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日 星期五

切.格瓦拉《玻利維亞日記》


這個世界,只要存有絲毫的不公不義,他的名字就不會消失。
 「自游擊隊成軍以來,至今已滿十一個月了。情況不複雜,還頗有田園味道……」
 1967年10月7日,切.格瓦拉最後一天的日記,在筆記本寫下游擊隊的景況。兩天後的10月9日,玻利維亞無花果村傳出槍響,革命家切.格瓦拉未經審判立地槍決,結束三十九歲的一生。
 從參加古巴革命登上葛拉瑪號開始,切.格瓦拉解放拉丁美洲的理想就此開展。革命勝利後,他卸下官職、走入更多地區的叢林,繼續高舉反抗軍旗幟,期以游擊戰的星火,達成其「新人」理想的終極蛻變,一個真正獨立的拉丁美洲,一個真正公義的世界。
 「平安無事的一天」,有寫日記習慣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日子經常這麼寫著。不同於《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古巴革命紀實》等作品,《玻利維亞日記》這本生前最後的紀錄,成為其最原始、最重要的文本。古巴革命時期的青澀已不復見,在戰鬥中蛻變為新人的革命鬥士切.格瓦拉,一如唐吉訶德,將個人生命意義的實踐與拉丁美洲的歷史緊緊相繫;生命終有盡頭,思想永恆不滅,死後的切.格瓦拉,仍是那個敵對陣營口中,頭號危險的人物。補綴先前遭玻利維亞政府以「安全」為理由而扣留的日記,經遺孀亞蕾伊達.格瓦拉及其子女審定,針對原稿難以辨識的字跡加以說明,與一九六七年由古巴書籍中心所發行的初版相符。
 1965年,切.格瓦拉為了繼續實踐解放工農階級的信念,放棄古巴國籍自古巴出走,將歷經人生最寂寞的一趟旅程。當年的革命,民族的因素強力左右行動的成敗,篤信工農革命的切去剛果打游擊,因為當地勢力的刻意忽視以及美國勢力的左右,這場意圖拷貝古巴成功經驗的游擊戰未能掀起浪潮,他成了寂寞的音符。一九六六年,切.格瓦拉自非洲回到熟悉的美洲大陸,不容停擺,遂繼續投身他生命中的下一場革命,組成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最後的結果,切在這場戰役終結了性命;隨身攜帶記寫的筆記本,成為他生命最後的見證,永遠在革命的路上至死方休;這本綠色封皮的小冊子即是後來的《玻利維亞日記》。
 日記首篇寫於1966年11月7日,切抵達玻利維亞首都在某處農場寫下;最後一篇則停筆於隔年的10月7日,其被捕的前一天。日記記錄游擊隊如何開始運作以及被政府軍圍捕;跟當地勢力玻利維亞共產黨的不和,更為格瓦拉游擊隊的失敗種下致命的原因。人力物資等資源皆有限的惡劣情況下,日記裡寫到游擊隊因為語言障礙等問題,難以透過招募當地民眾加入隊伍以強化作戰的能力。游擊戰後期,長年困擾他的嚴重氣喘,在玻利維亞的叢林裡數度大幅惡化,到了幾乎致命的地步;隨格瓦拉健康日益惡化,這場戰役逐漸走向失敗境地。1966年10月8日,切.格瓦拉遭玻利維亞政府軍逮捕,次日旋即遭到槍決,死於如地獄般困圍他的玻利維亞叢林。生前最後日記迅速及未加修飾地翻譯後在世界上流通,卡斯楚亦曾介入翻譯。1968年集結成書首度出版,卡斯楚為此書寫序。
 
玻利維亞日記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作者: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譯者:陳小雀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定價:360元
出版日期:2009/08/31
類別:政治
作者簡介: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

 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Rosario)一上流社會家庭,原要繼承家業行醫,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就讀,1951年他偕同年齡較長的朋友阿爾貝多.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像美國前衛嬉皮青年一樣,騎著摩托車和靠著在公路上攔車到南美洲五國漫遊,全程一萬二千公里,此時素樸的社會良心與人道關懷已經開始其內心萌芽生根。

 1954年,為逃避阿根廷獨裁政權貝隆政府的徵兵轉往瓜地馬拉,見證瓜國左翼總統阿本茲(Arbenz)所推行的系列改革運動,但阿本茲政府旋即被右翼親美勢力推翻,切.格瓦拉遂逃向墨西哥,自此從一和平改革者走上革命家的道路,亦在當地結識了卡斯楚(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

 1956年,與古巴游擊軍領袖卡斯楚並肩作戰三年,成功推翻古巴親美的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var)獨裁政權。革命成功後,出任古巴陸軍副總司令、央行總裁以及工業部長。後因理念不合與卡斯楚分道揚鑣,隱居專心著作。更在1965年祕密組織小行隊伍進入剛果從事游擊戰,但因不理解當地情勢而導致失敗,逃回古巴。

 1966年,繼續持續其游擊行動,與法國知識分子德布萊(R?gis Debray)等人偽裝成商人潛入玻利維亞,建立新的游擊據點,為建立理想的南美社會而戰;1967年10月8日被捕,旋即在次日處決,得年39歲。

