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

苏联解密档案:斯大林暗杀张作霖始末!

 2023年8月1日 

引子:一个正常人一旦接触到了真相,就再也无法回头去相信谎言;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

苏联解密档案:斯大林暗杀张作霖始末!
张作霖

苏联仇视奉张由来已久,盖因张作霖(1875-1928)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助日驱俄(他为日本的战马服务)。“契卡”(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所以视张作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根本原因是张作霖反苏,处处与新生的苏维埃作对。

十月政变后,失败的沙俄白卫军大约有30万人逃到我国东北,他们得到了张作霖的庇护,经常组织小股部队深入苏联境内,开展暗杀、偷袭,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很大威胁。苏联外交部还就此向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张作霖根本不管这些,不但支持白卫军的“反苏复国”行动,还把白卫军成建制地收编到奉军中。因此,张作霖成为“契卡”要除掉的目标就不奇怪了。

苏联解密档案:斯大林暗杀张作霖始末!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声明:中东铁路“归还中国,不收任何报酬”。然而,这一冠冕堂皇的声明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历史的事实是:斯大林声称“为中东路不至于为帝国主义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在苏维埃政权之手”。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从1925年起,苏联独吞了中东铁路全部赢利。

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随着直系被赶出北京政府,苏联政府开始把张作霖当作它侵略中国的主要敌人。在交纳中东铁路费用时,张作霖与苏方发生纠纷。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要收回中东铁路,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

1925年12月,苏联通过李大钊等策划了:冯玉祥国民军攻打奉军;郭松林举兵反叛张作霖,旋遭日军干涉而失败;张作霖枪毙郭氏夫妇之后,他们暴尸三日;之后又妥为二人更衣入殓,再着郭氏族人移棺回乡入葬。比起几十年后,被毙犯人家属交子弹费来,真有天渊之别。
 
此时,因为苏联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1926年1月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一度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苏军则向满洲里集结,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3日内放人。后经日本调停,张作霖释放了他。1926年7月张作霖与吴佩孚讨论时局,提出了将中东铁路管理权由他来管理。尽管苏联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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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26年8月斯大林命令军事情报局暗杀张作霖并嫁祸日本,以挑拨奉军对日本的仇恨。当时,苏军情报局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根据暗杀计划,萨尔嫩将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内埋设地雷。有消息说,1926年9月底,在张作霖官邸将举办一次音乐会。届时,萨尔嫩应安排乐队人员将地雷偷偷带来,将其埋设在张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地雷定时。布拉科夫主要负责护送地雷过境。

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边境火车站与萨尔嫩派来的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接头,准备移交地雷。但是,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他们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逮捕。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在苏军情报局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张作霖开始与莫斯科疏远,并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
 
1926年张作霖主政北京时,制造了一系列反击苏帝的事件。1927年1月,张作霖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以防苏联策划武装起义。1927年3月1日,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苏联货轮“纪念列宁号”,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鲍罗廷娜,并企图强迫鲍罗廷娜说服丈夫鲍罗廷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3月11日,张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3月31日,搜查了天津法租界苏联几家商行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4月6日,搜查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15名苏籍人员、60名中G成员。张作霖亲自下令杀掉了李大钊等19名G党,其余41人判了徒刑;并指责苏联大使加拉罕收买学生、制造动乱,将其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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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郑延禧递交最后通牒和抗议照会,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张作霖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4月10日,苏联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后,苏联顾问团撤离中国。
 
斯大林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苏联,命令苏军情报局与国家保安总局尽快暗杀张作霖。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联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暗杀小组的4名苏联特工,早就以不同身份潜入中国。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富有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拉脱维亚人,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的处长,1926年被派到中国,以军事顾问身份为掩护,实际是驻中国特工站的站长,从事间谍工作。具体执行人是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埃廷贡、兵器专家维纳罗夫以及维纳罗夫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

1928年春,暗杀行动小组成员陆续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哈尔滨,后转移到沈阳,住在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内。爆炸张作霖的专列是首选预案。人员前期任务分工是:维纳罗夫准备爆炸装置,埃廷贡负责地点、线路的选择,萨尔嫩负责找协作的亚裔特工。
 
埃廷贡,名纳乌姆,1899年出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19年9月,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后被选派到当地布尔什维克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在“特别行动小组”工作一段时间后,埃廷贡又被选进了“契卡”。第二年,就当上了当地“契卡”局的副局长。1923年,埃廷贡被调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东方部工作,随后又被派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所属的军事科学院,从事间谍业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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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1925年年底,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ИНО”派出的特工、埃廷贡首次来到中国。1928年,在萨尔嫩、维纳罗夫等人的参与下,埃廷贡成功地实施了“清除”张作霖的暗杀计划;1940年8月20日,亲自招募并指挥“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梅耳卡德尔在墨西哥城成功地“除掉”了反斯大林的著名政治家托洛茨基。1951年11月,埃廷贡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第一局(即情报局)副局长(以上材料引自俄《军事情报局:人事与档案》)。
 
维纳罗夫于1896年2月24日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工人家庭。1921年,维纳罗夫在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1922年从狱中逃出,进入苏联境内。1922年底,维纳罗夫被招募到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工作。1924年,维纳罗夫接受特工与谍报专业学习,次年4月,秘密潜回保加利亚,并与战友一道,成功地暗杀了正在索菲亚大教堂做祷告的保加利亚皇帝。

1926年元月,应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中国站负责人萨尔嫩的请求,具有丰富的兵器及暗杀经验的维纳罗夫被总部派到中国,协助萨尔嫩工作。与维纳罗夫同时到达中国的,还有他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在执行“清除”张作霖的任务中,许多绝密电报的收发都由她完成。
 
乌索夫在《苏联特工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书中记述道:1928春,由从北京来的拉脱维亚人萨尔嫩、保加利亚人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来的年轻特工埃廷贡等人齐聚哈尔滨,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以商人为掩护身份,在俄国人列昂尼特.维加德卡开办的罐头食品厂落脚食宿。该小组的密码报务员为与丈夫维纳罗夫一同从北京赶来的女特工加丽娜.列别捷娃,她的掩护身份为“哈尔滨远东银行”职员。后来,这个特别小组的所有成员一下子从哈尔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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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材料证实: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
 
