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退役軍人協會

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

从枳壳和枳实开始的代代橘历史

邱辰

最早的时候历史上并没有酸橙这种说法，古人们习惯将这些长得差不多的家伙称为“枳”、“橘”或者“橙”，其中固然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对于连插图都难得一见的古人来说显然是十分混乱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找到酸橙的存在。

准确的说，代代橘属于酸橙，属于芸香科、柑橘属的一种小乔木，在酸橙家族中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了。

这倒不是说它长得有多丑或者名字有多奇怪……虽然的确也很奇特，但更重要的是，和其他许多新晋杂交出的品种不同，作为一个酸橙家族中的“前辈”，代代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名有姓的存在。

代代橘

受限于技术水平和时代局限，古人对于动物和植物的分类通常都比较粗糙，柑橘家族作为一个放在现在都能让大半人搞不清楚家庭伦理关系的复杂家族，放在古代自然也是难以区分的。

柑橘家族中最出名的两种中药，便是“枳实”和“枳壳”了，两者并不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枳实”出现得最早，于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它的描述，而“枳壳”是直到北宋时期的《开宝本草》中才留下了它的记录。

枳实

其后的许多草本文献都一致认为，无论是“枳实”还是“枳壳”，其实都来源于同一种芸香科植物，只是加工阶段的不同使得它们名称不同罢了，比如“枳实”一般指的就是某芸香科植物幼果加工成的药物，而“枳壳”则被认为是将近成熟的果实加工成的药物。

枳壳

然而具体两者是来源于哪一种芸香科植物，这个就不好说了。

根据《中药志》记载，五十年代市场上出售的枳实和枳壳其来源植物之多，简直让人头疼，其中有香圆、有枸桔、有甜橙、有柚……同样也有酸橙！

中国园艺学家毛宗良老先生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对四川柑橘的栽培情况进行过调查，发现其中“酸橙变种颇多，江津所产者，悉为药用，该地特名为枳壳。”，意思是在江津，酸橙被普遍认为是枳壳的原植物，然而事实上不止四川江津一带，当时四川綦江、江津以及江西的清江、新干、新余等地都直接将酸橙称作了枳壳。

如此也就进一步引出了一个疑问：

无论是“枳壳”还是“枳实”，从字面意思上就不难看出，想表露的意思是“枳”的壳或者“实”！

——难道在古人的观念中，酸橙就是枳？枳就是酸橙？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古人自己也没搞清楚，各个地方，各个人，都有各自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代的酸橙确实是被算在了枳里面，但古代的“枳”并不完全代表酸橙。

早在先秦时期枳这个词语就已经出现在了典籍上，那时候的“枳”和我们如今所说的枳可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如今所说的枳，是芸香科，枳属的枳，别名枸桔，而在古人们看来，枳和枸桔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枸桔最早出现在《橘录》上，但要说将两者区分得最清晰的还要看中国自古以来公认的集草本学之大成的《本草纲目》中对于两者的描述。

在《本草纲目》卷36木部的灌木中，李时珍将枳和枸桔仔细分为了两类，其中“（枳）子名枳实、枳壳”且“木如橘而小，叶如橙多刺。”

而枸桔这是“枸桔树叶与橘同，但干多刺，结实大如弹丸，形如枳实而壳薄不香，人家多收种为藩篱，亦或收小实伪枳实及青橘皮售之，不可不辨。”

《本草纲目》明代刊本中，这两条说明下都有对应的配图，其中枳为单身复叶，枸桔则为三小叶复叶，区别十分明显。

而现代植物学中的枳就是三小叶复叶，所以可以认为古代的枸桔指的就是如今的枳。

现代植物学分类中的枳

那么古代的枳又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看《本草纲目》卷30果部中对于橙的描述：“实似柚而香，叶有两刻缺如两段”

枳叶是：“有两刻缺如两段。”