 切.格瓦拉傳奇英雄的地位,在他死後開始形成,被20世紀反抗哲學家沙特推薦「當代最偉大的英雄」,其精神、形象亦影響1960年代歐美新左翼知識青年運動。

 1997年,切.格瓦拉的骨骸在玻利維亞的無花果村(Vallegrande)尋獲,後運返古巴。
 
【書摘】
〈前言〉
☉卡蜜諾.格瓦拉(切.格瓦拉之子。現為古巴切格瓦拉中心主持人之一)
 這本被玻利維亞軍方沒收的綠色行事曆,最後一頁的日期為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它的主人用幾乎難以辨識的字跡寫著:「自游擊隊成軍以來,至今已滿十一個月了。情況不複雜,還頗有田園味道……」這書寫在日記上的文字一點都不像英雄史詩的尾聲,也不覺得有一絲沮喪、悲觀、挫敗的語調,反之,這些文字看似啟始,儼然一篇序言。
聖塔克魯斯,玻利維亞,一九六七年
一、
 度過將近一年的激烈戰役,先是華金的後衛隊遭告密,而於耶索涉渡口誤中埋伏,導致被殲滅;不久後,切的游擊隊受困,活動範圍愈來愈小。游擊隊決定放棄這個地區,試圖另尋較合適的地點,以發展更有效的軍事行動,鞏固游擊戰。話說十月八日這天的下午,政府軍逼近,戰事告急。
 一名負傷的俘虜被押送到無花果村的一間傾頹校園;俘虜若有所思,也欲振乏力。他幾乎無法挺直腰桿走路,試著抬頭挺胸,卻被最近幾個月所累積的重擔壓得彎腰駝背。他受盡災害和疾病的摧殘、承受隊友和同志陣亡的打擊、慎防叛徒和出賣者的告發、憂心身旁或遠方人員的安危、受著思念至親摯愛之苦,一肩扛起無人可以分憂解勞的重擔。這重擔全都壓在他身上,宛如土地一般的沉重。然而,他的每一根骨頭卻絲毫不減硬頸本色,以信念武裝,準備迎戰下一場戰役。
 不久,他被五花大綁,倚靠著磚牆,等待他早就預料到的審判。他不發一語,靜靜凝視那些負責看守的爪牙不斷來回踱步。相較之下,有些警衛非常自以為是,像所有的傭兵一樣陶醉在不成熟的凱旋之歌,突然地,意圖凌辱他們眼中的祭品;但是,卻油然對他產生敬畏之心,再加上他那看穿一切的銳利眼神散發出力量,不禁令他們轉為怯懦,收起放肆之舉,陷入茫然情境。
 玻利維亞政府眼前正處於棘手的兩難抉擇。其一,落入他們手中的是,國際所公認的最傑出革命家之一:將他們所認定的外國勢力入侵,還有共產主義那令人膽戰心驚席捲全球的計畫,變成活生生的實證。其二,他是一名堅毅、充滿道德和秉持信念的人,可將任何法庭變成講堂。更為甚者,不論這所謂的合法審判其結果將會如何,整樁事件已演變成危險的政治遊戲,任誰都無法預知結局。
 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名聞遐邇,發動了多次行動,每次幾乎大獲全勝,勢如破竹無人能擋,無論是玻國境內的輿論、抑或與此事件無關的其他國度。原本期待群眾加入行動,卻無法達成願望,但是,處處對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釋出贊同之意。
 這幾個月來所發生的事,為游擊隊大肆宣傳了一番。確實,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游擊隊已備妥一切等待採收希望之果。然而,此刻正是玻國情勢最微妙的時候,執意維持現狀的主政者意識到了,也強烈固持己見,希望革命之事盡快落幕。
 將學校變成監獄本身就是荒唐行為,此舉不僅毫無益處,而且卑鄙、罪孽,在此意圖槍決思想,怎知思想反而因此茁壯。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復仇的氛圍,從爪牙厚顏無恥的行徑即可嗅出,他們正以粗糙手法來辯護「訴訟」。
 經過短暫的平靜,他稍微掙扎綁在身上的繩索,以減緩四肢的麻痺感覺。妻小、親人、好友和同志縈迴腦中作伴,他向回憶、向阿根廷、向古巴、向世界、向菲德爾道別。他依然掛念在烽火中倖存隊友的命運,他想……
 毋庸置疑,有人因送給玻利維亞這份「榮耀」而彼此恭賀、或相互恭維。虜獲格瓦拉司令為死氣沉沉和聲望低落的玻國政府注入純氧,至少,這些人是如此認為。然而,事與願違,世人尊敬切、頌揚切,已到了激情的地步,他的歷史、他的事跡蛻變成道德良知和戰鬥意志。一個未來的精神怎能被禁錮在過去呢?一個典範又怎能輕易被消滅呢?那天,他的一條腿流著血,步槍卡住了,手邊又無任何武器,玻利維亞政府軍才得以捕獲這個人。因為,他是一位偉人,一個大哥,一個打從骨子裡的真正革命家,一個只受大愛鼓動的人。
 他應該可以突圍脫困,沒有人會質疑他的聰明才智,甚至他的作戰能力和游擊戰經驗。但是,他寧願選擇與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同志在一起,這是形勢所逼,而他也必須如此做,因此導致撤退困難。他本可以早早離開聖塔克魯斯,但是,他不願離棄華金的後衛隊,決定等候他們、繼續找尋他們,在這些寶貴日子裡,他從不認為他們已經遭遇不測。他本來可以讓布斯托和德布萊自行回到城裡,並繼續從事他們必要的任務,但是,他執意親自護送他們到一個他視為安全的地方。孰料,布斯托後來還是背叛他。
 他是一個如此強烈且完整的人,不能以狹隘的見解來評定他,沒錯,更不可以否定他。那些自以為永不退縮的革命者,享受美食過後,仍在餐桌上高談闊論,還有故步自封的官僚、無所不在的懦夫、寡廉鮮恥的小人、汲汲營營的機會主義者、寡頭制度下的暴君、民主體制裡的寡頭,諸如此類的人不僅怕他,同時也批評他。批評者用盡各種理由來躲避他,其實就是鴕鳥心態,以為將他披上魔幻斗篷,就可以遮掩他,如此一來他的理想國就永遠無法實現。儘管如此,大部分的人尊敬他,分享他那部分或完整的未來視野。
 他的偉大展現在此時此刻,歷史將他升上頂峰。他對待俘虜仁慈,敵人卻待他殘忍,以報復他的大膽挑釁。區區五十名武裝游擊隊對抗一整支軍隊,而這支軍隊得到美國的訓練和金援,且在美國突擊隊的參與下,對游擊隊的大膽挑釁展開報復行動。
二、
 十月九日的上午,少數人聚集在一處陡峭山壁環繞的峽谷。不僅有人負傷未醫治,而且各個又飢又渴,露出難以形容的疲憊,臉上甚至寫下躊躇的神情,他們靠著一部手提收音機,死命探聽其他同志的下落,當然包括他們所敬愛的司令。無法得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卻在不祥預感的強烈催促下,緊張地轉動收音機的頻道調盤,搜尋較可信的電台,雖然他們一貫對電台的新聞可信度有所保留。根據經驗和法則,他們十分明瞭,在游擊隊急需獲知消息的情況下,收音機那處理過的新聞報導,很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是危亡的誤導。但是這次,他們決定相信這個跡象,不計後果,準備行動。
 行動係為革命同志,也為永恆信念,有休戚與共的團結情感作為後盾。雖然心中不免泛起合理的猶豫,擔憂解救行動可能產生的後果,但是,自成軍以來游擊隊便於逆境求勝,而拯救同志之心如此強烈,扭轉情勢的毅力也同樣強烈。
 他們完全遵守事先商議好的撤離方向,如果不是這裡,就是那裡,不然更遠那邊;亦即,游擊隊已規劃好疏散的路線,萬一必須撤退、或遭遇不幸,隊員知道該在哪裡集合。撤離不是什麼羞愧之事,儘管如此,在這個關鍵時刻竟然與同志失散,不禁令他們沮喪。對某些人而言,十一個月來的出生入死,在玻利維亞土地上參與戰事;至於另外一些人,一生經歷了劇烈的盛衰興敗,糧食補給的闕如,交織著無窮的希望與夢想,彼此救助,為他人冒險犯難,忍受失去摯友至親之痛。他們自責,因不公不義而義憤填膺。無論下場如何,他們只求默默分享隊友的命運,雖然腦中依然存著樂觀信念,但是,心中一股奇怪的感覺不斷翻攪,而且訊號愈來愈明顯,直叫他們窒息,必須面對原本以為不可能的事實。
 終於傳來了驚心動魄的消息,切已為這場戰役犧牲了,新聞報導還鉅細靡遺描述切的個人物品,和其它只有身邊人才得以知曉的細節。那麼,毋庸置疑,曾經揣思審度的絕不可能,如今成為冷酷的事實,綑住了身軀、僵化了心思。
 該如何是好?一下步應該怎麼走?為何身在此處?責任到底為何?答案必須有大事般的高度。情感支配著他們,時間也催促著他們,政府軍仍不斷搜查他們,不是這一分鐘,就是一下秒鐘,他們隨時可能落入政府軍的手中,因此,他們必須立即行動。無數記憶縈繞腦海,無數聲音猶言在耳,無數生寄死歸一一浮現。也許,那曾將偉大事實化為強而有力的隻字片語不斷迴盪:「參加革命不是勝利就是捐軀,如果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或者還有其它句子,在若有似無的道別中波動,在始終如一的信仰間起伏,就是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迎向勝利,直到永遠。」既然切和其他同志已殞落,是否就此放棄?還是面對這空前的折損而持續戰鬥下去?眼前所在意的是行動,若不顧及今天,也不放眼明日,就隨意放棄戰鬥,切那首為窮人而譜的頌歌,將會與他死去的軀殼一樣失去活力。
 於是,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決心在歷史軌跡中留下記號。最後的吶喊係由人民發出,一旦追隨領袖的思想和行動,革命信徒向前邁進之際,同時寫下一個既合宜且明顯的歷史符碼。勇氣永垂不朽,倒下的人或退出的人,將有人接替,絕對有足夠的能量堅持到最後的勝利。這支微不足道的玻利維亞民族解放軍便在如此情況下立下著名的盟約,奮戰到最後一刻,為實踐游擊隊的基本目標而戰;而這基本目標已深植於拉美主義的歷史思想之中,係格瓦拉所創的無價資產,為了救贖人民而寫下的、嶄新的群眾戰爭史詩。
三、
 十月九日,在無花果村的這所簡陋小學校裡,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禁錮了一位偉人,一個難得的徹底男人,他不期盼未來會如何,只是靜靜等待劊子手為己身鋪設的死亡之道;結果,他那最純真的思想和最利他的事跡昇華了,流芳百世。華盛頓下了命令,下令處決他,爪牙遵照執行,一顆又一顆的子彈奪去游擊隊員英勇身軀的活力,犯下既恐怖且悲哀的錯誤。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切蛻化成豐富的象徵符號,是堅忍不拔的符碼,是正義之戰的典範,是熱情洋溢的代表,也是必備完人的表率。這些象徵符碼存在於思想信念之中,也在奮戰者的臂膀裡,無限倍增繁殖,終於讓劊子手和幕後至高無上的主子不寒而慄。
 劊子手至今仍無法理解,為何切的思想會深植世人心中,宛如成熟的麥子長在肥沃的土地。劊子手也無法明瞭,為何在決定殲滅他的當下,他反而千秋萬世。切是勇敢的創造者,不僅熱愛工作,亦好學不倦;切是偉大的司令,憑著人道主義,隨時瞄準官僚和貴族、並給予重重一擊。如此典範象徵希望,永遠與世人同在。
 劊子手犯下這樣的罪行到底有何意義?切相信人人都有團結美德,有能力促進他所居住的社會走向幸福和安康的境地。這樣的想法不容於劊子手,以為處決了切就可抹煞刻畫在他身上的思想和行為,孰知,即使略微抹去都難以達成。劊子手意圖改變切的一切嗎?包括他的生活哲學、他所吸收的文化精髓,以及他留給後人的珍貴遺產?然而,切的信念無法被蹂躪踐踏,對此,劊子手沒有意識到。他們可以高枕無憂,切寬大為懷,應會原諒謀殺他的無知劊子手。即使切已遭殘酷屠殺,他一直肯定武裝革命。他認為,一旦有其必要,革命家便訴諸於武力,武力是最初、也是最正確的動力,若無正確動機武力便有悖人類天性,但是革命家懂得拿捏輕重絕不會演變成為殘暴行為。劊子手的目的又是什麼?難道刻意剝奪他人的生存意願,荒誕不經!只要成功解開環境的束縛,人人便是己身的主人,生存意願即可蓬勃;只要有戰鬥能量,吸入一口空氣,活化奄奄一息的肺部,生存意願即可復甦。
 最後,沒經過審判,也沒經過考慮,切就這樣殞落。隨著他的逝世,一個沉睡許久的夢想成形了,並萌芽茁壯,喚起世人對新人的渴望。全新的人類,既非幻想、亦非空談。為他人、也為自己而犧牲,切拋開平庸的過去,脫胎換骨,蛻變成嶄新的恆常,雖然這是唯一的一次。
切在玻利維亞日記/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
十一月七日
 今日展開新里程。晚上我們抵達莊園,一路上旅途順利。喬裝得宜,抵達科恰彭巴之後,巴丘哥與我碰面,我們便搭乘二部吉普車,再走二天的路程。
 快靠近莊園時,我們就停車,共乘一部吉普車,以免附近某個業主起疑,不過他還是喃喃自語,認為我們從事古柯鹼生產。杜馬尼生性好奇,而且模樣難以形容,因而理所當然被他視為從事化學工作。我們繼續朝莊園前進,鬍子在來來回回的第二趟行程中認出我來,他差點就摔下懸崖,吉普車還卡在懸崖邊。約莫走了二十公里,過了午夜我們才抵達莊園,三名[玻利維亞共產黨]成員早已在那裡了。
 無論玻利維亞共產黨的方針如何,鬍子一副準備好的樣子,表示會與我們合作無間,但是他顯然對蒙赫更死忠,更尊敬蒙赫,更愛戴蒙赫。據他所言,魯道夫與大頭也同樣準備好了。不過,應該設法讓玻利維亞共產黨加入戰鬥行列。蒙赫正在往保加利亞途中,我請求鬍子協助我們,而且在蒙赫到達之前,先別對玻利維亞共產黨透露任何訊息。鬍子允諾這兩件事。
十一月八日
 我們在叢林裡度過一天,叢林距屋子約一百公尺,緊鄰著小溪。一種叫「亞瓜沙」 的小蟲雖然不會叮人,卻十分惱人。到目前為止,叢林裡的昆蟲有:「亞瓜沙」、蚋、蚊子、「馬利奇」 ,以及扁蝨。
 在亞加拉良斯的協助下,鬍子將吉普車拖離懸崖,鬍子並承諾向亞加拉良斯買些公豬、母雞之類的牲畜。
 本想動筆記下最新的狀況,還是留到下禮拜,等第二批隊友抵達後再寫。
十一月九日
 平安無事的一天。我和杜馬尼沿著良加瓦蘇河探勘地形(其實那只是一條小溪),不過我們還未發現這條河的源頭。河流穿梭峽谷,而這個地區略顯貧瘠荒蕪。經過適當的訓練即可長期埋伏在此。
 下午,一場暴雨讓大伙跑離叢林,衝向屋子。我從身上抓出六隻扁蝨。
十一月十日
 巴丘哥、彭波,以及玻利維亞同志西拉芬,一同進行探勘工作。他們往前走,與我們相距甚遠,在前方發現河流分叉處,那是一處看似不錯的小斷崖。回去後,他們無所事事在屋子裡閒蕩,正好其他隊友向亞加拉良斯買了些物品,亞加拉良斯便派司機把其他隊友和貨品一起送回來,就這樣被亞加拉良斯的司機窺見了。我重重訓斥了一頓,我們決定明天搬到叢林裡,長期野營。只有杜馬尼可以被瞧見,因為這裡的人都認識他,他仍然得佯裝成莊園的雇工。沒想到情勢這麼快就居下風,不知是否允許我召集自己人到這裡來,至少有自己人在身邊我較安心。
十一月十一日
 這天平安無事,在屋子旁邊的新營地過夜。蚊蟲肆虐,必須在吊床加上蚊帳防護(其實僅我一人有蚊帳)。杜馬尼去拜訪亞加拉良斯,並向他買些物品,諸如:母雞、火雞。看來亞加拉良斯尚未起疑。
十一月十二日
 平安無事的一天。我們進行了簡單的勘察,找出一塊區域作為營地,同時等待第二批那六名隊友的到來。所選的這塊區域位於一處隴丘上,距那片清理好準備播種的農地約百公尺,附近還有一個窪地,我們可以在窪地挖洞穴,作為儲藏食物及其他物品之用。第二批隊友以兩人一組,分成三組陸續到來。此時,第一組隊友就快抵達,應可於下周末到達莊園。我的頭髮漸漸長了,雖然稀稀疏疏,原本染白的頭髮不見了,變成了金色,髭鬚也長出來。再過二個月,就會變回那個我。
十一月十三日
 禮拜天。幾個獵人經過我們的營地,是亞加拉良斯的工人。這些單身的山區青年對雇主怨聲載道,是我們召募的理想對象。他們表示,沿著河流往前八里格, 即可發現人煙,而河流附近有幾處峭壁巉巖,仍有河水潺潺穿流。無其他新狀況。
十一月十四日
 野營一周了。巴丘哥露出適應不良及悲傷的模樣,無論如何他得恢復過來。今天我們開始挖地道,以儲藏任何可能曝露身分而連累大家的物品。我們會用柵欄覆蓋,並儘可能作好防潮工作。深一公尺半的地洞已挖好了,接下來就是地道了。
十一月十五日
 繼續挖地道,早上由彭波和巴丘哥動工,下午則換我和杜馬尼接手。傍晚六點歇手時,地道已經有二公尺深了。明天應該可以完工,然後就把所有可能連累大家的物品放進去。晚上,一場大雨迫使我捨棄吊床,因為尼龍罩太小,以致吊床淋濕了。無其他新狀況。
十一月十六日
 地道挖好了,也偽裝好了,只差通路的偽裝工程而已。我們會先把物品搬到小屋裡,然後明天再把物品藏好,洞口以柵欄和泥巴封住。地道草圖編為一號,列入文件一之中。目前無其他新狀況,從明天開始得等候拉巴斯的消息。
十一月十七日
 地道塞滿了那些可能連累莊園的物品,以及一些罐頭食品,外表掩飾的很好。拉巴斯並未傳來任何新消息。駐守莊園的隊友前去找亞加拉良斯聊天,並向他買一些補給品。亞加拉良斯又再一次堅持要加入我們的古柯鹼生產行列。
十一月十八日
 拉巴斯那邊還是沒有傳來新消息。巴丘哥、彭波再次探勘河流,他們不認為那個地方適合野營,禮拜一我和杜馬尼再去勘察看看。為了開採河流的砂石,亞加拉良斯在通道上修修補補,而且工程進行了好一段時間。看來他還未產生疑竇,質疑為何我們會出現在這裡。時光流動的腳步千篇一律。蚊子、扁蝨咬到之處,因發炎而造成潰爛,很不舒服。拂曉涼意襲人。
十一月十九日
 拉巴斯依然無新消息,這裡也無新狀況。禮拜六我們足不出戶,因為那是獵人活動的日子。
十一月二十日
 馬可士及羅南度於中午抵達。現在我們總共六個人。 見面後兩人立即敘說旅途中的軼事。旅途耽擱這麼久是因為一周前才收到通知。也因取道巴西聖保羅之故,他們才得以如此快速到達。下周以前其他四人應該還無法抵達。
 魯道夫和他們一道前來,他給我好印象。他的樣子看來比鬍子還堅決、更能破釜沈舟。巴比違返命令,而向魯道夫和大頭提到我已經在此了;看來這是渴望權力的個案。我寫信回馬尼拉, 附上一些建議事項(文件一、二);也寫信給巴比,回覆他的問題。魯道夫於拂曉返回。
十一月二十一日
 隊伍人數變多的第一天。大雨滂沱,遷移到新營區之後,我們已淋成落湯雞。總算安頓好了。帳篷是一般卡車用的帆布,雖然淋濕了,但多少還有遮蔽的作用。每人各有各的吊床和尼龍罩。一些武器也運來了,馬可士使用格蘭步槍,M-1步槍配給羅南度。鬍子留下來跟我們在一起,但留在莊園裡;他負責一系列工作讓莊園步入軌道。我請魯道夫找一位可信賴的農業專家。希望這件事能盡快進行。
十一月二十二日
 為了巡視新發現的支流,我和杜馬尼、沿著河流(良加瓦蘇)行進。前一天的暴雨不僅讓河流變得陌生,也讓我們耗費相當工夫才抵達我們想要到的地點。我們所到的地方是一條細流,匯流處形成一個孤立空間,經過適當的準備,可做為長期野營之用。我們於晚間九點左右返回。這裡平安無事。
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們正式啟用瞭望台,觀察莊園裡的動靜,一旦遇上臨檢、或不速之客時,我們可即早戒備。二名隊友出去探勘,其他人就輪流守衛三小時。彭波與馬可士從我們的營地一直勘察到溪流,溪流依然湍急。
十一月二十四日
 巴丘哥與羅南度到小細流進行探勘,明天才會回來。晚上,亞加拉良斯的二名工人頗不尋常的「散步」到莊園來。莊園內並無奇怪之處,只是少了里昂,因為他加入探勘工作,而正式受雇於莊園的杜馬尼也不在。我們以他們去狩獵為藉口。亞琉恰的生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從瞭望台監視到一部吉普車,車上有二、三名組員,原來是從事瘧疾防疫工作,採集血液樣本之後便匆匆離去。巴丘哥與羅南度到了深夜才回來,他們找到了地圖上的溪流,除了仔細探勘一番,而且還沿著主流找到一些荒蕪田園。
十一月二十六日
 因周六之故,全體人員留守。我請求鬍子騎馬沿著河床探勘,看看河流到底通往何處。因為沒有馬,他便徒步向雷貝多先生 借一匹馬(走了二十至二十五公里遠)。到了夜晚他還沒回來。拉巴斯無新消息。
十一月二十七日
 鬍子還是不見人影。我下令要大家整晚守夜,晚上九點從拉巴斯來了第一部吉普車。在大頭的嚮導下,華金和烏巴諾抵達了,另外,還有玻利維亞籍的醫學院學生艾納斯托也隨行其中。大頭回去再帶來巴比、布勞利歐、米開爾,以及另一個玻利維亞人印弟。現在我們共有十二名起義軍,再加上佯裝業主的鬍子。大頭和魯道夫負責聯繫工作。巴比告訴我一個不甚愉快的消息:華仔目前人在玻利維亞,他想來見我,並派二十人共同加入游擊隊。這事恐怕造成不便,還未獲得蒙赫的支持,我們就讓起義行動國際化。我們同意華仔先到聖塔克魯斯,大頭再去聖塔克魯斯接他到這裡來。大頭於拂曉離去,同時巴比也駕著另一部吉普車前往拉巴斯。大頭會經過雷貝多那裡,探聽鬍子的下落。與印弟初次交談,他認為蒙赫不會加入起義軍,而印弟看似決心要丟棄過去的包袱。
十一月二十八日
 早上仍未見鬍子的蹤影,連大頭也還沒回來。不久之後他們回來了,原來這段時間鬍子都滯留在雷貝多那裡。
 鬍子有點不負責任。下午我召集玻利維亞同志,提出祕魯人華仔打算派二十人加入我們一事,大家都同意,但是展開行動之後他們再加入。
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們去測量河流,並探勘那條將作為下次野營地點的溪流。我和杜馬尼、烏巴諾、印弟一組。溪流很安全但是河床十分泥濘。我們試著找到另外一條溪流,約一個小時的路程。杜馬尼摔了一跤,他的踝骨顯然折斷了。測量好河流之後,我們返抵營地時已經入夜了。這裡平安無狀況,大頭前往聖塔克魯斯以等候華仔。
十一月三十日
 在我的指示下,馬可士、巴丘哥、彭波去探勘那條較遠的溪流,應該會在外兩天。下了一場傾盆大雨。大伙留在屋子裡,一切平安無狀況。
本月分析
 每件事均順利進行:我安然抵達,一半的隊友也安然來到這裡,雖然有些事情延宕了,但是,巴比的主要合作伙伴不顧風險加入戰鬥行列。這個偏僻區域的地形概況良好,這意味著只要我們認為時機合宜就可以在此繼續駐守。計畫如下:等待其他人員,至少得再召募二十名玻利維亞人,接著游擊隊便開始運作。只差探詢蒙赫的反應,以及葛瓦拉隊員的表現。
 
