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6日，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滕讯微博发表评论：“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其后，他又在该条评论后再加另外一评语：“许多国家都允许百姓有双重国籍。那时候你到底是爱哪个国？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该评论发出后，引发网民广泛热议，支持者有之，也有一部分网民再次称茅于轼为“汉奸”。
腾讯网民“王永海”对此表示赞同并呼应：“国家存在的概念是基于人民、家庭、族群等所有人的尊严、安全、幸福等价值。一个国家不能为他的人民的家庭、族群带来幸福和尊严的时候，你还能维护他？”
茅于轼以敢言著称，近年因提出“打倒富人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等言论，饱受争议。早在2011年5月，茅于轼曾因发表评论毛泽东的文章，而被中国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起人及网民的发起公诉。2012年4月份，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
浏览茅于轼早前微博，该评论应是在近期中菲间因黄岩岛问题，及越南国会审议通过《越南海洋法》后引发争端后的评论，茅于轼的微博上特别强调：“不管是中国，菲律宾，或别的国家，其政府如果真的是为百姓的安居乐业着想，应该尽量避免边境纠纷，朝和解的方向努力。只有不顾百姓死活的政府才会去冒战争的风险去争国家的面子（主要是政治家自己的面子）。搞得不好，真的发生武力冲突，死的都是无辜战士和百姓不是政治家。”
对此，维权律师刘晓原表示，近年中国有关“爱国”的话题经常被热炒，包括艺术家艾未未也曾做过与茅于轼类似的表达，也曾被指为“卖国贼”：“网络上也有一些段子'我自己的房屋都保不住，你让我去保护钓鱼岛！'作为民众来说，切身利益都保不住，还谈什么保护钓鱼岛，也有公众发出疑问'我爱国家，这个国家为何不爱我？'作为国家是应该保护全民利益的，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却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但国家必须要为民众权益的保护做得更好。”刘晓原认为透过很多网民对茅于轼的支持，也看到很多公众对政府教育中经常提出的“爱国”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能把战争时期的爱国和和平时期的爱国混为一谈。更多的要考虑民众利益的保护，国家是有责任保护民众合法利益的。”
旅居荷兰的时政评论人立里认为首先要界定茅于轼评论中“国家”的概念，国家作为地理文化中的家园，包括居民、以及民族这样的概念时，与政治意义上的政府组织、政体架构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经常谈论爱国话题时，将这样的概念混为一谈，对于家园、民族概念来讲，爱这个国家是自然的人类情感，对于政治组织来讲，从来就不存在自然情感的必要性。现代爱国主义的一个定义，我认为最精确是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政治家托马斯·潘恩说的‘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的侵犯'，在这个意义上你也知道该不该爱国了，爱国应该去做哪些事情。”立里指“国家”一词的词源在欧洲的很多国家是和父亲有关的，因此国家对国民的保护就是一位父亲保护家庭的天然责任：“一个称职的爱国者就要象传统男人或父亲，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侵犯，和残害人民的内外敌人斗争，这才是爱国。”
立里认为爱国和“公民自决”的基本人权原则是一致的。而“公民自决”也是多项国际公约中的基本原则之一，以此为标准，茅于轼评论中“如果中国版图内的某地归属外国，那里的人民生活会更加幸福，你是否同意？”的答案是肯定的。
有人称，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一书中说，他翻开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典籍，从字里行间看出两个字“吃人”；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从字里行间只看出三个字“卖国贼”。从琦善到李鸿章，从康有为、袁世凯到汪精卫，从蒋介石到彭德怀，多少个人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不管他是真卖国还是假卖国。如今，陕西的一个普通农民居然也有幸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竟然能和高岗、刘少奇、林彪等为伍，成为要打倒的对象。
“打倒卖国贼”、“打倒ⅹⅹⅹ”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口号，打倒卖国贼、抓特务是中国最激动的事。当年人们满怀豪情地打倒了“卖国贼彭德怀”，随后又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都曾经让全国人民激动万分。接着1971年打倒、批判“卖国贼”林彪，人民又都爱国了一回、表忠心了一回。想不到如今陕西的一个被宰杀了胎儿的农民，居然也让陕西有觉悟的屁民宣泄了一次，享受了一次抗议、示威的自由，抗议“卖国贼”。
