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庚毒探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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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毒探源，顺藤摸瓜 （下）
——是人还是自然打开了武汉的潘多拉盒子？
作者：Nicholas Wade（尼古拉斯·韦德）
（作者简介：尼古拉斯·韦德是著名的英籍作家和科技新闻记者，1942年出生于英国，1964获英国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他1967年到1971年间作为科学作家和编辑服务于《自然》杂志。1970年移民美国后从1972年到1982年在《科学》杂志工作了10年。他1982年始加入《纽约时报》，作为其下属的《科学时报》的专职作家和编辑工作了30年，直到2012年退休，之后还作为自由作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撰稿。）
病毒起源的第三种理论
自然发生说有一个变体值得考虑，即SARS2直接从蝙蝠跃迁到人体，而不像SARS1和MERS那样经过中间宿主。这个说法的主要倡导者是病毒学家David Robertson。他说除了人类外，SARS2还会攻击其他物种。他认为这种病毒是在蝙蝠体内自生演化而成的一种广谱病毒（generalist virus）。由于受这种病毒感染的蝙蝠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广泛分布，因此，该病毒才有足够的机会向人类传播，尽管似乎我们只知道有一次机会。
Robertson博士的论文解释了为何迄今没有人在任何中间宿主中发现SARS2的痕迹，也没有在2019年12月之前受监测的人群中发现SARS2。这似乎也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即SARS2自从在人体上出现后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因为它已无需改变，已经可以有效攻击人类细胞了。
但是，这种说法的问题是，如果SARS2从蝙蝠传染人类只需一次跳跃，而且此后没有任何变化，那么它仍然应该很容易感染其它蝙蝠才对，但似乎并非如此。
“SARS-CoV-2对受试的蝙蝠感染很低，因此不太可能是感染人类的直接来源，”一个对自然发生说表示怀疑的科学团体如此说。
不过，Robertson博士可能还会说云南省蝙蝠冠状病毒会直接感染人。2012年2月，云南墨江的6名矿工在清理蝙蝠鸟粪时感染了严重的肺炎，出现类似COVID-19的症状，最后死了3人。从墨江矿山分离出的一种叫做RaTG13的病毒，迄今仍是SARS2的最近的亲属。存在大量的谜团围绕着病毒的起源、报道、费解的RaTG13对蝙蝠细胞的低亲和度，以及石博士自己说的她在同期所收集但未发表的8种类似病毒的性质，尽管这些病毒与SARS2的祖先有高度相关性。以上这些谜团都有待今后破解，这里想说的是，蝙蝠病毒是可以直接传染人类，但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可能。
那么，除了挖掘蝙蝠鸟粪的矿工外，还有谁与蝙蝠冠状病毒有密切接触？答案是：冠状病毒的科研人员。石博士说，她和她的团队于2012年至2015年期间8次探访了墨江蝙蝠洞，收集了1300多个病毒样本。毫无疑问，她及其团队还去过云南的很多其它山洞。
想象一下，研究人员在武汉和云南间频繁往返，在黑暗的山洞和矿洞中搅动蝙蝠粪，现在您能看到两地间那个缺失的联系了。研究人员可能在收集病毒期间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新病毒时被感染。从实验室逃逸的病毒可能只是一种自然病毒，而非经过功能获得操作（GOF）而加工过的病毒。
蝙蝠直接传人说（direct-from-bats thesis）是自然发生说和实验室逃逸说的一个嵌合体。这个可能性虽然不能绝对排除，但此说与事实有许多矛盾之处：
1）SARS2和RaTG13似乎对蝙蝠细胞的亲和力都很弱，因此人们不能确信这两种病毒能够进入蝙蝠体内；
2）在解释SARS2如何获得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或为什么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由偏爱人的精氨酸密码子而非蝙蝠偏爱的密码子来决定方面，蝙蝠传人说并不比自然发生说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的处境
自然发生说和实验室逃逸说两个理论都无法排除，因为两者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因此，没有确定的结论。
虽然如此，现有的证据更倾向其中一个方向。读者会形成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实验室逃逸说比自然发生说在解释我们关于SARS2所掌握的现有事实上要容易的多。
有记录表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做功能获得实验（GOF）让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体细胞和人源化小鼠。这正是可以产生SARS2样病毒的那种实验。科研人员并未注射疫苗来防范他们正在研究的病毒，他们的研发工作是在最低安全标准的BSL2实验室中进行的。因此，病毒的逃逸根本不奇怪。
