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至1856年间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俄土战争的一部分
马拉科夫战役标志了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长达11个月的围城战结束
日期 1853年10月–1856年2月 (2年5个月又14天) 地点 克里米亚、高加索、巴尔干、黑海、波罗的海、白海、近东 结果 联军胜利；巴黎条约
参战方
法兰西第二帝国  奥斯曼帝国  埃及省  突尼斯行省  大英帝国  撒丁王国 支援：  奥地利帝国  高加索伊玛目国  切尔克西亚  阿布哈兹	俄罗斯帝国  明格列尔公国 库尔德叛军  希腊王国（至1854年）
指挥官与领导者
拿破仑三世  雅克·勒鲁瓦·德·圣阿尔诺  康罗贝尔元帅  艾马布勒·佩利西耶  弗朗索瓦·阿希尔·巴赞  帕特里斯·麦克马洪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  奥马尔帕夏  伊斯坎德帕夏  切尔班勒·纳迪尔帕夏  伊斯梅勒帕夏  维多利亚女王  阿伯丁伯爵  巴麦尊子爵  拉格兰男爵  詹姆斯·辛普森爵士  威廉·科德林顿爵士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  阿方索·拉马尔莫拉	尼古拉一世  亚历山大二世  缅什科夫亲王  纳希莫夫 †  扎沃伊科  穆拉维约夫  普季雅京  伊斯托明 †  托尔斯泰伯爵  奥托一世
兵力
总计：673,700人 ：309,268人[1] ：235,568人[2] ：40,000人[3] ：10,000人[4] ：107,864人[1]  ：21,000人[1]	总计：889,000人[1] ：888,000人 ：1,000人
伤亡与损失
总计：223,513人 ：135,485人[1] 8,490人阵亡 11,750人战伤不治 75,375人病死 39,870人战伤 ：45,400人[1] 10,100人阵亡 10,800人战伤不治 24,500人病死 ：40,462人[1] 2,755人阵亡 1,847人战伤不治 17,580人病死 18,280人战伤 ：2,166人[1] 28人阵亡 2,138人病死	：530,000人 35,671人阵亡 37,454人战伤不治 377,000人病死 80,000人战伤[1][5]

[显示] 查 论 编 克里米亚战争

[显示] 查 论 编 俄土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在俄罗斯又称为东方战争（俄语：Восточная война），是1853年至1856年间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是俄国与英、法为争夺小亚细亚地区权利而开战，战场在黑海沿岸的克里米亚半岛。作战的一方是俄罗斯帝国，另一方是奥斯曼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大英帝国，后来撒丁王国(意大利王国前身)也加入这一方。一开始它被称为“第九次俄土战争”，但因为其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是俄罗斯人对抗欧洲的重要精神象征^[6]，最终以俄方求和签订巴黎和约作结。

法军在乔尔纳亚战役

目录

• 1战争之前的紧张局势“近东问题”
• 2战争的起因
• 3战争过程
  • 3.1战争时间表
• 4战争的后果
• 5战争的意义
• 6其他方面的意义
  • 6.1野战医院条件改善
  • 6.2香烟得到大范围生产
  • 6.3英国设立维多利亚勋章
  • 6.4俄国的农奴制与军事改革
  • 6.5阿拉斯加易手
• 7参见
• 8参考文献
  • 8.1引用
  • 8.2来源
• 9外部链接

战争之前的紧张局势“近东问题”[编辑]

参见：近东问题

战争的起因[编辑]

这场战争的表面起因是宗教问题。俄罗斯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为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要求在奥斯曼境内的“圣地”巴勒斯坦建立俄罗斯的保护地，这个要求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拒绝，新教徒也反对俄罗斯在巴勒斯坦建立据点的企图。俄罗斯在苏丹拒绝后决定以此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1853年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断交并开始占领多瑙河流域的土耳其附属国。

战争的真正原因是奥斯曼帝国内部逐渐地瓦解，俄罗斯认为这是其向欧洲扩张的好机会，尤其是获得一个通向地中海和占领巴尔干半岛的好机会。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统治此时显然摇摇欲坠，而俄罗斯则想争取获得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英国和法国反对俄罗斯的扩张，它们不希望俄罗斯获得这些战略要地以维持它们自己在东南欧的势力和利益。

战争过程[编辑]

锡诺普海战，由艾瓦佐夫斯基绘画

1853年7月，俄罗斯出兵占据多瑙河流域，以及进攻两个奥斯曼土耳其的属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同年10月，奥斯曼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1854年3月底英国和法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结盟，一同对俄罗斯宣战。1855年撒丁王国加入这个同盟。奥地利帝国虽一直没有参战，但亦陈兵在边境，在奥斯曼土耳其同意下，奥军进驻了奥斯曼土耳其的两个附庸公国: 瓦拉几亚及摩尔达维亚直到战争结束，要胁俄罗斯奥地利会参战。

