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友琴：130万个罹难者的名字

 2017-05-22 王友琴

作者简介

        王友琴（英文名：Youqin Wang ），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成绩考入中文系；1988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教授中文，现为美国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 。

本文作者王友琴。

——关于俄国人在光碟上刻录了1,345,796个受难者的名字

        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出版前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拿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当初拒绝删去一些名字的坚持感到欣慰。虽然 “可读性”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还是对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则正相反。有人说，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个批评，我完全接收。我总是回答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我从不反感这种说法，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很远。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

        2004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130万个名字，这些人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英文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迫害的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130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130万个人，是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鲜活生命。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最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像一个身份证号或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130万”的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44500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时期最高领导层的人们手写的批捕文件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活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批又一批人送下地狱。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捕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叫做Lily Brik女士的名字勾去，他对专管逮捕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 。这可以说明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130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130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是他要手下完成的杀人、判刑、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枪毙，“第二类”送劳改营。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控制，需要亲自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第一类囚犯）比杀死猫或狗还轻松简单。

上图：斯大林签名的条子“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名”。

下图：苏联杀人和逮捕人的计划，各个加盟共和国有指定的人数。第一纵栏是要杀的人数（ 第一类），第二纵栏是要逮捕的人数（第二类）。制定日期是1937年7月30日。

 

        这套光碟的标识，是一支燃烧的蜡烛，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识的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的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那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规模，反而使人更能感受到人民实实在在的悲痛和留在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资料来源的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其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出版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有的遍地出现，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极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间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所遭受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3卷的《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继续。有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他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高中时他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 他立志学习历史。成绩优异，他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

        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及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10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有关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说他已经收集了12.3万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25万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3万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在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刻有60万个受难者名字的光碟。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2003年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300多篇。

        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也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134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10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做。

 

        谁是做这项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做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道德的自救。

        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需要在很强大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类似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许多细节。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或没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也是为肯定生者的存在。他们所完成的，他们的努力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的伟大的人文传统。

        （写于2004年9月）

        附记：

        这篇短文写好不久以后，学校里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样子，20来岁，穿牛仔裤和T恤衫，说英文有口音。他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读了本科后，到芝加哥大学来读研究生。他对中文这样一种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语言感到非常好奇，于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做中文教研室主任），来探讨中文是怎样一种语言。我很高兴和这样一个聪明而有求知心的学生谈话。谈了一阵语言问题，我拿出了这两张光碟。我说我的俄文知识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帮助解释一些东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国人怎么看这样的历史。

        他说：听说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时候被杀害的。

        我说：那我们就到光碟上搜索吧。光碟有“搜索”功能小窗口。他在我的电脑前坐下来操作，犹豫着说：我怕会有拼写错误。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说的“曾祖父”，实际上是他妈妈那一边的，是他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尽管都是父系社会，孩子们都用父亲的姓，但是英语亲属称呼不区分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父辈和祖辈，不像中文把母亲的父母称为“外公外婆”。他有点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亲的姓名。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看了光碟上的文字，他说：“不会错，是他”。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职务。他说，那是一个小地方，就是他外婆的老家所在地，不会有一样的名字。他的曾外公是那里一个矿上的视察员。

        我读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年12月被逮捕， 1938年2月处决，法律根据是58条之二和之四。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说明。我在《古拉格群岛》里读到过这个法律“第五十八条”，是关于所谓“反苏维埃罪”的法律条文，其中有14个分条。第2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第4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帮助。第58条中最为广而无边的是第10条：包括号召推翻、颠覆或者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  

        这名数学研究生指着光碟上的名字说：“他的女儿，是我妈妈的妈妈，她还活着。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不是那么久以前，跟活着的人依然紧密相关。于是我建议他复制光碟，寄给他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妈。我们马上就动手复制。应该说这也正是光碟的制作者的愿望。后来，我还给另外的人复制过这两张光碟。

