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2年5月27日，美国总统拜登(Biden)在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专制(Autocracy)和民主之间的全球斗争。”他说，“我与习近平会面比世界其他领导人都多。选举之夜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时，他对我说了以前多次说过的话：民主在21世纪无法维持，专制将统治世界(Autocracies will run the world)。理由是什么？习近平说，因为事情变化如此之快。民主体制需要共识，凝聚共识需要时间，而你没有时间。” ( The White House 2022)
赞扬专制，习近平比中共历任领袖都坦率。中共历任领袖，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无疑都一直在从事建立、维护、巩固、扩展专制体制的工作，宣传上却总是宣称他们的政权是一个民主政权，小心翼翼地避开使用“专制”一词。即使在宣传使用暴力的必要性的时候，他们也只用“专政”而不用“专制”。虽然“专政”不过是英语dictatorship，“独裁”一词的不同汉译，对不了解词源的民众来说，经过宣传部门的粉饰，负面的色彩就低于“专制”了。
感谢习先生如此坦率、直白的表述。他的谈话，使得中共和整个西方世界殊死斗争的性质再无疑问：这场攸关人类命运的斗争，是体制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他的坦率，使得西方世界终于从近四十年来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共放弃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迷梦中惊醒了。
实际上，中共宣传部门对这一斗争的性质，从来不隐晦，只是西方世界自我欺骗，闭目塞听罢了。即使在讨论解决非政治问题的策略、方法时候，中共也经常把体制、意识形态放在科学分析、实际成效评估之前。比如抗疫策略，本来是一个医学问题，社会问题，中共却认为本质是意识形态的斗争。2022年中国官媒发表文章，鼓吹现在已经被放弃了的“动态清零”，就明白提出过，“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表面看是抗疫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体制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沈仲文 2022)，一个字也不提防疫方法的科学依据和实际效果。
我们很难要求习时代的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和历史有超出宣传教条的理解。胸襟、眼界、学识、能力姑且不论，在中共体制中他们从基层经过几十年厮杀，爬升到权力中心的过程，就无法违背专制政治的基本逻辑和规则，而他们的道德水平使得他们只看得到个人或小团体在那样一种体制中得到的“成功”，看不到或者不在乎这一体制的绝症，当然更不在乎这些绝症带来的政策失误、社会动荡，不在乎这些绝症阻滞了社会的发展，不在乎这些绝症给民众带来的痛苦。
专制体制可以说弊端百出, 不是一篇短文可以涵盖。本文只想指出中国专制体制历三千多年未曾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统治者得不到正确的信息，二是权力继承。这两个问题经常还交织在一起，使得后果更加严重。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专制政权的绝症。
本文不是理论分析，只是作者自己在学习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因担心文章过长，分为上下两部分，每部分讨论一个问题。
二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专制体制运作的内在逻辑，专制统治者无法获得正确的、完整的信息，经常根据被扭曲、甚至伪造的信息作出决策，轻则药不对症，重则陷国家于危亡。
国家的决策，本应当建筑在对国家真实情况的判断之上。统治集团最高层只是由极少数人构成，他们只能依靠部门和基层的官员，一层层搜集情况、数据，然后逐级上报。这就可能成为扭曲、伪造、隐瞒信息、数据的过程。
因为，专制体制中官员，从最高领导人到底层官吏不需对民众负责——帝制时代，他们把统治民众称为“牧民”，民众的地位，等同于放牧者的牛羊——，只对上级负责。他们所想、所作、所为，首先是考虑如何巩固、发展自己的权位。对部门和基层官员来说，满足上级领导人的意图，取得上级领导人的重视、重用，是巩固、发展权位的首要部分；提供上级需要的、喜欢的信息，是满足上级意图、彰显自己忠诚和能力的重要手段。至于上级意图是对是错，实现意图的后果是好还是坏，甚至意图是否能够实现，与巩固他们的权位无关。
而且，在这种体制下，信息和数据的搜集、上报、发布严格被统治集团控制。官员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民间又无权参与。放心大胆地扭曲、伪造，被揭露的风险很低。
