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的真相 对世人长久的警示

 如果说河南大饥荒（1942年到1943年之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是解放前中国最严重的一次饥荒，那么乌克兰大饥荒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大饥荒，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万。乌克兰大饥荒，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80多年，但是对于乌克兰群众来说，依旧是一场恍如昨天的恶梦。乌克兰大饥荒饿死无数人，它的饥荒食谱也堪称“变态”。让我们一起看看乌克兰大饥荒是什么模样的。

乌克兰大饥荒（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出自“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以饥饿杀死”），是指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315万至718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

在很多民众看来，80年前乌克兰大饥荒一幕幕人间惨剧，都是一场有意而为之的“种族灭绝”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决策失误。俄罗斯方面则始终对此嗤之以鼻。仿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口水仗中，曾经亲历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们渐渐老去。被时光的河流带走之前，他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作为对世人长久的警示。现年87岁而依然精神矍铄的妮娜卡朋克，讲述了自己在乌克兰大饥荒中的生存之道。彼时，卡朋克一家生活在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小村庄，乌克兰大饥荒乍起没多久，她的父亲便咽了气。卡朋克清楚地记得，双腿浮肿的他，好不容易弄来一点食物，吃着吃着，忽然没了气息——饥荒肆虐之时，如此骇人的景象在乌克兰乡间司空见惯。为了让卡朋克和她的弟弟妹妹活下来，母亲步行15公里，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最终，她用一对耳饰和一个整日挂在脖子上的金十字架换回了两公斤面粉。

说着，这位老妇人把“面包”放入平底锅，再倒入一点油，在炉子上煎了一会儿，一顿饭就算做好了。采访她的记者试着尝了一口——“这‘面包’很硬，吃起来有青草的味道”。需要指出的是，80年前，卡朋克的母亲做“面包”时，根本没有一点油星。为了不糊锅，她加入的是蜡，这也是乡邻的普遍做法。1932年严冬乌克兰大饥荒，全家老小整日以这种饲料般的东西度日，母亲还把马皮切成小块煮汤。尽管既没什么营养又难以下咽，卡朋克一家靠着这么一点食物，捱到了来年开春，待草绿苗青，他们就可以到附近的森林里找吃的了，以上，就是他们的饥荒食谱。然而，好运气不会平均分配到所有人头上。“村里死一般寂静，人们饿得意识模糊，不想、也没力气说话或抬头观察周围。”卡朋克说，“头脑中盘旋的只有‘死亡’二字——今天死的是别人，明天可能就轮到我。”

乌克兰大饥荒的起因

80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皆饿殍遍野，大多数死者是离开家乡外出觅食的农民，最终饿毙于路旁。虽然饥荒肆虐，直到1933年秋天，卡朋克就读的学校依然没有关门，只不过，“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着”。“征粮队拿走了所有小麦。家里可吃的东西几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时不怎么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豆子。”卡朋克说，“很多人家里被搜得一点食物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卡朋克所说的征粮队，是受当时的苏联政府派遣，并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苏维埃建政后，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国家便派出征粮队下乡，将农民的储备粮，包括种子和赖以为生的口粮征收走。可想而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对刚刚夺取政权不久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威胁，为稳定局势，渡过危机，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有条件地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

事后观之，“新经济政策”只是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危机时的无奈之举。1929年，全国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斯大林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同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推行集体农庄制度（编者按：我国始于1958年终于1983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即是模仿苏联集体农庄制度）。乌克兰向来有“东欧粮仓”的美誉，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无须施用化肥，粮食便可获得高产。对于抑制个体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农民普遍持抵制态度。斯大林则相信，反对集体农庄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于是，从1932年秋天起，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随之被“收归国有”。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民宅后，把墙角、床底、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农民事先藏好的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凡是可吃的都会被运走。于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乌克兰大饥荒，如瘟疫般降临到乌克兰大地上。

乌克兰大饥荒：牢记真相比争论重要　

乌克兰大饥荒初起时，饿毙的人还能得到一座坟茔，到了后来，连活着的人都没力气掩埋尸体了。于是，政府组建了收尸队，规定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200克面包。在乌克兰大饥荒的背景下，这是非常大的诱惑，促使收尸队队员们异常积极地搜寻死者。很多时候，那些被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人也被当作尸体，活生生地掩埋。残酷的现实让乌克兰人意识到，留在家中必死无疑。可是，想要外出逃荒亦困难重重——大部分道路被封锁，政府还规定，凡是试图逃到国外的，被发现后可当场处决。