潜入沈阳后,他们聚集到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安乐窝”小楼,举行了秘密的宣誓仪式。其誓词全文为:我十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党和祖国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定,使自己万分激动。作为党和祖国的儿子,我甘愿牺牲自己,也绝不会暴露秘密,出卖组织。我以自己的生命做保证,宣誓:我永远忠于布尔什维克,忠于苏联,忠于伟大的苏联人民(见《克格勃档案》第一卷)。
 
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们向莫斯科总部发去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莫斯科总部领导人明白:萨尔嫩与埃廷贡等人正在等待暗杀张作霖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以配合萨尔嫩等人的行动。不久,报务员列别捷娃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上面写道:“由于北伐军步步紧逼,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克格勃档案》第一卷)。萨尔嫩对列别捷娃命令道:“请总部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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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是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在该密电中,莫斯科总部再次提醒: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关于这一点,戈尔巴基迪与普罗霍罗夫在《克格勃下达暗杀令》一书中有如下的解释:“之所以选择萨尔嫩再次领导这次‘清除’行动,是因为他在满洲地区发展了多名中、俄及其他亚裔的特工人员。这样,在日管区实施行动时,由于有这些人的化装参与,就可成功地把们的视线引到日本人的身上。”
 
按照莫斯科的要求,特别小组紧张有序地工作起来。维纳罗夫负责炸药。在很短时期内,他就备妥了120公斤黄色炸药。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120公斤炸药分解成40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3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

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其优点是:1)它距皇姑屯车站很近,而且还有一个便于隐蔽放置炸药的三洞桥,由于两侧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于摇控引爆并迅速撤退;2)最关键的是,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但平时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3)老道口两侧属于居民区,居住人员成分复杂,便于他们乔装进出。
 
为了确保“清除”行动万无一失,莫斯科于6月2日、3日又连续发出电报,把有关情况作了更细致的介绍。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6月4日凌晨(时间待定)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接到该密电后,萨尔嫩下令维纳罗夫再次逐个检查40小袋炸药的质量与外包装;埃廷贡与精心挑选出来的亚裔特工则充分休息,以保持充足的体力。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6月3日凌晨,张作霖一行从中南海西门分乘4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凌晨1时30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深夜,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亮。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同张作霖一起同车返奉的有随行人员、卫队、六太太、三子张学曾、好友莫德惠等,以及两名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町野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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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列车启动。几分钟后,远在奉天的萨尔嫩收到了如下内容的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已于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从北京站发车,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收到该密电后,苏联特工紧张起来。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3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40袋炸药秘密地摆放到老道口三孔桥下,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躲藏到10米外的路基下伪装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
 
6月4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清等都到车站来迎候。而张作霖的家人及留守的文武官员则在奉天新车站敬候。离开皇姑屯车站时,已是凌晨5时20分,这比密电中预测的时间大约晚了两个小时。由于在山海关停车延长了时间,张作霖专列到达皇姑屯那座三孔铁路桥的时间,比莫斯科的预测晚了两个小时。但是,锲而不舍的特工小组没有改变计划,坚持等列车到来而果断下手。

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那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里,有张作霖本人,还有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保卫处长温守善,以及正从前节车厢里走过来的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于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辆车厢上,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几节车厢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当时就死了,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3丈远。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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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桥桥板分为三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老帅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他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已奄奄一息,之后,胡乱说了几句,便气绝身亡了,享年55岁。此时是6月4日上午9时30分。
 
事后统计,这个由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埃廷贡亲自实施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共炸死53人。除张作霖外,还有随车的亲属、文武官员。另外,爆炸还使同车厢的保卫处长温守善、卫队团长于恩贵及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成功地“清除”张作霖后,苏联鼓动中外媒体,利用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对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把“凶手”的帽子戴到了南满铁路段的监护者日本关东军头上。退一万步说,即使日军要秘密清除张作霖,有必要在日本人的管区内公然实施震惊中外的爆炸方式吗?与张作霖同车被炸的还有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有必要杀自己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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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一片斥责日本的痛骂声中,莫斯科总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凶手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调回国内,并企图永远封锁其中的内幕。几年后,当“皇姑屯爆炸案”的实施者已被外界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高层又秘密地重奖了自己的特工英雄。萨尔嫩因“忠实地完成了极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并破天荒地得到一块足赤金表;埃廷贡则因“极特殊的贡献”,而被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列宁勋章”;维纳罗夫因参与“共产国际特殊使命”,而被以后的保加利亚政府授予“社会主义劳动勋章”。虽然苏联顶层一再告诫不得吐露任何相关消息,但若干年后,当这些特工退休后,就不愿保持沉默了,他们会有所暗示地谈论一下自己过去的辉煌功绩。

比如,埃廷贡在1975年写给苏联头子安德罗波夫的亲笔信中说:1925年底,在受命去中国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去境外执行特殊任务),我被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部部长特里利瑟尔同志领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办公室。在那里,捷尔任斯基同志向我宣布了派自己到中国执行特殊使命的决定。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赠言道:“去做一切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吧!”当时,我就表示:“为了捷尔任斯基的赠言,我甘愿到那里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是:为了苏联的需要,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录纲要》)。
 
“皇姑屯爆炸案”发生后,东京极为震惊。当他们听说案发地属于关东军所属的南满铁路管辖区后,便急令日本关东军速去现场调查。6月12日,日本陆军部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该报告除公布伤亡的调查结果外,质疑爆炸系国民军便衣队所为,并称责任在于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

