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暗暗伸出黑手！卫星照片泄密：共军全新军事基地 恐激起美中台三边漩涡

 中共暗暗伸出黑手！卫星照片泄密：从卫星空拍图可以看出，这座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全新军事基地拥有1700米的机场跑道（战备跑道）、600米的主跑道（目前可见）、10个直升机降落坪，以及27个停机棚，规模相当大，图中还可看见已有三架直升机停靠在停机棚旁边。除了直升机之外，军用UAV无人直升机极可能也是部署在这个基地的战备武器之一，UAV能在远处观测敌方目标，并将信息回传作战中心，让战场环境透明化，以利指挥官下达命令。军事分析师 d-atis在推特上提到，这座基地恐将激起美中台三边漩涡，其规模亦会造成新的台海威胁。

2021年3月12日深夜，网络公开来源情报（Open-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分析师d-atis@detresfa_在推特上公布卫星照片显示，中共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近海处，打造一座全新军事基地。根据卫星定位，此处距离澎湖仅有183公里，而该基地与近日观察到同样位于福建扩建的两军机场，均可使共军对台海周边构成极大的压力与威胁！平添区域的不稳定性。报呱独家取得 The Intel Lab及 d-atis授权使用图片：

图：卫星空拍图显示解放军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最新打造的军事基地，已接近完工，而这座基地将对台湾西南空域造成全新威胁。

从卫星空拍图可以看出，这座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全新军事基地（24°02'41.5"N117°50'55.0"E|24.044861，117.848611）拥有1700米的机场跑道（战备跑道）、600米的主跑道（目前可见）、10个直升机降落坪，以及27个停机棚，规模相当大，图中还可看见已有三架直升机停靠在停机棚旁边。除了直升机之外，军用UAV无人直升机极可能也是部署在这个基地的战备武器之一，UAV能在远处观测敌方目标，并将信息回传作战中心，让战场环境透明化，以利指挥官下达命令。军事分析师 d-atis在推特上提到，这座基地恐将激起美中台三边漩涡，其规模亦会造成新的台海威胁。

 

 

图：2021年2月18日，坡道上可见三架Mi-8/M-17型直升机

军事专家何澄辉在看过新落成的军事基地卫星空拍照之后表示，这座新军事基地过去不曾被报道过，或可视为习近平上台后亟欲解决台湾问题及扩张共军战力的产物，同时更隐然有挑战既有国际秩序，意欲突破第一岛链，甚至直接挑战美军之意图。27个机棚规模不小，可供不少军机进驻，除已拍到的直升机外，以目前观测到的跑道长度粗估，亦足以提供战斗机起降，对台湾西南海域及空域，以及东沙群岛一带，都十足构成威胁与压力。

共军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所打造的新军事基地距离澎湖仅有183.17公里，距离十分接近。

 

 

共军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所打造的新军事基地距离东沙群岛仅有386.11公里。

从 Google Map上仅能看到数年前漳浦县新军事机场用地仍是空地，尚未兴建军事设施。

何澄辉强调，这座新的军事基地可增加共军对台海周边的调度弹性，增加战备能量，从位处地点推估，这些机场有利共军的“前进部署”，也就是说未来共军能够部署在前沿的军机数量增加很大的空间。至于可观察到的直升机和机棚数量更是值得留心的部分，如利用直升机进行突击作战，特别是用于夺岛作战。“尽管直升机飞行速度比较慢，但直升机可贴海飞行，或利用地形隐蔽，对于突袭作战仍是可畏的威胁。台湾附近的小岛，比如说金门、马祖、乌坵，甚至是澎湖等都有可能会是其目标，因为这些潜在目标对共军来说距离相对较近且可利用沿岸有利地形，而台湾驰援距离也相对较远。因此严防共军利用直升机突袭小岛的可能性成为防卫作战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大）甫闭幕，习近平更定调“爱国者治港”方针，无异议通过修改9条香港选举制度，设立多项选举的候选人审查制度，并重构特首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尽管没有明言正式终结一国两制，但“一国两制”早已名存实亡。在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下一步恐怕就是集中心力对付台湾了，何澄辉强调。

习近平一方面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加速提升共军军力，对台施加更多威胁。

面对中共日益升高的军事压力，蔡英文总统更需步步为营，果断化解危机。

難民變老董 林齊國‧生命力！看板人物 20160828 (完整版)

习切断江派常委家族钱袋子 贾庆林家族腐败内幕再被摆上台面

 蚂蚁集团去年上市计划被中共当局叫停的真正原因，被爆是蚂蚁集团背后的复杂股权结构，牵涉多个中共权贵家族。其中，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再次浮出水面。

蚂蚁集团去年上市计划被中共当局叫停的真正原因，被爆是蚂蚁集团背后的复杂股权结构，牵涉多个中共权贵家族。

习切断江派常委家族钱袋子 包括贾庆林家族

《华尔街日报》2月16日的一则报导，将江派多名前常委家族摆上台面。

报导援引十几名中共官员和政府顾问的话指，中共官方去年11月叫停蚂蚁集团上市计划，除了对金融系统风险的担忧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蚂蚁集团复杂的股权结构，以及那些有望从这桩原本会是全球规模最大IPO中获益的人，令北京方面越发不安。

知情官员和政府顾问透露，在上市几周前，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掩盖了其股权结构的复杂性。在持有蚂蚁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是一个由人脉广泛的中共权贵组成的小圈子。

当局调查发现，由江泽民孙江志成创办的博裕资本（Boyu Capital），以迂回方式，透过私募基金“北京京管”持有蚂蚁股权。

另外，李伯潭通过其控制的北京昭德投资、西藏鸿德世纪投资、福清麟生三号投资、上海众付，最后成为了蚂蚁的隐藏股东。

蚂蚁集团去年上市计划被中共当局叫停的真正原因，被爆是蚂蚁集团背后的复杂股权结构，牵涉多个中共权贵家族。(《华尔街日报》网站的截图)

