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9日 星期六

“起义光荣”的国军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

   

讲述人:胡平|学者、时政评论人士

胡平,1947年生,成长时期恰逢大讲阶级斗争和阶级成分的毛泽东时代,因家庭成分不好(父亲被中共政权镇压处死)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只能自学。上山下乡期间,为了争取回城权利,砍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得以办理”残退”回城。在毛泽东死后和取消大学考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文革”后中国首届研究生之一。

在北大学习期间,胡平1980年参加了该校首次、也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第一次开放竞争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并成功当选。竞选期间,他以“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作为竞选主题。在此之前,他发表的长文《论言论自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影响在中国延续至今。

多年来,胡平以学者和时政评论人士的身份活跃于中文媒体。喜爱他文章的读者说,他的文章言简意赅又通俗易懂,行文典雅又逻辑严密。他善于以平易又犀利的语言论说时政,论说中共政权的行状。例如,他说,中共先是打着共产的名义剥夺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化私为公,然后再打着改革的名义将本属于公众的财产划入自家人名下,化公为私,天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让中共一党全干了。

胡平对中共(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还有一个被广泛注意的论点,这就是:中共政权跟中国历朝历代王朝都不一样,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只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大开杀戒,但在夺得天下之后就不再大规模杀戮,但中共政权则是在夺取政权时大开杀戒,夺取政权之后杀人更凶。中共领袖毛泽东被广泛认为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杀人最多的一个独裁者,他的大部分受害者是在他掌权之后遇害的。

遇害者包括胡平的父亲。在中共统治下,遇害者不仅仅是自己遇害还不算完,其家属、子孙、亲属也要受到迫害或歧视。胡平以及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后代正是因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和其他权利。

正文:

说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所谓“关管杀”,那就是比一般的更严厉。这个“杀”就是你父母是被杀害的、被处死的,当然就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你越来越感觉到在社会中受排挤,被边缘化,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我们同代人相比,少那么一份狂热。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南农家,后来考上公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之后当过县的警察局长、县长和禁烟的督导专员等等。在1948年的冬天,他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而这个部队在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夏天宣布“起义”。因此我父亲也就成了“起义人员”,成了解放军的一个官员。可是到了1950年的镇反运动,父亲就被当成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在1952年4月被遣返原籍。两个月之后就执行了死刑。



胡平父母摄于1939年

毛泽东发动镇反,乍一看上去,好像是靠武装、武力取胜的政权要清除旧的政敌。这个在改朝换代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镇反名义上,你看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它说它要镇压的是那些杀人放火、投毒、打游击、散布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言论、现行反革命活动,是镇压这些人。但实际上它镇压的是那些早就放弃了反抗,而且被当局承诺,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的

国民党前朝人员。其中还有相当一批像我父亲这样的“起义人员”。 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当时共产党就向他们宣布了“既往不咎”的政策,还说“起义光荣”,给每个起义人员发了证书。那就写得很清楚,“起义光荣,既往不咎”。在他成为解放军的一员之后呢,我们家那个时候还被当成军属。院子门口还挂了个小木牌,写着“光荣军属”。

1984年河南许昌人民法院跟我们家联系,宣布给我父亲平反。许昌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就写道:“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研究决定撤销我院原判决,为其回复名誉,仍以起义人员对待。 ”

所以荒谬就荒谬在这个地方,你把人家给杀了,后来你觉得既往不咎,你给人家平反。你原来就说的是既往不咎嘛,你怎么凭白无故地就把人给杀了呢?我母亲每谈到这一点,非常愤怒,永远也忘不了。因为当她得知我父亲遇害的消息的时候,那张起义光荣的证书还在我们家里搁着呢。

当时我母亲非常悲愤,痛不欲生。她已经做了安排,把我、我姐姐、我两岁的妹妹分别送给三个亲戚,然后就打算回到河南老家投井自杀。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这三个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了,不能再没有母亲,所以坚持活下来,抚养我们成人。在我们整个童年,因为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完全是无知嘛。母亲把外面这些残酷全部都遮住了。AD

50年代的时候,当局还不是那么重视家庭出身。到60年代之后,才越来越重视所谓的家庭出身。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一代和红二代是同龄人,我们同时都面临着要考大学,要升学,要就业等等。而他们红二代的父辈就发现,他们的孩子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并没有优势,所以他们就特别强调家庭背景。这一条不但把我们”黑五类”打倒在地,也使中间成分的人,那些知识分子啊,把他们也打入二等人,从而给自己的孩子留下更好的机会。这是后来他们很多老干部回忆录中写得清清楚楚的。



