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相,南宋时期占据洞庭湖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首领,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以钟相、杨幺为首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深受百姓支持,使鼎州的地主豪绅十分恐惧,他们勾结孔彦舟军队镇压农民起义军。孔彦舟在屡遭失败之下,朝廷无奈,只得派岳飞率领岳家军前往平定洞庭湖叛乱。孔彦舟派奸细混入起义军内部,偷袭攻破钟相营寨,钟相被俘遇害。
钟相,南宋初在洞庭湖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北宋末,鼎州武陵人钟相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又进了一步(见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以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掠,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
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己有。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约束。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
揭竿而起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至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退兵,谋偏安江南。时金军紧逼南下,宋溃军沿途剽掠,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繁赋重,激起江南民众纷起反抗。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民钟相帅先聚众起义,抗击溃兵游寇集团抢劫,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得鼎、澧、潭、岳、辰(今湖南澧县、长沙、岳阳、沅陵)等州19县民响应。
初步胜利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遭宋溃军游寇集团孔彦舟部镇压,义军奋力抗击,初战获胜。后因孔彦舟遣间混入义军作内应,钟相不备,被俘杀。钟相牺牲后,数十万义军在杨幺、夏诚等率领下转入洞庭湖区,据湖泊港汊为险,濒湖设寨,兵农相兼,继续与官府抗衡。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率水军乘车船、海鳅船攻夏诚水寨,于下沚江口(今湖南汉寿东北)被义军击败。义军缴获官军车船后,广伐鼎、澧地区松杉樟楠等木材,大造车楼大船,严密设防,陆耕水战,既取得水战优势,又获田蚕兴旺,实力日益增强。
建立政权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四月,杨么立钟相少子钟子义为太子,自号大圣天王,重建楚政权。
官军镇压
南宋朝廷惊恐不安,视之为心腹大患,遂遣军往讨。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荆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统领禁兵、御前、神武军3.5万人,并节制荆潭制置司水军统制吴全部万余人,战船数百只,偕统制崔增、高进趋洞庭湖。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月,王躞至岳州,率舟师与杨么车船水军短兵激战,船小不敌,败退桥口(今湖南湘阴西南湘江西岸)。寻留崔增、吴全等设伏岳州艑山、洞庭湖口、牌口等处,自率神武前军万余人趋鼎州,会程昌寓部水军,企图两面夹击,一举歼灭义军。杨幺察其谋,将计就计,坚壁上游诸寨,将老少民众、牲畜转移隐蔽酉港(今湖南汉寿东北酉港镇),以部分车船出没空寨间牵制疲惫上游宋军;另施疑兵,遣数只车船潜载数千水兵,偃旗息鼓,放流诱歼下游宋军。