7月1日,以田中义一为首的内阁做出决议:日本人与暗杀张作霖无关。但因发案地属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管辖地段,所以关东军负有守备责任,因此对相关人员给予了行政处分。1932年,国联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为首的专案组专程来华,调查“皇姑屯事件”。但数月后,李顿的结论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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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3日,张作霖去世9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为张作霖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他们将其灵柩在奉天举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参加人员除众多的日本军队官兵外,还有僧道、喇嘛等人。送葬行列摆了有一里地长,其中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仪仗齐全。由奉天陪送的僧侣鼓乐,以及由锦州迎接的僧侣鼓乐合在一起,待灵柩起行时,一齐吹打起来,场面甚是壮观。
 
最具戏剧性的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政界要人冈田启介揭发,“皇姑屯事件”系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佐所为,河本大佐作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其实,这也是苏联导演的一出戏。冈田、河本二人都是苏联情报机构收买的间谍。该供词实际上是由河本大作的恩师冈田启介精心策划完成的。
 
被解密的苏联军情档案有这样一段叙述:有充分证据证明,首次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语出惊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所为的冈田启介,已在去东京作证之前,就被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其实,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藏身在东京的苏共特工佐尔格发展成苏联秘密情人员(《苏联军事情报局:组织与人员》)。

1946年1月19日,当时的“东京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发布了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由于该法庭声称,将会再次审理由前国联李顿勋爵为首的专案组判为悬案的“皇姑屯爆炸案”,这就引起了苏联的担心。为防止该案件的调查追查到真凶——苏联特工身上,苏联国家安全部决定主动出击,让已风光不在的关东军残兵败将作伪证,承担炸死张作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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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冈田启介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总部的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使之同意:该案件系自己势力所为。具体人员由您来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为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明:该爆炸案是由自己领导并组织实施的。该“坦白者”及所准备公布的“坦白材料”,必须经НКВД(即苏联军情外委会)审核批准后,方能启用实施。我们的目的,是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请相信,在我相关人员的努力之下,该次审理将不会偏差。只要合作人员永不反悔,我们除履行我们的义务外,还会永远关照他的命运(见B.莫洛佳科夫主编《东京审判之秘闻实录》)。

接到莫斯科的密电后,经过一段周密的思考与调查,冈田启介选定了自己任海陆军大臣时举荐到日本关东军任上校参谋的弟子——河本大作。他通过秘密渠道与对方取得了联系。而此时正躲藏在中国华北地区且走投无路的河本大作,见到因此能得到强大的苏军情机关的保护,不仅能保命,且还能得到永久关照,就同意了冈田启介提出的与苏方合作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
 
但是,面对冈田启介的举报与河本大作的招供,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们虽然做了深入研究与调查,还是认为他们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且由于没有佐证,所以决定不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这样,“皇姑屯爆炸案”仍为悬案。那位被举报而且已经“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视为无罪人员。这一结果也正合苏共“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的长期隐瞒“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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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
 
19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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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体制的两个绝症(上)

 


2022年5月27日,美国总统拜登(Biden)在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专制(Autocracy)和民主之间的全球斗争。”他说,“我与习近平会面比世界其他领导人都多。选举之夜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时,他对我说了以前多次说过的话:民主在21世纪无法维持,专制将统治世界(Autocracies will run the world)。理由是什么?习近平说,因为事情变化如此之快。民主体制需要共识,凝聚共识需要时间,而你没有时间。” ( The White House 2022)

赞扬专制,习近平比中共历任领袖都坦率。中共历任领袖,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无疑都一直在从事建立、维护、巩固、扩展专制体制的工作,宣传上却总是宣称他们的政权是一个民主政权,小心翼翼地避开使用“专制”一词。即使在宣传使用暴力的必要性的时候,他们也只用“专政”而不用“专制”。虽然“专政”不过是英语dictatorship,“独裁”一词的不同汉译,对不了解词源的民众来说,经过宣传部门的粉饰,负面的色彩就低于“专制”了。

感谢习先生如此坦率、直白的表述。他的谈话,使得中共和整个西方世界殊死斗争的性质再无疑问:这场攸关人类命运的斗争,是体制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他的坦率,使得西方世界终于从近四十年来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共放弃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迷梦中惊醒了。

实际上,中共宣传部门对这一斗争的性质,从来不隐晦,只是西方世界自我欺骗,闭目塞听罢了。即使在讨论解决非政治问题的策略、方法时候,中共也经常把体制、意识形态放在科学分析、实际成效评估之前。比如抗疫策略,本来是一个医学问题,社会问题,中共却认为本质是意识形态的斗争。2022年中国官媒发表文章,鼓吹现在已经被放弃了的“动态清零”,就明白提出过,“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表面看是抗疫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体制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沈仲文 2022),一个字也不提防疫方法的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

我们很难要求习时代的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和历史有超出宣传教条的理解。胸襟、眼界、学识、能力姑且不论,在中共体制中他们从基层经过几十年厮杀,爬升到权力中心的过程,就无法违背专制政治的基本逻辑和规则,而他们的道德水平使得他们只看得到个人或小团体在那样一种体制中得到的“成功”,看不到或者不在乎这一体制的绝症,当然更不在乎这些绝症带来的政策失误、社会动荡,不在乎这些绝症阻滞了社会的发展,不在乎这些绝症给民众带来的痛苦。

专制体制可以说弊端百出, 不是一篇短文可以涵盖。本文只想指出中国专制体制历三千多年未曾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统治者得不到正确的信息,二是权力继承。这两个问题经常还交织在一起,使得后果更加严重。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专制政权的绝症。

本文不是理论分析,只是作者自己在学习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因担心文章过长,分为上下两部分,每部分讨论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专制体制运作的内在逻辑,专制统治者无法获得正确的、完整的信息,经常根据被扭曲、甚至伪造的信息作出决策,轻则药不对症,重则陷国家于危亡。

国家的决策,本应当建筑在对国家真实情况的判断之上。统治集团最高层只是由极少数人构成,他们只能依靠部门和基层的官员,一层层搜集情况、数据,然后逐级上报。这就可能成为扭曲、伪造、隐瞒信息、数据的过程。

