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y Jude
Marta Kubišová
2026年6月2日 星期二
天鹅绒革命 1989
天鹅绒革命 1989 / Nežná revolúcia 1989 / 天鹅绒革命 1989 Marta Kubišová、Václav Havel、Václav Malý、Ilja Prachař、Josef Kemr、Jiří Suchý、Jaroslav Hutka
莱特纳第二次大规模示威游行（1989年11月26日）
等候库碧索娃：捷克第二国歌的归来（张泰格）
By Josef Koudelka
张泰格 / 别字 第四十七期
在布拉格长长的瓦茨拉夫广场上，曾经发表过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宣言，曾经有过纳粹统治下的阅兵和游行，曾经有苏联坦克的横行碾压，也曾经有年轻学生的抗议自焚。而在1989年末的布拉格，人们聚集在这里，用手中钥匙串的叮当声，驱赶着行将就木的捷克共产党。
哈维尔和公民论坛的参与者们,连续数日在广场一侧大楼的阳台上发表演讲，忽然间后从窗帘后走出一个戴着大眼镜的短发女士，玛尔塔.库碧索娃Marta Kubišová被哈维尔推了出来。她曾经在捷克人的视野中消失了20多年，「是她!」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她的名字——但是人们记得她那坚毅的眼神，更记得她独特的粗犷的声线，以及那首被官方封禁了20年，被誉为捷克第二国歌的玛尔塔的祈祷（Modlitba pro martu）。
库碧索娃的出现令广场沸腾了，人们知道她将再展歌喉，而这国家也不再万马齐喑了，民众呼喊着「玛尔塔万岁，玛尔塔万岁」呼唤着那首歌的主人公，和他们失去太久的自由。
广场万人一下子静默下来，库碧索娃在无伴奏之下，展开歌喉，有人高举着V字手默默聆听，有人默默拭泪，他们还记得那祈祷。
愿和平永驻吾土
让憎恨、妒火、怨怼、恐惧和争执消弭
消弭
那些被夺走的 终将归来
乌云慢慢散去
人们播下的种子终于收获
让我的祈祷来诉说
诉说被悲愤所焚烧煎熬的心
诉说被严霜所灼的伤花
愿和平永驻吾土
历史上，音乐与革命运动似乎难以言说的神奇纽带，极权的野心越大、触手越长，人们的记忆和思念就越深。这首承载捷克人历史伤痛的歌,还有库碧索娃坚毅的眼神从来没有从捷克人心中被抹杀。
1968年，新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上台，他的改革举措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首次提出了「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放宽媒体审查、扩大报刊言论和人民参政的权利。相对民主和自由的气息在捷克社会中弥散开来，然而这种改革是不见容于苏联的。
「布拉格之春」仅仅维持了短短7个月，便在苏联坦克的轰鸣肆虐中戛然而止。 1968年8月21日，苏联领导的华约军队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是国民歌手的库碧索娃，在这种气氛下，迅速录制了捷克语版本的「Hey Jude」、「玛尔塔的祈祷」。
布拉格列侬墙前，张泰格摄「Hey Jude」后来成为电影版「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背景音乐。看着军车在布拉格招摇过市，捷克人欲哭无泪，捷克语版本的「Hey Jude」安慰的并不是原作品中无助的孩子，而是失去国土、失去尊严、茫然无助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
「玛尔塔的祈祷」则是一首旋律简单却寓意深厚的歌，歌词里期盼和平、平息仇恨，以及对民族命运自决渴望的意味引发了无数捷克人的共鸣，成为了「布拉格之春」的挽歌。在布拉格抗争的街头，有民众叫住她，告诉她这首歌是如此优美、打动人心。 「我们会再听到这首歌吗？」——没人知道。
1989庫碧索娃和哈維爾。（https://www.kubisova.cz/）
毫不意外的，这首歌被迅速封杀，作词者被迫移民，作曲人被迫辞职。库碧索娃本人，则因为几张莫须有的裸照，在事业的巅峰，在26岁的时候，失去了歌唱的舞台。当然也有官媒记者拿着写好的「悔过书」找到库碧索娃，让她「讲道理一些」，只要签个字，声明支持政府，就可以回到舞台唱歌。她没有妥协，那些年她没有把自己的姓名签在任何文件上，除了那篇凸显捷克知识分子良心的「七七宪章」。
正如当时的维尔要被迫去啤酒厂滚木桶，Marta「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喂小牛。她说当时自己并没有因为被封杀而痛苦，因为她觉得俄国人不久就会离开捷克。 「当时不只是我，所有人都觉得俄国人最多两年就会走了。」结果两年又两年，人们足足等待了两年的十倍。 「本来以为这一切就像一场流感，哪里想到是血流不止的煎熬。」布拉格的春天一瞬间便被西伯利亚的冷风长久的冰封起来。
她的第一任丈夫和米蘭昆德拉等捷克知識分子一樣選擇離開，庫碧索娃卻沒有走，她的理由輕描淡寫：「走了就看不到家鄉的山，吃不到好吃的的三明治了。」
與那些同是被官方封殺的作家、哲學家、藝術家的交往，成了漫長苦悶生活中唯一的慰藉。作為「七七憲章」的簽署人之一，庫碧索娃也正式成為了「敵對分子」。庫碧索娃之後的工作是組裝塑膠盒子、組裝玩具，然後成了公寓樓的文員，那些年她去到哪家工廠，哪裡就會被當局騷擾、警告。翻開國家安全部門給自己開立的厚厚的文檔，她發現自己自1976年已經被秘密警察所監視，她的鄰居也被招募成為了監視者，甚至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成為官方延攬的對象。「七七憲章」的發言人或病逝、或身陷囹圄的情況下，庫碧索娃更擔負下了發言人的職位，當然等待她的是連串的審訊和如影隨形的跟蹤。
有記者曾經回憶開車接劉曉波訪問的時候，劉特意要求司機等待後面監視的國安。不過那時候倔強的庫碧索娃卻沒有這麼和氣，她會在人來熙往的布拉格地鐵裡，突然跳出車廂，對著裡面手足無措的警察拍手大笑。——這是她漫長被監視生涯中僅有的娛樂。