李伯潭是江派前常委贾庆林的女婿。

报导称，李伯潭2009年成立的茅台会（Maotai Club）所举办的各类活动，被习近平视为有损中共形象。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任期早些时候与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

北京时局观察员华颇对大纪元表示，打击蚂蚁集团，其实就是为了打击其背后的江泽民、贾庆林等江派势力。这些人几十年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想把他们这样的阶层打散，把他们的利益夺到手。

李伯潭“茅台会”背后的庞大势力

贾庆林有一子一女。女儿贾蔷（又名林青）嫁给李伯潭，两人育有一女李紫丹。

李伯潭曾任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交易员、香港HARLLOWBUTLER（哈罗巴特）公司（英资）亚洲区主管，现为北京昭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昭德）董事长兼总经理、中瑞酒店管理学院董事长。

“茅台会”是由茅台集团前董事长季克良、袁仁国和李伯潭在2009年12月联合发起的北京国酒茅台文化研究会旗下的会所。当时会所有会员600多人，号称“包括艺术界、文化界以及众多商界精英”。

“茅台会”选址位于北京长安街南池子菖蒲河公园。南池子大街从清朝起就属皇城之内，挨着红墙，紧靠北京政治中心。

2009年12月21日下午，北京国酒茅台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大会堂三楼会议厅内开幕，当天来了将近300人。

港媒报导称，成立大会由央视赵忠祥、刘芳菲主持，时任茅台集团董事长的季克良担任首届理事长，北京昭德董事长李伯潭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茅台会”名誉会长包括凤凰卫视主席刘长乐、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孔丹，以及中共前空军司令员乔清晨、军方总政治部前副主任刘永治、前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前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前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杨超、富力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力等。

马云不仅是茅台会的名誉会长，同时也是“茅台会”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此外，中共前央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等人并列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车峰被指是江派的白手套。

自“茅台会”成立，李伯潭至少担任两届秘书长，是“茅台会”真正操盘人。

2013年、2014年，中共高调“整治会所”，严禁官员到私人会所活动，北京宣布市属公园内的私人会所一律关闭。不过，据媒体调查发现，“茅台会”虽已“摘牌”，但仍暗中经营。

北京知情人士曾透露，过去十年中李伯潭最擅长的“投资”手段，就是靠这种人脉关系和政治后台来大肆圈钱。

贾庆林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2000年厦门远华案牵扯大批中共高官，深度涉案的贾庆林在江泽民的保护下不但安然过关，并被提拔到了北京，直至进入政治局并任政治局常委及政协主席。

江南会是“茅台会”的分支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茅台会”除了南池子北京总会外，还有上海的茅台浦江会，杭州的茅台江南会、广州的茅台岭南会及大连的茅台三江会。

“江南会”是由马云发起投资建造的一所会所，发起人包括马云、丁磊、陈天桥、冯根生、沈国军、宋卫平、鲁伟鼎、郭广昌8位浙江商界大佬。“江南会”也被视为是“茅台会”的一个分支。

陆媒文章披露，有一顿饭局在杭州十分出名，当天有马云、郭广昌、丁磊、沈国军、冯根生、季克良、陈凯歌夫妇、于魁智、方芳等一百多位名流都出席了这个宴会。据说，“江南会”和北京的“茅台会”可以喝到略有不同的茅台酒。

2014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习近平关于西湖景区高档“会所”问题的批示，要杭州市委市政府整治关停西湖景区高档“会所”。

之后，“江南会”等高档经营场所“主动关停”。

多家媒体报导，习近平一度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大怒，斥“舌尖上的腐败为何屡禁不止？是不是背后有后台？”并直接点名北海公园及西湖景区的私人会所。

贾庆林家族腐败传闻传遍京城

多年来，贾庆林家族的腐败丑闻传遍京城。

据报导，1993年贾庆林的儿子因洗钱在澳大利亚被判刑5年，而贾蔷涉嫌空手赚得数亿元。

自1996年，贾庆林被江泽民调到北京任市长、市委书记后，贾家的利益链也从福建转到了北京。

李伯潭于2005年成立北京昭德，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是一家涉及地产、能源、教育、广告等行业的民营性投资控股企业集团，在北京、河北、杭州、重庆、云南、海南等地均有投资。

在地产投资领域，主要是以旅游、商业地产和高档住宅为主导，项目分布于北京、浙江、云南、海南等地区。

在能源方面，侧重于对煤炭、石油、水务、有色金属方面的项目投资，对云南、新疆等进行了煤炭及矿产资源的开发并投资了若干项目。

在媒体领域，拥有两家媒体资源的广告公司，经营北京市路名牌、出租车站牌、地铁站厅、机场快轨全线、东四环单立柱等广告业务。

（网络截图）

在教育领域，公司与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合作，在北京投资兴办北京国际酒店管理学院。在文化领域，投资创建永乐国际拍卖公司，将佳士得带进中国拍卖市场。

另外，公司取得了昆明新机场高速公路的30年的BOT投资建设运营权。总投资金额达22亿人民币。

被视为曾庆红家族“白手套”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与李伯潭等多名江派“太子党”关系密切。

2009年1月，上市企业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出资3.5亿元人民币，从北京昭德手中收购位于古城丽江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习追击贾庆林家族

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李伯潭就很少以“茅台会”秘书长身份公开露面，只是用北京昭德董事长的头衔四处考察。

2014年12月17日，李伯潭当选为贵州茅台独立董事。贵州茅台是茅台集团的上市子公司之一。

很快，当局对茅台集团刮起“反腐风暴”，到目前该集团至少有十余名高管被查。其中包括当年“茅台会”的创建人之一袁仁国，及曾担任茅台会副理事长的贵州茅台酒厂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自力等。

2020年12月17日，李伯潭辞去贵州茅台独立董事职务。

2019年，台湾学者吴嘉隆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中共江派权贵将资金转移到柬埔寨、新加坡等地。

吴嘉隆披露，“中共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雇了一架私人飞机，上面听说装了黄金、美元、欧元等等，飞到柬埔寨去了，这是一个台商跟我讲的。”