        我受到的震动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受难者的广度和密度，自从收到这两个光碟之后，我只和一个从俄国来的人谈起这个事情，他妈妈的外公就在其中，这当然有偶然性，但是想想总人口和受难者的比例，就知道这是规模非常大的杀戮；第二是关于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索尔仁尼琴多次指出这个“第五十八条”的荒谬和残忍，犯上这一条的，至少都是10年徒刑，如这名研究生的曾外祖父，因为“第五十八条”就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还应该看到，在我们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决定中，一份写于1967年的死刑判决书写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处反革命犯XXX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份写于1968年的判刑15年的判决书中，只写了“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XXX有期徒刑十五年”；在一份写于1970年的判处13人死刑的判决书里，写的是“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显然从文革的第3年开始，判决书不再引用法律条文。

        又过了一些时间，俄国人把受难者的名字列在了网上（www.memo.ru）。标识是一支燃烧的蜡烛，他们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纪念”，搜集关于受难者的资料和物品如日记、书信等。

（原载微信公号“熊窝”，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軍內清洗「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

 2021年7月7日中共軍隊與核心權力：余汝信新書揭秘「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

圖像來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圖像加註文字，

駐牛田洋陸軍第一二二師官兵歡呼毛「五七指示」發表，1966年5月。

軍內清洗

新書中梳理了「文革」中人民解放軍受到的摧殘，對中國軍隊建設的破壞也非常嚴重。十年間，完全出於政治與人事鬥爭理由，對中國軍隊高級將領曾進行過三個階段的大規模清洗，書中列出了被清洗人員名單。

「在和平年代，軍隊高級將領由於政治原因而大規模倒下，絶非正常現象，令人痛惜。此情況在全球歷史範圍內，只有蘇聯的大清洗時代可與之相比，」書中寫到。

第一階段，自「文革」前夕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被清洗者，大部為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混進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據不完全統計，正軍職以上共204人，取消軍銜前少將以上者200人。其中元帥六人，包括時任軍委副主席的賀龍、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四人。

第二階段是「九一三」事件當月到1973年，大量被視為林彪派系的軍隊高級幹部先後被清查清洗，遭遇被逮捕，隔離審查，免職審查等不同程度處分。而事後複查，絶大多數人與「九一三事件」並無直接關聯，其罪名查無實據。據統計，正軍級以上幹部38人包括時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的黃永勝以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遭清洗，遍布總參謀部，軍委辦事組，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各大軍區和省委，其範圍之廣，可顯示清洗手段之嚴苛與缺乏邏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的清洗重災區是中國空軍，據不完全統計，空軍副軍級以上幹部43人被清洗，數人自盡身亡。

第三階段的清洗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除屬於「四人幫」的軍委常委王洪文，總政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張春橋被逮捕外，一批被視為與「四人幫」有牽連等原因的至少23名軍隊高級將領均被清洗。其中包括青海，瀋陽，南京等多個軍區司令員和省委書記，也有北京市公安局長兼陸軍27軍副政委劉傳新，中央組織部部長兼陸軍64軍政委郭玉峰。還有個別人如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後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的吳忠，在1979年後還被審查了八年，最終以「沒有參與林彪四人幫反黨篡權陰謀活動"的結論解除審查。

由此可見文革對中國軍隊的結構性打擊。書中統計，清洗合計波及少將以上高級將領265人，佔文革前少將以上1614人的16%。其中中共建政時的十大元帥和十名大將中，七元帥被整肅，五名大將被削職；上將27人，佔上將總數47%；中將74人，佔總數42%；少將153人，佔11%。清洗的總趨勢是軍階越高，波及的比例面積越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至1975年，全中國解放軍受審查共4.4萬多人，其中正軍職以上幹部361人。

中共毁坏中华传统 盗墓挖坟辱尸记录

 中共来到世间，毁坏中华传统是其犯下无数罪恶中的一个。其中，中共用盗墓、挖坟和辱尸，来展示其疯狂与邪恶。

“丧葬”传统源自“敬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在丧葬方面有视死如生的传统。比如清明扫墓，就是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清明祭祖，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其实，扫墓在秦朝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

