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4日 星期日

波兰缘何要求德国战争赔款


    波兰议会日前作出决议,要求波政府对德国提出适当的战争赔款。消息传来,德国朝野各界哗然。德国舆论认为,波议会如此煽动民族情绪,把矛头对准德国,将严重影响德波关系。
  波兰议会通过的决议称,历史证实,波兰在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中遭到严重破坏,但自二战以来却没有得到德方的财政补偿。因此议会敦促政府向德国
提出适当赔偿要求。
  众所周知,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战胜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决定,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提供战争赔偿。此后,东西德先后向几国部分地履行了战争赔偿的义务。据德媒体刊登的数据,从二战结束到1953年,美、英、法三国从德获得了约30亿马克的赔款,前苏联获得的战争赔偿总价值为660亿马克。按战胜国的决议,波兰应该从支付给前苏联的赔款中获得15%。1953年后波兰正式宣布放弃继续获得战争赔偿要求。
  战争赔偿一事虽得到解决,但波兰并没有放弃公民私人对被关进纳粹集中营、被强制劳动和流放的赔偿要求。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几十万二战期间被强迫送到纳粹德国服苦役的波兰人及其家属多次向德国提出索赔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德国在90年代建立了“记忆、责任、未来”纳粹劳工赔偿基金,并筹资50亿美元用于对二战期间纳粹受害者的赔偿。波兰在纳粹德国被迫从事奴役性劳动的约50万劳工应得到18.12亿马克的赔款。去年德国政府再次作出决议,表示将增加对纳粹受害者赔偿,同时还将扩大接受赔偿金的群体。德国政府的声明中强调 德国有道德上的责任维护日渐年老的纳粹受害者的尊严。迄今,德国已经对战争受害国和受害者家属提供了高达400多亿美元的赔偿,而且还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严厉打击德国的新纳粹势力。
  波兰之所以重提战争赔偿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波方始终对没有得到德方全额战争赔偿感到吃亏。他们认为,当时的苏联根本没按协议将德国给予的战争赔款支付给波兰,而且1953年的波兰政府是前苏联控制下的傀儡政府,它宣布放弃对德战争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波兰人想借战争赔偿一事回击一些德国人也对波兰提出赔偿问题。
  二战后德国东部大片土地被战胜国强制划归波兰,当地居民遭到驱逐。被驱逐的德国人达几百万人之多。这些人在德国建立了自己的权益组织―――被驱逐者联合会。最近以来,该组织积极开展向波进行索赔活动,要求波兰政府将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原财产所有人。
  针对上述活动,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庆祝华沙起义60周年大会上明确表示,“德国人清楚地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是谁首先成为受害者。因此,我们今天不应支持一些德国人提出颠倒历史的诉求。与二战相关的财产归属问题,不是德波政府在双边关系中所要谈及的问题。”两国总统在“旦泽声明”中也明确排除了相互间要求赔偿或就历史进行清算的可能。
  波兰议会重提战争赔偿问题,令德国方面深感惊讶和不解。德国议会各党团纷纷表示,这个决议将有损德波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一个十分不明智的决定。德波关系历来都很微妙,波议会关于战争赔偿的决议无疑又给两国关系罩上一层阴影。 

