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越芳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的父亲（摄于1955年）
父亲191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家境不算富裕，也不是太穷。爷爷让儿子六岁就去上私塾，后又叫儿子学中医，希望儿子长大成为一名普救苍生的医生。父亲没有辜负爷爷的期待，中医学得很不错，这个医术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还真派上了用埸。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性格很温顺，是一位不会去反抗父母长辈的好儿子。可我猜错了，父亲在1938年瞒着家人参加了新四军。
这一年正是中国进入轰轰烈烈的抗战岁月。新四军的发源地和总部就在苏北、皖南这一带。看来父亲还是比较孝顺的，没有离家太远。当时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队伍由项英创建，全权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实质上不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挥。
战争年代的兵，不像和平年代的少爷兵般安逸。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血腥残酷的战场。父亲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战役中，负伤累累。并有弹片留在肺叶终其一生没法取出。一次又一次的受伤，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养伤。最骇人听闻的是在老坟洞里养伤，父亲就经历过这种坟中养伤的滋味。父亲回忆说：那空坟里面是棺材尸体早已腐烂完了，并和泥土溶为一体。他们的伤员连单架直接推进那个坟洞里。伤员躺在里面，没有消炎药服用，更无盘尼西林针打，全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抗枪伤刺刀伤的炎症。吃的都是老百姓傍晚偷偷送进来的一些米汤稀粥之类的食物。后来大部队的伤员实在太多，也找不到这么多老空坟了，就用小船绑成一排排类似可以躺人的“病床”，全部隐蔽在芦苇荡中。方圆几佰里的水泊湖面，一片片芦苇，一层层芦花形成天然屏障，陌生人很难找到，就算把船开进去，可能已无方向感找不到北。因为面积太大，大批伤员在芦苇荡中非常安全。此真事，后来有文人把它写成纪实小说《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伤病员的斗争纪实》，后又有编剧把它改编成剧本名为《芦荡火种》搬上舞台，由上海沪剧团首演。剧本在文革中移植到京剧，也就是家喻户晓的《沙家浜》。
1945年抗战结束后，“新四军”的番号没有改变。直到打那场著名的内战“淮海战役”，民国政府称“徐埠会战”，那时的番号改成了“华东野战军”。指挥实权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几位将领手中（我个人认为叶挺没有实权）。父亲从抗日战争时的白皮肤书生兵（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皮肤白细。我认为父亲皮肤一直很白细），经历了淮海战役，强度长江天堑之战，进南京城一役，也是第一批进上海的中共军队。父亲早已是名符其实身经百战的军人了。可能父亲上过私塾有点小文化吧，进了上海后他负责守护孙中山故居，位于香山路。我现在想想父亲当年这活，算是非常好运气啦！起码不用睡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了。
父亲那代的军人，大多数是工农子弟兵。像父亲那样上过学，会开中药方，还写得一手漂亮小楷钢笔字的军人，自然也会成技术含量最高的兵种：炮兵团。
1949年内战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进京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天安门城楼肯定没他份，在那军人方阵里做个小兵兵，向城楼敬个礼，走着正步高兴一回呗。
