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国的覆灭

赤化之祸，起自孙大炮。

（一）

1928年5月，国民党北伐军抵北京，老同盟会员章太炎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致李根源书》）。章至此以“民国遗老”自居。

章继而大骂：“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今日中国民不堪命，蒋介石，冯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祸首实属孙中山”，“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章太炎先生年谱》）结果遭到通缉。

章太炎没说错，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就完结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虽然名称依旧，实际是以灭掉的前一个中华民国建立的。其体制已与前一个民国大相径庭。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1912年至1928年，历时17年。那个时期的民主程度虽比不上今天的台湾，但却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

1912年底和1913年初，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华民国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和国会的正式成立。 1913年10月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总统选举。以后的历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总统都是选举产生的。　

  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是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标志，北京政府时期建立了三权分立制度。自由政党、责任内阁、宪法等大的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成，那时的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大大放松，高校、报馆、社团、工商业等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

人民可以自由办报馆、开评论杂志、组建自由社团。所有的新思想在中国都可自由传播、自由碰撞。

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中华民国与普世民主接轨的步伐被迫终止了。

（二）

       三民主义，按通行的解释，是民族，民权，民生。字眼很美好，但我们应该透过字眼，追问这些字眼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自己如何诠释，定义这些字眼的：

“俄国革命发生於六年之前，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义在俄国已经完全达到目的。”（《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

“三民主义中的第三项是民生主义，世界上行这项主义最新的国家，只有俄国。”（《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俄国革命所以成功，我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则各党员至今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对邓泽如、林直勉等呈文的批示》）

“故俄国六年前之奋斗，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当时我们尚不知道其为民族主义奋斗，今回顾起来，的确如此！故现在俄国对於赞成民族主义诸国，皆引为同调。常对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诸国，劝其不可放弃民族主义。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

　　孙中山自己有言：“吾党与他们（俄国）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所以我请鲍君（鲍罗廷）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的思路其实是这样的：苏联的那一套，就是我的三民主义；为什么我的三民主义在苏联实现了，而在中国没有实现呢？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一党制，所以列宁先于我实现了我的三民主义；因此，我如果引进了一党制，中国也会变成苏联那样的三民主义国家，苏联就是我的三民主义的实例。

（三）

     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以出卖外蒙为代价），进而赤化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当时，陈炯明的粤军，也称为联治军，在作战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相比的。1925年，粤军在东江两战役中被击败了。

　　陈炯明后流亡到香港，一面组建致公党，一面写作《中国统一刍议》一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批判一党制的先驱：

　　批判一党专政：“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前已言之。稍有民治思想，决不涉此妄念。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代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

　　批判党外无党：“党外无党，则党之名不立，何有于外？此种蛮横思想，并政党之为何物，亦不知之。盖政党者所以集合同方向之民意，而为有组织之表现，活动于宪政之下者也。无论何国皆有三种方向的民意：一为保守的；一为革新的；一为最新的。散在各方面，不能为有效之活动，故必赖政党以结合之。集中一方向，分疆殊帜，各以其政策为有组织之表现，使一国宪政之运用，一张一弛，皆得多数民意，而为统治之基础是也。”

　　铲除任何专政：“而根本救国之图，非合五族四万万人之力量，缔造新国，铲除任何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须取销党治，恢复民国，遵奉临时约法，回复五色国徽，以表示再造五族共和的大决心。”

　　批判一党独尊：“如谓国民党为革命党，自与普通政党不同，是亦不然。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

　　批判党化教育：“至于党化，已属不通。党化教育，更属荒谬绝伦。盖党者不过团体之谓，绝无神妙之说。即凡主义政纲，亦以适应一时之要求，而非为化民成俗之妙用·····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四）

     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飞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国民党。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孙中山。

  1927年，梁启超在书信中指出：“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孙中山）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梁启超文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

　　苏俄方面认定，欲永远霸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跟吴佩孚等北洋政府打交道是没有指望的，只能搞垮这个坚决不肯让步的政府。

　　你肯卖国吗？你如果肯卖国，我们俄国人就援助你，使你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1925年，孙中山死了。但那个用出卖外蒙古换得军火的北伐计划继续运行。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吴廷康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研究》）

  1926年4月，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与一些士绅在上海组织了“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在通电中说：“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

  “反赤之声，洋洋溢耳。人心未死，公道渐昌。吾国一线生机，端赖有此。”

    “以反对赤化，保障国权，实行民治为宗旨。”（《章太炎先生年谱》）

    1926年12月6日，张作霖发表宣言：“吾人不爱身家则以，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

        “冯玉祥，蒋中正等，勾结外援，侵略祖国，是石敬瑭何异？”（《张作霖宣言》）

   1928年 6月2日，张作霖（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元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身亡。这就是不肯卖国的下场！

（五）

       1927年4月，赤化阵营却发生了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方面叫清党分共。其实，赤化阵营发生分裂也很正常。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本身就是矛盾，结果自然是赤化阵营先分裂，后内战，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只不过是谁先下手，谁最后吃掉谁的问题。

　　当时的梁启超不仅目睹了赤化阵营发生分裂的一幕，还在书信中为赤化阵营发生分裂后的最终结果做了一个预言：　“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梁启超文集·与令娴女士等书》。1927年5月5日）

         后人来看这个预言，确实感到神奇。 1927年，梁启超就指出：“一党Dictatoral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给孩子们书》）

北伐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伐打的幌子是国家统一，但它却开启了远甚于北洋时期的战祸。

台湾史学家张朋园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道：“国民党北伐打到哪里，就取消那里自清末以来产生的咨议局、省议会成员。比如国民党北伐打到杭州，就解散省议会，把议会场所当作省党部。退化得太厉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蒋介石虽然能够认清苏俄危害，与之决裂，但“以俄为师”的党国体制却保留下来。北伐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国的覆灭，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之后，出现一个伪民国，它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章太炎，陈炯明等相当一大批辛亥志士极端抵制党旗做国旗，死都不肯以党旗葬。国民党的民国，党国一家，训政代替宪政，党治代替民治。现在看来，它的“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所谓的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十年建设，抗日战争等等，好像都是为以后那个更强势的政党做各种铺垫，为迎接中国共产党1949接管政权铺平道路。

　　面对蒋介石的清党，共党方面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百色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进行反击。赤化阵营的内战以1927年至1937年为第一阶段，史称十年内战。　一党制毕竟是一党制，二个党合作推行一党制，本身就是矛盾，必然分裂，内战，必须一个吃掉另一个。

　　在国民党军内部，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结果阎锡山方面失败。

        1946年至1949年是赤化阵营内战的第二阶段，史称三年内战。

      中国近现代史的转折点不是在三年内战时，而是在北伐战争时。北伐战争时，是赤化阵营与反赤化阵营的交锋。反赤化阵营失败了，中华民国覆灭了！之后就是“以苏俄为师”同一阵营两派的内战了。

      1980年代后，辛亥革命后的那个民国的精神才在台湾得以复兴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