今年2月，《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当局研究正在收紧香港的反洗钱措施。目前香港的反洗钱措施，由现在只针对海外人士，扩大至包括大陆官员在内人士。

此外，多名贾庆林的亲信出事。

被指是贾庆林家族钱袋子之一的世纪金源集团主席黄如论，涉嫌行贿罪于2017年6月被撤销福建省政协委员资格。

（世纪金源集团官网截图）

有海外媒体引述北京知情者的话说，“外界都以为金源集团姓黄，法律上没错，但实际上，黄如论只不过是贾家的马仔、具体经营者。实际主事人是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

2017年3月2日，贾庆林的“副秘”，中共全国政协前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前主任孙怀山落马。2018年9月，孙怀山被判刑14年。

孙怀山任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达17年，其中有10年时间是跟随前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做事。

蚂蚁IPO遭停内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底阻止了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这样做的动机看似是担心该集团会为中国金融体系带来更多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对创办人马云加强推动金融控管的作为表达愤怒。

但，《华尔街日报》深入探查十几名中国官员与政府顾问的说法，直指其中另一关键：蚂蚁集团复杂的股权结构丶以及那些有望从原来是全球规模最大的IPO案当中获益的人，令北京越来越不安。

《华尔街日报》指出，在蚂蚁首次公开募股之前，一项中央政府的调查中发现，蚂蚁的招股说明书中遮掩了该公司股权结构的复杂性，这背后隐藏着一群中国权贵组成的圈子，其中更包含可能对习近平与其亲信造成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

原来，马云和蚂蚁集团高层可望藉由让公司上市，为公司带来超过3000亿美元以上的估值。该报导指出，习近平当前的权力已经可以与前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相提并论，习近平利用反贪腐运动顺势加强自己的势力，但蚂蚁集团的IPO却代表了他长期以来反对的造富模式。

蚂蚁集团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蚂蚁集团的股权结构已在招股书与公开商业注册纪录中披露。不过，早在该次调查以前，中央银行的监管机构已开始担忧蚂蚁集团的商业模式。

该集团旗下的支付APP“支付宝”有超过十亿用户，同时为蚂蚁集团提供大量関于用消费习惯的数据丶借贷行为与历史。该集团已经约五亿人提供贷款，但它却不必遵循严峻的金融市场与资本规定，反倒由国有银行提供大部分的资金与承担风险。

去年10月底，马云就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了监管机关，指出这些规定都是不必要的丶会让科技创新倒退，该次的讲话激怒了财务官员高层。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这些成为了习近平下令抵制蚂蚁IPO丶强迫该公司缩减贷款的基础。

江泽民丶贾庆林亲信间接投资蚂蚁 习近平的潜在挑战

了解蚂蚁集团调查案内情的人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蚂蚁招股书当中的细节，尤其是当中投资者的身份与持股安排引发了监管机关警觉。

其中，多名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有密切关系的政商人士涉入对蚂蚁的间接投资，由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参与创办的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博裕资本（Boyu Capital）、控有北京昭德投资集团(Beijing Zhaode Investment Group)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任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都参与其中。贾庆林与江泽民的关系十分密切。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江泽民的盟友在习近平反贪腐的运动当中遭到清洗。

蚂蚁集团吸引许多与江泽民密切的政商人士投资。

江志成与马云的关系可回朔到几年前，2012年，江志成替马云谈妥了收购Yahoo所持的半数阿里巴巴股份的交易。江志成旗下博裕资本丶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和中信集团(Citic Group)的私募股权投资部门等这些强大政治人脉所组成的投资者财团，提供了该交易案所需71亿美元当中的部分资金。2014年，随着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财团所持有的5%的阿里巴巴股份的价值因而飙升。

《华尔街日报》指出，博裕在2016年以较迂回方式成为蚂蚁的早期投资者。根据该报所取得的商业纪录，博裕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子公司，又利用这家子公司投资了另一家上海投资公司后，再以这家上海投资公司的名义投资名为北京京管投资中心（Beijing Jingguan Investment Center）的私募基金公司。北京京管购入了蚂蚁集团的股份。

北京京管是2016年对蚂蚁提供总计291亿元人民币的16家投资者之一; 2018年，北京京管参与了另一批总计人民币218亿元的对蚂蚁的投资基金。《华尔街日报》指，北京京管透过这两笔投资成为了蚂蚁的前十大股东，但招股书当中完全没有提及博裕与北京京管的参与。

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习近平不希望蚂蚁的上市为中国这些“太子党”投资者们带来巨大利益，习近平认为，这会扩大收入差距，损害他消除贫穷的努力。据知情人士说法，这些投资者协助蚂蚁去年顺利通过多家监管机关的上市申请审核。

该报引述一名中国央行的官员说法，称“股权结构”是他们需要对蚂蚁集团这样的公司监管的原因之一。

蚂蚁集团待重整 重新IPO之路仍无期 

前几年，马云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创新与政治领导层想让中国变成科技强国的目标一致，不过到了2015年，中国股市大跌丶经济放缓，导致中国政策面上将资源转向国有部门。该报指出，马云本想取悦高层，曾计划要让蚂蚁在上海的科创版与香港股市同时上市，但这样的姿态未能缓解中国官员对马云计画的担忧。

蚂蚁未来会被重新整顿为符合银行业资本要求的金融公司，这可能让这家公司不得不筹资以增强资本基础，但同时也为大型国有银行或其他类型的政府控制的实体机构打开了购买该公司股权的大门。现有蚂蚁股东的股权可能被稀释。

一名了解情况的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蚂蚁集团的整改还需要一段时间，是否能重启IPO目前不在政府高层的议程之内。

李玟仪/杨威廉（《华尔街日报》）

尼泊尔剿灭“藏独”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始末

 尼泊尔剿灭“藏独”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始末       作者:乌克雅布,前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