有些情况下，提供符合上级意图的信息、数据，隐瞒不利信息，甚至是保持身家性命必不可少的行为。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之后，任何说真话、不虚报粮食产量的官员，毫无例外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轻则降职，开除党籍，接受批判，重则坐牢，就是典型的一例。
说真话有风险，说假话能官运亨通。在这样严峻的利害权衡之下，还有几个官员肯违背上级的意图说真话？
中国帝制时代，还有少数受儒家“忠君爱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愚忠”——思想影响的官员，能够冒自身的危险说几句真话。比如朱厚熜(明嘉靖帝, 1522-1567年在位)年代，在全国歌功颂德称颂“盛世”的大形势下，还有个海瑞敢于说出“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海瑞1962)这样指斥皇帝的真话；到了当代中国，已经不存在超越个人功利的更高原则，¬——虽然各类口号喊得比任何时代都响——，谁也不会去做这种“傻冒”。
这个问题，两千三百年前的专制政治理论家韩非，就已经看得很清楚。请看他以下论述：
“臣子与君主，不是骨肉亲人，臣子只是迫于势而不得不为君主服务。” (王先慎1998, p.115，白话文为本文作者自译。)
“君主与臣子的利益不同，造成臣子不忠诚，臣子有了利益，君主就没有利益。”(同上，p.241)
“臣子以伪装粉饰来欺骗的对象就是君主。让臣下看到君主的好恶，则臣下以伪装粉饰来欺骗君主，是必然的事情。”(同上，p.115) 因此“君主用眼睛看，则下面就粉饰看到的；君主用耳听，则下面就粉饰听到的。”(同上, p.36)
“英明的君主要使得天下不得不让自己见到真相，不得不让自己听到真实的声音。”(同上，p.101)
韩非的时代，中国大一统政治还没有形成，周代君主专制的程度，不如后来的秦、汉、元、明、清；集权的程度、集权可使用的手段也远不如当代，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专制体制这一绝症。然而，他的解决之道却是和当代专制统治者一样：进一步加强集权，所谓“独视者明，独听者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同上，p.321)；不信任任何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受制于人”(同上，p.115)；以利害、刑罚来控制臣子，凡是不追求封赏，不畏惧刑罚的臣子，就要除掉(同上，p.311)。
韩非对现象有深刻的认识和分析。他的“药方”却只是几个没有可行性论证的命题，显示出他实际上并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因为这绝症就是体制自身，不存在不破坏体制的药方。
三
从嬴政(秦始皇，前246-209年在位)起，历代统治者都遵循韩非的那套治国理论，至今未变。韩非论述的种种现象依旧存在。虽然试图治疗这个绝症的药方越来越多，工具越来越精密，病却越来越重。于是就有从古至今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
胡亥(秦二世，前209-206年在位)依靠赵高等阴谋上位。由于从他父亲嬴政开始的残暴统治，以及耗费超出国家能力的人力、财力建设“伟大工程”，民不聊生，民众造反此起彼伏。曾有使者告诉胡亥真相，戳破了胡亥“盛世”的大梦。胡亥大怒，将他逮捕下狱。从此之后，使者到朝廷来，都说那些造反的人不过是鼠窃狗偷之辈，地方上已经镇压了他们，不足为虑，等等。为了把持朝政，赵高以“指鹿为马”来恐吓那些敢说真话的人，是流传两千多年的典故。到最后，天下乱至不可收拾，朝廷危在旦夕，真相再也瞒不住了，赵高干脆杀了胡亥了事。被杀前胡亥问一个宦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宦官回答，“我不敢说，才能活下来。要是告诉了你，我早就被杀了，哪里还能活到现在？”(司马光1956, p.277, 294-295)
这是胡亥太糊涂吗？他的糊涂、无能当然是死于非命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必要条件。历史上受到称颂的刘彻(汉武帝, 前140-86年在位)，能力超强，同样也被亲信江充欺蒙而造成残杀子孙的惨祸(袁枢1964，p.250ff)。这件事就是帝王左右为自己的利益而伪造信息促成的，牵涉皇位继承问题，本文下篇还要讨论。
刘宏(汉灵帝, 168-190年在位)时代，国家政权被宦官把持。当时天灾人祸频仍，人相食，国家依旧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在边境制造事端(同上, p.607)。会稽、交趾、江夏、蓟州爆发民乱。造反农民攻城略地，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各地告急文书雪片似的报到朝廷。把持政权的宦官把告急文书扣下，不让皇帝知道，以掩盖治理国家失败的事实，防止其他集团借机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为了不让皇帝了解真实的社会状况，他们甚至不允许皇帝上楼，害怕登楼之后看到宫外的现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就是个聋子、瞎子(司马光1956， p.1905, 1907)。