因为,专制体制中官员,从最高领导人到底层官吏不需对民众负责——帝制时代,他们把统治民众称为“牧民”,民众的地位,等同于放牧者的牛羊——,只对上级负责。他们所想、所作、所为,首先是考虑如何巩固、发展自己的权位。对部门和基层官员来说,满足上级领导人的意图,取得上级领导人的重视、重用,是巩固、发展权位的首要部分;提供上级需要的、喜欢的信息,是满足上级意图、彰显自己忠诚和能力的重要手段。至于上级意图是对是错,实现意图的后果是好还是坏,甚至意图是否能够实现,与巩固他们的权位无关。

而且,在这种体制下,信息和数据的搜集、上报、发布严格被统治集团控制。官员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民间又无权参与。放心大胆地扭曲、伪造,被揭露的风险很低。

有些情况下,提供符合上级意图的信息、数据,隐瞒不利信息,甚至是保持身家性命必不可少的行为。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之后,任何说真话、不虚报粮食产量的官员,毫无例外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轻则降职,开除党籍,接受批判,重则坐牢,就是典型的一例。

说真话有风险,说假话能官运亨通。在这样严峻的利害权衡之下,还有几个官员肯违背上级的意图说真话?

中国帝制时代,还有少数受儒家“忠君爱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愚忠”——思想影响的官员,能够冒自身的危险说几句真话。比如朱厚熜(明嘉靖帝, 1522-1567年在位)年代,在全国歌功颂德称颂“盛世”的大形势下,还有个海瑞敢于说出“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海瑞1962)这样指斥皇帝的真话;到了当代中国,已经不存在超越个人功利的更高原则,¬——虽然各类口号喊得比任何时代都响——,谁也不会去做这种“傻冒”。

这个问题,两千三百年前的专制政治理论家韩非,就已经看得很清楚。请看他以下论述:

“臣子与君主,不是骨肉亲人,臣子只是迫于势而不得不为君主服务。” (王先慎1998, p.115,白话文为本文作者自译。)

“君主与臣子的利益不同,造成臣子不忠诚,臣子有了利益,君主就没有利益。”(同上,p.241)

“臣子以伪装粉饰来欺骗的对象就是君主。让臣下看到君主的好恶,则臣下以伪装粉饰来欺骗君主,是必然的事情。”(同上,p.115) 因此“君主用眼睛看,则下面就粉饰看到的;君主用耳听,则下面就粉饰听到的。”(同上, p.36)

“英明的君主要使得天下不得不让自己见到真相,不得不让自己听到真实的声音。”(同上,p.101)

韩非的时代,中国大一统政治还没有形成,周代君主专制的程度,不如后来的秦、汉、元、明、清;集权的程度、集权可使用的手段也远不如当代,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专制体制这一绝症。然而,他的解决之道却是和当代专制统治者一样:进一步加强集权,所谓“独视者明,独听者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同上,p.321);不信任任何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受制于人”(同上,p.115);以利害、刑罚来控制臣子,凡是不追求封赏,不畏惧刑罚的臣子,就要除掉(同上,p.311)。

韩非对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和分析。他的“药方”却只是几个没有可行性论证的命题,显示出他实际上并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因为这绝症就是体制自身,不存在不破坏体制的药方。

从嬴政(秦始皇,前246-209年在位)起,历代统治者都遵循韩非的那套治国理论,至今未变。韩非论述的种种现象依旧存在。虽然试图治疗这个绝症的药方越来越多,工具越来越精密,病却越来越重。于是就有从古至今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

胡亥(秦二世,前209-206年在位)依靠赵高等阴谋上位。由于从他父亲嬴政开始的残暴统治,以及耗费超出国家能力的人力、财力建设“伟大工程”,民不聊生,民众造反此起彼伏。曾有使者告诉胡亥真相,戳破了胡亥“盛世”的大梦。胡亥大怒,将他逮捕下狱。从此之后,使者到朝廷来,都说那些造反的人不过是鼠窃狗偷之辈,地方上已经镇压了他们,不足为虑,等等。为了把持朝政,赵高以“指鹿为马”来恐吓那些敢说真话的人,是流传两千多年的典故。到最后,天下乱至不可收拾,朝廷危在旦夕,真相再也瞒不住了,赵高干脆杀了胡亥了事。被杀前胡亥问一个宦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宦官回答,“我不敢说,才能活下来。要是告诉了你,我早就被杀了,哪里还能活到现在?”(司马光1956, p.277, 294-295)

这是胡亥太糊涂吗?他的糊涂、无能当然是死于非命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必要条件。历史上受到称颂的刘彻(汉武帝, 前140-86年在位),能力超强,同样也被亲信江充欺蒙而造成残杀子孙的惨祸(袁枢1964,p.250ff)。这件事就是帝王左右为自己的利益而伪造信息促成的,牵涉皇位继承问题,本文下篇还要讨论。

刘宏(汉灵帝, 168-190年在位)时代,国家政权被宦官把持。当时天灾人祸频仍,人相食,国家依旧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在边境制造事端(同上, p.607)。会稽、交趾、江夏、蓟州爆发民乱。造反农民攻城略地,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各地告急文书雪片似的报到朝廷。把持政权的宦官把告急文书扣下,不让皇帝知道,以掩盖治理国家失败的事实,防止其他集团借机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了不让皇帝了解真实的社会状况,他们甚至不允许皇帝上楼,害怕登楼之后看到宫外的现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就是个聋子、瞎子(司马光1956, p.1905, 1907)。

历史上精明强干的君主,特别是那些从社会底层一路厮杀到顶层的君主,就时刻提防部下蒙蔽自己。

1366年,同为地方割据军阀的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帝,1368-1399年在位)、张士诚为争夺江南大战。当时张士诚的军力、财力都胜于朱元璋。朱元璋的左右担心这一仗难以取胜,他自己却信心满满。他对左右说,我事必躬亲,尚且经常要被部下欺骗。张士诚躲在深宫里足不出户,不知道被部下欺骗到何种地步了,岂有不败之理(谷应泰1977, p.62)?这真是“老江湖”的经验之谈!果真,军队强大的张士诚被朱元璋一举消灭。一旦朱元璋登上皇帝大位就开始清算部下,把帮助他取得天下的功臣,除了个别之外,屠杀殆尽。“老江湖”把韩非的教导,发挥到极致。

