　

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地方——汉川起义

1911年为响应辛亥革命，由汉川革命党人、群众发动的一次起义，是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地方政权，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拱卫和支援了武昌军政府。

简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城，起义取得了胜利。11日清晨，九角十八星旗飘扬在武昌城头。同日，消息传到汉川，汉川革命党人、群众在梁氏兄弟的领导下，也举行了起义，县官、反动武装向起义军投降，傍晚起义军就控制了局面，夺取了政权。汉川起义成功与武昌起义的胜利仅相隔十小时左右。

汉川起义的成功，是以梁氏兄弟为首的汉川党人多年奋斗的结果。是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地方政权，为其它地区的起义作出了榜样，有力地拱卫和支援了武昌军政府，汉川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主要人物

梁钟汉，1878年出生于汉川马口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家有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五。幼年，他和六弟耀汉、七弟辉汉师从于曾当过太平军的杨藻廷先生门下。在杨老先生的谆谆教导下，兄弟三人从小就立下为国为民的大志。

梁耀汉，1883年出生，中过武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入经纬学校，参加革命团体“拒俄义勇队”。1905年回国，同年在武昌成立革命团体“群学社”， 并开办培养革命新人的学校“明新公学”， 积极开展反清排满的革命活动，在湖北武昌产生很大的影响，学生与社员多达1000多人。并鼓励同志、同乡参加新军，实行抬营主义，1906年与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合并，成为“日知会” 的首领之一。

梁辉汉，1889年出生，1905年肄业于省立西路高等小学，1906年和钟汉东渡日本入路矿学校。钟汉通过黄兴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在孙先生的主盟下参加了同盟会。同年，萍浏醴起义爆发，钟汉受孙先生委派与谭人凤、胡瑛等回国，策动武汉同志响应起义，由于判徒的出卖，钟汉等九人不幸被捕。

在狱中，梁钟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发展汉川同乡30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汉川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辉汉从日本赶回国，遵从钟汉的指示，在家乡积极从事反清宣传，把从钟汉处拿到的革命刊物在社会上广为散发，结交有识之士，随时作好起义的准备。

起义经过

1911年9月钟汉得到武昌即将起义的消息，指示汉川党人组织队伍，准备响应武昌起义。

汉川党人在梁辉汉、黄警亚的带领下，赶制炸药，收集制作武器，制作十八星旗和符号，拟写起义布告，作好起义的一切准备。

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汉川，傍晚，梁辉汉、黄警亚、张荫兰等革命党人率领汉川义军1000多人举行了汉川起义。他们高举十八星旗，由南大门顺利进入汉川城，县城防队长余治平率部阵前起义，汉川名绅周植三、商会会长毛玉成、典狱官洪上纲等亲赴监狱请梁钟汉出狱。

起义军攻入县衙，县官贺祖蔚投降。起义大获全胜。钟汉向群众演讲：“革命是推倒满清皇帝之统治，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大家要维护安宁秩序，严防坏人破坏。旧官吏愿走便走，愿留便留，不加伤害。”他动员大家剪掉辫子，表示和满清决裂的决心。

汉川群众给起义军端来了茶水，全城沸腾了，大家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读着起义军贴的布告，许多人流下激动的泪水。

第二天，起义军在县高等小学举行会议，成立汉川军政分府，公推梁钟汉为总司令，黄警亚为参谋长，设参谋、秘书、军需、事务、稽查等处，将义军编为一个独立营、三个支队、一个补充大队和一个敢死队。然后钟汉亲赴武昌，向省军政府报告情况，并领取枪支弹药。

10月14日，湖北军政府派张卿云到汉川协助整编队伍，带来干部60余人，枪1000支，炮4门，子弹10万发，炮弹500发。因汉口军政府已成立第一支队，所以汉川为第二支队。梁为总司令，张卿云为副总司令，王守愚任参谋长，部队改编为五个营。经过整顿，部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十分强的部队。

10月下旬清统领刘韫玉率五营人马，沿襄河水陆二路东下，准备与汉口的残余清军汇合进攻武昌军政府。梁钟汉率汉川义军与刘英所率天门义军在仙桃岳口大败刘韫玉，缴获船只80多艘，枪弹无数。