全中国的病毒大流行就是始于武汉研究所。该病毒（在流行之初）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人体，正如你可以从人源化小鼠实验结果中所期望的那样。它经过非同寻常的增强，它有一个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这是任何其他已知的与SARS相关的β-冠状病毒所不具有的，并且该位点还含有一对精氨酸密码子，这也是其它β-冠状病毒中所没有的。除了目前无法获得制造SARS2病毒的实验室记录外，您还缺什么证据吗？
自然发生论的支持者有一个很难讲的故事。他们的故事的合理性取决于一个单一的推测，即SARS2的产生与SARS1及MERS的产生之间有某种平行关系（译者注：指具有类似的演化线路）。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平行关系。没有人发现SARS2的来源是蝙蝠，或果真来自蝙蝠，那么它确实曾经感染过蝙蝠（译者注：意思是说来自蝙蝠的病毒肯定也可以感染蝙蝠）。尽管中国当局进行了广泛的搜寻，包括对80,000只动物进行了测试，但仍没有发现中间宿主。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像SARS1和MERS病毒那样，从其中间宿主向人类进行了多次独立的跳跃。医院的监控记录没有证据表明随着病毒的演化，疫情在人群中的传染性变得更强。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是在武汉而不是其它地方爆发疫情。所有与SARS有关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没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可是没有什么能解释SARS2病毒是如何获得这个位点的，也无法解释这个位点为什么是由偏爱人类的密码子构成的。自然发生说要和这一系列佯谬作斗争。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定拥有许多相关信息的记录。不过中国当局不大可能公开这些记录，因为这将极大可能背上制造疫情的罪名。如果没有勇敢的举报人出现，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就停留在已经掌握的这些信息。
因此，还是需要来说说谁应该对疫情负责，哪怕只是一个临时评估，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防止新的瘟疫流行。即使是那些不同意SARS2病毒实验室逃逸说的人，可能也会对目前功能获得性实验（GOF）的现行管理条例感到担忧。
明显有两种不同级别的责任：第一，允许病毒学家进行功能获得实验，基本放任自流，获益小，风险大；第二，（如果SARS2的确来自实验室），让病毒逃逸出实验室并造成全球性的疫情。最有可能受指责的责任人有以下几个。
1.中国病毒学家
首先最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病毒学家在BSL2安全级别下进行功能获得实验GOF。管理级别如此低下，一旦出现SARS2这样传染性的病毒就无法管控。如果病毒确实是从该实验室中逃逸的，那么他们应该受到全世界的严厉指责，因为已有300万人为此可预见事故而丧命。
石博士的确受过法国病毒学家的培训，她与美国病毒学家合作密切并遵循有关管控冠状病毒的国际规则。但是她本能够也应该对所自己的工作所面临的风险做出自己的评估。她和她的同事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责。
我一直用武汉市病毒学研究所代表所有在武汉进行的病毒学研究活动。其实那里还有军事实验室和其它病毒学实验室，他们的科研人员或许也能接触石博士搜集的大量蝙蝠病毒。理论上说SARS2是在武汉军事实验室中制作的也是可能的，也许他们是要制作一种能够对付所有冠状病毒的疫苗。不过在其它中国病毒学家在疫情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被澄清之前，因为石是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公众形象，所以她和她的同事们将首先受到谴责。
2.中国当局
SARS2并不是中国当局制造的，但他们确实竭尽全力掩盖这场悲剧的性质以及中国对此应付责任。他们封锁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有记录并关闭了其病毒数据库。他们发布些零星信息，其中多数可能就是虚假信息或为了误导舆论。他们不遗余力操纵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病毒起源的调查，并有意让调查委员会人员到处瞎跑而徒劳无功。从目前看很清楚的是，他们的兴趣更多是在转移责任，而非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预防新的疫情爆发。
3.全球的病毒学家团体
全球的病毒学家是一个松散的专业团体。他们在相同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参加相同的会议。他们都对获得政府资金有兴趣并都不愿被安全规范过于拖累。