「這一切屈辱都是值得的，這會讓人更堅強。有那一瞬能夠自由呼吸，這會讓人們更如饑似渴地去爭取自由。」庫碧索娃如此回憶道。從布拉格之春,熬過漫漫西伯利亞之冬，走到了天鵝絨革命的11月,這一個自然更替,竟然有21年。庫碧索娃從未想過自己會再次歌唱，直到他被哈維爾等人簇擁走出陽台。「我對自己說，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一個歌手會這樣重返舞台。」
1989庫碧索娃和哈維爾。（https://www.kubisova.cz/）一週之後，捷克政府放棄權利，結束一黨專政。一個月之後，庫碧索娃的好友、她女兒的教父，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捷克斯洛伐克總統。
帶著抹不去的天賦嗓音，庫碧索娃在47歲的年紀復出，回到了捷克歌壇，在她的演唱會上民眾給她獻上了21朵玫瑰花，寓意著21個拒絕與權力同流合污的春秋。她自己的回憶卻是輕描淡寫：「21年，我如同經歷了一場失憶，幾乎連歌詞都忘光了。」她並非捷克歷史的主角,她也從無意做一個英雄，卻更像歷史映畫中繞樑三日如影隨形的背景音。
2017年，庫碧索娃舉行了退休前最後的巡迴演唱會。為了聽她的演唱會，筆者從布拉格搭了三個小時火車到了一個很小的城市Hradec králové，聽眾裡有年輕人也有老人，她按照慣例最後唱了那首歌。前奏響起，我身邊的老阿姨便雙手合十，一動不動地沉靜的聽著，祈禱著。等候一個偶像等到一個政權倒台，頗有一點「山無陵，天地合」的浪漫，捷克人是幸運的。
後記：關於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電影《HAVEL》上映了，庫碧索娃再次出山為好友獻唱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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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武斗直接死亡人数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
重庆大武斗是1967年6月至次年10月在中国重庆市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事件的总称。重庆武斗规模和影响都是“全国之冠”。[1]:2
背景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年1、2月，在重庆驻军五十四军支持下，八一五派夺取了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建立“革联会”（全称“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反对“革联会”的一派在2、3月间被镇压，其大批群众被拘留、批斗。陆续释放后重新集结，因其立场是“砸烂革联会”，所以被称为“砸派”（7月中旬改称“反到底派”）。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下发，未承认“革联会”，决定另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2]八一五派坚持捍卫革联会，反到底派坚持砸烂革联会，两派之间的争执日益发展成武斗。[1]:170
经过
1967年6月5日至8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两派数千人参加西南师范学院武斗，被视为重庆大武斗的序幕。[3]7月7日，两派武斗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打响了“第一枪”。[1]:1907月8日，两派在红岩柴油机厂武斗，死9人，抓走近200人。7月25日，两派在重庆工业学校武斗，[4]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了重庆工业学校，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得知后，决定下发枪支。[1]:201由于局面不利，有五十四军支持的八一五派开始从军队“抢”枪。[1]:202
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亡22人，伤者多人。[4]8月8日，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沉船3艘，重创12艘，长江航运因此中断。当时被称为“重庆八八海战”。[5]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直接参战人员上千名，支援人员上万。动用枪炮、坦克、战车，死亡数十人。8月13日，望江机器厂武斗，打死3人，伤1人。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武斗，炮击上清寺，打死11人，伤多人。[6]:998月18日至8月20日，两派在沙坪坝潘家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死亡128人，伤者无数。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武斗，死22人，伤数十人。[7]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8月23日，北碚区歇马场武斗，打死40人。[3]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40人。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武斗，杨家坪半数房屋被毁，死亡200余人。[7]9月上旬，《九五命令》发布后，武斗有所缓和。[4]10月27日，解放军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武斗，打死32名学院成员及群众，受伤53人。[7]