当时叛军的司令名叫旺堆嘉措，曾在美国科罗拉多受训，据称极其好战。1973年7月，我与内政部一名官员前往木斯塘。在木斯塘县，我们见了当地官员，要求他们派几名警察保护我们，结果官员们大惊失色，说没有警察敢到山里去面对极端凶残的叛军。最后我们勉强带了一名胆大的警察。

    第二天，我们来到尼尔吉里山的山脚下，这里离叛军总部不远了。首先，我们遇上了旺堆嘉措的哨兵。听说我是政府代表之后，他们把我带到半山腰的一处木房子里，周围这样的房子还有十来座，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叛军的一处基地，整个叛军共有十几处这样的基地。每个基地大约有200至300人。

    当时旺堆本人并不在，他的副手巴陈跟我见了面。他答应把政府要求他们投降的意见转达给旺堆。随后我又前往其他几个基地，会见了那里的首领。这些叛军手里拿着比尼泊尔政府军还先进的美国制武器，身着统一的作战服，不过看上去已经没有了好战的心气，大概是因为多年来在侵扰中国西藏的过程中不断遭到打击。

此行并没有什么结果，叛军既没说投降也没说抵抗。我回到加德满都，收到军方情报说旺堆嘉措已秘密来到这里治病。通过中间人，我很快在泰米尔区见到了这个当时的风云人物。其实我跟旺堆也算是半个熟人了。上世纪50年代，我在印度东北部大吉岭上中学期间，旺堆就经常到我们学校旁听英语课，我们当时就认识。他的个子几乎有1米80，身材魁梧。快20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我。我向他通报了尼泊尔政府的决定，建议他下令所有叛军立即投降。旺堆当时情绪低落，说仗打了这么多年，一点希望也没有，也该为手下几千人找个出路了。

1973年底，尼泊尔政府向叛军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必须在1个月内投降。为了让叛军能理解，政府将最后通牒翻译成藏文，在木斯塘县四处张贴，后来又将时限后延了15天。但一直没有叛军投降的消息。

1973年底，比兰德拉国王下令展开军事行动。鉴于木斯塘四水六岗叛军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拥有数千名装备先进的精锐士兵，所以尼泊尔政府极为重视。国防部下令驻扎在博克拉市的第三旅出动约3500名士兵，另外动用了2000多名警察。不过尼军将领仍然没有什么信心打胜仗，因为尼军一般都在平原地区活动，几乎没有山地作战经验，而四水六岗叛军则善于山地作战。
 

当时在国际上，弱小的尼泊尔遇到很大压力，只能让这些“外逃藏人”自由出入境。但总体上讲，上世纪60年代，尼泊尔政府并不十分清楚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叛军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直到最后尼政府军采取行动剿灭叛军后，我们才把情况彻底弄清楚。在我们提审一些叛军成员时，他们交代，达赖集团在美国的帮助下，曾与尼泊尔政府内的一些重要部长有长期联系，因此得到“特殊关照”，从而得以在木斯塘立足。

上世纪60年代，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一个军用机场专供美国使用，中情局是这个机场的常客。我记得这个机场经常有直升飞机起降，大部分飞往尼泊尔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山区。具体飞机运的是什么，尼泊尔政府也不得而知。后来我们了解到，美国从印度及其他地方组织了大批先进武器、无线电通讯设备和生活物资运给四水六岗叛军。在清剿之后的审判中，有些叛军头目交代，当时他们靠无线电与中情局取得联系，每次美军飞机来到他们的山头，他们就组织叛军士兵四处取回物资。

但据我所知，这些供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政府更迭，有几年的时间中情局无法提供物资，结果不少叛军被饿死冻死在山里。美国很早在尼泊尔就设有使馆，使馆部分外交官也秘密与木斯塘叛军联系。1965年，美国外交官霍华德•斯通在加德满都被捕，同时其供应给木斯塘叛军的大量武器也被查获。斯通因此被尼政府驱逐，该军用机场也被关闭。

1972年，比兰德拉国王继位。1973年，他访问中国，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我记得他回来后不久，就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军队、警察、内政部官员都在，也包括我。在那之前我是内政部主管“西藏难民事务”的下秘（处级）。后来我被比兰德拉国王任命为负责剿匪事务的协调官。比兰德拉国王对与会者说，中国总理周恩来跟他严肃地讨论了木斯塘叛军的问题，并希望尼泊尔政府采取行动剿灭这些危害到中国国家安全的叛军。会议做出清剿决定后，让我尽快作为协调官员前往木斯塘与叛军头目见面，同时尼军开始包围叛军所在的山头。
 

1974年初，我陪比兰德拉国王接见了从四水六岗叛军中分裂出来，并已率部投降的前叛军司令巴巴益西和他的侄子，要求他的部队提供帮助，条件是打完仗后给他的手下土地、安家费，所有人还可以得到尼泊尔国籍。巴巴益西同意出300名士兵帮助政府军展开清剿。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旺堆的军营里，叛军一片哗然，军心浮动。1974年春，随着政府军包围圈的缩小，叛军几乎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当时达赖喇嘛的驻尼“大使”顿珠朗杰和达赖二哥嘉乐顿珠的秘书拉莫次仁找到尼泊尔政府，称他们带来了达赖喇嘛本人的录音带，达赖命令叛军投降。与此同时，在尼泊尔驻印度使馆，嘉乐顿珠和达赖喇嘛的代表彭措通登多次拜访尼泊尔大使，求尼军手下留情，并保证命令叛军投降。

后来达赖多次说他跟四水六岗卫教军没有关系，试图维护自己的“非暴力形象”，但这些事实说明，四水六岗卫教军一直受达赖集团的直接领导。达赖喇嘛的录音带起到了作用，听到录音的叛军士兵们丧失了抵抗的最后动力，绝大多数士兵随后向尼军交枪投降。作为对这些人的惩罚，尼泊尔政府后来虽然予以安置，但拒绝给他们尼泊尔公民身份。