我们通常说的“陵墓”，或称“陵园”，古代是指皇帝的坟墓，现在是指王公贵族、现代人物的墓地建筑。陵墓中深深渗透着中国传统礼法的内容，天子死后的埋葬地称“陵”，诸侯称“封”，大夫称“坟”。坟丘的大小、衣襟棺椁、墓葬仪式都是按等级严加规定的。过去，人死后要请风水先生（堪舆家）择卜墓址，如果葬到了风水宝地，可保子孙兴旺发达、官运亨通，永世荣耀。如果葬到真龙天子穴，那就预示着家中要出皇帝，中国史书中就有不少此类记载。晋人郭璞着《葬书》称，“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风水”。风水与坟墓，一直是连结一块的。所以，古人最怕祖坟遭挖，犯了风水大忌，即使到现在，许多中国人还相信这一点。

中共从夺取政权之前，就有着盗墓的历史罪恶。

真实“东陵大盗”是中共八路军

提起清东陵被盗，人们都会想到盗墓贼孙殿英，以为清东陵都是孙殿英所盗。孙殿英盗墓不假，不过孙殿英盗墓是只盗掘了乾隆和慈禧两座陵墓，而清东陵共有五座皇帝陵墓，太后陵四座、加之嫔妃陵墓共计157座。 如今这些陵墓无一幸免，除去被孙殿英盗掘两座，其余的所有150多座陵墓都被八路军盗掘一空。

日本侵略占领东北，随即在清东陵设立东陵地区管理处。并在此建“日本驻马兰峪领事馆”为满洲国和溥仪看守大清国的陵寝。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守陵墓的日本军人撤走，伪警察解散，中共乘虚夺取了这里的政权，当时辖清东陵的八路冀东军区15军分区军队占领陵寝一带，他们打着“打倒封建地主头子皇帝”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开始盗窃陵寝。1945年9月，中共冀东军区司令曹致福指使部下15军分区敌工情报队长张尽忠、王绍仪、介儒等300多八路军以斗争大地主的名义大规模盗掘清东陵，他们盗掘了所有皇帝皇妃的150多座陵墓。

从1945年底到1946年1月，在将近两个月时间里，总计超过千人的盗陵队伍把清东陵所有陵寝洗劫一空。清东陵被盗后便再也无人管理，盗墓口一直到1952年清东陵成立文物保管所时才堵砌上。由于洞口长期未堵，当地许多百姓都到地宫里看过。当地流传说：惠陵地宫里那位娘娘的尸体一点儿未烂，面目如生。她浑身被扒得一丝不挂，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盛传这位娘娘是吞金死的，为了取金子，盗墓者把娘娘的肠子从头到尾撸了一遍。

参与盗陵的人员各有分工。每次盗陵都要在陵寝周边五华里设置警戒哨，由持枪民兵负责看守。然后由青壮年八路军负责挖开地宫入口，如果打不开，则直接用炸药炸开。坚固的地宫构造还是给盗陵者造成了不少麻烦，弄开每一道石门都殊为不易。盗开一座地宫，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据后来案犯供称，每次盗开地宫，都是张尽忠、王绍义首先进入，然后才是几个头目。为了防止盗匪们抢夺、私藏珍宝，地宫内点燃几十只松明火把，张尽忠站在高处持枪监视。

盗陵完成后把宝物集中到神厨殿。先由张尽忠、王绍义代表军分区挑拣，然后按三、六、九等瓜分，他们挖掘景陵地宫，对康熙大帝拖骨暴尸。经过三昼夜，终于结束景陵地宫盗墓，搜出了几大口袋珍宝。王绍义洋洋得意地说：“我们所挖的几座陵，就数这景陵的宝物最多，不次于慈禧、乾隆的陵啊！”张尽忠说：“好东西比孙殿英得的还多呀！”

清东陵被盗的消息被公开后，一时舆论哗然，“中共盗陵”随即曝光。为此，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协会议上蒋介石为此痛斥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周对此事无言以答。

