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2)

毛剑杰：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2)

发布时间:2012-05-06 08:29 作者:毛剑杰

　　但随着太平天国中后期纲纪废弛，人心渐渐驳杂，到1860年代时，"打先锋"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富户"窖金地下，尽被掘获"的同时，往往也同时"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如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并且，这种行为不再是数日而止，而往往是"逐月"。

　　这种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便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凡人私心

　　早在金田起义时，曾有三合会首领8人愿率部加入太平军，洪秀全即派拜上帝会兄弟16人分往这8支部队传教。16人中有15人恪守会规，各将所受赠金悉数缴纳圣库，独有1人私藏赠金而不报。此人品行不端，早就屡犯会规，至此又被证明私匿赠金，洪秀全等决定按律严办，将其斩首以警效尤。

　　由此可见，太平军初兴时的严厉军纪，也不能完全阻止作为人情常理的私心，更何况中后期杨秀清死后朝政废弛、国势颓废。而直接以私心掘坏"人间天国"根基的，恰恰是当初颁布严律的太平天国领导层。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于是大建宫室，穷极壮丽，宫中王娘女官，鲜衣华服。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据《金陵杂记》记载："贼掳各处银钱货物，运回江宁城，向有专管各目主守，贼等以为归公，在逆首等自然取用不竭，分给群贼，殊有限制，名虽公而实不公也。"

　　洪、杨带头，讲究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便如病疫一样滋长，金盆玉盂固不用说，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领袖人物如此，各级官员人等自然上行下效，竞相猎取圣库物资。张继庚探得的情报称：1853年前九个月，太平天国"圣库"尚存八百余万金银，到1854年春便只存百万不足。

　　此时，洪秀全设想中"人人平等"的天国，事实上已经蜕变、崩塌，而曾经食不果腹的洪、杨，出入前呼后拥，坐六十四抬大轿或三十二抬大轿，排场不逊大清帝王。更为致命的是，权倾朝野的杨秀清，渐渐连洪秀全都已经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手下当差的韦昌辉。但事实上，韦昌辉一直是杨秀清最得力的辅佐。

　　于是，屡遭折辱的韦昌辉被洪秀全"策反"，杀死杨秀清后，又爆发出惊人的野心和权欲，诱杀杨秀清直属部下近三万人，东王府血流成河。而后洪秀全又借石达开之力，将韦昌辉剁成肉块，以平息众怒。

　　此后，天国军事形势一落千丈，不满情绪也在天京城中渐渐蔓延，直至出现层出不穷的逃亡。人们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天国大势江河日下之外，更认为，名为公有的"圣库"，其实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产为之一空"的大恶。

　　与此同时，镇守苏、浙，皖各郡县的诸王与佐将，则逐渐把所辖地区的军权、民政与财权，统统揽在了手中。于是，这些地区的"圣库"，便成了镇守诸王、佐将的私库。

　　1860年，李秀成离京西征前，曾邀集合朝文武会议，劝大家"凡有金银，概行要多买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事实上，李秀成自己主持苏福省，除了向天京"圣库"解运银粮外，手中也掌握着大笔资财。1863年，天王和朝臣迫他捐助饷银十万两，他缴出了七万两。

　　反之，在敌对的湘军方面，财务与军需却因胡林翼等人不断整饬吏治，剔除中饱侵渔，使湖广粮赋增收，源源解运军前。故湘军进围安庆两载，环攻金陵3年，军需依然充足，再没有发生当年江南大营闹饷哗溃的恶性事件。

　　1862年10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兵力十数万之众应援天京，大战四十余日，终以天寒衣单、兵又无粮而不能坚持战斗，被迫撤退。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次绝地反击。

　　随后，天京城被团团包围，两年后，湘军攻入天京，城内燃起了熊熊大火，"圣库"的理想初衷，连同整个"人间天国"的美丽幻景，终归于尘土。

　　抽文：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来源: 《看历史》2012年5月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

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

毛剑杰：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1

发布时间:2012-05-06 08:29 作者:毛剑杰 

过去的一百多年中，革命逐步在中国获得了天然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在这种大背景下，观众更习惯于仰视革命叙述的政治化和浪漫化。但种种宏大的精神巨塔，无不是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看似闪耀、充满烟火气息的革命场面，背后总有着漫长的、一分一厘的艰苦计较。

事实上，革命堪称是个复杂的技术活。如何筹备，如何组织，如何动员， 如何控制……所有的细节都最终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尤其是前期的资金筹集，更成为制约革命走向的瓶颈。

  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1848

　　年的头几个月，对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来说，是一段至为艰难的日子：前一年的10月26日，会中二号人物、日常事务主持者冯云山，被乡绅王作新以"谋逆"告发到官府后抓走，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声称"去广州找门路"后滞留不返，留下一个外有团练紧逼，内则群龙无首的摊子，会众惶惶不安、人心浮动。

　　3月3日，会中骨干再次聚会商讨，但依然毫无头绪，众人处于焦虑之时，年轻的"烧炭佬"杨秀清忽然一阵乱抖，然后手作剑戟状指着众人厉声自称"天父"，并说"该有百日磨难，这是对会众诚心的考验"，要求各地会众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然后又一阵乱抖，杨秀清"昏倒"在地，片刻后睁开眼，仿佛大梦初醒。

　　原本游离于核心决策层边缘的杨秀清，因为能代"天父"传言，一下子成了会众们的主心骨，又因洪、冯缺席，他便成了"拜上帝会"的实际主事者。

　　尽管暂时稳定了人心，但会众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救人的迫切难题。最直接而有效的解决办法，无疑是花钱打通官府关节，将人赎回。可问题是，"拜上帝会"成立5年来，从来没有公共活动资金。

　　于是，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教众四处筹款，终于积攒资金成功贿赂官府，换来了冯云山的"查无谋逆实据"，也让"拜上帝会"摆脱了一场树倒猢狲散的空前危机，而发动烧炭工们"科炭"，从此开始成为营救被捕教众的不二法门。

　　所谓"科炭"，即是发动烧炭工们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集腋成裘，成为公共基金，以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此类事件。

　　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贵县赐谷的会众王为政、吉能胜又被官府抓走，首脑之一的萧朝贵当即赶赴赐谷，四处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天兄圣旨》）

　　然而，由于杨秀清等"烧炭佬"都是贫苦农民，自身尚且饥寒交迫、常年衣食无着，能自愿捐钱营救同会兄弟已殊为难得。忠诚度毋庸置疑之外，他们对于公共财政所能做的贡献，实在有限。

　　而且，最初的"科炭"仅局限于营救，并没有成为"拜上帝会"的固定公共财政模式--可能是筹不到足够的银两，也可能是买不通官府，王、吉二人入狱不久就被严刑致死，"科炭"活动也就随之中断。但不到一个月，又有两位会众被抓走，于是又重开"科炭"。