附錄/軍事報告:城市核心組織工作指南 (文件編號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解放軍所需要的一個支援網,其組織特色必須遵循一系列準則,茲將組織特色簡述如下。
 行動基本上是暗地進行,但因某些工作型態之故必須有所改變,並建立個人或單位聯絡網,一些核心組織因此勢必露出檯面。這迫使分工格外嚴格謹慎,每一個陣線均需獨立作業。
 透過領導中心,核心組織必須服從由解放軍 指揮處所指示的一般行為規範,但是核心組織在處理是項規範時仍有完全的自由。
 為了能夠完成所交付的艱鉅任務,又同時兼顧人身安全,祕密核心組織必須具備以下品質:嚴守紀律、守口如瓶、擅於偽裝、自我控管、冷酷鎮定,且能臨機應變防範萬一。
 從事半公開工作的同志必須服從祕密組織,由祕密組織發號施令並管控其工作。
 無論是組織網的總指揮、抑或其他不同部門的負責人,盡可能只擔負一項職司,任何橫向聯絡均透過總指揮。一個完善的組織網,其基本職責如下:
總指揮
物資補給負責人
交通運輸負責人
情資蒐集負責人
財務管理負責人
城市行動負責人
後援事務負責人
 照此發展模式進行,基本上,尚需一名聯絡傳遞負責人,聽命於總指揮。至於總指揮,則聽命於解放軍的總司令,並將指令傳達給各部門負責人,以達到分工執行之目。僅少數領導中心認識總指揮,以免萬一遭虜獲而危及整個組織網。若各部門負責人能彼此相識,其工作性質便可彼此熟悉,一旦有任何職務異動,不必再特地告知。
 萬一組織網的某位重要成員被捕,得採取必要措施,無論是總指揮、抑或被捕成員所熟識的同志,必須更換住所、或變動聯絡方式。
 物資補給負責人的任務乃提供解放軍必需品,但是這項任務必須有組織,亦即,從中心展開,再往外建立數個小供應網,以便補給物資通達解放軍的活動區域。這部門可以是一個純農民的組織,也可以讓商賈、個人或機構共同合作協助。
 交通運輸負責人的任務為,將補給品從貯藏中心運送至各個地點,交給小供應網,或者視情況而定,直接運送至已解放的區域。
 負責交通運輸的同志在進行此項任務時必須嚴密防護,舉例而言,利用一些小型企業做為掩護,以免公開運送大量物資、或進行是項工作時驚動政府當局。
 情資蒐集負責人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所有的軍事和政治情報(半公開聯繫解放軍後援會、抑或半公開接觸政府單位均是相當危險的工作)。所蒐集的情資將送交解放軍情資中心主管,而是項任務負責人必須聽命於雙首長,一位是聯絡網總指揮,另一位是解放軍情資中心主管。
 財務管理負責人必須控管整個組織的花費,負責是項任務的同志必須清楚明白其職司之重要性。儘管祕密核心組織面臨許多危險,且暴露在橫死的威脅下,但由於在城市內活動,不必如游擊隊員般忍受身體折磨,因此在處理物資和金錢方面容易疏忽,受到所經手資源之誘惑,而動搖革命決心。財務管理負責人須分析每筆花費,即便是最後一塊錢也不得馬虎,一分一毫均須花得正當。此外,募款和定期捐贈亦屬財務管理負責人的職責,須妥善使用。
 財務管理負責人聽命於組織總指揮,總指揮對任何花費亦擔起監督稽核之責。總之,財務管理負責人必須在意識型態上相當堅定。
 城市行動負責人之任務包括所有在城市裡的武裝行動,諸如:弭平告密者或政府某些厲害角色、首領;綁架特定人士以獲得贖金;破壞政府經濟活動中心。
 城市行動由組織網總指揮發號施令,除了特殊緊急行動之外,不得擅自作主。
 後援事務負責人在整個組織中,其職責乃最公開化,所接觸的分子其革命決心最不堅定,甚至有些人以為在不危害己身的形況之下提供解放軍金援或其他援助,就洗滌了良知。這類分子是可以成為合作伙伴,但別忘了,要獲得他們的支援得冒險,才能慢慢將他們改造成活躍的戰士,激勵他們實際支持革命,不僅是金錢贊助,尚包括藥品、藏身處、情資等方面之資助。
 一旦加入此聯絡網,每位成員均須團結合作。舉例而言:物資補給負責人雖為交通運輸負責之頂頭上司,但兩者之間得合作無間;後援事務負責人與財務管理負責人密切配合;城市行動和情資蒐集則與聯絡網總指揮直接聯繫。
 聯絡網必須接受解放軍直接指派幹部之督導,解放軍直接指派的幹部並無執行工作之權責,只負責查核命令和規章之執行成果。
 聯絡網必須配合解放軍的腳步,朝以下方式「前進」:
 聯絡網總指揮聽命於軍事最高領袖,總指揮負責在重要城市建立聯絡網,並從城市發展支脈,延伸至鄉鎮,再由鄉鎮到村落,甚至到農舍,好與解放軍聯絡,實際成為物品、金錢或資訊等之供應地。
 隨著解放軍擴大勢力範圍,聯絡地點亦將朝城市增設,並按比率增加由解放軍直接控制的區域。這個過程漫長且起伏不定,而這類的戰爭就是如此,預計要數年才能完成。
 聯絡網的總指揮坐鎮於首都,從首都開始,在各個重要城市設置聯絡點,目前對解放軍較重要的城市為:科恰彭巴、聖塔克魯斯、蘇克雷、卡米立,換言之,這些城市環繞解放軍作戰區域的四周。盡可能挑選有經驗的核心幹部來負責這四個城市,而這些幹部未來將負責類似且更為簡化的組織。所謂更為簡化的組織乃物資補給和交通運輸隸屬同一個負責人,財物管理和後援事務同屬一人負責,城市行動由另一人擔綱,取消情資蒐集主管,改由當地聯絡網總指揮兼任。隨著解放軍勢力擴及至城市,負責當地城市行動的同志須與解放軍緊密聯繫,並發展成郊區游擊隊,聽命於軍事最高領袖。
 即便今日遠離解放軍活動範圍的城市,亦有必要建立聯絡網,不可忽略。必須獲得這些城市居民的支持,充裕準備未來的解放行動。歐路羅和波多西乃屬這類型的城市,也是最重要的城市。
 必須特別重視邊界城鎮。維亞松和達利哈可做為與阿根廷之間的聯絡站,接受來自阿根廷的支援物質;與巴西交界的重要城市非聖塔克魯斯莫屬;與秘魯之間的聯絡站可選擇瓜基,或其他邊境城市;另外,智利邊境亦須設置聯絡點。
 物資補給聯絡網組織的成員必須是意志堅定的戰士,而且加入游擊隊之前便從事相關行業,以配合目前解放軍所需要的專長。
 例如:批發商號老闆可負責物資補給、或加入聯絡網的相關行列;運輸企業老闆當然負責有關交通方面的作業,諸如此類。
 萬一上述建議無法成形,進行這類工作需要耐心,不可草率行事,以免在沒有十足把握之下成立了一個據點,卻不能發揮功效,不僅白費力氣,亦可能危及其他據點。
 有必要設立下列工廠或商號:
 
  • 糧食商店(拉巴斯、科恰彭巴、聖塔克魯斯、卡米立)
  • 運輸公司(拉巴斯—聖塔克魯斯、聖塔克魯斯—卡米立、拉巴斯—蘇克雷、蘇克雷—卡米立)
  • 製鞋工廠(拉巴斯、聖塔克魯斯、卡米立、科恰彭巴)
  • 製衣工廠(同上述)
  • 機械工廠(拉巴斯、聖塔克魯斯)
  • 農莊基地(恰巴瑞—卡拉納韋)
 前兩項工作為解放軍囤積並運送物資,包括武器等軍事用品,須謹慎小心避免驚動政府軍。製鞋和製衣工廠有雙重任務,不動聲色地為解放軍採購和製做鞋子衣物。機械工廠的責任亦同,負責製造武器等軍事用品。農莊基地乃解放軍臨時遷移的支柱,而區域內的同志則展開農民之間的宣導工作。
 再次強調,每位核心幹部在思想上必須堅貞不移,只能從革命組織獲得極少的基本物質支援,卻得奉獻自己的時間,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必需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惟有如此,才得以有效培訓出所需要的聯絡網,成就解放軍的偉大計畫:解放整個玻利維亞。

切.格瓦拉《古巴革命紀實》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滿載古巴游擊隊員的葛拉瑪號,以慘烈之姿成功搶灘,隨即遭遇第一場戰役,僅十二人生還;三年後的一月一日,歷經印飛爾諾小溪流、艾爾烏貝羅、阿瓜松林等關鍵戰役,成功進駐馬艾斯特拉山區的反抗軍勢力民氣可用,隊伍堂堂正正進入重要城市聖塔克拉拉,當時已顯頹勢的巴帝斯達獨裁政府,聞訊棄守首都哈瓦那不戰而降,卡斯楚與眾多反抗勢力合流,建立臨時政府。古巴革命,至此獲得最終勝利。
 勝利的開始,更是行動的時機。
 放下槍枝、回歸文人本質,在眾人尚未遺忘之際,切.格瓦拉以第一手的筆記輔以大量訪談,這支馬艾斯特拉山區著名的大鬍子游擊隊,輪廓逐漸清晰。格瓦拉在書中亦坦言,自己從革命初始的青澀、與卡斯楚數度意見相左,再到擔任第四縱隊指揮官這項大任;醫官格瓦拉踏越革命先驅者的鮮血,以戰鬥淬煉,終於成為一名真正的戰士。
 第一部分所收錄的,是刊登於雜誌《綠橄欖》的文章,經由格瓦拉本人親自整理,本書初版在一九六三年發行。第二部分,則收錄革命期間所發生的事情,像是處死小狗仔、難忘的女性伙伴麗迪亞等諸多埋沒在大歷史中的小故事,在前述雜誌上刊載時,並未按時間順序刊登,格瓦拉特地對此做了大規模的調整。革命時,背包裡絕對有詩集跟筆記本的切.格瓦拉,以黑色筆在本書初版的頁緣上做了逐頁的注記,為的是「如果有一天可以重新出版」。此版本為切.格瓦拉的女兒亞蕾伊達.格瓦拉審定新增,是最完整的格瓦拉作品。
 切.格瓦拉〈序曲〉:「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思考著如何將我們革命的歷史,包括戰爭中各個層面的事全面記錄下來,許多革命領袖不止一次私下或是公開地表達他們想記錄這段歷史。然而,這類工作非常繁瑣,而且起義奮戰的記憶已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消失;這些事件並沒有明白清楚地受到關注,甚至已漸成為美洲歷史的一部分。基於此原因,我開始著手寫一系列曾經參與的攻擊行動、小規模戰鬥、戰鬥和會戰的個人回憶錄,其目的不在於藉由這些記憶和輕率的筆記來拼湊這部片斷的歷史;相反地,我們渴望那些經歷過這些事件仍倖存的人可以做更詳盡的陳述。」
 
古巴革命紀實
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作者: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譯者:張立卉、張文馨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定價:330元
出版日期:2009/08/31
類別:政治
作者簡介: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

 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Rosario)一上流社會家庭,原要繼承家業行醫,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就讀,1951年他偕同年齡較長的朋友阿爾貝多.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像美國前衛嬉皮青年一樣,騎著摩托車和靠著在公路上攔車到南美洲五國漫遊,全程一萬二千公里,此時素樸的社會良心與人道關懷已經開始其內心萌芽生根。

 1954年,為逃避阿根廷獨裁政權貝隆政府的徵兵轉往瓜地馬拉,見證瓜國左翼總統阿本茲(Arbenz)所推行的系列改革運動,但阿本茲政府旋即被右翼親美勢力推翻,切.格瓦拉遂逃向墨西哥,自此從一和平改革者走上革命家的道路,亦在當地結識了卡斯楚(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

 1956年,與古巴游擊軍領袖卡斯楚並肩作戰三年,成功推翻古巴親美的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var)獨裁政權。革命成功後,出任古巴陸軍副總司令、央行總裁以及工業部長。後因理念不合與卡斯楚分道揚鑣,隱居專心著作。更在1965年祕密組織小行隊伍進入剛果從事游擊戰,但因不理解當地情勢而導致失敗,逃回古巴。

 1966年,繼續持續其游擊行動,與法國知識分子德布萊(R?gis Debray)等人偽裝成商人潛入玻利維亞,建立新的游擊據點,為建立理想的南美社會而戰;1967年10月8日被捕,旋即在次日處決,得年39歲。

 切.格瓦拉傳奇英雄的地位,在他死後開始形成,被20世紀反抗哲學家沙特推薦「當代最偉大的英雄」,其精神、形象亦影響1960年代歐美新左翼知識青年運動。

 1997年,切.格瓦拉的骨骸在玻利維亞的無花果村(Vallegrande)尋獲,後運返古巴。
 
【書摘】
☉亞蕾伊達.格瓦拉(切.格瓦拉之子。現為古巴切格瓦拉中心主持人之一)
 不久之前,在整理切的私人筆記中,我的母親──同時在找尋一份文件──發現這些文件中有我父親親筆寫的筆記,上面寫道:「若要再度出版這本實錄,需要加以修訂及補充。」
 故事要追溯至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當時是由切所收集一些戰爭實錄並編輯成書出版,這些章節之後由切做了修正,並增加些許資訊和文筆的修飾,為的是萬一決定要重新發行此書。根據他戰爭日誌中的筆記記載,所有的故事都實際發生過,與他的第一本敘事書《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一樣,風格來得較為明確精細,但是一樣兼備清新及活力,因而成為一部具有高度考究價值的編年史書籍和一份具有極珍貴歷史價值的文件。
 幾年之後,這本書又重新發行,包含了同時期切所編寫的其他題材,這些文章也曾刊登在雜誌和報紙上,但沒有做適當的修正。在發行一些版本之後,其中有些版本做了些改變,由於因缺乏適當的注解,以致無法使讀者正確了解書中的部分內容。
 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基於填補歷史記憶的工作和考慮到先前版本的不足之處,決定重新發行此書。這一次,加入了適切的建議性修正,務期達到切所表達的願望。
 因此,今日在各位手中握著的這個版本,較舊版來得更為珍貴及完整,因為除了這些注解之外,還加上切親自在原版書上所做修訂的影本。
 研究中心十分樂意再次將此書呈現給所有讀者,尤其考慮到切的手稿中具有古典文學素養,使我們得以更加貼近這位革命英雄不凡的生活,藉由一種清晰且直接的散文,輔以切獨特的敘事風格,向我們述說著,古巴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埋首於游擊行動,務期贏得光明的未來。
 是否切能夠藉由這部獨特的戰爭編年史與各位溝通,尤其是與那些之前未曾有機會閱讀這些紀錄的年輕讀者;同時,也確信掩卷之餘,各位會更加了解古巴人民以及我們革命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讀者會感同身受,尤其是那些投入反巴帝斯達戰爭革命者的人格特質、心理恐懼、挑戰極限,以及崇高理想。
 隨著閱讀書中提及的每個事件,我們彷彿可以與他們一同參與戰事,感受其憂慮,當然也分享到成功的喜悅。我們可直接分析戰事發展,分析當他們了解到必須著手進行批判和自我激勵的教育形式。諸如此類的剖析,毋庸置疑,提供給那些試圖製造革命戰爭的人一個很好的經驗和教訓,以做為他們戰鬥用的武器,並且幫助他們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從我翻閱這本書的那一刻起,「處死小狗仔」這段故事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我彷彿可以聽到小狗的吠聲,也感到一股內疚。不必諱言,戰爭中必須當下做決定,在許多情況下,執行任務的速度往往攸關許多同志的性命,即便確定決策無誤,但仍無法擺脫所造成難以抹滅的痛。所有參與戰爭的人,就和你、我、或任何其他人一樣,都是凡人,因有著複雜的情感,而使每個人與眾不同,並且更能體會到生命的深層意義。
 我衷心希望各位喜歡這本書,並可從人稱「人民解放戰爭最後階段的編年史家」所寫的這本書獲益;此外,一個身經百戰且被愛戴的領袖,所傳承下來的經驗,或許可讓各位學習到,遇到困難,即刻採取決定,並與身邊的戰友一同為自由而戰。但是看完這本書後,不要放下手中的武器,今天,最有用的武器是知識和了解,讓我們繼續一起為了更美好的世界戰鬥。
 迎向勝利,直到永遠!
 