2012年6月初，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一名怀孕7个月的女子，强制引产其肚中胎儿。因不要赔偿，坚决要求法办责任人，强制流产事件陷入僵局。被引产的7个半月胎儿父亲邓吉元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后，被当地人骂做“卖国贼”，还在邓家门口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甚至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驱逐出镇。
中国人也就这么一点抗议和示威的自由，针对弱弱的小百姓！
中国人就这么一点抗议和示威的出息，或者以爱国的名义，或者以爱党的名义、以爱领袖的名义。国人为何喜欢发起这样的斗争运动，显示自己的高尚。
一个小百姓也能卖国，太抬举他了。
一个无处求助的老百姓，诉诸外国记者纯属偶然。或许他从未想到这一点，直到外国记者找上门来。外国记者的采访依据的是普世价值，即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而对于屁民来说接受同情如同抓到救命稻草，因为在这里，信访、上告……求助无门的事太多了。小百姓追求的是天理、人伦和人道，难道中国不需要天理、人伦和人道，这些不分民族、不分国家的普世价值？向世人、向全人类搜求天理、人伦、人道是卖国，那么灭人道、灭人伦、灭天理就是爱国了？！中国人对这样侵犯人权的事已经习以为常、已经麻木了而已，多少年来都如此，也该到警醒和反思的时候了。
梁启超、孙中山当年都曾经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甚至批评他们的帝国政府和老佛爷慈禧太后，也曾被大清爱国的子民视为“乱党”、“卖国贼”，如今，梁启超称为中国的思想启蒙之父，孙中山甚至被称为“国父”。
其实，关于爱国，胡适曾说过一段非常有价值的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也许这样的人格，才是真正让我们尊敬和为之自豪的中国人的光荣。
大部分明眼人都知道，当下“爱国贼”们虚伪的爱国主义，大部分都是被媒体故意渲染出来，以达到某些既得利益团体虚妄的目的。这些利益占有者把他们自己的骄奢淫逸，建立在广大民众知识闭塞的基础之上，因为民众只能接受单一的信息来源，舆论导向的单一，诱发了民族主义偏激狭隘的狂热，以历史仇恨代替当下的社会矛盾！“爱国主义”最后成为了一块遮羞布。这点似乎类似于二战前夕日本统治当局的手段。当年的日本社会矛盾严重，当局只有采取对外作战来调和这种矛盾，把视线全部转移到战场上去，人民就没有闲功夫追究国内的问题了。而当代中国的情况就是60多年前的日本翻版，所以从国内主流媒体的报道看始终是把渲染外部问题无限放大。从中外关系矛盾事件的放大化所衍生出来的就是“爱国贼”们又找到了表达爱国主义热情精神伟哥。
而在现实生活中，爱国与不爱国却表现的很是功利。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则有一种“实利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他们一方面不相信官方和学校的意识形态宣传，但另一方面，为了现实的好处，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清醒隐藏起来，去做官方喜欢的事情。比如，他们不信或者很反感××部的各式宣传，但如果该宣传部门来招公务员，他们马上会很积极、很蜂拥的去抓这个机会，甚至可以编一套自己完全不相信的、厌恶的、假大空的东西讨好官方。总之，他们既很清醒、很明白，又很犬儒、很现实、很虚无、很世故，他们的行动原则和思想原则是分离的，为了私利而爱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美国驻南使馆被炸时，当时很多学生坐学校的车子到美国大使馆抗议。但抗议完了却留在那里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到美国留学。这好像很荒诞，但绝对是现在很多人奉行的现实主义原则。
既然那么恨美国，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美国？！这就是“爱国贼”们的爱国。
中国是一个盛产“汉奸卖国贼”的国家。百年中国这顶足以压死任何良心国民的政治帽子，一直在中华大地满天飞。然而大多数国民也许想象不到：百年中国“汉奸卖国贼”这顶政治帽子在当朝很少扣在真正的“汉奸”头上；相反多数扣在真正的“爱国志士”头上。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奸卖国贼”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一个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崇祯皇帝指认他是“汉奸卖国贼”，平民百姓也跟着起哄喊打喊杀，结果被绑赴刑场千刀万剐百姓争食其肉，鲜血被崂病鬼亲属醮了人血馒头。袁崇焕是明帝国的长城和满清侵略者的克星，他被冤杀后满清铁骑就长驱直入占领中国，制造了远超“南京大屠杀”的“杨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崇祯皇帝则在煤山上吊，朱姓皇族被屠灭种，冤杀袁崇焕的大明凶手们做了几个世纪的亡国奴。
1898年，锐意变法图强有望使中国赶超日本的“戊戌变法”爱国志士康有为、梁启超集团被慈禧政府指认为“汉奸卖国贼”，康、梁亡命日本，“戊戌六君子”绑赴菜市口腰斩，英雄鲜血一样被崂病鬼亲属醮了人血馒头。1920年代，袁世凯以“汉奸卖国贼”和“叛国罪”罪名通揖孙中山。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主席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主要罪名依旧是“汉奸卖国贼”。
各位看看，上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奸卖国贼”，有几个真正汉奸了卖国了？哪一个不是真正的爱国志士？！
背负“汉奸卖国贼”罪名最长的是清末治世能臣李鸿章；他把这个黑锅整整背了一百多年，迄今仍没有完全恢复名誉。其实李鸿章是慈禧政府高层害国最少的官宦，也是最清醒的政治干才。如果没有他的知识远见和外交天才，中国很可能在19世纪末亡国。