冯国璋由孝感南下，准备从新沟直逼武昌。汉川义军在新沟设防，严阵以待，冯国璋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为武昌义军争取20多天的时间备战。

为了拱卫武昌，免西顾之忧，军政府成立安、襄、勋、荆招讨公署。梁钟汉决定率部参加。12月4日，汉川义军赶赴沙洋，正式编入招讨部队。他们历时约三个月，行程一千多公里，经过大小多次战斗顺利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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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1．  汉川起义 ．辛亥革命网[引用日期2012-08-1]．

钱镇亚（1896-1946）号东藩

钱镇亚（1896-1946）号东藩    生于湖北大悟四姑镇

辛亥革命志士；北伐抗日名将；少将军衔

生平简介

武昌起义前即加入同盟会，充当重要情报的传递和联络，时称“小夫子”，时年十六岁。

1919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

1921年张发奎麾下任孙中山先生警卫连连长；

1926年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七十五团团长，协同叶挺独立团作战。

武昌胜利后任武汉公安局副局长。

七七事变后任万耀煌十三师师参谋长兼三十八旅旅长。八一三后驻防嘉定，淞沪会战在宝山，广福抗击日寇，浴血奋战三个月，伤亡惨重。徐州会战时随十三师开赴台儿庄抗击日寇。

湘北遭遇战中受重伤，愈后任王瓒绪集团军集团参谋长，守卫鄂西北。

1942年后以军令部军事督察专员的身份随陈诚、林蔚等到云南腾冲组织部队进入缅甸腊戎，并受命参与史迪威的远东司令部工作。

抗战胜利前后任国民党军令部三厅人事处长分管集团军参谋人选兼授陆军大学。

1946年病逝于重庆，重庆追悼会由何应钦主持。灵柩回武汉时，万耀煌主持。新四军在大悟河口镇路祭。（彼时国共尚未破裂）

人物简介

钱镇亚，号东藩，1896年生于湖北大悟四姑镇，1907年随时任湖北新军江汉水师标统的叔父钱光显（辛亥志士）就读于武昌陆军小学。经历过甲午战争的钱光显对满清的腐败、列强瓜分中国深恶痛绝，一反钱氏家族尚以按卓、仁、光、世、运的辈份取名，将钱镇亚及其兄弟更名为东藩、西屏、仲藩、继藩，表达对国运的担忧和对下一代的期望。（叔父是对钱镇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启蒙老师）。陆军小学棣属湖北新军，由张之洞组建的湖北新军是当时最先进的一支军队。加之废除科举后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进入军队寻求国家与自身的前途，藏龙卧虎使新军中革命思想十分活跃。革命党人也在多次起义失败后将争取军人支持作为革命的重要策略。在湖北以居正、刘公、孙武为首的同盟会湖北支部与共进会更以“抬营主义”在新军中大力发展，使湖北新军成为一座革命熔炉。有志不在年高，十五、六岁的钱镇亚也在这座熔炉中加入了同盟会与共进会，成为了一名革命同志。

武昌起义前，革命活动多在地下秘密进行，起义的各种计划均在各标、各营中秘密联络与传递。这些计划、方案也随时局从外而内、从内而外随时更改。钱镇亚因为家住武昌城内，加之可以自由的出入军营与督署，年纪又最小，常充当信使（孙武等常将一些联络与情报传递任务交由钱镇亚完成）时称“小夫子”。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钱光显因与黎元洪同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又同被张之洞招来湖北新军中任职，又是大悟老乡（大悟旧属黄陂），志同道合，义结金兰，也带其水师加入到十八星旗下。钱镇亚也公开的加入到刘绳武麾下的学生军，参加到阳夏保卫战中。

