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海政文工团长宋祖英的官有多大？（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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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的作战部队，一支是五百人的文工团。”曾任空军总司令的开国上将刘亚楼，如此描述文工团在他心中的分量。在宋祖英担任海政文 工团团长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们的目光再度聚焦于这一军中的非战斗单位。作为一个特殊的“带兵人”，宋祖英此前曾被安上“文职少将”头衔，而后被证实并没有 这一军衔设置。那么，海政文工团团长，究竟是个多大的官？ 

新闻报道：经纪人称宋祖英任海政文工团长后不离开歌坛 

霍勇说，宋祖英升任团长，在海政文工团演员中早有传闻。8月9日上午10时半，上级突然通知我们穿正装开大会。只见海军政治部郑副主任出现在大会现场，受 海军政委、司令员的委托，现场宣布了“宋祖英由海政文工团副团长升任为海政文工团正团长”的任职命令。随后，宋祖英上台发表就职演说。 

霍勇介绍：宋祖英在海政文工团的演职人员中，威信向来很高。她当副团长的几年里，与同志们关系处理得相当好。大家有什么困难找她，她都会想尽办法解决。而每次下基层、下海岛为官兵慰问演出，她都十分积极，并尽全力为官兵多唱歌。 

海政文工团的级别有多高？ 

海政文工团抵得上一个航母战斗群 

海政文工团的名称中虽然有个“团”字，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单位的级别就是团级。2003年10月解放军“二十万大裁军”后，全军文艺团体亦于2004年统 一进行整编。除了总政治部直属文艺团体外，其他部队文艺团体分别重新整编为一个单位，对外统一称为文工团。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部队文工团为正师级建制。也 就是说，海政文工团是海军政治部下属的一个师级单位。这个级别曾是美国智库对中国海军航母战斗群编制等级作出的推测，不可谓不高。 


在军队文工团序列中，海政属于第二等 

即便如此，海政还算不上顶级文工团，在中国军队的文工团序列中，它只能排到第二等。中国军队文工团以归属单位划分，共分为三级。第一级是总政治部的直属文 艺团体，如总政歌舞团、总政话剧团等。第二级是隶属于军种部队的文工团，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皆属此例。第三级则是隶属于各大军区的文工 团，如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 

宋祖英团长是多大的“官”？ 

担任副团长8年，宋祖英从“正师”到“少将” 

早在2005年8月，宋祖英就被任命为海政文工团副团长，享受正师级待遇。2008年，她被海军军委授予一等功，同时调整专业技术级别到三级，当时就有媒体称，宋祖英已经晋升为“少将级文职将军”。而事实上，“文职将军”的说法，本就只是一个传说。 

按照中国军队的规定，几乎所有的文工团演员，都只是军队文职干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即保留军籍没有军衔，只是与各级军衔对应的层次上，设定有相应的文职级 别。针对文职干部所设置的级别分两种，一种是文职级别（相当于军衔）。从特级、一级至九级，分别对应上将直至少尉。另一种是专业技术级别或行政级别。共有 14级，根据不同的专业技术或行政级别，他们享受对应的工资待遇。 

依照这一标准来划分，在2008年达到专业技术三级的宋祖英，只是在文职干部级别上等同于少将军衔，但和真正的少将则完全没有关系。 

 

专业技术级别上，宋祖英比李双江低一级 

按惯例，在此次职务晋升之后，宋祖英的专业技术级别或将递升一级，达到二级。这绝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进步，按照解放军对于文职干部的选拔规定，调整为专业 技术三级以上的，要在全军统一衡量，从德才优秀的干部中选升，并要满足获得国家重大奖项、获得二等功以上奖励等诸多条件。而在军旅歌唱家中，等级最高的当 属李双江，他是专业技术一级、享受中将级别待遇。同样，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真正的中将。 

特招入伍的明星中，韩红的级别最高 

和李双江、宋祖英这些一直在军队中成长的艺术家不同。近年来韩红、纪敏佳等明星，也相继以文工团特招形式入伍。其中韩红的军内职务最高，当她于2009年进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时，担任的职务是文工团副团长，评为专业技术五级，对应的是副军级待遇。 

海政团长能享受什么待遇？ 

生活无忧有警卫 不比真正的将军差 

2001年2月，解放军四总部提高高级专家待遇。技术三级以上的文职干部，享受的待遇已相当于将军级，甚至在收入方面更高一些。这被视为是留住人才的重要 手段。2011年，李双江时年15岁的儿子李天一打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在李双江前往医院探望伤者的过程中，他身边的几名军官再次引发热议，有人指责李双 江带这么多警卫到医院是威胁受害者。李双江回应时表示：“按我的级别配几个警卫和内勤是很正常的，我派他们到医院是保护伤者免受媒体打搅，更好地疗养，希 望媒体不要再借机炒作。” 

现在看来，李双江老师那时说的绝对只是一句实话，只不过有时真话会激起人们更多的不待见。 

政治待遇比不上少校 指挥权想都别想 

而实际上，文职干部与高级军官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专业技术三级的文职干部，薪资享受的虽是将军待遇，但其实与真正的将军在用车、住房、警卫以及政治待遇上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有时连校官都不如。“总参有很多技术三级以上的文职，碰到开会，他们都走11路，而一些大校和少校坐着小车过去。”一位总参内部人 士称。 

而《解放军报》曾以解答读者来信的方式，完整解释了为什么“文职将军”一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军官军衔具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便于管理和指挥的作用。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文职干部的服装标饰，只表明享受相应待遇，不具备少将（将军）军衔的管理和指挥功能。 

“文职元老”服役60年，军委副主席亲贺 

与普通的现役军官固定服役期限不同，拥有专业技术的文职干部的服役期普遍比现役军官推后5年，文职最高服役期为60周岁，少数工作需要，经过批准，还可适当延长。但到底延长多长时间，并没有准确的文件规定。 

阎肃是空军文工团创作员、国家一级编剧、文职特级，他是中国军队迄今工作最久的现役老兵，在军中服役60多年，与阎肃的文职特级对应的是军官的上将军衔， 他享受的是大区正职的生活待遇。2010年，阎肃服役60年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文化部部长蔡武等军地双方高级将领悉数 出席其专场音乐会。