1932年秋，8岁的玛利亚·维瓦查里克生活在兹布鲁奇河西岸的一个无名小村。当时，此地尚属波兰控制。“人们偷偷从苏联那边泅水过来，只为吃顿饱饭。很多人身体虚弱，还没游到西岸就淹死了。我跟着祖母在河边搭救游过来的饥民，给他们干衣服，还给他们食物。”有一次，村民们捐赠了一批粮食给游过来的乌克兰人，让他们带回去给正在挨饿的家人吃，竟被一口回绝。“村里的人你三斤他五斤地凑了一些粮食，让游过来的乌克兰人拿回家，这批布尔什维克分子却说：‘我们那里根本没有饥荒!’”维瓦查里克等人可能无法想到，对岸的乌克兰人宁可让同胞饿死也不接受援助，是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任何人向外界透露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任何情况。此后，不管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还是在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任内，这场乌克兰大饥荒始终是敏感话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自由化运动，有关大饥荒的部分历史档案才首先在乌克兰重见天日，并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乌克兰、俄罗斯，乃至西方学界、政界经常探讨和争论的话题。

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只有一小部分是自然灾害，更多的是前苏联的错误政策这种人为因素，至今还有许多乌克兰人宁愿相信，那次大饥荒是当初前苏政府针对乌克兰人的刻意报复。

饥荒的时代发生在农业集体化之际，饥荒之前，大量乌克兰人被以成分名义驱赶到了西伯利亚等地，留下来的乌克兰人也战战兢兢，生怕粮食产多了就被划到西伯利亚阵营，粮食产量一路暴跌。而苏联政府面对锐减的产量也采取了反其道而行的措施，加强征收工作，严禁民间私藏一粒粮食，为此不惜抓走并审判了近8万乌克兰人，很多人因此被枪决。即便是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刻，也绝不允许外来的粮食进入乌克兰地区，封锁道路，确保人口不向外流动。

悲惨历史的见证者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就是静静的顿河作者，他在北高加索干农业工作。以下是他与斯大林的往来书信。

下面几张才是重点

回信

又一封

回信

最后一篇

从以上书信可以看出，饿死人不是政治错误。提出饿死人这件事才是犯了政治错误。

1990年后，对大饥荒历史的认定

1998 年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 (Leonid Kuchma) 颂布法令，乌克兰在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纪念大饥荒受害者。自 2000 年以来，这一天被定为大饥荒和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

2003年，在联合国大会第 58 届会议上，联合国承认 1932-1933 年的饥荒是乌克兰和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悲剧。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大多数独联体成员国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对苏联饥荒的受害者，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代表表示同情。

2006 年 11 月 28 日，乌克兰议会( Verkhovna Rada ) 投票承认1930 年代初发生在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毁灭性饥荒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蓄意种族灭绝行为。该法案由总统维克多·尤先科签署。他设想举办纪念和研究活动，以及建造纪念碑以纪念遇难者，并为子孙后代保留大饥荒悲剧的记忆。

乌克兰的这一立场遭到俄罗斯的坚决反对。2008 年 11 月 14 日，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发布了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给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的信息，其中梅德韦杰夫批评基辅在大饥荒问题上的立场，称其旨在分裂各国人民，并敦促乌克兰开始就大饥荒开展工作。形成联合方法。

2009 年 5 月 22 日，乌克兰安全局就1932 年至 1933 年在乌克兰犯下的种族灭绝事实立案了刑事案件。基辅称布尔什维克政权犯有种族灭绝罪。

1932 年至 1933 年在乌克兰犯下的种族灭绝由以下证据证实：
1. 发现并解密了 3456 份当局和共产党的文件，包括 J.V. 斯大林签署的文件；
2. 3186 份 1932-1933 年死亡行为登记簿，证实了人为造成的饥荒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
3. 1730个极权政权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记忆；
4. 埋葬种族灭绝受害者的 857 个乱葬坑；
5. 乌克兰的 735 个定居点、集体农场、村委会和地区，当局在其中引入了“黑板”制度；
6. 400份发现并解密的SBU国家档案文件，证实当局组织了人为饥饿；
7. 外国驻外使馆档案；
8. 证明俄罗斯族人大规模重新安置到乌克兰的档案文件；
9. 记录大饥荒悲惨事件的大量照片文件。

某些历史背景使计算变得困难，更重要的是，确定受害者的名字。苏联当局尽其所能掩盖其罪行的后果。现场禁止记录实际死亡人数。今天，一些村庄的秘密名单被公布，列出了1932年和1933年的死亡人数。这些列表是官方数据的两倍。这种情况并非孤立无援。有一项禁令禁止记录“饥饿”的死亡原因，因为死亡记录上写着“斑疹伤寒“、“疲惫”、“衰老”。1934年，所有登记死亡的登记册都被移交给了特别部门。乌克兰人死于家庭、村庄，并不总是被记录在案。未登记的死亡率尚不清楚，但数百万人死亡已经不是秘密。

