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的真相 对世人长久的警示

 如果说河南大饥荒（1942年到1943年之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是解放前中国最严重的一次饥荒，那么乌克兰大饥荒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大饥荒，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万。乌克兰大饥荒，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80多年，但是对于乌克兰群众来说，依旧是一场恍如昨天的恶梦。乌克兰大饥荒饿死无数人，它的饥荒食谱也堪称“变态”。让我们一起看看乌克兰大饥荒是什么模样的。

乌克兰大饥荒（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出自“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以饥饿杀死”），是指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315万至718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

在很多民众看来，80年前乌克兰大饥荒一幕幕人间惨剧，都是一场有意而为之的“种族灭绝”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决策失误。俄罗斯方面则始终对此嗤之以鼻。仿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口水仗中，曾经亲历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们渐渐老去。被时光的河流带走之前，他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作为对世人长久的警示。现年87岁而依然精神矍铄的妮娜卡朋克，讲述了自己在乌克兰大饥荒中的生存之道。彼时，卡朋克一家生活在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小村庄，乌克兰大饥荒乍起没多久，她的父亲便咽了气。卡朋克清楚地记得，双腿浮肿的他，好不容易弄来一点食物，吃着吃着，忽然没了气息——饥荒肆虐之时，如此骇人的景象在乌克兰乡间司空见惯。为了让卡朋克和她的弟弟妹妹活下来，母亲步行15公里，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最终，她用一对耳饰和一个整日挂在脖子上的金十字架换回了两公斤面粉。

说着，这位老妇人把“面包”放入平底锅，再倒入一点油，在炉子上煎了一会儿，一顿饭就算做好了。采访她的记者试着尝了一口——“这‘面包’很硬，吃起来有青草的味道”。需要指出的是，80年前，卡朋克的母亲做“面包”时，根本没有一点油星。为了不糊锅，她加入的是蜡，这也是乡邻的普遍做法。1932年严冬乌克兰大饥荒，全家老小整日以这种饲料般的东西度日，母亲还把马皮切成小块煮汤。尽管既没什么营养又难以下咽，卡朋克一家靠着这么一点食物，捱到了来年开春，待草绿苗青，他们就可以到附近的森林里找吃的了，以上，就是他们的饥荒食谱。然而，好运气不会平均分配到所有人头上。“村里死一般寂静，人们饿得意识模糊，不想、也没力气说话或抬头观察周围。”卡朋克说，“头脑中盘旋的只有‘死亡’二字——今天死的是别人，明天可能就轮到我。”

乌克兰大饥荒的起因

80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皆饿殍遍野，大多数死者是离开家乡外出觅食的农民，最终饿毙于路旁。虽然饥荒肆虐，直到1933年秋天，卡朋克就读的学校依然没有关门，只不过，“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着”。“征粮队拿走了所有小麦。家里可吃的东西几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时不怎么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豆子。”卡朋克说，“很多人家里被搜得一点食物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卡朋克所说的征粮队，是受当时的苏联政府派遣，并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苏维埃建政后，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国家便派出征粮队下乡，将农民的储备粮，包括种子和赖以为生的口粮征收走。可想而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对刚刚夺取政权不久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威胁，为稳定局势，渡过危机，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有条件地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

事后观之，“新经济政策”只是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危机时的无奈之举。1929年，全国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斯大林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同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推行集体农庄制度（编者按：我国始于1958年终于1983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即是模仿苏联集体农庄制度）。乌克兰向来有“东欧粮仓”的美誉，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无须施用化肥，粮食便可获得高产。对于抑制个体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农民普遍持抵制态度。斯大林则相信，反对集体农庄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于是，从1932年秋天起，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随之被“收归国有”。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民宅后，把墙角、床底、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农民事先藏好的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凡是可吃的都会被运走。于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乌克兰大饥荒，如瘟疫般降临到乌克兰大地上。

乌克兰大饥荒：牢记真相比争论重要　

乌克兰大饥荒初起时，饿毙的人还能得到一座坟茔，到了后来，连活着的人都没力气掩埋尸体了。于是，政府组建了收尸队，规定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200克面包。在乌克兰大饥荒的背景下，这是非常大的诱惑，促使收尸队队员们异常积极地搜寻死者。很多时候，那些被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人也被当作尸体，活生生地掩埋。残酷的现实让乌克兰人意识到，留在家中必死无疑。可是，想要外出逃荒亦困难重重——大部分道路被封锁，政府还规定，凡是试图逃到国外的，被发现后可当场处决。