1951年父亲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后，就入朝鲜参战了。父亲说：朝鲜战争是一场血肉模糊的战争。许多战士都是因为保暖服装及装备不够而冻死的。食物水的供给都跟不上，冰雪当水喝，啃着石头一样的冷馒头。本来就满身枪伤的父亲，这次把胃也彻底破坏了。从朝鲜回国几年后，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
1953年下半年父亲从朝鲜回国。部队南下浙江，是不是想从舟山岛打去台湾不得而知，既然仗打不成，部队就在江南一带歇息下来了。野战部队不打仗，突然安逸下来，肯定令人闲得慌。也令众官兵不知所措。部队首长下令，一定级别的军官可以组织帮忙找老婆成家。当然，年轻的小兵自己有本事找或回家乡成亲，全部一路开绿灯。当时的地方组织部官员，都成了红娘，通俗称媒婆。母亲是绍兴人，就是当时的组织红娘介绍的。
哥哥出世时父母亲还享受着“供给制”待遇，家里一切开销加保姆费均由部队负责。不久马上转为“薪给制”了。父亲一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当时简直就是巨款啦。母亲说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四元就够了。此时父亲在亲戚面前，成了有求必应的“黄大仙”，往常州老家给亲戚寄布，都是一匹一匹寄……若干年后居然有亲戚开口要买私人汽车。打了半辈子仗的父亲，可能觉得钱没什么大用场。更没有储蓄的习惯，当老婆孩子一大家子后，才知道没钱寸步难行，现实生活狠狠地教训了他！
父亲部队在杭州停留下来了。因为，是野战部队的关系，家属一律不准住进军营里面。所以，我们当时就住在清河坊，胡庆余堂大宅。原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府上。那时我还没出世。母亲回忆那大宅的气派，那华美和古典，那雕梁画栋，那回廊格局，那厢房书房，任何一间都可以成为今天古建筑的顶尖艺术品。可惜当时的接管者不懂，乱拆乱改。真是元青花缸入了腌菜妇人手，拿来腌菜正好又顺手。
政权稳定了，不需打仗。庞大的军队分去四个领域搞建设：造铁路，挖石油，新疆种大米棉花，还有就是建水利发电站。父亲分在第四个建水电站。
1956年父亲正式脱下军装转业派去属杭州地区西南部的新安江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发电站。父亲被特别任命为新安江特别行政区区长。当时那个地方非常荒凉落后。分三个地名：紫金滩，长滩，汪加。发电厂建成后，才总称新安江水电站。现在又称千岛湖。母亲很小资加娇气，不肯跟父亲去那个渺无人烟的乡下地方做第一夫人。她宁愿呆在山水迷人、景如仙境的杭州做小老百姓。
新安江二年后就建设得非常好了。因为，此项目是国家重点工程，由周恩来亲自监督。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是傅作义，实际上他基本没有话语权，担了个虚名。父亲三个月去北京一次汇报工程进度和具体工作。当时周恩来、朱德和夫人及全家（儿女孙子）等其他大领导都来过。母亲后来回忆说：见中央首长，在新安江就是小菜一碟。母亲其实不久就去了父亲那里。
既然是重点工程，那么一定聚集了苏联、东德的水利专家。还有大批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生，还有上海天马电影制片的拍摄剧组（他们负责拍摄大型纪录片），还有全国最好的外科医疗团队。还办了中国第一所水利电力中专学校。还有外宾招待所，随时可接待其他国家的专家。这些部门都算父亲属下部门。新安江当时算特供区，牛奶牛肉白面等等必须保证供应，因为，有太多老外水利专家。1960年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那个美丽优雅的城市－－淳安，终于安静地躺在水下至今已有60多年了。意外的是完整保留一批珍贵的文物。被人遗忘的角落，却躲过了岁月的劫难！1962年开始，父亲辈这一代曾经都是军人的建设者，开始分批撤退。
父亲名字叫正中，做人做事正规，中肯。规规矩矩，有始有终。新安江建设工程完毕，一大批南下老干部都要重新分配工作岗位。很多人的级别都是地市级的干部，父亲让他们先走，他善后。他们无意间占了先机，去了浙江各个地方做市长、地委书记去了。此时的父亲像一个厨娘，盛宴散了，客人走了，剩下他独自在厨房清洁洗碗，扫地擦桌子。这也是令母亲非常生气的地方！母亲晚年曾说：那些先离开的干部，他们的级别没有人高过你父亲，怎么就留他一个人打扫后院？！我说：俺爹觉悟高呗，谁叫他是特别行政区区长，哈哈哈。时间拖长了，等父亲上任的单位不耐烦了，搞四清运动的干部都回组织部等工作，正好你不来报到，别人上了。省城杭州已开始控制人口了！