中共毁坏明长陵

距北京市中心约50公里的昌平区天寿山下，躺着明朝十六位皇帝中的十三人，通称明十三陵。除了太祖朱元璋葬于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之外，代宗朱祁钰也没有葬在皇陵。十三陵以成祖所建的长陵规模最大，嘉靖、万历两帝生前所筑的永陵、定陵亦颇可观；其它多为死后所建，受工期所限较为实简；亡国之君思宗由检，则以妃子墓穴改建，非正式皇陵。

1955年，尽管有郑振铎、夏鼐等人的反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联络郭沫若、沈雁冰、邓拓等中共文人，写了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示，原本打算挖掘明长陵。然而，吴晗又改了主意，没挖掘明长陵，而是先试掘了定陵——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也就是盗墓。随后，中共对定陵文物进行了疯狂破坏，许多珍贵文物被毁。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时已辟为博物馆的定陵，遭到严重破坏。明神宗万历皇帝及两名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包括衮服、金冠、凤冠等稀世之宝在内的大量文物被付之一炬。

中共文革挖坟毁墓辱尸记

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在这场浩劫中，许多中华历史上的先贤与优秀儿女的坟墓被挖，尸骨被毁被辱。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西藏扎甚伦布寺的佛塔中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被红卫兵挖出肢解抛弃。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在岳飞的故乡河南汤阴县，革命小将把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以及秦桧等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而在杭州，革命青年们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挖了，岳武穆被锉骨扬灰。

海瑞去世后，万历赐御葬，选址海口滨涯村，清代和民国均有维护续建工程，1949年后曾做部队驻地，牌坊祭碑遭损坏。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将墓碑和其它碑石扳倒，坟墓挖开，抬走海瑞遗骸，几日后给遗骨戴上高帽子，在海口市游街示众后焚毁。1969年公社砸石头支援建设，石桌烛台等全被砸毁，墓园成养猪场。

《聊斋》作者蒲松龄之墓文革时被毁，红卫兵在其墓前先挥舞红宝书，祝“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等语录，然后掘坟，向死去的“老封建”冲锋。结果发现墓内除尸骨外，只有几样简单陪葬品，无物可毁。另外，蒲家庄代代相传的蒲松龄手稿字画，均被清剿烧毁。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张之洞，中国重工业奠基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等师范学堂和中国第一个幼儿园。他将武汉打造成中国重工业基地，创建了中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让“汉阳造”闻名天下。他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一生清廉，丧葬费由亲朋和门生筹措。 1966年，红卫兵掘了他的墓，让他曝尸荒野，被孩子们踢着玩。关于张之洞被掘墓，还另有一说：红卫兵将张氏夫妇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结果被狗吃掉。但主流说法还是曝尸荒野多日，被好心人草草掩埋，然后于2007年被发现，重新安葬。

武训，千古义丐，享誉中外的清代教育家。一生不娶妻、不置家，用当年乞讨的积蓄兴办义学。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一个乞丐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修建起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结果后来他成了“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1951年，《武训传》因政治原因遭遇批判，后在文革中，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李鸿章，晚清名臣，他主持的洋务派创办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他强调在外交中“以夷制夷”，为被动挨打的清王朝殚精竭虑。美国总统格兰特称其为当时世界四大伟人之首。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都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中唯一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梁启超则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大跃进时期，他的坟被刨，尸体被挂在拖拉机后游街，直至尸骨无存。

左宗棠，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时人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后沙俄侵占伊犁，已63岁的他主动请缨出战，携棺材西征，击退侵略者。其墓十分偏僻，破四旧时逃过一劫，但70年代初为修一条带过溪涵洞小路，当地公社干部将牌坊墓碑炸掉取石修洞，并掘坟，左公曝尸荒野，幸得一村民偷偷收敛。

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李鸿章的女婿。他曾与张之洞并称二张，是晚清清流领袖。他死后安葬于故乡大齐坨黑山沟，“文革”初期，红卫兵挖开其夫妇的陵墓，他们的遗体还没腐烂。红卫兵用铁锹和铲子将他们的遗体捣烂，尸骨无存。张爱玲离开大陆，实在是最明智的选择。与她齐名的苏青，文革中屡遭迫害，潦倒不堪，吐血而死。