189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发生战争。当时驻朝陆军最高统帅、提督叶志超战败,向日军乞求,丢弃装备、自动放弃平壤得以保命,却谎报大胜,得朝廷二万两白银奖赏。朝廷上下全国舆论更是一片欢腾,
认为多年来打不过西方列强,灰头土脸,这回总算要扬眉吐气了。

事实是,清军屡战屡败,将领左宝贵等战死,全军仓皇逃回国内,而日军在后紧追不舍,已经进入东北地区。真相隐瞒不住了,叶志超就称患急病要回乡医治,想逃避战败、谎报军情的责任(黄鸿寿1986, p.463-464)。他连老上级、戎马一生、见识过无数魑魅魍魉的李鸿章都敢骗,长于深宫、足不出户的载湉(清光绪帝, 1875-1909年在位)还能不被他骗得热血沸腾,以为直捣东京、大张国威指日可待了?还不下决心不言和、与日本人打到底?

民国初年,身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一直以精明强干著称于世,而且掌握全国政权、军队。他的治国之才,历史评价也不差。在他执政期间,中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也能维持稳定。但他专制思想浓厚,同样也逃不过专制的绝症。部下看到他有称帝的意图,为求自身富贵,就假造出种种“祥瑞”,散布什么地方发现了真龙,袁家祖坟夜显红光之类荒诞不经的故事。各地的劝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除了由官僚士大夫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之外,连北京的乞丐、妓女都成立了劝进组织,上街游行呼吁恢复帝制。袁世凯以为他称帝的意图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当时日本反对他称帝。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他儿子伪造了只印刷一份、专给他一个人看的假日本《顺天时报》(日本在华商人投资、日本驻华公使馆创办的报纸),经常鼓吹帝制,弄得袁世凯以为已经获得日本的支持。他被周围欺骗得闯出称帝大祸,死于全国声讨之中(袁静雪1999; 苏全有2009)。

另一个专制者蒋中正也好不到哪儿去。据他身边卫士记述,到了台湾之后,有一天他的长孙蒋孝文向他要一块钱。蒋中正说,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一块钱可以买十个鸡蛋。蒋孝文说,哪里,一块钱连一个鸡蛋都买不到。可见他不掌握当时的经济情况,全被蒙蔽。

蒋中正在集会上讲述了这个故事,无奈地对部下说,“看来只有我的孙子对我说真话。”

毛泽东呢?他从社会底层厮杀几十年登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大位,几度起落,对部下造假这些门道自然心知肚明,自己也没少干过这些事。为防止被蒙蔽,他采取的措施包括:

规定他的警卫员必须从全国每个专区(当时的行政机构,后来改称“地区”,已经取消)派一个,而且只要那些受教育低的青年,让他可以绕过各级官员,通过这些警卫员直接了解基层的情况,而受教育低,扭曲、伪造信息的能力相对就差;

派遣特务以记者的身份到各地去,像钦差一般可以列席任何级别的会议,把了解到的情况写出不同级别的“内参”供领导人阅读;

派遣专业或业余的特务以秘书、警卫、厨师、司机、公务员等名义,布置在高级干部周围,报告他们的一举一动。

经常到各地去“巡视”,亲眼看一看地方情况,等等。

可以说,他为了掌握国家和部下的真实情况,费尽心机,用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然而,这些“药方”治不了绝症。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整肃了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真话的彭德怀——当时彭德怀仅仅是说“大跃进”“有失有得”,远远没有说出真相,只是提醒毛注意“浮夸风”而已——,就使得他以上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毛的周围不断窥测他的意图。典型如陈伯达,不时会偷偷问毛的左右,“主席最近读什么书?”,从毛所读的书来了解他的关注点。然后陈自己赶紧把毛读的书读一遍。在毛询问起相关内容、提出问题时,他就能对答如流,胸有成竹,以此博得毛的重视、重用。在无数双眼睛的窥视下,毛的意图就被左右迎合甚至放大。于是,毛想粮食大增产,就有科学家钱学森来“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就有各地不断放出高产“卫星”,就有小麦亩产量的8,586斤(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所报的产量),稻谷亩产130,435斤(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所报的产量)——分别是当时的实际亩产量20-100倍以上——,弄得农家出身的毛,居然都跑到河北徐水县去问当地农民“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这类的完全昏了头的问题(康濯1958)。

他的爱将柯庆施参加庐山会议,就准备了两份内容相反的材料,一份反右,一份反左,见机行事。庐山会议上毛决定反右,柯就拿出反右的那一份,用数据来支持毛的论点。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天真到认为柯庆施的作为是孤立的例子。在这样铺天盖地假信息的包围之下,他决策要不错,不闯出大祸来,那就奇怪了。

柯庆施那一套,其实是中共各级官员的惯例。下面一则故事是我一个老同学的亲身经历。

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这位老同学正在军委战略研究部门任职。战争爆发之前,军委要求这个部写一份报告,分析战争是否会打起来。他们写了两份报告,结论截然相反。一份的结论是打得起来,另一份是打不起来。有一天,主管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说,我看是打不起来。于是战略研究部就送上了打不起来的那份报告,满足了上级领导的意图。结果大家都知道,仗是打起来了。

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爆发,中共忽然高调鼓吹中俄合作,竟然说出什么“上不封顶,没有终点站”这样不给自己留余地的极端言论,无疑也有部门做过分析,断言俄军将速胜、大胜,才敢放心在外交上下这样的赌注。当然最后那些分析也和当年海湾战争的分析一样完全失败,只得贬抑几个涉事官员如乐玉成之流了事。

这些故事表明,这类“研究部门”、“智库”研究的目的不过为领导意图提供专业分析、提供资料、数据而已,哪里是真心为国家利益做研究?