苏联说服国际公众不要通过宣传、贿赂个别记者来“观看”乌克兰人的大屠杀。但也有报道真相的公关人员，大使和外交官的报告仍然存在。该政权希望抹去700多万乌克兰人被谋杀的记忆。但人民的记忆是牢不可破的，随着乌克兰独立的开始，禁止谈论大饥荒的禁令被打破。由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乌克兰经常处于战争的边缘。如果不吸取教训，历史的悲剧必将一再重演。

By 滨湖读书会、路上有惊慌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小人物

 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是一本写作于1950年代，于1966年再版的老书，作者在书里记录了他于二战后与10位新结识的德国纳粹“小人物”的交谈和交往。今天读这本书的的中译本，不能不令人对书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这种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作者:  [美] 米尔顿·迈耶 译者: 王岽兴 / 张蓉 出版：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这10位德国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仅因为他们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见识不高，而且更因为他们时时都觉得自己是小人物，永远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们的生活世界。对身边周围发生时事，他们满足于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们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与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

他们是凭着小人物“常识”生活的人——什么安全，什么危险、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么好处、该与谁亲近或疏远、如何摆正与元首和党的关系等等。他们对纳粹统治的认识囿于常识，并不认为纳粹极权统治有什么不好，更不觉得它有什么邪恶，他们是“活得较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迈耶的记录同时又让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的“常识”其实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纳粹统治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身边的某些事情也会有“不对劲”的感觉。不过，由于他们的自我感觉始终在提醒自己不过是小人物，所以不对劲的感觉并不太搅扰他们。他们反而会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或弄错了的地方。知足长乐和守住本分使得他们能像他们的小人物邻居、熟人一样，安安稳稳地过那种他们认为“还不算太坏”的生活。

01
“自由服从”的小人物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在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是一位教师，“在社区里有那么一点儿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当裁缝的、做木匠和面包师的、收账员、高中生、失业的银行职员、警察一样，一再地说“我们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教师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

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 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这10个人中，教师希尔德布兰是最有知识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纳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还是同其他9人一样无法摆脱纳粹的思想影响。迈耶记叙道，“甚至他在那时也相信，而且现在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纲领和实践的一部分属于‘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个人，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的9个人，并不知道1933年前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他们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纳粹主义是邪恶的。现在他们也不了解它。他们曾了解到或现在知道的纳粹主义，和我们曾经了解到和现在知道的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它的统治之下，服务于它，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个自愿服从者的社会角色，小人物的心态使他们有了服从精英（“大人物”）领导的充分理由。“当‘大人物们’，比如兴登堡（Hindenburg）们、诺伊拉特（Neuraths）们、沙赫特（Schacht）们，甚至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们都接受了纳粹主义，那么，小人物们就有了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账员说道，‘对他们来说是足够正当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当然也是足够正当的事物。’”正因为他们的服从是自愿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凭常识生活的人，“他们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们日常生活范围内眼见的事物。”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是对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们不是不知道纳粹和希特勒实行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可那又怎么样呢？“一种独裁统治？是的，当然是一种独裁统治，像我们父母知道的那些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统治一样。……极权统治？那是胡说八道。” 面包师韦德金德说：他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认自己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曾经从纳粹统治得到了“实惠”，“现在，他们回顾过去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人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有工作和工作保障，孩子们有夏令营。……当家庭的事情变得更好，有稳定工作时，一位丈夫或父亲还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吗？”只要日子过好了，他们对外国人怎么评价德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这10位德国人中有9位不曾去过国外游历（战争期间除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在收听外国广播合法时，他们不曾收听过；当不合法时，他们也没收听过。……他们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图源：Bundesarchiv

元首和他的党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识来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总是在贬低或诋毁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显示只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国人都觉得元首本人也和他们一样曾经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贬低大人物的同时，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为争取选票而哗众取宠的持民主立场的政客和表现得过度亲民的人们做着同样的事，但如果由一位专制的统治者来做，就会更为有效。”

因此，他们认为，纳粹是“人民的政党”，而且是“民主的实践”。这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群众的重要性在于如下事实：上帝……创造了数量庞大的他们。在一个有着7 000万人口的国家中，他们的人数超过了6 900万。他们是纳粹分子，他们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当然领袖，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常识，迈耶记叙说，“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没人把道德邪恶归因于希特勒，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他犯了即使他们自己在当时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战略性错误。”希特勒的最大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受坏人蒙骗，“他最大的错误是对顾问的挑选——他们都假惺惺地称颂元首轻信和忠诚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理解希特勒与自己的关系的。迈耶透视了这种常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的信念确定在一位父亲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必须确保信念的稳定性，直到有不可宽恕的错误（一位父亲、母亲……的什么错误是不可宽恕的呢？）瞬间且彻底地摧毁了他。”