奥地利占领两个公国的行动迫使俄罗斯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撤军。1854年9月，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并围攻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攻近一年后，联军占领了这个重要的堡垒，此后俄军退出克里米亚半岛，并向联军投降。

战争时间表[编辑]

• 1853年7月3日：俄军攻占多瑙河流域的土耳其附属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
• 1853年10月16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俄罗斯宣战。
• 1854年3月27日和3月28日：英国和法国向俄罗斯宣战。
• 1854年4月20日：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签署防御联盟协议，这个协议在这场战争内有效。
• 1854年7月底至9月：奥地利军队占领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俄军被迫撤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
• 1854年8月16日：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奥兰的一个要塞被占领。
• 1854年8月18日至8月28日：英法联军围攻堪察加彼得巴甫洛夫斯克；但没有最终战果、堪察加彼得巴甫洛夫斯克也没有失陷。
• 1854年9月14日：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并开始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 1854年9月20日：阿尔马河战役
• 1854年12月2日：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维也纳签署反俄同盟。
• 1855年1月16日：撒丁王国加入战争。
• 1855年3月15日：奥地利出面调停，于维也纳开会商讨和议条约，然而最后失败告终。
• 1855年5月22日：英法舰队进入亚速海，但没有获得任何成果。
• 1855年9月8日：法军在马拉科夫战役胜利，英法联军在围攻349日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俄军战败。
• 1856年3月30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罗斯、撒丁王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署巴黎条约，正式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奥地利交还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予奥斯曼帝国。俄罗斯放弃所有占领地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域被保证，黑海内不得驻军。

英国、法国和奥斯曼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开会。英国的费兹罗伊·萨默塞元帅、Omar Pasha和法国的佩利西耶元帅

战争的后果[编辑]

克里米亚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之间的神圣同盟终止。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持中立，战后普鲁士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好，与奥地利的关系变坏，而俄奥之间的关系恶化。英国与法国在战后也开始与俄罗斯修好，因此奥地利日趋孤立。到此为止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仍处支配地位，但这个地位日益减弱，而普鲁士的地位则日益增高。由此欧洲各强国之间的势力均衡开始产生对奥地利不利的变化。奥地利势力的削弱同时也造成萨丁尼亚不断增强，使萨丁尼亚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1861年，在法国的支持下撒丁成功地建立意大利王国。

战争的意义[编辑]

克里米亚战争是世界史中“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它从军事上和从政治上改变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在19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它与随后的巴黎条约是继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第二大重要外交事件。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蒸汽动力的铁甲船和现代的爆炸性的炮弹第一次被使用。它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壕沟战和静止战。电报，天气预报，战地医院首次在战争中被使用，铁路火车首次被用来运送补给和增援。

战地记者首次参加并可以在同日将战况报告给家乡的报纸。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中灾难性的“轻骑兵的冲锋”事件几乎在当晚就因《泰晤士报》的报导而在英国本土导致了一场公关灾难(虽然媒体夸大了伤亡)。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后方对战士死伤的不安情绪，派出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前往克里米亚拍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记者罗杰·芬顿还第一次使用了摄影技术来记载战争实况。这些照片被转换成木刻版和出版在不太重要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其他方面的意义[编辑]

野战医院条件改善[编辑]

在这场战争总共约50多万人死亡，其中法军的病死占总死亡人数比例最高。大多数士兵不是阵亡，而是因饥饿、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和野战医院的条件差而死于其战伤。弗罗伦斯·南丁格尔改善了野战医院的卫生条件，仅此一项改革就大大地提高了受伤战士的生存率。战后南丁格尔在伦敦创办了第一所护士学校。

香烟得到大范围生产[编辑]

烟草被用来做香烟产生于近代，大量生产出现在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香烟的大量泛滥。而在一战和二战间，各国的军方将香烟大量分发给官兵。

英国设立维多利亚勋章[编辑]

克里米亚战争同时催生了在1856年设立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英国军队首次为英勇作战者设立的国际奖项。

俄国的农奴制与军事改革[编辑]

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看到了农奴组成的军队与英国、法国自由民组成的军队之间的差异，俄国军队的训练与武器与英法也有很大差距，这促使俄国对农奴制与军事进行改革。