二战后苏联从德国所获得的战争赔偿


摘自《财经历史》
    作者:Б.А.赫依费茨(Б.А.Хейфе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院关系学院主任科学助理,经济学副博士
    译者:巴古宁
     根据国际关系法,战争赔偿是指战败国对被侵略国家所遭受损失的补偿。二战后苏联所获得的战争赔偿实际上是其首批巨额外国财政资产。早在1917年苏维埃政府便从沙皇俄国那里继承了一批资产,不过其自愿放弃了。例如1921年苏维埃政府便免除了希腊和土耳其原先所欠沙皇俄国的债务。正因为此,希腊将沙皇俄国在其领土上的财产返还给了苏维埃。另外,俄罗斯联邦还拒绝接受1919年7月28日凡尔赛和约分配给俄国的德国战争赔款,根据该和约第116条款之规定,俄国本应从德国获得161亿金卢布的巨款赔偿。当然,苏维埃政府也希望利用以上事实能在1922年的热那亚和海牙国际会议上赢得一些实质性的回报,在这两次会议上诸与会国讨论了沙皇俄国的债务清欠问题。苏维埃政府表示,自己既然未得到战败国的赔偿,当然也就有权拒绝清还沙皇俄国所欠其它国家的战债(这些战债是在一战中形成的,共计约80亿卢布)。
     关于二战后苏联从德国所获战争赔偿的问题,国内并未深入报道,倒是国外媒体介绍这方面内容的文章较多。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外国赔偿资源的规模数量及其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苏联所获战争赔偿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关键在于:这些赔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在冷战激烈对抗时期对外资金借贷上的困难,尤其是它对战后苏联经济的封闭性起到了独特的补偿作用。
     早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便已向盟国首次正式宣布了自己战后希望得到的战争赔偿数量。按说,苏联要求的赔款数额并不太大——100亿美元,这一数量只相当于希特勒德国给苏联被占领土所造成损失的13%。虽然苏联代表团向德国提出的战争赔款总数为200亿美元,但实际上只希望得到它的50%,即100亿美元。苏联代表团还认为,只有那些“承担了主要战争负荷,并为战胜敌人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国家才应取得最多的战争赔偿,即“根据每个国家所负担义务多寡”的原则分配战争赔款。而丘吉尔却对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这一原则持反对态度,他提出的战争赔偿分配原则是:对于战胜国——“各取所需”,对于战败的德国——“根据其经济能力”。
     苏联代表团坚持以商品形式获得自己应得的那部分战争赔偿,即不要现金,而是以实物代替赔款。苏联政府充分借鉴了一战后德国战争赔偿过程中出现的不成功经验。当时德国应付的战争赔款额为300亿美元,而战争赔款的支付出现了特别复杂的情况。战胜国要求德国支付外汇,这就产生了德国马克的汇兑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将战争赔偿问题逼进了死胡同。
     在对外昭示自己希望得到100亿美元战争赔款这一数额的同时,苏联充分考虑到了自己反希特勒盟友的情绪。后者认为战后如果赔款数额过大,将会严重削弱德国经济,担心其无法承受。100亿美元——这只是1944-45年度美国军事预算的10%,或1936-1938年度其和平时期军事预算的125%,而100亿美元对于英国而言,只相当于其6个月的军费,或其1936-1938年度和平时期国家预算的250%。
    在提出这一赔款数额的同时,苏联代表团极力强调这一事实,即自己非常理解战后德国经济上的巨大困难,国内需求很大,苏联并不想“将德国变成一个缺衣少食的国家”,并不奢求太多,相反苏联希望“为德国在战后保持中等欧洲国家生活水平创造条件”。
    苏联之所以要求以实物抵偿战争赔偿,主要是因为战争使苏联经济受到了重创,而此时得到实物性的产品和生产手段,对苏联而言比得到外汇意义更为重要和划算,而且其中一部分实物还可用来偿还战时从盟友那里得到的借贷,在当时条件下以此方式反而比用外汇偿还战债更有利。
    在获得这一数额战争赔款的同时,苏联将从中提出一部分来满足波兰的战争赔款要求,而美国和英国也相应得从自己所得的战争赔款中用一部分来满足其它一些因德国侵略战争而蒙受了重大损失的国家的战争索赔要求。
    为了更详细地研究战争赔偿问题,盟国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建立苏、美、英三方国际赔款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作了5个月,之后又决定迁到柏林。围绕着战争赔偿问题,盟国间的合作还包括1944年底在德国建立了监督委员会。
    在几个月之后召开的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4日)上苏联仍坚持自己的战争赔偿数额200亿美元(实际只希望得到100亿美元),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但由于苏联的这一要求遭到了盟国的反对,具体的赔偿数额在此次会议上并未最终确定下来,只是通过了由国际赔款委员会对此作出评估的决议。不过,这些并未对苏联的既定方针造成影响,事实上早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苏联已经为获得这些预支赔偿款项采取了实际的步骤。
    在关于赔偿规模的问题上盟国之间达成了“逐渐放缓速度”的默契。这作为另一指导思想为监督委员会制定德国战争赔偿规模和战后经济发展计划奠定了基础(1946年3月该计划受到了盟国的称赞)。这一计划确定了德国最重要产品种类生产的水平及其相应生产能力,以便使战后德国能保持必要的生活标准,其中也列出了一些“多余的”设备和军工企业,这些均属于赔偿物资的范围。
    与战争赔偿问题密切相关,有一个事实非常有意思。为阻止其它盟国觊觎德国在其盟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及东德(这些国家已被斯大林视作苏联的势力范围)领土上遗留的财产,早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便宣称,苏联并不想要德国所储备的黄金,尤其对德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投资不感兴趣。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当时确实出乎其盟国的意外,因为苏联最初曾声称希望得到德国工业和交通企业在西方的价值约5亿美元的股份,它相当于德国海外投资的30%或30%的黄金储备。
    正是由于斯大林的这一建议,苏联得到其它盟国同意,从西方占领区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工业设备。例如盟国最初曾建议给予苏联西方占领区12,5%的主要设备(这些苏方必须用自己从战争赔款中所得的等值的工业源料和粮食来进行交换)和7,5%的工业设备(这些都是德国和平经济不需要的,苏方可免费获得),而在苏联方面作出上述让步之后,以上物资的比例也相应增加到了15%和10%。
    对于斯大林所作出的上述让步,当代人可能会粗鲁地指责说,这是苏联政府决策上的一项重大失误。因为非常明显,如果苏联得到了德国在海外的那些投资,那么,俄罗斯国家的外交状况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它将在世界资本市场上拥有多种生产企业及大量的相关财产。
    战前德国的海外资产估计有50亿美元,其中分布在美国的——约10亿美元以上,加拿大——10亿,瑞典——7-12亿(各种资产综合评估),拉丁美洲——7亿,西班牙——2亿多,中国——1亿多(美元)。另外,德国还在瑞士、挪威、土尔耳、英国、比利时、葡萄牙、日本、伊朗等众多国家拥有投资。例如,德国最大的化工托拉斯“И.Г.Фарбениндустри”已渗入到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化学工业主要领域,控制了德国人造纤维、碳酸钠(苏打)、酸性磷酸盐、清漆、涂料和染料、肥皂、矿山、硫磺、白云岩等企业的生产。德国钢铁托拉斯在全世界设有近175个分支和代表机构,战前曾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钢铁贸易。一些规模巨大的德国工业集团-康采恩,如“(Крупп)”、“Мнессман”、“西门子(Сименс)”、“Тиссен”、“АЕГ”等分支机构网络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如果拥有了这些无疑为苏联国家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先机条件。
    德国西占区集中了德国工业潜力的75%,苏联希望从这里获得全部战争赔偿的打算其实并未实现。据估算,苏联从这一地区原希望得到的战争赔偿总数约10亿美元,可根据官方有关资料显示,截止1947年1月苏联从这一区域所得到的赔偿仅有1250万美元,其中,无偿得到的只有500万美元。据其它统计资料,截止1947年3月苏联从德国西占区得到了26座工厂的设备,总值为17290万马克(相当于7000万美元——Б.Х.),这一部分战争赔偿的15%是用商品交换而来的。随后,苏联实际上再未从德国西占区得到任何设备供应。
    1945年共计有40万以上火车车皮的物资被发往苏联,其中242788车皮是粮食和被服,21834车皮——物品和辎重财物,73493车皮——建筑材料和“家具”,6370车皮——纸张,588车皮——各类器皿,18217车皮——农机设备,24车皮——艺术珍品,另外,还有大量的黑色和有色金属(45万吨)被整车运往苏联。截止1946年3月被运到苏联的设备总重量约有400万吨。以上重量基本是根据车皮及单位重量等大致估算出的。
    德国共有733个涉及军工及其相关生产的企业被盟军赔偿计划认为,应限制其发展和被拆除,用于战争赔偿之目的。截止1947年初被拆除的此类企业共有676个。
    盟军所制定的战争赔偿计划包括两种实现方式:其一,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其二,以其企业每天生产的产品抵付战债。第一种方式截止1948年便基本结束,第二种方式持续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另外,苏联的战争赔偿中还包括自己所占德国(后来的西德)领土上的大量工业和其它经济部门中的财产,其中,大部分被用于组建驻德苏联股份公司,其产品以当前价格列入战争赔偿总量。