1968年3月中旬，长寿县云台处的川东北石油处本部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打死40人。4月28日，长安机器厂因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大火，重庆市消防大队救火途中被枪击，打死9人，打伤30余人，3辆消防车受损。7月，江陵机械厂武斗，大批人员伤亡。[7]5月2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九五命令》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4月份的两次指示，严令各派全部上缴武器弹药，解散武斗组织，否则就强制取缔。由此，两派的专业武斗队陆续解散。10月15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宣告自即日起撤销两派各自的总部。[2]历时一年半的重庆武斗自此基本结束。[8]
损失情况
官方资料记载，1967年夏至1968年夏，重庆地区武斗31次，使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24次，导致645人死亡。[9]据曾钟、陈晓文估计，仅重庆文革墓群一处就埋葬有武斗死难者400余人。[10][11]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全市共发生较大武斗杀人事件22起，被抓后杀死的有1,737人。[1]:303有资料称直接死亡人数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12]据何蜀估计，武斗激烈时期全市约有1,700人死亡。[13]
重庆市1967年7、8、9月三个月完成工业总产值2.4亿元，相当于1967年3月的75%。[6]:100[14]:4111967年重庆市工农业产值25.65亿元，较1966年的31.96亿元下降19%。[6]:101从1968年元旦起，因武斗导致的煤炭生产下降、交通运输瘫痪，全市被迫实行煤炭凭证定量供应。[14]:413
参考文献
- 何蜀. 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 香港: 三联书店. 2010. ISBN 9789620429958.
青海二二三事件，青海二二三大屠杀、赵永夫事件
青海二二三事件，又称青海二二三大屠杀、赵永夫事件[1]，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青海省的一场大规模血案[2][3][4][5][6][7]。1967年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与地方造反派经过九天的对峙后，以13个连的兵力攻入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一天内解放军打死造反派169人、打伤178人[2][4][6][7]；而解放军中有4人被己方误伤致死，另有46人受伤[6]。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该事件后共有13,414名群众被逮捕，17,293人被捆绑吊打，5,968人被搜身抄家，4,279人参与集中劳动[2][3][6]。
肇因
《青海日报》社的陈逸按照1966年4月24日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写成了“六三社论”，题《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8]。
6月3日，社论发表后，西宁市陷入混乱。在造反派煽动下大量学生、干部、工人涌进报社，高呼中共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12日，经由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派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定义报社为“程陈反党集团”。8月底9月初，红卫兵联系青海，传达中共中央批判资反路线的命令。造反派得势成立“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贴大字报，批省委，肯定“六三社论”[9]。
在西宁地区，围绕“倒杨植霖、保王昭”还是相反的“保杨倒王”，西宁的群众组织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名义群众实际是黑帮的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青海省军区机关的造反派也分别联合了对立的两派加入了进去。
西宁实质上形成了拥护西宁市原党政机关的保守派“捍卫队”与反对西宁市党政机关的“八一八”造反派的暴力对立。[1]
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27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社。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社，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文革通知。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支持造反派。“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要求省委常委支持代表造反派的“八一八"。多数常委强烈反对支持造反派，并要求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准。 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10]当时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当时杨植霖和王昭陆续离开了青海省，二二三事件发生时都不在青海省。副司令员张江霖不是常委。[11]: 218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12]各地军区和党委开始借机镇压造反派，湖南宣布湘江风雷造反派为“反革命”。福州军区镇反得到《解放军报》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支持，《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青海造反派的拥护者，青海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当即被夺权，囚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通过夺权获得青海省军区的控制权。
