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关光烈
据我所知，关光烈大约是在林彪身边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
关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野战部队调到中南军区机关的，但他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我在军区司令部办公厅，给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彼此分住两个大院，又无工作交往，所以并不相识。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体部分改编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军队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陶铸虽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因他主要担负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所以军区党委的一般活动都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按传统党委工作由政治机关负责，关光烈被指定为军区党委秘书，负责通知开会和作会议记录。黄永胜决定开会，便由我通知关光烈，由他负责落实。开得最多的是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有时个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开一次，我与关光烈接触频密，彼此谈得比较投机，在那运动不断、动辄得咎的年代，不须互相戒备。
林彪和W秘书的一段插曲
关光烈于1959年1月调任林彪的秘书。这次调动纯属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话说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林彪几乎每年冬天都到广州过冬，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甚至两个月以上。为此还给叶群在广州市政府安排了个副局长之职，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则在军区大院对面的八一小学随读。
1958年12月，林彪又一次全家南下，先在广州住了几天，林彪夫妇又去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区大院内的元帅府住了一段时间，新年过后回到广州，住在白云山军区鸡颈坑招待所一号楼。林彪当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位列第六，但由于他当时还在养病，中央对他并无明确分工，所以他只配了一名秘书。
这位秘书姓W，来自上海警备区，主要负责收收文件，管管林彪的日常生活，基本是个行政秘书。1958年在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我曾同他打过一次交道，印象一般。林彪身边没有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但有人向林彪反映，在海南时，这位W秘书同招待所的女工作人员有些轻佻表现。
林彪历来沉默寡言，秘书的事情都是交由叶群来管，但这次不知怎么来了兴致，他把W秘书叫来，提示他最近“有些轻浮的苗头”，希望他多加检点。
应该说，林彪的讲话还是很有分寸的：第一，他用“轻浮”而不用“轻佻”，问题的性质便有所不同；第二，只是“苗头”，还未成为事实。
不料，这位秘书的反应令所有知道此事的人们都深感震惊和不解，他忽然高声喊道：“你诬蔑！”
林彪完全没有料到，他这个当年的百万大军统帅竟会遭到一个小秘书的顶撞，他愣了一下，便气急败坏地大声申斥：“你，你还不接受教育，你走吧，不要在我这里工作了！”
哪知道，这位秘书又回敬了一句让林彪怎么也想不到的话：“你不是国防部长，你没有这个权力！”
林彪完全被气昏了，几十年来，在党内军内，哪有人敢对他如此放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手指着W秘书：“你，你，你快走！”
林彪和W秘书的高声争吵，惊动了一号楼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纷纷跑来。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临时派来的保卫干部陈维纲把W秘书拉出楼外，批评了他，并赶紧向上汇报。
叶群在安慰了一阵子气得发昏的林彪之后，也向军区首长通报情况。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是政委刘兴元。在向刘兴元简要通报了情况之后，她提出要军区为林彪选调一位秘书。刘兴元不敢怠慢，指示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立即把几个最拔尖的秘书的档案给叶群送去，供她挑选，其中就有关光烈的档案。他的档案一下子被叶群看中。然后是面试。关光烈一表人才，面目和善，精明干练，知识面广，既有机关工作经验，又当过连指导员，熟悉基层情况；而且他来自127师，这是全军历史最老的一支部队，其前身是叶挺独立团，战功赫赫，号称铁军，林彪早年也在这支部队。林彪、叶群都很满意。关光烈就这样被选中，当了林彪元帅的秘书。
他一干就是将近七年。开头将近一年，还是只有他一个秘书。1959年9月，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接替在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德怀元帅，兼任国防部长。关光烈一次对我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从庐山回到北京，一进毛家湾，就发现胡同里增加了很多便衣警卫。当了国防部长，这待遇就大不一样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林办”成立起来了，陆续调来了多名秘书。“林办”主任自然非叶群莫属，关光烈则成了“林办”秘书们的头儿。
1965年，关光烈找了个理由，要求下部队工作，林彪、叶群批准放人。他仍回广州军区，被分配到127师任副政委，3年后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师所在的43军奉命移驻河南洛阳地区，改隶武汉军区。
陷入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
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在师政委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军区很多领导都对他看好之时，一场政治上的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1971年9月8日，正在军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关光烈从离开“林办”之后，就不再与之联系，他离开已经多年，而且这样的召见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干什么？但是，他不能问。 他报告了军政委王文德，王文德虽然也感到有些蹊跷，但是，副统帅召见，不能不去。关光烈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的冒险勾当。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林立果向关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许多要求，什么从127师调喷火器，调40火箭筒，弄100套陆军制服……关光烈都一一托辞拒绝。