辛亥史记，“首义”新说——冯天瑜主创新作《辛亥首义史》赏析

 裴高才

辛卯清明，珞珈山麓，樱花与书香并芳。由著名史学家冯天瑜主创，学者张笃勤协助的《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巨著，于冯天瑜七十华诞之际绣梓。这部洋洋六十多万言、七百余幅历史图片的百年巨献，广征博引，左图右史，首次提出了“城市起义”说，并运用“时段理论”、“历史合力论”驾驭全篇，对切关宏旨的细节进行精密考证，学术创获颇多，是辛亥史研究绽放的一朵奇葩。

“城市起义”说

    1911年仲秋，于湖广都会武昌爆发的新军暴动，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起义。自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陆续发动了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其中1911年4月27日黄兴、赵声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影响较大。那么，为何惟独武昌起义被孙中山等辛亥革命领袖以及历史学家称为“辛亥首义”？对此，《辛亥首义史》首先在导论中列举多方面证据进行了集中论述，指出武昌起义“首次举义成功”，并引发全国响应；沿袭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它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政治模样。

    纵观“武昌首义”的称谓，最早来自孙中山以及当时的革命党人。这些有理有据的结论，不单答复了为何称“辛亥首义”的疑问，而且也道出了取名《辛亥首义史》的命意所在。

    举凡提到辛亥首义前湖北革命组织活动，过去的有关著作多将1904年7月正式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为开端。而冯先生经过周密考证，专设“武昌花园山聚会”一节，系统介绍1903年5月武昌花园山聚会的缘起及革命活动，指出由吴禄贞发起主持的武昌花园山秘密聚会，虽然没有正式名称，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运动新军，实行“抬营主义”（成建制地争取新军革命），就是在花园山聚会明确提出，并开始付诸实施的。

    在随后的七八年间，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与共进会等革命组织，前仆后继，以接力的方式，持续实行“抬营主义”，运动军队，直至使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的革命党人，三分之一受其影响，武昌首义一举成功决非偶然。

    回顾武昌首义前的十余年多次反清暴动，多为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或是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在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相形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秉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迈楚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亡清必楚”的雄心，依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扎实的准备工作：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又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并在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故虽然起事仓促，却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

    当10月10日傍晚打响举义的第一枪，城防诸营纷纷响应，经一夜八小时鏖战，一举夺取中心城市——湖广都会武昌，首次升起了九角十八星旗，悠悠中华，从此掀开了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黄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武昌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于斯建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

    武昌首义作为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载入史册，昭显了近代城市文明的伟力。

    冯天瑜先生曾在《〈封建〉考论》一书中，力驳泛化封建观，反对“封建”一词的滥用，认为中国秦汉至明清是宗法专制社会，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凡提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其他的史书习惯称之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而《辛亥首义史》则改称为“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结束两千年专制帝制”。这些提法，与孙中山等辛亥人士的论说相应，符合历史本真。

宏阔的学术视野

    通览《辛亥首义史》，用大张大合的笔法，在对武昌首义的酝酿、发动过程详细记述的同时，将外界对武昌首义的联系及反应，包括湖北各州县、全国各省市对武昌首义的应援，清政府的应对措施及遇到的各种问题，立宪派及汉族官僚的态度，在华列强对武昌首义及民清双方的态度，都设有专门章节作了交代。该书之所以如此，不光是出于写作上的设局谋篇，而是源于更深层的历史观。

    （一）历史合力论。辛亥首义并非天外来客，也不是圣贤的一动之念或阴谋家挑动的结果，而是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当积淀的产物，是历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标示了奔往现代文明的不可逆转的去向。但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而是如同恩格斯所说，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辛亥首义当然是同盟会及其下属地区性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组织领导的，然而，辛亥首义爆发以及之后的走势，又决非单由革命党人所左右。通观辛亥首义及其演进与终局，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朝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几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背后更受国内、国际局势所左右。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运行，充满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故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及让权于袁世凯，更是全国范围内多种势力较量、组合的结果。

    有鉴于此，作者认为，辛亥首义史理当详论革命党的组织活动、宣传活动及起义实践，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革命党活动方面。诸如作者通过述说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真实故事：立宪派发动的保路风潮对辛亥首义爆发的重要助力；在首义战斗中，黎元洪等初作壁上观，继而走出前台附和革命，对于震慑清廷，号召天下，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历史合力”论在这里展示出雄辩的说服力。

    除此之外，作者还将以往史书少有论及的人物，如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赵凤昌及其密友庄蕴宽等江苏常州系人士的活动做了交代。因为这些人作为在野社会名流，原本与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等各方面均有深度联系，辛亥首义爆发后，与闻军政机密，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成为南北和谈及国体政体设计的幕后策划者。赵凤昌所居沪上之惜阴堂，辛亥革命爆发后成为江浙沪集团与孙中山、黄兴、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北洋势力，联络沟通的场所，赵凤昌被称为“民国产婆”、“山中宰相”，对辛亥革命的进程及民初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与革命既相应和，又相抵牾，彼此于争夺中有合作。

    （二）长时段论。以往的史书论及辛亥革命，大多视做1911—1912年间一个短期内发生的政治事件，视野失之狭窄。近二十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有所拓展，其研究时段也不过十年左右时间（扩及到清末新政）。冯先生通过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发现，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又将三者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主张重视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故他在治史的过程中，尤其是著述《辛亥首义史》，大胆运用了“时段”理论。

    冯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不但要细致入微地梳理事件“短时段”剧变，还须追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演化。研究辛亥首义史，要考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其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是故，该书在全面观照“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制约“事件”（evenements）的同时，特别注意社会时间（中时段）对个体时间（短时段）的影响力，注意这种影响的复杂性。例如，张之洞主持“新政”，是社会时间（中时段）发生的大事变，张氏主观动机当然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然而，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其意表之外：派遣留学生为的是培养清政府需要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湖北留学生偏偏成为革命排满的革命党；编练新军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湖北新军恰恰成为武昌首义推翻清廷的主力。也许是有感于张之洞的种豆得瓜，孙中山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时称：“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该书在充分注意“中时段”的同时，还注意“长时段”地理因素对革命事变的影响，对武汉历史变迁、地理形胜作了简明介绍，为辛亥首义提供了富于立体感的背景。