对于小人物来说，摧毁伟大领袖就像摧毁自己的父母一样不可思议，完全在他们的理解力所能企达的常识之外。这是因为，伟大领袖“这个人物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而且通过认同作用，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个样子。除了要销毁不可宽恕之错误的证据外，任何对该人物的放弃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对一个人的最好的和未实现的自我的自我控诉。”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是人出于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质创造了神，这话更确切地适用于小人物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即使在领袖给小人物带来了无穷灾难以后，他们仍然会给他建纪念堂、树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庙宇。不仅是小人物，就连有些学者也对领袖有这样的心理需要（例如，在中国就有将这种领袖尊奉为“新国父”的）。迈耶的一位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独裁统治和它形成的整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生活在这样一个历程之中，人们绝对不可能注意到独裁统治……除非一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比起我们大多数人有机会形成的高出许多。”不幸的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学者们）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都只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识水平上，对这一点，迈耶的那位德国学者朋友是有自知之明的。

02
小人物的选择性关注

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

但是，小人物的德国人也有因为常识而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到别人的店铺里去抢东西，不管是谁开的店铺，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因为人们有“人同此心”的常识良心。这就像“文革”时的打砸抢，尽管对象是“坏人”，初干这种事的人还是会觉得良心不安。迈耶提到了这样一则报道，一群孩子在从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犹太人的糖果店中搬运几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着褐色衫围成了一圈的冲锋队队员）站在一边看着，“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过来。

他看着这些举动，而后转向了父母们并对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是在损害犹太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们是在教孩子们偷盗。’那位老人走开了，父母们冲入人群，从孩子们的手中拍掉糖果，拖着哭闹的他们离开了。”不仅抢人店铺的行为有悖常理，有责任制止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的也同样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国家暴力”的观念，但看到“冲锋队队员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进行干预”，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对劲”的感觉。

小人物对小事远比对大事敏感，他们可以用经验常识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对大事却无法如此。小人物对周围事件选择性地关注，柴米油盐、名人绯闻比公民权利遭受侵犯更受关注，在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对空气污染，物价上涨，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总是大大超过被破坏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们对某些事情觉得不对劲，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说法，或者故意装作没看见。德国人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是如此，“文革”中大多数人对非我族类的“阶级敌人”也是如此。

普通人能感觉不对劲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超然于整个过程，除非一个人能够从本质上理解整个事态，否则，所有这些爱国的德国人不可能憎恶的‘小措施’，总有一天一定会发挥主导作用。就像一个农民不会在他的田地里看着庄稼成长一样，人们也不会一天天看着独裁统治发展。总有一天它会骑到人们的头上。”常言道，人无前后眼，大事一点一点发生时，一般人是无法察觉的。就算他们有所察觉，他们也会对自己说，“也许事情不会变得那么糟”。

普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没有前后眼的。迈耶的德国学者朋友对他说，“我多次思考如下这一对格言——‘抗拒开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个人必须要能够预见到结局，他才能去抗拒甚或去经历开端。一个人必须要清晰而确切地预见到结局，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这些事态发展到极端之前，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它们没有发生变化，但它们也许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指望着那个‘也许’。”用“也许”来考虑问题是心存侥幸的小人物习惯了的一种选择性关注。

普通人凭借常识本能，害怕自己与别人在想法或行为上有什么不同，害怕言行一不小心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害怕来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不是有所减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面、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开心。一个人听不到抗议声，显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议。”人们在私下聊天会说，“还不算太坏”，“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忧天啊。”盛世景象使人们选择将害怕隐藏在心里。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许多别人也像他们一样，“到处都在宣传新秩序的所有恩惠，这影响和打动了‘每个人’。也存在着恐怖，但没有地方公告这些恐怖，它们就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由于希特勒政权并不像对犹太人那样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国人觉得“除了开会和纳税之外，他们没有被强迫做更多的事；他们认为服兵役、当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给是理所当然的（谁不这样认为呢？）”。既然如此，“服务于专制政权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专制政权对“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们有一些要求，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接受专制的现实便似乎成了一种理想的自由选择。

