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非常识：始皇帝“毛主的习”·习近平的权力路（21）：独夫原来是贱民

 

习仲勋与他的两个儿子习近平（左）和习远平（中）

 （Public Domain）

04:00/18:27

 

一个村支书通知他的村民说：你好好准备一下，明天有中央首长要到你家视察。

村民赶快问：啊啊，是那位中央首长？

村支书拿出一个单子来看着说：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beimingfeichangshi/bm-02222021202632.html

“秋收起义”真相：毛泽东借机抢军队占地盘

作者：袁斌 “秋收起义”真相：毛泽东借机抢军队占地盘 2018年3月11日，一名武警在天安门广场站岗。（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北京时间：2021-03-09 03:27FacebookTwitterEmailPrintFont Size繁体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3月09日讯】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1927在湖南发生的秋收暴动绘声绘色地描绘成了一次由他亲自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是农民领袖的神话大半即源于此。但历史的真实却是另一回事。 

 根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记述，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他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它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1927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18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著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8月20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 [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8月31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

9月11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14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可见，秋收暴动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当年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也承认：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还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

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萧静）

罗素（Bertrand. Russell）《中国问题》

《中國問題》封面圖片 書名：中國問題 作者：[英]伯特蘭▪羅素 出版社：中國畫報出版社 譯者：田瑞雪 出版日期：2019-9 頁數：328 ISBN：9787514617467 8.5 豆瓣短評 搜索下載 當當正版 亞馬遜購買 全網資源 内容簡介： 1920年伯特蘭·羅素應梁啓超之邀來華講學，這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胡适對羅素的來訪卻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對羅素的學術觀點持質疑态度。 羅素在中國講學近十個月後，出版了對中國的曆史、現狀和未來的系統論述——《中國問題》。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曾撰文稱贊該書爲“最近寫就的将西方讀者與遠東問題聯系起來的衆多圖書中*富有啓發意義的一本”。 在羅素的《中國問題》中，不僅有關當時中國社會之種種弊端的議論，而且有關對中國未來發展之種種可能的展望，這些都可以啓發我們解決當下面臨的種種問題;羅素研究中國的方法亦可爲我們的西方研究提供啓發，讓我們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對話者，如何通過我們的努力，在國際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論證自己的主張，在國際交往中更加廣泛地傳遞自己的善意。 作者簡介：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曆史學家、文學家，分析哲學的主要創始人，世界和平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羅素博聞強識，其外祖父曾任英國首相，自然而然，羅素對中國的見識看法要比西方人甚至中國普通讀者更爲細膩深刻。1920年，羅素應梁啓超之邀來北京講學一年，與胡适等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在學術上發生精彩的碰撞，随後出版了《中國問題》一書。羅素于195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他代表作品有 《西方哲學史》《哲學問題》《社會重建原則》等。 譯者：田瑞雪，1984 年生， 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管理學學士。一級翻譯(CATTI 英語一級筆譯)。職業翻譯。每日筆耕不辍，時時警勉，定心神，戒虛榮，癡心不改。本業之餘，閉戶讀書，洗心滌慮，低頭獨長歡。 目  錄： 序一 羅素的“中國問題”，中國之“羅素問題”(童世駿) 序二 中國人的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儲殷) 第一章 種種疑問 第二章 19世紀前的中國 第三章 中國和西方列強 第四章 現代中國 第五章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 第六章 現代日本 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國和日本 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和日本 第九章 華盛頓會議 第十章 遠東當前各種勢力及趨向 第十一章 中西文明對比 第十二章 中國人的品格 第十三章 中國的高等教育 第十四章 中國的工業 第十五章 中國前景展望 附錄 譯後記

 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很多，但只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出自一位哲. 学大家之手。近代以后访问过中国 ...

https://www.essra.org.cn/upload/202007/132386670669350239.pdf

李克强谈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脱贫

 在今年的中共两会上，中共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出现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一致的言论。

3月5日，中共全国人大会上，中共总理李克强做政府报告时，再次出现于习近平不一致的言论。(LEO RAMIREZ/AFP via Getty Images)

3月5日，李克强在中共全国人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央视直播李克强的讲话，历时约1小时。

听新闻：

（听更多请至“听纪元”）

李克强在谈到有关农村脱贫问题时称，“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分层分类加强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脱贫’。”

李克强的“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脱贫”言论，与外界一直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在搞“运动式脱贫”一致。

但是，大纪元记者翻查中共官媒的文字报导，官媒已把李克强说的这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脱贫”改成了“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但是央视视频文件仍然没有改。

3月5日，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称：“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脱贫”（大约在44:35分钟左右）。（视频截图）

有报导指，这是李克强读错了字，但也有人质疑李克强是有意把“返贫”读成“脱贫”、还是无意？

在去年的中共两会上，李克强也曾出现过与习近平相左的言论。

2020年是习近平大肆宣传的所谓“脱贫年”，但是李克强在2020年5月28日两会结束后的当天对记者说，中国“有6亿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

外界指，李克强一席话疑似戳破习近平宣称的2020年要“全面脱贫”、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说辞。

推特账号“财经冷眼”指，李克强爆料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可以说都是一种反抗，打脸习近平的所谓“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及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言论。

习近平当局在2015年10月提出全面脱贫，并开始亲自部署。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宣称，该省最后9个贫困县正式去除“贫困县”称号。自此，中共当局宣称中国大陆全部脱贫，“全国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完成。

但是由李克强主管的国务院扶贫办2020年11月25日表示，贫困县全部脱贫并不代表全面脱贫，脱贫没脱贫要由中央说了算。

同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也宣称，当局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2021年2月25日，中共当局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宣称中国的脱贫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文革“二月逆流”“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纪元