显然，这里的枳指的便是橙！

而“橙”这个字在古代同样代表了多种水果，不过按照李时珍生活的时间段来看，明清时期，“橙”普遍代表的便是甜橙、香橙以及酸橙！

于是再结合上《植物名实图考》中对于枳的描述：“橘之酸酢者。”，几乎已经可以认定，古代的枳指的就是酸橙！

当然，事情到这里显然还没结束，虽说古人们普遍将“枳”认作酸橙，但也有不普遍的时候……

比方说《韩非子·外储说左》中就提到：“树枳，棘者，成而刺人。”这里便是将枳和枸桔混为一谈，还有清代高士其撰写的《北墅抱瓮录》中也写：“枳比橘小，枝干沉绿多刺，野人门巷，借此以护篱落。”这里的“枳”显然指的也是枸桔而不是酸橙。

所以也不怪如今人们直接将枳和枸桔放在了一起，这也是由历史依据的。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此错综复杂的命名风波中，酸橙的分类反倒从中脱颖而出，咸丰四年长汀县的县志记载：“橙, 一种皮蹙厚而气臭者, 俗呼臭橙柑。”这是酸橙中有臭气的一个种类，现在也叫做臭皮柑。

臭皮柑

显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古人们终于逐渐意识到了酸橙应该独属一类。

代代橘的发现便是其中比较关键的证据之一，宋朝张世南所著的《游宦纪闻》中就记载：“三山方言，有一种柑回四青，实大凌冬不凋，满树垂金，至春复回青，再黄始摘, 味不甚佳，花极香……”

这里的回青柑说的便是代代橘！

所谓代代橘，清朝后期又将之称为“代橘”，同治十年《上海县志》中描述：“代橘: 似香椽而小, 坚实圆整, 留实在树, 应时青黄, 可二、三年递生不落. 故以代名, 花自香例, 叶亦芳。”

意思是代代橘之所以会叫“代代”橘，原因是它的果实可以从第二年长到第三年不落，且变回青色，一代果实和二代果实同时挂在树上，所以才被称为代代橘，这也是它“回青柑”别名的由来。

回青的代代橘

总而言之，从枳到代代橘，再到酸橙，古人们一路传承至今，即便多有错误，也是我们必须尊敬的宝贵知识和财富。

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

担任10年两任总理的温家宝追忆母亲竟能犯了中共的大忌，闯了中共的禁区吗？

请看《我的母亲》，全文如下：

我的母亲

妈妈走了。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回到生养她那片土地上。

妈妈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她深深爱着的学生们中，活在她眷恋的乡亲们中。

妈妈名叫杨志云(曾用名杨秀安)，1921年农历11月14日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父亲杨凤翔，是名村医，靠开个小药铺维持生计；母亲杨马氏，家庭妇女，不识字。

妈妈可能是姥爷、姥姥领养的孩子，人们都这么说，可妈妈至今不肯讲。姥爷、姥姥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谁也不愿再提这段往事。

● 妈妈生在苦难的时间和苦难的地方

宜兴埠是津北重镇，自古是由津门去宝坻和冀东的必经之路，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攻守天津的军事要地。

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宜兴埠长期处于灾难之中。妈妈童年时，家乡已是穷苦不堪、民不聊生的乡村。村子里是土道、土房、土炕，庄稼亩产不足百斤。人们多从事荞麦皮、麻杆、秫秸、香草等买卖，艰难度日。一首民谣道出了当时的情景:

住土房、睡土炕，男人外经商、家中无米汤，孩儿哭叫饿、女人泪汪汪，麻杆换来玉米面，糊弄肚皮度饥荒。

1936年，姥爷因病去世，年仅45岁。药铺靠姥姥一人经营。姥姥请了山东两个姓赵的伙计，帮助料理药铺。除开药铺外，还租了「聋十爷」(姓杨的一户地主)的10亩地。

那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天津郊区进行了夺取平津的「假想敌」式的大规模演习。六七千名日军从宜兴埠外西北到东南，形成半月状弧形包围圈，枪声、炮声大作，许多庄稼和农田被毁。老百姓不敢出门，庄稼不能收割，生意不能做，生活困苦，衣食无着。

1937年4月22日，日本侵略军(侵华日军)全面侵占华北的战争迫在眉睫，决定修建临时飞机场，为向天津空运兵员和物资做准备。地址选在宜兴埠村东南。当时许多农田被毁，许多农民被抓去干活，使宜兴埠又一次受到损害。「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开始。