　　实际上，到1849年前后，随着"拜上帝会"规模渐大，所需活动资金也越来越多：营救一些被抓的"拜上帝会"会众要钱，吃喝要钱，刊印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救助从紫荆山四周乡村流落此地的受苦者也要钱，制造或购买自保的简陋武器也要钱，建造急备谷仓以防当地灾荒瘟疫也要钱……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已是迫切之事。

　"上帝所愿"

　　杨秀清们将目光投向了会众中的富裕者。

　　在严厉责备某些会众信仰不坚、吝啬小气、不愿捐钱救人的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鼓励某些富裕会众捐巨资救人，声称"这乃是上帝所愿"。

　　这时会中富裕者已为数不少：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好几家店铺当铺的小地主韦昌辉，金田几十里外平南县田跨三县、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胡以晃，以及贵县以侠气闻名的石达开。

　　"拜上帝会"劝说这些客家大小地主加盟、乃至捐献家产，几乎都不费什么力气--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拥有的财富不成比例。以韦昌辉为例，虽然家有薄财，甚至"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但还是一直被土著大族蓝家、谢家压制。

　　爱名声的韦昌辉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家门前高悬"成均进士"（监生的雅称）匾额，藉以炫耀乡里。蓝家却买通县里差役，乘黑夜将韦家匾额上的"成均"二字铲去，然后向县衙告发韦家冒充进士。结果，韦家父子被抓到团防局，罚去300两银子。

　　远比韦昌辉富有的胡以晃，社会地位却大体相似，同样是当地土著大族的欺凌对象。他骑马路经土豪卓家门口时，被强行拉下马推到牛圈里，卡住颈脖，用镰刀剃了半边头发，再加一顿毒打。

　　到1849年秋天，"拜上帝会"影响已经越出紫荆山、勾连周边数州县，并且与地方团练的武装冲突日渐升级。这些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太平天国高层，领导组织会众之外，又主动出钱出粮，在后勤支援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849年底，石达开率贵县"拜上帝会"会众与当地团练大规模对峙，石家子弟石福隆、石贤隆、石镇交等倾尽家中存粮准备撤退时，石达开和另一大户黄玉绣又主动出粮"在后顶起"，使得"拜上帝会"终于在当地完全压制了团练。

　　直到1851年金田起义之前，富裕会众毫无保留的粮米资金支援，都一直是"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850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小头目罗能安带来巨量粮谷，令洪秀全很是欣喜之余，惊讶地问道："如何得多粮草？"罗回答称，是会众李得胜的富裕表亲一口气捐献了粮谷二千石。

　　1850年2月，胡以晃更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

　　胡以晃的提议，除了契合"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人间天国"理想外，也是洪秀全、杨秀清等正在筹划的现实考量。

　物物归上主

　　1850年初，"拜上帝会"已经在桂平县金田村集聚了各地或贫或富、但都有强烈改变现状愿望的会众2万多人，总团营大体完成，与官府的全面武装对抗已经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团营时"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天情道理书》）：韦昌辉举家随营，韦氏亲族也有千人参加；紫荆山的会众青壮老弱一体参加，还有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大批客家人，也携家带口来到了金田。

　　这样一支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庞杂队伍，如果不能统筹解决衣食问题、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必定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洪、杨的设想是将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集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设公共财政体系，他们将这个体系称之为"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

　　所谓"圣库"，也即是"天父上帝之库"。按照"拜上帝教"教义，既然一切财物都是"上帝"所赐予，自然就应该"物物归上主"，也即归入"圣库"，实现"共有共享"。换而言之，这也是所有会众的"公库"。

　　"处处饱暖、人人无私"的小天堂已经在招手，于是，此前当地修庙都只捐4钱银子的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然后和其他所有会众一样，将财产尽数捐献了出来。

　　然后，韦昌辉、石达开成了太平天国威名赫赫的北王、翼王，而他们都在杨秀清节制之下。此时的东王杨秀清，乃是太平天国除洪秀全之外的二号人物，并且事实上操控着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

　　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曾经的赤贫者如杨秀清、萧朝贵和富裕者如韦昌辉、石达开，此时都没有了私财，完全"平等"了。

　　因而，圣库为太平天国招徕了许多投奔者，"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 （《太平天国起义记》）

　　尤为重要的是，"圣库"确保了两年后金田举事时所需大量物资的及时到位。自总团营后，韦昌辉家便成了打造各种兵器的作坊，依靠"圣库"资金，铁器木炭等材料源源不断购进，送入韦家，变成了会众们手中的刀枪。

　　但仅靠少数富有者捐献的资金，终归有限，在1851年太平天国大旗高扬、杀出金田、杀出桂平、杀出广西，直至席卷南中国而去时，洪秀全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粮米及各种物质支持。在用有限的启动资金造出刀枪后，接着便要靠它们向敌人强行索取了。

　"搜妖"

　　太平军杀出金田后，首先和清军鏖战于桂平、武宣、象州、平南各地。自诩"粮饷足、火器精"的清军屡战屡败，它的大量火器与粮食，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1851年，清军都统巴清德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败遁，"锅帐炮位，粮食辎重，尽行抛弃"，悉为太平军所有。（《盾鼻随闻录》）

　　毋庸置疑，"圣库"制度下"人无私财、人均贫富"的事实，令初兴的太平军士气高昂、军纪严明。并且，较之清军的无能被动，此时的太平军战术灵活，屡屡凭借"地利熟"的优势，奇袭甚至深入敌后夺取清军后勤物资。而清军不仅野战屡屡落败，连州县城池也座座失陷，这些城池的库藏，尽数进入了太平天国"圣库"之中。

　　此间，杨秀清负责统筹全局，曾读过书、"小有才"的韦昌辉则除了统兵打仗之外，还负责整个后勤供给系统，"转战大江南北，虽身罹疾病，犹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作用之大，以致于在太平军出广西之前，清军首脑向荣及赛尚阿一直认为"韦昌辉是金田大哥"。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出广西、北上长江中下游。以底层农民及天地会会众为主体的太平军将士们，带着强烈的"改天换地"愿望，在短短一两年间席卷了南中国14省，清军仍是望风披靡，"遍地金银粮米，任其载运"。

　　1852年底，太平军占领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旧存大批炮位，另外又缴获公私船只五千余艘；次年初又攻克武昌，截获清户部刚从南方各省张罗来的饷银127万余两，又接收湖北省库储银约100万两……一路打到南京，沿线清军防守不及的所有州县仓储，也都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

　　缴获清政府库存之外，太平军的另一种筹饷方式，是强制向民间征发。怀有强烈仇富情结、平均主义情结的太平军，最初在广西征战时，便曾强令"富者出资"。这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被形容为"富家巨室，必掘地三尺、搜括靡遗"。《浔州府志》又称太平军每攻下一城，即"遍索官幕、绅商、富户……择肥而食"。（《张大司马奏稿》）

　　太平军攻下岳阳后，单从富户汪某一家，即"得存谷八千石，地窖内掘出银四千串，以及其它什物无数"；在武昌则"令户有珍珠金玉者，悉出以佐军"。

　　然后，他们每"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楼，闯然而入"。仅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官职的程香采家，即令家丁抬出"元宝银六十万两、锭件、金珠、衣饰无算。"