〈序曲〉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思考著如何將我們革命的歷史,包括戰爭中各個層面的事全面記錄下來,許多革命領袖不止一次私下或是公開地表達他們想記錄這段歷史,然而,這類工作非常繁瑣,起義奮戰的記憶已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消失,這些甚至已漸成為美洲歷史的一部分的事件並沒有清楚明白地被廓清、補述。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從一連串曾經參與的攻擊行動、小規模戰鬥、戰鬥和會戰的個人回憶錄著手,其目的不在於藉由這些記憶和輕率的筆記,來拼湊這部片斷的歷史;相反地,我們渴望那些經歷過這些事件仍倖存的人,能有更深入詳盡的陳述。
 在整場戰爭中,我軍受限於古巴的地理位置及被限定範圍的戰鬥,阻礙了我們參與其他地區的戰役;我們相信,必須合理的闡述革命事件,所有參與戰事的同志均得以在革命功名錄上永垂不朽。因此,必須依序講述每個事件;我們可以從第一場戰役開始講起,或者是從唯一一場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與我軍被挨著打的戰役談起,即為亞雷格利亞德畢歐(Alegría de Pío)的偷襲。
 這場戰爭有很多倖存者,每位倖存者都被詢問各自所能記憶的部分。他們經歷過這些,有責任去填補歷史的空缺。我們要求的是一個絕對誠懇真實的敘事者,絕不會為了澄清個人立場,或是稱頌、或是佯裝他們當時曾經在場,而說了不切實際的事。以此方式寫了幾頁之後,依據每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才能,我們盡可能地希望做到嚴謹的自我批判,免除任何與真實事件無關的字眼,甚至免去作者無法完全確認的事情。在此共識之下,便開始著手回憶錄的撰寫。
亞雷格利亞德畢歐
 亞雷格利亞德畢歐(Alegría de Pío),位於古巴東方省的尼格洛市(Niquero),接近克魯斯岬(Cabo Cruz)。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我們在那裡遭遇巴帝斯達 獨裁政府軍隊的襲擊。
 歷經一段不算漫長但卻艱辛的跋涉,眾人早已精疲力竭。十二月二日,我們在著名的拉斯科羅拉達斯(Las Coloradas)海灘登陸,幾乎失去所有裝備,穿著新靴子的雙腳長時間泡在沼澤裡,全軍士兵的腳都患上潰瘍。除了靴子和黴菌的感染之外,令人難受的是,我們全擠在一艘破船上,沒有食物,更因為海上的驚濤駭浪而飽受暈船的折磨。經過如此七天的航行,越過了墨西哥灣、加勒比海,終於抵達古巴。猶記得我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那天離開杜斯潘河(Tuxpán),當時的風勢強勁,所有海上活動皆無法進行。這些林林總總替我們這些個未曾參加戰爭、也未經訓練的新兵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殘存的戰爭裝備只有步槍、子彈包和一堆受潮的彈藥。醫療補給罄盡,絕大多多數的背包都遺棄在沼澤了。前一晚,我們夜間行軍,經過尼格洛市中心的甘蔗田,這處甘蔗田是一位名叫羅伯(Julio Lobo)的地主所有的。大伙打算啃路旁的甘蔗解決嚴重的飢渴問題,但由於經驗不足,沿途一路留下許多甘蔗渣;除此之外,在多年以後我們才知道,政府軍不需要仰賴任何間接的偵測就能搜尋到我們,單靠我方帶路的嚮導背叛,就能將政府軍引來。在戰役裡,我們不斷地重覆這項錯誤:一到達休憩地點,天黑之前總會讓嚮導們自由,尤其在這種處境底下,實在不該讓那個虛偽的嚮導離開;諸如此類的事情不斷發生,直到我們學會如何在危險的地區監視不清楚底細的那些平民百姓。
 十二月五日破曉時分,僅剩少數人可以繼續行軍,大家極度疲累、幾乎瀕臨崩潰邊緣,我們只能走上一小段距離,就得再休息好一陣子,全軍只能停在甘蔗田附近、森林邊緣的灌木叢裡小憩片刻。大部分的人整個早上幾乎都在渴睡中度過。
 中午,出現不尋常的跡象,派柏飛機(Biber)、數架小型軍機以及私人飛機開始在附近盤旋,部隊裡一些人繼續平靜地砍採甘蔗,完全沒意識自己正被緩慢並低空盤旋的敵機完美地監視著。身為隊上軍醫的我,負責照料每個人腳上的水泡,回想起那天治療的最後一名病人──拉蒙堤同志(Humberto Lamotte);這天也是他的忌日。我記得他提著無法穿上的鞋子離開我的臨時急救站,緩慢地回到崗位,他的身影透出極度的疲累與痛苦。
 蒙塔內同志(Montané)和我倚靠在樹旁談論著自己的孩子,邊吃著貧乏的配給食品:半條臘腸和兩片餅乾,突然一記槍響劃過,頃刻間落下槍林彈雨,災難驟臨我們這支八十二人的部隊──這場洗禮對我們的心理造成極大的損害。我的步槍術並不是最好的。經過深思熟慮後我提出了要求,在整個海上的航程裡,我一直忍受長期以來不斷困擾我的氣喘舊疾,身體處在極度糟糕的狀況,不能因此浪費了可堪使用的武器而擔負責任。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記憶變得模糊不清,只記得在連續射擊之間,當時的小隊長阿爾梅達(Juan Almeida)來到我的身邊詢問到底發布了什麼命令,但當時沒有人下達任何指令。後來我才得知原來菲德爾曾試圖召集全體隊員越過小路躲進甘蔗田,但卻徒勞無功。炮火滿天價響,烽煙四起。阿爾梅達跑開轉回帶領他的部隊,另一名戰友在我腳邊扔下了一盒彈藥。我指指那盒彈藥,清楚地記得他似乎想以痛苦的表情告訴我:「現在不是使用彈藥的時候了。」接著,便沿著甘蔗田那條路跑了(後來他被巴帝斯達的屬下殺了)。
 這或許是我第一次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究竟該選擇獻身行醫,還是盡一名身為革命軍人的使命。眼前是一袋藥品以及一盒彈藥,同時攜帶兩樣東西太過沉重;於是我拾起彈藥、抛下藥品,拔腿穿越林中空隙,朝向甘蔗田前進。我記得很清楚,法烏斯帝諾(Faustino Pérez)當時跪臥在灌木叢裡,扣發他的自動手槍,在我身旁的伙伴阿本多沙(Albentosa)則走向甘蔗田,一時間分不清楚,朝我倆一陣掃射,兩枚子彈射傷了我們。我的胸口感到疼痛,脖子遭子彈劃傷,心想「死定了」,阿本多沙則被一枚四五手槍子彈射穿,身負重傷,大量鮮血從他的鼻子、嘴巴噴出。他慌亂地大叫:「他們要殺了我。」便以步槍瘋狂掃射,雖然當時並沒有任何人在附近。我倒臥地上,對著法烏斯帝諾駡道:「這些該死的!」法烏斯帝諾則在持續射擊的空檔裡看了我一眼,眼神似乎想表達「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好安慰我,但我卻從他的眼裡看見「這傢伙跟死人沒什麼兩樣」的那種神情。
 我持續倒臥在地,就像其他受傷的同伴,一時衝動也朝森林開了一槍,從當時的情況看來應該無望了,腦子立即湧現死亡的最佳方式。我想起傑克.倫敦的老故事,故事主角得知自己即將凍死於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便依偎著一棵樹,以求光榮死去,這是我腦海唯一閃過的清晰畫面。不知是誰跪在地上大吼我們應該投降,後面則傳來一個聲音,我後來才知道是卡密羅(Camilo Cienfuegos)大吼大叫著:「這裡沒有人要投降,他媽的!」邦西(Ponce)的呼吸急促且激動地向我湊近,示意有枚子彈射穿他的肺臟。我只能冷淡地回應說「我也受傷了」;邦西隨後則跟著沒有受傷的同志一起朝甘蔗田爬去。有那麼一刻,只有我一個人躺在那裡等死。阿爾梅達靠了過來,鼓勵我撐下去。無視身體的痛楚,我們終於躲進了甘蔗田;在那裡,我看到英勇的蘇阿瑞茲同志(Raúl Suárez),他的拇指被子彈打掉,法烏斯帝諾正以繃帶替他包紮,一群小型飛機再度低空飛過引發一陣驚慌,機上的機關槍猛烈射擊,使得現場變成一種時而但丁 時而怪誕的混亂場景,就像是高大魁梧的戰士試圖隱藏在一株甘蔗後頭,另一個人卻不知道為了什麼在槍林彈雨中大聲叫喊著安靜。
 我們以阿爾梅達為首,組成一支部隊,除了小拉米羅中尉(Ramiro Valdés)外,還有喬(Rafael Chao)和貝寧德茲(Reynaldo Benítez)。在阿爾梅達的帶領下,一行人穿過甘蔗田最後一段小路,抵達森林的安全地帶,同時聽見許多人大喊:「開槍!」甘蔗田那頭便竄出火焰煙硝。但我不是十分確定,我正在思考這場戰事將有更多失敗的痛苦,和即將面臨的死亡。我們一直走到天色昏暗無法繼續,眾人縮成一團齊躺下休息睡覺,忍受著蚊子不斷叮咬以及飢渴的折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在尼格洛郊區,我們初次經歷戰火的洗禮,開始了反抗軍必須面臨的種種考驗與淬煉。
拉布拉達河戰役
 我們第一次勝利的行動是攻擊位在馬艾斯特拉山的拉布拉達河口(La Plata)的小型軍營,結果造成很大的迴響,消息傳遍至偏遠山區,引起世人的注意,證明「反抗軍」確實存在,而且蓄勢待發。對我們而言,也代表重新肯定我們最後將有勝戰的機會。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亞雷格利亞德畢歐遭到偷襲的一個多月之後,我們駐紮在馬格達雷納河(río Magdalena),馬格達雷納河將拉布拉達河與馬艾斯特拉山分隔開來,一路流向大海。在那裡,我們聽從菲德爾的命令做了些射擊練習,訓練隊上從未使用過武器的人員。經歷了忽視基本衞生條件的這麼些日子,大伙在河邊洗澡,也順便將衣服清洗乾淨。當時,我們有二十三組堪用的軍備:九把附有狙擊鏡的步槍、五把半自動機關槍、四把手動栓式步槍、兩把湯普生機關槍、兩把自動手槍,以及一支口徑十六毫米的霰彈槍。
 當天下午,在抵達拉布拉達河一帶之前,我們向上攀爬到最近的小山丘,沿著森林中一條鮮有足跡的羊腸小徑前進。我們的嚮導戈拉(Eutimio Guerra)推薦一名當地農民艾里亞斯(Melquiades Elías),他以大砍刀的刀尖沿路為隊伍做記號。戈拉對我們而言十分重要,他是農民投身抗暴的代表,但不久之後即被卡西亞斯(Casillas)逮捕。卡西亞斯並沒有殺了戈拉,反以一萬元和授以軍職來收買,利誘他暗殺菲德爾。戈拉差點就達成任務,但因缺乏勇氣而作罷;同樣地,此人對政府軍來說相當重要,他曾數度洩露我軍的數個基地所在。
 那時候的戈拉對我們仍十分忠心。他是為了爭取土地而與大地主對抗的諸多在地農民之一,不僅和所有的大地主對抗,更和那些聽命於主子的守衞為敵。
 當天途中我們俘擄了兩名與嚮導有親屬關係的農民,釋放了其中一人,但仍小心警覺地扣留另一個。翌日,一月十五日,我們望見拉布拉達河邊有處以薄鋅片搭建至一半的軍營,以及一隊半赤裸的士兵,隱約可看見他們穿著政府軍的軍服。大約在六點日落之前,又看到一艘救生艇上載滿守衞,有人下船也有人登船。考量我們尚未完全熟悉敵方的隊伍變化,因此決定延後原本在十六日的攻擊行動。
 一月十六日黎明時分,開始觀察軍營的動向;巡邏艇在晚間撤離,旋即開始偵察工作,四周未見士兵蹤影。下午三點,決定接近位在河邊的軍營,以便徹底監視探察。黃昏時候,隊伍越過一點也不深的拉布拉達河,並在路上展開伏擊;五分鐘後,旋即逮捕兩名農民,其中一人有告密的前科。他們終究弄清楚我們是誰,於是反過來要求兩人要是不清楚交代敵方的行蹤,絕不會善罷干休。於是乎從他們身上獲取了些有用的情報:軍營裡約有十五名士兵,不多久本區三名最惡名昭彰的工頭之一的歐索立歐(Chicho Osorio)會打此經過;這些工頭在拉維提(Laviti)家族的大莊園工作,拉維提家族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領土封地,藉由像歐索立歐這類工頭的恐怖統治來維持權力。不多久,歐索立歐醉醺醺地騎在騾上現身,身後坐著一名皮膚黝黑的男孩。烏尼貝索(Universo Sánchez)假扮農村守衞叫他停下。「蚊子!」歐索立歐迅速地回答,我們於是知道了對方的暗號。
 也許是因為這個傢伙醉得不醒人事,無從顧及我們兇惡的外表,我們因此有辦法欺瞞他。卡斯楚非常氣憤地對他表明自己是名上校,專程來調查為何尚未弭平叛軍,還騙他因在林中追蹤叛軍好幾個星期,於是留起了鬍子,緊接著痛批軍隊的無能。歐索立歐以最謙卑的態度接話,表示營區裡的守衞只會吃東西,正經事沒做半樣,僅虛應著巡視附近一帶;他還強調,消滅所有的叛軍是對的。我們質問著歐索立歐,十分注意他的回答,他更加地謹慎講述這個地區的朋友和敵人;指出某人是壞蛋時,我們自然便明白這個人是個朋友的道理,如此就將二十多個名字拼湊在一起;他還表示就在今早,才賞了兩個所謂「稍微沒教養」的農民耳光,那些守衞只能任憑農民們說三道四而無法懲治他們,他氣不過便下手殺了那兩個農民;這兩人死前對他說:「巴帝斯達將軍早已經放了我們。」菲德爾質問歐索立歐假如捉到菲德爾.卡斯楚會如何處置,他則擺出「如果抓到菲德爾一定會把他閹了」的狠勁,抓到克雷森西歐也會這麼做。他指著腳上穿著與我們部隊相同的墨西哥製軍靴說:「看!這雙鞋子就是從被我們殺掉的其中一個狗娘養的……拿來的。」當下,歐索立歐完全不知道已被我們默默地宣判死刑。最後在菲德爾的暗示下,為了讓全體士兵大吃一驚,他同意帶我們去營區,並且證明他們的確疏於防守、怠忽職守。
 在歐索立歐的帶領之下,我們一行人朝營區接近。我個人並不確定他有沒有察覺這場詭計,然而,他仍繼續天真地往前走,因為他早已醉得一塌糊塗,無法有條理的思考。當我們再度過河接近營區時,菲德爾要他假扮成被擄獲的叛匪,雙手必須被綑綁起來;歐索立歐沒有反抗,並配合我們的要求。他向我們解釋唯一的崗哨就設在正在搭建的營區入口,就在另一名工頭歐諾立歐(Honorio)家中。他還帶我們去另外一處更接近營區的地方,從那兒可通往艾爾馬西歐(El Macío)。現在已是指揮官的克雷斯伯同志(Luis Crespo)被派去偵查敵情,回來後證明了歐索立歐所言屬實,的確偵測到兩個軍營,也看到軍營守衞抽雪茄的紅色星火。
 當我們準備潛近軍營時,正好遇到三名騎馬經過的士兵,只好暫時躲起來。他們像趕騾般使喚一名囚犯,這個可憐的農民正好從我旁邊走過,我聽見他說:「我和您們是一樣的啊!」其中一人則回答:「閉嘴!在賞你鞭子之前,快給我走。」稍後我們才知道這個人是巴索下士(Basol)。我們心中還想著以子彈攻擊軍營時,農民將會因沒有待在軍營裡而倖免於難,然而隔天當三名士兵得知營區遭受攻擊,便在艾爾馬西歐殘忍地殺害了這位可憐的農民。
 我們有二十二件派得上用場的武器。這是個關鍵時刻,由於我們的彈藥非常少,必須不計任何代價攻占軍營,假若失敗,即意味著浪費了全數的彈藥,徒留手無寸鐵毫無防禦能力的我們。當下決定由小胡立歐(Julio Díaz)──後於艾爾烏貝羅(El Uvero)戰役中陣亡──夥同卡密羅、貝寧德茲和莫拉雷斯(Calixto Morales)等同志攜帶半自動步槍包圍右翼的棕櫚樹軍營;菲德爾、烏尼貝索、克雷斯伯、賈西亞(Calixto García)、馬努埃.法哈爾多(Manuel Fajardo)和我自中路展開攻擊;法哈爾多現在已經是指揮官,他和我們的醫官畢帝.法哈爾多(Piti Fajardo)有著同樣姓氏,畢帝後來死在埃斯坎布雷(Escambray);勞爾.卡斯楚(Raúl Castro)和阿爾梅達分別率領他們的小隊從左翼進攻。
 依此作戰方式,我們接近營區四十公尺的範圍。藉著滿月月光,菲德爾率先開了兩槍宣戰,緊接著所有步槍相繼發射,我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要求政府軍投降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宣戰一開始,劊子手和告密者歐索立歐旋即被我們就地槍決。
 攻擊始於凌晨兩點四十分,守衛的頑強抵抗遠超乎我們的預期。要求對方投降時,一名手持M-1步槍的陸軍中士也跟著放槍回應。我們接獲指令,朝對方扔擲老舊的巴西製手榴彈;克雷斯伯和我相繼丟出手榴彈卻沒炸開,勞爾丟了一枚炸藥,同樣地也沒任何反應。即使危及自身性命,我們仍須更加接近軍營,目的是燒燬房子。烏尼貝索首先發難仍然徒勞無功,接著卡密羅也失敗了;最後,克雷斯伯和我接近敵方陣營的一間陋室,由克雷斯伯先放了把火,藉著這股熊熊火光,我們清楚地看出這間陋室只是個堆滿椰子的儲藏室,同時間威嚇士兵們棄械投降。其中一人試圖逃跑,正好進入克雷斯伯的步槍射程,擊中他的胸膛,搶走他的武器;我們繼續對著屋內掃射。卡密羅隱身樹後,朝著逃跑的陸軍中士開槍,耗盡了他僅有的幾發子彈。
 這些士兵幾乎毫無防禦能力,成為無情子彈下的犠牲品。卡密羅第一個跑進那間屋子,我軍陣營此起彼落的投降喊叫聲也傳到那裡。我方迅速盤點剩下的武器:八把春田步槍、一把湯普生機關槍與近千發子彈;這表示我們擊發的子彈約為五百發。除此之外,另外得到子彈匣、燃料、刀具、衣物和一些食物。重新計算雙方傷亡人數為:對方兩人死亡,五人受傷,三人被俘,一些人和告密者歐諾立歐一起逃跑了;我方則無任何傷亡。
 放火燒了軍營後我們隨即撤離,同時盡全力照料傷者,其中三人傷得很重,只好將他們留在犯人群中繼續照料。據了解,我方獲得最後勝利後,這三人均傷重不治死亡。另外有名士兵加入勞爾指揮官的部隊,後來被擢升為陸軍中尉,戰後死於飛行意外。
 兩相比較之下,我軍和政府軍對待傷者的態度實有天壤之別,他們不僅殺了我們的傷兵,而且將之丟棄;長久下來,這種差異性給政府軍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也是促成我們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菲德爾下令將所有的醫療用品都交給囚犯,以便照顧受傷的同伴。這個決定卻令我憤怒,因為身為一名軍醫必須節省所有可用的醫療資源,保留給自己的軍隊。我們解放了該區的老百姓,一月十七日上午四時三十分,動身前往帕爾瑪莫恰(Palma Mocha),黎明時分即到達目的地,便開始尋找馬艾斯特拉山區中最陡峭的地區作為藏身之處。
 途中,可悲的情景映入眼簾。前晚,一對下士和工頭已預先警告該區所有農民,空軍將轟炸整個地區,希望他們趕快往沿岸方向撤離,但沒有人知道我們會出現在那裡;顯而易見,這是工頭和守衞聯手製造的陰謀,目的是搶奪「瓜希羅」(guajiros)農民的土地和財產。他們的謊言正好與我們攻擊拉布拉達的行動不謀而合;事實擺在眼前,恐懼氣氛因此蔓延,但我們也無力阻止這波出走潮。
 這是反抗軍第一場勝仗。這場戰役和接下來的戰事,我們持有的武器數量竟超過全軍兵員人數,實在是軍旅生涯中最值得紀念的事……農民將不再介入雙方的交戰,我們也將與國內反抗勢力的基地徹底失去聯絡。
 