此战争对军事更大的意义是促成了宪兵的设置：因战况胶着，上至军官、士官长，下至兵卒开始酗酒、抽烟甚至吸毒，导致烟酒商前至军营兜售此些物品，直到高阶军官发现苗头不对，乃自组巡逻哨兵、纠察队，防止非相干人等进入兵营等地，成为了宪兵的滥觞。

阿拉斯加易手[编辑]

主条目：阿拉斯加易手

于克里米亚战败投降后，俄国因其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加拿大接壤而担心领地会遭到英国乘胜追击抢走，因此迫切希望内战刚刚结束的美国能出价接手，一来经营俄属北美的俄美公司长期录得赤字亏损，二来俄属北美离俄国中心区极远，管理困难，可免遭白白损失，三来可让美国牵制英国在北美的势力，四来亦可短时间套现大量现金重建损失惨重的军队及惨遭战争蹂躏的国内经济。美国最终以七百二十万美元的微薄代价获得了后来被认为史上最划算的不动产交易。

参见[编辑]

• 巴黎条约 (1856年)
• 普奥战争
•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 第八次俄土战争
• 克里米亚鞑靼人
• 近东问题
• 战争列表
• 水雷
• 意大利统一
• 维多利亚时代
• 阿姆斯特朗大炮
• 俄土战争
• 阿拉斯加易手
• 锡诺普海战

参考文献

有实锤?美国前情报总监:病毒源于武毒所泄漏

RFI 于 2021-08-09 20:50:24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8月8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在COVID-19大流行中的所为，给全球带来重大损失，西方政府外交政策应该包括让中共赔偿。国际奥委会不该让北京举办奥运会。

拉特克利夫说，“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世界经济或世界公民的损害更大。”“中国在COVID-19的应对不当，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死亡人数，以及它们应为掩盖疫情所采取的行动负责。” “现在是我们就中国是怎么回事进行诚实讨论的时候了，并且不允许进行虚假叙述。”

拉特克利夫还敦促拜登政府要求中共赔偿，他说：“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的赔偿，应该成为西方政府对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让中国承担责任的唯一方式。与其抱怨和反击，拜登政府有很好的机会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几天前的8月2日周日，拉特克利夫曾经在福克斯新闻发表专栏文章，对中共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中国不是（战略竞争对手），它们是世界市场上非法的不诚实竞争者。”“而更重要的是，中共是美国头号对手，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它们想取代我们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最重要的是，它们想让我们在世界市场上屈服于共产主义规则和秩序。”

拉特克利夫文章表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他作为国家情报总监，可以接触到美国政府所有与大流行病有关的最敏感的情报。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大流行病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漏。他说：“很简单，实验室泄漏理论是唯一得到科学、情报和常识支持的理论。”

拉特克利夫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大规模掩盖病毒起源，以及（疫情）最初爆发的情况”，因此，国际奥委会不应该让北京举办奥运会。拉特克利夫认为：“2022年冬季奥运会应该继续进行。我们不应该惩罚那些为这一刻而努力训练的运动员。”

针对追责以及中共继续拒绝透明度和问责，这位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敦促拜登总统必须更进一步，解密并公开发布更多情报，因为这对美国国家和全球利益至关重要。他提议，这种努力应该从美国政府分享其所知道的（信息）开始。从那以后，国际奥委会应该拒绝中共提升其全球形象的活动。

庚毒探源，顺藤摸瓜 （下）

 Nicholas Wade 翻译by志愿者 投稿 陌上美国May 12, 2021

前文：庚毒探源 （上）

庚毒探源 (中）

欢迎转载，请注明来自陌上美国电报频道：https://t.me/MoshangUS 

庚毒探源，顺藤摸瓜 （下）

——是人还是自然打开了武汉的潘多拉盒子？

作者：Nicholas Wade（尼古拉斯·韦德）

（作者简介：尼古拉斯·韦德是著名的英籍作家和科技新闻记者，1942年出生于英国，1964获英国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他1967年到1971年间作为科学作家和编辑服务于《自然》杂志。1970年移民美国后从1972年到1982年在《科学》杂志工作了10年。他1982年始加入《纽约时报》，作为其下属的《科学时报》的专职作家和编辑工作了30年，直到2012年退休，之后还作为自由作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撰稿。）

病毒起源的第三种理论

自然发生说有一个变体值得考虑，即SARS2直接从蝙蝠跃迁到人体，而不像SARS1和MERS那样经过中间宿主。这个说法的主要倡导者是病毒学家David Robertson。他说除了人类外，SARS2还会攻击其他物种。他认为这种病毒是在蝙蝠体内自生演化而成的一种广谱病毒（generalist virus）。由于受这种病毒感染的蝙蝠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广泛分布，因此，该病毒才有足够的机会向人类传播，尽管似乎我们只知道有一次机会。