　　这一轮轮强行劫掠，导致武昌"城中公私积蓄纤毫俱罄，一切荡然"。而太平军所获钱粮财物之丰富，从过后不久往南京运送时征用民船数千艘、蔽江而下的盛况，便可以想见。

　　尤其是太平军攻下南京后，还做了一次全面的"搜妖"行动，官僚之家的财物即"妖产"，全数查抄充公，甚至对普通市民也规定私藏金银"即是变妖"，也就是背叛太平天国，"定斩不留"。

　"进贡"与"责贡"

　　与此同时，杨秀清传谕天京城中百姓向圣库"自愿"进贡物资，并将官方认定的已进贡物品清单贴在门墙上，这样就"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进贡之后，则私人持银不得超过五两。

　　把民间的"进贡"行动转化为"责贡",是太平军征发财物的另一重要手段。在武昌，太平军对市民的"进贡"，根据不同对象做出不同对待，对那些被认为是出乎拥戴真诚的一般居民，贡献"一盘米，一百钱"即发给贡单，予以保护，而那些被认为是"虚情假意"的官绅，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一经搜出所埋藏的金银，满门抄斩。这样一来，一些官绅、富户慑于权威,便有被"劝"--其实是连哄带威胁--贡黄金多至数百两者。

　　此间，太平军"圣库"的壮大速度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据浙江巡抚何日清向朝廷禀报称，仅太平军攻下南京一城，所得白银已"不下数千万两"，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

　　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平军这时向民间实行征发所得，有可能比取自清政权各地地方府库所藏的还要多。（《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及其得失》）

　　与这种劫掠、责贡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平民眼中太平军初兴时良好的军纪。1855年，翼王石达开进军江西：所到之处"有敢于踏进民家者，左脚踏入即斩左脚，右脚踏入即斩右脚"，于是 "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个中缘由，恰恰在于这种劫掠的制度性、系统性，"一切缴获归圣库"意味着不许士兵有个人财富，也就排除了士兵争蓄私财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则是太平军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有秩序的劫掠，但其对民间财富的破坏，远胜个别士兵的私自劫掠行为。

　　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逾越最初划定的"劫富、搜妖"红线。最初，太平军每到一处征发时，总是先找到这个村庄里的穷人，或是富户的佃户，确认谁家富、谁家是"官幕家眷"，之后，便逐家逐户搜查，粮米之类不易收藏的物品，每每尽数征去，就是"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沉没之银"，也总被发掘出来，"百不失一"，而拒绝交出财物的人会被杀死以示惩处。这种"打先锋"，太平军每到一地都会实行一次，数日即止，因此"农无失业，所残性命亦不多"。

来源: 《看历史》2012年5月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

【私密档案】蒋介石的教父陈英士 100年前一支鲜为人知的革命军队

现在重新耸立在西湖孤山脚下的陈英士塑像。（作者博客）
6月1日讯 在我收藏的老照片中，有一套拍摄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的图片，包括十二张照片和部分底片。这套十分罕见的图片，详细地记录了一支革命军队从组建、军训，一直到参加辛亥革命推翻上海地方清政府、受到革命军上海都督陈英士（即陈其美）嘉奖的全过程。

塑像铭文。（作者博客）
据史料记载，陈英士攻克上海后，即挥师北上和南下，先后攻下清政府统治下的南京和杭州，从而成为孙中山最为得力的革命将领之一。照片上的这些年轻军人（图一），后来极有可能跟随陈都督参加了攻克南京和杭州的战事，有的甚至还献出了鲜血与生命。光复后的杭州人民为了纪念陈英士这位年轻的将领，曾在西子湖畔的六公园为他竖起一座戎装跨马的塑像（图二）。

（图一）辛亥年冬，商余学会会员在雪地上操练冲锋式队形。 《老照片》

（图二）民国时期，竖立在西子湖畔六公园内的陈英士烈士塑像。《老照片》
蒋介石在上海发迹之初，曾拜过陈英士为师，而且后来是陈英士把蒋介石引荐给孙中山的。因为有了和蒋介石的这层特殊关系，在以往的中国革命史中，陈英士基本上被定性为反面人物，他的主要〝罪名〞是〝蒋介石的教父〞、〝上海青红帮总头目〞等等，解放后他在六公园的塑像被推倒。到了〝文革〞，凡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被否定。〝破四旧〞中遭到彻底破坏的，除了地面文物古迹外，更多的是民国史料。从各级博物馆、图书馆到每个家庭，凡是印有〝青天白日〞标记或国民党字样的纸张、照片、证书等，统统都被视为敌伪档案加以销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民国史的断裂与湮没。
〝改革开放〞后，尽管港台的民国史料可以作些补充，但难以满足大陆各个地方民国史修撰的需要，而珍贵的原始资料更是一纸难求。近年来在各地收藏品市场及拍卖场上，民国史料尤其是摄有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的原版老照片的价格持续飙升，一幅品相较好的动辄几万，而成套的拍到十几万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图三）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上海都督陈英士嘉奖攻克狮子山有功士兵的纪念照片。《老照片》
我的这套藏品是三年前在网上购买的，尽管那时价格还不像现在这样高，依我当时的经济实力仍无法一次买下，但我考虑到它的稀缺和罕见，尤其是这套藏品与沪、杭、宁辛亥革命史有密切关系，所以志在必得，遂与店主商量分三批买进。第一次买进的是那张陈英士都督为攻城有功士兵嘉奖并合影留念的4×5英寸玻璃底片，后来购得原版照片（图三），照片上不仅写有每位士兵的名字（其中一名特别注明：赵国良十七岁），还书有〝急公好义，陈英士都督赠给本会光复上海有功同志〞字样；地上摆放着商余学会的大型会章（用军用匕首组成放射状）；正前方还摆着一枚炮弹，注明系〝攻狮子山未炸实弹〞。更有意思的是，拍照时间用了〝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和〝辛亥民国元年前一年〞两个年号。当时中华民国尚未成立，清政府噎垮台。而百姓不会记得黄帝年号，想必这让年轻的革命者们很动了一番脑筋。使用能够准确定位的双年号，其划时代的特殊意义尤显珍贵。底片上写满文字，详细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我将照片发到网上后，受到著名老照片收藏家仝冰雪和赵庆伟两位先生的好评，台湾也有藏家发来信息，表达了用其印制照片在台湾发布的意愿。
今年3月，现居北京、唯一获过普利策奖的华裔摄影记者刘香成先生要编一本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摄影画册，为此，他几乎跑遍了世界各大图书馆和图片库。4月份，他看到我这组照片后如获至宝，称我当年的购买〝很有远见〞，因为这组照片呈现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
用图片来修正历史，是刘香成先生和英国的凯伦．史密斯女士，2009年受聘于上海世博会主编《1864—2010，上海——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摄影画册的编辑宗旨。我的这套照片，可以修正陈英士在不少书上被称说是靠青红帮推翻上海地方清政府的错误（在以往的革命史中，上海的青红帮一向被归入流氓的帮会组织，用这支力量来推翻上海地方清政府属于黑吃黑，与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套原版照片则证明陈英士所依靠的队伍，是一支在当时来讲完全现代化的并经过四年严格军训的正规革命军队。而陈英士亲自设计的〝好义急公〞奖章（图四），也表明了他积极响应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革命宗旨，旨在推翻封建体制、建立公平的共和民主国家。