1月29日，“八一八派”夺取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委的大权[13]。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2月13日，《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夺报社权。
2月14日，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并称：
“《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
是日，部队包围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而青海省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的指示则是：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
屠杀
23日上午8时，西宁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率部13个连围攻报社两千余人守卫的大院。11时10分，军队枪击报社广播站。
下午14时，赵永夫的指挥所所在宾馆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枪声大作。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水利局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14]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后，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14]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随后部队进驻学校进行搜查，以“学生有枪，开枪射杀三人”为理由组织车站便衣警察抓人，防止“反革命”外逃。各单位成立镇反指挥部、劳改队、拘留所，一时间私刑泛滥，逼死者无数。
冼恒汉回忆称：2月23日当天下午，总参、兰州军区给青海省打电话都打不通，最后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才电话转接入青海省军区副政委王文英，了解情况。2月23日傍晚，赵永夫给军委、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汇报情况。[15]
处理
2月24日上午，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冼恒汉派专机接副司令员赵永夫、副政委王文英、某师师长陈如意到兰州军区汇报情况。
冼恒汉回忆称：“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张江霖本人回忆：[11]: 336 “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
3月11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后两次规格最高，周恩来总理、康生、叶剑英、叶群、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副司令员康健民，青海省军区的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后字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等出席。3月24日至2日夜，周恩来总理在第四次接见青海省各方面代表的调查会议室当场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2月23日流血事件做了定性：“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零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再度骚乱。造反分子对保守派实行复仇。3月28日，成立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刘贤权任主任委员。[13]刘贤权于1967年8月至1977年2月任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3月至1977年2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事务的第六任领导人。在四人帮被监禁之后被调任为济南军区顾问。
4月6日，中央军委再发布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7月15日，军方发布了结案报告：
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17]“‘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参考资料
- 王秀明. 青海“赵永夫事件”亲历记. 中国知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07） （中文）.