Robertson博士的论文解释了为何迄今没有人在任何中间宿主中发现SARS2的痕迹，也没有在2019年12月之前受监测的人群中发现SARS2。这似乎也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即SARS2自从在人体上出现后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因为它已无需改变，已经可以有效攻击人类细胞了。

但是，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如果SARS2从蝙蝠传染人类只需一次跳跃，而且此后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它仍然应该很容易感染其它蝙蝠才对，但似乎并非如此。

“SARS-CoV-2对受试的蝙蝠感染很低，因此不太可能是感染人类的直接来源，”一个对自然发生说表示怀疑的科学团体如此说。

不过，Robertson博士可能还会说云南省蝙蝠冠状病毒会直接感染人。2012年2月，云南墨江的6名矿工在清理蝙蝠鸟粪时感染了严重的肺炎，出现类似COVID-19的症状，最后死了3人。从墨江矿山分离出的一种叫做RaTG13的病毒，迄今仍是SARS2的最近的亲属。存在大量的谜团围绕着病毒的起源、报道、费解的RaTG13对蝙蝠细胞的低亲和度，以及石博士自己说的她在同期所收集但未发表的8种类似病毒的性质，尽管这些病毒与SARS2的祖先有高度相关性。以上这些谜团都有待今后破解，这里想说的是，蝙蝠病毒是可以直接传染人类，但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可能。

那么，除了挖掘蝙蝠鸟粪的矿工外，还有谁与蝙蝠冠状病毒有密切接触？答案是：冠状病毒的科研人员。石博士说，她和她的团队于2012年至2015年期间8次探访了墨江蝙蝠洞，收集了1300多个病毒样本。毫无疑问，她及其团队还去过云南的很多其它山洞。

想象一下，研究人员在武汉和云南间频繁往返，在黑暗的山洞和矿洞中搅动蝙蝠粪，现在您能看到两地间那个缺失的联系了。研究人员可能在收集病毒期间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新病毒时被感染。从实验室逃逸的病毒可能只是一种自然病毒，而非经过功能获得操作（GOF）而加工过的病毒。

蝙蝠直接传人说（direct-from-bats thesis）是自然发生说和实验室逃逸说的一个嵌合体。这个可能性虽然不能绝对排除，但此说与事实有许多矛盾之处：

1）SARS2和RaTG13似乎对蝙蝠细胞的亲和力都很弱，因此人们不能确信这两种病毒能够进入蝙蝠体内；

2）在解释SARS2如何获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或为什么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由偏爱人的精氨酸密码子而非蝙蝠偏爱的密码子来决定方面，蝙蝠传人说并不比自然发生说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的处境

自然发生说和实验室逃逸说两个理论都无法排除，因为两者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因此，没有确定的结论。

虽然如此，现有的证据更倾向其中一个方向。读者会形成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实验室逃逸说比自然发生说在解释我们关于SARS2所掌握的现有事实上要容易的多。

有记录表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做功能获得实验（GOF）让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体细胞和人源化小鼠。这正是可以产生SARS2样病毒的那种实验。科研人员并未注射疫苗来防范他们正在研究的病毒，他们的研发工作是在最低安全标准的BSL2实验室中进行的。因此，病毒的逃逸根本不奇怪。

全中国的病毒大流行就是始于武汉研究所。该病毒（在流行之初）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人体，正如你可以从人源化小鼠实验结果中所期望的那样。它经过非同寻常的增强，它有一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与SARS相关的β-冠状病毒所不具有的，并且该位点还含有一对精氨酸密码子，这也是其它β-冠状病毒中所没有的。除了目前无法获得制造SARS2病毒的实验室记录外，您还缺什么证据吗？

自然发生论的支持者有一个很难讲的故事。他们的故事的合理性取决于一个单一的推测，即SARS2的产生与SARS1及MERS的产生之间有某种平行关系（译者注：指具有类似的演化线路）。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平行关系。没有人发现SARS2的来源是蝙蝠，或果真来自蝙蝠，那么它确实曾经感染过蝙蝠（译者注：意思是说来自蝙蝠的病毒肯定也可以感染蝙蝠）。尽管中国当局进行了广泛的搜寻，包括对80,000只动物进行了测试，但仍没有发现中间宿主。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像SARS1和MERS病毒那样，从其中间宿主向人类进行了多次独立的跳跃。医院的监控记录没有证据表明随着病毒的演化，疫情在人群中的传染性变得更强。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是在武汉而不是其它地方爆发疫情。所有与SARS有关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没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是没有什么能解释SARS2病毒是如何获得这个位点的，也无法解释这个位点为什么是由偏爱人类的密码子构成的。自然发生说要和这一系列佯谬作斗争。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定拥有许多相关信息的记录。不过中国当局不大可能公开这些记录，因为这将极大可能背上制造疫情的罪名。如果没有勇敢的举报人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就停留在已经掌握的这些信息。