作者: 

林辉

中共将领中说话直率、脾气急的人不少，谭震林就是其中一个。他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追随武装暴动失败后的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建立红色根据地。在中共因国民党的围剿而被迫逃亡，开始所谓的长征后，谭震林受命留守苏区，继续游击战争。抗战期间，担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与其他中共将领一样，遵循毛的指示，不打日军，专打国军。1949年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追随毛且级别不低的高官，却在文革期间喊出了后悔加入中共及跟毛走之语。

“三不该”出炉与“二月逆流”

1966年文革爆发后，在毛的纵容下，红卫兵四处打、砸、抢、烧，残害无辜。社会秩序的混乱，对各级领导的冲击，都使中共党内大批党内元老在感到自身处境岌岌可危的同时，对毛及文革都产生了不满的情绪，特别对执行毛命令的江青等人更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最终演化成了面对面的质问。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召集人是周恩来，与会者包括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等。在14日的会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为何在把党、政府、工厂、农村搞乱后，还要把军队搞乱？为何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改名为上海公社？双方争执起来，互不相让。

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为何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张春桥回答是“群众不答应！”被激怒的谭震林说道：“你们的目地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他还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借着谭震林的话，陈毅、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人也趁机对造反派批斗老干部提出了批评。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再度向毛表态

在江青将谭震林的话以及其他将领的表现告诉毛泽东后，毛在2月18日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大发雷霆，称“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谭震林打断毛的话，称自己没有错，并再度表示自己“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毛愤然离开了会场。此后，谭被毛责令“请假检讨”。此外，当年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对“二月逆流”进行了批判。

谭震林两度发出同样之语，显然是因为其头脑中对此已思考多日，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被打成“大叛徒”

据大陆《文史月刊》2008年10期中的《“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林》一文记载，1968年3月21日，在京西宾馆礼堂，一群来自江苏的汇报团成员在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出席。在会上，江青向人们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大叛徒！”第二天的“红卫兵”小报，几乎全部刊登了“谭震林是大叛徒”的消息。

6天后，江青、康生又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再次声称“谭震林是一个叛徒”。一时间“打倒大叛徒谭震林”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各地也相继掀起了揪斗“谭式人物”的狂潮。

据说，江青的所谓证据是来自一些人的揭发。揭发材料称，七七事变后，谭震林担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到金丰传达命令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扣留一夜，后又放行。还有人揭发，谭震林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时，从福建龙岩出发，去江西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路经瑞金时，被国民党江西员警保安总队黄才悌部包围，谭震林等100余人被缴械，扣留一星期左右，谭在此时背叛了革命……

与惨死的彭德怀、贺龙、陈毅相比，谭震林在文革时虽然吃了些苦头，但毕竟还是保住了性命。1971年林彪出逃后，毛对“二月逆流”成员态度有所改变，谭也给毛写信认错。1973年，谭震林在毛的特批下，被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待遇，还被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并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结语

谭震林是否在建政前背叛过中共，笔者并不知晓，但说其是叛徒的江青却在文革后被中共公开确认为叛徒，到的确是个讽刺。而从两次发出“后悔加入中共、跟着毛”的谭震林看，他是深知中共的残酷的，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在肃反扩大化时，以莫须有的罪名，和项英共同合谋处决（用大刀砍杀）了原红12军参谋长林野夫妇。

估计当同样的迫害落在自己身上时，谭震林才意识到跟着中共和毛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只是上贼船易，下贼船难，谭震林直到临终还是坐在了中共这条贼船上。

2017-03-14

从藏地到湘西—100年前穿越羌塘的生死故事

 －－作者：大冰

编注：此文末尾更让你惊叹！图源于德国联邦档案馆（1938年德国科考队所拍）、近代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文由大冰所著。

 

那片艽野是我精神上的原乡。不论我已经远行多少年，它始终源源不断给我内心强大的力量。

我曾经做过一场长达十年的梦，梦游一样，把年轻时代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西藏。当我醒来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已经三十而立，但依旧保留着二十岁时的眼睛。

那场大梦里汲取到的千般滋味足够我咂摸一生。

拉萨的火车开通之前，大昭寺前曾有一个赫赫有名的民间组织，叫做拉萨大昭寺晒阳阳生产队。

生产队里的奇人不少，老饭是个中翘楚。他专以研究密宗异闻、藏地野史闻名，我曾经想问他借一本珍本的 《欲经 》读读，他找来七八个理由拒绝，好像我要借的不是书而是他老婆。可他那时没有老婆，他英年早秃，头顶一大片真空地带，故而一年四季戴着帽子，导致有一次他偶尔摘下帽子，我脱口而出一声：舅舅。

阿达在拉萨开骑行者的那年，老饭天天耗在店里打杂。我去帮阿达画壁画，把他们俩的肖像画在了墙壁上。画之前，我用尺子量老饭的脸，他那张大脸的长度和宽度是完全一致的，完美的正方形。我画画的时候，老饭怕我闷，蹲在我旁边和我聊天。他说他梦想约上两个伙伴，带一条灵缇，三人一狗横穿冬季羌塘，走走陈渠珍当年的路线。他絮絮叨叨地和我讲他的给养计划，赌咒发誓十年内要完成计划。

他问：“大冰，趁现在年轻，身体好，一起去横穿羌塘吧。”

我那时还没读过那本叫做《艽野尘梦 》的奇书。

 