苏联放弃了德国军用和商用舰队的1/3,每艘远洋商船的注册毛重约等于400吨。据德国人的估计,该舰队的价值约为16700万马克或6700万美元。
    根据战争赔偿而得到的设备,被运用于苏联各个部门,其中包括全苏体育文化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单位和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一些“特殊”设备被分配到各企业,可由于设备的技术构成与当地具体生产条件不相搭配,从而造成设备使用上的不合理,一些设备并未得到企业应有的维护和保养。
    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从德国获得的高技术设备和最新技术样品为苏联生产众多先进产品(其中包括许多苏联生产不了的产品)的生产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
    例如源自德国“Сименс-Шуккере”、“АЕГ”和“Телефункен”等康采恩的精密设备为苏联发展无线电定位仪器、无线电装置、发生和特殊电子管、两极管整流器、X光透视管、无线电测量仪及其它电子产品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由设在Парнемюнд的德国著名火箭科研中心计划,分布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工厂研制的“风-2型”火箭设备及样品极大地促进了苏联火箭技术的发展进步。
    德国“Мессершмитт”,“Хирт”和“Хейнкель”等工厂所生产的最新型飞机和设备,为苏联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过以上范例并不太多,因为苏联的战争赔偿主要以自己短缺的工业品和日用消费品为主。而其它盟国,尤其是美国的战争赔偿政策主要集中在获取德国最新科技研发的高级人才,最新设备和武器样品。他们将大量“德国科技精英”运回国,充分发掘和利用德国学者和工程师的聪明才智。大量事实证明,美国在原子弹发明和火箭制造方面很多地方都借用了德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化学、医药工业,机床制造、航空制造、汽车工业等领域也借鉴了德国学者许多先进的设计。另外,美国和英国战后均从德国运回了大量复杂的实验设备和仪器。
   据美国人自己的估计,仅在利用德国知识和经验上面,美国便在火箭发动机研究一个领域节省研发资金75000万美元。美国和英国从利用德国专利方面便获得了不少于15亿美元的收益。又据德国人的估算,盟国列强,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战后所获得的专利及其相关技术文件总价值应为125亿马克或50亿美元。
   必须承认的是,美国的实际情况与当时的苏联完全不同,他们对于一般性的工业设备和商品绝并不像战后苏联那样极度匮乏。还在盟国巨头最初讨论战后赔款问题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就曾表示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不过,与此同时也不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解决科技进步的前瞻性问题和巩固自身经济的强大持久方面美国人的战争赔偿政策比苏联考虑的更为深刻、眼光更为长远,更讲究效率,也更具战略的高度。而苏联的赔偿政策即使在新技术的经济意义方面也明显存在估计不足的缺陷。
   随着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了建立环绕苏联的欧洲国家“缓冲”集团,使其接受苏联影响,并保持对苏友好态度,迫使苏联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战争赔偿政策。
   1950年5月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要求,苏联政府决定削减战争赔款总额的50%。当时该国已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36,58亿美元(依照1938年的汇率)。其中,工业设备约占13亿美元,新生产的工业品——24亿美元。这并不包含苏联在德国建立的股份公司所占用的财产,及东德为驻德苏联军队和行政机构人员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等。总之,在经过削减之后,苏联应得的战争赔偿总额100亿美元目前只剩下31,71亿美元。该赔款余额,根据双方协议,东德应在15年期限内全部清偿,起始时间为:1951年起至1965年(包括1965年在内),即每年平均需偿还2,11亿。
   不过,后来苏联还是从1954年1月1日提前结束了对东德的战争赔偿要求。1953年8月22日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的特别联合协议书便集中体现了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其中规定,苏联政府主动放弃对东德尚未清偿的战争赔款的索赔,数额约在25亿美元以上(即31,71亿美元减去1951-1953年间东德业已支付的赔款6,33亿美元)。与此相应,我们也可得出如下结论:苏联从德国战争赔偿中总共实际获得赔款约为43亿美元。
   关于苏联从德国战争赔偿中所得赔款实际数量的问题,西方的一些评估结果颇耐人寻味。一些研究机构认为,苏联所得赔款的实际数量远远高于苏联政府对外所公布的官方数据。例如据美国中央情报局1956年相关报告,1945-1953年间苏联从东德所取得的商品和服务价值(以10亿美元单位计,战前汇率)为:94,5亿美元,其中,工业设备和交通工具总值12亿美元,新生产产品——37,5亿美元,铀矿石——12亿美元,东德为驻德苏联军及行政机构所提供的服务——33亿美元。又据东德经济学家的估算,截止1953年以前,苏联从东德共获得战争赔偿660亿马克(以当时市场价格计算),最低估计,该赔款数量应不少于65亿美元(战前美元价格)。除了放弃以上战争赔偿外,苏联还无偿地向东德移交了根据以前赔偿相关规定属于苏联政府的33个总值为27亿马克的工业企业;根据双方1952年协议,苏方免除了东德4,3亿马克的债务,其中包括66座类似以上工业企业,及战后东德所欠苏联债务;苏方还将以前属于苏联驻东德股分公司的部分财产交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从德国取得战争赔偿的同时,苏联还从其它一些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意大利等)获得了一定量的战争赔款。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早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已征得了盟国原则上的认可,不过,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文件只是到了1947年2月10日在与这些国家签定了一系列和约之后苏联才真正拿到。   上述国家的对苏联战争赔偿主要以提供商品的形式进行。例如罗马尼亚所提供的赔偿商品有:石油制品、粮食、木材、海运和河运船只;匈牙利——机器设备、粮食、河运船只;芬兰——纸张、铝、木材、海运和河运船只、各种机器设备;意大利——军工企业内部使用的工业设备和工具性设备,等等。上述所提供商品的结算:在现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根据商品的不同种类以上调10-15%为限。
    当然,也存在其它一些双方认可的战争赔偿形式。如,根据苏联与意大利政府的协议,意大利免费加工由苏联提供的工业原料,之后再将制成品交给苏方。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意大利在完成上述加工义务时表现欠佳,因而苏联政府不得不经常动用外交手段进行交涉。
    自1948年7月1日起根据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政府的请求,苏联将其所欠战争赔款均减免了50%。
苏联政府放弃了对奥地利和保加利亚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与此同时,保加利亚,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等国均将位于本国领土之上的德国财产移交给了苏联。另外,意大利也将自己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的资产交给了苏联,以充抵自己的对苏战争赔偿。
    正如在德国一样,苏联也在其它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领土上组建了股份公司,其资产既包括有苏方根据1945年波茨坦会议决议从战争赔偿中所获得的财产,也有苏联政府的补充投资。1954年这些股份公司的资产最终均以优惠的条件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移交给了所在国政府。
    德国在芬兰的资产估计价值有60亿芬兰马克。苏联把这些钱用于购买芬兰商品(共花费其总量的50%)、兑换英镑、赎买属于芬兰的位于列宁格勒和塔林的楼房建筑、参股苏-芬人造纤维制造股份联合公司、重建水利设施、购置军舰和其它日用消费品。
    由于盟国的反对,将德国位于东奥地利的资产归属苏联的问题始终未得以圆满解决,尽管随后数年间位于这一地区的德国企业经监督委员会授权一直实际上由苏方经营。
    总之,充分利用德国战争赔偿及其相关资产以利自身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是二战后苏联政府的既定目标和对外政策指针,从最终效果来看,战争赔偿对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苏联经济的恢复无疑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芬兰战争赔款锻造“铁腿”