（图四）陈英士颁发给辛亥革命有功将士的奖章，
上铸〝中华民国光复纪念，好义急公，沪军都督陈其美敬赠〞。《老照片》

（图五）壮烈牺牲的无名军官照片。《老照片》
这组照片中，最令我感动的是那张手持军刀的军人单人照（图五），从肩章上看他应是名军官，根据留在照片背面的文字推测，他牺牲时才三十八岁。他很可能是受了重伤，医治无效而捐躯的。战友们为纪念他留下了这张照片，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他的姓名。

清光绪三十四年，上海商余学会（应该是上海商会组织创办的一个社团组织）成立大会现场。
正中央坐着几位头戴顶戴花翎的清朝大员，看来当时这个组织并非非法组织。（作者博客）

列队整齐的军队，可以清楚看到军官帽沿下还留着长辩子(底片扫描）。（作者博客）

商余学会会员在高架独木桥上训练。（作者博客）
原标题：一支鲜为人知的革命军队
文章来源： 《老照片》第80辑

唐人電視台

索马里海盗当选为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风云人物

发表于：2012-05-08 10:10:25 | 只看该作者

索马里沿岸是最繁忙的航线必经之地；也是海盗猖獗的最危险海域。获取来往商船的物资和赎金，似乎是极端贫困的索马里人唯一可靠的致富途径。尽管面临愈演愈烈的联合打击，越来越多的索马里人却选择铤而走险。对于他们来说，不盗即贫。编辑/徐松、费天
索马里海盗
索马里海盗，是一群专门在海上抢劫其他国船只的犯罪者。1991年索马里内战的爆发，令亚丁湾这一带海盗活动更趋频繁，曾多次发生劫持、暴力伤害船员事件。索马里海盗有四大团伙：邦特兰卫队、国家海岸志愿护卫者、梅尔卡、索马里水兵。2009年12月，索马里海盗当选为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风云人物。2011年4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索马里境内和境外设立特别法庭，负责审判在索马里附近海域实施海盗行为的嫌疑人。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常年战乱使索马里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尽管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丰富的渔业资源，但渔民的小型渔船无法与来自欧洲与东亚的远洋捕鱼船抗衡。索马里人似乎找不到经济上的依托。图为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几名渔民扛着捕获的鲨鱼。REUTERS/Feisal Omar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拥有武器的武装分子和拥有船只的渔民将眼光投向来往于海岸线的船只。最开始，他们的初衷是与外国捕鱼船争夺资源；后来，行动范围扩大到向包括货轮与油轮的来往商船“收税”。他们不称自己为海盗，而更倾向于“海上救世主”这个称号。图为索马里霍比奥，手持武装的海盗站在他们的舢板旁。Jehad Nga/The New Yor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海盗团伙“中央区域海岸保卫队”的首领Abdul Hassan。
Hassan的团队拥有350名成员和大约100艘快艇。
经过多年的发展，索马里境内出现了多个海盗团伙。
不同的团伙拥有不同的“作战”风格，
有的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距海岸线200海里以外。
图为海盗团伙“中央区域海岸保卫队”的首领Abdul Hassan。
Hassan的团队拥有350名成员和大约100艘快艇。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两名手持步枪的海盗登船持枪威胁
干“海盗生意”几乎没有成本，靠的是心狠手辣。
如果遇到前来救援的国际海军舰艇，海盗们就把被劫持的人员放到甲板上，
如采取强硬手段就杀死被劫持人员。
为了保护被劫持人员的生命安全，国际海军船只往往只能让步，
使海盗气焰更加嚣张。
图为2008年12月17日，中国“振华4号”货船在亚丁湾遭到海盗劫持。
图为两名手持步枪的海盗登船持枪威胁。AP Photo/Xinhua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过去五六年间，索马里海盗的总人数一直在100人以下；目前，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100到1200人。海盗的装备也得到了更新，已不再使用绳索、大刀和长矛等传统手段，快艇、重型武器和现全球定位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在劫持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图为几名海盗手持步枪和火箭筒，乘坐高速快艇准备劫持过往货轮。
2008年是索马里海盗最活跃的一年。2008年9月25日，几名索马里海盗劫持了乌克兰籍货船芬娜号。图为他们通过软绳爬上货轮，控制了船只。他们们利用小舢板从陆地上向长达150米的“芬娜”号运送食物和水。甚至还将一些山羊运上船，以便在斋月结束后庆祝时直接在甲板上吃烧烤。AFP PHOTO/US NAVY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当海盗们登船后才知，自己刚刚劫持了一艘装载着33辆坦克的军火船。兴奋不已的海盗开出了2000万美金的赎金要求。图为2008年11月10日，芬娜号的船员在海盗的监视下晒太阳。Zalasky/afp
乌克兰方面与海盗的谈判持续了超过4个月，最终将赎金从2000万美金降至了350万美金。尽管如此，该笔赎金仍然创造了当时的赎金记录。图为2009年2月5日，芬娜号货轮的母公司通过飞机向被劫货轮投下了2个装着350万美金赎金降落伞包。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28楼 ^#发表于：2012-05-09 11:20:54 | 只看该作者