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十一月十二日,王躞、程昌寓率军出下沚江口,水陆并进,逐个围剿义军水寨,所至皆扑空。而下游预伏宋军发现湖面车船,万余人争乘数百只舟船贸然入湖拦截。将至阳武口(今湖南岳阳西洞庭湖中),义军车船突然回旋,纵横冲撞,官军猝不及防,舟船皆被撞沈,崔增、吴全及属下无一生还。义军获阳武口之役大捷后,回师又败王躞等军。四年六月,王躞再次遣军进剿。七月,杨么乘江水暴涨,率车船水军出湖反击,尽歼社木寨(今湖南常德东)守军,王躞败逃。义军屡战获捷,兵势日盛,使宋廷愈加恐惧。 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二月,高宗调集20万大军,命张俊为诸路兵马都督,岳飞为荆湖南北路置制使,趋洞庭湖围剿。五月,宋军封锁缘湖四面诸江河要津后,岳飞率所部至鼎州,先对义军诸寨遣间诱降,分化瓦解义军;继以大军压境,示师威胁。
起义失败
在岳飞招降政策下诱惑,义军大首领杨钦、刘衡、金琮、刘诜、黄佐等相继出降,惟杨幺、夏诚等仍据寨自固。岳飞知湖深莫测,乃纳杨钦献策,遣人开闸泄放湖水,放巨筏堵塞港汊,并于湖面散放青草,以破义军车船优势。后以杨钦为向导,进围杨幺水寨。杨幺率水军出战,因水浅,车船机轮又被草缠住,滞不能行,被官军击败,各个水寨或降或破,至此,前后相继六年之久的湖南农民起义被镇压。
2思想变化编辑
势力壮大后,钟相和杨幺渐渐背叛“等贵贱,均贫富”的宗旨,衣食住行无不穷奢极欲,连睡觉的床都要金玉镶嵌,部下士卒和治下百姓却困苦潦倒,以致于岳飞一来争相投附。杨幺不但自己享乐,更滥施兵威,焚烧无数宅院庙宇,滥杀官吏书生僧道,把滥杀无辜称为“行法”,将野蛮烧杀与反抗朝廷压迫混为一体,给洞庭湖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致民不聊生,直到岳飞平定杨幺军后才渐渐恢复元气。
除此之外,知州刘愿得到被杨幺俘虏后设法逃回的宋军报告,得知杨幺已经与伪齐联盟,相约来年秋一起攻宋,此外尚有诸多证据指向双方勾结图谋倾覆南宋,杨幺已经成为“金兵,伪齐”之外的第三大祸患。南宋朝廷在屡次进攻失败之后,于公元1135年,派岳飞军队剿灭杨幺。岳飞根据杨幺不得人心的特点,采用困抚结合的方法,旬日之间,杨幺军将士争相归服,杨幺亦被杀死。自此,南宋对抗金兵侵略中最大的内患被消除。
3历史认识编辑
钟相、杨幺起义是一次大规模农民义军抗击官军的水上攻防战。 杨幺等率领义军据守洞庭湖,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巧旋疑兵,以车船优势连年屡败官军前后坚持6年之久,粉碎了敌人7次进攻。后期,因岳飞率重兵围剿,遣间诱降诸寨首领,致义军分化瓦解,被各个击破,但起义军的行动,却给南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杨幺起义军在水军的建设和作战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例如在战船建造方面,始终把速度和机动性摆在突出的位置,无论是车船,还是海蝤,都具有快速攻击能力;在建造车船时,又注意到了大、中、小相结合,以适应在各种水文地理条件下的作战。
在作战指挥方面,起义军擅长于调动和迷惑敌人,发挥水军优势,予敌以突然袭击。 南宋初年,鼎州钟相、杨幺领导的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起义军坚持近6年,鼎盛时势力波及洞庭湖地区7个州所属的19个县。传统观点认为这次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迫使朝廷先后七次镇压,并派20余人前往“招安”,给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造成沉重打击。
4历史评价编辑
难以实现的“等贵贱,均贫富”
1130年,钟相利用摩尼教起来反宋。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唐代宗时传入中国,武宗时开始禁止传播,此后一直处于秘密传教状态。五代后梁时期陈州的母乙和北宋末年的方腊,都曾利用它发动起义。钟相向群众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责贱,均贫富。”这对当时的贫苦百姓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钟相的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40万人。那么钟相是否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呢?事实上就在他揭竿而起后不久便自封楚王,改年天战,立妻尹氏为皇后,钟子昂为太子,仿宋王发布圣旨。大楚政权建立仅40余天钟相被杀,继任者杨幺又建立了新的大圣天王政权。
