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下午，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晚八时，留守人员为之举行告别晚宴，张作霖毫无食欲，且神不守舍。次日凌晨，张作霖由国务总理潘复等高官陪同，乘车驶往前门车站。临行前，他命令许兰洲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以及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档案运往关外，做好随时打回北京的准备。[29]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场景：“沿着新緑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两年的大元帅府正门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中南海树丛的张作霖的眼睛里，竟闪着光芒。”此前，张作霖多次因战败而逃离北京，但这一次气氛尤其冷寂。凌晨二时三十分，列车启动，驶出北京。
六月四日凌晨五点二十分，专列经过皇姑屯时，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张作霖的保卫处长温守善受了轻伤，如此记述血腥的场面：
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俊升）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我用一个大绸子给堵上了。然后我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抱到赶来的齐思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非常难受，已神志模糊。[30]
当时，舆论一致将肇事者指向关东军。日本政府在调查报告中加以否认，却无人相信。中国史学界认定幕后凶手是关东军，日本和西方学者也大都接受此一观点。
战后多年，日本背负战败者的耻辱，知识界是左翼占上风，很少有人对关东军暗杀张作霖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有所怀疑。近年来，有一些日本学者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历史学家加藤康男在《解谜炸死张作霖事件》一书中指出，河本大作暗杀张作霖之说是谎言。当时奉天领事内田五郎命令馆员所绘制的示意图，成为河本大作并不是首谋犯的证据。内田五郎将这张图交给英国人，加藤在伦敦的英国公文书馆内发现了这份决定性的证据。
日本历史学者宫协淳子认为，张学良和他的部下相当可疑。张学良早已是国民党员，后来发动西安事变，证明他是共产国际内部人员。或许他成为国民党员，只是为了隐藏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31]站在日本的立场来看，“张作霖平安无事撤回满洲是好的，反之，他的死没有任何加分作用。”[32]宫协淳子也将矛头指向苏俄：“老是想着要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起争执的苏维埃，绝对很可疑。日本人虽然不是主犯，但是这件事之所以被视为日本人所为，是因为日本人之中，的确有部分人信奉世界共产主义、同时革命，而这些人在这件事中掺了一脚。”[33]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将大量原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和克格勃的档案解密。这些解密档案让皇姑屯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一九二零年代末期，与张作霖矛盾最大的外部势力，不是日本，而是苏俄。张作霖最坚决反对“赤化”，多次尝试收回苏俄掌握的中东铁路的权益，严厉打击苏俄特务在东北的活动。张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之后，与苏俄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他命令军警冲入苏俄驻北京使馆，逮捕并处决躲藏在内的李大钊等中共要员，查获并公布苏俄利用共产国际等组织颠覆北京政府的文件。
一九二八年初，张作霖预感到难以守住华北，需要与日本就东北的未来达成妥协。他派负责外交事务的心腹于冲汉去日本，与日方签订了《满洲独立密约》。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统治满洲，张作霖必须同意以下条件：成立“独立满洲共和国”，包括满洲和内蒙古地区，受日本保护；日本将外蒙古变成缓冲国；“独立满洲共和国”虽不与中国的中央政府为敌，但禁止从事“赤色”宣传和“赤色”运动；满洲政府与日本政府共同反对苏联政府对东北地区的蚕食和渗透等。[34]
这份密约达成后，日本与张作霖的紧张关系改善，日本不再有除去张作霖的理由。对于日本而言，这种“代理统治”是代价最小的方式。而苏俄在第一时间就通过间谍获知此一密约，斯大林为之震怒，苏共政治局下达对张作霖的暗杀令：“该密约已经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必须对变本加厉反苏反共的张作霖实施清除计划。”[35]
曾任列宁贴身保镖、时任苏联国家保卫总局局长的缅任斯基，向下属发出指示：“必须选择大智大勇、一击必中的同志，完成这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苏联情报机关挑选了顶级特务出马。这项行动的负责人为“冷面杀手”埃廷贡，此人在契卡“特别行动小组”工作多年，此后还策划了对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杀。这位拥有少将军衔的杀手，一九五一年出任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副局长。这项行动的参与者还有武器专家维纳罗夫及其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以及负责招募亚裔特工和负责外围工作的资深情报员萨尔嫩。[36]
行动前夕，莫斯科给该小组发去密电：“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媒体，做好宣传工作。”[37]
就在张作霖的列车启动之后几分钟，远在奉天的萨尔嫩接到密电，特工们迅速行动起来。如同此前多次演练的那样，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三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四十袋共一百五十公斤炸药秘密摆放在老道口三洞桥下，然后躲藏到十多米外的路基下。当张作霖的专列疾驰而来之时，埃廷贡按下了手中的引爆器。
事件发生后，苏俄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咬定是日本所为。关东军在千夫所指之下，无论如何辩白都脱离不了关系。而张学良由此蜕变成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接掌东北的权力之后，宣布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38]
二战结束之后，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突然在国际法庭作证，承认自己是皇姑屯事件的策划人。河本大作的证词似乎坐实了关东军的阴谋。然而，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河本大作的证词乃是其恩师冈田启介在苏联的指导下完成的。冈田启介在战前曾任日本首相，在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二二六”未遂政变之后被迫辞职，从此愤世嫉俗，思想左倾，并受苏联传奇间谍佐尔格之招募，向苏联提供机密情报。佐尔格被捕并被处死，没有供出冈田，冈田继续与苏联保持联系。