毛泽东知道部下、甚至全国民众在欺骗他。到了他晚年,所有的宣传都在“颂圣”;谁敢对他发出任何不敬的言论,就判死罪,没有例外。但作为“老江湖”,他很明白,那些公开的言论大都是假话。他曾经对身边的亲信表示:“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李肃2007) 他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些。不过一个月,就“翻天覆地”了。

这类故事,史不绝书,不胜枚举。

于是,在专制政权中,扭曲、伪造信息数据是常态。上级想什么,就有什么;上级要什么,就给什么。各级官员,依靠这些假信息博得上级的欢心、认可,一步步升迁,或者以制造假信息、掩盖真相来避祸。真还是假,对他们而言,不是信息的判别标准;编造、报告扭曲的信息、假信息的后果,他们无暇顾及。何况,最高领导阶层自身也在制造假信息、扭曲的信息蒙骗世界。你能,我就不能?

杨尚昆在世时曾多次说,要“提倡说真话”——既然是“提倡”,就没有强制性,当然也就可以不说——,二十来年过去了,当下,还有几个人愿意说真话?有几个人敢说真话?

以上这些故事,多为公众所熟知。本文用了一节的篇幅罗列,只是为了显示一件事:这个绝症是体制使然,从古至今,不论最高领导人贤愚,概莫能外,是常态;报告真实情况、真实数据,反而是例外。

这样一个患了绝症的体制的领导人,虽然从中央机关一直管到居民委员会,从国防、外交、经济、文化、教育、体育一直管到国民可以生几个儿女、何时才被允许生,少年每天可以玩多长时间的电玩——记得1980年代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曾开会讨论过“大龄女青年结婚困难”的问题——,集权程度,人类历史上罕见。由于假话、假数据横行天下,所向无敌,他们始终弄不清对国计民生最重要的几个数据:GDP, 人口数量,耕地数量,粮食产量。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也自己承认,中国的GDP数据不可靠(中国政府网2017),担任十年总理的李克强也公开说过。据《中国新闻周刊》、《新浪网》2018年1月报导,2017年初,辽宁省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公开承认此前数年经济数据连续造假。 造假最触目惊心的是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GDP实际6,654亿元,夸大上报为 10,002亿,高出50.3%!由此造成整个天津地区高报GDP 12%(中国新闻周刊2018)。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是中共宣传部门自己的概括,倒也罕见地准确。

这些暴露出来的造假,当然是冰山一角。这几个地方官员之所以不得不承认造假,原因是他们虚报GDP和财政收入,造成实际的财政收入无法支付地方费用,不得不以承认造假为代价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财政补贴。

中共自己承认,每年统计GDP,都得从各地上报的数字总数上减掉一些,变相接受数据造假的现实。问题是中央根据什么去减掉各地上报的数字?如果中央有自己独立于地方的统计,何必又要各地各自上报?如果没有独立的统计,又拿不出可靠的修改依据,这种统计数字,除了宣传功效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人口数字,也是一笔糊涂账。中国究竟有多少人,至今各界分析结果不同,结果相差过亿。下面仅举两例。

2020年中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的数字矛盾重重,逻辑无法自洽。

比如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突然暴增:2020年65岁老人增加了1461万。这部分人,也就是1955年出生的人。当年中国死亡人口1427万。死亡人口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死亡率很低,这是常识。假设全部死亡人数中90%是65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做一个简单计算

(新增老年人数1461万+死亡1427万) * 90% = 2599.2万

这意味着,1955年新生儿至少2600万,而这些人一个不死,才能实现数据的逻辑自洽!

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55年出生人数只有1965万,那少掉的635万人到哪儿去了?

要逻辑自洽,就得说这个635万人是死去的65岁以下的人,那也就是说2022年死亡者44.5%在65岁以下。再怎么习惯大胆造假,这样的胡话说得出口吗(这是作者自己在假设基础上的计算,与引用文献无关)?

另一项重要数据是0-14岁人口的比例。根据报告,2020年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也就是说2007-2020年新生人口起码25,338万人。

根据2007-2019年历年出生人口数据,这13年里一共出生了21,123万人。这13年中出生的儿童,哪怕一个不死(实际上绝无可能),要想达到25,338万人,则2020年出生的人口必须达到4,215万。

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那么多出来3,000多万孩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易富贤2021,张杰2021)?国家统计局造假,连用些功夫,消除掉自相矛盾的地方都不屑去做!这无异于是说“我就造假了,你能怎么的?”

耕地数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精确统计过。据王维洛引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上的数字,全国耕地14.25亿亩,《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就突然增加到19.51亿亩,年增加36.9%!认知正常的人,不会相信存在这种飞速增加。

2008年国家公布耕地数量为18.27亿亩。持续将农田改为工业、城市用地,减少不可避免。不料2013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数字,耕地数量又上涨为20.3077亿亩,增加近2亿亩。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刘文甲曾撰文指出,中国耕地的最大潜力——注意,不是实际数量,是最大可能数量——为19.21亿亩。按照刘文甲的观点,中国耕地20.3077亿亩是根本不可能的,又是灌过水的数字(王维洛2023a,b)。

与耕地面积直接相关的就是粮食总产量。国家公布的数字,同样也靠不住。

宣传部门说,到2022年中国已经连续八年粮食产量在1.3万亿斤以上。官方数字,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3,731亿斤,又创历史新高。按2022年末中国人口14亿计算,平均每人490公斤,超过了国际粮食安全线人均400公斤22.5%,粮食产量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既然如此,为什么2022年中国还从国外进口粮食14,687.2万吨(合2,937.44亿斤),平均每人209斤(同上。原文按13亿人口为基础计算,作者暂用更为“官方”的14亿为基础,尽量“照顾”官方“口径”,以免引起有关人口总量的争执而冲淡质疑粮产量数据的意义)? 人均980斤一年,单单用来作为主食用不完。包括油料、饲料在内,基本也够了。为什么中共还一直在高喊要警惕“粮食危机”?