从藏地到湘西的百年孤独

多年后的一天，我掩卷长叹，对自己在那个下午的敷衍感到遗憾。

如果二十四岁的我不是那么孤陋寡闻，如果我当时读了那本奇书，了解陈渠珍这个名字所涵指的一切，我想，我会义无反顾地拽上老饭，立马上路，去重走百年前的老路，去体验那茫茫雪原上的九死一生。

那个叫陈渠珍的人是清末民初的一员武将，持戈驻藏大臣赵尔丰帐下。陈渠珍出身武备学堂，本是才子，文采武功皆为人上人。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入藏地，红顶子的仕途、跨民族的爱情便纷沓而至。雪压枪头马蹄轻，彼时的陈渠珍正是少年得意扬鞭策马的人生节点 。

奈何少将军一头撞上的是大时代，他遭遇的是近代中国百年大折腾的当头炮 。

辛亥革命时拉萨亦有同盟会起事，他本是新派人物，同情革命，但毕竟也是清廷遗臣，忠义难以两全，故而率部众百二十人冒死遁走。陈渠珍不迂腐固封，亦不随波逐流，在名节和良知的权衡间选择走出这一步，着实令后人生叹。

可前路却并非坦途，他们走的是九死一生的羌塘荒原，那里平均海拔近5000米，比拉萨的海拔高出来近2000米，是世界屋脊的屋脊。一个羌塘的大小，相当于两个浙江，秋冬时节，那里是最耐磨的游牧者们也不敢轻易涉足的茫茫荒野。

陈渠珍计划取道羌塘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入青海，抵汉地。踏上这条路时，他不是没有评估过要面对的苦厄，要直面的劫难。但他依然坦然上马前行，并未犹豫。当时是1911年的晚秋。

羌塘路茫茫，无给养无得力的向导，一路上极尽苦寒，断粮长达七个月。部众接二连三饥寒暴毙，几乎每天都有人永远地仰倒在雪原上，赤面朝天，连一席裹尸的草席都没有。

道德的底线一再被撕裂，剩余的部众要么反水火拼，要么人相食，人性的丑恶比藏北大风雪还要凛冽，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恣意横生。在人性的绝境中，甚至连陈渠珍都难以自保。随从亲信全都凋零了，唯剩其妻西原万里生死相随到西宁。

西原本是工布江达的藏族贵裔女，两人的相遇相知是一场奇遇。

陈渠珍曾在工布江达有过一段安宁的驻防时光，他本性情中人，爱结交豪客 ，林芝贡觉村的藏军营官加瓜彭错就是其中一个。一日，加瓜彭错邀他做客 ，宴饮中，陈渠珍第一次见到了加瓜彭错的侄女西原。

西原那时不过十五六岁年纪，变身男装，为客人表演马上拔竿的精湛马术。西原矫健敏捷的英姿为陈渠珍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向加瓜彭错极力称赞，后发现是一明媚小女子，更是惊讶异常，连连感叹。

席间，加瓜彭错笑说，既然如此错爱，那就将西原许嫁给你吧。西原娇羞不语，当时陈渠珍以为不过笑言而已，也就漫然答应。不料几日之后，加瓜彭错真的将盛装的西原送来。女装扮相的西原楚楚动人，漂亮得惊人，顾盼间的一回眸，一下子揪住了陈渠珍的心。

她是朵含苞的格桑花，一遇见他就绽开了，一生只为他陈渠珍一个人开。

谁能想到在这离家万里的藏地，一言之戏竟结如此姻缘。二十余岁的陈渠珍自此堕入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恋之中，终其一生也无法和西原这个名字再剥离干系。

婚后的西原亦随夫征战，她不畏流矢烽烟，屡屡临危救命，尤其是波密之役时，她于陈渠珍及其部属有居功至伟的救命之恩。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付出或奉献，只把这些 ，当成自己应尽的本分。

彼时的西原，不过是不到二十岁的一个小嫁娘。

她对他的爱几乎浓烈成一种信仰，一种可以让她舍生忘死、放弃一切的信仰 。她是他的爱人、母亲和护法绿度母，他要走羌塘，她万里相随。她本藏女 ，不会不知道前路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死……就算安抵汉地，今生她也几乎无缘再重返藏地。她需要为他放弃父母、语言以及故乡。

她没有什么犹豫，甚至没有询问他什么，只是绷紧了弦，舍命相保。

真正的绝境中，男人女人的界限会迅速被打破，所有人的优势劣势一股脑地被挤压在一个水平线上。有些时候，对于高海拔的生存之道，汉地来的军士们反而不如她一个普通的藏女。

可危急关头，她依旧是挺身而，不论艽野之上人性沦丧到何等龌龊的地步，都无法改变她的本色。饿极了的汉兵要杀藏兵果腹，相对健壮的人要啃食同袍，她不畏刀斧，挺身为弱者呼号。可苟延残喘的人们早已回归到最原始的丛林法则中，哪里还管她靠人性的本能来苦苦恪守的文明底线。她又冒死带人去猎来野驴野狼，只为保住羸弱者的性命。

野驴野狼不常有，没饿死的弱者只好一个接一个地被他们的同类吃掉。西原所做的一切，渐成徒劳。

她为死者垂泪，为保不住他的亲随而垂泪，她抹干泪水后誓死保住她的丈夫 ，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瘦小纤细的女人。当人人自危，人人求自保，一切都无法掌握控制的时候，她用她唯一可以掌握的，自己的生命来护持她的男人。