过了两天，林立果见他仍然一点也不配合，万般无奈，只好叫人给他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把他送上火车，放他去了。他刚回到部队，“九一三”事件便发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级干部一样，在开始一段时间，对此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这次进京情况。他不讲，其他人，包括军的领导，自然也不会问，这是规矩。
一人做事一人当
终于有一天，43军领导接到上级通知：要127师师长张万年和关光烈一起到郑州去，说是参加重要会议。
到了郑州，才知道是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以武汉军区政委的身份和他们个别谈话。刘建勋先同张万年谈，谈的时间不长，不知道谈了什么。和关光烈谈，便告诉他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后，乘飞机叛国外逃，要关光烈详细交代他到北京参加了什么活动，接受了林彪什么指示。关光烈都照实讲了。但刘建勋总觉得他还隐瞒了什么，一再要他打消顾虑，老实交代。刘建勋还特别对张万年的态度与动向极为关切，再三询问关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况透露给张。关光烈说：“我连自己的老婆都没告诉，我能告诉他吗？”这才不再问了。
在同我谈起此事时，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顺竿爬，乱说，害人。”
关进秦城
不久，关光烈被转送北京。负责“九一三”专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他谈了几次之后，认为他把事情都讲清了，纪登奎要关光烈安下心来，因为牵涉到这个案子的不止他一个人，要找个适当时机宣布将他和其他一些有关人员一起解脱。他被安排住在西山亚洲疗养院，对他的管理相当宽松，居住条件和伙食也都不错。他一心想早些返回部队，早些与家人团聚。却不料，以后竟再也没有消息。
打倒了“四人帮”，关光烈心想，前几年可能是受到了“四人帮”的干扰，这回他的问题该解决了。哪里想到，不久后的一天，他突然被强行押送到秦城监狱，一下子“升级”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犯。这意外的沉重打击，让关光烈陷入绝望、迷惘，各种疾病也向他袭来，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关了一段时间，他在河南的妻子得知他的下落，要求探监，得到批准。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秦城。当关光烈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两个孩子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个形容枯槁的老人与他们印象中的父亲联系起来。他们怯生生地低声问母亲：“这是爸爸吗？”这位妈妈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她该怎么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呢？
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同伙”
中共中央新班子于1980年10月宣布，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北京负责审判两个集团的“主犯”，还有内定的60名“同伙”，则交由这些人原来所在的大单位发落。关光烈被送回武汉军区，他在这个名单中位列第44。
关光烈被告知：他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活动，罪恶重大，将在近期依法对他进行宣判。
1981年1月，在北京“两案”宣判之后，武汉军区机关也开大会对关光烈进行宣判。在通知关光烈准备参加宣判时，关光烈知道可能有一个给他戴手铐出庭和宣判后打开手铐的程式，他严肃地对办案人员人讲：“我是什么问题你们都知道，我的为人你们也知道，你们若是叫我戴铐子出庭，到时候可别怪我叫你们难堪！”关光烈果然没有戴手铐出庭。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我曾问关光烈：为什么不多不少，判你十年徒刑？他说：“因为我正好关了将近十年。”
出狱后以开店度日
关光烈出狱后军籍、党籍、职务、级别四大皆空。他在关押期间，因为没有正式定性，还是有工资的，即使扣除这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还可剩余一百多元，十年累计就是一万多元，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目。关光烈向有关部门询问这笔钱的下落，答称“上交”了。上交的钱自然不能再退回来。开始几年每月只发60元的生活费。
他的妻子是个解放战争时期入伍、自尊心极强的老兵，1954年中央军委安排大批女兵转业，她在广州轻工业学校学了4年酿造，成了专业干部。她原住在127师家属区，关光烈遭审查后，她不愿看一些人的异样眼光，带着两个孩子住到她工作的学校，不肯再进营区大门。她先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后又当中学教员。关光烈到洛阳安置后，赶上地方改革开放，她的专长得到承认，被分配到洛阳一家啤酒厂当了厂长。为了生活，关光烈在龙门石窟附近开了个文物商店，主要做洋人的生意。他的身份逐渐为附近群众所知悉，大家对他很友善，并给予他一些帮助。到龙门游览的外国旅客最多的是日本人，不少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关光烈精通日文，口才又好，又懂历史、艺术，因而他的生意不错。
1987年7月，我去西藏为早年在平叛作战中牺牲的战友扫墓，返回时特地绕道去洛阳看望关光烈。我去了他简陋的家，又看了他的文物商店。因为是劫后初逢，我怕他伤心，有意不提“九一三”事件。他似乎反而比我通达，以调侃的语气对我说：“老迟，我现在开个小店，自由自在，可带劲儿了！要是早有这个政策，何必像当年那样，整天提心吊胆，受那份儿洋罪，到头来还不落好！”他这是反话正说，也是在安慰我，而这却徒增我心中几分苦涩，我还能说什么？
又过了两年，他应许多老友之邀，偕夫人重返广州。他的熟人、老部下极多，他南下的信息不但迅速在广州传开，湛江、海口甚至广西一些城市的老友、老部下也很快得到消息，纷纷邀他前去相聚。他长于书画，在广州向他求字求画的就有数十人，弄得他应接不暇。这中间我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详述了卷入那场政治漩涡的前前后后。
2002年5月，我又去洛阳看望关光烈。我先去他家中拜访，两天后他又来我的住处回访。每次相见我们都进行了无拘束的长谈。此时我已经接触过不少“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也看过一些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我对这次事件有了更多的思考。为了对这次影响巨大、深远却又被人为弄得扑朔迷离的政治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一些敏感问题。他一一直率地谈了他的看法。
作者：迟泽厚，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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