历史上精明强干的君主，特别是那些从社会底层一路厮杀到顶层的君主，就时刻提防部下蒙蔽自己。
1366年，同为地方割据军阀的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帝，1368-1399年在位)、张士诚为争夺江南大战。当时张士诚的军力、财力都胜于朱元璋。朱元璋的左右担心这一仗难以取胜，他自己却信心满满。他对左右说，我事必躬亲，尚且经常要被部下欺骗。张士诚躲在深宫里足不出户，不知道被部下欺骗到何种地步了，岂有不败之理(谷应泰1977, p.62)？这真是“老江湖”的经验之谈！果真，军队强大的张士诚被朱元璋一举消灭。一旦朱元璋登上皇帝大位就开始清算部下，把帮助他取得天下的功臣，除了个别之外，屠杀殆尽。“老江湖”把韩非的教导，发挥到极致。
189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发生战争。当时驻朝陆军最高统帅、提督叶志超战败，向日军乞求，丢弃装备、自动放弃平壤得以保命，却谎报大胜，得朝廷二万两白银奖赏。朝廷上下全国舆论更是一片欢腾，
认为多年来打不过西方列强，灰头土脸，这回总算要扬眉吐气了。
事实是，清军屡战屡败，将领左宝贵等战死，全军仓皇逃回国内，而日军在后紧追不舍，已经进入东北地区。真相隐瞒不住了，叶志超就称患急病要回乡医治，想逃避战败、谎报军情的责任(黄鸿寿1986, p.463-464)。他连老上级、戎马一生、见识过无数魑魅魍魉的李鸿章都敢骗，长于深宫、足不出户的载湉(清光绪帝, 1875-1909年在位)还能不被他骗得热血沸腾，以为直捣东京、大张国威指日可待了？还不下决心不言和、与日本人打到底？
民国初年，身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一直以精明强干著称于世，而且掌握全国政权、军队。他的治国之才，历史评价也不差。在他执政期间，中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也能维持稳定。但他专制思想浓厚，同样也逃不过专制的绝症。部下看到他有称帝的意图，为求自身富贵，就假造出种种“祥瑞”，散布什么地方发现了真龙，袁家祖坟夜显红光之类荒诞不经的故事。各地的劝进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除了由官僚士大夫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之外，连北京的乞丐、妓女都成立了劝进组织，上街游行呼吁恢复帝制。袁世凯以为他称帝的意图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当时日本反对他称帝。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他儿子伪造了只印刷一份、专给他一个人看的假日本《顺天时报》(日本在华商人投资、日本驻华公使馆创办的报纸)，经常鼓吹帝制，弄得袁世凯以为已经获得日本的支持。他被周围欺骗得闯出称帝大祸，死于全国声讨之中(袁静雪1999; 苏全有2009)。
另一个专制者蒋中正也好不到哪儿去。据他身边卫士记述，到了台湾之后，有一天他的长孙蒋孝文向他要一块钱。蒋中正说，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一块钱可以买十个鸡蛋。蒋孝文说，哪里，一块钱连一个鸡蛋都买不到。可见他不掌握当时的经济情况，全被蒙蔽。
蒋中正在集会上讲述了这个故事，无奈地对部下说，“看来只有我的孙子对我说真话。”
毛泽东呢？他从社会底层厮杀几十年登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大位，几度起落，对部下造假这些门道自然心知肚明，自己也没少干过这些事。为防止被蒙蔽，他采取的措施包括：
规定他的警卫员必须从全国每个专区(当时的行政机构，后来改称“地区”，已经取消)派一个，而且只要那些受教育低的青年，让他可以绕过各级官员，通过这些警卫员直接了解基层的情况，而受教育低，扭曲、伪造信息的能力相对就差；
派遣特务以记者的身份到各地去，像钦差一般可以列席任何级别的会议，把了解到的情况写出不同级别的“内参”供领导人阅读；
派遣专业或业余的特务以秘书、警卫、厨师、司机、公务员等名义，布置在高级干部周围，报告他们的一举一动。
经常到各地去“巡视”，亲眼看一看地方情况，等等。