1962年初中二年级的胡平

我感受到家庭背景的歧视,第一就是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公认为我是表现最好的,可就因为家庭出身给我搁下来,要继续考验;然后就是考高中,我考试的成绩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可是成都市那几个重点中学一个都不收我。那次就使我强烈地感到不公平。到了文革那就不用说了,就像那副对联说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学校也在红卫兵主持之下,开了三天半的所谓阶级路线辩论会,其中有三天就是在批判我。

说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所谓“关管杀”,那就是比一般的更严厉。这个“杀”就是你父母是被杀害的、被处死的,当然就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学校的教导主任都告诉我,像你这种情况,以你的成绩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你考不上。但以你这个家庭出身,全国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你。

你越来越感觉到在社会中受排挤,被边缘化,因此尽管当时在理念上,我自认为还是相信共产党那套理论,包括认为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等等,但是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我们同代人相比呢,少那么一份狂热。后来我看到遇罗克的文章,感到高度的共鸣,自己办了小报,转载了遇罗克的文章。后来不久,中央文革小组居然宣布遇罗克的文章是”大毒草”。当时我就感到非常不服气啊,遇罗克的文章写的这么透彻,理讲得这么清楚,怎么你说人家是”大毒草”呢?那个时候也是我对文革怀疑的一个开始。

在文化革命初期,我也像其他同学一样,也去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啊,批评校长啊。也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怎么怎么不对。但是当这些老师,这些校长被关进牛棚,备受折磨的时候,当时我就对这种残酷非常的不满。我对那些打着所谓思想教育,打着所谓思想改造这种堂皇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很残酷的政治迫害很难接受。就算思想不对,你去批评嘛,你给教育嘛,你凭什么整人家,而且整得这么残酷。我最初的反动思想是从这儿来的,再加上积累以后,看到更多更多的事情,想到更多更多的事情,到了70年我就觉得,我们真是生活在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不要说和什么自由民主的国家相比,就是和中国历史上相比,那都是最残酷最糟糕的一个时代。

共产党这100年始终是罪行累累,就像《第三帝国兴亡》那本书有一句话“千年易过,纳粹的罪恶难消”。我想这句话放在中共的身上也完全合适。共产党这种政权他的受害者之多之普遍,你在中国说不上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没有受过它的害,包括共产党自己。所有共产党的老干部们,他们自己的经历都证明,他们在所谓革命成功之后,受的苦关的监狱,要远远超过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就这么荒唐。



文革期间,胡平(左二)和成都十九中同学合影AD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出了它在夺取政权之前战争时期杀的人。这是共产党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点,也是它最不能原谅的一个特点。所有过去的暴君无非是为了夺取政权杀死很多人,一旦政权夺下来了,杀人自然就减少了。共产党相反,共产党政权在夺了权之后杀的人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拿镇反运动来说,一场镇反运动所杀害的国民党人员之多,就超过了三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在战场上死的人。

毛泽东后来也讲啊,镇压反革命,我们杀了70万人,杀了100万人。你看匈牙利就是反革命杀得太少了。他就这么想的。这种杀人就所谓杀一儆百,杀鸡吓猴。你别看他杀的都是名义上过去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实际上他恐吓的是每一个人。你去当革命群众,去镇压反革命大会上喊口号,高呼人心大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你是感到恐惧的。昨天好好的,说杀就杀了,使每个人都感到很大的恐惧。


朱德效力中共,一家三代不得善终。朱德疑被毛泽东谋杀。朱德独子朱琦在文革中遭迫害病逝。孙子朱国华被邓小平“严打”枪决(笑梅看中国第37期)

投降中共的国军将领们是怎样被镇压的?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投降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他们是怎样被镇压的呢?

中共在镇反运动中大量处决投降的原国军将领。(网络图片)
中共在镇反运动中大量处决投降的原国军将领。(网络图片)

镇反运动的缘起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投降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束了。八十年代罗被平反。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内战末期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军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投降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投降。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降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降。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降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投降,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投降将领甘清池

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投降。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降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降,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畲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投降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投降,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

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投降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投降,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投降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暴动,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投降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投降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投降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投降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投降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投降,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投降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投降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投降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部投降。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投降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投降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投降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投降。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三十号:投降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投降,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投降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长,1938年守潼关。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投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投降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投降。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投降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投降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49年5月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投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投降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投降,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六号:投降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降。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1952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降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降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降。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责任编辑:杨天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