精细的史实考证

    作者尽管沉潜于形上之思，寻觅对历史合情入理的诠释，力求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探究辛亥首义起承转合间透现的规律、提供的经验教训，然决不作空泛的高头讲章，一切皆寄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

    “历史”略分二义：历史实际过程，可谓之“历史1”；对历史过程的记述与诠释，可谓之“历史2”，该书当属“历史２”，但意在逼近“历史1”，故以载记、考证为主务。为了强调考证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作者在导言中甚至写下了如下警策性的话语：“如果说，新闻摄影师的座右铭是：‘假若你拍摄得不够真切，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那么，历史学者也应当这样自励：‘如果历史真相还模糊不清，是因为你考证不够翔实’。”辛亥首义虽去古未远，然事机繁复，当事人的回忆即莫衷一是，史籍记述更多有歧义。就连辛亥首义亲历者蔡寄鸥在写《鄂州血史》时，也有歧路亡羊之慨。这既为今天的著述增加难度，也平添了探索的乐趣。该书在把握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的同时，对切关宏旨的历史细节，于钩沉史料间用心辨析，以求去伪存真。该书中对辛亥首义史实考订有几十处之多，这里仅选几例实证分析。

    1、“第一枪”的原生态。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以下简称“工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打响。此说有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相关论述为“权威根据”，并得到熊秉坤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年代多篇回忆录佐证，因而各种辛亥革命史论著均依此说。然而冯天瑜通过长期的研究，却发现此说情形颇有可疑之处。该书遂将此事作为考据学的一个案例，采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仔细推演两个源头史料记载（作者称为“兄弟证”）及熊秉坤本人前后记载的不同，进行专题考证。认为熊秉坤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所提供的四份材料，关于工八营发难过程的记述完全一致：金兆龙与排长扭打，程正瀛开枪击毙陶启胜，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响的“笫一枪”。与此同时，笔者亲阅过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的熊氏手书《熊秉坤传略》，也没有他打响“第一枪”的记述。另外，工八营发难现场见证人朱思武，于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经过，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本人早年的文字记载完全吻合。

    从史源学角度论之，熊秉坤撰于早年的材料真实可靠，又有工八营发难参与者朱思武当时的陈述与之相佐证，故应当肯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定国（正瀛）而不是熊秉坤。诚然，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而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的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彪炳千秋之功臣。

    2、黎氏出任都督真相。关于黎元洪这样一个半新半旧、充满矛盾的清军“南洋名将”，为什么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咨议局10月11日联席会上，起义军人与汤化龙、胡瑞霖等咨议局人士，为何不约而同地推黎督鄂？过去都认为这是在事起仓促的“偶然机遇”下出现的戏剧性结果。该书认为，武昌起义猝然爆发，革命领导者或阻隔于汉口（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等全国性革命领袖又远在国外或香港，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出任都督，又并非纯属临时动议。根据首义人士万迪庥、胡祖舜，以及孙武的回忆，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在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出于借助有名望的“汉官”“号召天下”的策略考虑，曾先后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3、谋略处的研判。湖北军政府成立初期，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叫谋略处的军事指挥机构？原来的有关著作都持肯定态度。1980年代初，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之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相继印行，记述辛亥首义及湖北军政府的档案文件和当事人1912年左右写的回忆录得以公布。有学者发现，洋洋百万言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没有关于“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便据此认为“谋略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谓“谋略处”，是某些当事人对参谋部的误记。另有学者则依据首义志士吴醒汉等湖北军政府当事人的早期记述，并参酌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认为不可否定“谋略处”的存在及其历史功能。那么，究竟有没有谋略处这个机构？该书作者并未在现有两种观点之间简单取舍，而是依据原始资料进行独立考辨。作者依据吴醒汉的《武昌起义三日记》，参酌查光佛的《武汉阳秋》、居正的《辛亥札记》、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所载，认为“谋略处”其名是否实有，未获直接文献证实，应该打上问号；其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之说也有夸张之嫌，然而此一机构在10月11日至17日发挥“谋略”军政要务的作用，则被多位首义参加者、军政府当事人的追忆文字所确认。

    4、“床下都督”查无实据。黎元洪为“床下都督”之说，民国初年曾经哄传一时，作者通过多种史料考订，认为此说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

    作者在对以往关于黎氏的种种传说加以辨析后，对黎氏给予公允的评断：综观全体，步履蹒跚、充满矛盾性的黎元洪，在辛亥首义及民国建政中的积极贡献和消极作用皆不可小视。黎元洪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情态：彷徨犹豫、退二进三、终于守住共和底线，真实而生动地浓缩了一个数千年古国由专制通往民主的路途的曲折坎坷。这是公允的历史主义结论。

    真正让“床下都督”广为传播者，源自1912年8月“张振武案”后，武汉地区爆发的一场新闻讽刺小说之战——马野马撰《“床下英雄”传》与蔡寄鸥之《“新空城计”传奇》，在《震旦民报》上的连载。

    5、清帝逊位诏书的拟定。以往的载记称清帝退位诏书，是胡汉民请张謇拟就，电袁世凯发布。该书作者披阅近年出版的《赵凤昌藏札》，发现退位诏书的起草者是袁世凯的洪姨太的弟弟洪述祖，洪述祖拟出初稿，经张謇修订，然后由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领衔颁发。胡汉民在张謇处得见诏书，大加称赞，而并非如原来认为的那样，由胡汉民请张謇草拟。

    6、中华革命党的创建时间。中华革命党是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亲手创办的一个革命组织，在孙中山革命生涯及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过去史学界一致认为它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期间在东京首次创建的。该书在相关章节不仅注明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先后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而且就孙中山辛亥革命前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及其原因作了介绍，订正了以前的讹误。