因此，还是需要来说说谁应该对疫情负责，哪怕只是一个临时评估，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防止新的瘟疫流行。即使是那些不同意SARS2病毒实验室逃逸说的人，可能也会对目前功能获得性实验（GOF）的现行管理条例感到担忧。

明显有两种不同级别的责任：第一，允许病毒学家进行功能获得实验，基本放任自流，获益小，风险大；第二，（如果SARS2的确来自实验室），让病毒逃逸出实验室并造成全球性的疫情。最有可能受指责的责任人有以下几个。

1.中国病毒学家

首先最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病毒学家在BSL2安全级别下进行功能获得实验GOF。管理级别如此低下，一旦出现SARS2这样传染性的病毒就无法管控。如果病毒确实是从该实验室中逃逸的，那么他们应该受到全世界的严厉指责，因为已有300万人为此可预见事故而丧命。

石博士的确受过法国病毒学家的培训，她与美国病毒学家合作密切并遵循有关管控冠状病毒的国际规则。但是她本能够也应该对所自己的工作所面临的风险做出自己的评估。她和她的同事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责。

我一直用武汉市病毒学研究所代表所有在武汉进行的病毒学研究活动。其实那里还有军事实验室和其它病毒学实验室，他们的科研人员或许也能接触石博士搜集的大量蝙蝠病毒。理论上说SARS2是在武汉军事实验室中制作的也是可能的，也许他们是要制作一种能够对付所有冠状病毒的疫苗。不过在其它中国病毒学家在疫情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被澄清之前，因为石是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公众形象，所以她和她的同事们将首先受到谴责。

2.中国当局

SARS2并不是中国当局制造的，但他们确实竭尽全力掩盖这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中国对此应付责任。他们封锁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记录并关闭了其病毒数据库。他们发布些零星信息，其中多数可能就是虚假信息或为了误导舆论。他们不遗余力操纵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病毒起源的调查，并有意让调查委员会人员到处瞎跑而徒劳无功。从目前看很清楚的是，他们的兴趣更多是在转移责任，而非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预防新的疫情爆发。

3.全球的病毒学家团体

全球的病毒学家是一个松散的专业团体。他们在相同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参加相同的会议。他们都对获得政府资金有兴趣并都不愿被安全规范过于拖累。

病毒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功能获得研究（GOF）的危险性。但是获得制作新病毒的能力以及因此获得研究经费的诱惑太大了。他们一直在推进GOF。他们在2014年积极游说反对联邦政府暂停对GOF的研究资助并与2017年再次推进此事。迄今为止，预防未来流行病的研究所带来的好处几乎是零，但产生风险倒是巨大。如果SARS1和MERS病毒的研究只能在BSL3实验室中进行，那么允许新冠病毒在安全级别较低的BSL2实验室中进行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无论SARS2是否是从实验室逃逸的，全球的病毒学家们都在玩火。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让其他生物学家感到震惊。 2014年一些自称“剑桥工作组”的科学家呼吁人们在制造新病毒上要谨慎。他们对SARS2这类病毒的风险很有先见之明，他们写道：“新研发的可能造成瘟疫的病原体发生事故的风险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在实验室中制作高传染性的新型危险毒株，特别是但不限于流感毒株，大大增加了风险。在实验室中出现的意外感染可能会引发瘟疫并极难或甚至不可能被控制。”

当分子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将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上的技术时，他们于1975年在加州的Asilomar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讨论可能的风险。尽管内部有很多反对意见，他们还是草拟了一份清单，内容是哪些目前严格的安全措施在未来通过适当的评估后是可以放宽的。

还有，当发明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后，生物学家召集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国家科学院起草了一个联合报告，敦促人们克制自己对人类基因组进行遗传性改变。发明基因驱动技术（gene drives）的生物学家也对其工作的危险性持开放态度，并试图引入公众关注。

您可能会认为SARS2的爆发会促动病毒学家重新评估功能获得研究（GOF）的好处，甚至让公众参与讨论。但并非如此。病毒学家要么嘲笑实验室逃逸说是阴谋论，要么三缄其口。他们躲在一堵沉默墙后将自己保护起来。到目前止，这种做法有效地缓解了，或至少推迟了，记者的好奇心和公众的愤怒。一个无法自我节制的职业只能被他人所节制，这似乎是病毒学家自己对未来的选择。