极权统治的“实惠”（给谁和不给谁）成为操控普通人“自由选择”的无形之手。即使没有人威胁他们必须有所何种选择，他们也还是自愿选择不做那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选择。由于这种“自由”的非自由选择，常识失去了主导选择的作用。迈耶就此写道，“进行选择的基本要素是常识，但压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识，因为他们与正常的境况隔绝了，处于被围攻的‘皮奥里亚’之中。人们受到的挤压越猛烈，他们就越难进行推断。他们必然会越难进行推断。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变成不讲道理的人；因为讲道理是属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理智，而‘皮奥里亚’处于这个世界之外。” 皮奥里亚成为纳粹第三帝国和其他集权专制帝国的象征。

03
常识不能自动对抗专制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

“皮奥里亚” （Peoria）是一座为了对抗最可怕的纷争而建立的专制城市，建城者的后代（如“某二代”）为了对抗在他们心目中抹不掉的纷争和威胁，会把它传承下去，他们要维护“一个新的皮奥里亚，一个更伟大的皮奥里亚，一个千年的皮奥里亚。世界将会盛传它那亘古不朽的声名，会拜倒在它高耸入云的塔楼前。皮奥里亚会成为人类的典范。” “皮奥里亚”成为一个象征，每一个以敌情观念和筑墙方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堡垒都是一个皮奥里亚，它害怕战争，但却需要敌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论被设计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庞大的复杂体，这些理论要求只承认它们形成于其中的各种非世界性和理念”，结果是，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他们被政府欺世盗名的陈词滥调给灌醉，如迈耶所说，他们“总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近年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设想，常识会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总的智力水平。梁文道在文集《常识》的序里说，以“常识”为题，既是“归宗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也是因为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意蕴”。常识是对故作深沉和故弄玄虚的一帖清醒剂，常识破除假象，犹如天真的孩子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

提倡常识，是因为“如今国人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还偏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解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 质’，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理解的偶像和幻觉，这些皆偏离了常识的轨道”。

还有的则认为可以用常识“坚守真实，只认死理和真相”，或是将公共事务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不需要专业知识背景，可以通过常识来判断对错；另一类需要专业知识背景（比如转基因、PM2.5问题）。显然，人们对常识在社会生活中的认知和政治作用已经开始有所积极思考。


作者: 梁文道 出版: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9-1

迈耶记录的小人物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常识是否可以在“皮奥里亚”之城里真的提升人们总的智力水平。常识也许是有破除假象、坚持真实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识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常识，应该是指那些能够不证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众所周知，最终心领神会的日常观念。观念是一个学习与接受的过程，观念无法自动进入人的头脑和想法中去，需要通过经验或教育来逐渐形成。如果某些观念不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中习得，那就不妨从他人那里借用过来，其中的知识越普及，观念就越可能以“正确看法”的形式变成常识。在阶级斗争知识极为普及的“文革”期间，常识让普通人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黑七类”和“颠覆破坏”。

常识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暧昧而且矛盾的。常识并不一定是推动社会改革的知识力量，因此不宜过分推崇。常识是人的生存环境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国家里普通人的常识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常识不是人天生头脑里就有的。一般的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那是民众早就在日常的利害关系中知道了的。常识有时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说辞欺骗，但常识并不会因此引发反抗的行为。生存环境能决定人选择怎样的常识，给哪种常识以优先考量。

例如，常识能让人看到社会里的许多腐败和虚假，不相信那些虚伪的歌功颂德之辞。但是，知道跟有钱有势者的腐败、虚假过不去，是要吃亏的，这也是常识。这两种常识是相互抵消的。后一种常识甚至还会更占上风，因为凡是有常识的，都特别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圆滑识相、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强出头或者以卵击石。美国作家莱文（Larry Niven）挖苦常识道：“常识就是，a. 不要朝持枪者扔大便，b. 也不要站在朝持枪者扔大便的人旁边。”

在1933年以后的德国，普通人的常识一点一点地变成了帮助他们适应而不是不满和抵制现实的知识。常识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常识抵牾，那么常识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变化，那么常识便会忽略细小变化的严重性。这在纳粹德国和别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这整个政权的最后和最恶劣的行径是在他们最初和最轻微的行径之后马上就发生了的话，是足以令数千人甚至令几百万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假设，1943年用毒气杀死犹太人这次事件，紧接着发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国人商铺’的标签贴在非犹太人店铺的窗户上之后。

可是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发生的。在这两件事之间共发生过数百个小步骤，有些根本无从察觉，每个小步骤都让你做好准备，不会被下一个小步骤震住。步骤C并不比步骤B坏很多，而且，您没有在发生步骤B的时候进行抵抗，那为什么要在步骤C的时候这样做呢？于是接下来是步骤D。”