生动传神的文笔

    史著纪事载物，讲究规整严谨，不似历史小说及报告文学可以通过合理想象，将史籍缺载的故事情节描写得完整具体，生动传神。但历史著作绝不是呆板枯燥的代名词。司马迁《史记》既有“太史公曰”一类历史评论，也有如鸿门宴一类生动传神的情节描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为历史著作的千古典范。

    文学提供形象，史学提供事实，哲学昭示规律。年轻时就喜欢在文史哲知识海洋游泳的冯先生，在《辛亥首义史》中，追踪前贤，力戒文字枯燥呆滞，书中许多章节不乏精彩传神的过程刻画。例如导论对首义前夕氛围的渲染，以及对首义爆发情景的描绘，文字简明扼要，生动传神。尤其是第四章对武昌首义过程的记述，跌宕起伏，前后呼应，读来引人入胜。

    大约在十多年前，《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曾经俏皮地对中国人发话：“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新出版的这部《辛亥首义史》，则用事实回答了奈斯比特的挑战性说法：包括辛亥首义在内的中国故事很了不起；中国人对故事的讲述也是精彩的，希望你们倾听。

    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知人论世”，如亲临其境体察古事古人。《辛亥首义史》可谓一个成功的范本。

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南京光复之役

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南京光复之役

在公元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南京城的光复之战，以其战斗激烈、战果辉煌而载入史册，成为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南京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昌起义爆发时，南京驻有两支军队，一支是以旗兵和绿营兵为主的旧军，约2万人；另一支为新军新建陆军第九镇（师），5000余人，由统制（师长）徐绍桢率领。以旧军、新军为别，南京的政治力量明显分为两大派，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及铁良、张勋等，极端仇视革命，效忠清廷，其中尤以张勋最甚。新军中的广大官兵多为知识青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满清的腐朽统治普遍不满，加之著名革命党人赵声、柏文蔚等曾在第九镇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使得不少官兵倾向革命。

 

　　各地新军的起义，强烈地冲击着第九镇官兵的心灵，也使张人骏等提高了对九镇的戒心。经过密谋，他们将第九镇部队调出城内，驻防于离城30多公里的秣陵关。并扣发新军的弹药，每个士兵只发三颗子弹；派出江防营部队在距秣陵关10多公里处驻防，以防御新军，同时每天派出侦探到第九镇驻地刺探军情；更有甚者，铁良的亲信桂城竟企图行刺徐绍桢，被当场抓获。消息传开，九镇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起兵举事。此时，上海、苏州、常州、无锡相继光复的消息传到兵营，徐绍桢遂决定率部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联系，以求得弹药的援助，一面召开各团队指挥官会议，布置行动计划。

 

　　11月7日晚9点多钟，埋伏在城内的苏良斌派人送信给徐绍桢，说已密约巡防营、督署卫队营士兵半夜起义，请第九镇部队攻城接应。徐绍桢对这一消息未辨真假，加之时间仓促，而且大部队调动已来不及，就未采取行动。8日凌晨，苏良斌起义失败。第九镇在不知消息的情况下，决定按原计划起义。

 

　　8日拂晓，第九镇官兵向南京城挺进。中午11时，各路纵队到达距花神庙不远的一条河边时，立即分散行动。中央纵队的骑兵继续向花神庙前进，三十三标的部队通过姑娘桥，向望江矶一线展开，三十四标也向双哑巴树一线进击。设在石马村的起义军司令部与前方失去了联系，三个纵队互相之间也不通音讯，只好各自为战。下午5时，总指挥沈同午得到情报，说虽然城内苏良斌的起义已经失败，但仍有一支炸弹队埋伏城里，准备与攻城大部队里应外合。于是，他派出传令兵命令各纵队全线出击，进行夜袭。

 

　　晚7时许，中央纵队向雨花台方向发起冲锋，当部队冲到离雨花台只有一公里的地方时，士兵的5发子弹早已用完，只得隐蔽在田埂后。9日凌晨2时30分，中央纵队组织了敢死队，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幕中，敢死队员一度攀上雨花台东峰，插上白旗，并徒手夺得两挺机枪，终因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又被清江防营夺回阵地，几十名敢死队员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虽然第九镇官兵作战英勇，战术灵活，但由于没有弹药，部队分散行动，无法配合，所以伤亡惨重。除中央纵队外，左、右两个纵队的进展也不顺利。9日天亮时，战斗局势已经明朗，攻城无望。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沈同午下令全线撤退。在浓浓大雾的笼罩下，攻城的起义部队相继撤出战场，向镇江方向退去。这一仗，第九镇官兵伤亡数百人。

 

　　攻打南京城失利之后，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立即东去上海，与同盟会上海总部和各地革命党人驻上海的代表会商。当时全国的形势较为复杂，一方面，不断有新的省、市宣布独立，就全国而言，革命党人的力量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武汉危急，被清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玩弄反革命两手，在用北洋重兵围攻武汉的同时，又派代表到武昌进行和谈的试探。武汉的起义军队在黄兴的率领下正苦苦支撑。由此，上海都督陈其美主持会议，分析全国形势。粤军参谋长犹龙说：“欲定大事，非速攻南京不可。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组建江浙联军，以徐绍桢为总司令，会攻金陵。

 

　　11月15日，参加会攻南京的各路人马齐聚镇江，总共约2万人马。正在围攻武汉的清海军“镜清”、“保民”、“楚观”等14艘舰艇，顺江而下来到镇江，投奔革命党人，使得会攻南京的联军水陆并进，军威大振。

 

　　革命军大兵压境，袁世凯给张勋电报称：“东南半壁，悉赖我公”。张人骏、铁良、张勋等决定死守南京，以江防营和巡防营为主力，在南京城内外各要点设防，准备依仗地形和武器的优势与革命军大战一场。

 