她充起他的卫兵，护犊一样地护着他。她自己少吃或者不吃，省下口粮给他吃，还假装自己吃过。她逼他吃最后一块干肉的时候说：“ … …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她用人性中最朴素纯洁的一切深爱着他，就像始祖的先民一样，以一个女人所有的一切爱着她唯一的男人……没有人比她更配得起“爱人”这个词汇。

情之所至，缘订三生，相依为命到绝境时，他俩订下三世盟约：

六道轮回中，愿永为夫妻。

一个汉族落魄军官，一个藏族贵胄女儿，依偎在茫茫雪原上，呢喃着的声音被风吹散又聚拢。旁边是死去的人和没有任何生机的世界。那一刻，他们却是不再恐惧害怕的两个年轻人，生死之事忽然变得无足轻重。

反正天上地下，能与君相随，死又何妨。

情之所至，或许感动了雪域护法，艽野中的神衹网开一面，没有收走他们的命。

西原悬起一口真气，终于护送陈渠珍安抵汉地。

彼时已是1912年的初夏。

奈何苍天不仁佳人不寿，用尽最后一丝心力的西原灯油耗干，逝去在西安城 。

临终前，西原遗言道：“西原万里从君，一直形影相随，不想竟然病入膏肓，不得不与君中道而别……愿君南归途中，一路珍重，西原已不能随行了。”

她用她的命来爱他，仿佛她这一生一世的任务只是伴他一程……任务已然完成，她已然到了离去的时间。彼时西风鸣络帷，秋乌夜啼，穷困潦倒的陈渠珍孑立灵前，凑不出一副最粗陋的棺椁钱。

陈渠珍写到：“余抚尸嚎哭，几经皆绝”。既葬西原，“入室，觉伊不见。室冷纬空，天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

他潦倒到甚至无法扶灵南下，无法带她的骨殖去淋一淋南方温润的雨丝。

美好的一切都随风逝去了，陈渠珍茕茕孑立在没有希望的西风里。人生的大悲凉，莫过于斯。

故事还没结束

多年后，陈渠珍重新崛起于湘西老家，广聚披甲人，割据一方。届时，他已是威名赫赫的一代“湘西王”，几乎与自治山西的阎锡山比肩。陈渠珍风骨依旧，他不畏权势，硬桥硬马地守着自我构架起来的处世原则，在一锅汤水的民国官场里硬得像块石头。他耿直高傲，屡次开罪于蒋介石，明知会被打击报复，依旧屡次与蒋介石斗气。这个经历过羌塘大悲死地的男人，一生仕途历经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三个时代，终其一生也不屑于去磨砺棱角，去圆滑处世。

东山再起后的陈渠珍把西原接来湘西，迁葬在自己的故乡小城凤凰。他叱咤半生后，于1952年得善终。六年后，1958年，西原在凤凰的坟冢被推平,遗骸不知所终。

陈本儒将，前尘往事付诸笔端，故而有了那本日记体奇书《艽野尘梦 》，这本书他自少年得意时起笔，从二十六岁驻军四川，调防西藏讲起，山川人物，藏地风土，工布奇恋，辛亥风云，羌塘生死……于西原逝去时戛然而止。

陈渠珍雄踞湘西时颇重文教，兴学建校广泽乡里，自己也勤于修学，行军帐中也是累牍的书画古籍，不仅自己读，也让贴身的人读。

他的一个贴身中士小书记受其熏陶，笔耕终生，乃至成为文豪。那个小书记名为：沈从文。芸芸世人只津津乐道于沈从文，不知其师长陈渠珍。芸芸世人只知追捧 《边城 》，不知有《艽野尘梦 》这本奇书。芸芸世人只知道小说里的边城翠翠，不知有一个藏族女子，有血有肉，名唤西原。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转自《 高山牦牛探险旅行》

沈从文弟弟沈荃的历史

 作者: 李辉

1929年沈从文兄妹四人与母亲在上海合影。左二为沈荃。

前言

七十八前的今天这个日子，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淞沪会战的嘉善阻击战失利，前线沦陷。尽管失败，但是嘉善阻击战的意义得到很高评价。据嘉善市相关资料介绍，作为淞沪大战的外围战，嘉善阻击战牵制了日军的进攻兵力，掩护了中方淞沪部队的后撤。嘉善阻击战的战绩和坚守的时间，创下了淞沪大撤退的阻击战之最，为淞沪会战添上了令人可叹的最后一笔！

嘉善阻击战的主要参战队伍，是由湘西士兵构成的128师。浴血奋战七天七夜，七千多名官兵，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其中，有三位团长受伤，其中，764团团长沈荃，便是作家沈从文的弟弟沈荃。他受伤后从阵地救下，十六日随溃败的部队撤离嘉善。之后，沈荃伤愈，又回归部队，继续参加抗日战争，可谓一名真正的抗日功臣。一九四八年，远离战场中心的沈荃，有了一个闲职：国防部少将监察员。

今天叙述沈荃的故事，当然，这也是沈从文一家的故事。

沈家的将军梦

一九八九年三月，应黄永玉先生之邀，我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湘西凤凰城。

经黄先生安排，我第一次走进沈从文故居。沈从文二十年代初离开凤凰之前，沈从文一直生活在中营街二十四号这座小四合院里。此时，空荡荡的天井，空荡荡的正房，正等待着布置，准备成立“沈从文故居”供人参观。如今的故居，只有一位老人住在左厢房，她是沈从文的弟媳罗兰夫人。

记得是在半年前，从黄永玉先生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沈从文的弟弟沈荃的遭际：作为一个国民党少将，一九四九年参加了湘西凤凰县的和平起义，但在一九五一年却又被误杀，一九八三年终于平反。黄永玉听人讲过沈荃被杀的场景，在他看来，那无疑是一曲悲壮的绝唱。沈荃把军毯铺好，跪下，对着枪口。他用手指着前额，说：“对着这儿打。没想到你们会这样。”