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人的常识与60年或70年以前中国人的常识比较一下的话，也许会发现，我们的常识里有了许多前人匪夷所思的东西，也许是有一些与现代民主有关的东西，但更多的也许是前人会认为非常邪恶的东西。我们是怎样一路走下来的呢？也许我们需要有人像迈耶那样为我们写一本记录普通人常识和小人物自我意识变化的微型社会学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生活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一个流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系列动作和事件的组合体。

生活流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裹挟着您，而您这边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在这个新的层次，您生活着，您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观和新的信条。您已经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无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经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辈——即使是在德国——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我们“每天都活得较为舒服”的生活里，不是也已经有了太多我们的前人所无法想象的事情吗？

随波逐流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只能说在特殊时期不是最坏的选择。

By 徐贲

你被房地产“反向改变命运”了吗

 近日，一位在北京打工21年的博主将自己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套89.6平方米的房子卖了一千一百四十万，并决定余生都在家乡邯郸生活，网友的反应极度两极分化。有些人羡慕这位“人生赢家”，有些人则为他孩子离开一线城市后的未来感到担忧，并质问“他的孩子怎么办”？

留在一线城市支持者：

1.问他孩子怎么办，不是说他孩子在北京能赚大钱，而是指城市平台不一样。乡下暴发户和京沪中产，很多人会选择在京沪的

2.他本人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他家孩子早晚要回河北高考

远离一线城市支持者：

1.回老家一趟就感叹，小城市的“富人”生活质量真的要比大城市的“穷人”高的多，有房有车有存款一年出国旅游一两次。甚至可以在海南买海景房，冬天几个月父母就在海南过冬。孩子只要别太费劲，别作，以后大概率也会是这种生活。没有大富大贵，但小资是没问题的。

2.现在网上的人大多见证了20年gdp10倍的增长，以为这是常态，其实这是奇迹。20年前我去法国普通人工资一千出头，20年后普通人工资2000左右，这才是常态。

网友辣评：

“他的孩子怎么办？”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就真的感觉我们对教育的魔怔早就应该在房地产面前破灭了。事情就是个网友晒他的成功人生。他早年在北京买了套90平的房子，现在把房子卖了手里拿着1000多万的现金回老家逍遥了。

但网友问的是：“他的孩子怎么办？”

这是我们中国舆论场上独有的执念。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位手握千万现金回老家逍遥的人做了个错误的决定。他的孩子（假如有的话）也会随着他离开北京，获得更少的教育资源，所以更难成功。为了孩子他应该留在北京继续坚持。

请你仔细看看里面的数字。他的1000万是怎么来的？是靠他读书辛苦赚来的吗？

房地产带来的叫“资本回报”。现实就是资本回报远远的大于劳动回报，所以他才会赚到着1000万。而且房地产有非常强烈的乘数效应。15年前相当数量人都是拿不出86万现金的。通过房地产的变化，这些年86万变成了1000万。

你一个月靠劳动存5000块，多久能攒1000万？你算算，算一算你马上就知道问题了。再算算1000万的利息获得，你就知道靠劳动，你根本就不可能追近这1000万的差距。人家一年利息就比你工资多了。

还有一个大的趋势改变不了，就是经济增速一旦下降，高薪岗位就迅速减少，普通人的孩子通过受教育获得高薪的概率就会迅速的降低。就像我每年都和人合作大学生教育的专题，真是非常明显的从数据和他们的经历当中感觉到他们的就业困境。

我知道大多数人不相信，但是一个小孩考入211硕士毕业，没办法变成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回到河南河北的小城市考公，这些年一年满打满算就是赚不到10万块。每个月的工资就是连5000块的个税标准都到不了。什么医疗福利这种他们可能几十年后才可能拿到的东西真是太过虚无缥缈，就是感觉活太多，压力巨大。

那个网友的孩子留在北京，拼命努力，只要不在前1%，而是在前10%左右，大概率也就是这样的人生。

他拿着1000万回老家，买买房子，存存钱，不做风险投资，就是过过日子，怎么会过不好？家庭氛围能差到哪里去？孩子正常读书受教育，将来找份工作，随着年纪增大，每年补贴他5万块，让他做点喜欢的事情，不比什么都好？

学历出身论这套东西讲难听点就是穷人的安慰剂。你过日子都是要真金白银的。手里有钱，把自己的日子安安稳稳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经济增速下来之后，大家要想明白怎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有多少钱，过多少的日子。你孩子的出身就是你，你把日子过好了，就是给他最好的榜样。

大学扩招的真相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不是人太多，而是他们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很多人脑子里因为从小的思想钢印，就是觉得碰到什么问题都是人太多。人口，是有结构的。老年人多了，年轻人少了才是真正的问题。