    像其他北欧国家一样,芬兰的崛起也源自不幸与灾难。芬兰被瑞典统治了600余年,又被沙俄统治了百年,面对着频繁的战事和潦倒的国民经济,芬兰人这样说:“既然我们被上帝放到了东西方交界的夹缝中,我们就得学会在夹缝中生存的艺术。”这是历史上芬兰生存智慧的真实写照。 
   
  芬兰是北欧小国,曾先后受邻国瑞典和沙俄的统治,1917年才获得独立。1939年苏联以安全需要为由要求与芬兰交换领土,芬兰政府予以拒绝,由此触发了芬苏战争。芬兰战败,被迫签订了芬苏和约,向苏联割让了十分之一的国土,42万芬兰公民背井离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与德国结盟,对苏开战。芬兰又一次战败。芬兰割地赔款,失去了北方惟一通往巴伦支海的入海口——佩查莫地区。此后芬兰用了6年的时间向苏联支付了5.72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是世界上惟一将二战的战争赔款全部付清的国家。 

  而这正是芬兰发展的契机。芬兰向苏联支付的赔款,是以芬兰输出的实物计价。当时苏联迫切需要各种金属制品,芬兰国内的金属制造业就在苏联市场的强大需求下发展起来。以至于到了50年代初,尽管芬兰已经付清了所有赔款,来自苏联方面的金属制品订单还是源源不断。此后,苏联一直是芬兰金属制品的重要市场。芬兰在战前是一个工业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仅有的工业基础是森林工业——伐木与造纸。到70年代时,芬兰的森林工业和金属工业成为国家两大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60%。经济学家说芬兰是靠“木腿”和“铁腿”起家,其中一条“铁腿”却是在“战争赔款”的火炉中锻造而成的。
 
  芬兰与俄罗斯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没有影响芬俄关系的发展。人们可以看到,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参议院广场上,竖立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铜像,以纪念他对芬兰的统治。在南码头广场上,沙俄统治时期建造的纪念碑依旧保留着,人们乘船从海上驶来,很远就能看到纪念碑上耸立着的象征俄罗斯的双头鹰。这是历史,芬兰人民不会把这些痕迹抹掉。 
  (李峰摘编自《文汇报》) 