康有为，晚年迷恋青岛，不但于此定居，死后也葬于青岛。1966年，举国“破四旧”，康有为墓惨遭破坏，被某校红卫兵挖开，其头骨被红卫兵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其骨头则被当场扬了一地，再难找回。保住康有为头颅的人名叫王集钦，当时，他冒着被打成保皇派孝子贤孙的危险，他提出将头骨收到博物馆内，作为“造反有理”的实物进行展览，得到红卫兵的许可。展览结束后，他趁乱将康有为的颅骨及遗物收到一个木箱中，并于文革后上缴给文物管理委员会。

黎元洪，两次出任大总统、三次出任副总统。他首倡“军民分治”，开创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先河。他率先实行“省长制”、并提出“废督裁兵”等依法治国主张。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大度起用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他还是近代工业与对外开放的实践者。但他长期被歪曲，当年，革命党人能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输入湖北新军，与黎的开明不无关系。他对军中的革命党人也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多次进行保护，甚至保释造反者。新军中有不少士兵剪去发辫，他也不责怪。至于“床下都督”一说，已经证伪。文革中被掘墓，尸骨无存。

周自齐，清华大学的奠基人，曾历任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等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代行过大总统职务11天。他也是中国电影工业的奠基人之一，退出政界后筹办孔雀电影制片公司，并邀请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的主编程树仁担任译制工作，译制了《莲花女》，这是外国影片配中文字幕的开端。在清华学堂的筹建过程中，从选址、建校到聘任教员，周自齐都一手操办，清华园就是他所选。另外，他亲自主持选拔工作，前后选派三批留美学生，其中包括梅贻琦、金邦正、张子高、秉志、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他的墓在文革中被掘开。其后人周传基先生说，周自齐的夫人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用菜刀砍头。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安葬百余名航空烈士，并有英烈碑镌刻抗战时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及生平，包括中国870人，苏联236人，美国2197人。该公墓由国民政府建立，曾遭日军破坏，抗战后整修。文革时遭毁灭打击，红卫兵屡次打砸烧，挖坟掘墓挫骨扬灰，最后只余被铲掉题字的石牌坊（题字者是蒋介石），文革后重建。

1912年，彭家珍刺杀良弼，当场牺牲，良弼随后不治，宗社党作鸟兽散。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2月为他及同样为革命牺牲的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等四烈士在北京西郊农事试验场营建墓地。正中立约8米的纪念碑，碑上刻“彭杨黄张四烈士墓”，四烈士安葬于四面石塚下，墓前均有碑文，文革期间被砸毁，夷为平地。

湖南“忠烈祠”，国民政府在大陆建的惟一一座全国性纪念抗战烈士的祠堂。有碑记录生平，他们死的时候，都好年轻。匾额是蒋介石手书，侥幸在文革时被农民拿去切猪食，逃过死劫。所有石碑被红卫小将铲扁磨平。烈士遗骨，被挖出曝晒。

周迅典，留美飞行班学员，1944年到1945年间，他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被授予各类勋章13枚，其中包括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颁发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文革中，他被活活打死，然后被悄悄埋在田里，因为埋得太浅，尸体被狗拖了出来，他的家人才得知噩耗。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塚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王铭章，抗日名将，1938年滕县保卫战中，他率军死守，日军料不到在此碰上硬钉子，调集精锐猛攻，滕县变为废墟。他拍出最后电文“决心死拼以报国家”，破城后率残部巷战，壮烈殉国。滕县之战为国军集结赢得时间，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军墓园位于成都，文革中被毁，1984年追认为烈士，重建墓地李宗仁评价：“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结语

以上只是在中共破坏中华传统、盗墓挖坟毁墓辱尸的冰山一角，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惨剧和罪恶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今天重提这段历史，就是为了人们记住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所犯下的罪恶，以及共产党与对中华传统的摧毁。中共不灭，何以为家？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共将帅们

 