等我们全家离开新安江，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时，已经快要开始那个乾坤颠倒的运动。这运动被称为史无前例，一点没错，人人参与其中。这运动也是人性善良与丑恶的大展示。我们一家初来乍到，对这个城市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人与人之间既无特别熟的好朋友，也无有过节的朋友。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父亲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头衔的罪名太普通，就再加一条吧：叛徒！这个罪名比较刺激和抢眼球。父亲责问：叛徒从何说起？！证据何来？造反派领袖振振有词地说：你从抗战打到抗美援朝，怎么就没死呢？别人怎么就牺牲了？！由此证明你肯定在敌人面前，多次叛变才保命下来。他们这个推理，认为很聪明很智慧……虽然如此境遇，父亲总是很平静。此时的母亲也突然开窍，在父亲面前宽慰说：咱们还好才来此地方不久，工作中也没和什么人有过摩擦。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大复仇呀！你斗我，我斗你，互相揭发，互相打小报告……母亲的洞察力和睿智终于显示出来。
母亲的预测很准确，父亲没有“仇家”，除了陪斗还是陪斗，比别的走资派处境好多了。
世上万事永远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当样板戏《沙家浜》红遍全中国后，父亲突然得到了优待。《沙家浜》中的伤病员是那个年代的英雄，是泰山压不倒的“十八棵青松”，台上银幕上天天都在歌颂他们了。这样的环境下，父亲减少了运动压力，陪斗少了很多。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工作不能恢复，那个词叫：靠边站。可隔三差五地被叫去党校讲一堂《沙家浜》革命历史课。听父亲说：听课的群体，最关心的是不是有一个阿庆嫂。就如京剧电影里那个洪雪飞般风情万种。父亲回忆说，交通联络站不可能只是一个，在那个动荡的岁月，怎么地也会有二至三个，方便机动联络。父亲说话从不会迎合形势，更不会讨好造反派头头。芦苇荡中养伤的伤员也不止18位，36位也不是确实数字。文学是文学，演戏是演戏，真实历史不容胡乱编，更不能瞎说……在此段日子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我家，叫父亲签字确认他的战友是反党分子，叛徒等等。因为，他们老战友全在地方上当了官，也都成了走资派。父亲断然拒绝，没有签过一份“确认书”。
《沙家浜》戏曲走红，真正的伤病员也还是那个走资派、叛徒！滑稽不？
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兼抑郁，可以很快把人的身体弄垮。父亲由于打仗受伤过多，被评定为二等一级伤残，全是内伤，有弹片还留在肺叶中（有军人伤残证，每年有几十元伤残津贴可领取）。此刻的父亲身体状况极速变坏。肺叶萎缩，压迫心脏，最后成了肺心病。
父亲的情况，在他们的战友间传开。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家巷子口，常常有地方军分区首长用的吉普车停着，都是父亲还在部队的老战友来看他，并带些好药或特效药来。药可以治病，可不一定能救命。文革没结束，父亲就走了，不到花甲。我们几兄妹，二位还在上中学。很快父亲走了的消息传到北京战友那里，那些战友都是进了中央机关重要部门的中央委员了。他们写信到我们当地的政府老干部局，要求妥善处理父亲的后事，包括家属，包括平反。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就花圈就超过260多个。也算虚幻的极至哀荣一番。
平反暂时没门。父亲真正平反，是在1977年后。
父亲走前给母亲留下三个字：想不通。我认为也可解读为：不明白。“想不通，不明白”其实包括了当时所有人的问号。
人性本应该是善良、美好、诚实的，可现实似乎没有空间可容下。
父亲一生善良正义，刚正不阿，清廉方正。人生两个亮点：沙家浜伤病员，新安江水电站的开拓者（中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现在成了旅游胜地“千岛湖”了。
真正的历史应该是真实的。一个懂得反省的民族才会有希望！
此文只有4千多字，只能算父亲的人生片段。那批沙家浜伤病员差不多均已作古，借此拙文希望给那个战火年代，添上真实的一笔！
2021年4月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页（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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