杨幺自称大圣天王,还把这四个字写在大旗上以示身份。钟相的幼子钟义被立为太子,自杨幺以下,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杨幺政权还设立职官,官员的名称、服饰、仪仗规格都与南宋朝廷一样。杨幺和钟义的居所也像宋朝皇宫一样称“内”,还设有三衙大军。钟太子为显示高贵,还在龙舟上摆设龙床、龙簟和金交椅。“等贵贱”俨然已是“内外有别”,“均贫富”又是否实现了呢?钟相曾许诺“凡入法者”,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给广大的贫苦百姓许下理想国的美好蓝图。
实际上,早在钟相、杨幺起义前,洞庭湖地区由于长期横征暴敛,加上金兵铁蹄的抢夺已是千疮百孔,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鼎州一带残破至极,满目荆榛,起义发生后,双方长达六年的交战更加剧了对这里的破坏。为剿杀起义军,宋将李纲派兵占领了洞庭湖附近富庶的村落,使起义军无河捕鱼,无地耕作,粮食严重短缺。宋将程昌寓甚至“决堤四百丈”,淹没起义军占领区的大片农田。岳飞的剿杀策略是堵住各要塞出口,截断起义军运送粮草的要道,禁止百姓与起义军间贸易往来。更不幸的是,起义发生的这几年又赶上南宋遭遇特大旱灾,“田畴荒芜”,“水乡荒索”,“州县荒残”,全国饿死者不计其数,宋朝士兵只能5天才分到糯米一斗,许多百姓不得已卖妻过活。
“均贫富”是要实现生活的改善,但农民却更加困苦,不仅没有“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反而“食不果腹”,甚至抛妻弃子,流离失所。起义军为了阻止程昌寓驻守鼎州,不惜放火烧城,火光冲天,数日不灭,全城房屋尽为灰烬,鼎州一片废墟。岳飞镇压起义时,为绝后患,也下令放火焚烧洞庭湖30多个水寨,这对当地生产力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倒是起义被镇压后,岳飞下令给全部老弱百姓分以米粮,允许他们回乡耕种。经过五十余年,这里环境逐渐得到恢复,明代时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实现了“田蚕兴旺”。
官民之间的仇恨
农民起义军由于对朝廷充满仇恨,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他们认为杀人就是“行法”,劫财就是“均平”,一切都理所当然。寓居鼎州的皇亲、 “昭宪太后之裔”杜防、澧州知州黄琮、澧阳县令叶畲、桃源县令钱景、荆门知军事吴日方、江南著名僧人武陵文殊心道祥师、反抗起义的袁显、为朝廷充当说客的晁遇等人都命丧起义军之手。这自然激起南宋朝廷的残酷镇压。钟相起义后不久,宋廷即任命“游寇”孔彦舟为湖北路捉杀使前往镇压。孔彦舟对抓住的起义士兵或砍手指,或割耳鼻,还在每人头发上插一根竹签,竹签上写道, “爷若休时我也休”,爷指的是起义军,就是说起义军投降他才撤兵。
杨幺兵败被岳飞处死后,其坚持作战的残兵几乎全部被岳飞杀光。6年间,双方死伤数万人。 另一方面,杨幺政权还曾企图与伪齐(朝在北方建立的傀儡政权)联合共同抗宋。1133年,伪齐使者李成率兵50万,大举南下,他看到杨幺势力不断壮大,便遣使引诱,许以兵士三万,增车添船等丰厚条件,要起义军配合济渡伪齐军队,双方联合攻宋。杨幺置国家于不顾,一度应允,甚至打造车船,做好了迎接伪齐兵将渡江的准备。只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岳飞在邓州、襄阳、唐州、随州、郢州等地取得大胜,伪齐实力极度受挫,这次济渡计划也就夭折了。
盲目的农民起义
不可否认,农民起义有着其积极的一面,但它所带来的破坏性也是巨大的。有些农民起义的确取得了一些结果,比如钟相、杨幺起义后,南宋朝廷的确改变了一些政策,如规定无业农民可以耕种空闲土地,沿湖百姓,凡绍兴三年(1133年)以后来交租税杂钱的,暂停交3年等。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些改变只是暂时缓和了统治者与农民间的矛盾,而这种暂时的缓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就是在农民盲目的不断起义,不断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它的机制,延续它的政权。这些规模较大、对当局产生震动的农民起义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对统治阶级政权影响一般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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