台湾很近,人心很远

孙春龙 2012年10月26日
台湾很近,人心很远
  一
  昨天早上打开微博,很多人@我,是CCTV的一个节目,央视记者在台北街头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老人曾打过八年抗战。面对记者,这位100岁的老兵说,年轻时最看重的就是当兵,跟日本打仗;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回大陆。
  无数@,饱含公众的期望,期望老兵回家。我立即召集龙越基金会的同事,紧急启动台湾老兵回家项目。这场在微博上的爱心接力也随即展开。先是找到央视驻台记者,记者说,这次采访是街头随机,只知道老兵姓陈,江西人。根据这点细微线索,我们委托台湾朋友谭端前往实地寻访,竟然在采访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得到证实,老兵就住在这个小区。遗憾的是,小区的管理者,拒绝引见并介绍进一步的情况,要会见老人,必须通过荣民之家。
  荣民之家隶属台湾退伍军人辅导委员会,是负责台湾老兵养老的官方机构。今年3月去台湾时,我曾和他们有过接触,虽然有着很愉快的会谈,但我知道,要通过他们寻找老兵,是要经过一个很繁琐的程序和漫长的等待。繁琐,是基于台湾法律的严谨,但更多的,是因为对大陆人的狐疑和隔阂。
  央视的视频被越来越多的大V转发,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开始联系我们,希望了解这位老兵更为详细的信息;在江西,已经有地方政府开始为这位老兵找家,并且愿意为回家提供帮助;也有网友和企业表示,愿意为老兵提供回家的路费。昨天晚上,央视记者最终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位老兵,但传递回来的信息是,老人不愿意被打扰。
  这场公众期待的老兵回家活动,似乎只是一厢情愿,始终没有主角的再现。
  台湾的朋友谭端采访过很多老兵,他说,老人不愿意被打扰,肯定会有自己的顾虑,要不,大陆开放台湾老兵探亲已经25年了,他为什么不回去?
  为什么?很多人都有如此的疑惑。
  二
  在台湾,我曾采访了台湾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思章。1987年4月,姜先生和几位老兵一起发起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并印发传单《我们已沉默了40年》: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难道不是人情义理的最起码要求吗?
  20多年后,台湾老兵返乡运动依然在用另一种形式在延续。只不过,回来的是一坛坛骨灰。山东籍老兵高秉函,这几年来,孤身背着100多坛同乡战友的骨灰回到家乡。在台北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80岁的高先生得知我们的龙越基金会愿意为他提供帮助时,突然很感伤地说:我老了,背不动了,终于有人来接替这件事情。很多老兵弥留之际,都会找去高先生,当他们听到高先生说会把他们的骨灰送回家乡时,才会安然离去。
  在花莲县新城乡,身为老兵第二代的乡长将葬在乱坟岗里的200多位单身亡故老兵的遗骨捡起来,重新火化装入坛子里供在一间房子里。那是一群在“反攻大陆”的政治口号中终身未娶的老兵,反攻成了笑谈,连自己都成了异乡的孤魂。乡长说,他们的遗言,就是有一天能魂归故里。
  回家,即使在死后,依然绕不过的情愫。
  但是,这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老兵回家运动,却是另一场关于人心的离别。很多老兵,在回乡探亲之后,再没有回去过第二次。他们身上的政治标签,让他们的回乡之旅,显得有些委琐。本来是一场关于人性的重逢,却演变成政治的施舍。在花莲县的荣民之家门口,一位曾经参加过太原保卫战的抗战老兵,非常淡定地说,我再不会回去了,我打的是抗战,我不是反动派。
  各种政治运动遗留的阴影还在,很多家属对从海峡另一边远道而来、不期而至的亲人,仍然心有余悸;
  有老兵说,我回去只是给父母上坟,不要把我作为统战的对象;
  还有很多后代,他们更看重的,是金戒指和彩色电视机;有谁知道,多少老兵是举债回家,怀着一个儿子或者父亲的愧疚,当被洗劫一空后,伤心而返。