再来回顾一下百年中国挥舞“汉奸卖国贼”帽子的都是些什么人。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帽子批发商是清末的慈禧太后。她和追随者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乱华”期间狂扣了近百万顶“汉奸卖国贼”帽子。以康、梁为首的戊戌爱国志士全是“汉奸卖国贼”；近五十万中国基督教徒全是“汉奸卖国贼”；主张学习西方谋求中国富强和文明进步的体制内官宦全是“汉奸卖国贼”；所有制造使用西洋物品（戴西洋眼镜、打洋伞、点电灯、修铁路、办新式工厂……）者，全是“汉奸卖国贼”。
慈禧太后是什么人不用在此强调，中国人都知道：一个除了割地赔款媚外穷奢极欲害国外没干过什么正经事、高唱把大好江山“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超级“汉奸卖国贼”。中国历史上“打倒汉奸卖国贼”口号喊得最响的人物是大汉奸梅思平，五四运动期间率先一把火烧了外交官住宅的“爱国学生”。被他火烧住宅的外交官在日军占领期间宁死不受伪职；梅思平则高调出任汪伪汉奸政权的内政部长。中国“汉奸卖国贼”帽子最丰产的时期是1960、1970年代，帽子主要制造商是林彪、四人帮。林彪后来乘飞机叛逃苏修；而四人帮害国卖国行径绝对远超公开叛国的林副主席。
现在，动不动就叫嚷“中国盛产汉奸卖国贼”的“爱国贼”及其主子们，一方面逢美必反，高呼“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方面又花费巨资把子女送往美国受教育；台上鼓动人们反美叫老百姓的孩子唱红歌热爱社会主义，台下却把最女送美国热爱资本主义去。这是什么“爱国”行径？只要不是超级白痴都懂。
不仅如此，“爱国贼”及其主子们还在大众媒体上搞些“狗屁国际评论”，做出了百分百与事实真相和结局绝然相反的政治预测，极大地误导民众舆论和决策层的外交政策，实现了西方帝国主义想做而做不了的阴谋，使中国在外交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利比亚战争损失几百亿；南联盟之战、伊拉克之战损失更多；导致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满世界撒钱买不到一个真朋友，唯一的“好朋友”金家王朝则让我们在国际社会丢不尽的脸。
其实，百年中国盛产的不是“汉奸卖国贼”，而是“汉奸爱国贼”？
什么是“汉奸爱国贼”？就是嘴上台上高呼“爱国”背地里却祸国殃民出卖国家利益并恶意“孤立中国”的官僚政客、狗屁专家教授和无良文人。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当今中国，“汉奸爱国贼”很多，他们鲜为人知的恶劣行径就是暗地里把儿女甚至财产全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亡我之心不死”的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去了。
中国有一个“逢美必反”的大群体。但普通反美民众根本不明了：反美运动的骨干、活动人士和幕后推手，他们的直系亲属多在美国，甚至把贪贿的巨额资产也全转移到美国去了。逢美必反的“汉奸爱国贼”们在人前台上张口闭口“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把那些主张学习美国的文明成果谋求中国文明进步的真爱国志士污为“汉奸卖国贼”；背地里多把亲属财产全转移到美国去了，暂时没条件的也正在积极创造条件谋求移民。
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无良教授司马南和孔庆东。众所周知司马南是著名的“反美斗士”，“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身后跟着一大批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司马南的追随者有谁知道，他们的心目中的“反美英雄”早把儿子送美国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去了，大过年的飞往美国和妻儿共度新年，结果被美帝国主义的电梯夹伤了脑袋。当有人质疑他这一行为时，司马南居然回答说他有权“在中国工作在美国生活”，也就是说“在中国赚钱在美国消费”。他以全家的实际行动来拉动美国内需来“反美”。
其实，他们把子女送往美国受教育没有错。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美国是他们的自由和智慧，“人民最大”的美国确然比“官员最大”的中国更安全更靠谱，更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他们错在不该利用话语权在中国民众面前恶意妖魔化美国，把主张学习美国成果来谋求中国文明进步的良心国民污为“汉奸卖国贼”，其真正用心显然是希望中国永远专制野蛮落后下去，永远大大落后于美国的后面，同进提升自己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这才是真正“良心大大地坏了”！
那些主张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良心思想者，并不是有意把美国当“主子”，更不玩1930年代红色苏区“武装保卫苏联”的把戏；而是希望通过学习美国“把权力关进笼子”和“人民是大爷官员是孙子”的政治理念，来谋求中国的强大和文明进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最终超越战胜美国成就世界第一。就如金庸武侠小说里通过偷学对手的武功秘笈来战胜暂时优胜的对手一样。他们认同的是美国的“民主宪政”和“普适价值”理念；而不是认同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对“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和“接纳贪官亲属财产”之类伤害“中国利益”的行径痛心疾首。