图为赎金被包裹好，装在救生袋里，塞入长筒形的密封舱内，通过降落伞空投给海盗
2009年1月10日，在被海盗劫持近两个月的沙特油轮天狼星号上，海盗取到300万美金赎金后在船舱内现场分赃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按照惯例，登船的海盗首领会拿到30%的赎金，其余登船海盗平分20%。
另有20%用以购买武器弹药等物资，
最后的30%用以报答他们的经济赞助人、分给地面上的同伙。
上图为2009年1月10日，在被海盗劫持近两个月的沙特油轮天狼星号上，海盗取到300万美金赎金后在船舱内现场分赃。分赃结束后，这伙索马里海盗乘船逃跑，结果遭遇海浪，其中5人溺亡。一名溺死的索马里海盗的尸体被冲上海岸，身上口袋中发现携带有15.3万美元的现金。
图为2009年2月15日，芬娜号货轮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肯尼亚蒙巴萨。其装运的33辆坦克被卸下货轮。著名的“芬娜号”海盗劫持事件至此告一段落。AP Photo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一次成功的劫持，就意味着“一夜之间变富豪”，这对于索马里人来说就像梦幻一般具有诱惑力。而揣着大把钞票的海盗也立即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图为索马里霍比奥，两名持枪的海盗走过街道。AFP PHOTO/ROBERTO SCHMIDT
通常，建造房屋和迎娶多个妻子是新富海盗们的首先“消费”，甚至有人还会在邻国肯尼亚购买房产。有报道称，索马里的“海盗业”炒热了肯尼亚的房产业。图为索马里Haradheere，一座海盗建造的建筑。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四处可见豪华越野车和气派建筑。 REUTERS/Stringe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一家专门供应海盗烟酒副食的商店
海盗营生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成熟的“产业”。
除了冲在第一线的海盗，索马里还出现了为海盗提供情报、
后勤服务的多个工种。
从业者既有本国走投无路的当地居民，
也有来自周边国家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
“海盗产业”同时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
图为一家专门供应海盗烟酒副食的商店。
此类商店通常以高出市场价一倍的价格卖给海盗商品，
而海盗也乐于多“奉献”一倍。GETTY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索马里加尔卡约，海盗的卡车队装载着快艇和物资补给前方的海盗部队
索马里当地一家独立新闻网站曾做过一份调查，调查显示，有70%的索马里人支持海盗。2008年10月29日，索马里总统给外国军队开了绿灯，允许他们在索马里领土内打击海盗。作为回应，索马里海盗们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图为索马里加尔卡约，海盗的卡车队装载着快艇和物资补给前方的海盗部队。GETTY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自2008年开始，多国增大了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的力度。图为2010年4月20日，法国海军指挥补给舰“La Somme”号开启探照灯寻找海盗船只。经过一番追捕后，6名海盗被捕。 REUTERS/Handout
在2011年1月21日发生的韩国“三湖珠宝”号劫持事件中，韩国采取了较强硬的行动。韩国青海部队突击队登上“三湖珠宝”号解救船员，并生擒了5名索马里海盗。之后，5名海盗被押解回韩国接受审判。图为青海部队在“三湖珠宝”船上进行解救行动。South Korean Defense Ministry via Getty Images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2010年4月10日，美国海军两栖登陆舰亚什兰号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时，6名乘坐小划艇的海盗向其开火，亚什兰号予以还击并摧毁了海盗的小船，6名海盗被逮捕，另有1人身亡。图为着火的海盗划艇。Zalasky/U.S. Navy via Getty Images
2012年3月26日，一艘挂有香港标志的油轮在距离索马里海岸400海里的地方遭到袭击，欧盟海军舰船出动营救，拦截下一艘装有10名海盗的捕鲸船。图为海盗被捕瞬间。CFP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试图通过提供物资和军事援助来帮助索马里实现和平稳定。然而粮食物资同样遭到海盗拦截，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图为2009年4月23日，肯尼亚蒙巴萨，几名索马里海盗在法庭上接受审判。AFP PHOTO/Tony KARUMBA
国际制裁、生命危险，都是一名索马里海盗需要承担的风险。在今后的数年里，这种风险还会随着国际社会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然而，对贫穷有着深刻体会的索马里海盗，仍会继续等待着满载物资的下一艘货船。AFP
点击进入作者原文

“农村包围城市”怎么来的？——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下）

明鏡歷史網: “农村包围城市”怎么来的？——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下）: （续前）下：何来农村包围城市？ 毛氏发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不是中共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战略？罗瑞卿之女点点于其《非凡的年代》一书当中，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其父罗端卿于中央红军攻克漳州之后，率众大肆没收城中工商业主财产的情形。[9]根据马学元论及其逻辑衍论，红军有权这样行事，因...

毛氏发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是不是中共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战略？罗瑞卿之女点点于其《非凡的年代》一书当中，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其父罗端卿于中央红军攻克漳州之后，率众大肆没收城中工商业主财产的情形。[9]根据马学元论及其逻辑衍论，红军有权这样行事，因为这些财产都是剩余价值、工农血汗，红军不这样做反而于己宗旨不合。可想而知，当其时也，中国城镇的工商业主该会是多么害怕中共。他们一定会抢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商品资本变现成为货币资本，然后举家携款而逃，或者干脆迁厂迁铺而逃。红军占领一座无饷无税的“空城”，有何用处？中国农村的地主富农，同样可以将土地变现成为货币而逃，但是土地不像机器，不能搬来搬去，打下村寨的红军，仍可利用土地筹饷抽税。可见农村包围城市，乃为事理不得不然；以致竟有1948年2月的刘少奇天津讲话，其中包含以“资本赚取相当利润合理”之言安抚工商业主的意思。


此为中共痛定思痛的经验之谈——此前的“打土豪分田地”、“抢钱庄劫厂仓”，早已被“减租减息”、“公私两利”、“统一战线”所取代。中共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战略从头到尾，其实都是苏共鲍罗廷首倡，中共张太雷首应的“西北学说”的“西北威逼东南”。西北毗邻苏蒙，可使中共避免四面受围，便于中共陆路按受饷械奥援，以及就近保卫苏蒙后方免受日军侵扰。这一基本军事战略，乃由苏方先为孙中山、蒋介石度身定造，后让共产党、盛世才萧规曹随，终于在1946年–1949年期间，获得完胜，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一大奇迹。不过“西北”的具体，乃由“疆北→陕北”变成了“西北→东北”。作者一向怀疑，红军漳州得款，实为苏联派船秘密运来，卸于丁江河口，所以有罗瑞卿率兵驻于海堤一事记载在册。

毛氏的另一系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发明“人民战争”，只是上述“西北学说”的点缀而已。没有外援饷械，只靠人民战争，根本没戏！越南抗法抗美，重申此项真理。未得外国军事援助的本·拉丹、塔利班，有戏还是没戏？得到欧美军事援助的南联盟反统一势力、利比亚过渡委员会，有戏还是没戏？张召忠少将曾于央视访谈节目，预言萨达姆将掀起城市人民战争，《参考消息》社曾出头版通栏标题，鄙称北约空军于利比亚是纸老虎，结果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从这些深染毛氏流毒的预言落空，人们又可逻辑推理出来：“人民战争决定战争胜负”，其于中国，当年就没奏效——云周西村百姓被逼之下，以刀铡断刘胡兰头一事，颇能说明人民无法成为战争独立主体。

纵观历史，可知中国古代几乎历次改朝换代，都不曾有或者极少有依靠外来思想、外援资源来成事的；本土思想资源、物质资源已称足够。但自太平天国始，事情发生了变化。直至如今，其势已成：没有外来思想，没有外援饷械——“饷”也可以是外来资本，“械”也可以是进口设备，就不会有革命的发动、进步的产生。国民党革命乃受民主主义激发，乃先得华侨捐助，后得苏援饷械；共产党闹腾乃受马列主义激发，乃先得苏援饷械，后得西方“饷械”。国共两党所得苏援饷械，不是一战剩余物资，就是二战剩余物资——我们两次收下的别人用剩菜剩饭烹饪出来的历史盛宴——其中还有“唾沫星子”主菜，表面风光，实为寒碜！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学在我，各学皆放”两把牛逼烘烘的烂刀宰杀出来的鸡零狗碎！对比近代日本真正意义上的求强求富自力更生，我们真是自惭形秽！不过，作者并无给同胞之中接受外援任何一方戴上“卖身投靠”、“里通外国”一类帽子的意思，包括共产党、民主派、法轮功、藏疆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命该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互相指责？要看结果！