1919年，钱镇亚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其时，保定军校学生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对中华民国被北洋军阀统治深感失望与不满，崇尚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纷纷结队南下。钱镇亚亦随薛岳等一行投向南方。先在闽南粤军中任职，后转入广东。1921年，中山先生在广州重新组建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12月抵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钱镇亚在张发奎麾下任中山先生警卫连连长。1924年大本营迁韶关，时称湖北三子的夏斗寅（夏肚子）、万耀煌（万瞎子）与钱镇亚（钱疯子）组建鄂军（属程潜部）。1926年北伐，鄂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属唐生智第8军），夏为师长，万为参谋长，钱镇亚为75团团长。由西线挥师武汉，协同第4军叶挺独立团与吴佩孚之叶开鑫部激战于丁泗桥，大获全胜，敌军崩溃。9月初，第八军乘胜自嘉鱼一线渡江占领新堤，钱镇亚75团更乘胜攻克汉阳、汉口。十月叶挺占领武昌后，武汉国民政府在汉口成立，钱镇亚被任命为武汉公安局副局长兼保安大队长。

“七七事变”时，钱镇亚在万耀煌的13师任38旅旅长兼师参谋长，驻防嘉定。“八一三”上海事变，钱镇亚率部首批开赴淞沪前线，在宝山、广福一带抗击日寇，浴血奋战三个月，伤亡惨重，撤退到南京时钱镇亚一旅两团仅余千人。随之徐州会战开始，13师又开赴台儿庄以南，徐州东，激战数日，全师伤亡惨烈。再次补充兵员后又参加武汉会战直至武汉沦陷。在退守湘北时与日寇的遭迂战中身负重伤，被卫士袁汉臣背负脱险转重庆治疗。伤愈后调五战区29集团军（司令王瓒绪）任参谋长，守卫鄂西北。

1942年，蒋介石出任同盟军中国战区陆空联军总司令，史迪威来华任参谋长，中国战区司令部组建远征军赴缅作战。钱镇亚以军令部军事督察专员的身份随陈诚、林蔚等到云南腾冲组织部队进入缅甸腊戎，并受命参与史迪威的远东司令部工作，与史交谊甚厚。史因与蒋矛盾被召回美国时，将珍爱的勃朗宁小手枪赠与钱镇亚留作纪念。抗战胜利前后钱镇亚任军令部三厅人事处长，分管各集团军参谋长人选。抗战胜利后随徐永昌组织受降及部队复员、编遣、兼授陆军大学课程，1946年2月病逝于任上。在重庆何应钦主持了钱镇亚的追悼会，灵柩回武汉时，万耀煌主持了追悼会，灵柩途经大悟县河口镇时，新四军在河口沿途设香案举行路祭（当时国共尚未破裂）。武昌首义、北伐、抗日…钱镇亚先生像一粒水珠一样，被母亲河带入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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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1．  《名人与大悟》政协大悟县委员会编纂出版 ．
• 2．  大悟籍名人录之一 ．
• 3．  《民初纪元》作者：陈星 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印度纳萨尔派武装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编辑源 | 编辑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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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编辑源 | 编辑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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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萨尔派武装运动，由官员Biplab达斯古普塔。，197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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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唤醒Naxalbari：由Sumanta班纳吉在印度，纳萨尔运动的历史。发布，1980 Subarnare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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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len Debnath说，西孟加拉邦低迷，ISBN 978-81-86860-34-2
• Sailen Debnath说，Dooars的历史变迁中，ISBN 978-81-86860-44-1
• Sailen Debnath说。自1947年以来在北孟加拉的社会和政治紧张，ISBN 81-86860-23-1
• VR拉加。的纳萨尔威胁的原因，国家的反应和后果，出版商VIJ图书印度私人有限公司，ISBN 9789380177779

外部链接[ 编辑源 | 编辑测试 ]

Wikimedia共同性有媒介与有关：纳萨尔

• “ 步行同志 “一个广泛的32页的文章阿伦达蒂罗伊在她的相互作用与纳萨尔派
•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纳萨尔派武装暴力的文章和研究报告
• 爱德华Duyker部​​落游击队：西孟加拉邦纳萨尔运动的Santals
• '历史Naxalism“，” 印度斯坦时报
• 状态纳萨尔派武装问题上的纸张 -南亚恐怖主义门户
• 西孟加拉邦，纳萨尔派武装暴力影响的地区 -南亚恐怖主义门户
• 红蚂蚁梦官方网站/ माटीकेला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