旺堆选择了顽抗到底。根据尼军情报，旺堆与其死党共37人，准备突围前往印度，继续从事叛乱活动。据投降者报告，这37人携带了63匹马、13头驴、4部无线电、相当数量的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这些人通过无线电随时与新德里的达赖办事处及中情局保持联系。为了安全，旺堆清晨就出发赶路，深夜才休息，将手下分成四五拨，前后相隔一两小时，他自己随时变换位置。旺堆选择的路线是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边境线，有时进入中国西藏，有时回到尼泊尔，试图以此甩掉尼军。随着旺堆向西逃，尼泊尔国防部命令尼军位于西部的第四旅担任主攻。为清剿成功，当时参加行动的共有4个连近800名士兵，最后阶段动用的武装直升机达到4架，并动用了不少无线电设备。1974年7月，尼军终于在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边境的三角地带、尼泊尔的达尔朱拉县追上了旺堆残部。

旺堆最后葬身之地离印度边境已经很近了。那天上午，尼军再度出动直升机巡查，同时派出多股士兵在山头四周搜索。旺堆此前肯定通过中情局通知了印度军方，因为当时印方一侧不断有直升机起降，尼军的无线电屡次遭到印方干扰。

    不过终于在上午11点左右，尼军发现了旺堆及其手下，双方展开激烈枪战，旺堆残部几乎全军覆没。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旺堆本人是否在被击毙的叛军当中。尼军用直升机将巴巴益西送到现场，经他指认，最终才确定旺堆已经被打死。至此，木斯塘四水六岗卫教军被全部剿灭。

出于人道考虑，尼泊尔政府将所有投降或俘获的叛军及其家属进行了安置。政府在4个县市设立了4个定居点，共有700余家、2000余人分配到土地。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将5000余名在尼藏人送往美国“重新安置”，优先考虑的就是旺堆的部下，因为尼泊尔政府没有给他们发放身份证。

第11师西藏平叛作战总结(节选)

 

谭慕王

自绝于贵圈的局外人

节选自11师师史

我师在平叛战斗中战术运用的一般规律是：对集股盘踞的叛匪，初期集中优势兵力，以远程奔袭，多路分进合围，堵击手段歼灭之；中期以小分队奔袭，追击歼灭分股流窜之叛匪；后期分区分片包干清剿，搜捕隐藏的叛匪。

我们主要运用了以下战术手段：

（一）合围。多次经验证明，实施合围是大量歼灭叛匪最基本最有效的战术手段，两年多来，我师组织了3次战役性合围，均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的体会是：

1，适时而准确的掌握敌情，正确的部署兵力，是达成合围的先决条件。由于牧区辽阔，人烟稀少，在查明和掌握敌情上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各种关系侦查敌情，特别是及时的进行分析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为定下合乎客观情况的决心和部署提供有力的条件。如纳木湖战役前，32团派出便衣侦察人员深入德金了解敌情，航空兵空中侦查掌握敌动态，为战役部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当指挥员制定作战方案时，应考虑到既要对敌形成包围，又要考虑到情况发生变化时如何实施兵力机动，3号地区战役我师就是如此，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

2，实施合围的根本问题是以我之绝对优势兵力，对敌达成严密包围，只有将叛匪围住，才能达到最后全歼之目的。为此，在兵力部署上必须形成多路分进，多层包围，有外围堵击部(分)队，也有内圈进击部(分)队，使进击与堵击相结合，外线合围与内线包围相结合。纳木湖战役除进击部队外，在战区外围各要道，山口还配置了约4个连的兵力，所以，叛匪未能逃出我合围圈而被全歼。阿里战役中，我们不但在外线配置了3个营另8个连的兵力，在战役上对敌达成了严密合围，同时进击部队对每一股敌人还集中了约2至5个营的兵力实施包围，使敌无外逃之隙。战役进程中，虽在31团包围圈内有20余名叛匪窜出包围圈，但最后还是被我外线堵击分队歼灭。

3，部队在开进中，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按时到达指定的位置，才能达成合围。在3号地区战役中，有的分队指挥员作战思想不够积极，行动迟缓，加上地图不准确，对地形，道路分析判断错误，使有的即将达成合围位置的部队走了很多弯路，有的甚至走错方向，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造成空隙，使敌逃窜，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4，合围实施中，部队的行动必须迅速隐蔽，各路部队在开进途中，要派出便衣侦察队（20至30人）。侦捕敌哨，敌探，断其耳目，这对达成合围的突然性有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部队开进中还要力求隐蔽，并适时加强灯光，烟火的管制，防敌高山瞭望哨的观察。阿里战役部队距叛匪3日路程时，即不生烟火，特别是6月26日这天，部队行动迅速，一天一夜行进60至70公里，准时到达指定地区，对叛匪达成了合围，保证了战役的突然性。

5，达成合围后，进击部队应积极的相互协同，向心压缩，缩小合围圈，发现敌人主力后，即实施猛打猛冲，并迅速穿插，分割，一股一股的，一片一片的将敌歼灭。32团在纳木湖战役中，当发现敌骑500余人准备逃窜时，该团首先以9连直插敌主力，打乱敌部署，而后在7、8连协同下迅速将敌逐股歼灭。

如敌分散面积过大，不能很快歼灭时，可在压缩过程中逐股包围歼灭之。

（二）追击。叛匪在各地遭受打击后，避免与我作战，一遇我军即逃，在这种情况下，打追击战的时机尚多。

追击不光是追上敌人，而主要是抓住敌人将其歼灭之。为此，担任追击部队的指挥员必须善于正确判断情况，掌握敌人的逃窜方向，大胆的采用平行追击或跟踪追击的战术手段，或两者结合，于预定地点将敌歼灭之，牧区叛匪携带牛、羊、家属，行动缓慢，一般日行不过30公里，且易暴露目标。因此，发现敌逃时，必须组织追击。