附錄 軍事報告
寫給卡斯楚(進攻記)
卡斯楚:
 我從這開濶的平原寫信給你,附近沒有飛機,只有蚊子,我們之所以能倖免於被蚊子叮咬,純粹是行軍的步伐十分快速;以下,我將簡短地向你報告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在八月三十日的晚上帶著四匹馬離開,因為馬葛達(Magata)把所有的汽油都拿走了,我們又怕在希巴掛(Jibacoa)可能會有埋伏,這麼一來要搭卡車離開更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政府軍已經棄守這個地區,所以我們才一路平安無事的通過,但卻也走不了幾公里,只好在公路另一端的樹下小憩。此地區至今為止都被嚴密地監控著,我建議在希巴掛設立一小隊永久駐軍,如此一來便可從這個地方運輸補給品。
 九月一日,我們經過公路時取得三部經常抛錨的爛車,然後抵達雷東多小島(Cayo Redondo),因為颶風即將到來,我們便在那裡待了一天;大約四十名政府軍向我們靠近,但他們沒有與我們起衝突便撤離了。我們搭著卡車,加上四台拖曳車繼續前進,但是這些車輛全都抛錨了,在九月二日這天我們只能放棄它們,帶著幾匹馬,徒步前進。後來,我們抵達考托河河岸,因為河水上漲,我們沒有辦法摸黑過河;翌日,我們照原先預定的路線,花了八個小時渡河,在那天晚上抵達了隊長阿爾卡迪歐(Arcadio Pelaez)的家。雖然沒有馬匹代步,但是我們前進的速度更加順暢,我打算在抵達預定作戰地區時,讓人人都有馬可騎,但是因為路途崎嶇難行,麻煩不斷,因此很難精確地估算出我們到底會延誤多久時間。
 我會想出一個有效率的信件傳送系統,向你報告我們沿路遇見的人,也讓你知道一路上發生的事情。我在這地區只碰到兩個值得推薦的人:一個是麻葛當(Pepin Magadan),儘管他有些缺點,卻擁有驚人的戰鬥力,可以將取得補給品和金援的重任委託給他;還有康賽普遜(Concepción Rivero),他是個非常認真的人,這從我一直以來的觀察可以得知。
 目前就只有這些了。千山萬水,紙筆所能傳達的情意不及我心中萬一。
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下午一點五十分
 
卡斯楚:
 經過累人的夜間行軍後,在抵達加瑪古艾伊時我終於能寫信給你。目前行軍的速度平均一天約十幾公里,短時間內要加快速度我想是不可能的,因為部隊裡有一半的人員座騎沒有配上馬鞍,卡密羅就在這個地區,我們正在巴特雷斯(Bartles)農場等他,而他人還沒到,這一區真是太棒了,沒什麼蚊子,也沒遇到半個政府軍,甚至連敵機都像無害的鴿子般;稍費點力,我們還能聽到從委瑞內拉傳來的反抗軍電台廣播。所有的跡象都顯示敵我雙方都沒有開戰的意思,儘管只需一小隊三十名武裝游擊隊員就能創造奇蹟,徹底改造這個地區,但是我承認,一想到要帶著一百五十名募集來的新兵從這陌生地區撤離就感到害怕。經過這一區時,我原本想在雷歐耐羅(Leonero)這個村莊好好宣揚有關稅制的事情,奠定農民工會的基礎,奈何成效不彰,倒不是因為我屈服於地主們,而是我要宣達的人數似乎是太多了;我告訴他們可以先討論,結論則留待之後再決定。這地區有極大的潛力,一個有社會良知的人在此地應該可以大有作為。至於我們的前進路線,我暫時還沒辦法跟你說,實在是因為計畫趕不上變化,我自己也不曉得下一步會何去何從,所以需視實際狀況和老天安排而定。目前我們正在等待能否取得卡車以擺脫這些馬匹,雖然騎馬對安東尼歐.馬賽歐第二攻擊縱隊來說是再好不過,但是騎馬行軍從空中俯瞰十分容易被發現,要不是因為這些馬,我們就可以在白天平安無事地趕路。這裡到處都是泥漿和水,我們要游泳渡過各種不同的溪流,這真是件惱人的事,逼得我必須制訂出菲德爾紀律來約束大家,以便能安然無恙地抵達。雖然受罰的人數逐漸增加,而且可能會變成行軍隊伍中最長的一列,但整體而言,部隊紀律甚佳;如果可能的話,下次我將在加瑪古艾伊市透過無線電將報告傳給你。行筆至此,請向在馬艾斯特拉山區的弟兄們致上我真摯的問候,我有可能再也看不到他們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晚上九時五十分

切‧格瓦拉::游擊戰法 游擊戰線的組織☆10.革命行動的組織化軍隊結構


☆10.革命行動的組織化軍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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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10.革命行動的組織化軍隊結構


如我們所見,不論作戰區域為何,游擊隊類型的革命軍隊應該也有一個非攻擊人員的組織,來執行一連串極度重要的預備任務。我們稍後會看到這整個組織整合起來,給與軍隊最大的幫助,因為顯然武裝鬥爭是勝利的關鍵因素。

軍事組織有大元帥領導,在古巴經驗的例子是由指揮官,他可以任命不同地區或區域的司令官;這些後者的司令官有權力可以統領他們個別的行動領域,可以任命軍團的司令,也就是指每個軍團的首領,以及其他低階的軍官。

在大元帥之下,有幾個區域的司令官;再在他們之下,又有數個大小不同的軍團,每個軍團各配有一位縱隊司令;軍團司令之下會有隊長和副官,在游擊隊組織中,他們是最低等級的。換句話說,士兵之上的第一個軍階便是副官。
這並不是個模型,而只是對於真實情況的描寫,描寫國家組織如何證明它可以相當有條不紊地和武裝地達到勝利。甚至於這只是我們的經驗,我們所體認到的一個模式。它只表現了當事件發展之際如何組織一個武裝的力量。軍階實際上是不具任何重要性的,但不把軍階授與不和真正有效的戰爭軍隊名符其實的人是重要的。軍階不應該給那些並未通過犧牲和戰鬥篩選的人,這是同道德和正義衝突的。


以上形容所指的是一支訓練精良的軍隊,已經能夠從事嚴酷的攻擊工作。在游擊隊軍團的第一個階段中,司令官可以任意挑選他所喜歡的軍階,但他仍然只能夠指揮一小團的人。


軍事組織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紀律的處罰。紀律必須是游擊隊力量的行動基礎之一(這必須再三地重覆再重覆)。如我們已經提起的,它應該發自內部完全理性的信服;這製造了一個有內部自律的個人。當這戒律被違反的時候,一定得處罰這觸犯者,不論他的軍階高低,而且要徹底地處罰他。


這很重要,因為同樣的痛苦在游擊隊軍人和正規軍軍人身上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將士兵關進牢裏十天對於游擊隊隊員而言,真是休息的美妙時刻;十天只要吃,甚麼事都不用做,不用行軍,不用工作,不用站衛兵,想到就睡,休息,閱讀等等。由此可以推論,自由的剝奪應該不是游擊隊唯一可行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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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當個人的戰鬥士氣非常高昂,而且他的自尊心很強的時候,剝奪他持有武器的權力可以對他造成真正的處罰,並引起積極反應。在如此的情況下,這是個權宜的處罰之計。


以下的痛苦事件就是個例子。戰爭快結束時在拉斯維拉斯省的一個城市的戰役中,當其他人於城鎮中站好攻擊位置時,我們發現到有一個人正睡在一張椅子上。當被問到的時候,那人回答他在睡覺是因為意外地被剝奪了開火的武器。他被告知這並不是對待處罰的應有反應,他應該重新獲得他的武器,不是以這種方法,而是在攻擊的第一線上。


幾天之後,當聖塔克雷拉的最後攻擊開始時,我們造訪了一家急救醫院。那兒有個垂死的人伸出他的手,回想起我所敘述的插曲,證實他已經復得他的武器,並保有帶著它的權利。傾刻不過,他死了。


夜晚站崗和強行軍也可以作為處罰之用;但是行軍事實上不太實際,它們就只是純粹的處罰以浪費個人的生命,而還需要浪費守衛來看護他們。守衛遭受到更大的不便以監視這些被處罰的人,這些缺乏革命心智的士兵。


在直接受我命令所轄的軍隊中,對於輕微的觸犯行為,我使用逮捕的處罰配合上甜食和香煙的剝奪,稍重者就是連食物也不供應。結果非常有效,雖然處罰是很可怕的;這只有在非常特殊的環境下才值得使用。


☆游擊戰線的組織 (完)

2013年8月1日 星期四

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义——欧内斯特·切·格瓦拉的理想


米歇尔·洛维 Michael Löwy
日蚀 译
(1997年10月)