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不是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10]吗？苏联援助怎会成为中国夺权固权成功的必要条件？您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又得到哲学领域走一遭。

首先，读者必得明确，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还是列宁、尤金等苏联马学权威，还是艾思奇、杨献珍等中国马学权威，都没表述过上述命题。依照仪统法核心式“对立统一规律”，内因外因随机互成主辅，绝无可能总是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即以内容和形式这对范畴而论，在许多情况下，貌似次要的形式都比貌似主要的内容重要，例如，法学一贯认为：程序法比实体法重要。另外，无论是1989年沪版《辞海》，还是1982年沪版《简明社会科学词典》，都无表明上述命题乃为出自黑氏、马氏、列氏乃至斯氏著作，二书明白无误表明，出处只有毛选一处。[11]作者出狱之后查阅当代中国马派哲学权威著作或者大学教材，  如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文革之前）〕、肖前等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文革之后）〕等等，都没发现他们唐突黑马二氏，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命题纳入马派哲学，遑论苏联时期的相应著作。苏联H· 费多谢耶夫等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概要》，[12]已属距离苏联变成俄国这一拐点较近的新编马派哲学绍介，亦无见其承认毛氏此一贡献。

作者猜测，内主外辅一说极其可能是毛泽东在某些御用文胆的协助下，于延安窑洞里头自创出来的，此后成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13]自创的目的，一是为了向莫斯科归来派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中共党内领导权；二是为了向党政军民上上下下掩饰中共的对苏依附，这种掩饰反过来又可强化下属对于毛氏的个人崇拜。

美国大学研究人员业已发现：外部环境因素可以改变人类基因，主由甲基化程度发生变化所形成的“外遗传变异”，可以因饮食结构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出现。[14]还有一项研究发现：三支香烟就可改变一个基因。[15]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表明，外遗传密码是DNA中的“外层生物化学指令”，其对生物变异的影响大于内遗传密码即基因。[16]大陆学者已有出现不再坚信内主外辅一说之人。例如，上海市社科院李丽仪就曾撰文点破：“新农村建设”需要通过外生因素来驱动内生因素，必须跳开“农”字，在“农转工”、“农进城”上做文章，这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新”。[17]


注释：

[9] 点点《非凡的年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70页。

[10]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127 页“内因和外因”。

[1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卷一，291页。

[12] H· 费多谢耶夫等《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概要》，愚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3] 张远新、吴素霞《试论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探索与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14] 法新社《外部环境可以改变人类基因》，《参考消息》2008年7月？日。

[15] 路透社《三只烟可以改变一个基因》，《参考消息》20005月28日。

[16] 美网文《科学家发现外遗传机制对生物影响更大》，《参考消息》2011年9月20日。

[17] 李丽仪《新农村建设依赖于外生驱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9期。

徐泽荣，共识网

刘氏才是四野之父——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中）

明鏡歷史網: 刘氏才是四野之父——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中）: （續前）中：刘氏乃为四野之父 　　先岔一句。作者乃是四野之后。四野军官讲的是各地方言，南腔北调，但四野子女讲得就比较整齐划一了，像是一种北方方言。一直以来，四野子女多以为它是东北方言的变种。但至1999年6月，作者方才发现“咱错了”：在一家小饭店与一萍水相逢的山东农村青年同桌...

但至1999年6月，作者方才发现“咱错了”：在一家小饭店与一萍水相逢的山东农村青年同桌吃饭，作者听得对方讲一口与四野子女一模一样的话，便问他家乡是哪儿，对方答曰：“山东沂蒙。”天啊，作者心想：“四野部队士兵多是齐鲁之人，我们讲的原来是红嫂他们讲的普通话，多么寻根，多么浪漫！”耳边不禁响起《沂蒙颂》主题曲“灶上锅，飘肉香，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红火旺，添半瓢沂河水情深谊长。盼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歌词作者稍有改动）四野遗族们，我们何不尊红嫂为四野之母？

　　回到主题。有了四野之母，又可尊谁为四野之父呢？林彪可被尊为四野之酋，但不宜亦不可被尊为四野之父。“不宜”是因为他的政治品质不好，在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以及在批判文艺黑线、开展文化革命之时，他都赤膊上阵，“保驾护航”，指鹿为马，陷害忠良；“不可”是因为他在四野前身部队大批入满集结之时，自身仍在苏联。即使今后史料证明林彪并非“不宜”，“不可”仍能成立，“四野之酋”仍为桂冠。

　　直接促成四野得械成军的，乃是刘少奇这位文武双全的历史伟人！在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这段代理中央主席这45天内，在苏方心目之中未留阴影的刘氏，能毛泽东所不能，果断作出了争取东北，向满北派兵12万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四野东北成军，接受大量苏军前此缴获、租借的日式、德式、美式轻重武器，装备80万众（三野另计），进而与其他野战军相互配合夺取全国，奠定了直接基础。根据“行百里，半九十” 的道理，人们可以争辩，“挥兵入满，接受苏援”的最终致胜意义，远远大于秋收起义、井冈会师、瑞金割据、四渡赤水等的最终致胜意义，就像亦是刘氏主发号令所致的八路军新四军“结兵鲁苏，北据中原”的最终致胜意义，远远大于毛氏原先拟定的“南北呼应，分兵作战”的最终致胜意义一样。就连第一线指挥员吕正操的“平原作战可行”的创新，也可使毛氏的“不越山区一步”的守旧思维相形见绌。本文下篇将会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的无奈成因。刘氏首先指示依托“结兵鲁苏，北据中原”而存的山东分局调兵入满，而山东恰恰是四野之母红嫂的故乡。

　　与毛氏不同的是，刘氏有过一段留苏经历，且有一个苏联男孙，苏方对刘氏显然远较对毛氏信任。2008年12月22日，俄方隆重举行纪念刘氏诞辰110周年大会。[6]毛氏就得不到俄方这种礼遇，更重要的，就得不到俄方这种承认。毛氏于文革之中称刘氏为“中国的赫鲁晓夫”，颇为耐人寻味。由此人们可以争辩，中共革命战争于抗战结束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再走的关键几步， 即等于“半九十的最后十里”，是由刘氏走出来的，毛氏于其时也，事实上已全然失去了可向斯氏求援的势能。 现在是到了将毛氏蒙在这一刘氏大功之上的盖布扯去的时候了！作者曾经想过，如果没有刘氏的上述关键作用，也许自己如今只是外蒙牧民一个，朝夕以牛羊为伴，以泪水洗面。承认苏援饷械对于中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左右结局作用”（Decisive role），应为中共党史军史科研之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实事求是。“决定性作用”，语势不够强。