只能说,中共在宣传“大好形势”的时候,夸大粮食产量;感觉到需要提醒大家粮食危机的时候,——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做了正确的事情——,就不再顾及以前的夸大。两次宣传之间,缺乏协调、缺乏互相照应。

人类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政权,竟然挣扎几十年都弄不清国家的基本状况,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参考文献:

谷应泰[清](1977), 《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北京。
海瑞(1962), “治安疏”。 收入《海瑞集》。中华书局,北京。
黄鸿寿(1986), 《清史纪事本末》。上海书店,上海。
康濯(1958), “毛主席到了徐水”。载《人民日报》08/05/1958。
李肃(2007),“回首文革(17):红太阳落山”。VOA 01/19/2017。
沈仲文(2022), “‘动态清零’是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必由之路”。载《深圳特区报》,03/20/2022。
司马光[宋](1956),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北京。
苏全有(2009), “袁世凯称帝的几个幕后推手”。 原载《北京日报》06/01/2009,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9389095.html。
The White House (2022),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s Class of 2022 Graduation and Commissioning Ceremon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7/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united-states-naval-academys-class-of-2022-graduation-and-commissioning-ceremony/.

王维洛(2023a), “中国耕地数据不靠谱——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一个天方夜谭”。
《议报》02/16/2023, https://yibaochina.com/?p=249523
(2023b), “再论中国耕地数据不靠谱”。
《议报》02/25/2023, https://yibaochina.com/?p=249626。
王先慎[清](1998),《韩非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北京。
易富贤(2021), “普查越来越不靠谱,中国人口老化中共政权稳固”。VOA, https://www.voachinese.com/a/yi-fuxian-on-china-census-data-20210517/5888944.html。
袁静雪(1999),“我的父亲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74辑,p.103ff。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袁枢[宋](1964), 《通鉴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北京。
张杰(2021), “揭开中国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造假的黑幕”。《议报》05/12/2021,

https://yibaochina.com/?p=241879。

中国政府网(2017), “对经济数据造假‘零容忍’”。
http://www.gov.cn/xinwen/2017 06/16/content_5202877.htm。
中国新闻周刊(2018),“内蒙古承认财政和经济数据大幅造假,‘家丑’为何被自曝?”。
载《澎湃新闻网》01/10/201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44723。

2023年3月

2023年7月20日 星期四

征服西伯利亚汗国

 

西伯利亚汗国

西伯利亚汗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位于乌拉尔山脉中段以东1582 年,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 (Yermak Timofeyevich)征服了这里,这是俄罗斯征服西伯利亚的第一件事

球员们[编辑]

俄罗斯[编辑]

乌拉尔山脉以西:卡马河彼尔姆

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俄罗斯北部发展了一个毛皮贸易帝国,远至乌拉尔北部甚至更远。诺夫哥罗德以东的土地逐渐落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莫斯科和乌拉尔之间是喀山汗国,大约在 1438 年脱离金帐汗国。1478 年莫斯科占领诺夫哥罗德,1552 年占领喀山。这开辟了喀山东北部的彼尔姆卡马河地区。1558年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他们在该地区获得了一大片封地并开始开发它。当地存在零散的抵抗。1573 年,西伯利亚可汗派他的侄子突袭斯特罗加诺夫领地。莫斯科以一项宪章回应,实际上授权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对可汗发动私人战争,但并未付诸实施。

西伯利亚[编辑]

托博尔河鄂毕河之间的地区额尔齐斯河的一部分。拉河塔夫达河流入托博尔河。

彼尔姆纬度的中乌拉尔山脉相当低,很容易穿越。该地区居住着沃古尔人(曼西人),托博尔斯克北部居住着奥斯蒂亚克人(汉特人)。在某个时候,一群西伯利亚鞑靼人建立了西伯利亚汗国,并形成了对非穆斯林人口的军事统治阶级。这些“鞑靼人”部分是来自更南部的突厥-蒙古穆斯林,部分是当地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两个氏族争夺权力。昔班尼王朝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泰布吉德人可能起源于当地。1563年库楚姆昔班尼德人击败了他的对手泰布吉德人并夺取了王位。1571 年之前,汗国向莫斯科纳贡有限。

西伯利亚编年史》与英语的二手资料一样,都是不完整且相互矛盾的。这个叙述遵循 Lantzeff [1],这似乎是最完整的英文叙述。Lantzeff 跟随 SV Bakhruskin。主要问题是远征开始的年份、路线的细节以及西伯利亚战役的地点。

占领西伯利亚[编辑]

埃尔马克在伏尔加河的某个地方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涯。大约在1577年,海盗被莫斯科公国驱散。埃尔马克稍后抵达彼尔姆(可能是 1579 年[2])。他入侵西伯利亚的目的尚不清楚。这似乎是一种武力侦察,当汗国被证明软弱时,就演变成征服。目前尚不清楚埃尔马克是否主动前往,是否是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派来的,或者斯特罗加诺夫家族鼓励他前去除掉一队危险的武装人员。埃尔马克有 540 名哥萨克。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提供了大部分物资和另外 300 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利特瓦”,即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关押的战俘。