  谁,都想衣锦还乡,但衣锦,不仅仅指外表的光鲜,还有内心的体面。
  三
  在台湾,我曾前往退伍军人辅导委员会联系骨灰回乡事宜,虽然有官阶较高的朋友引见,但对方依然满脸狐疑,戒心十足。聊得投机之后,对方告诉我:我被大陆人骗怕了,很多大陆人来找骨灰,就是为了骗遗产,甚至连大陆的警察都合谋开假介绍信;还有的人,当得知没有遗产后,骨灰就不要了。
  拜会完台湾退辅会,陪同我的这位朋友突然很严肃地提醒我:在和陌生人,尤其是年龄比自己长的人谈话时,要用“您”。那一刻,我满脸通红,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礼节,更惭愧的,是自己早已将这种中国传统的礼仪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晚上,在台湾的两名大陆朋友约我去喝茶,茶馆很小,店主是泰北孤军的后代,听到我们的谈话,很有兴趣,非常热情,还送来了他珍藏的红酒给我们喝。结账时,我忽然有了一个很龌龊的疑虑:红酒会不会算我们钱?没想到,店主手一挥,今天晚上我请客。
  走在陌生的复兴南路,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但我却离我的国家日益遥远。这种距离,不在于时空,而在于历史的隔阂和文化的断裂。
  在台湾采访老兵的时候,我也经常会陷入对历史表述的纠结,解放,抑或沦陷,我生怕会触及他们的伤痛。为慎重,我不得不用数字表述,1949。没想到,偶尔的口无遮拦,心想对方会生气,没想却只是淡淡地一笑。
  5年前在缅甸,我采访过一名来自云南的华侨,1949年,他只有两岁,祖父带着他逃亡缅甸,而身为国军将领的父亲被杀掉。没想到,提到这段历史,他却非常坦然,他说,不恨共产党,那是不可能的,但那毕竟是历史,我们面对未来,需要更多的包容和抛弃个人的偏见,需要放下历史的包袱。他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天堂的,但天堂是现世,就是我们的快乐。
  一个战败方,会放下仇恨,从容地面对历史,不是因为无奈,也不仅仅是基于胸怀,而是内心的强大和自信,是对人性的信奉和尊重。
  四
  追溯到童年,对台湾的印象是宝岛;后来,则是余光中的《乡愁》和于佑任的《望故乡》;再接着是琼瑶和郑智化。
  当了记者之后,突然发现,这个在童年记忆里美好而又感伤的地方,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那时,在稿件中关于台湾的表述,有很多的要求,比如和其他国家并列时,一定要用台湾地区或者中国台湾,台湾的新闻一定不能出现在国际新闻的版块中;甚至在每天的国内新闻里,都要硬生生地编辑一两个关于台湾的稿件,用这种意淫的方式来实现祖国的统一。
  同城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台湾对抗大陆,瞎闹》,编排时分成了两行,成了《台湾对抗,大陆瞎闹》,结果,结果可想而知……有很多媒体在中国地图里因为漏印了台湾,结果……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患得患失!
  那时,军事新闻里最引人关注的,是又有多少导弹对准台湾,或者解放军一声令下,多少小时就可以解放台湾。
  对台湾最近的一个印象,则是来自电影《赛德克巴莱》,一句台词记忆颇深:如果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
  我们用什么来收复台湾?
  在台湾,我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在谈及国家的时候,经常会一脸迷茫:中国?台湾国?中华民国?惟有和抗战老兵谈到国家时,没有过多的分歧。这个游离于母体之外的小岛,和大陆的最后一丝纽带,或许只剩下1945年之前的那段历史,以及亲历那段历史的耄耋老兵。
  或许,只有老兵回家,历史回家,人性回家,才会有台湾的回家。

我为什么转身公益

孙春龙
今天是记者节,已经不是我的节日,但我依然能感觉到这个节日的温度和内心的激动,还有感伤。这篇文章,算是对这个职业的告别。离开了这个职业,但是不会抛弃梦想。
  当酷暑让我们燥热不安的时候,中国的慈善业却因为郭美美而步入寒冬,且是一个看不到春天的寒冬。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微博上宣布了辞去《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职务、投身“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消息,引起众多朋友的关注,力挺者有,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解,从一个光环拥簇的职位,到一个冷清而又边缘的职业,是为什么?
  仔细算来,也正是在12年前的夏天,我成为一名记者。整整一个轮回之后,我的转身,显然并不华丽。在这期间,很多的同行,有的步入仕途,说话开始变得飘渺;有的开始创业,踌躇满志;有的依然是个大忽悠,游刃于权贵,比郞咸平还像一个“托”;当然,还有很多依然用螳螂挡车的方式坚守着职业的良知,在接踵而来的底线一再被突破的恶性事件中,日益抑郁和抱怨,甚至连稿子的标题都是“他妈的”。
  越有梦,越痛苦。
  原本以为,记者会成为我这一辈子的职业。或许是因为出身草根的缘故,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希望将来去做一名记者,最起码在城管欺负小贩的时候,我可以拿着记者证吓吓城管。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无畏于高墙,一直是我做记者时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明白,社会的公平,源自对抗者的力量均衡。所以,我的作品,更多关注的,是对权贵的监督和揭露,以及这个社会的底层,从出租车司机,到留守知青,到煤矿工人,到被遗忘的二战老兵。
  著名报人江艺平老师的一句话,“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至今铭记。
  但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真正成为记者之后,竟然发现,记者证根本吓不住城管,权力失去制衡,最终造就的,只是沈阳小贩夏俊峰,用最极端的方式,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帮助许多的“无力者有力、悲观者前行”之后,我竟然发现,自己亦陷入一种悲观和无力的状态。为揭露山西的安全事故瞒报,我的性命差点搭进去,最终那个始终在民众前保持谦卑和亲民的总理批示之后,真相大白,10多位官员入狱。但最终我发现,这不是胜利,因为更大的安全事故还在继续,更为巧妙的瞒报还在继续。
  这无疑是记者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接触二战老兵是在2005年,一位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那时候,我竟然不知道国殇墓园是何物。
  救赎也从自己的无知开始,从2008年起,我开始帮助流落在缅甸、云南的中国远征军找家,并寻找资助帮他们回家。30多位老兵,在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下,长达约70年的远征,方告结束。
  “我是从监狱里面刚刚出来的人,我希望给你捐一点钱,帮助那些流落在缅甸的老兵回家,我没有钱,只能捐一点点,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是一位网友在博客上给我的留言,当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帮助的是老兵,但温暖的是我们自己。
  这个社会不缺少抱怨,缺少行动者;也不缺少爱心,缺少对爱心的尊重和唤醒。抱怨再多,改变不了现实;爱心,也只是因为残酷的现实而深藏心底。红十字可以在我们的谩骂中死去,但慈善业不能因此萎靡。所以,当我看到“老兵回家”活动让更多的人开始反思、开始参与,开始自我救赎的时候,我毅然选择了辞职,去筹备一个民间的慈善基金会。
  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去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实两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尝试推倒一堵墙或者帮扶一个鸡蛋,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后者,更是一个力所能及的,能让自己感到有力,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的事情。