　　西班牙共产党虽亦得过大量苏援饷械但却终获失败一事，可以反衬中共罕有之能。越共、老共亦曾得过大量华援饷械，卒获成功。越老两党若是否认华援饷械对其成功起了左右结局作用，中共心头会起什么滋味？

　　再岔一句。亲爱的四野遗族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同意以上的见解，承认以上的事实，就请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出款项和劳务——张茵似应带头，在虎门岸边山上兴建一座退夷雪耻纪念碑。碑文必然要提到志愿军13兵团及其下属各军，以及它们的母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包括它的数万返国朝籍官兵，必然要解释刘氏因何应被尊为四野之父，红嫂因何应被尊为四野之母。出于相似的理由，三野遗族们亦然应尊刘氏为三野之父，此为后话。两大野战军之父啊！单独立碑纪念四野恐怕不行哦！

　　回到主题。如此这般，刘氏作为中国复兴伟大战争功臣的形象，就会像浮雕一般显现在人们眼前。彭德怀乃为一野之父，邓小平乃为二野亚父，叶剑英乃为抗逆（草地）灭逆（京城）之帅。新辨中共党是内藏实脉的军事伟功伟绩，岂让毛氏半分！

　　读者当中必然有人不满上述排序、辨脉，作者欢迎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如果读者提出：“那么斯大林最后为什么还是没有抛弃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作者作出如下回答：毛氏“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朝鲜之举，以及后来能够逼和美军二事，令斯氏原谅了毛氏。据一外国作者说，斯氏与与生俱来的一种性情乃是：鄙视一切类型的软弱，而尊敬（甚至是是崇敬）强者——包括那些敢于反抗他的人。[7]

　　附带指出：其一，中国出兵朝鲜决策阶段，毛泽东先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莫斯科，通知斯大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不出兵，后又另发电报通知斯大林，作为最终拍板者，他决定出兵，一言九鼎。此一意外之举，令周氏、林氏陷入极其难堪之境——他们似乎成了与毛氏对立的主和派、软骨头！毛氏其实乃为借此暗示斯氏：1941年中方拒绝出兵卫苏的决定，也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此次有变：作为少数的本人，奋起反潮流了！

　　其二，不错，1949年底斯毛二氏于苏京克宫首次见面之时，斯氏是对毛氏说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的话，但是作者认为，此话应作如下解“以前我确曾抱怨过你，但后来是我全力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既然如此，我们别再相互埋怨了！”故尔，斯氏此时所说的“胜利者”，应是指他本人或是双方！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哈斯说得对：所有战争都打了三次：⑴ 应否开战的政治斗争；⑵ 实实在在的战争本身；以及⑶ 因对战果和经验的不同理解而起的剧烈争鸣。[8]吾生也晚，既无参加前述退夷雪耻的“实实在在的战争”本身，也无参加战前发生的关于应否开战的政治斗争，但吾却发起了一次战后解读的“争鸣”。端赖这个第三次战争中的“一个人发起的战斗”，以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等为代表的这支中共党是内藏实脉的军事效度，方能浮出水面！如果没有作者，这些伟人的盖世战功，十有八九会是永远蒙尘。

　　作者认为，国共两党先后结盟苏联以求苏援饷械平天下、驱外寇，均受制于“外在的必然性”（马派哲学术语），与今之时民主派、法轮功、台湾岛、藏疆独行为无异，属于事理不得不然。然而，首先乃为炎黄子孙其次才为共产党人的中共领袖，当他们发现他们“内在的目的性”（马派哲学术语）——西力东渐之下奋起救国救民走向现代——渐与上述外在的必然性发生不可调和的严重冲突之后，就应义无反顾地、按部就班地以内在的目的性的目标价值取代外在的必然性的目标价值，同时肯定外在的必然性的历史工具价值。目标需用工具加以实现，没有工具目标实现不了；为何不选其他工具呢？选过，但是“先生”总是不救“学生”啊！今天有没根本改变？（未完待续）


注释：

　　[4] 苏新关系破裂之后，原驻哈密苏联红军一旅撤回本国途中曾于乌市停留甚久，从事拆运苏联援新工业设备，全然不理咫尺之隔的中共被捕人员死活，极为反常。50年后，中共元老黄火青不忘于其回忆录中问道：难道拆运工业设备还比营救友党成员重要？盛世才曾经这样耐人寻味地质问苏联驻乌总领事：“毛泽东可以杀我弟弟，本人咋不可杀他弟弟？”毛泽民于其自白书中承认：“暗杀盛世麒旅长的命令并非来自延安，而是来自莫斯科。” 还说他被捕之前曾经多次托病要求离新赴苏，以策安全，但却不得苏方批准。见黄火青《新疆工作的回忆》，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3期（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A. Whiting，Sinkiang： Pawn or Pivot（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1958），pp.244， 289，290. Whiting此书对于中苏关系、中共党史研究至为重要，可惜迄今未被翻成中文。

　　[5] 张铁建《中国共产党何以必胜》，《文汇读书周刊》2011年3月8日。

　　[6] 张光政《俄中友协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5日。

　　[7] 约·卢卡奇《身为丘吉尔的重要性》，《参考消息》2011年1月4日。

　　[8] 理·哈斯《必须的战争和选择的战争——对伊拉克战争的研究》，见《参考消息》2009年7月8日转载自《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书评《实体战争还没结束》。

刘氏成就临门一脚——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上）

明鏡歷史網: 刘氏成就临门一脚——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上）: 上：刘氏成就临门一脚 本文出自作者正待出版新书《马克思主义起步就错了》（狱撰手稿原名《马学知行原错，1859—2009》）卷三。该书30万字，四卷，32章，卷一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说证非二十义，成功地否定了马学奠基命题“劳动时数决定交换价值”。 作者认为，纵观中共七纪...