清华学子李恒青复盘八九六四屠城历史(图)
发表：2026-06-01
1989年4月22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学生在静坐示威结束后向中共前领导人、自由派改革家胡耀邦致敬。（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记者肖然采访报道）2026年6月1日，临近六四37周年还有两天，当年的89学运和六四屠杀事件的亲历者清华学子李恒青在接受《看中国》专访时，复盘了当年参加运动和学生、市民被屠杀的场景的细节。“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的历史。”
他表示，作为六四屠杀的幸存者，从那以后，每年的6月4日，他都绝食24小时，以铭志永远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与运动的意外相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那时候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四的学生，也是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离毕业还有一年。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时间关注外面的世界。实验室里有一个很大的无机实验要做，要烧马夫炉，好几个同学轮流值班，一连两个礼拜。再加上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那时候正好得了肝炎住在北大，我还要骑自行车去给她送吃的、帮她做点东西。所以根本无暇顾及清华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有事情在发生。清华十食堂外边有一面墙，就像北大的三角地。那面墙上贴满了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学生、老师、知识分子们从最初对胡耀邦的怀念，到感慨他被处理得不公，再到提出诉求：新闻舆论自由，惩处官倒。但那时候大家非常理性，非常沉稳——这是清华的作风，清华的学风始终如此。
一句"罢课"
就这样说出口了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出殡。那天我离开化学馆，骑着自行车回宿舍，准备洗个澡吃点东西。路过十食堂，大字报已经铺满了整面墙。回到宿舍，学生会办公室里堆满了人，学生们一见我回来，就使劲叫喊：
“我们要罢课！我们要罢课！”
我愣了一下，说：怎么好端端的，都不上课了？我刚从实验室回来，这怎么回事？
他们告诉我，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聚集，要求进去参加追悼会，不让进。三个学生代表去递请愿书，没人来接。三个人跪下去，跪下去了，依然没有人来接。
我一听，火了。我说，这怎么叫人民的政府？学生是人民的子弟，子弟来表达自己的基本诉求，你连一个人都不派来，这太过分了。
就这样，我说了一句话：“那就罢了，罢课。”
说完，我去洗澡了。
洗完澡回来，九食堂外头的墙上已经贴出了布告：清华大学化学系全体罢课，落款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会。动作真快。我看了一眼，没当回事，就回去了。
没多久，电话打来了。是校党委学生部的部长——陈希，就是后来习近平最信任的人事总管。我们两个从高中起就是朋友，关系很近，所以他直接问我：
“恒青，你知不知道你们系贴出来罢课了？”
“知道。”
“你同意了？”
“同意了。”
“……你怎么想的？”
我说：政府应该是人民的政府。学生是人民的子弟，子弟要表达自己的愿望，结果还要跪下来，跪下来了还没人来接待——这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当然应该抗议，当然应该罢课。
他一看跟我说不下去了，就挂了。
一万人 一个十字路口 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罢课誓师。消息传出去，十食堂前的十字路口聚集了将近一万人。清华当时本科加研究生也就一万两千人，这一下来了将近一万，就一个十字路口，根本没有场地，乱得不像话。
那时候李玉琪他们已经是第一波站出来的，正在现场拉广播喇叭，准备当会场。我一看，这怎么行，一万人挤在十字路口，踩踏事故怎么办？我跑过去跟他们说：在这儿开不了会，换地方。
他们说：人都来了，怎么换？
我说：到东门外、主楼前头，那里有一大片空地。你们把线拉了，先过去，剩下的人我来带。
他们半信半疑，但还是去了。
我回头，跟学生会的朋友借了一个小喇叭——就是开运动会用的那种——拿着喇叭，在人群里喊：“各系学生会主席，都到我这儿来！”
清华有三十六个系，绝大多数学生会主席都认识我，也都是我朋友，结果都来了。我说：第一，回去把旗子拿来；第二，一个系一个系地带队，往南门走。
游行路线怎么走？我说没有，一会儿告诉你。
我把最信任的自动化系学生会主席王卫东叫来，让他先带队出发。自己骑着自行车，边走边画路线，然后骑车送过去。就这样，清华的队伍打着旗子，一个系一个系地拉起来，溜了一圈，最后落到主楼前的空地上，队伍排齐，坐下来——这就是罢课誓师大会。
话筒交给李玉琪他们，我回系里了。我那时候，还没有打算正式参加这场运动。
“学贼”与厕所里的密谋
当天晚上，组委会开会。我本来只是去观察，没想到进门一看，三十多个代表，意见纷纷，吵成一锅粥，根本没有执行机构，干不了任何事。翟学魂来叫我，我说这不行，要干事就得选常委，有执行机构才能行动。大家一听同意，结果一选，把我给选成了常委。
我连组委都不是，就这样成了常委。五个常委：李玉琪、我、杨文明、张明，还有一个记不清了。翟学魂抱怨说，他积极参与，两次选常委都选不上；我消极旁观，反而每次都被选中。
四月二十五日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学校联络了教委和国务院，提出对话——条件是：学生会代表五人、研究生会代表五人、自治组委会代表五人，共十五人。
消息一来，他们问我：对还是不对？
我犹豫了，说：我去上个厕所。