1937年2月至1938年1月，父亲在宜兴埠士范小学任教。这期间，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1938年4月，父亲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史地组(后改为史地系)。那一年妈妈生了第一个儿子，爷爷给他起名光华(光复中华之意)，不幸仅活了一岁，因患肺炎而天折。

1942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六)，妈妈在国难中又生下了我。爷爷心疼，给我起名「家宝」。那一年，日寇在华北大扫荡，津北一带也成了他们「清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

10月的一天，一股日寇进入宜兴埠，将全村老小集中村西南广场，四周架起机枪对着村民，威逼交出八路军。妈妈抱着刚出满月的我挤在人群中，惊恐万分。鬼子吼叫着，扬言不交人就开枪。场院一片寂静，妈妈怕我哭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在兵荒马乱中，药铺开得不安宁。伪军、国军常来骚扰。一天下午，妈妈正在屋里靠着窗户的地方用木盆洗衣服，一只狗卧在外面窗下，妈妈并未看见。突然来了一群伪军，开枪把狗打死。妈妈埋头洗衣服，没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枪声把她惊呆了，放下衣服，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被吓坏了，紧紧抱住妈妈，躲在她背后。这时，只听到外边一片狂笑声。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进人第二阶段，解放军攻打天津。国民党守军为了空室清野，扫清射界，下令放火烧毁了津北70多个村庄的农舍，致使14万村民毁屋丧家。宜兴埠被烧民房200多间。爷爷全家住在西下坡，房子全部被烧为灰烬，1926 年办的士范小学也被烧得荡然无存。姥姥家和她的小药铺没有幸免。已是年过半百的姥姥随村民仓惶逃难，在路上把随身带的一点积蓄全部丢失。看着经营多年的小药铺没了，家没了，又身无半文，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悲痛欲绝，痛苦多日，自此一病不起，于1949年逝世，终年51岁。

那些日子里，妈妈要服侍姥姥，又要照顾我，还要处理小药铺的后事。我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很沉重、很难过。

● 妈妈好强、自立、向上

解放前，为了苦苦支撑起这个家，妈妈到处找工作，先后在宜兴埠士范小学、天津县七区中心校任教。她深知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因而十分珍惜。抗战胜利前后(1944 年7月至1946年7月)，她曾在天津「马大夫医院」护士学校学习，后因我无人照管而辞职。

妈妈上学不多，为了找工作，曾上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簿记夜校。三十多岁的人，又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 年，她忍痛离家，和一群年轻人赴甘肃支教。在天水伏羲小学当一名教师，一去就是大半年。那一年我才12岁，刚上初中。爸爸上班，无暇照顾我，晚上还要和爸爸一起做饭。就在那时，我学会了蒸窝头、熬稀饭。三岁的妹妹寄养在五姑奶奶家。

妈妈1959年到东门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她年轻时读书多，语文基础坚实。

她的学生于亚回忆：「我们语文课一直由杨老师教。同学们很喜欢上她的课，从拼音识字开始，到读书作文，每堂课都讲得清清楚楚。朗读课真的把人带入课文中，几遍下来基本上就能背诵了。她腹有诗书，最爱讲故事，让同学们懂得做人的道理。」

学生孙秀庭回忆：「杨老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异常严格、扎实。记得老师有一根教鞭，至今它点在黑板上的「哒哒」声有力地回响在我耳边。往深处理解，老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给我们灌输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准则，渐渐地，我们班具备了一种班风：它是被学习的风气引导的、自觉自律的、注重道德品质的。」

于亚问：我们身上是不是都具有一种为一个信念献身的精神？

「我说有，会为某种崇高美而感动。如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去战斗，即使献身也在所不惜——即便到了这个年龄仍然是这样。」孙秀庭答。

妈妈到了九十多岁高龄，她的学生仍然惦念她。他们在事业上都有成就了，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提到杨老师:

「我们的杨老师到了人生九十多岁的高龄，我们仍然是有老师在的孩子，这是我们人生一大幸事。」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学生们这样回忆老师。

● 妈妈是个极富同情心的善良人

妈妈同情穷人。

宜兴埠庙前邻居韩家是贫农，孩子多，生活困难，偏偏全家都患上肺结核。妈妈从年轻时就和他们家是朋友。解放后，韩家只有一对姊弟(韩玉琴、韩富奎)在天津。妈妈在自家生活窘迫的情况下，照顾这对孤儿，直到姐姐在国棉七厂找到工作，弟弟在天津35中毕业，当上体育教师。韩富奎在35中上学时无处可住，妈妈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九平方米的小屋本来拥挤不堪，又添了个大小伙子。