　　11月20日，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战斗打响。为了切断张勋逃跑的退路，联军司令部首先派镇军和扬军的两个营渡江进攻六合。22日，浙军朱瑞部进击麒麟门，与张勋江防营交战，战斗十分激烈。此时，清军在乌龙山、幕府山的大炮不时发射炮弹，威胁着前进中的联军部队。曾任幕府山炮台军官的同盟会员宫成鲲联络两台的一部分官兵，将炮栓拆下收藏。24日夜，粤军和浙军游击营乘军舰在乌龙山麓登陆，炮台内起义士兵开栅内应，一举占领炮台。第二日，粤、浙两军继续配合，激战数小时，攻占幕府山炮台，使清军失去城外两座堡垒。同时，驻守在下关江面的清水师十三营的40艘战船起义，下关东西两座炮台也归向革命军。张勋失去了江防。

 

　　革命军用幕府山的大炮向仪风门、太平门的守军猛轰，张勋在城内的指挥部北极阁及两江总督署，也不时遭到大炮的轰击。11月25日拂晓，浙军先头部队100余人在马群与清兵数千人相遇，陷入重围，正午时分，浙军大队赶到，与清兵混战。下午4时，浙军攻占孝陵卫，击毙清兵千余和张勋的得力助手、巡防营统领王有宏。26日，江浙联军全线出击，苏军刘之洁部由淳化镇进攻上方镇，下午占领高桥、龙桥，翌日晨攻占七桥瓮和上方镇；扬军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海军协同作战，炮轰浦口和狮子山炮台，使下关与浦口交通断绝；浙军朱瑞部和沪军洪承典部击退张勋的反扑，击毙清兵数百人，进至朝阳门（今中山门）外。战至此时，守城清兵基本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但城东的天堡城炮台，仍对联军构成威胁。

 

　　天堡城位于东郊紫金山第三峰（今紫金山天文台所在地），城高险陡，张勋在此驻扎江防军一营和机枪4挺、重炮10余门。联军以镇军、浙军、沪军围攻天堡城，激战数日，死伤众多，仍未攻下。11月30日，浙军组成近200人的敢死队，冒雨强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于12月1日攻克了天堡城。这一仗，联军伤亡了数百人，山上山下，到处可见尸体。镇军管带杨韵珂事迹尤为感人，他身中枪、炮弹，伤40余处，临终前高呼：“不夺此要塞，不要收殓我尸。”死时年仅30岁。同日，苏军也攻占了雨花台，将清兵压至城内，团团围住。

 

　　张人骏、铁良和张勋知败局已定，遂请美国领事和鼓楼医院院长、加拿大籍马林出面，要求联军允其出城。江浙联军命令守城清兵全部缴械投降，张勋所掠公款80多万银元必须全部交出，否则将于12月2日中午发起总攻。12月1日晚，张人骏、铁良在下关乘上日本兵舰，狼狈不堪地逃离南京，住进了上海租界。张勋则率领残兵2000余人，出汉西门经大胜关渡江逃往徐州。2日，江浙联军发起总攻，攻城部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苏军自雨花台入南门，镇军自紫金山入太平门，粤军入仪风门，其他部队也相继入城。3日，浦口被扬军攻克，南京完全光复。

李敦白備受黨的信任

李敦白備受黨的信任

大事件 (明鏡新聞網) - 38 分鐘前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對於革命，他抱有憧憬，但對於革命的殘酷，他至今懊悔不已。他是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一個熱烈投入中國革命事業，卻也兩度入獄的共產黨員；一個寫下中國歷史的美國人。如今，一部名為《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y）的紀錄片問世，鏡頭前，李敦白悠悠訴說著自己大起大落的經歷與人生感悟。 第一次入獄 外部的世界大戰結束，中國的內戰接著上演，最終導致政治風向的改變。1949年，在莫斯科編輯英文報紙《莫斯科新聞》的斯特朗，被蘇聯當局指控從事間諜活 動，李敦白因此受波及，被斯大林指為美國間諜並遭到逮捕。 李敦白在紀錄片中回憶，有一日，他聽到外頭傳來持續的摳、摳聲，有人踩著石板而來，門打開後，一名帶著厚鏡片的中年男子出現，男子車輪般的大眼令李敦白印 象深刻，他拄著一根甘蔗，指著他，用如雷的聲音說：“李敦白，我們接到中國革命解放軍委員會的命令來逮捕你，你接受美國帝國主義的任務，破壞中國革命。” 聽到這番話，李敦白感到相當震驚。 李敦白在獄中待了六年。“你每天坐在那，對面坐著的是另一個可能會發瘋的你，他看著你，你知道，最後瘋掉的不是你就是他。”不過，另一方面，李敦白認為， 只要中共調查得越多，就越能發現他說的是實話。 到1955年4月斯大林死後，李敦白才獲釋。德拉寧問到：“為何中國政... 更多 »

葛底斯堡战役与葛底斯堡演说

美国历史系列（2）：葛底斯堡战役与葛底斯堡演说

Xiao (雾谷飞鸿) - 45 分鐘前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耳熟能详，许多人甚至能背咏出这篇演说的全文。确实，葛底斯堡演说是林肯总统发表的最著名的演说、也是最短的演说之一，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全文一共只有10句话，不到300个字，但字字珠玑，令人动情。不过，要更好地理解林肯的这篇演说，不能不提到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 今年是葛底斯堡战役爆发150周年，7月初许多美国民众齐聚葛底斯堡，纪念这场改变美国历史的战役。1993年葛底斯堡战役爆发130周年之际，好莱坞曾发行过一部描写葛底斯堡战役的巨片，片名就叫《葛底斯堡》，由于片长4个半小时，结果票房很差，不过在电视转播中，却大受欢迎，一度打破同类节目收视纪录，也大获影评人好评。这部影片最令我动容的并非场面制作宏大，而是交战双方都为自己的理念而战，特别是对战败方南军（邦联军）将士的描写，浓彩重墨，十分感人。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描写南军在向北军（联邦军）发起决定性攻势，即“皮克特冲锋” （Pickett’s Charge）时，路易斯•亚米斯德（Lewis Addison Armistead）高举指挥刀，带领着由纯朴的弗吉尼亚农夫组成的北弗吉尼亚军团，冒着对方猛烈的炮火，一字排开、步行前进、毫不退缩。亚米斯德一路高呼“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人”，向着自己的好友，但也是战场上的交战... 更多 »