听到这件事情，我惊呆了。我从未想到沈从文在那么多的压力之外，还有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黄永玉在纪念表叔从文的文章中，将沈荃的死写得颇为悲壮。这悲壮，读了让人想哭，却又喘不过气。

我见到了罗兰老人。已经八十多岁的她，却丝毫没有衰老的样子，清瘦的面庞，仍让人相信当年的秀丽。她看上去，顶多不过六十岁，言谈、表情、举止，全流露出一种文雅、温存的风度。难得是那种清晰的思绪、平静的口吻，全不像从磨难中走过来的女性。

和罗兰聊天，总感到她那静穆的风格背后，隐含着热烈深沉的情感，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话语以平淡的形式打入人心。她谈到了死去多年的丈夫（她说过去从不肯对人谈，自己也不愿去思念，因害怕，连丈夫的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她谈到了二哥沈从文、二嫂张兆和；她谈到女儿朝慧自小在磨难中成长的辛酸。也许憋了很久很久，她似乎想将过去的一切尽量从记忆中找回。我为她拍了几张照片，可惜都模糊不清，懊悔至今。

她一一找出沈荃的平反通知书、刑事判决书和起义人员证书。它们终于到了她的手中。

沈从文兄妹几人都在这座小院出生。沈从文，一九〇二年。沈荃，一九〇六年。他们兄弟姊妹共九个，沈从文排行第四。后来死去一位姐姐和三位弟妹，变成兄弟姊妹五人，沈从文排行第三，沈荃排行第四。

打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这座小院的主人的将军梦愈发美丽了。沈从文后来记述过他的祖父：

咸同之季，中国近代史极可注意之一页，曾左胡彭所领带的湘军部队中，筸军（凤凰原称“镇筸”）有个相当的位置。统率筸军转战各处的是一群青年将校，原多卖马草为生，最著名的为田兴恕。当时同伴数人，年在二十左右，同时得到满清提督衔的共有四位，其中有一沈洪富，便是我的祖父。这青年军官二十二岁左右时，便曾做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又做过贵州总督，到后因创伤回到家中，终于在家中死掉了。（《从文自传》）

沈从文和沈荃没有亲身感受到祖父的荣耀，这荣耀却由父亲化作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庭院虽小，将军梦的天地却无限地宽阔。

将军梦不只是沈家的梦，小小的凤凰城里，这种梦是五光十色的。清代时官至总兵、参将、提督的凤凰人不下三十人。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凤凰籍的国民党将军达三十四人，其中中将七位，少将二十七位。随红军参加长征而成为将军的凤凰人，也有数位。生活在这样的山区小城，父亲完全有理由将自己未实现的将军理想，像遗产一样传给孩子。

将军梦，沈从文，沈荃，谁能做得圆满呢？

沈荃圆沈从文将军梦

沈从文首先打破了自己的将军梦。

沈从文六岁时，他和沈荃同时出麻疹。沈从文回忆：

时正六月，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又不要人抱，抱时全身难受。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从文自传》）

一场病，从此改变了沈从文的命运，改变了父亲对他的厚望。本来健壮的沈从文，病愈后变得瘦弱，不再是父亲所希望的军人的苗子。将军梦注定要离沈从文远去。在山水之间，在不同成分并存的民风之中，沈从文的性情更趋向于想像的天地、艺术的天地。沈从文受着尚武和艺术的双重熏陶，但少年的他依然只意识到将军的诱惑。在凤凰刚刚当兵时，他只想进陆军大学，对排长、总爷之类的小军官，他不屑一顾，他回忆说：

父亲平时用甜甜的故事，给我讲祖父做将军赢得的那份荣光，平时不怎么在意，这时却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本来就不爱读书，皇帝又被赶下了金銮宝殿，心想当状元已毫无希望，当将军还有可能。一有了这种念头，我便俨然有了当将军的气概。得到军部奖语时，我就认定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当将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成天生活在做将军的想象里。（《从文自传》）

十四岁时，沈从文和别人一样，踏上通往山外的小路，到凤凰之外的区域当兵去了。然而，在沅水上下，在王村、茶峒，孕育的却是文学梦想。从湘西，他走向北京，登上的是文学殿堂。

父亲的光荣梦想，历史地落在沈荃身上。沈从文回忆，弟弟在那场麻疹病愈之后，家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位壮实高大的苗族妇女照料。因为照料十分得法，沈荃身体发育得强壮异常。“年龄虽小，便显得气派宏大，凝静结实，且极自重自爱，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

沈荃长大了，也到了凤凰人闯荡天下的年龄。一九二二年，年仅十六岁的沈荃在做过一段时间的熊益昌布店学徒之后，和二哥从文一样离开了凤凰，参加湘西巡防军，当上勤务兵。一九二五年，在沈从文困居北京叩开文坛之门的时候，广州发生巨变，诱发沈荃的将军梦，他向黄埔军校走去。

据有关史料统计，湖南青年成为黄埔军校学员的重要来源。在一至五期黄埔学员中，湖南人占了很大比例，后来国共双方出自湖南学员中的著名将军不乏其人，如陈赓、宋希濂、郑洞国、郭汝槐等。