可以说，他为了掌握国家和部下的真实情况，费尽心机，用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然而，这些“药方”治不了绝症。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整肃了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真话的彭德怀——当时彭德怀仅仅是说“大跃进”“有失有得”，远远没有说出真相，只是提醒毛注意“浮夸风”而已——，就使得他以上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毛的周围不断窥测他的意图。典型如陈伯达，不时会偷偷问毛的左右，“主席最近读什么书？”，从毛所读的书来了解他的关注点。然后陈自己赶紧把毛读的书读一遍。在毛询问起相关内容、提出问题时，他就能对答如流，胸有成竹，以此博得毛的重视、重用。在无数双眼睛的窥视下，毛的意图就被左右迎合甚至放大。于是，毛想粮食大增产，就有科学家钱学森来“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就有各地不断放出高产“卫星”，就有小麦亩产量的8,586斤(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所报的产量)，稻谷亩产130,435斤(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所报的产量)——分别是当时的实际亩产量20-100倍以上——，弄得农家出身的毛，居然都跑到河北徐水县去问当地农民“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这类的完全昏了头的问题(康濯1958)。
他的爱将柯庆施参加庐山会议，就准备了两份内容相反的材料，一份反右，一份反左，见机行事。庐山会议上毛决定反右，柯就拿出反右的那一份，用数据来支持毛的论点。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天真到认为柯庆施的作为是孤立的例子。在这样铺天盖地假信息的包围之下，他决策要不错，不闯出大祸来，那就奇怪了。
柯庆施那一套，其实是中共各级官员的惯例。下面一则故事是我一个老同学的亲身经历。
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这位老同学正在军委战略研究部门任职。战争爆发之前，军委要求这个部写一份报告，分析战争是否会打起来。他们写了两份报告，结论截然相反。一份的结论是打得起来，另一份是打不起来。有一天，主管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说，我看是打不起来。于是战略研究部就送上了打不起来的那份报告，满足了上级领导的意图。结果大家都知道，仗是打起来了。
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爆发，中共忽然高调鼓吹中俄合作，竟然说出什么“上不封顶，没有终点站”这样不给自己留余地的极端言论，无疑也有部门做过分析，断言俄军将速胜、大胜，才敢放心在外交上下这样的赌注。当然最后那些分析也和当年海湾战争的分析一样完全失败，只得贬抑几个涉事官员如乐玉成之流了事。
这些故事表明，这类“研究部门”、“智库”研究的目的不过为领导意图提供专业分析、提供资料、数据而已，哪里是真心为国家利益做研究？
毛泽东知道部下、甚至全国民众在欺骗他。到了他晚年，所有的宣传都在“颂圣”；谁敢对他发出任何不敬的言论，就判死罪，没有例外。但作为“老江湖”，他很明白，那些公开的言论大都是假话。他曾经对身边的亲信表示：“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李肃2007) 他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些。不过一个月，就“翻天覆地”了。
这类故事，史不绝书，不胜枚举。
于是，在专制政权中，扭曲、伪造信息数据是常态。上级想什么，就有什么；上级要什么，就给什么。各级官员，依靠这些假信息博得上级的欢心、认可，一步步升迁，或者以制造假信息、掩盖真相来避祸。真还是假，对他们而言，不是信息的判别标准；编造、报告扭曲的信息、假信息的后果，他们无暇顾及。何况，最高领导阶层自身也在制造假信息、扭曲的信息蒙骗世界。你能，我就不能？
杨尚昆在世时曾多次说，要“提倡说真话”——既然是“提倡”，就没有强制性，当然也就可以不说——，二十来年过去了，当下，还有几个人愿意说真话？有几个人敢说真话？
四
以上这些故事，多为公众所熟知。本文用了一节的篇幅罗列，只是为了显示一件事：这个绝症是体制使然，从古至今，不论最高领导人贤愚，概莫能外，是常态；报告真实情况、真实数据，反而是例外。
这样一个患了绝症的体制的领导人，虽然从中央机关一直管到居民委员会，从国防、外交、经济、文化、教育、体育一直管到国民可以生几个儿女、何时才被允许生，少年每天可以玩多长时间的电玩——记得1980年代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曾开会讨论过“大龄女青年结婚困难”的问题——，集权程度，人类历史上罕见。由于假话、假数据横行天下，所向无敌，他们始终弄不清对国计民生最重要的几个数据：GDP, 人口数量，耕地数量，粮食产量。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也自己承认，中国的GDP数据不可靠(中国政府网2017)，担任十年总理的李克强也公开说过。据《中国新闻周刊》、《新浪网》2018年1月报导，2017年初，辽宁省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公开承认此前数年经济数据连续造假。 造假最触目惊心的是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GDP实际6,654亿元，夸大上报为 10,002亿，高出50.3%！由此造成整个天津地区高报GDP 12%(中国新闻周刊2018)。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是中共宣传部门自己的概括，倒也罕见地准确。