辛亥革命中的九江起义，九江在辛亥革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九江起义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它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虽然这次革命的成果被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军阀所窃取，中国依然未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锁，但是辛亥革命先驱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和历史功绩，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纪念。

　　九江在辛亥革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即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成立湖北军政府，九江率先于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二）积极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接受军政府领导，公开竖旗，号称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声震海内外，为创建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其功不仅在江西一省，实有大造于东南半壁。孙中山先生对此曾有高度评价。1912年10月，孙中山先后来赣视察途径九江，接见各界人士时十分高兴地说：“武昌起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然而，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真所谓惊心动魄，曲折艰辛。

九江起义的历史背景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结合部之要冲，扼鄱阳湖之咽喉。上控武汉、重庆，下联南京、上海，中通省内各地，素称江西的北大门，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为历代兵家之必争之地。辛亥革命光复前，清政府在九江布有重兵。沿江设有马当、湖口、田家镇、金鸡坡及岳师门守备炮台。城区周围驻有陆军江西第27混成协第53标（相当于团）三个营和庄守忠所率第55标的第二营，以及常备军、巡警等武装3000余人，几乎是江西兵力的一半。他们的枪口和炮口不是对准外国侵华势力，而是指向国内的“匪党”，为武汉清兵做“清剿”后援。

　　同时，九江又是“南开陆路，途通五岭，北导长江，舟车辐辏，来商纳贾”的通都大邑，并有“七省通衢”之称，集散着湘、鄂、闽、粤、浙、赣、皖省大部分地区的茶叶、谷物、夏布、瓷器等产品，是长江一带重要物资集散中心，也是重要港口码头和换港商埠，为东南望镇。

　　由于九江地理位置的重要，发展经济有许多优越条件，西方列强早就垂涎这块宝地。1858年11月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不久，11月29日，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率兵舰闯入九江，以确定设埠通商事宜。他在九江活动4天，基本摸清了九江港口的情况，为后来英人决定在九江开放商埠起着决定作用。继英帝国主义之后，美、俄、法、德、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等十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者，接踵涌入九江。他们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九江区域内买借租地，设领事馆，开银行，兴建军用商用码头，办工厂，设货栈洋行，开轮船公司，办教会等等。依照他们片面拟订的“最惠国待遇”，垄断九江的航运业、茶叶业、商业，使九江的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的压抑劫走了无法统计的大量财富，给九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九江起义的酝酿与准备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投降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志士的无比愤慨，纷纷串联结社，酝酿着新的壮举。1902年，九江人蔡公时、张华飞、徐秀钧三好友，在九江组织一“慎所染斋”，明为讲学，实为传播革命思想，他们3人的革命活动，遭到清政府九江地方当局的压制，“慎所染斋”被迫关闭，蔡等3人于同年东渡日本留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1905年3人同时加入同盟会，以推翻满清专制、建立民国为己任。学成回国后，蔡公时在南昌、九江一带活动，张华飞派往北京秘密活动，徐秀钧回到九江活动。他们秘密联络同志，传播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运动新军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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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運動——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革命

太平天國運動——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革命

太平天國興起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各點：

一、種族仇恨--清兵入關後，對漢人殺戮甚慘，康、雍、乾三朝雖然施行恩威並濟的政策，始終無法消弭漢人的民族仇恨：加上清朝歧視漢人的措施，更激發了漢人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動一直沒有止息。

二、政治敗壞--乾隆中期以後，吏治腐敗，嘉慶、道光年間，國庫空虛，貪污風氣盛行，捐納又多，導致民怨沸騰，甚至起來反抗。

三、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戰時軍費7千萬元和對外賠款2千多萬元，全部都加到了廣大農民和其他生產者身上。又由於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和地主階級轉嫁攤派，農民的實際負擔數倍於明文規定的提稅。再加上銀價上漲及連年水旱災害，大批人民衣食無著，陷於極端悲慘的境地。因之農民的反抗風起雲湧，遍及全國，其中尤以兩廣和湖南鬥爭最為激烈。在這樣的背景下，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爆發了。

太平天國創立經過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註1）率領2萬多名群眾在桂平縣金田村發動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軍隊稱作「太平軍」，洪秀全被擁立為「天王」。9月，太平軍攻克永安（今蒙山縣），洪秀全封楊秀清（註2）為東王，蕭朝貴（註3）為西王，馮雲山（註4）為南王，韋昌輝（註5）為北王，石達開（註6）為翼王，確定了紀律，整頓了隊伍，改陰歷為天歷，初步建立了革命政府。

金田起義一爆發，清政府立即派來軍隊鎮壓，清軍包圍了永安。太平軍在永安待了半年，就突圍而出，於1852年4月離開廣西進入湖南。當時湖南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太平軍發佈了《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諭救一切天生天養》等文告，明確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戰鬥號召，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投營報效者「日以千計」，太平軍兵力大增。9月攻長沙，81天未下，主動撤圍北上。在益陽、岳州一帶，獲得了大批船隻炮械，建立了水師。大軍沿長沙水陸並進，勢如破竹。

1853年1月克武昌，3月佔領南京，把南京改為「天京」，作為都城。為了鞏固天京，又發兵攻佔了附近的鎮江、揚州和浦口。太平軍建都後，即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平均分配土地，還實行了男女平等的政策，禁止買賣婦女和女婢。對外則堅持獨立自主的政策，否認不平等條約，禁止販賣鴉片，反對外來侵略。

這些措施，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鬥志。 隨後，從1853年5月開始，太平軍進行了北伐和西征，各地天地會和捻黨也先後發動武裝起義與之相呼應。但北伐由於偏師北進，孤軍深入，援師不繼而失敗。西征則先遇小挫，後由石達開指揮，大敗曾國藩湘軍。在天京附近，太平軍又大破清軍江北、江南兩大營。到1856年夏，上至武漢，下至鎮江連成一片，盡在太平軍控制下，是為太平天國軍事上全盛時期。但就在這大好形勢下，卻發生了自相殘殺的「天京事變」。9月2日，楊秀清被暗殺，楊秀清的部下也有5000餘人中計被殺害，後洪秀全又下令詔書，由石達開回京輔政。次年5月，石達開被逼走，更造成了人心冷淡，銳氣減半的局面。「天京事變」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北京政變」後，公然和外國侵略者勾結起來，共同鎮壓人民革命，使得太平軍從此進入了十分困難的戰略防禦階段。