追击不但判断情况要准，战术要正确，而更主要的是追击部（分）队必须发扬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和战胜困难的坚强毅力，树立穷追，猛打，不歼叛匪不收兵的决心，才能追上叛匪，将其歼灭。追击的特点之一就是敌我双方都很疲劳，加上牧区辽阔，气候变化大，我对地形不熟，补给不好解决等重重困难，如我能战胜疲劳，克服困难，穷追，猛追，就会抓住敌人，反之则会愈追愈远，失去歼敌机会。

31团4连在纳木湖战役中，追击一股叛匪，全连37人得了雪盲，83人嘴唇干裂，断粮半月，用兽肉，野葱充饥，80%的同志拉肚子，胃痛吐酸水，但同志们完成任务的情绪仍十分高，纷纷提出保证坚决追上叛匪。

32团1营在海拔5000到6000米的藏北无人地区追歼股匪时，断粮13天，仍继续追击，最后将股匪歼灭。

33团2营在唐古拉山雪原地带，连续追击叛匪安多买马总头人仁青羊主，50天步行1150公里，最后将该股叛匪追上全歼。

（三）边侦边打。当叛匪遭受打击，大股被歼，余匪化大为小，分股流窜至偏僻地区活动时，由于牧区辽阔，叛匪活动仍有很大的余地，加之情报来源困难，难以获得及时可靠的情报。有时则因为叛匪流窜性大，侦查到叛匪后再组织兵力围歼，容易失掉战机。在此种情况下，适时组织兵力边侦边打，是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我师在进藏平叛的头两个月中，共作战45次，其中运用这一手段抓住战机歼灭叛匪即达10次。

采取边侦边打的手段时，必须根据叛匪活动情况，给各分队划分一定的区域，充分发挥连以下分队的积极性，在兵力使用上一般以连便宜。侦查前进时，主力先头应派出精干的侦查组并保持3至5公里的距离，以便及时发现叛匪，使主力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

由于边侦边打是属于游剿性质的，因此，行动中要加强观察，善于从细微的征候中发现线索，跟踪追击。

边侦边打，还要有积极作战的思想。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未发现叛匪时，领导干部决心要硬，分队的思想工作要领先，不要怕扑空，不要怕疲劳，要继续进行积极侦查。31团2连1排在向丹布木松实施边侦边打时，开始数天未发现叛匪，但全排无一人掉队、泄气，继续侦查，终于在该地以西发现8名叛匪，将其全歼。

三，后勤保障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行动，各级后勤部门必须千方百计设法搞好这一工作。牧区海拔高，地区辽阔，人烟稀少，交通困难，无明显地物地貌，不易判定方向。部队奔袭、追击，流动性大，供应地区广阔而不固定，造成了后勤供应工作的极大困难，前送的物资不易找到部队，部队发生断粮现象。因此，设法将物资送到部队手里成了后勤保障的关键问题。

我们体会到：补给重于作战。搞好后勤供给的关键，在于后勤部门要随时随地了解部队的作战意图和行动，并根据战区的地形和社情制订出供给计划，而且对战区情况的发展还要有预见性。

我们认为，在没有空援的情况下，要组织好地面运输。一是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地增加部队的携行量；二是组织好民工畜力运输；三是利用迂回路线和抢修急造公路，保证运输。在阿里战役中，我参战部队多，运输线远，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各级战勤保障人员在“一切为了前方”、“一切为了平叛作战的胜利”的口号下，后指根据师指作战意图，克服种种困难，分别在战区的东、北、西三面设立了3个中心补给站，3个野战医院和3个医疗队。在地方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动员了1282名民工，8330头（匹）牲畜参加支前运输和抢修公路。除此之外，还给各补给站运囤了6480吨各种物资，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保障了参战部队“人不缺粮，马不缺料，枪炮不缺弹，伤病员不缺药”。

四，搞好卫勤保障，是保障部队有持续不断的战斗力的重要工作，尤其是西藏地区显得特别重要。西藏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在这种自然环境下行军作战，冬季易冻伤，易得雪盲，更易感冒。如果感冒了治疗不及时，24小时以内就会转化为肺炎，肺水肿，容易死亡。尤其是肺水肿死亡率较高，心脏病患者在这种地区更不适应。因此，必须加强卫勤保障，采取措施，积极防护。

对雪盲，配发有色眼镜进行预防；冻伤和感冒，主要是夜间露宿发生的。干部仅凭一件大衣，一件雨衣在雪地上不能御寒，我们是采取高原露宿保暖法进行预防的。消化系统的疾病也是高原上的多发病，多数人是因为追击叛匪中断粮用野菜充饥造成的，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高原煮饭，气压低，牛粪火不旺，难以煮熟，吃了后而引起的。因此，多发干粮，保证部队任何时候有粮吃，吃熟食，才能使指战员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精力，执行战斗任务。

西藏平叛中的“四水六岗卫教军”

一、“四水六岗卫教军”的缘起与组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礼堂举行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於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的签字仪式。不久，解放军第十八军进驻西藏，中国大陆的统一正式完成。在此后最初的几年里，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西藏噶厦政府，应该说都怀有较高的诚意，以至出现了短暂的“蜜月”合作时期。然而，由于政治、宗教、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随着1955年民主改革运动的兴起，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酿成了一九五九年噶厦政府的叛离和达赖喇嘛的出走。关于叛乱的诸多方方面面，由于牵涉太多，且为敏感话题，这里将不予探讨论述。