这些暴露出来的造假，当然是冰山一角。这几个地方官员之所以不得不承认造假，原因是他们虚报GDP和财政收入，造成实际的财政收入无法支付地方费用，不得不以承认造假为代价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财政补贴。
中共自己承认，每年统计GDP，都得从各地上报的数字总数上减掉一些，变相接受数据造假的现实。问题是中央根据什么去减掉各地上报的数字？如果中央有自己独立于地方的统计，何必又要各地各自上报？如果没有独立的统计，又拿不出可靠的修改依据，这种统计数字，除了宣传功效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人口数字，也是一笔糊涂账。中国究竟有多少人，至今各界分析结果不同，结果相差过亿。下面仅举两例。
2020年中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的数字矛盾重重，逻辑无法自洽。
比如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突然暴增：2020年65岁老人增加了1461万。这部分人，也就是1955年出生的人。当年中国死亡人口1427万。死亡人口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死亡率很低，这是常识。假设全部死亡人数中90%是65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做一个简单计算
(新增老年人数1461万+死亡1427万) * 90% = 2599.2万
这意味着，1955年新生儿至少2600万，而这些人一个不死，才能实现数据的逻辑自洽！
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55年出生人数只有1965万，那少掉的635万人到哪儿去了？
要逻辑自洽，就得说这个635万人是死去的65岁以下的人，那也就是说2022年死亡者44.5%在65岁以下。再怎么习惯大胆造假，这样的胡话说得出口吗(这是作者自己在假设基础上的计算，与引用文献无关)？
另一项重要数据是0-14岁人口的比例。根据报告，2020年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也就是说2007-2020年新生人口起码25,338万人。
根据2007-2019年历年出生人口数据，这13年里一共出生了21,123万人。这13年中出生的儿童，哪怕一个不死(实际上绝无可能)，要想达到25,338万人，则2020年出生的人口必须达到4,215万。
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那么多出来3,000多万孩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易富贤2021，张杰2021)？国家统计局造假，连用些功夫，消除掉自相矛盾的地方都不屑去做！这无异于是说“我就造假了，你能怎么的？”
耕地数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精确统计过。据王维洛引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上的数字，全国耕地14.25亿亩，《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就突然增加到19.51亿亩，年增加36.9%！认知正常的人，不会相信存在这种飞速增加。
2008年国家公布耕地数量为18.27亿亩。持续将农田改为工业、城市用地，减少不可避免。不料2013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数字，耕地数量又上涨为20.3077亿亩，增加近2亿亩。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刘文甲曾撰文指出，中国耕地的最大潜力——注意，不是实际数量，是最大可能数量——为19.21亿亩。按照刘文甲的观点，中国耕地20.3077亿亩是根本不可能的，又是灌过水的数字(王维洛2023a,b)。
与耕地面积直接相关的就是粮食总产量。国家公布的数字，同样也靠不住。