就像大学扩招。你真的认为只要受教育年限长，有个大学学历，毕业就能有好工作吗？

社会不是学历定价，是需求定价的。就像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就会诞生大量的护理需求。特别是有稳定退休金的老人，就是需要大量的护工去照顾。直接测算护工缺口就500万人。

你愿意做护工，从事体力劳动会没有工作吗？

但是年轻人不肯。他们读完大学之后心理预期就是要去做脑力劳动坐办公室的。公务员考试70：1的录取率都要去拼命考的。想着就是万一能考上呢？

考不上怎么办？

继续考。

这是人多的问题吗？

是学历错配啊。解决方案就是教育分流，让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上高中。没机会上高中自然就没机会读大学，也不用担心一股脑去抱怨没岗位了。

这里面还有个延迟退休的算法。就是说老年人多，年轻人少，那么就有两个办法去在年轻人身上挖潜力。第一个，是延迟退休。比如原来60岁退休，延迟到70岁，甚至75岁，就能从年轻人身上多挖出10年社保缴纳期限，同时他们也少拿10年社保。

还有个办法就是往前挖，就是减少他们的受教育年限。本来25岁硕士毕业出来工作到70岁只能交45年社保，那么他要是18岁就技校毕业了呢？

他就可以交52年的社保了。

这个算法我想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能明白。

那么为什么之前几年还在硕士扩招呢？

扩招是个阶段性的解决方案。90年代末提出扩招方案的人叫汤敏，他提到自己方案被接受时的原话是：

“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那个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关键一点其实还不完全是刺激经济，而是当时我们提出扩招可以部分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压力。1998年正是国企改革带来大规模工人下岗的时候，当时估计全国有1500万下岗工人。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进大学，他们就会直接跟下岗工人竞争，市场就业是有限的，在很多领域内下岗工人竞争不过年轻人。我们当时算了一笔账，如果三年扩招一倍，扩招的学生要在学校呆四年，等于是让三分之一的下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没有被年轻人抢走工作机会。我们当时判断，国企改革是阶段性的，有了这几年的缓冲，下岗的压力会小一点。事实上，2001年后，下岗的高潮就过去了。”

你读读政策设计者的原话，什么都明白了。

是经济短暂遇到问题，就把人送到大学里读书，减轻短时的就业压力。等他们从学校毕业出来要是经济好了自然而然有工作。要是没有呢？

那么读书从经济利益上讲就是白读的，只是拉高了就业预期而已。高就业预期的人撞在一起，就是抱怨自己身边人多，从来不会想让他们去读书本来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扩招不是为了提升你的素质，是为了让你把工作岗位让出来。硕士毕业后有没有工作大方向就是看经济增速。“学历出身论”这套东西和经济增速是紧密相关的。一旦增速掉下来，那套体系整个就没基础了。

一个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就是，很多政策都是这样的。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全盘规划，就是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要不就直面解决问题，要不就把问题留给未来。想的长远的人，反而会远离政策的本质。

By Sven

吴尊友估计中国新冠死亡90万人—但还是低估了

来源: 

自由亚洲

作者: 

胡平

中国青年报2月9日消息：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新冠病毒的病死率在2020年为2.33%，2021年为1.72%，2022年为0.28%。到2022年的12月份只有0.08%，“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新冠病毒变异的变化对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在减弱。”

吴尊友在1月21日曾经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

中国有14亿人口，80%的人口感染过，就是有大约11.2亿人感染过。按照吴尊友所说，2022年12月份的病死率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封以来一个月的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1.2亿×0.08%=89.6万。中国解封后的新冠死亡人数大约是89.6万。按照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发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6日，全国累计死亡病例5235例。把解封后的病死数据89.6万和解封前的病死数据5235相加，中国自疫情发生以来累计死亡病例大约是90万。

首先，我要指出，中国在去年12月6日解封之前全国累计死亡病例5235例这个数据肯定是大大缩小的。早在2020年4月，曹雅学女士根据国内官媒的相关报道，推算出武汉地区新冠死亡病例应在2.2万到3万。这还仅仅是一个武汉地区，仅仅是疫情发生的前3个月，其数据就是官方公布的整整3年的全国的累计死亡病例的4-6倍。

再看解封以来的数据。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2月6日解封到今年2月9日，共有87,468人死亡。吴尊友推算出来的这段时间的新冠死亡人数是89.6万，是中国疾控中心公布数字的10倍。