　　
西藏平叛虽然发生在一九五九年，但从一九五六年起，自康区开始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在各支叛乱武装中，有着一支名气颇大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即是西方人所称的康巴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给西藏军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知之甚少。本文将利用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对其在西藏平叛之战中的表现作一概略描述。
　　
旧西藏，即原西藏噶厦政府的统治区，按地理位置可大致划分为三部分：
1）卫藏地区：位于西部，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大部和新疆、青海一部；
2）康区：位于东部，包括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和云南西北部；
3）安多区：位于北部，包括仅青海大部和甘、新一部。
各区的藏人因地域而形成不同的天性，所谓“虔诚信佛的卫藏人、强悍勇敢的康巴人、勤奋精进的安多人”。其中康区因与汉区最近，民主改革的风暴最先波及此地。自一九五六年起，康区各地陆续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康巴人组织了“雪域护教志愿军”，与解放军作战。在战争中被打败了的一部分康巴人逃亡西部的卫藏区，并逐渐聚集，进而引起了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此为“四水六岗卫教军”成立前后的局势。
　　
当时有一个康区理塘（今甘孜州理塘县）人恩珠·贡布扎西，早年曾在拉萨经商，在拉萨的康巴人间，以及在康区巴塘、理塘等地都具有一定的威信。他在拉萨秘密串联流亡来的康巴人，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募捐向达赖喇嘛献造黄金宝座为名，组织了四水六岗（按：藏语“曲西岗珠”，四水指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六岗指的是在这四条江河流域的西藏地区；“四水六岗” 狭义上指康区，广义上泛指整个藏区。）组织。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四水六岗组织召集各路人马秘密开会，清点人数，计有二千二百余人，皆自带马匹与武器，除步枪、猎枪外，多为刀矛等，大部分为康巴人，少数为安多人。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恩珠·贡布扎西等在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立，并设司令部于此。卫教军的军旗底色为黄，代表黄教之意；上绘双刀交叉，一把上绘火焰圈的，表示神力，代表雪域一神的红与黑护法神，一把刀未绘火焰圈的，代表民间的武装力量；刀的上方中央，绘一个太阳，象征法王达赖喇嘛的领导；旗帜四角绘四个鬼头，表示要降伏一切鬼魔。由二十二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其中恩珠·贡布扎西任卫教军总司令，加马仓·桑丕任第一副总司令，加圭仓·朗杰多吉任第二副总司令，哈吉上佐任总参谋长，津巴加措任安多人首领，洛桑扎西任前敌参谋，江潘群则任政治工作总长，安殊喇嘛及直贡·索朗巴卓任后方勤务总长。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总部中，有各县区代表一百多人，组成政略与战略的智囊团。首次集中的自备枪马的战士约共八百多人，按以本乡本土为单位，编制为十八个马吉，每个马吉的人员多少，没有固定限制。十八个马吉分为左右两翼，右翼指挥官是同为康区理塘人的拉珠·阿旺，左翼总指挥为恰成人雍沛次成。以后在竹古塘陆续集中有约一千五百余人。
　　
在卫教军领导层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是前敌参谋洛桑扎西。他原名姜华亭，山东莱阳人，一九四五年参加八路军，解放后保送入东北炮兵高级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任团炮兵主任兼炮兵营长，大尉军衔。一九五八年春叛变投靠藏军，化名洛桑扎西，后加入卫教军。由于他精于现代军事战术，又熟谙解放军战法，卫教军此后的一切重大战略决策均决于其手中，西藏军区曾对其开出四万大洋（按：民主改革前西藏不流通人民币，中央派驻人员以使用银圆为主）的悬赏赏格。姜华亭—洛桑扎西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二日在印度南方麦索藏人社区病故，时年七十六岁。

  

二、多松多卡山口初战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立后，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武器。由于官兵皆是自带马匹武器，基本上一律为骑兵，机动性较强。但武器杂乱落后，如五十余名安多人中，只有步枪十余支，其余三十余人只有刀矛等。而噶厦政府尚未与中央决裂，无法公开地供应卫教军武器装备。有鉴于此，获取大量的新式武器装备是卫教军成立后所需办理的头等大事。在成军以前，达赖喇嘛的侍从官帕拉，就曾与恩珠·贡布扎西讨论过这件事，当时帕拉向恩珠建议夺取位于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宗甘登青柯寺的藏军军械库，那里储存有以前噶厦政府购买来的一部分英国武器军火。因此，在卫教军成立一个多月后，恩珠·贡布扎西挑选了精壮五百四十余人（一说七百余人），亲自率领前往甘登青柯寺提取武器，并指派前敌参谋洛桑扎西（即姜华亭）打前锋，其余人马留守山南。

 

且说洛桑扎西部下有另一叛逃来的解放军军官陈能柱，原从重庆步校毕业，系拉萨河南仓库警卫排排长，因经济问题与生活问题叛来卫教军，因战术、技术、枪法好，被恩珠·贡布扎西任命为警卫队队长，化名丹巴达杰，此次也被派随洛桑扎西的前锋队行动。因在叛军中过不惯艰苦生活，陈能柱在路经曲水时陈能柱携械逃跑，后潜回拉萨被捕，押送军区后招供了恩珠和姜华亭前往提取武器的情报（一九五九年三月，陈能柱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当即部署围剿恩珠所部，命令第一五九团、一五五团对其进行合围。
　　
一五九团团长郭子贤率该团于八月二十四日连夜出发，二十八日拂晓赶到曲水，立即分三路从曲水沿雅鲁藏布江北岸尾追恩珠向尼木方向前进。一五五团由团长兼政委乔学亭率领连夜乘车赶到羊八井，从羊八井向尼木方向堵击。
　　
待恩珠率军到达尼木时，发现军区情报部一个小分队任在一间民房里，立即派人对房子进行围攻。情报部的小分队是由情报参谋由华和康同玉带领，由华率小分队向外突围，康同玉身上几处负伤，棉衣被打了几个洞，连棉花都打翻出来，始终冲不过去。最后叛军把他们住的那间房子点燃后才离去。他们立即将此情况上报军区，军区命围歼部队加速开进。
　　
二十九日下午，一五五团的二营六连正在麻江山南边的多松多卡山口设伏，遇到了恩珠的部队。当时，卫教军的左翼总指挥雍沛次成率领的二十余骑为尖兵，进入了六连的伏击圈。担任堵击任务的六连指导员陶俊启一时犹豫了，他想：要打尖兵定会惊动敌主力；不打而放走尖兵，堵住主力也不算完成堵击任务。正在此时，雍沛次成发现了露出地面的电话线，预感到已中伏，当即令部队后撤。陶俊启为完成任务，下令部队开火。在轻重机关枪的密集火网下，雍沛次成以下十八人被打死，仅有四人逃脱。
　　
歼灭卫教军尖兵后，六连三排排长杨连宝率一排人，冲出山口，赶到青稞地，形势上已突出埋伏线火力圈。该排立即遭到后续的姜华亭所率七十多人的优势骑兵围攻。因解放军枪枝多系自动火器，很少带刺刀步枪，在肉搏战中不占优势；且士兵多无实际战斗经验，不敌久经战斗锻炼的康巴老兵。因此在短暂战斗后，该排被歼灭殆尽，几无一漏网，排长杨连宝也被昔日的同志姜华亭射杀。
　　
在另一个设伏点上，六连指导员陶俊启自己带一个重机枪班前去阻敌，他们穿致敌前以猛烈的火力压住叛军。思珠·贡布扎西以为被解放军包围了，集中火力往前冲，后来发现他们力量薄弱，便反过来将他们退路截断，将他们包围，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发起猛烈进攻。待第一五五团增援部队赶到，指导员和重机枪班已全部阵亡。恩珠则率军已后退到尼木附近。
　　
多松多卡山口之战是卫教军成军后与解放军的第一次正面接触战，此战双方各阵亡三十余人，卫教军歼灭了第一五五团六连的一个排又一重机枪班，缴获了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八二迫击炮一门、冲锋枪三支、步枪六支，取得小胜。据认为，解放军是一九五六年整编后采用的新编制，优点是火力强，战士年龄轻，最大缺点是没有实际的战斗经验。姜华亭承认，若是这次碰上内战中的老兵，不等到卫教军消灭三排，他们在山上的早已都冲下来了，决不会给卫教军以时间从容地围歼三排。是役虽规模不大，但对卫教军的士气提升不小。