我家居住的西里大街达摩庵前胡同，是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地方，他们都靠劳动和经营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强度日。随着时间的变化，这里的房屋愈来愈破旧，道路愈来愈泥泞，胡同越来越混乱，居民越来越拥挤。

刚搬来时，胡同里来了一户读书人家，人们相待都很客气。称父亲「温先生」、母亲「杨老师」。父母亲为人老实，待人谦和，与每家相处得都很好。

房东刘奶奶，孤身一人，无亲人照顾，靠租赁院里两间房子和一点积蓄为生。我家租住院里靠外的一间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妈妈对老人很好，房租虽贵些，但一直按时付款，还时常给老人送点东西。院落、茅厕、厨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间，我家被「疏散」到农村；「文革」后又回到这里，直到街区拆迁才搬家。

胡同邻里许多人家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当中有蹬三轮车的、开拔丝作坊的，开酱园的，还有孤儿寡母。父母与他们交往不深，但彼此相处是热情真诚的，有时还互相帮助。这里没有职业和文化的隔阂，没有虚情假意。多年来，父母没有与一户人家闹过不和。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当家里受难时，街坊悄悄同情我们，在晚上没人的时候撕去胡同里给爸爸贴的大字报，没有一户落井下石的。

记得，那时家里饭菜很简单，每顿饭一般只有一个菜，很少吃肉。有时让我到肉铺买上两毛钱肉，还要说明要肥瘦，这就是改善伙食了。遇到年节喜庆之日，家里吃顿「捞面」，妈妈总是端着满满一碗面条，放好炸酱和菜码，给邻居一家家送去。这是妈妈对邻里的心意，也是她待人的热忱。

● 妈妈一生简朴，活得清白

解放后，1950 年，爸爸、妈妈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可谓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爸爸的工资每月仅37元，可光房租就要8元(一袋面粉钱)。这间小屋伴我们全家几十年，其间家里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妈妈省吃俭用，我们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就是这样，工资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还要借点钱。那时，爸爸有个小本子，专门记账用的。

少年温家宝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简朴的生活习惯贯穿一生。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妈妈给我做了双新布鞋。那天，我高兴地穿上新鞋上学，不巧下学时正赶上大雨。我到家时，妈妈冒雨倚门等候，远远望着我光着两脚走路，手里抱着那双新布鞋。她赶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在雨中，我望着妈妈，她流泪了，满脸是泪水和雨水。

人穷志不短，妈妈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记得天津刚刚解放，城里无安身之地，家乡房子已毁，爸爸、妈妈带着我回到宜兴埠，暂借一远房亲戚的一间房子住，我在爷爷租用村中杨家下场仓库作校舍的士范小学继续上学。

一天，我在街上捡了一分钱放在衣兜里，被妈妈发现了。她边打边问钱是哪儿来的，竟把一个扫帚打散了。从那时，我就懂得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能要。这个道理我记在心里几十年，一次都没违反过。

妹妹比我小9岁，她上幼儿园经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学回家，她带回了一个布娃娃。妈妈追问她是从哪儿拿来的，她只是哭，硬是说不清楚。妈妈让我带着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园里。到幼儿园才弄清楚是园里给每个孩子发的。

妈妈脾气不好，对孩子从不溺爱，十分严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妈妈是把这样的事情作为道德的根本，严格要求全家。天津刚解放那年，爸爸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正值私营工商企业改造时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营工商企业者打交道。妈妈非常警觉，经常嘱咐爸爸千万不能收人家任何钱和物。爸爸非常老实，从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钱，结果，在以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自身干干净净。

妈妈一生结交的都是同事、邻居、普通百姓，从未高攀过一个当官的。1978年在农村待了近10年才得以落实政策，回到原来的家一达摩庵前胡同那间狭小破烂的小屋，在这里一住又是15年。1985年我调人中央，妈妈从未因我的升迁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没有打我的旗号给家里办过任何事情。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全靠微薄的工资度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 妈妈坚强而有主见