4.美国在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2014年6月至2019年5月，Daszak博士的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获得了一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下属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研究经费，用于武汉病毒实验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的功能获得实验（GOF）。无论SARS2是不是该项研究的产物，将如此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分包给最低安全防范的外国实验室似乎都是个成问题的政策。如果SARS2病毒确实是从武汉研究所逃逸的，那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处于一个可怕的境地，即它资助了一个灾难性的实验，导致全世界超过300万人死亡，其中有50多万是本国公民。

在生态健康联盟获得资助的前三年中，其实联邦政府有法令暂停了GOF研究，考虑到这一点，NIAID和NIH的责任更加重大。为什么这两个机构要违反法律继续提供资助呢？因为有人在此暂停令中插入了一个漏洞。

暂停令特别禁止资助任何增强流感、MERS或SARS病毒传染性的GOF研究。但是，在暂停令第2页的脚注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美国政府资助机构的负责人认定迫切需要该项研究保护公共健康或国家安全，该研究可以作为暂停令的例外。”

这似乎意味着NIAID的负责人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之一，或两人都援引了该脚注的例外，保证了资金流向石博士的GOF研究项目。

Richard Ebright在接受《独立科学新闻》采访时说。“不幸的是，NIAID和NIH的两位主任利用此漏洞对暂停令所禁止的项目进行了例外豁免，并通过荒谬地宣称该项目‘对于保护公共卫生或国家安全具有迫切性而绕过了暂停令的限制。’”

当暂停令于2017年结束时，它并不是简单被取消了，而是被所谓P3CO（the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 Control and Oversight，潜在流行病原体控制和监督）报告系统框架所取代，该框架要求各政府机构对希望得到资助的危险的GOF项目提供审查报告。

据Ebright博士说，Collins和Fauci两位博士“拒绝标注并转发任何项目风险-收益审查报告，从而实际废除了P3CO框架。”

他认为者两位官员在处理暂停令和之后的P3CO报告制度中，“系统地挫败了任何来自白宫、国会、科学家和科学政策专家对GOF研究进行监管的努力。”

也许两位官员不得不考虑不为公众所知的什么紧急事项，如国家安全问题。也许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个被认为与中国军方病毒专家有联系的机构，可以让美国打开一个了解中国生物战研究的窗口。但是，无论处于什么考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助GOF研究突破了底线，因为这种完全可能产生SARS2病毒的研究是在一个无监督的国外实验室（BSL2的生化条件下）做的。完全可以质疑这一决定的不够审慎，无论SARS2的产生和300万人的死亡是不是该决定造成的。

结论

如果SARS2起源于实验室有这么多证据，为什么没有更广为人知呢？现在看来很明显，太多人有理由故意不去谈论它。这首先当然是中国当局。不过，欧美的病毒学家也无兴趣对他们从事了多年研究的GOF问题引发公共辩论。

其他科学家也没有出面提出此问题。申请政府研究经费是根据科学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分配的，而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大学。任何因提出难堪的的政治问题而闹事者都将面临其研究经费无法更新的风险，其研究生涯也将被终止。安分守己的好行为反而会收获在资金分配系统中游荡的许多好处而受到奖赏。你不要以为Andersen博士和Daszak博士因为攻击实验室逃逸论的偏袒言论会玷污其科学公正性的名誉，看看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2020年8月份公布的8200万美元的资助清单上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谁。

美国政府与中国当局有着奇怪的共同利益，他们都避免公众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石博士的冠状病毒研究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可以想像中国当局在幕后会这么说：“如果这项研究如此危险，你们为什么还要资助它，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家进行？” 美方可能会回答说：“看起来是让你让病毒逃逸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公开讨论这件事吗？”

Fauci博士是一位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在川普总统任期老老实实提供服务，并在Biden当局中重返对COVID-19的抗疫工作的领导。完全可以理解国会也无兴趣因Fauci博士在资助武汉项目的研究中表现的明显判断失误而让他备受指责。

在这些重叠林立的沉默墙中还得加上主流媒体的那堵沉默墙。据我所知，尚无主流报纸或电视网络向读者提供过有关病毒实验室逃逸的深入新闻报道，如您上面读到的这些，尽管有人发了简短的社论或评论。你可能认为，对于造成300万人死亡的任何病毒起源理论都值得进行认真的调查。或无论病毒的起源是什么，都应该探问是不是应该继续GOF的研究。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国际开发署（NIAID）在暂停令期间为GOF项目提供研究资助应该受到调查。是什么导致主流媒体明显丧失了好奇心？