然而我必须指出，吴尊友推算出的中国12月份死亡病例89.6万，肯定也是远远低于实际的死亡病例。

道理很简单，所谓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只有0.08%，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显然，这个数据并不是统计中国在12月份新冠病死的人数算出来的，而是根据世界其他各国统计的12月份新冠病死的人数算出来的。换言之，0.08%是世界其他国家12月份新冠病死率，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

其他国家都早就实行与病毒共存了，应阳的早就阳了，没扛住的也先先后后地死去了。到了去年12月，其他国家的人，由于疫苗免疫再加感染免疫，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群体免疫力。尽管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力特别强，仍然有不少人感染，其中有很多人是重复感染，也仍然有人死去；但是借助于先前形成的免疫力，就算又感染了，但是症状通常都很轻，死亡的可能性更是很低很低。

可是中国的情况与众不同。因为中国搞了整整3年的动态清零，且不说国产的疫苗效力不高，更因为先前感染过的人相当少，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最缺乏群体免疫力，中国成了免疫洼地。这就是为什么去年12月6日一解封，立刻爆发疫情海啸。我们可以断言，在这场疫情海啸中，中国不但感染率超高，而且重症率、病死率，也一定比同时期别的国家更高。

在绝大部分国家，在去年12月份感染的人，很多是再次感染，而再次感染的病死率通常比较低。这是专家的共识。今年1月1日，国内的知识分子的财新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次感染新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的文章。其中写道：有研究收集了自新冠大流行开始到2021年4月28日以来所有国家联合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发现再次感染导致住院或死亡的几率比初次感染低了90%。文章还引用了一些其他来源的信息。我也查阅了不少资料，结论是，再次感染，重症率和病死率都会大幅降低。

如此说来，吴尊友根据国际平均病死率来推算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显然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成立的。再有，中国的解封仓促无序，导致医疗系统严重挤兑，甚至连布洛芬这样的退烧药都供不应求。这必然导致很多本来可以得到救治的人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掉，而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基本上就没有这种问题。

人死于天灾人祸，本来就是悲剧。但若是为了维护独裁者不准妄议的一尊地位，让死去的人连个数字都不算，那则是更大的悲剧。

索罗斯：目前中国具备政权更迭的所有条件

 

2017年6月8日，索罗斯在德国出席一个开幕式。（Sean Gallup/Getty Images）

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示警，中共领导人采取的错误经济政策和防疫措施，给人民造成苦难，撼动民众对当局的信任，逼他们走上公开反抗的边缘，中国内部情势已具备引爆革命或政权更迭的所有先决条件。

国际重量级安全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2月17至19日举行。92岁的索罗斯2月16日提前在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内部的革命进程或许已经开始。

索罗斯是国际捐助机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办人，中央社根据该基金提供的演讲稿报导，索罗斯指出，习近平将成为“明显的输家”，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得近，这最终会伤害到他自己。

他认为，习近平的问题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尤其应对COVID-19（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的各项措施是习最大败笔，给中国人民造成苦难、逼他们走上公开反抗的边缘。

去年11月底，中国多个大城市爆发“白纸运动”，反对清零封控，更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政治口号，震惊海内外。在民间压力下，习近平去年12月初无预警地放弃“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疫情全面大爆发，出现药品短缺、医院和殡仪馆被挤爆、尸体堆积烧不完的混乱场面，民怨沸腾。

索罗斯表示，中国的防疫乱象，撼动民众对中共当局的信任。目前中国内部情势具备引爆革命或政权更迭的所有先决条件，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端。

他认为，习近平去年11月在G20峰会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时，展现出希望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这是因为习在国内的地位遭到削弱，不得不采取的战术。但近日入侵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使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索罗斯是美国第二大私人慈善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办人，该基金会拥有280亿美元的资产。近年来，由于美中关系急速恶化、习近平坚持清零防疫政策使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不乐观，索罗斯因此对习近平试图无限期执政一直持负面看法。

去年1月31日，索罗斯在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演说中表示，习近平在党内树敌众多、中国爆发房市危机、国产疫苗无效，以及出生率下降，这些都是不利于习连任的因素。

“奥密克戎（Omicron）可能成为习近平垮台的关键。”索罗斯说，这种变异株“不再受到控制”，对经济和习近平遏制疫情传播的能力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严格的封城措施也可能引发民怨。

他还表示，希望习近平被一位对内不那么专制、对外态度也较和平的领导人取代。

去年5月24，索罗斯在瑞士达沃斯（Davos）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说中，再度批评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认为该政策已彻底失败。

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内部有很多敌人。“众所周知，共产党内部存在异议。它已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在一般人可以阅读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端倪，这将大大削弱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使他成为终身统治者的可能性降低。”

（记者罗婷婷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