逢美必反的“汉奸爱国贼”们常常“逢俄必媚”，他们谄媚俄罗斯狂拍普京马屁明显透射出“奴才”迎合“主子”的味道，不但认同俄罗斯的“威权政治”理念；还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虽然没有像1930年代那样高喊“武装保卫苏联”，但也处处配合普京拓展俄罗斯利益的霸道行径。而孔庆东的“反美”和“热爱金家王朝”也是出了名的，可有谁知道他暗中收受了高达100万为金家王朝唱赞歌的宣传费？拿100万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去为公开搞封建世袭制的金家王朝拍马屁，不但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而且赤裸裸强奸了中国纳税人的尊严。网曝消息说，孔庆东张口闭口“中国应该学习北朝鲜”，可他却没把子女送往北朝鲜读书；相反送往金家王朝最凶恶的敌人南朝鲜去受教育。
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即使他不爱国，也要强调“爱国主义”，因为那使得他们成为主子，而成为主子的快感是可以长期享受奴隶看到别的奴隶痛苦的快感。在外在物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现在还多了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单仁平”之类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也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奴隶意识。因为这个体制让他们受益，他们和统治者也有立即交换关系。
有人说：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人民爱国要爱哪一个国？即然今天爱国就是爱中国人民共和国，那么在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人民爱国理所当然地就得爱中华民国，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推理。即然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就要爱中华民国，那么有人带头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借来枪借来炮把中华民国打得稀巴烂，是爱国还是卖国？！当年，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毛泽东还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选》）。又有人说：爱国就是爱政府，爱国就是爱党。但世界上有永远不腐败的政府？世界上有永远不变质的政党？一旦政府腐败了，党变质了，难道还要爱？！毛泽东说得不无道理，如果人们一定要把爱国与爱党爱政府联结到了一起，政府必须是民选政府，这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没有理由不爱。然而，我们真正拥有了选举权吗？哪一级政府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呢？！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向促进社会进步的，真正凝聚国家的。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阻碍新思想和改变的，而且也无法真正凝聚人民，这是一个脆弱的集合体。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多数还是一盘散沙的自保。真正的爱国主义社会看似不稳定，甚至有人不爱国，反政府，但却是最稳定的。中国的“爱国主义”社会看似稳定，所有人都“爱国”，但却很不稳定，一次变化都会摧毁整个过去的一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
还有人问：爱国是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我们要爱的是一个可爱的祖国。如果祖国不可爱，你还爱她，那是盲目的，而且是对祖国不负责的。所谓“可爱”，当然有一套超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标准。比如一个伊拉克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侵略了科威特时，如果不谴责自己的国家，而是维护它的侵略行经，这就不是爱国，因为这违背了普世价值，这是对外而言；对内而言，如果自己国家政府不奉行民主自由，而是奉行独裁专制，还有必要无条件爱它么？！所以，爱祖国和爱政府不是一回事。如果把爱国等同于支持政府，在这种“爱国”之外没有一个更高的评判标准，就会变得很盲目。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游子爱故乡一样，真正爱故乡就应该让故乡变的更可爱；真正爱孩子就是要教育孩子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而不是溺爱。。
爱国爱什么？应该怎么爱？其实就三点：一是爱国要爱她的人民，二是爱国要爱她的文化，三是爱国要爱她的国土。爱国主义的核心是爱人民，如果不爱人民，其他的爱都不值得一提。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也是爱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抽离了这个基本原则的爱国主义，或者用其他原则凌驾于这个原则之上的爱国主义，都是扭曲的爱国主义，都是毒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