1959年六帅在天安门上（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阎红彦：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8日凌晨四时服安眠药自尽。

陶勇：东海舰队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遇害身亡（55岁生日）。

吕炳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唐金龙：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杨文安：空军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1967年6月中旬在北京自尽，1979年“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子珍：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6月19日含冤逝世，1976年4月“平反”昭雪。

安志敏：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7年7月23日含冤逝世。

张 和：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1967年7月22日被迫害致死。

王其梅：第一个率人民军队进驻拉萨的将领,西藏军区副政委,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1967年8月15日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

李呈瑞：海军航空兵政委，1967年9月22日含冤逝世。

汤 平：总后勤部副部长，1968年1月28日含冤逝世，文革后期“平反”。

袁子钦：总政治部副主任，1968年2月23日在非法关押中含冤逝世。

傅连璋：总后勤部中将军医，1968年3月29日凌晨5时左右屈死与监狱中。

刘培善：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8年5月8日晚22时到23时之间，在北京某部的锅炉房中上吊自尽。

文年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6月7日在广州因批斗引发心脏病逝世。

齐 勇：南海舰队副司令员，1968年7月1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9年“平反”。

刘善本：空军学院副教育长，1968年3月10日在刑讯逼供中被失手打死。

刘 何：炮兵副司令员，1969年4月3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7年“平反”。

雷永通：海军学院政委，1969年4月16日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

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1969年6月3日晚死于关押室的马桶上。

贺 龙：军委副主席，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1974年“平反”。

周长庚：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期下放到四川射洪县农场劳动，1970年1月27日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在射洪县人民医院逝世。

徐海东：大将、国防委员会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逝世，文革后“平反”。

张广才：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文革中下放到湖北恩施农场劳动，1970年4月8日在恩施不幸逝世，1978年武汉军区为张广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买买提依敏：新疆自治区人委会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受到错误处理，1970年5月17日含冤逝世，1986年5月“平反”昭雪，补开追悼会。

张学思：海军参谋长，1970年5月29日培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

谭甫仁：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12月17日凌晨遭反革命分子枪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上的说法），延至中午12时逝世。

曾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撤职，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12月14日在劳改中，因突发脑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逝世。

索立波：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文革中受迫害，1972年含冤逝世，1979年北京军区为其“平反”昭雪。

桑颇·才旺仁增：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文革开始后，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撤职抄家，1973年6月在拉萨含冤逝世，1979年西藏军区会同西藏自治区政府为桑颇·才旺仁增“平反”昭雪，补开追悼会。

王良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73年1月26日含冤自尽，1980年“平反”昭雪，补开追悼会。

白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文革开始后，白天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1973年11月18日含冤逝世，文革后“平反”昭雪。

胡秉权：军事科学院干部，1973年10月含冤逝世，文革后“平反”。

李震：公安部部长，1973年10月21日逝世，官方结论为畏罪自杀。

刘其人：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副部长（受谭政冤案牵连），1974年1月16日在济南含冤逝世，文革后“平反”。

彭德怀：八路军副总指挥、一野总司令、志愿军总司令。1955年授元帅衔。1958年庐山会议上被解除国防部长等职，文革中被囚禁了整整八年，1974年11月29日在成都含冤病逝，以“王川”之名被火化，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

袁也烈：海军副参谋长,水产部副部长，1976年8月8日含冤逝世，文革后海军党委为其“平反”。

肖向荣：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6年3月23日含冤逝世，文革后“平反”昭雪。

贾 陶：炮兵学院副院长，文革中被错误的开除党籍，1976年10月22日含冤逝世，1980年“平反”昭雪。

徐文烈：总政治部离休干部，1971年2月18日被错误开除党籍、军籍，3月被遣送回原籍，安置在云南省宣威县板桥镇歌乐村，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1973年4月被子女接回北京治病，1976年12月28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撤销了当年的错误决定，恢复其党籍、军籍、名誉，4月10日在北京补开追悼会。

陈昌浩：工农红军时期的最高将帅之一；他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1951年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等职务，他在“文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这年，他61岁。后来，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的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