  转身公益,并不是理想的泯灭,而是延续。让弱者前往,让人性回归,是用另一种方式,阻止这个国家的沉沦。

抱起老兵——兼致所有关注抗战老兵人士的一封信

抱起老兵
  ——兼致所有关注抗战老兵人士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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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一阵眼热。
  这是湖南衡阳的志愿者金龙从医院接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芦石安回家的一个镜头,干瘦如柴的老兵,有气无力地蜷缩在志愿者的怀里。如果不说,谁能知道,这是一位在国难当头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的抗战老兵。如今,他老了。
  抱起老兵,抱起的还有一个国家和公众的良心与救赎。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他们从卫国的战场归来,却终生未获凯旋。
  但是,有一股民间的力量,他们并未止于抱怨,而是成为行动者,身体力行地帮助这些风烛残年的抗战老兵。他们,是志愿者。这其中,有学生,有企业老板,有明星,有普通的工作人员,有政府官员,也有很多老兵的后代。
  十多年来,有上万名志愿者参与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赎之中,他们承受了很多的委屈,或者质疑,或者争吵,或被相关部门询问,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们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关怀抗战老兵的活动中,有很多热心的捐助者,他们为项目的执行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他们说,这是在还债。
  经过几年来大家的共同努力,照顾到的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人数已经超过2000名。很多老兵,在拿到慰问金的时候,潸然泪下,他们说:终于还有人记得我们。
  但是,民间的努力依然是杯水车薪,我们寻访到的老兵或许还不到10%,更多的老兵依然在彷徨、在等待,或在偏远的乡村孤苦度日。
  2011年11月,在深圳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国内第一家专注于服务抗战老兵的非公募基金会在深圳成立。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诞生,就是为老兵而来,我们希望能汇集更多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到更多的老兵。
  一年多来,我们通过各地的志愿者,照顾到了上千名抗战老兵。但我们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能推动国家关注,用最优质的资源,尽最大限度帮助到更多的老兵。
  湖南省一位副省级领导带着我们去拜访国家相关部门的领导,在座谈时,这位领导谈到抗战老兵的现状,号啕大哭,感动了现场所有的人;
  我们寻找新华社等机构,以内参的方式向最高层反映;
  我们给中央领导写公开信;
  今年“两会”时,我们公开邀约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两会”提交提案和议案,共有5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牵头提出,有100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署……
  昨天,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时刻。这场由民间发起的公益活动,终于成为国家行动。民政部回复中,明确提出,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到社会保障范围,社会养老体系优先优惠照顾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建议各地党委、政府在重大节日邀请老兵参加并慰问,支持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等社会机构通过接受社会捐助等适当形式,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进行专项帮扶救助。
  对于这份文件,我们这样解读:
  1、《军人优抚优待条例》规定的对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如果要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优抚对象,需要通过全国人大修改法律,所以在现实情况下,这是目前政府近期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关怀;
  2、对于文件中提到的将符合条件的老兵纳入到养老、低保等范围,会惠及很多的贫困老兵;此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这样开始操作;
  3、最大的突破,在于建议各地党委、政府在重大节日邀请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参加并慰问。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以往,仅是统战、政协等部门在关注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这次明确提出党委和政府参与,是重大进步,对老兵来说,是一份国家荣誉;此外,我们猜测,这也是向各地政府释放信号,希望通过各地政府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有了民政部明确的指导思路,一些有主动意愿参与关怀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地方政府或许会放开手脚、加大力度;

  4、文件中肯定民间机构近年来做的工作,并支持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等社会机构通过接受社会捐助等适当形式,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进行专项帮扶救助,这是很好的一次官民互动;
  5、因原国民党幸存抗战老兵的档案等资料缺失,对这些老兵的寻找和身份认定会成为关怀的一大障碍,如果认定不准,将会引起反弹,所以在操作思路上,将采取民间主导、政府支持的方式。
  根据我们的了解,民政部在出台这些政策时,经过了慎重的调研,并默默地作出了很多的努力,作为一家民间机构,我们向他们表示致敬。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
  1、积极和民政部以及各地民政部门对接,尽快商定具体的执行方案;
  2、希望更多的民间机构能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老兵关怀计划的活动中;
  3、呼吁各地党委、政府,在7月7日抗战爆发纪念日到来时,按民政部的建议,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纪念活动并给予慰问;
  4、呼吁更多的热心人士、企业以及慈善机构等,为关怀抗战老兵提供资金支持;我们的淘宝公益店地址:http://szlongyue.taobao.com/,或者致电18274970815;或发邮件service@szlongyue.org;
  5、我们会继续和政府部门展开协商,推进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关怀向更高层面迈进。
  从民间行动转为国家行动,这份成绩属于每一位捐助者、志愿者,以及每一位关注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热心人士。在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成立之前,已经有关爱老兵网、腾越论坛、互助老兵论坛、湖南老兵之家以及广西、贵州等地的多个志愿者团队,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基金会成立之后,也有包括孙冕、姚晨、陈坤、韩红等诸多明星参与,让更多公众知晓和参与到了这场公益活动中。
  今天,在关怀抗战老兵的公益活动中,我们再次增加了政府的力量。国家,不仅仅指政府,还包括每一个公众。在历史责任中,谁都不能缺席。
  让我们继续努力。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
  2013年7月3日

我们对抗战老兵的亏欠,已无法弥补 !