沈荃一九二六年底走出黄埔军校，投身于北伐战争，在南昌朱德的第三军教导团里做见习排长。一个新型军人生涯由此正式开始。

沈荃在《反省书》中这样回忆北伐战争后的生活：

北伐时我本派在第三军教导团当排长（团长朱德），后来调在陈嘉佑军当连长（武汉临时政府时期）。同事中多半是共产党员。我未入党，只想光宗耀祖，清党时以赤嫌开革回家。在陈渠珍部为其办军官教育，一年后又被控为共党分子逼去南京。我虽是国民党员，但不参加活动，（看了许多共产党名人的书）讲话左，被视为危险分子。

沈荃所说的陈渠珍是著名的“湘西王”，自一九二〇年起成为湘西的统治者，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副总指挥兼第四路指挥。沈荃一九二七年回家乡凤凰，便成了陈渠珍的部下，任陈的十九独立师的军事讲习所队长兼代教务长。去南京军官研究班学习再归凤凰时，二十五岁的沈荃，便成了新编三十四师中校参谋主任，随即任五团副团长。

沈荃由中校至少将之前的经历，可以由这样的简介概括：

一九三一年任新编三十四师五团副团长；

一九三四年任该师工兵营长；

一九三六年任一二八师三八二旅764团团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与日军激战于浙江嘉善负伤，被士兵背下前沿阵地。伤愈后，一九三八年他又率部参加九江战役，血战沽塘，失败后带伤回湘西；

一九四〇年二月任十六志愿兵团团长；

一九四一年五月任暂五师四团团长，是年冬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

一九四二年三月升暂五师二旅副旅长，不久废旅，调任军事督员会驻滇干训团上校战术教官；

一九四三年到印度兰姆加军官战术学校受训；

一九四五年五月调军训部步兵总监任上校监员；

一九四八年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沈荃对将军的热望开始冷却，意志开始消磨。是对政治的厌倦，还是对现状的厌倦？是对战争的反感，还是对军内陋习的反感？

从沈荃的《反省书》中来看，早在一九三九年，他一度下决心离开军队，不再当兵。他说：

一九三九年调委新六军参谋长，我不到差。同年委我第十六志愿兵团团长，不三月即调赴修水补充七十一军。到地被以连编散，营以上军官为附员，我回家发誓不再当兵，把手枪服被全给朋友，开始嫖赌。后到昆明我二哥处闲住几月，仍回沅陵家里。

对沈荃另一次打击是在一九四一年。他回忆说，当时他在暂五师任团长，师长戴季韬调任师管区司令。他觉得自己本来有可能升任师长，但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为吃香的是在陆军大学又进修过的黄埔毕业生，而他只是黄埔生。结果来上任的新师长便是黄埔五期的湖南学生、后又进过陆军大学的郭汝槐。郭汝槐的一段话可以证明沈荃对升迁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

读郭汝槐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沈荃与这位新师长的关系极不融洽。郭汝槐对沈荃也有一定的反感。下面这段郭汝槐的文字，是我目前所见同时代人关于沈荃的惟一记叙，带有明显贬意，兹全部录出：

记得我刚到暂五师时，我说我喜欢射击，一个名叫沈荃的团长听了之后，就在我面前吹嘘说：“打枪嘛，不是我自夸，那是弹无虚发，摔一个柚子到空中，我可以一枪打中。”湘西土匪之中，确有打好枪之人，实在不敢藐视，我忙对他说：“沈团长，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就露一手吧！”我遂命人拿了一个柚子来，抛上天去，叫沈团长用手枪打。看热闹的人，把我和沈团长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可他连打了几次，均未击中，沈无地自容。

沈荃是黄埔毕业的，又是教官、军官。不知郭汝槐是不知、还是故意将沈说成为土匪。这位沈家一心想当将军的人，在另一个将军眼中却别描述成这个模样。

黄永玉在追念表叔沈荃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跟潇洒漂亮一样出名的是他的枪法。夜晚，叫人在考棚靠田留守家的墙根插了二三十根点燃的香，拿着驳壳枪，一枪一枪地打熄了它们。还做过一件让人看了头发竖起来的事：另一位年轻的军官叫刘文蛟的跟他打赌，让儿子站在十几二十米的地方，头上顶着二十枚一百文的铜元，巴鲁表叔一枪打掉了铜元。如果死了孩子，他将赔偿两箩筐子弹、十杆步枪外带两挺花机关。虽然赢了这场比赛，姑婆把巴鲁表叔骂了个半死。这孩子是由于勇敢或是懵懂（他是后来成为湘西著名画家的刘鸿洲），恐怕至今还不明白当年头顶铜元面对枪口是什么感受。《我的巴鲁表叔——从文表叔的三弟》

参与和平起义

一九四九年春，沈荃在上海目睹了一个旧政权的失败，他不愿意南下广州，心灰意冷的他，此刻，那颗心早已维系在家乡凤凰那片清清的水，清清的山林。沈荃带着两位夫人，一位由父母安排的元配夫人，一位自己在外自由恋爱结婚的妻子罗兰，回到家乡。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六岁的女儿沈朝慧。

沈荃回到凤凰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湘西，统治地方的仍是湘西王、沈荃的老上司陈渠珍。当时陈任国民党的湘西行署主任。一九四九年八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通电和平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进军湘西，陈渠珍面临着历史抉择。他选择了和平起义。沈荃作为一位在地方有影响的军人，也参加其中。

一位当年参加动员陈渠珍和平起义的解放军干部回忆这一往事，提到了沈荃：

据当时了解，陈渠珍先生接到我军首长的信件后，随即召开了凤凰县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潭自平、熊子霖、王荣梧、包凯、沈荃、刘祖平、陈兆鹏、包心杰等。……包凯、沈荃是原国民党军队将领，他们在凤凰都有较大影响。会上，他们都表示“惟玉公指示为命”，愿意跟随陈渠珍先生和平起义。