1932年秋，8岁的玛利亚·维瓦查里克生活在兹布鲁奇河西岸的一个无名小村。当时，此地尚属波兰控制。“人们偷偷从苏联那边泅水过来，只为吃顿饱饭。很多人身体虚弱，还没游到西岸就淹死了。我跟着祖母在河边搭救游过来的饥民，给他们干衣服，还给他们食物。”有一次，村民们捐赠了一批粮食给游过来的乌克兰人，让他们带回去给正在挨饿的家人吃，竟被一口回绝。“村里的人你三斤他五斤地凑了一些粮食，让游过来的乌克兰人拿回家，这批布尔什维克分子却说：‘我们那里根本没有饥荒!’”维瓦查里克等人可能无法想到，对岸的乌克兰人宁可让同胞饿死也不接受援助，是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任何人向外界透露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任何情况。此后，不管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还是在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任内，这场乌克兰大饥荒始终是敏感话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自由化运动，有关大饥荒的部分历史档案才首先在乌克兰重见天日，并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乌克兰、俄罗斯，乃至西方学界、政界经常探讨和争论的话题。

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只有一小部分是自然灾害，更多的是前苏联的错误政策这种人为因素，至今还有许多乌克兰人宁愿相信，那次大饥荒是当初前苏政府针对乌克兰人的刻意报复。

饥荒的时代发生在农业集体化之际，饥荒之前，大量乌克兰人被以成分名义驱赶到了西伯利亚等地，留下来的乌克兰人也战战兢兢，生怕粮食产多了就被划到西伯利亚阵营，粮食产量一路暴跌。而苏联政府面对锐减的产量也采取了反其道而行的措施，加强征收工作，严禁民间私藏一粒粮食，为此不惜抓走并审判了近8万乌克兰人，很多人因此被枪决。即便是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刻，也绝不允许外来的粮食进入乌克兰地区，封锁道路，确保人口不向外流动。

悲惨历史的见证者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就是静静的顿河作者，他在北高加索干农业工作。以下是他与斯大林的往来书信。

下面几张才是重点

回信

又一封

回信

最后一篇

从以上书信可以看出，饿死人不是政治错误。提出饿死人这件事才是犯了政治错误。

1990年后，对大饥荒历史的认定

1998 年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 (Leonid Kuchma) 颂布法令，乌克兰在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纪念大饥荒受害者。自 2000 年以来，这一天被定为大饥荒和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

2003年，在联合国大会第 58 届会议上，联合国承认 1932-1933 年的饥荒是乌克兰和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悲剧。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大多数独联体成员国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对苏联饥荒的受害者，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代表表示同情。

2006 年 11 月 28 日，乌克兰议会( Verkhovna Rada ) 投票承认1930 年代初发生在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毁灭性饥荒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蓄意种族灭绝行为。该法案由总统维克多·尤先科签署。他设想举办纪念和研究活动，以及建造纪念碑以纪念遇难者，并为子孙后代保留大饥荒悲剧的记忆。

乌克兰的这一立场遭到俄罗斯的坚决反对。2008 年 11 月 14 日，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发布了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给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的信息，其中梅德韦杰夫批评基辅在大饥荒问题上的立场，称其旨在分裂各国人民，并敦促乌克兰开始就大饥荒开展工作。形成联合方法。

2009 年 5 月 22 日，乌克兰安全局就1932 年至 1933 年在乌克兰犯下的种族灭绝事实立案了刑事案件。基辅称布尔什维克政权犯有种族灭绝罪。

1932 年至 1933 年在乌克兰犯下的种族灭绝由以下证据证实：
1. 发现并解密了 3456 份当局和共产党的文件，包括 J.V. 斯大林签署的文件；
2. 3186 份 1932-1933 年死亡行为登记簿，证实了人为造成的饥荒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
3. 1730个极权政权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记忆；
4. 埋葬种族灭绝受害者的 857 个乱葬坑；
5. 乌克兰的 735 个定居点、集体农场、村委会和地区，当局在其中引入了“黑板”制度；
6. 400份发现并解密的SBU国家档案文件，证实当局组织了人为饥饿；
7. 外国驻外使馆档案；
8. 证明俄罗斯族人大规模重新安置到乌克兰的档案文件；
9. 记录大饥荒悲惨事件的大量照片文件。

某些历史背景使计算变得困难，更重要的是，确定受害者的名字。苏联当局尽其所能掩盖其罪行的后果。现场禁止记录实际死亡人数。今天，一些村庄的秘密名单被公布，列出了1932年和1933年的死亡人数。这些列表是官方数据的两倍。这种情况并非孤立无援。有一项禁令禁止记录“饥饿”的死亡原因，因为死亡记录上写着“斑疹伤寒“、“疲惫”、“衰老”。1934年，所有登记死亡的登记册都被移交给了特别部门。乌克兰人死于家庭、村庄，并不总是被记录在案。未登记的死亡率尚不清楚，但数百万人死亡已经不是秘密。

苏联说服国际公众不要通过宣传、贿赂个别记者来“观看”乌克兰人的大屠杀。但也有报道真相的公关人员，大使和外交官的报告仍然存在。该政权希望抹去700多万乌克兰人被谋杀的记忆。但人民的记忆是牢不可破的，随着乌克兰独立的开始，禁止谈论大饥荒的禁令被打破。由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乌克兰经常处于战争的边缘。如果不吸取教训，历史的悲剧必将一再重演。

By 滨湖读书会、路上有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