  国际新自由主义我们的时代胜利地游行走过,他们的论述与意识形态垄断了这个时代的思想,为了对抗这种宣传资本主义普遍统治的必然性的荒谬言论,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一种全球通用的思想与工作的创新型模式。一种更加激进的理论与方法,来对抗现今所流行的那种对市场与金钱的崇拜心理。作为二十世纪左派领袖之一,欧内斯特·切·格瓦拉的精神遗产——博爱,国际主义,始终如一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将继续帮助我们迎接这样的挑战。
  格瓦拉所引起的广泛兴趣并不出人意料,关于他的书,会议,论文,电影与讨论的数目之多不能被简单的解释为是对他三十周年忌辰的纪念,谁会在斯大林死去30年后的1983年再怀念他呢?
  时光流逝,世事也在变化,现代主义发展为后现代主义,个人独裁被“严厉的民主”替代,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柏林墙则变成了金钱墙。但是格瓦拉的思想却仍像明亮的烽火,在漆黑而寒冷的世纪末闪耀着。
  沃尔特·本雅明是一个犹太-日尔曼混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1940年,他为了不落到盖世太保的手中而自杀,在他所著的《关于历史的定义》一书中,他对受压迫者说:对于被虐杀的先辈的怀念是激励大家进行革命的源泉。像何赛·马蒂,埃米利阿诺·赞帕塔,奥古斯杜·圣蒂诺,费拉班多·马蒂和卡米洛·特雷斯一样,欧内斯特·切·格瓦拉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殉道者,虽然倒下却犹似手中持枪而挺立,在拉美土地中植下另一种未来的种子,他是人民希望的天穹中的一颗明星,是在绝望的灰烬下孕育的煤炭。
  在所有最近几年在拉美发生的革命进程中——从尼加拉瓜到萨瓦尔多,从危地马拉到墨西哥——人们可以看到那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格瓦拉主义”的影响。格瓦拉的精神仍留存在于这些战士们的心中,也留存在于他们关于斗争方法,斗争策略与斗争性质的讨论之中。他的信念就像种子一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植根于拉美左翼的政治文化之中,长出枝叶,结出果实。或者说像是被染红的细线一般,从巴塔哥尼亚到里奥格兰德,被编入梦,乌托邦主义与革命的纤维之中。
  格瓦拉的思想的过时了吗?现在是否可以不用革命就改变拉美社会的现状呢?在拉美这块土地上,独裁政权已经统治了数世纪之久,霸占了国家资源,财富和武器,其目的只是压迫和剥削。从墨西哥记者与作家约格·卡斯塔尼达发表他的新作《无武装的乌托邦》(1993)开始,这样的疑问在最近几年被拉美几个“真正的”左翼理论家提出。但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一场由EZLN的武装乌托邦主义者所领导的人民起义就在墨西哥得知阿佩斯爆发了,而EZLN的领导人都承认自己是格瓦拉主义者。不过事实上,EZLN并不像其他传统游击队那样想夺取国家政权,而仅仅希望能通过促使国家内政的改革来变革墨西哥的社会与政治局面。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在1994年1月1日的武装起义,EZLN可能就不像他现在这样成为新自由主义在全拉美,甚至全世界显著受害人了。
  说也奇怪,在最近一期的新闻周刊中,约格·卡斯塔尼达自己也开始怀疑在拉美,人们是否可以仅通过民主方法就可以重新分配财富与力量,并且将以往的社会结构彻底改变。如果在本世纪末,约格·卡斯塔尼达说,这项任务始终像以往一样望而生畏,我们就可以说:“格瓦拉最终得了一分。”[1]
  格瓦拉不仅是一个战斗英雄,他同时也是一位革命思想家,是一个他为之战斗以致献身的政治与民族运动的奠基者,赋予他思想与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理论及时彻底而出翠的革命人道主义, [2] 对于格瓦拉来说,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是将人类的巨大问题当作他自己问题的人,是“不论何时何地,当一个人被杀死时都会感到难过而当自由之旗被擎起时都会感到欢乐”的人。它的国际主义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信念,同时也是革命人道主义最纯粹的表现。 [3]
  格瓦拉经常引用马蒂总结人的尊严的是知识所说的那句话,“所有正直的人”他说“当另一个人被扇耳光时都会感到疼痛。”且为了捍卫这种尊严所作的斗争使其行为超出了他所掌控的力量。从圣克拉拉战役到玻利维亚群山上最后的孤注一掷,无时无地不体现了这一点。也许他的精神来自唐吉坷德,他曾在西拉米斯塔拉山顶上将这本小说读了又读,又曾在开文学课堂为农民新兵讲授过这本名著,而在给他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他也斩钉截铁的承认唐吉坷德就是他的榜样,这并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自己也说:“无产阶级除需要面包外更需要尊严。”
  格瓦拉的人道主义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但是是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苏联政治小册子上的信条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欧洲和拉美出现的“形式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学说根本不同。格瓦拉始终钟爱马克思在年轻时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因为这本书坚定地说:“人是独立的,但它的解放却是社会的问题。”并且强调了人类意思与异化斗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种包含了人类社会行为的意识,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凭借着惊人的敏感,且在资本论中也发现了人道主义的观点:“人类智慧的不朽成就就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忽视有人类共同利益所引起的人道主义人性,在一定程度来说,生产关系的结构及其必然结果——即阶级斗争——隐藏了是人造就了人类历史这一事实。” [4]
  作为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的敌人,切·格瓦拉梦想一个正义与自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彼此相爱,切将在这个新世界生活的人们称为“新人”或“二十一世纪的人”,他相信这些人在挣脱了异化的锁链后,会真正的团结起来并分享共同的坚定的博爱精神。 [5] 而这个世界必定是社会主义世界。格瓦拉在《致三大陆人民的信》中的话就是明证,他说:“没有其他选择了,要么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变种。”
  尽管格瓦拉从来没有阐述过关于民主在社会主义政体中的位置的完整理论(这也许是他的工作的最大不足),他在集权主义与独裁理论还没于对本世纪的社会主义信念造成破坏之前就斩钉截铁地抨击了其理论。 [6] 而对于那些认为人民需要受“教育”的上层阶级的观点(这些观点已被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中严厉的批判过了,马克思说:“那么谁来教育人民的老师呢?”),格瓦拉在1960年演说中说道“使人民得到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将革命介绍给他们,当他们还在受到专制政府的压迫的时候,就不要认为凭借教育就可以替他们正的所有人民应得的权利;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当人民在政府中有了自己的代表的时候,人民就会彻底掌握党所教的,甚至更多,而过不了多久,他们也将变成老师,教导其他的人民。”用另一种方式说,就是解放人民的唯一一种教育方法即教他们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来教育他们自己。或者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在革命中,个人同环境一起变化。” [7]
  尽管格瓦拉对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思想甚至到他死去之日都仍在变化,在他的演说与文章中已经逐渐出现了对斯大林的继任者们与“实存社会主义”愈来愈明显的批判倾向。在1965年2月的“阿尔及利亚讲话”中,他将那些保留了对已掀起反帝斗争的国家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却称自己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称作“在摧毁与西方剥削国家心照不宣的协定”的国家。对于格瓦拉来说,“如果不将人类意识改变以带来更接近人道的博爱的人性,社会主义就不能存在,在社会主义正在建立或已被建立的国家是这样,在世界上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也是这样。” [8]
  在他写于1965年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中,格瓦拉从人道与革命的立场出发评述了流行于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批判了其认为可以仅靠经济力量就可以击败资本主义的观点。“如果在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时,仍仅靠从资本主义继承来的那些用久了的东西——作为经济的细胞的商品;利润;作为动力的个人物质利益等等——我们将走进死胡同。在增强社会物质力量的同时还要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应创造一种新人。” [9]
  苏维埃体制更大的危险在于它容忍社会分化的发展并允许技术人员于官僚享有特权。这种行为的结果是:“管理者的报酬越来越多,不过通过民主德国最近的工作,以使这种现象得到了控制,管理者的作用取决于他的职位,而他的报酬则应取决于他的表现。” [10]
  “美洲的社会主义”何塞·卡洛斯·马力亚特圭说,“既不是复制品也不是模仿,而是开创性的创造。”而这即是格瓦拉在拒绝采用从“实存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模式时所作的。他寻找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的路途,这条路更加彻底,更加公平,更加人道,也更加符合共产主义精神。
  1967年10月8日,这个日期将永远耸立在被压迫的人类寻求解放的千年路途上。子弹可以杀死一个自由斗士,但却杀不死他的理想,这理想将继续留存,留存在继续斗争的一代又一代的心间,而那些杀死卢莎·卢森堡,里昂·托洛斯基,埃米利阿诺·赞帕塔与切·格瓦拉的卑鄙刽子手们无疑也发现了这一点,并感到十分悲哀。
  在所谓“实存社会主义”失败之后,新自由主义对于金钱无以复加的崇拜流传到了顶峰,与切所梦想并为之战斗的新世界形成鲜明对比。而对于那些拒绝认同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永恒存在的伪黑格尔主义学说的人们,对于那些谴责资本主义的无耻罪行与将南方国家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的帝国主义新秩序的人,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义为另一种未来打开了窗户。


注释:

[1] 约格·卡斯塔尼达,《没有原因的起义》,1997年1月13日,《新闻周刊》

[2] 我在《切·格瓦拉的思想》(1971年,墨西哥)中曾分析过切得哲学思想。

[3] 切·格瓦拉,《1957-1967文集》,哈瓦那,《美洲之家》(1970),第二卷,173,307页。也见432页:“古巴革命……是人道的革命。它展现了全世界受压迫者的大团结。”或像罗伯图·费南德用诗般简练的语言说的:切“一点也不关心彻夜不眠的约会,他的事业是将他的全部知识献给正义的天空,而正义要求他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用他的全部力量帮助穷人。”“切,人民的像” Contracorriente(哈瓦那,1996年12月)

[4] 《关于财政预算系统》,1964,《全集》第二卷,252页。

[5] 尽管切按照传统语言习惯使用了“男人”一词指代全部人类,他不同意男权统治,在女权问题还没有成为热门话题的1963年3月,切就在演说中谴责了在古巴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现象。“这意味着什么?仅仅意味着过去的重负仍压在我们肩上,而这重负疚是妇女解放的未完成。”《全集》第一卷,108页。也见于路易·维塔勒对这些观点的解释文章,在其书《拉美的激情》P64-68

[6] 费南多·马提尼·赫尔迪亚写道:“切得思想的未完成部分…也具有积极的一面。那微微的地思考者仍在这,指出问题,并提出供议的方案,以使他的同志们去思考,研究,并是理论结合实践。当一个人真正相信他的观点时,并不是要使这些观点成为教条,或是投机者的素材,或是哲理短句的引用本。”《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7]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87页

[8]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574页

[9] 《切·格瓦拉全集》第二卷 371-372页,也见法国记者简·丹尼尔在1963年7月的采访报告。“我对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经济社会主义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的确也与贫困作斗争,但更重要的斗争对象是异化…如果共产主义忽视意识的作用,那么他将仅仅成为一个重行分配的系统,从而缺乏革命伦理。”

[10] 切·格瓦拉,《计划与人》,《全集》第六卷,法文版,第90页


西班牙文原文译自《每月评论》1997年10月号,由欧内斯特·莫拉译为英文。
米歇尔·洛维是位于巴黎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学主任研究员,主要作品为《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和《关于世界的变化》(人文出版社,1992)