病毒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功能获得研究（GOF）的危险性。但是获得制作新病毒的能力以及因此获得研究经费的诱惑太大了。他们一直在推进GOF。他们在2014年积极游说反对联邦政府暂停对GOF的研究资助并与2017年再次推进此事。迄今为止，预防未来流行病的研究所带来的好处几乎是零，但产生风险倒是巨大。如果SARS1和MERS病毒的研究只能在BSL3实验室中进行，那么允许新冠病毒在安全级别较低的BSL2实验室中进行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无论SARS2是否是从实验室逃逸的，全球的病毒学家们都在玩火。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让其他生物学家感到震惊。 2014年一些自称“剑桥工作组”的科学家呼吁人们在制造新病毒上要谨慎。他们对SARS2这类病毒的风险很有先见之明，他们写道：“新研发的可能造成瘟疫的病原体发生事故的风险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在实验室中制作高传染性的新型危险毒株，特别是但不限于流感毒株，大大增加了风险。在实验室中出现的意外感染可能会引发瘟疫并极难或甚至不可能被控制。”
当分子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将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到另一种生物上的技术时，他们于1975年在加州的Asilomar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讨论可能的风险。尽管内部有很多反对意见，他们还是草拟了一份清单，内容是哪些目前严格的安全措施在未来通过适当的评估后是可以放宽的。
还有，当发明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后，生物学家召集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国家科学院起草了一个联合报告，敦促人们克制自己对人类基因组进行遗传性改变。发明基因驱动技术（gene drives）的生物学家也对其工作的危险性持开放态度，并试图引入公众关注。
您可能会认为SARS2的爆发会促动病毒学家重新评估功能获得研究（GOF）的好处，甚至让公众参与讨论。但并非如此。病毒学家要么嘲笑实验室逃逸说是阴谋论，要么三缄其口。他们躲在一堵沉默墙后将自己保护起来。到目前止，这种做法有效地缓解了，或至少推迟了，记者的好奇心和公众的愤怒。一个无法自我节制的职业只能被他人所节制，这似乎是病毒学家自己对未来的选择。
4.美国在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2014年6月至2019年5月，Daszak博士的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获得了一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下属的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研究经费，用于武汉病毒实验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的功能获得实验（GOF）。无论SARS2是不是该项研究的产物，将如此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分包给最低安全防范的外国实验室似乎都是个成问题的政策。如果SARS2病毒确实是从武汉研究所逃逸的，那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处于一个可怕的境地，即它资助了一个灾难性的实验，导致全世界超过300万人死亡，其中有50多万是本国公民。
在生态健康联盟获得资助的前三年中，其实联邦政府有法令暂停了GOF研究，考虑到这一点，NIAID和NIH的责任更加重大。为什么这两个机构要违反法律继续提供资助呢？因为有人在此暂停令中插入了一个漏洞。
暂停令特别禁止资助任何增强流感、MERS或SARS病毒传染性的GOF研究。但是，在暂停令第2页的脚注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美国政府资助机构的负责人认定迫切需要该项研究保护公共健康或国家安全，该研究可以作为暂停令的例外。”
这似乎意味着NIAID的负责人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之一，或两人都援引了该脚注的例外，保证了资金流向石博士的GOF研究项目。
Richard Ebright在接受《独立科学新闻》采访时说。“不幸的是，NIAID和NIH的两位主任利用此漏洞对暂停令所禁止的项目进行了例外豁免，并通过荒谬地宣称该项目‘对于保护公共卫生或国家安全具有迫切性而绕过了暂停令的限制。’”
当暂停令于2017年结束时，它并不是简单被取消了，而是被所谓P3CO（the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 Control and Oversight，潜在流行病原体控制和监督）报告系统框架所取代，该框架要求各政府机构对希望得到资助的危险的GOF项目提供审查报告。
据Ebright博士说，Collins和Fauci两位博士“拒绝标注并转发任何项目风险-收益审查报告，从而实际废除了P3CO框架。”
他认为者两位官员在处理暂停令和之后的P3CO报告制度中，“系统地挫败了任何来自白宫、国会、科学家和科学政策专家对GOF研究进行监管的努力。”