李玉琪和翟学魂跟着我上厕所，在厕所里堵着我问：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说：应该对。你们现在不想推翻共产党，对吧？那我们就是要改变现状，改善国家。那就应该让诉求上达天听，也要听听他们怎么说。这是一个沟通的机会。
他们俩一听，同意了。三个人在厕所里，瑟瑟发抖地谈完，回到会场。
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立刻炸了锅。反对声一片——说清华单独对话，是破坏整个北京学生运动，这个罪名承担不起。
这时候，锋锁站出来，指着我说：“李恒青是学贼。”
原话。就这四个字。
理由是：我从高中就入党，是共产党员，当过清华附中校团委书记，现在还是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你说他不是打入我们内部的是什么？
我当时很激动，但我知道——如果我强行推动对话，“学贼”就坐实了；如果我退让，开班代表大会，这件事大概也很难推成。
没有办法。我说：那就开，开班代表大会。
清华有三百六十多个班。我们封锁了西街教室，一个五百多个座位的阶梯教室。大喇叭一响，各班代表自报，纠察队验明身份。来了三百多四百个人。
我站在那个阶梯教室里，扫视了一下——清华的班代表里好多是清华附中出来的，认识我的人太多了。我估摸着，百分之七十能被我说服。
结果，我正讲着，一个学生站起来，喊了一句：“李恒青是学贼。” 会场立刻乱了。
周锋锁急哭了，他觉得这是出卖，跑进来要打我。纠察队把我们俩分开。
大会就这样流产了。
散会往回走的时候，校园的广播正在读《四二六社论》。风声鹤唳，杀气腾腾。一封一封辞职信送到我手里，组委会委员们纷纷辞职，最后剩下七八个人。
我就坐在那儿，欲哭无泪。
过了一会儿，周锋锁进来了，握着我的手说：“恒青，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我错了。”
那一夜，我们坚持开了新闻发布会，向记者解释流产的原因。发布会结束，我已经四天没睡觉，纯粹晕过去了，被车送到朋友家，睡了整整四十八小时。
四月二十七日那场大游行，我完全错过了。
广场上的生命线
绝食开始后，我上了广场。组委会重新整合，又一次把我选为常委，还给了我一个职称：清华行动总指挥，同时挂了一条写着"总纠察"的布条。
那时候广场上人山人海，最高峰时清华的学生有五六千人，教授、系主任、系党委书记也都来了，给大家送饭，劝绝食学生停止绝食。
清华学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拉起生命线。
广场上有上百万人，绝食学生随时休克，救护车根本开不进去。我们想办法，拉起一条通道，让救护车能够进出，保住那些倒下去的同学的性命。
我挂着“总纠察”的条子，沿着生命线来回巡视。倒不是因为人家认识我，而是这条子给了我一个通行特权，到哪儿都能进。
有一次我走过去，生命线上的学生朝我喊：
“哎，总纠察！能不能整点烟来？太困了，坚持不住了！”
我把雨衣脱下来，捧着，跑到围观的市民那里，说：大哥大姐叔叔阿姨，能不能把兜里的烟贡献一点？
结果，大家都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给我抱了一大包。我让同学拿去沿线发烟。
那一刻，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最后一夜
六月三日，我已经精疲力竭，回到清华校医院输液。护士把我安置在床上，葡萄糖一打，马上睡着了。
下午，广场那边来人了，截了一辆车，拔掉我手上的针，把我拉上车就走。路上才告诉我：木樨地那边已经打催泪瓦斯，今晚可能要有大行动。
我赶到广场，清华只剩一个帐篷和一面旗。我进帐篷躺下，说：养精蓄锐，晚上不知道要折腾到几点。
周锋锁也躺在我旁边。睡不着。
外头来了同学，说给你一个钢盔，一个防毒面具，缴获来的。我说：“把所有缴获的东西全部收起来，谁都不能戴。” 我们的原则是不抵抗，如果戴着这些，那就是打击目标，要被重点对付。他们一听，都把东西堆在一边。
渐渐地，枪声越来越近。天上开始出现曳光弹——后来才知道，冲锋枪弹匣里十颗子弹会压一颗曳光弹，打出来拖着一道光。那些光在天上织成了网，密密麻麻。坦克和装甲车冲进来，围着广场转。
灯灭了，又亮了。市民们点燃油桶照明，人民大会堂门口、历史博物馆门口、金水桥后边，全站满了解放军。他们坐地铁进来的，一直藏在里面。
受伤的、打死的，一个一个被送进来。我看见一个同学，胸口被炸开一个大洞。他的同学跪下来求医生：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把他送到大医院去。医生看了看说：进不去了，里面都是人叠人，后备箱盖上也放满了人。再说，他……已经救不了了。要救那些还能活着的人。
那个同学就在那儿哭，嚎啕大哭。
后来，侯德健砸枪，我就在边上，也帮着一块儿砸。我们坚持：非暴力不抵抗。
最后表决：撤，还是不撤？
此刻广场上还有一万到两万人，多数人同意撤。我们的任务，变成了：把这些人活着带出去。
清华打起校旗，我带着队伍第一个走。刚要出去，解放军开始打纪念碑，碑上的灯打掉了，碎石子飞溅，我身上都能感觉到。
出去了以后，我又回来了。因为还有很多学生和市民不肯撤。我们拉起人墙，手拉手，把所有人往外圈，一点点往外退。我拿着喇叭，面对着人墙往后退，后边就是坦克。
最后那一关，解放军冲过来，枪声大作。我背对着大门，不知所措。突然，几个人迎面冲过来，抓着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架起来，再落地，已经到了大栅栏的斜街上。
是北京的市民用自己的身体把我们架出去的。
尾声
那一夜之后，六月四日晚上，我踏上逃亡（东北）的路。后来，我主动回到清华。1989年8月被捕，关进昌平看守所，转到秦城监狱。1990年7月，获释。
2000年，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不太愿意讲这些事。每次揭一次，就伤心一次。但有时候你知道，咱们这一代人，就像每年六四都会自发绝食一样——没人要求你，你也没人想去做什么，只是对原来的同学、那些市民，一种尊重。毕竟，我们一块儿同出生入死过。
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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