病毒学家的“缄口令（omertà）”是原因之一。不像政治记者，科学记者对消息来源的动机几乎没有本能的怀疑。大多数科学记者认为他们的作用主要就是向平民百姓群众传达了科学家的智慧。因此，当他们手头的信息不支持他们时，这些记者就变得无所适从了。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许多媒体在政治光谱上向左迁移。因为川普总统说过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中逃逸的，所以媒体编辑们就完全不信该说法。他们与病毒学家一样将实验室逃逸说视为一种不值一提的阴谋论。在川普政府任期，情报部门的立场是不能排除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但他们轻易就拒绝了这个立场。当拜登总统的国家情报总监Avril Haines说了同样的话时，她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媒体忽略了。这并不是说媒体编辑应该认可实验室逃逸说，而是说他们应该充分、公平地探究这种可能性。

在过去一年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只能被禁闭在家中，他们可能希望听到比媒体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答案。也许这样一个答案不久将出现。毕竟，自然发生论缺乏任何支持证据的时间越长，这个说法就越发可疑。也许国际病毒学家团体将被人们视为虚假且自利的向导。疫情在武汉爆发也许与武汉病毒实验室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制作高危的新冠病毒相关，这种常识最终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化的固执己见，即只要川普说的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之后让我们启动清算。

尼古拉斯·韦德 （Nicholas Wade）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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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是斯大林的继承者？

华盛顿 —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Robert O’Brien）上星期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Josef Stalin）的继承人。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行动：反腐（清洗）、集权（独裁）、推进个人崇拜、加强思想控制、打压异议人士、反西方、甚至增加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等，无一不显示，他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

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而毛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灵感

奥布赖恩上星期三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讲演时说，中共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将自己视为约瑟夫·斯大林的继承人”。他还说，今天的中国是由一个唯一还没有摒弃斯大林的共产党团体统治，就连朝鲜都对斯大林有所取舍。

奥布莱恩还说，斯大林在中国仍然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的雕像还摆放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

奥布莱恩的说法立即在网络空间引发热烈争议。一些人，包括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奥布莱恩把习近平比作导致前苏联差不多两千万人死亡的“屠夫”、“极权和暴政”的代名词斯大林是”恶意的诬陷”。他们认为，斯大林在中国的地位“并不高”。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习近平“从来就没有把自己视为斯大林的继承人”。

奥布莱恩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了澳大利亚前政府官员约翰·加诺特（John Garnuat）的话。事实上，奥巴莱恩讲话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和斯大林的关系来自加诺特2017年在给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做的一个讲座，题为“灵魂的工程师：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意识形态”。

曾担任《悉尼先驱晨报》驻华记者的加诺特认为，自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开始，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解读和理解是通过一个关键的中介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恐怖时代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进行的。

加诺特认为，斯大林的“联共党史” 最具有原创性的见解是通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道路总会是曲折的，那些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敌人会想方设法阻碍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这些内部敌人越处于绝望的境地越危险，并且他们还有西方自由主义的间谍来帮助他们。

他认为，这样的解读不仅提供给毛泽东清除身边人的方式，并解释了这么做的必要性。清洗政治对手是作为“先锋队”的党“净化”自己的唯一方式。“净化”不仅可以让他们保持革命初心，并可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加诺特说， 毛泽东在1950年代宣布与赫鲁晓夫决裂，展示“自己才是斯大林的真正继承者”。60年后，“我们正在见证习近平宣称自己是毛泽东的真正革命继承人。”

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做法体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习近平清除党内挡路同僚，钳制思想以及反西方价值观的渗透等。

习近平亲自为斯大林辩护

2013年1月5日，上任一年多的习近平在新晋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在谈到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时，他直接为斯大林辩护， 认为前苏联人与斯大林决裂是 “搞历史虚无主义”。

他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2019年3月31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重新刊出了这篇 题为《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足见习近平对苏共垮台以及斯大林的认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在这次讲话中， 习近平还提到了中共两个“三十年不否定“的底牌。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担心，如果否定了中共前三十年的统治，像苏共后来否定斯大林一样，那么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基础。

6月15日，是习近平的生日。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机关报《学习时报》发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题的评论文章，为习近平送上了一份“生日礼物”。

文章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反腐”，进行斯大林式的清洗

习近平就职后不久，就开展了一场广泛而严酷“净化”党的行动，即反腐运动。

截止2018年10月，一共有134万党员干部成为调查目标，超过170个部长级或副部级的官员被整肃，其中包括被誉为“新四人帮”的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以及令计划。后来，曾被认为是中共未来继承人的孙政才也被扳倒。

澳大利亚前驻华记者加诺特认为，习近平扳倒薄、徐、周和令四人以及后来的孙政才秉承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斗争逻辑，是在剪除党内的政治异己。