也许两位官员不得不考虑不为公众所知的什么紧急事项，如国家安全问题。也许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一个被认为与中国军方病毒专家有联系的机构，可以让美国打开一个了解中国生物战研究的窗口。但是，无论处于什么考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助GOF研究突破了底线，因为这种完全可能产生SARS2病毒的研究是在一个无监督的国外实验室（BSL2的生化条件下）做的。完全可以质疑这一决定的不够审慎，无论SARS2的产生和300万人的死亡是不是该决定造成的。
结论
如果SARS2起源于实验室有这么多证据，为什么没有更广为人知呢？现在看来很明显，太多人有理由故意不去谈论它。这首先当然是中国当局。不过，欧美的病毒学家也无兴趣对他们从事了多年研究的GOF问题引发公共辩论。
其他科学家也没有出面提出此问题。申请政府研究经费是根据科学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分配的，而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大学。任何因提出难堪的的政治问题而闹事者都将面临其研究经费无法更新的风险，其研究生涯也将被终止。安分守己的好行为反而会收获在资金分配系统中游荡的许多好处而受到奖赏。你不要以为Andersen博士和Daszak博士因为攻击实验室逃逸论的偏袒言论会玷污其科学公正性的名誉，看看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2020年8月份公布的8200万美元的资助清单上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谁。
美国政府与中国当局有着奇怪的共同利益，他们都避免公众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石博士的冠状病毒研究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可以想像中国当局在幕后会这么说：“如果这项研究如此危险，你们为什么还要资助它，而且是在我们的国家进行？” 美方可能会回答说：“看起来是让你让病毒逃逸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公开讨论这件事吗？”
Fauci博士是一位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在川普总统任期老老实实提供服务，并在Biden当局中重返对COVID-19的抗疫工作的领导。完全可以理解国会也无兴趣因Fauci博士在资助武汉项目的研究中表现的明显判断失误而让他备受指责。
在这些重叠林立的沉默墙中还得加上主流媒体的那堵沉默墙。据我所知，尚无主流报纸或电视网络向读者提供过有关病毒实验室逃逸的深入新闻报道，如您上面读到的这些，尽管有人发了简短的社论或评论。你可能认为，对于造成300万人死亡的任何病毒起源理论都值得进行认真的调查。或无论病毒的起源是什么，都应该探问是不是应该继续GOF的研究。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国家国际开发署（NIAID）在暂停令期间为GOF项目提供研究资助应该受到调查。是什么导致主流媒体明显丧失了好奇心？
病毒学家的“缄口令（omertà）”是原因之一。不像政治记者，科学记者对消息来源的动机几乎没有本能的怀疑。大多数科学记者认为他们的作用主要就是向平民百姓群众传达了科学家的智慧。因此，当他们手头的信息不支持他们时，这些记者就变得无所适从了。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许多媒体在政治光谱上向左迁移。因为川普总统说过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中逃逸的，所以媒体编辑们就完全不信该说法。他们与病毒学家一样将实验室逃逸说视为一种不值一提的阴谋论。在川普政府任期，情报部门的立场是不能排除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但他们轻易就拒绝了这个立场。当拜登总统的国家情报总监Avril Haines说了同样的话时，她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媒体忽略了。这并不是说媒体编辑应该认可实验室逃逸说，而是说他们应该充分、公平地探究这种可能性。
在过去一年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只能被禁闭在家中，他们可能希望听到比媒体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答案。也许这样一个答案不久将出现。毕竟，自然发生论缺乏任何支持证据的时间越长，这个说法就越发可疑。也许国际病毒学家团体将被人们视为虚假且自利的向导。疫情在武汉爆发也许与武汉病毒实验室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制作高危的新冠病毒相关，这种常识最终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化的固执己见，即只要川普说的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之后让我们启动清算。
尼古拉斯·韦德 （Nicholas Wade）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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