凤凰县于十一月七日和平解放。按照陈渠珍和解放军湘西军区首长商定的协议，凤凰县和平解放，旧县政府停止一切活动，成立凤凰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筹备粮草，支援解放军进军西南。

沈荃在新成立的临时治安委员会中任军事组副组长。

五个月后，凤凰县正式成立人民政府，并成立县政府地方常备队，指挥部设指挥长、副指挥长、指挥员。沈荃任指挥员，这是没有实权的职务。常备队的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在凤凰县各地剿匪和轮流受训。

从一九二五年投军黄埔，人生划出一个大圈，又回到山洼中的凤凰，曾经官至少将军衔的沈荃，成了四百人的地方武装的一员，这无疑是历史给沈家的将军梦开了一个极大玩笑。

此刻，想必沈荃只想跟上一个新的时代，平静、安稳地在故乡度过平淡无奇的生活。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七日，他参加了“湘黔川鄂四省边区苗族联谊会”，他的身上也有苗族的血统。沈家父亲的生母是苗族。

这次苗族联谊会是在中共湘西区党委和沅陵专区的授意下召开的，由当时尚未反叛的“苗王”龙云飞负责筹备。筹备会散发了倡议书。这份倡议书便是由沈荃起草、修改的。在《反省书》中沈荃这样谈到起草内容：

头一部分简单追述了一下苗族的族源，写我们苗族是蚩尤的后裔，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鼓励苗族人民发扬本民族勤劳勇敢的光荣传统；第二部分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控诉，诉说苗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备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痛苦；第三部分是倡议书的核心，强调苗族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在振兴国家的同时振兴苗族。

对沈荃、对参加凤凰起义的旧军政人员，弃旧投新，也许意味着一切都将过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建设、是创造。他们未必都真诚地相信新的一切，但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拥抱着现实，拥抱着新的生活。

倡议书的话自沈荃笔下流出，也可以看成是他的复杂心情过滤之后的坦白和愿望。

沈家将军梦破碎了

谁料想，龙云飞父子的突然反叛，彻底打破了凤凰起义人员短暂的安宁，“苗族联谊会”转而被说成“反动会议”，剿匪胜利后对起义人员的重新审查，更是彻底改变了沈荃的命运。

冬天，风正紧，天正寒，剿匪的战斗也正酣。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曾为解政军进军西南、剿匪作过一定贡献的凤凰常备队，一天之间，在四个城镇同时被解放军包围缴械、改编。据当年的常备队员回忆，常备队确实鱼目混珠，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有的在配合解放军剿匪时牺牲负伤，也有的叛变，通匪。”

十八日拂晓，常备队指挥部的人员在凤凰县城被缴械。沈荃离开了家，离开了罗兰，从此不再相见。关于这次拂晓行动的经过，有史料详细的叙述：

县城。拂晓，四一七团团部电话通知谭自平带指挥部及二、五大队的官佐到天主堂集中，解放军在天主堂的周围架设了机枪。常备队官佐在礼堂集中后，宋子兴县长向他们宣布常备队同解放军合编的决定，并要他们缴了所携带的手枪。九点，二大队、五大队及四大队的胡奠安中队，全部开到箭道坪集合。解放军在箭道坪周围架设了机枪，在大门口设置了岗哨，只准常备队人员进去，不准出来。常备队到齐后，四一七团钱参谋长讲话，传达光荣合编的精神，然后命令常备队架枪，向后转，向前三步走。解放军把常备队的所有枪支收缴后，常备队再向后转回原地。这时，谭自平讲话，要大家服从命令，配合解放军搞好合编。这天早上，许多换上便衣的解放军事先已占据奇峰寺，居高临下控制了谭自平的指挥部。

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沈荃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天性的军人气质，毕生的军人追求，他没有被多年的磨损变得世故，圆滑。他不想掩饰自己，不想虚伪地沉默，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将降在他的头上。

常备队的军官被集中，当即被集中在县城公园里学习，不能和外界联系。可能因为沈荃官衔高，或者文化水平高，他被指定担任学习队长。然而，在大会发言中，沈荃坦率地发出牢骚，说出“狡兔死走狗烹”一类的抱怨。这样的话便将他钉在了死亡线上，致使几十年后，曾经管理过沈荃等人的一位干部，仍然回忆时说道：“记得有一位姓沈的态度最不好。”

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在公园里已经集中学习两个多月的军官队，接到了军分区的电令，调学员包凯、刘祖平、沈荃三人到军区工作，限七日赶到。沈荃等三人当即出发，于六日晚赶到军分区所在地辰溪。与他同行的包凯，也是一位国民党少将。

罗兰回忆，沈荃离开凤凰，没有回来话别，也没有通知她去送行，连应带的日用品也未送去，从此，渺无音讯。

赶到辰溪，沈荃等人就被收押．二月九日，沈荃在狱中写出达数千字的《反省书》，简述自己的一生。他提到了二哥沈从文及其他家人：

家住楠木坪18号，父母已亡故，有兄长二人，大兄云六居凤凰做小本生意，二兄从文现当北大教授，姐妹各一已出嫁。妻二人，田碧琼、罗兰均受中等教育，现在沱江镇纺纱过活。女一人，朝慧，年八岁，在县小读书。

《反省书》中沈荃逐条交代、说明有关问题。谈到“我对帮会的看法”时，他说：“我以为我是进步军人，不入帮会。”在第四部分“我过去的罪恶”中，他写道：“……不过我带兵十多年，除了作战，从不杀人，抢人，强奸。”