从我记事时起，就看到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艰辛、坎坷。他经历新旧两个社会，在沧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终于也没有逃脱政治的漩涡。1959年「审干」期间，因「历史问题」，他离开了多年的教师岗位，被「限制使用」。开始在农场劳动，后来到校图书馆工作。那些年，家里仿佛出了大事情，妈妈忧心忡忡，又要劝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落在我们家中。爸爸被揪斗，关在学校监视居住，停发工资。大字报从家门贴到胡同。妈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先给爸爸留足伙食费，自己亲自送到学校。她不放心这点钱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让造反派给收条为据。1970 年，全家又被强制疏散到农村。先是要全家到内蒙古五原(妹妹当时在通辽下乡)，当时父母已年过半百，实难带幼子适应那里的环境。经反复交涉、多方联系，后改迁到天津市北郊区小淀公社劳动，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调到天津北郊区宜兴埠九十六中学做教员。

1978年11月5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作出关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的复议意见，认为「文革」期间的审查，「未发现新问题」。1979年6月26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又撤销1958年作出的《关于对温刚限制使用的意见》。1982年办理退休手续，1986年改为离休。

父亲能忍，但有个性。我刚满周岁时，正赶上日寇清乡、扫荡，行人过道卡，均要严格盘查，不准带一粒大米。有一次，妈妈因奶水不够，让父亲买点米带回家。天黑了，爸爸怀揣一包大米过路卡，日寇持枪盘查，非要搜身不可，父亲宁死不依，差点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间，父亲被关在学校，经常遭受野蛮的「审讯」和打骂。一天，造反派一拳将父亲的脸打肿，眼睛被「封」得看不见东西。父亲忍无可忍，指着心口说:「小子，朝这儿打!」

他虽然有些倔强，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变得更加少言寡语。没事时，经常抄写古诗词或报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怅之情。

妈妈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窥见他内心那些难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从不埋怨父亲，反而总是宽慰和体贴他。他们相濡以沫七十五载。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他把艰辛、苦痛和挚爱都带走了，走得那么安详，仿佛这个世界就给他这条路。

● 妈妈教我做人

妈妈爱读古书，经常给我讲岳飞、文天祥、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也讲我熟悉的长辈往事。她做家务时，我常缠在她身边，她边做活边给我讲故事。妈妈常说，人要努力、向上。她总是把做人、志向、责任同刻苦、认真结合起来，使我深切懂得人不仅要有作为，首先要学会做人。妈妈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常边听边落泪，下决心为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气节、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每每忆起妈妈说话的神情和至今难以忘却的话语，我从心中油然萌发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

对于我担当大任，妈妈是忧虑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亲的两封信。一封信写在2003年11月，我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一封写在2007年10月，我即将担任第二届总理的时候。

第一封信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多么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很难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

第二封信写道，「过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后五年的工作是艰难复杂的，继续保持，谈何容易。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百姓，经济又是这么错综复杂，许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达到一半，就谢天谢地了。这么多事，你一个人肩膀有多宽能承受得住？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渡过五年难关。」

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国家身上。她每天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她从不过问我的工作，但经常用各种方式告诉我群众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年2月2日，我在英访问期间，专程到剑桥大学发表演讲。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剑桥礼堂座无虚席。我演讲的题目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我以充满感情的话语，向师生们介绍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演讲博得阵阵掌声。

临结束时，出现一个「插曲」。一名西方模样的学生扰乱会场，大喊大叫，并向主席台扔鞋子。我昂首站立，不为所动，表现出冷静和镇定。会场安静后，我讲道:「这种卑鄙的伎俩，是不能破坏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我的话引起会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我不知道就在这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直播的母亲，因担心儿子和受到刺激，而突患脑血管栓塞，从此视力减退、说话困难、行走不便。那一年母亲已88岁高龄。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其中担任总理十年。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做官」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

退休之后，回到妈妈身边，我的心情很高兴，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又感到难受。八年来，我很少外出，经常陪伴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的爱，妈妈的恩情是无法报答的。她的许多教诲已经渗透到我的细胞中、融入我的血液中。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可以窥见他的真实。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予的。(全文完)△

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

梁实秋：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

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

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

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作为一党的党义，XX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

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思想是独立的；随著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思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

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