游击战法


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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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击战法已经在不同环境的历史里,应用于无数的情况中以达成不同的目标。最近,它被应用在数个人民解放战争上,当人民的先锋选择了非正规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以期对抗拥有优越军事武力的敌人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对抗封建、新殖民,或者是殖民剥削的斗争以获得权力的尝试中,已经成了这些行动的舞台。至于在欧洲,游击队是用来作为本国或是同盟正规军的补充。
  在美洲,游击战法已经被使用在好几个场合。一个适切的例子,我们有了萨迪诺(CesarAugustoSandino)的经验,对抗着投入到尼加拉瓜的塞哥维亚的美国远征军。而最近,我们有古巴的革命战争。从那之后的美洲,游击战争的问题就被这块大陆上的激进党人,不断地在理论的研讨中提起,想要找出到底它的实用性是否可行、便利。这已经成为了一场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论战主题。
  这一篇文章会表达我们对游击战和其正确的实用性的看法。尤其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强调,这一斗争的形式,是达到终点的一个手段。那个终点,在任何革命之中都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便是政治力量的斩获。所以在美洲不同国家的特定情势分析,在受到限制的方法之中,为了获得那个终点,我们必须使用游击战法的概念。
  问题几乎是马上地就冒了出来: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地区中,游击战法是攫夺力量的唯一方程式吗?或者简单地说,它会成为许多已经使用在这场斗争的方法之一吗?最后我们会问:古巴的例子可以应用在现今的大陆情势上吗?于这场论战之中,那些想要实行游击战法的人们被批判是忘掉了群众的斗争,被告知游击战法和群众的斗争是相互矛盾的。我们拒绝这个暗示,因为游击战法本身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没有人们的支持却想要实现这类型的战争,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先兆。游击队是人民的攻击先锋,居处在某个区域的特定地点上,全付武装的,并且愿意为可能的战略性终点发起一连串英勇的行动--力量的攫取。游击队是由地区的以及整个领土上的农民和工人群众所支持的。一旦缺乏这种种的前提,游击战法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古巴革命在现今的美洲情势中,对革命运动的定律作出了三个基本的贡献。首先,人民的力量可以赢得对抗军队的战争。第二,不需要总是等待有利于革命的所有条件到来;叛乱本身就可以创造它。第三,在低度发展的美洲区域中,武装斗争的战场主要应该是在乡野之中。
  这些是有助于美洲革命斗争发展的贡献,而它们能够被应用到我们发展游击战法的大陆上的任何国家。
  哈瓦那第二宣言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之中,两种环境结合起来:低度开发的工业,以及封建特征的农业体系。那就是之所以不论都市工人的生活条件是多么地艰困,都市的人口还是会生活在更恐怖的压迫和剥削处境。但是,透过一些很少的例外,它也组成了绝对多数的人,有时候甚至超过拉丁美洲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不把那些通常住在城市里的大地主算在内,这广大的群众在农场上像奴役般地工作,赚取少得可怜的薪资以维持生计。或者他们在剥削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与中古时代的状况毫无二致。这样的环境在拉美,决定了穷苦的都市人口会是强大的蛰伏革命力量。
  军队以传统战役的习惯组织并且装备起来。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权力得以维持下去的一支武力。当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农民根据在家中地形所打的非正规战役时,他们变成绝对地缺乏威力;为了击倒一位革命战士,他们要有十人躺下。当他们被一支隐形的和无敌的军队所困堵时,士气的低落迅速地传染每一个人,让他们没有机会展示他们军事学院所教的战术,没有办法压迫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当然,以及他们如此吹捧的夸耀花招。
  小型战斗单位的初始斗争,是不断地受到新武力所滋养的;群众运动开始大胆了起来,老旧的命令一寸寸地被撕裂成千百块碎片,而这正是当劳动阶级与都市群众决定投入战事之际。从战斗的一开始,是甚么让那些单位变得如此无人能敌,丝毫不惧他们敌人的数目、力量,以及资源?答案是人民的支持,而他们可以倚赖这样一个持续扩张的群众的支持。
  但由于刻意的被孤立和隔离,农民是一个需要劳动阶级的革命和政治领导人的阶级,一个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缺少了这些,它没办法单独地发起斗争,没办法达到胜利。
  在现存的拉美历史条件下,国家的布尔乔亚无法再带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在我们的国家告诉我们,这个阶级--甚至是当它的利益和美国佬的帝国主义相冲突时--已经没有能力挑战帝国主义,被社会革命的恐惧瘫痪了,被受到剥削的群众的怒吼吓呆了。
  为了补全之前所叙述的拉美革命宣言的本质的真知灼见,以下段落的哈瓦那第二宣言又提到:每个国家的主观条件,革命意识的、组织的、领导人的因素,都可以加速或者迟缓革命,视它们发展的现状而定。总有一天,在每个历史性的纪元中,当客观的条件成熟,意识获得了,组织成立了,领导人才站起来了,革命也就制造出来了。
  不论这是和平地演化,亦或是在痛苦的努力之后来到世界,都不是倚赖革命份子;它倚赖的是旧社会的反动力量。革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一位协助新生命诞生的医生:除非必要,他不会使用钳子,但当需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这是一件苦差事,一件将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带给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群众的苦差事。
  在许多的拉丁美洲的国家中,革命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事实,不受到任何人的意志所决定。它是受到美洲人民所生存的骇人的剥削条件、群众的革命意?内,于某个他们判决是”合法”的架构中,继续地存活下去。我们正经历一个群众压力非常强大的时期,并且束缚了布尔乔亚的合法性,所以为了中止群众的冲力,它的发起者必须要违反它。
  厚颜无耻地违反所有的立法,或者特别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所制定的法律,只会增加人民军队的紧绷情绪。所以寡头的独裁政权为了改变宪政,为了更压迫无产阶级而不作正面冲突,它们企图使用老旧的合法命令。仅管如此,在这一点,矛盾产生了。人民不再支持独裁政权所建立的强制性法案,并且试着捣毁它。我们不应该忘掉阶级的本质,权威的和限制的,布尔乔亚国家的典型。列宁用以下的说法提到:”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和宣告。国家是阶级的对立于客观上没办法妥协时所兴起的。相反地国家的存在,证明了阶级的对立是无法妥协的。”(《国家与革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允许”民主”一词被辩称地使用,而只为了代表剥削阶级的独裁,却失去它更深层的意义,却加入了授予人民某些自由的意义,不论它是好或是坏。只为了恢复某些程度的布尔乔亚合法性而斗争,却忘了考虑革命力量的问题,就等于是为了回到优势的社会阶级所建立的独裁秩序所斗争。易言之,这就等于只为囚犯的锁链换上了一个比较轻的铁球。
  在这些冲突的条件中,寡头撕裂了它自己的契约,它自己的”民主”面具,并且攻击人民,虽然它总是试着使用它为压迫所成形的上层结构。所以,我们再次地面对一个两难:该作甚么?我们的回答是:暴力不是剥削者的特权,被剥削者也能够使用它,尤有甚者,应该就在时机来临之际使用它。马帝说,”一个可以避免战争,却从事战争的人,就如同一个没办法发动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的人,都是有罪的。”
  列宁说,”社会主义的民主从来没有就对战争采取过甚么感性的观点。它毫不保留地谴责战争是人类社会中制造冲突的野蛮行径。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知道,只要社会被切割为阶级之分,只要还有人加诸在人身上的剥削,战争就是无可避免的。为了结束这个剥削,我们不能对战争置之不理,只要还有剥削者,只要还有统治和压迫阶级的存在,它就是无处不在、无时能免的。”他在一九零五年说了这段话。后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计划>中,一篇对阶级斗争本质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断言:”任何一个承认阶级斗争的人,不会不承认人民战争,这在每个阶级社会中都是自然的,并且在某些条件下,是阶级斗争无法避免的延续、发展和强化。所有伟大的革命都证明了这点。驳斥人民战争,或者忘了它,就意味着陷入了极端的乐观主义,并弃绝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恐惧暴力,这新社会的接生妇;但暴力应该在精确的时机被释放,当领袖已找寻到最有利的环境之际。
  这一切会是甚么?主观地说,他们仰赖两个相互弥补,并在斗争中加深的因素:感到有其必要作改变的意识,以及对这革命的改变有信心。这两个因素,配合上客观的条件(在整个拉丁美洲中,情况是对斗争的发展有利的),配合上达成目标的强韧意志,以及世界上力量的新相互关系,就决定了行动的模式。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怎样地遥远,它们的有利影响,会被正处挣扎中的人民所感受到,就如同它们的例子会带给人民更壮大的力量。卡斯特罗在七月二十六日﹝一九六三年﹞说:”革命份子的责任,特别在这个时刻,就是去知晓如何承认,以及利用已经发生在这个世界……变化是有利于人民斗争的。革命份子的责任,拉丁美洲的革命份子,不是光坐等待力量相互关系的消长变化,以期于拉美制造出一个社会革命的奇迹,而是完全地利用有利于革命行动的所有种种--并去生产革命!”
  有些人会说,”我们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革命战争是达到政治力量的最佳途径;但是我们要打哪找伟大的领袖,像卡斯特罗这样的人,谁会带领我们迎向胜利?”卡斯特罗,就如同任一个人,是历史的产物。在美洲带领叛乱暴动的政治与军事指挥官,如果集于一人,必是在战争本身的过程之中学到战争的艺术。这不是单从书本便可学得的技巧或专业的。在这个例子中,斗争本身就是伟大的导师。
  当然,任务不可能是轻松的,它也不可能免除重大的危险。在武装斗争的发展当中,革命的未来有两个极度危险的时刻。第一个会发生在准备的时期,而处理它的方式会给予斗争决定性的步骤,并且澄清人民军队的意图。当布尔乔亚的国家迫近人民的位置时,明显地这儿要发起一个对抗占据这点、精良的、作出攻击的敌人的防卫过程。如果基本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防守的行动必须要武装起来,不让人民的军队纯粹地成为敌人炮火的接收者。也不应该让武装过后的防卫阵营,转形成为逃难者的庇护所。
  游击战法或许会在某个特定的点实行一个防卫的运动,它会在本身中扩大攻击的能力,而且必须不停地发展。这个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是决定人民军队的催化剂特征。也就是说,游击战不是被动?能够从他们身上要求甚么样的忠贞?正当压迫者的穷途末路之际,军队的建制图谋推翻一个实际上已经被打败的独裁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如此作为,是因为独裁者没有能力保全他们的阶级特权而不使用极度的暴力,一个一般说来并不符合当下寡头政治利益的方式。
  这段话并没有否认军人作为个别斗士的贡献的意思,虽然他们一度背离他们所应服务的社会,而事实上现在也是在反抗它。他们应该一致于他们所接受的革命阵线的斗士角色,而不是阶级地位的代表。
  很久以前,恩格斯在<法国的内战>第三版的前言中写道,每次革命之后,工人都武装起来;由于这一原因,工人的缴械对位居国家枢机的布尔乔亚而言,是最首要的诫律。所以,在每次由工人赢得的革命之后,一场新的斗争也随着工人的胜利结束。(列宁引述于《国家与革命》)这场不断斗争的戏剧,获得了一些改变却又策略性地抽回,已经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重复上演了好几十年。此外,沿着这条路线,无产阶级已经受到蒙骗超过了一个世纪。
  这里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进步党的领导人希望透过某些布尔乔亚的合法性的局势使用,以维持更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条件,丧失了他们终点的视野(而这在行动中是很常见的),于是忘记了原始的策略性目标。当马克思-列宁式的政党有能力清楚地意会到时刻之间的关连,以及完全地动员群众,带领他们步上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道路上的时候,这两个革命中的难熬时刻,在我们简短地分析之后,变得非常明显。
  于提纲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假设武装抗争的概念,以及作为抗争方法的游击战法方程式,最后都会被接受。为甚么我们认为在美洲的现势中,游击战法是最佳的方法呢?我们的意见是,这儿有几个基本的论点,决定了游击队行动作为拉美抗争主轴的必要性。
  第一,接受敌人会投入战斗以维持他们的权力的说法的人,便必须摧毁压迫者的军队。为了达成这件事,一支人民的军队是必要的。这支军队不是凭空生来的;它更可能是从敌人的军械库获得武装,而这需要一场长期的和艰难的斗争,让人民的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总是曝露在优势武力的攻击下,并且缺乏适当的防护条件和机动性。
  另一方面,建立在有利于斗争的地势的游击队核心,确保了革命命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市的军队,由人民军队的总部所统领的,可以出勤最重要的行动。然而,这些团体本身最后的毁灭,不能够伤害到革命的灵魂;它的领导权会继续从都市的堡垒点燃群众的革命精神,会继续地组织新的力量应付其它的战役。
  除此之外,在这个区域之中,为了能于转形期间有效地领导阶级的专政,开始了未来国家机构的建设。斗争拉得越长,管理的问题就会越大也越复杂;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则要训练一些中坚的干部以投入巩固权力的不同任务,在后面的时期,就是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当地的与外国的剥削者的同盟架构之中,还有拉美农民的整体情势,甚至以及更具爆炸性的对抗封建结构的斗争。
  回到哈瓦那第二宣言,上个世纪之初,美洲的人民,把自己从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手中给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却没有逃出剥削的魔掌。封建的地主篡僭了治理西班牙人的权威,印第安人继续过着他们痛苦的农奴生活,拉美的人民仍然是奴役,而在寡头的权力和外国资本的暴政下,人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捻灭了。这是美洲的事实,有着好几种的变形。今天的拉丁美洲,受制于一个更野蛮的帝国主义,更有威力的、更冷酷的,更甚于西班牙的殖民帝国。
  面对拉美革命的客观以及历史性不变的真理,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甚么?预备打一场对抗拉美人民的殖民战争;创造军队的机构以建立政治性的借口,和反动的寡头代表所签署的伪合法文件,用血和铁,压制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这一客观的现势,显露了我们农民蛰伏的力量,以及为拉美的解放所使用它的需求。第三,这是斗争的大陆本质。我们能够想象这时期拉丁美洲的解放,只是两股地方性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地上争夺权力吗?几乎不。人民力量和压迫力量之间的斗争是至死方休的。这也在先前的段落预测过。美国佬绝对会为利益的结合而干涉,只因为拉丁美洲的斗争是具有决定性的。
  事实上,当他们在准备压迫力量,以及斗争的全洲机构组织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干涉了。不过,从现在起,他会投注他们所有的精力作同样的一件事;他们会利用所有手边能得的毁灭性武器,严惩人民军队。他们不允许革命力量的结盟;并且,如果它发生了,他们会再次地攻击,不承认它,企图分化革命的力量。尤有甚者,他们会渗透破坏份子,创造出边界的问题,强迫其它的反动国家去反对它,并会企图执行经济制裁,简单地说,就是歼灭这新的国家。
  这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完全景貌,想要在被隔离的国家中获得和结合胜利,是很困难的。压迫力量的一统性必须受到人民力量一统性的正面挑战。在所有的压制行为已集汇到不可原谅的地步的国家中,反叛的旗帜必须打出来;并且,这面?Maestra);这块大陆所抱拥的广大土地,会成为对抗帝国主义、决定生或死的场景。我们无法预测这场斗争何时才会达到整个大陆性的维度,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到它的到来以及胜利,因为它是历史性、经济性、和政治性条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方向也是无法更改的。
  每个国家之中的革命军队的任务,就是当条件冒出来的时候要发动斗争,不管其它国家的条件为何。斗争的发展会带来整体的策略。斗争的大陆性特质的预测,是每个竞争者的力量分析的结果,但这并不排除独立的暴动在外。当国家的某个区域的初期斗争,已经要在整个地区造成发展的时候,革命战争的开启,会在邻近的国家中贡献出新的发展条件。
  正常说来,革命的发展会以反比的比例制造出高潮与低潮。相对于革命的高潮,呼应着反革命的低潮,反之亦然,就如同革命冷却的契机时,反革命占有优势。在那些时刻当中,人民军队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他们应该求助于最佳的防卫方法,以期将伤害降到最低。用整个大陆的角度来看,敌人是极度地有威力。因为这个理由,地区性的布尔乔亚的相对弱点,就不能够透过狭隘的决策观点以作分析。最终地,一个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这群寡头和握有武器的人民的结盟。
  古巴的革命敲响了警钟。力量的两极化会成形:一边是剥削者,另一边是被剥削者。而小布尔乔亚则根据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擅长的政治技巧,以决定倒向哪一方。所以,保持中立会是例外的。这就是革命战争的面貌。让我们想想游击队的中坚如何发起行动。核心人物加上一些相对比较少的成员,配合着反攻击或者只是度过难关的意图,选择了几个有利于游击战事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就可以开始行动。然而,接下来则必须是很清楚的:在一开始当他们和人民建立关系,以及构筑未来基地的堡垒的时候,游击队的相对弱点是他们于地形以及周遭环境的熟悉之中,所应该努力改善的。
  为了求生存,一支刚开始不久的游击军队必须依循三个条件:不断的机动性、不断的警戒、不断的猜疑。没有适当地使用这三个军事战术条件,游击队会发现到真是难于生存。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记住游击队队员的英雄主义,包括了预定目标的规模,以及他必须作出的无数的牺牲。这些牺牲不是浪费在每日的攻击,或是与敌人面对面的交战之中;更有可能的,他们会采纳一些更细微和更困难的形式,让游击队队员在心理上以及生理上作抵抗。
  或许游击队会受到敌人严厉的惩罚,有时候,被擒的俘掳还得接受残忍的酷刑伺候。他们会被像待捕的猎物在他们选择作战的区域里被追杀;敌人沿着足迹一路觅来的焦虑,如影随形地环绕在旁。他们必须猜疑每个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胁迫的农民会把他们交给压迫军队,以求个人的自保。他们唯一的选项,不是生就是死;有时候,死亡是个浮现千百次的概念,而胜利不过是个革命份子梦寐以求的神话罢了。
  这是一种游击队的英雄主义。这就是为甚么大家说步行是一种战斗的形式,而在特定时刻避免攻击也是另一种形式。在特定地点面对着敌人总体的优势,为了保全使得力量相互关系不平衡的好处,不论是有能力比敌人集结更多的军队,或是完全地善用地形,必须立刻在当下透过相对优势的获取,找到一种战术的形式。在这些条件下,战术性的胜利便可确定;如果相对的优势并不明显,最好不要行动。只要游击队还处在一个决定”如何打”以及”何时打”的位置,任何一场无法以胜利作收的攻击,应该不要行动。
  在大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的、他们参与其中的架构中,游击队会成长,会达成结盟。所以,会继续地形成基地,因为它们对游击军队的成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些基地,是敌人非得耗费大量的损失才能进入的地点;它们是革命的堡垒,为游击队更大胆的和更远方的突袭行动,提供了蔽护所和出发点。如果战术和政治的特质都已经被克服的话,就可以进入到这一点。游击队不可以忘掉他们作为人民先锋的功能--他们的托付--,而它们也必须为奠基在群众的支持的革命力量的政府,创造出必要的政治条件。某个程度上,农民的渴望或是命令都必须被满足,并且在环境的允许下,为整体人民带来具有决定性的拥护和团结。
  如果军事的情势在一开始就变得很艰辛,政治的情势就要非常谨慎应付;如果一个军事上的错误能够消灭游击队的话,政治上的错误就可以长期地抑制它的发展。斗争是既政治又军事的,而它必须被如此发展和理解。
  在游击队发展的过程中,战斗的行动能力会达到一个时机,也就是有太多的人员集中在太过密集的区域。于是就开始蜂巢的迁徙行动,其中之一的司令官,一位著名的游击队队员,跳到另一个区域,并且重复游击战战法的发展链。仅管如此,他还是听从中央的命令。
  有其非常必要得指出,一个人无法想望胜利而缺少人民军队的形构。游击军队可以被扩展到某个程度;人民的军队,在城市和其它的区域中,可以施予敌人的损伤;但是反动份子的军事潜能仍被整肃。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将会实现,人民也准备治疗他们的创伤,并发起社会主义的建设。
  有比较不流那么多血的可能性吗?不久之前,世界的前一次发生分裂,美国夺走了我们大陆上最好的一部份。而在今天,旧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又再次地发展--欧洲共同市场的力量惊吓到了美国本身。所有的这种种,可能带来一种信念即是,我们仍然存在有只要侧旁观察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的可能性,看它们试着迈向更进步,或许和更强的国家布尔乔亚结为同盟。但是被动的政策从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带来过好的结果,而布尔乔亚的结盟也只会是转瞬即逝的,虽然他们看起来或许像革命党人。时间的因素诱使我们选择另外的盟队。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矛盾的趋迎激烈,看起来是这么地急促,以致于它在它市场的斗争之中,捣乱了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的”正常”发展。
  大多数的国家布尔乔亚都已经和北美的帝国主义统一了;所以他们的命运将会和后者一样。甚至在这些国家布尔乔亚以及其它帝国主义者之间,所分享的协议或是共同的矛盾的例子底下,这个命运是发生在基本的斗争架构之中的,它终究会包含所有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直到现在,敌对阶级之间对立力量的两极化现身了,它比剥削者之间对洗劫得来的战利品的分赃的矛盾发展,还要来得快速。这儿有两个阵营:剩下的选择余地,对每个人和每个特定的人口阶层都很清楚了。
  进步的同盟,试图去减缓那无法被停止的速度。但如果欧洲共同市场,或是其它对美洲市场觊觎的帝国主义团体的脚步,走得比基本矛盾的发展还要快速的话,人民的力量就只有刺穿那裂缝的选择,发起斗争,借着它们真实意图的明白意识,开启一场新的夜袭战,别无它法。
  任何的位置、武器、或是秘密,都不应该泄露给阶级的敌人,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事实上,拉丁美洲斗争的爆发已经开始。它的风暴中心,到底是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还是厄瓜多呢?今天的冲突,只是一连串尚未结成果实的混战宣告吗?今天的斗争结果并不重要。在最后的倒数计时里,一两个运动暂时被击败并没有关系,因为真正明确的,是每日都更趋成熟的投入抗争的决定,是渴望有革命性的改变的需求意识,并且确定的,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我们根据有力的说明所作成的预测,而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对拉丁美洲,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主客观条件的分析,为我们指出了这些奠基在哈瓦那第二宣言的主张的确定性。