埃尔马克大概在 1581 年夏天离开彼尔姆。(费舍尔[3]让他于 1579 年 9 月出发,并于 1581 年 10 月占领西伯利亚。林肯[4]让埃尔马克于 1582 年 9 月 1 日离开,三个月后征服西伯利亚。Naumov 说二十世纪末历史学家将 1582 年确定为起始日期,但如果西伯利亚于 1582 年被占领(瑙莫夫接受了这一日期),那么在图拉河上造船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他沿着丘索瓦亚河向南航行当河水变浅、天气变冷时,他在山上建造了冬季住所。他在这里袭击了当地的曼西人,这一消息后来激起了当地人的反对。春天,他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巴兰查河(根据 Lantzeff 的说法,但 Barancha 位于彼尔姆纬度以北一些)。他建造了木筏,顺流而下,当河水足够深时,他又把木筏改造成小船。他进入图拉河,向下游(东南)航行,并在后来的图林斯克所在地击败了一位名叫埃潘查的当地王子。(Naumov 有 Ivan Koltso 和 300 人,可能是 Stroganov 的 300 人,此时加入了 Ermak,但其他消息来源没有提及这一点)。继续沿着图拉河而下,他占领了秋明(根据雷米佐夫编年史,但巴赫鲁斯金认为这里的堡垒已被遗弃)。达托博尔河后,他们击败了一支本土军队,向下游(北部)航行,后来在到达河口之前赢得了另外两场战斗塔夫达河在塔夫达河下游二十英里处,他们又进行了一场战斗,然后占领了一个家乡,并在那里休息了一个月。(这种延迟距离敌人如此之近,如果发生的话,显得很奇怪。)

离开营地,他们沿着托博尔河航行 12 英里[5],抵达额尔齐斯河与现代托博尔斯克的交汇处。额尔齐斯河以东 12 英里处是西伯利亚俄罗斯人占领了阿蒂克-穆尔扎村作为基地,并袭击了西伯利亚,但没有成功。几天后,他们再次进攻。指挥官马梅特库尔受伤,导致组织混乱。奥斯蒂亚克先溃败,然后是沃古尔人,只剩下鞑靼人。库楚姆连夜逃走,俄罗斯人第二天早上就进入了他的首都。这大概是在 1582 年 10 月。俄国人损失了 107 人。{楚瓦什角之战给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帐户。格鲁塞[6]在“托博尔河口的一个坚固营地,以保护通往西伯利亚的通道”进行战斗。瑙莫夫认为它“距离西伯利亚不远”。上游的城镇可能有一座堡垒守卫着,但情况尚不清楚。}

职业[编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同的土著酋长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也许出乎意料的是,埃尔马克发现自己成为了汗国的统治者,并派遣伊凡·科利佐 (Ivan Koltso) 率领 50 名士兵和 5,200 件毛皮前往莫斯科宣布他的征服。与此同时,奥斯蒂亚克人和沃古尔人一直在袭击彼尔姆地区。伊凡雷帝认为埃尔马克挑起了此事,并向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发出了一封愤怒的信,要求召回埃尔马克以保护彼尔姆。几天后,埃尔马克的特使抵达莫斯科。沙皇立即改变了主意,并承诺派遣沃耶沃达和军队。他送给埃尔马克礼物,其中包括著名的盔甲。

哥萨克派出突击队去搜捕亚萨克博格丹·布里亚兹加(Bogdan Bryazga)沿着额尔齐斯河向北行进,一直到达鄂毕河的交汇处。埃尔马克探索了塔夫达。

库楚姆当时下落不明。他的侄子马梅特库尔多次袭击俄罗斯人,但在瓦盖河被俘并被送往莫斯科,后来他以西伯利亚之名获得了光荣的职业生涯。库楚姆的泰布吉德竞争对手赛义德·艾哈迈德回到该地区并获得了一些支持者。“卡拉查”(库楚姆的前官员之一)向埃尔马克请求帮助对抗草原游牧民族。当伊万·科尔措率领的四十名哥萨克到达时,他们被杀害了。一次惩罚性远征被击败,这似乎引发了一场普遍的起义,离开西伯利亚堡垒变得不安全。大约在这个时候(1584 年 11 月)有 500 名援军,其中包括斯特雷齐 (Streltsy),从俄罗斯抵达。冬天食物不足,许多人死亡。三月,卡拉查人围攻西伯利亚。两个月后,它被一次出击打破(瑙莫夫在三月出击)。

1585 年 8 月,埃尔马克听说一支商队从南方抵达,库楚姆正等待着掠夺他们。他沿额尔齐斯河而上,想要捕获商队或库楚姆,但发现没有商队。返程后,他在距托博尔斯克上游约 25 英里的瓦盖河河口扎营。夜里风雨交加,值班时间不够。库楚姆的人发起进攻,大多数俄罗斯人在睡梦中被杀。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埃尔马克试图逃到一艘河船上,结果被沙皇送给他的盔甲的重量淹死了。

萨比尔的遗弃[编辑]

指挥权交给了伊万·格鲁霍夫。由于只剩下 150 名幸存者,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坚持下去,于是他沿着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航行,越过乌拉尔北部进入俄罗斯。库楚姆的儿子阿里重新占领了该镇,但被赛义德·艾哈迈德(Seid Akhmat)(瑙莫夫称他为塞迪亚克)驱逐。

曼苏罗夫率领的援军抵达,但力量不足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在鄂毕河的某个地方过冬,并于次年春天(1586 年)越过乌拉尔山脉(瑙莫夫让格卢霍夫和曼苏罗夫会面并一起返回俄罗斯)。

重新就业[编辑]

埃尔马克失败了,但西伯利亚汗国已经瓦解,赛义德·艾哈迈德无法恢复它。该地区留给了当地酋长,他们几乎没有枪支。俄罗斯人的政策基于系统性的堡垒建设,并利用这种方法向莫斯科以南扩张。1586年,三百名俄罗斯人在秋明建造了一座奥斯特罗格(堡垒),1587年,他们在托博尔斯克建造了另一个堡垒。1588年,赛义德·艾哈迈德和卡拉察人受邀前往托博尔斯克,被俘,并被送往莫斯科。

1594年,额尔齐斯河中游修建塔拉,以守卫商队路线。1591年,康达河曼西被吞并。1594年,苏尔古特在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交汇处建立。那一年,佩雷姆王子战败。

库楚姆发动了多次进攻,但在巴拉宾斯克草原被击败,时间大概是 1598 年。那一年,维尔霍图耶 (Verkhoturye)建成,以确保乌拉尔山脉的路线安全。1590年代,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北部进入鄂毕盆地下游。凯茨克建于 1602 年,开辟了通往叶尼塞河的航线其余内容请参阅西伯利亚河道西伯利亚历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