作者认为，纵观中共七纪历史，可知于该党内部，表为针对“左”倾祸害，里为针对马学原错（从效果上来看完全是这样）的疑假问真派别，始终存在，且为人数可观，立场坚定。他们对于马学的态度和对策，乃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长远肯定，目前否定”。“四人帮”早就发现：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早就惊呼：走资派还在走！西方最具盛名的马学研究权威戴维·麦克莱兰就曾说过，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中共所行革命都不合符马学原旨。以陈独秀、张申府、瞿秋白、刘安恭、丁玲、王实味、李普、李富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杜润生、胡风、王元化、卓炯、王琢、朱镕基、沙文汉、王若望、李慎之、顾准、许良英、刘宾雁、谢雪红、潘复生、钟惦斐、钱三强、项南、范明、蔡铁根、杨应森、彭荆风、白桦、戈杨、冯雪峰、刘绍棠、秦兆阳、刘文辉、冯国锵、吴有恒、方方、冯白驹、古大存、孙冶方、张恺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周惠、李锐、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吴信泉、李雪三、杨献珍、邵荃麟、陆定一、王稼祥、田家英、陈一咨、邓拓、廖沫沙、肖望东、高林、牛怀龙、蔡炳臣、陈少敏、张志新、周荣鑫、叶剑英、胡耀邦、习仲勋、赵紫阳、万里、袁庚、胡福明、吴南生、谷牧、于光远、于浩成、任仲夷、许家屯、庄世平、苏绍智、鲍彤、钦本立、胡启立、朱厚泽、方励之、戴晴、胡绩伟、罗启征、徐勤先、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伦、沈启贤、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赵宣三、姚监复、高瑜、陈榆林、辛子陵、杜导正、田纪云等人为代表的疑假问真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路线上、策略上后发制人，终获成功。这派应被视为“中共党是内藏实脉”；以陈绍禹、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高岗、柯庆施、林彪、陈伯达、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戚本禹、王力、关锋、康生、邓力群等不同时期为首的附假斥真派别，应被视为“中共党是外显虚脉”。即以武装斗争时期贡献而论，刘少奇的“临门一脚”和彭德怀的“退夷雪耻”，其权重均应大于李立三的“饮马长江”、陈绍禹的“双拳打人”、张国焘的“南下天全”、毛泽东的“力保后场”。人们常对“四渡赤水”叹为观止，但是，作者认为，从军事学角度看，红二方面军的“乌蒙山回旋战”更为精彩。在作者眼中，刘少奇是三野、四野之父，彭德怀是一野之父，邓小平是二野亚父，而彭氏还是一百万志愿军的统帅。作为摆脱巨大受认危机的第一步，中共当局今后应当尊奉刘少奇、邓小平二氏，尤其是刘少奇为本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正脉之祖。以下细陈“刘少奇武功大于毛泽东”的理由。

1941年中以后，因为深受苏军初战即行丧师千万——此为人类战争历史绝无仅有败绩——的震慑，毛泽东跟风盛世才，开始对苏心生离意。斯氏拍来五六通电报、派来一个代表，请求毛氏发兵苏联远东，全换苏式建制武器，充当苏联防日屏障，以便苏方腾出20个师的远东红军西调抗德。毛氏竟然执拗不从。斯毛二氏从此结下梁子。中共部队入满之后，急欲利用日军遗下的大批军火、军工、粮食、医药等等，但是毛氏此时（后来斯氏对其缓颊），何有脸面再向斯氏开口索要？他曾强充硬汉般地电告林彪等人：不要期待外部支持，只能依靠自力更生。[1]此时——1945年——在他心目之中，争夺晋绥重于争夺东北，因为要是有了晋绥通道，如遇全面战败，中共残余力量方可经此撤往苏蒙。顺便指出，贺龙没有完成打通晋绥通道的任务，[2]就像他于1934年未能完成牢牢占领长江渡口的任务一样。毛氏此后长期猜疑贺氏之心，料应由此二次军事失败而起。

毛氏曾经尝试弃苏联美，以脱“两头不到岸” 的苦况，[3]但是终因赤根太深，不被美方接受，未能如愿以偿。苏方当然不忘暗中惩罚中方。例如，斯氏曾借盛世才之手，杀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4]——“你既不顾我的后方远东，那我也不顾你的后方新疆”；又假造客轮失火，全烤墙头草之范冯玉祥——迄今这是作者提出假说。斯氏可能怀疑冯氏赴美游说，明里为李宗仁竞选总统造势，暗里为毛泽东与美挂钩拉线。这是新仇；旧恨乃为：曾得200卡车苏援武器的冯氏，本身亦曾于1920年代先亲苏后叛苏，断送了苏联在中国苦心经营的成果。若冯不叛汪投蒋，武汉政府本可有力发动东征，荡平南京政府。杀弟可以摄兄，杀冯可以儆毛。

在首次国共相争的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身为中国工运首要领袖的刘氏，一贯坚持反“左”，成为中共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正确路线的代表；“正确”表现在“很少失败”。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二次内战时期（1946–1949），刘氏由文转武，同样“很少失败”。在抗战时期，刘氏独立于毛氏提出的“割据平原”和“结兵苏鲁”两大战略，经过成功实施，为二次内战时期刘氏再次独立于毛氏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挥兵入满，先占两厢”两大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了未经精确预期的基础。抗战结束之后，并无毛氏负斯之错的刘少奇、林彪向斯大林提出大量拨给苏援饷械的请求，斯氏不看僧面，得看佛面；加上蒋氏此时又犯了与18年前的“分共绝俄”后果——将饷械施主推给了自身死敌——相似的“倚美欺苏”的错误，斯氏龙颜大怒，于是大笔一挥，将苏军于满洲（应该还有朝鲜）缴获的日军武器（几乎全部），于欧洲缴获的德军武器（应为部分），于战时租借的美制武器（应为部分），慷慨地（反正自己没用钱买）拨给了中共东北、华北部队，此外当然还有拨给它们出自苏联国库的战费，竟然高达9．07亿卢布，[5]合4.8亿美金。高于同期美国给予蒋氏的3亿美金。以前曾有不良宣传部门，这样鼓动蒙在鼓里的国人仇恨苏联：“苏修连我们卖给他们的苹果，都要用网兜来量，漏不下的大的留下，漏得下的小的不要。真是欺负咱哪！”其实各国外贸，都得这样筛选。“没有斯大林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毛泽东贪苏之功，据为己有，以便党人国人礼其如神；得此神格，这厮方敢兴风作浪，陷百姓于水火，置忠良于死地。作孽啊作孽！由此可见，刘氏1945年秋冬之交，代毛主政一个半月之时的“能毛氏所不能，得获苏援饷械”，和1949年底年秘密访苏之时的“极力说服苏共，应当对毛缓颊”，对于此后中方的中共掌权、毛氏践祚、经济恢复、迈向强国，起了左右结局作用。

经过长期调查和思考之后，作者认为：毛刘二人对于中共军事斗争的重要贡献的不同权重在于：若以足球比赛作比喻，毛氏的角色是固定中卫，作用是力保后场不失，刘氏的角色是游动前锋，作用是成就临门一脚。由此来看，刘氏的权重怎能不大于毛氏？不要以为毛氏长期为正，就是贡献最大；谋生或者谋国类似下棋，成败之枢往往系于几步。过去的党史人物评价太过偏颇，可谓有眼不识泰山。刘氏遇难之际曾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人民代表，不过也许受到造化指点，他比其他此类人民代表看到更多，多得可能出乎刘氏后人、政友意外。欢迎各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加入讨论。（未完待续）

[1]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香港：海啸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7），525-526页。

[2] 许福芦《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页。*该书披露，1945年 11月22日中共中央电报表述绥远战役的目的如下：

苏联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使我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之通道（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

许氏随后写道：“绥远战役失利，中共未能控制绥远全省。虽然如此，但此后全国的军事形势却稳步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中共不再做夺取绥远、西撤走廊、远举新疆建立战略基地之想。上述电报应被视为西北战略防御阶段最后一次战争部署。”

[3] 张容、孔繁敬礼《“你们对日内瓦会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周恩来和王炳南》，俞辉等主编《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周恩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