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_


    四行仓库建于1931 年,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楼高6 层,为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日军的小钢炮都打不 透。该仓库坐落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边,在公共租界的西北方, 与公共租界以铁丝网相隔。当年,英军在其东边设有碉堡,日 军在其西、北面设有暗堡。

                      
谢晋元
1937 年入侵上海的日军。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上世纪30年代末,几乎每一位爱国青年,都会高唱这首壮歌。在八年抗战中,这首歌曲鼓舞着百万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歌曲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死守在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长的英勇事迹。殊不知,这位抗日名将最后死于汪精卫伪政权之手,其遗属的命运,更是坎坷曲折。
    时过境迁,这些当年的英雄人物,如今已全部离世。在上海一所普通的民宅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找到了谢晋元之子谢继民。77岁的谢老,家中摆放着父亲的雕像,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父亲就如这座雕像般“能感觉到它的高度,却触摸不到它的热度”。谢继民和父亲一生从未谋面,“父亲”这个词让他觉得“既遥远又陌生”。他说:“我甚至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的后代,甚至此前很少和外界提起。父亲去世后,谢家人就是希望能和普通人一样,过安宁的日子……”

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7年10月29日,日军攻占上海的第三天,市民一早出门,便看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自从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就只能看到租界的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白俄三色旗和日占区的“膏药旗”。
    《淞沪血战面面观》一书,记录了日军占领上海当日的情形:“逐室稽查,稍有怀疑,即予枪毙。登记各户人员,到晚如有增减,即全部枪杀。男子手上老茧如与枪形吻合,即予枪杀。箱笼物件,年轻女子,劫掠一空,余下男女老幼,一概在大腿上加盖‘日本’二字的火印,不愿加盖者杀。”
    1932年,参加过“一·二八”上海保卫战的谢晋元,5年后,他的部队又一次打响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一枪。在沦陷的上海,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的围困中,谢晋元和他率领的“八百壮士”升起了上海市唯一一面国旗。
    当这些房顶上挂着“膏药旗”,大腿上盖着“日本”二字的中国人,再次看到祖国的国旗时,心中的希望被点亮了!《申报》在当天的特稿中报道:“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整个淞沪抗战中,谢晋元所在的闸北地区,始终是战线的轴心,他所率领的88师部队因此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谢继民说,其实早在10月25日,大场阵地即被日军突破,我军全线退守沪西时,许多人建议考虑长期抗战,有秩序退守经营了3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要求撤退下来的军队在毫无思想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88师受命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此时的88师已补充过5次,平均每班老兵不足2名,大部分连长战死,“一个团整整齐齐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子”。部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落实委员长的指示,88师师长孙元良决定,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到了时任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的手上。孙元良要求他们,把指挥所设在88师原司令部“四行仓库”。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该营士兵陈德松在《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一文中写道:“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410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为迷惑敌人,在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假告800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谢晋元率部坚守最后阵地时,与“八百壮士”早已立下遗嘱:“余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
上世纪80 年代末,谢晋元遗孀凌维诚(左)与儿子谢继民(中)和孙女在一起。
誓与四行共存亡
    对于四行仓库战斗的惨烈,营长杨瑞符曾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录:“日军用探照灯照亮西藏路,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十时许,敌火力更猛了,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曾进入四行仓库,亲睹“八百壮士”与敌血战的原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仓库并不像孙元良师长所说‘粮水充足’。部队进驻的第二天,自来水就断了,官兵把污水小便留下来以作灭火之用;没有粮吃,他们只好向租界爱国团体和民众求援。民众偷偷将食品送到仓库边的一个小屋内,再由守卫官兵设法取进去,才保证了供给。”
     官兵不是打仗,就是修工事,整整4天4夜没有合眼,有的人干着干着就睡着了。“八百壮士”人人抱定必死的信念,争先杀敌。10月28日,日军见屡攻不下,组织一个十几人的小分队突袭,企图用炸药包炸毁四行仓库的墙体,打出一个突破口。他们为了防止遭到枪击,顶着一块厚钢板移动到墙下。敢死队员陈树生情急之下,二话不说,在身上绑满手榴弹,从6楼跳了下去,与10多名敌人同归于尽。谢晋元看着楼下的浓浓烟火,流泪了,他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他在写给胞兄的书信中写道:“泰山鸿毛之训,早已了然于胸。故常处境危难,心神亦觉泰焉。望勿以弟个人之安危为念。”
    四行仓库处在租界边上,距离仓库100米处,有两个巨大的煤气罐,万一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日军指挥官也知道租界煤气罐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投重磅炸弹,只能用小口径的低射炮,或者调动陆军的“精锐”部队,发动对四行仓库的围攻。谢继民说,“父亲研究《孙子兵法》,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斗一开始,他就命令各楼窗口及平台各处的战士,密切监视敌军调动情况;每到深夜,敌人进攻稍有停顿,父亲即派人外出取水,同时悄悄收集敌尸上的符号、标识,从中掌握敌军的信息。”
   10月28日黎明,上海市商会派出一名女童子军杨惠敏携带慰劳品,渡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新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示全市人民的崇高敬意。谢晋元命令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隔河观望的群众无不拍手欢呼。不久,以《歌八百壮士》(后经改编成《中国一定强》)为题的歌曲也创作出来,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谢晋元和他的士兵。短短4天时间,他们在四行仓库这块弹丸之地,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者无数,自己仅阵亡9人,伤20余人。然而,10月30日晚9时,谢晋元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战斗4天,孤军4年
     谢晋元按上级命令率部队撤入英租界,不料一进租界,即被缴械,部队被拘禁于上海胶州路的“孤军营”,从此与外界隔绝,变成日军包围中的孤岛。孤军营在孤岛,处境更为险恶。但是谢晋元壮心仍在,他曾作诗自勉:“勇敢杀敌八百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谢继民收集到父亲当时写下的近50万字的日记,“孤军营在租界内几乎与‘俘虏营’无异,自由受到限制,生活也非常艰苦。然而从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依旧积极乐观,严格治军,每天早操前还坚持升国旗仪式。孤军营一待就是4年,正所谓战斗4天,孤军4年”。
   孤军营的日常生活由当时国民党“上海统一委员会”拨款维持,但主要是来自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援。如当时大中小学和工商各界,经常有组织地去参观慰问,并馈赠食物和其他各种慰劳品。这些都使谢团官兵备受鼓舞。
    随着孤岛形势的不断恶化,敌伪对谢晋元的威胁利诱也日甚一日。日军曾扬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劫持到手,而汪伪也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促其就范。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此时,被汪伪收买的4名士兵伺机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谢晋元遇害时,年仅37岁。
1937 年,中国军队在黄浦江上与日寇激烈战斗

2002 年,谢晋元次子谢继民家庭照,前 排为谢继民和妻子吴国翠,后排为谢继民子女。

母亲维系一家8人生计
    谢继民一直在追寻父亲的足迹,对“八百壮士”的事迹,点点滴滴早已铭记在心。70多年来,他只能想象父亲的英姿,因为抗战前夕出生的他,从未见过父亲一面。父亲谢晋元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曾就读于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
谢继民说,1936年春节过后,父亲亲自护送母亲和3个孩子回到蕉岭老家,他对怀孕的母亲说:“日寇侵华的野心不死,中日之战就要爆发。这场战争将会非常残酷,把你们留在这穷乡僻壤,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如是男孩就叫‘继民’,让他继承先辈的优良品格……等到抗战胜利,再接你和孩子们回去……”然而,这却成为谢晋元和妻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谢晋元去世后,谢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全都落在了妻子凌维诚身上。谢继民说:“我无法想象,母亲原是一个衣食无忧、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女子,日后每天下地播种、挑粪、施肥……前半生和后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过来。”
    凌维诚1907年出生于上海,祖上在徐家汇老街经营一家面店。凌维诚1927年毕业于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专业是音乐,她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吹箫和唱歌。在毕业时,她结识了谢晋元,1929年两人在汉口举行婚礼。谢继民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老家的风俗习惯是男人喝茶聊天,女人种地煮饭。母亲虽说在上海大城市长大,她却适应了这种农村的生活。”
     谢家没有叔伯,又无兄弟,公婆年迈,孩子还嗷嗷待哺。谢晋元去世后,1941年,凌维诚辗转5省去见委员长,却得到答复:“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等抗战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
    “母亲一人要维系一家8口的生计。父亲殉国后,国民政府特别抚恤5万元,母亲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她用这些钱买了3亩地,自己耕作,维持一家8口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她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母亲在汕头等待搭便轮,就足足等了一个月,但是沿途只要听说是谢团长的遗孤,民众都热心帮助,令我们感动。后来消息传到上海,‘八百壮士’在沪的,有三四个人来接我们。为了让我们上学,母亲又去南京找委员长,6月17日,蒋夫人宋美龄接见了母亲,答应将情况转呈蒋介石,但后来就没了回音。”凌维诚为了4个子女的读书问题、自己和‘八百壮士’幸存者的居住、工作问题四处奔波,但各部门之间都相互推诿,毫无结果。“大家想过一起开公共汽车维系生计,还组织过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等,但都以失败告终。”
    谢继民说,母亲经历的生计之苦是外人能看到的,但作为遗孀,她多年来受到的各种威胁、骚扰,却是别人无法体会的。“母亲30岁出头便守寡,当时也有些不怀好意的人,骚扰甚至要挟母亲。虽然我们年龄尚小,但母亲实在无人倾诉,只得偷偷把我们叫到阁楼上商量。有一次,母亲说她收到了一张纸条,如果不答应纸条上的条件,就小心子女的命!我立刻喊道‘不理他!我们不怕!’……当时我读小学,但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

走过十年浩劫
    谢继民一生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由于家庭经济负担过重等原因,他直到1965年才结婚。“结婚时,我只对妻子提了一个条件,请善待我的母亲,因为她太不容易了!”
    新中国成立后,凌维诚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将自己与孤军官兵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进行了描述。陈毅很重视,1949年,上海市政府发出秘四字第589号指令指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致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及墓地一段,悉仍拨归凌维诚居住使用,一般费用酌予减免。”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家人的生活还算安定。姐姐谢雪芬从东北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冶金部财务科工作,后随夫调入常州冶金厂财务科;二姐谢兰芬1950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学习,后随姐夫在广东肇庆卫生系统工作。“文革”期间,其夫被迫害致死,直到1978年才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哥哥幼民从小聪明能干,然而后来却出现精神错乱等症状。“哥哥后来频繁住院,昂贵的医疗费不但贴进了我们全家的积蓄,花光了母亲和我的工资,还让全家常常入不敷出。但是我和母亲并不怨悔,一直陪伴他直到1970年病逝。”
     1966年“文革”开始后,谢继民全家受到接二连三的冲击。让谢继民庆幸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同舟共济,让他们最终挺了过来。谢继民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工作后,在基层当过财务会计、商店经理、工厂厂长等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他都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改革开放后,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副主席、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亲联中心副主任、上海杨浦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谢继民说,战争让他没有享受过正常的父爱,但他希望自己作为英雄后代的经历,能唤起读者的共鸣,缅怀先烈当年对敌斗争的艰苦,体会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人物简介:
谢晋元(1905年——1941年),字中民,汉族,广东蕉岭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官。谢晋元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等。民国抗日将领,淞沪会战中以“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后为叛徒杀害,国民政府追赠陆军少将。

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建于1931年,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楼高6层,为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日军的小钢炮都打不透。该仓库坐落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边,在公共租界的西北方,与公共租界以铁丝网相隔。当年,英军在其东边设有碉堡,日军在其西、北面设有暗堡。


官方庆祝八一建军节,网民称八一成为退休老兵的维稳日

 

作者: 佚名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八一建军节前夕擢升六名上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八一建军节前夕擢升六名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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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按照惯例庆祝解放军建军86周年,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八一节前夕也按照惯例提拔一批上将,今年一共有6人晋升上将,人选与此前外界猜测的相仿。官方的建军节同时也在逐渐演变成退伍老兵维稳日。普通退伍军人因要求获得应有的政策重视、增加退伍津贴诉求而成为当局重点维稳对象。

今天是中国八一建军节,官方按照惯例庆祝解放军建军86周年,中国国防部31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招待会致辞强调,天下并不太平,中国军队要围绕实现党的强军目标,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同时也强调依法、从严治军,提高部队正规化水平。

同时,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八一节前夕也按照惯例提拔一批上将,今年一共有6人晋升上将,人选与此前外界猜测的相仿。分析指,由于习近平已独揽党政军大权,又熟悉军队运作,相信他没有必要向胡锦涛任内一样突破常规提拔上将。同时经过近年来的解放军年轻化,可供提拔进入“习家军的”人数有限,预计习近平与江泽民、胡锦涛任相比,任内提拔的上将总数可能略少。

官方的建军节同时也在逐渐演变成退伍老兵维稳日。普通退伍军人因要求获得应有的政策重视、增加退伍津贴诉求而成为当局重点维稳对象。维权人士胡佳今天在推特发文说,曾见到中央军委外围成百辆警车防止退伍官兵讨说法。而每当八一节、国庆节的时候,一些退伍军人联谊网站总是被政府强制全站禁言若干天,以防退伍老兵们在这一天群起上访讨待遇。

官方庆祝八一建军节,网民称八一成为退休老兵的维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