当东京国际法庭开审并计划重启对皇姑屯事件的调查之际，苏联唯恐真相败露，安排冈田配合演戏。一九四六年，莫斯科给冈田发去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子弟或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楚，使之同意：该案件系自己势力所为。具体人员由您来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为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明：该爆炸案是由自己领导并组织实施的。”[39]
冈田挑选了他的弟子河本大作出庭作证。当时，河本正躲藏在东北，随时可能被当作战犯抓捕并处决，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同意了苏联的合作建议。
即便如此，东京国际法庭的专家们经过长达三年的调查取证，以“缺乏可信性和实际证据”为由，决定不对此案专门立案审理，并得出结论：案犯不列为疑犯，皇姑屯事件仍是“悬案”。苏联方面掩饰真相的目的也达成了。
张作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物，如果在过去的时代，他有可能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无产者那样历经千辛万苦而登上皇帝的龙椅。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华民国，他却是一个过时的、注定会失败的人物。
曾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和日本政府内务大臣、外务大臣的后藤新平，一九一六年六月至九月，两次对满洲进行政治考察，认为必须放弃支持其他势力，全力扶持亲日的张作霖。他在《关于满蒙日本军队的行动》一书中如此评论张作霖：
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别之地位，他并无特殊的履历，也与中国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其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论。且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权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顺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张作霖商议满蒙之事，日本皆可横行无阻。
后藤新平或许小看了张作霖。比起手无寸铁、百依百顺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来，拥兵数十万的“东北王”张作霖并非日本人的奴仆或花瓶。张作霖的传记作者加文·麦考马克认为，“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而论，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40]当时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有三种力量——军阀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张作霖正处在这三者的焦点之上。他是一个“好总督”，却成不了“好国王”。他统治半开化的民众似乎绰绰有余，但处理东北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却缺乏基本的知识、视野和理念。他像泥鳅一样在这三者之间游弋，最终被近代的激流撕扯得粉身碎骨。
【注释】
[29]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051。
[30]张氏帅府博物馆陈列资料。
[31]宫协淳子：《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史》，（台北：八旗文化，2015年），页267-268。
[32]宫协淳子：《这才是真实的满洲史》，（台北：八旗文化，2016年），页185。
[33]宫协淳子：《这才是真实的满洲史》，页186。
[34]《俄罗斯对外情报纲要》（第三卷），转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1年），页207。
[35]（俄）戈尔巴基迪、普罗霍罗夫：《克格勃下达暗杀令》，转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页208。
[36]这个小组所从事的工作扑朔迷离，即便是专门研究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活动的历史学家乌索夫也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写道：“一九二八年，由北京来的拉脱维亚人萨尔嫩、保加利亚人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派来的年轻特工埃廷贡等人，在哈尔滨组成一个特别小组。他们在工业企业主韦格杰卡拥有的罐头厂掩护下工作。维纳罗夫的妻子列别捷娃从北京转至哈尔滨远东银行工作，依然是该小组的密码员。”参阅（俄）维克托·乌索夫：《苏联特工在中国》，（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页136。
[37]（俄）戈尔巴基迪、普罗霍罗夫：《克格勃下达暗杀令》，转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页214。
[38]张学良并没有胆量在战场上抵抗日本。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在北平醉生梦死，命令东北军全线退入关内。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如果没有皇姑屯事件，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由溥仪当皇帝的满洲国，也不会有张学良成为地下党员、发动西安事变，致使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不断壮大，最终击败国民党、夺取中国的统治权。日本也未必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战争的真正得利者却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张作霖一生反共，死于苏共之手，倒是死得其所；惟一让他死不瞑目的是，他的儿子张学良成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崛起的垫脚石。
[39]（俄）莫洛佳科夫主编：《东京审判之秘闻实录》，转引自托托：《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页242。
[40]（英）加文·麦考马克（Cavan McCormack）：《张作霖传》，页22。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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