不过，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长曾锐生（Steve Tsang）认为，相对于斯大林，习近平应该更接近列宁。

他告诉美国之音：“把习近平称作斯大林接班人，延续了斯大林的传统是合适的，因为习近平确实认为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列宁主义者。非常重视党的工作，把党作为控制的工具。因此，与其说他是斯大林主义者，不如说他是列宁主义者。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进行过大范围的血腥清洗。”

他认为，习近平并没有出动秘密警察去敲同僚的门是习近平有别于斯大林的地方。但是，2020年4月，习近平绕开中纪委、北京市公安局、中央警卫局，以特勤局抓捕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这被不少人看作是习近平将效法斯大林的开始。

2019年5月成立新的特勤局被认为是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特勤局由习近平的亲信领导，为现在中共所有元老和现任中央领导提供安全保卫，实际上是监视。

大规模打压宗教和人权

习近平或许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导致数千万人丧生，但是，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 大规模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现象却一直不断。

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行事拘留和带走百位人权律师、民间威权人士、上访民众。这就是著名的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

美国联邦政府下设的多党派独立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年度报告说，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拘留了80万到2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搜查或关闭了数百间新兴基督教家庭教堂，逮捕了超过5000名基督教徒和1000名教会领导人；在天主教方面，当局破坏十字架、没收圣经和其他宗教材料，并干涉宗教活动。

中国政府也收紧了对香港的控制。 7月1日，香港《国安法》就要实施。香港人担心，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都会受到影响。

钳制思想，严防西方思想的渗透

在“净化”党的内部腐败官员的同时，习近平也加强了对自由派的思想控制，特别是严防西方思想对中国的渗透。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一份旨在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文件，也就是著名的“九号文件”。这份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提出中国目前面临七大危险，必须要警惕和根除。

七大危险以“西方宪政民主”为首。其他则包括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宣扬，诸如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之类的西式概念，热衷于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以及针对惨痛党史的“虚无主义”批评。

2013年5月4日，中共又公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 共16条，要求全国各级有关单位“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提高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16条出台后，中国各地高等院校频繁发生大学教授因言论被学生举报而被停职、停课、甚至被撤职的现象。

“党的纯洁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团结”、“统一”、“西方敌对势力”、“自由主义者”、“立宪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词汇充斥着习近平的各种讲话。澳大利亚前官员加诺特认为，这正是被斯大林所理解的，也是被毛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除此之外，中国还在网络空间建起了与世界隔离的“防火墙”，以防止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的网络警察在微博上删除敏感词，严加看管服务器，极力阻止人们自由地访问网站。

另外，按照美国国安顾问奥布莱恩的说法，习近平政府还试图“控制中国边境以外的思想” ，在国外展开影响力活动和干预活动。例如，审查美国大学和NBA等组织的言论；在美国社交媒体和广播媒体上进行虚假信息的宣传；入侵美国人的个人数据库，以及影响和干涉国际组织。

巩固权力，大力推行个人崇拜

习近平上台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因为他的众多头衔，他甚至被外界称为“万能主席” （the chairman of everything）。他不仅是党政军的一把手，还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将党、政、军、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全部集于一手，习近平的头衔超过毛泽东，成为中共历史上头衔最多的领导人。

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确定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实际上，在19大前后，中国官方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称他为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甚至以“新时代的领路人”、“开创性的领导人”、“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习近平的地位直逼毛泽东。

2018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允许习近平终身领导中国。邓小平时期，为了不忘记毛泽东独裁的教训，中国设立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规定。

在民间，习近平也逐渐将自己摆上了神坛。中国人把习近平叫做“习大大”。斯大林也有这类长辈称号，他在前苏联曾被称为“人民之父”。在他的宣传照中，斯大林的身边经常围着儿童，暗示着拥有绝对的权威和仁爱。

2018年7月，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12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把神话习近平早年在陕西小村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经历推向高潮。

在此之前，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选题包括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等。虽然梁家河大学问后来被官方叫停，但是陕北小村梁家河却因为与习近平的渊源，已经成为中共新的图腾和圣地。

2020年1月10日，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刊登2017年6月3日采访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的部下林彬的文章，林彬认为习近平具有“平民情怀、贵族气质”。

个人崇拜被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是斯大林七大错误中的第一大错误。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说，斯大林利用《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肆颂扬个人功绩，利用颁发“斯大林奖”，树立“斯大林纪念碑”以及用自己名字命名企业和城市来助长个人迷信。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 何忠礼   历史与秩序   2022-01-24 09:00 内容提要：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