洪秀全為了克服危機，提拔了陳玉成、李秀成以及洪仁玕等一批將領，重新組建了領導核心。1858年8月，李秀成約集各路將領大會於樅陽，陳玉成也趕來參加。會上大家「各誓一心，訂約會戰」。會後，陳、李聯合作戰。九月，攻破清軍重建的江北大營，10月，大戰三河鎮，全殲湘軍主力李續賓部。1859年，頒布了洪仁玕的《資政新篇》。1860年5月，攻破清軍重建的江南大營，解除了天京的圍困，並乘勝東進佔領蘇、杭，開闢了蘇浙根據地，革命一度出現了重新振興的局面。西北戰場則在陳玉成的指揮下進行了英勇的安慶保衛戰。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1861年9月安慶失守，天京危急。李秀成率軍回援天京，與湘軍大戰40余天，未能破圍。值得一提的是，在後來險惡的情況下，1862年，太平軍還在上海、寧波有力地打擊了外國侵略者。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國失敗。

太平天國初期發展迅速，盛極一時，本有驅除滿清。統一全國的希望，但卻不能把握機會，終致失敗，主要是由於內部政策的錯誤、

一、過分迷信神權––太平軍的興起，宗教吸引是重要因素，但洪秀全過於迷信神權，很難引起人民的共鳴。

二、不顧冶地安民––太平軍初期所向披靡，但只顧攻城前進，很多土地得而復失：又不重視安撫人民，沒有讓他們遇些安樂日子。

三、措施流於空想––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始用心民政，鄱又不顧實際，公田與聖庫制度都難於施行，使人民大夫所望。

四、排斥會杜分子––洪秀全重神權，對不肯加入拜上帝會的會社分子一律拒絕，又不聯絡其他反清力量如天地會。匕首黨等，孤軍作戰。

五、破壞傳統文化––太平天國否定傳統儒家文化，有不少主張和措施違背倫常觀念，破壞家庭制度，引起士民反感，甚至與太平軍對抗。

六、不懂處理外交––列強本對太平天國抱有希望，但太平天國未能及時與各國建立外交關像，後來更進攻上海，威脅洋人的商務和條約利益，以致洋人決心支持清廷消滅太平軍。

七、領袖明爭暗鬥––定都天京後，諸王權力鬥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而洪秀全處理不善，使太平軍力量大損。

八、天王用人不專––太平天國內鬨後，洪秀全用石達開輔政，綁叉以二兄牽制他，致使石達開一怒出走。以後忠王李秀成獨力支撐大局，亦遭疑忌，權任不專，難於策劃軍政。

以上種種錯誤，不但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力量，加上湘軍、淮軍相繼興起，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將士無官僚惡習，曾國藩、李鴻章又善於用人，並以維護傳統文化相號召，終陝太平天國敗亡。

除了上述這幾個原因， 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根本原因在於農民階級的局限性。

由於農民群眾分散的落後的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的散漫性、狹隘性、保守性以及私有觀念、政治淺見等缺陷。他們面對的卻是滿洲貴族、漢族地主和外國侵略者勾結起來的強大兇惡的敵人，因此，失敗就很難避免了。

太平天國的影響

太平天國事件，經歷十餘年之久，範圍廣及大半個中國，雖以失敗告終，但影響至為重大：

一、削弱溝朝根基––亙莖陷落後，部分左土箏仍在上惠、可壺一帶聯合「捻黨」反清， 1865年大敗清兵於山東曹，叭並擊斃清將僧格林沁：直至1878年，太平軍的餘部始被完全消滅。一連串的變亂，使清廷元氣大傷。

二、漢人勢力抬頭––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戰事當中，清廷的正規軍隊腐敗無能，依賴地方組織團練來應付大局。曾國藩、李鴻章和他們的部屬都立下了大功，清廷不得不重用他們，自此漢人在滿清政權中所佔的比重漸增，至清朝末年甚至掌握了地方實權。

三、地方勢力膨脹––清廷賴地方組織的湘軍、淮軍平定太平天國，從此地方疆吏可以領兵練兵，這是清代軍權下移的契機，亦造成日後地方勢力的膨脹。

四、播下革命種子––太平天國所宣揚的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自此深入民心；餘部流落四方，仍以滅滿興漢為職志。清朝末年的革命運動，多少受到太平天國的啟發。

五、倡導社會革命––太平天國規定土地公有，主張財富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及破除社會陋習。這些措施，雖然未能貫徹實行，但對日後的中國有一定的影響，成為倡導社會革命的先驅。

六、上海租界成立––當太平天國的動亂正急時，列強宣佈上海中立，且命海軍登陸，又組織「義勇隊」維持居住地區的治安。自此以後，外人居住地區的行政權由各國領事共管，租界從此成立。

七、海關制度源起––上海動亂時，清吏逃遁一空，英、美、法三國領事協議派出代表，組成開稅管理委員會。後來清廷邀請外國人管理海關，任命外國人為總稅務司，中國沿海各商埠和長江沿線各口岸共達三十餘處，也先後實行了由外國稅務司控制的海關制度。

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在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的初期，它既是單純的農民戰爭，又帶有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它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把農民平均主義思想發展到了頂峰。從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統治還延續了近半個世紀，但在這半個世紀中，人民受到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和鼓舞，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封建王朝的鬥爭，半個世紀後終於爆發了辛亥革命。

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革命，從1851年起共堅持了14年，勢力擴展到17省，有力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外國的侵略，促進了封建社會的崩潰。