孙春龙
  民政部近期回复人大代表建议,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并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对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照顾。这份文件虽然说明因为法律限定,无法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优抚政策,但毕竟把这件回避了多年的事情摆到了前台,并且有了较为重大的实质性推进。
  媒体报道这一消息的当天,我接到了一位抗战老兵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她异常伤心地哭着说,她终于看到了这一天,她的爸爸背负了一辈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包袱,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她终于看到来自于国家层面对这些抗战老兵的认可和关怀。话末,她突然遗憾地是,她的爸爸去世已经两年多了,再也看不到这个文件。
  还有很多抗战老兵的子女打来同样的电话,欣慰的同时,是无比沉痛的遗憾。
  这一天等得的确太久了。
  根据我们的调研,在大陆目前幸存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仅剩万余,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因为很多人曾被劳改二三十年,释放之后已难以成家,所以孤寡老兵很多,有很多高达90岁的老人,还要自己每天为生计奔波。另外,因为经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子女广受牵连,不能入党,不能入伍,不能上大学等,导致贫困的比例特别高,超过总数量的30%。
  针对这个为数不多的群体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最重要和最期待的,则是对国家荣誉的向往。
  贵州的抗战老兵汪再祥,为了得到一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前往北京上访,一年多之后,当地政府部门回复他,他不属于发放纪念章的范围。一位士兵,为了一块铁片,不惜千里奔赴帝都上访,甚至乞求,不为别的,只因那是一份国家荣誉,一个承认。
  他们本来应该享受这个国家的至高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因为隶属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几乎将这些功绩全部抹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遭受到了接二连三的严重冲击和迫害,虽然后来大多被平反,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等帽子,但是应有的荣誉和优抚,至今未能全面落实。
  他们在卫国的战场上归来,却至生未获凯旋。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老兵至今依然生活在惶恐和不安之中。湖南的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他们新发现一位老兵,上门探望时遭到了拒绝,这位老兵有些惊恐地说:我的问题早就交代过了,现在怎么还要问呢?在陕西,一位贫困的老兵生病住院,志愿去整理资料计划为他申请医疗补贴,问他参加抗战的经历时,他始终不愿意说,只是说自己参加过抗美援朝,最终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才查阅到他的抗战经历。
  这段为了国家存亡出征的光辉历史,并未成为这些个体的光荣。
  更为让人唏嘘的是,局限于政治偏见的历史描述,让一代年青人对这段历史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和误差。他们用鲜血写就了这段历史,而历史却用墨水却他们涂改。这段历史中,最精华的共赴国难的国家精神日益消弭,留下的以及愈演愈烈的,是以砸日本车为荣的仇恨和狭隘。
  唏嘘的不止于此,不堪的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抗战阵亡将士的墓地和纪念碑被毁殆尽,数百万英烈尸骨无存,有很多人,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即使连被称为“中国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的国殇墓园,也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重建品。“文革”期间,它依然没有逃脱粉身碎骨的厄运。在缅甸,关于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数字,连最权威的二战史研究专家,也无法说出一个精确的万位数的数字,而日本,是精确到个位数。
  我们如果要向这些为国牺牲的士兵的亡灵叩首,不知要向谁,不知要向何方。
  还有很多的老兵,他们的子女因为受到较大的牵连,至今依然对自己的父辈满心怨气和仇恨,政治的偏见让人性扭曲,并因此造就了数不清的亲人之间的隔阂;也有很多子女,一生都在寻找当年参加抗战之后失踪的父亲,至今无获,而因为资料的残缺,这种漫无目的几乎无望的寻找,将会让他们的余生充满哀伤和纠结。

  生活在贵州的老兵谢庆昌,一生两次被抓壮丁,先是离开母亲,再和妻子告别,分别离开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从此生离死别,再未相见。我曾去访问这位老人,问到他的心愿时,他说想找到妻子和孩子。我问,找到之后怎么办呢?他沉默了许久说,只想告诉他们一句:对不起!
  最应该说这句对不起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民众。
  那场战争结束已经68年了,放眼望去,世界上参加二战的国家,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他们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来自国家丰厚的生活保障或者至高的国家荣誉,从靖国神社到阿灵顿国家公墓,抑或红场阅兵,唯有中国,是在依靠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给他们送去仅有的温存。
  这段悲壮的中国历史,正在以一种荒唐的结局谢幕。
  民政部的文件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进步,我们欢呼,但更多的已是遗憾。幸存的老兵寥寥可数且风烛残年,更多的老兵早已在满腹委屈中离去,被弃荒野的英雄的尸骨已无处可觅,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尾巴过于纤细,我们使出再大的力气,已无法挽救和赎回。对抗战老兵的亏欠,已无法弥补,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都必定被定格为这个时代和国家的耻辱。这份耻辱,甚于“七七国难”。
  但是,这段历史的最后一页毕竟不能空白。勿忘国耻,不能流于《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而是表现在对幸存者的俯首关怀、对英雄的至高国祭、对历史描述的去政治化。尊重这段已将逝去的历史,其实是告诉更多的生者,这是一个有担当且值得你去为之付出生命的国家。
  我们充满期许的同时,我们依然不忘坚守。因为这份国家责任,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有我们每一个公众的责任。专注于服务抗战老兵的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也期待你们的支持(http://szlongyue.taobao.com/),让我们的点滴爱心,汇聚成这个国家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