宣传部门说，到2022年中国已经连续八年粮食产量在1.3万亿斤以上。官方数字，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3,731亿斤，又创历史新高。按2022年末中国人口14亿计算，平均每人490公斤，超过了国际粮食安全线人均400公斤22.5%，粮食产量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既然如此，为什么2022年中国还从国外进口粮食14,687.2万吨(合2,937.44亿斤)，平均每人209斤(同上。原文按13亿人口为基础计算，作者暂用更为“官方”的14亿为基础，尽量“照顾”官方“口径”，以免引起有关人口总量的争执而冲淡质疑粮产量数据的意义)？ 人均980斤一年，单单用来作为主食用不完。包括油料、饲料在内，基本也够了。为什么中共还一直在高喊要警惕“粮食危机”？
只能说，中共在宣传“大好形势”的时候，夸大粮食产量；感觉到需要提醒大家粮食危机的时候，——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做了正确的事情——，就不再顾及以前的夸大。两次宣传之间，缺乏协调、缺乏互相照应。
人类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政权，竟然挣扎几十年都弄不清国家的基本状况，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参考文献：
谷应泰[清](1977), 《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北京。
海瑞(1962), “治安疏”。 收入《海瑞集》。中华书局，北京。
黄鸿寿(1986), 《清史纪事本末》。上海书店，上海。
康濯(1958), “毛主席到了徐水”。载《人民日报》08/05/1958。
李肃(2007)，“回首文革(17)：红太阳落山”。VOA 01/19/2017。
沈仲文(2022), “‘动态清零’是打赢疫情防控硬仗的必由之路”。载《深圳特区报》，03/20/2022。
司马光[宋](1956),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北京。
苏全有（2009）， “袁世凯称帝的几个幕后推手”。 原载《北京日报》06/01/2009,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9389095.html。
The White House (2022),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s Class of 2022 Graduation and Commissioning Ceremon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7/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the-united-states-naval-academys-class-of-2022-graduation-and-commissioning-ceremony/.
王维洛(2023a), “中国耕地数据不靠谱——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一个天方夜谭”。
《议报》02/16/2023, https://yibaochina.com/?p=249523
(2023b), “再论中国耕地数据不靠谱”。
《议报》02/25/2023, https://yibaochina.com/?p=249626。
王先慎[清](1998)，《韩非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北京。
易富贤(2021), “普查越来越不靠谱，中国人口老化中共政权稳固”。VOA, https://www.voachinese.com/a/yi-fuxian-on-china-census-data-20210517/5888944.html。
袁静雪(1999)，“我的父亲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74辑，p.103ff。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袁枢[宋](1964), 《通鉴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北京。
张杰(2021), “揭开中国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造假的黑幕”。《议报》05/12/2021，
https://yibaochina.com/?p=241879。
中国政府网(2017), “对经济数据造假‘零容忍’”。
http://www.gov.cn/xinwen/2017 06/16/content_5202877.htm。
中国新闻周刊(2018),“内蒙古承认财政和经济数据大幅造假，‘家丑’为何被自曝？”。
载《澎湃新闻网》01/10/201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44723。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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