（註1）洪 秀 全 在 一 個 農 民 家 庭 出 生 。 十 六 歲 因 家 貧 而 終 止 了 學 業 ， 多 次 參 加 科 舉 考 試 ， 都 失 敗 了 。
1843 年 ， 他 在 閱 讀 宣 傳 基 督 教 的 書 《 勸 世 良 言 》 後 ， 創 立 了 「 拜 上 帝 會 」 。
第 二 年 ， 與 馮 雲 山 到 廣 西 傳 教 。1851 年1 月11 日 ， 拜 上 帝 會 在 廣 西 桂 平 縣 金 田 村 發 動 群 眾 起 事 ， 不 久 定 國 號 為 太 平 天 國 ， 洪 秀 全 自 稱 天 王 ， 並 分 封 諸 王 。

（註 2）楊 秀 清 出 身 貧 苦 ， 長 大 後 以 種 植 山 林 及 燒 炭 為 業 。 公 元1846 年 ， 他 由 馮 雲 山 介 紹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 他 任 中 軍 主 將 。12 月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東 王 、 九 千 歲 ， 掌 握 軍 政 大 權 。
接 著 他 和 洪 秀 全 帶 軍 攻 克 武 漢 三 鎮 ， 沿 江 東 下 ， 攻 克 南 京 ， 他 極 力 主 張 在 南 京 建 都 。 後 來 他 派 兵 北 伐 、 西 征 ， 並 協 助 洪 秀 全 制 訂 政 策 ， 處 理 外 交 事 務 。
公 元1856 年 春 ， 擊 破 清 軍 的 江 北 、 江 南 大 營 。
同 年8 月 ， 楊 秀 清 逼 天 王 洪 秀 全 封 他 為 「 萬 歲 」 ， 導 致 太 平 天 國 領 導 集 團 內 部 矛 盾 激 化 。 洪 秀 全 密 詔 韋 昌 輝 、 石 達 開 回 天 京 。9 月 ， 楊 秀 清 被 韋 昌 輝 殺 死 。

（註3）蕭 朝 貴 在 家 以 種 植 山 林 和 燒 炭 為 生 。 公 元1846 年 ， 他 經 馮 雲 山 介 紹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時 ， 他 任 前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封 為 西 王 。 第 二 年 永 安 突 圍 時 ， 他 帶 兵 大 敗 清 軍 。9 月 ， 圍 攻 長 沙 ， 他 親 臨 前 線 指 揮 ， 在 城 南 妙 高 峰 因 中 炮 受 傷 而 死 。

（註4）馮 雲 山 年 少 時 已 經 通 曉 經 史 ， 博 覽 群 書 。
公 元1843 年 ， 他 和 洪 秀 全 創 立 拜 上 帝 會 ， 先 後 在 廣 東 、 廣 西 一 帶 傳 教 ， 發 動 群 眾 。 公 元1848 年 他 被 團 練 逮 捕 ， 經 會 眾 籌 款 營 救 出 獄 。
公 元1851 年1 月 ， 他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南 王 。 負 責 制 訂 《 太 平 軍 目 》 、 《 太 平 禮 制 》 等 。
公 元1852 年 ， 太 平 軍 北 上 ， 馮 雲 山 在 全 州 城 外 中 炮 受 傷 。6 月 ， 在 蓑 衣 渡 因 傷 勢 惡 化 而 死 。

（註5）韋 昌 輝 出 身 於 做 典 當 商 的 家 庭 。 因 為 受 本 鄉 豪 紳 欺 凌 和 官 府 勒 索 ， 他 在 公 元1848 年 憤 而 加 入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時 ， 他 任 右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北 王 。
太 平 天 國 定 都 天 京 後 ， 他 主 管 日 常 政 事 和 衛 戍 任 務 ， 並 參 與 外 交 事 宜 。
公 元1856 年 他 受 洪 秀 全 密 詔 ， 從 江 西 帶 領 三 千 精 兵 回 到 天 京 ， 包 圍 東 王 府 ， 殺 死 楊 秀 清 及 其 家 屬 ， 並 誘 殺 楊 秀 清 的 部 隊 。
石 達 開 回 到 天 京 後 ， 對 他 的 濫 殺 表 示 不 滿 ， 韋 昌 輝 準 備 殺 害 石 達 開 。 石 達 開 逃 走 後 ， 韋 昌 輝 便 屠 殺 石 達 開 的 家 屬 ， 後 被 洪 秀 全 處 死 。

（註6）石 達 開 出 身 客 家 地 主 ， 因 為 受 到 土 著 的 排 擠 ， 參 加 了 拜 上 帝 會 。
公 元1851 年1 月 ， 參 與 發 動 金 田 起 事 ， 任 左 軍 主 將 。12 月 ， 在 永 安 被 封 為 翼 王 。 後 來 他 帶 兵 打 入 湖 南 、 湖 北 ， 沿 江 東 下 ， 攻 克 南 京 。 　 　
公 元1853 年 ， 他 奉 命 巡 視 安 慶 ， 後 來 又 指 揮 軍 隊 支 援 西 征 軍 。 公 元1856 年 ， 他 和 秦 日 綱 一 起 帶 軍 攻 破 清 軍 的 江 南 大 營 ， 接 著 去 武 昌 督 師 。 不 久 他 又 奉 洪 秀 全 的 密 詔 回 到 天 京 。
由 於 對 韋 昌 輝 的 濫 殺 表 示 不 滿 ， 韋 昌 輝 要 加 害 於 他 。 他 連 夜 逃 走 ， 家 屬 被 韋 昌 輝 殺 害 。
韋 昌 輝 被 洪 秀 全 處 決 後 ， 石 達 開 回 京 輔 政 ， 但 受 洪 秀 全 的 猜 忌 。

公 元1857 年 他 從 天 京 出 走 ， 帶 領 十 萬 人 馬 單 獨 行 動 ， 分 散 了 太 平 天 國 的 軍 力 。 以 後 ， 他 轉 戰 江 西 、 浙 江 、 福 建 、 湖 南 、 湖 北 、 廣 西 、 貴 州 、 雲 南 、 四 川 等 地 。 公 元1863 年 ， 在 大 渡 河 紫 打 地 （ 今 安 順 場 附 近 ） ， 陷 入 清 軍 重 圍 ， 他 被 俘 ， 押 往 成 都 ， 受 酷 刑 而 死 。

參考資料：
影響中國的100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