 

三、羊八井脱困
　　
卫教军退到尼木时，郭志显的一五九团正好赶到，此时已是黄昏时分，郭志显立即命部队发起攻击，双方展开激战。七连八连各自坚守阵地，没有互相支援，八连副连长带一个排迂回敌后，因迷失方向未达成迂回，双方枪战约一小时后天就黑了，一五九团伤亡二十余人。双方各自守卫阵地。当晚因为天太黑，郭志显未对恩珠仓发动夜攻，要副团长吴晨带三营插到麻江山上准备堵击。
　　
深夜恩珠与姜华亭分析敌情，认为解放军挖掘防御工事，已经进入阵地，一定是等待援军，卫教军无攻坚炮火，只有乘战胜时机，在敌前黑夜实行撤退，比较安全。恩珠遂下达撤退命令，先把部队集中，用声东击西策略，悄悄从尼木宗东北方向翻越过两个山岭，迂回撤往羊八井方向。羊巴井是前后藏在青藏公路上唯一大兵站，守仓库的少数解放军因忙于守卫仓库任务，未及发现。
　　
当时军区情报部副部长曹崇堃带领一个参谋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羊八井噶岗大草坝正准备了解包围恩珠的情况，见草坝对面麻江山上有火光，便驱车前往麻江山，途中正好碰到恩珠仓的少数后卫骑兵部队，参谋掏枪正准备射击，黑暗中不知从什么地方射来数枪，参谋手腕中枪，曹崇堃也受伤。待曹崇堃赶到麻江山后，告诉一五九团副团长吴晨思珠仓已跑，吴晨准备追击，但已经来不及。
　　
到了次日早上，合围而来的一五九团、一五五团两团发现恩珠的部队已逃，便开始追击。但卫教军全是骑兵，速度神奇，已不知去向。经过多松多卡山口、尼木、羊八井，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卫教军一方战死四十九人，负伤六十七人，解放军一方伤亡略多。这次围歼恩珠未成，解放军反遭损失。九月六日，一五九、一五五团返回拉萨。九月七日，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向中央上报围歼情况，并上报西藏工委《关于处理噶厦对叛乱分子的态度问题》。九月十日，中央批复：在当前只是局部叛乱的情况下，在用军队消灭叛乱武装问题上，须要审慎从事，只在叛军直接威胁我军和主要交通线的时候方才上马，而且是要在有把握的时候才上马。因为，如果打得不好，不如不打。这点请注意。
　　
恩珠率部跳出解放军的合围后，经两昼夜奔跑二百五十余华里，终于赶到了甘登青柯寺。在寺院里接收了储藏的英式武器，共有壮筒轻机枪二十梃，加拿大冲锋枪四十枝，八一迫击炮一门，炮弹七十二发，李·恩菲尔德步枪五百枝，各种子弹七万发。甘登青柯寺距拉萨较远，距日喀则仅两大站行程，在腾格里海西南岸，为藏北游牧区著名喇嘛庙，住两千多喇嘛。卫教军在此受到喇嘛们的热烈欢迎，休息整训八天，为熟悉新获得的英式武器，进行了实弹打靶演练。顺便驱逐了西藏工委派驻当地的武装工作队。
　　
八天的整训很快过去了，为将取得的军火押运回山南，卫教军派兵劫夺了大户人家在附近的一个牧场，共获得八、九十匹驮马，然后起程向山南进发。一路上，姜华亭为防备军区部队会对其进行围追，在部队行军时前后都有由精干人员组成的警戒部队，前进中都注意插索、侦察和警戒，必要时还在两翼放出警戒，进行侦察和搜索。这样本队人马不容易被袭击。其外围部队多是久经沙场的康巴老兵，很有战斗力，一发现解放军，就能以很快的速度抢占制高点，并采用小分队迂回的办法来反制。由于全是骑马，在运动中好走高地或山脊，利于机动与发现解放军。同时，姜华亭还制订了几条原则：不恋战，白天打，夜间跑；不死攻，不死守；用分路跑和转圈子的方法来迷惑敌军，等等。这些原则在后来的反合围作战中非常有效。

　　
当时军区情报部一直有情报分队尾追恩珠的部队，得知他们即将回程的情报后，立即报告军区。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立即着手调兵遣将，开始了新一轮的围歼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