最后，沈荃表示决心：

我愿意作一战士，站在最前线去立功，以赎前非，决心为人民服务到底，什么事我都可以做。我虽然四十六岁，可是身体精神并不坏，万一政府要我好好为老百姓，我当遵守政府一切法令，劳动生产，以谋生活。

这样的表态，最终没有改变沈荃的命运。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被判处死刑。

在沈荃被关押之前，毛泽东曾对湘西的镇反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做过具体指示。毛泽东说：“在湘西二十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沈荃即属于“由地方再杀一批”中的一个。八十年代，当年被杀的人百分之九十六得到平反。

枪响了，沈荃倒下。沈家的将军梦永远地破碎了。

丈夫被判死刑，无人正式通知罗兰，她和女儿朝慧痴等沈荃归来。开始，有人说，沈荃去参加抗美援朝了。最后，噩耗传来已是好多天以后的事了。作为“反革命家属”，罗兰不敢声张，哪怕哭泣也不敢，只能三十多年后才对我细说往事。

沈荃死后，无亲人前来收尸，最后由一位当过他的勤务兵的屠夫，用木板草草钉了一个棺木将沈荃埋下。如今，这位勤务兵已死，无人知道沈荃的坟墓位于何处。

无法描述八岁的女儿朝慧在父亲被误杀之后承受的精神压力。几年过去，朝慧小学毕业，在大伯的资助下，她独自一人走出凤凰，前往北京，住在二伯沈从文家里生活。沈从文一家以一片不大的绿荫，庇护弟弟的女儿，一直将她抚养成人。历尽磨难的朝慧，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刘焕章的妻子，从此有了自己和谐安稳的家。

父亲冤死之后，沈朝慧从凤凰来到北京，与沈从文一家相依为命。

沈荃的元配夫人田碧琼娘家是凤凰的望族，她的爷爷田兴恕做过贵州提督。沈家的祖父便是在他的手下立战功而当上将军的。沈荃在世时，田碧琼和罗兰均在一起生活，沈荃死后田碧琼便回到娘家，“文化大革命”中病逝。

沈荃死后，罗兰一直靠缝纫度日，七十五岁时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其间，她不敢离开凤凰半步。她的娘家是在泸溪附近的溆浦，凤凰无亲戚。这些年里，她始终是一个人生活。

一九八二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回凤凰，得知罗兰还在缝纫店里干活。这时，沈荃尚未平反。沈从文默默走到缝纫店门口，往里探探头。这时罗兰走了出来。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握手，谁也没有讲话。不需问，不需说，一切都在心底，都在无言的老泪纵横之中。

第二年，一九八三年，沈荃平反，距他被处决的日子，已经三十三年。

二〇一三年秋天，我陪同黄永玉先生前去嘉善，了却他多年的一个愿望。他站在抗战纪念碑前，向家乡那些血洒疆场的抗战烈士们静穆地敬献花束，当然，也包括在此受伤、承受历史之殇的三表叔沈荃。

黄永玉在嘉善主动提出，创作一个“鸡连长”雕塑，叙述自己与一二八师的特殊渊源。

“鸡连长”雕塑与抗日嘉善阻击战纪念碑相伴。

雕塑于二〇一四年落成，碑文如下：

一九三一年，我七岁。一二八师驻湘西辰溪，师长顾家齐。顾是家父小学同班，关系不错，长大后一军一艺，虽非同行，仍往来不断。时逢春期，顾有意提高辰溪乡村师范教师文化艺术水平，特约家父前往主持辰溪乡村师资训练班艺术教学。家父携我同往。学生二三百。校舍木质结构，宏伟宽阔。居高临下，芳树茂密，阳光照眼，课余之暇，家父常携我赴师部顾处茶叙或晚餐。同席均凤凰属僚故交好友，我呼为伯叔的人。

席设楼上，楼下为大厨房，主厨为随军多年的刘四宝老伯。刘老伯蓄一芦花公鸡，高一米有余，性格自由孤傲，晨昏不论，随意打鸣。声如驴吼，且脾气凶恶，见猪狗或生人走近厨房则拍翅直追，穷啄不舍，如仇对敌寇。部队调防，刘老伯随身护带，亲如己出。顾家齐酒酣间闻鸡吼，常戏称其为“鸡连长”喊口令。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二八师调防安徽宁国，家父为生活所迫携余赴宁国傍之。顾伯体恤如旧，委以闲差安生。师部大厨房仍由刘四宝主持，而鸡连长赫然在焉：昂扬气派有过往日。四月我随家堂叔黄村生赴福建厦门就学。七月，卢沟桥抗战爆发。三七年保卫嘉善一役，一二八全体官兵浴血奋战，为国慷慨赴难，仅百余人生还。主厨刘四宝老伯不在生还之列。

流光倏忽，七十七年过去，“鸡连长”从未有人提起。肃立烈士墓前，往事历历在目，不胜哀念之至。敬塑“鸡连长”于烈士之侧，以作历史语余。

甲午春日湘西子弟凤凰黄永玉九十书于北京万荷堂

二〇一四年清明时节，在凤凰，我陪朝慧女士前往沈从文墓地祭扫。

时光倏忽，距她离开凤凰转眼已快六十年。年逾七旬的她，岁月艰难与精神折磨没有压倒她，她依然那么坚强，那么美丽，如她的家乡山水一样。走在凤凰街头，红色残垣与标语碎影，在她身旁掠过，历史无情还是有情，尽在心底。

可以停笔了。我想借用黄永玉为沈从文墓地的题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2015-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