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芦笛，丑陋的大陆人之九
看了“神射手琥”先生的万字平戎策，心头不由得直打寒噤。令人恐怖的，不是作者的大言炎炎，而是文章传达的两个真实信息：大陆人民不惜以任何手段统一台湾的“悲情”，以及共军内部少壮派法西斯党徒的崛起。
纳粹和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在於他们能够愚弄操纵绝大多数人民，使独裁者的意图化为真正的民意。希特勒当年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之高，恐怕为德国历史上仅见。在他统一了全欧日耳曼民族后自不必说，甚至当全德化作冒烟的废墟后，盟军仍惊奇地发现当地人民对这个给他们带来亡国大祸的元首只有崇拜之心。
比起纳粹来，共产党发动、组织和操纵人民的能力又岂止是上下床之别！老毛当年一再提醒人民中共有变成“法西斯党”的可能，虽然一语道破了两类极权组织在组织结构与运作上的相似，他老人家却未免过谦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党，象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那样，曾经赢得全国人民包括老芦在内的肝脑涂地的效死拥戴。历史上恐怕也没有哪一代知识分子象老芦那代人一样，苦苦挣扎数十年，至今还无法完全冲出党文化的阴影。
在中共治下，神州大地上上演的一幕又一幕丑剧、闹剧、悲剧，有一次人民不是全身心投入的主演？又有哪一桩罪恶的运动，不以崇高的人民的名义进行？
土改中，是人民乱拳交加，把地主“恶霸”活活打死；“反右”中，是人民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靠的是人民雪亮的眼睛，明察秋毫地监督看管著“地富反坏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大跃进，是人民喊出“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壮山河的口号，立志“青年赛武松，老人赛黄忠，儿童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三月普及小学，半年普及初中，一年普及高中，两年普及大学”；是人民发明了“土法上马”，建起一座座“土高炉”，开出一片片“高产卫星田”，砍掉一山山森林，砸了一村村的农具、饭锅，炼出一块块“牛屎疙瘩”；文革中，是人民奋起响应伟大统帅“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围攻中南海，揭批刘邓陶，揪斗毒打彭（真）、罗、陆、杨、“海瑞”（彭德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是人民以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无产阶级义愤“斩草除根”，
将北京郊区大兴县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全部活活打死，连新生婴儿都扔进河里；是人民毅然拿起枪杆子，奔向全面内战的战场，誓把形形色色的“老保”、“跳梁小丑”、“小爬虫”等等彻底歼灭；是人民以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与首创精神，发明了“群众专政”：高帽子、“喷气式”、“抹黑手”、“阴阳头”、大会批斗、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捆绑吊打，使冤狱遍于国中，毒刑泛于海内：点燃捆在阴茎上或插在阴道里的鞭炮、将赤裸的躯体按在撒满图钉的地板上、光著膝盖跪在碎玻璃上、小腿上压上钢锭、脖子上用细钢丝挂上沉重的铁牌、将受害人吊在龙门吊上“经风雨、见世面”、扔进粪坑“遗臭万年”、将炸药包放在捆在一起的地主分子夫妇之间，勒令他们的亲生儿子去点燃引线……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在毛泽东统治下作恶的主力。
比起斯大林来，毛泽东的特别恶毒之处，是他用暴民代替秘密警察清洗政敌，维持统治。他用从《水浒传》上学来的逼良为盗的方法，逼著每个人在“阶级斗争”中用“阶级敌人”的鲜血沾满自己的双手，向党交上一份永不变心的“投名状”，使他们从此破釜沉舟，断了后路，田螺饮水银，王八吞秤砣，从此铁了心跟著伟大领袖干一辈子革命。人民是被掠夺、被压迫、被欺凌、被损害的牺牲品，人民也是心甘情愿地为虎作伥的刽子手和行刑队。人民的兽性在“社会革命”中得到充份的解放，人民的道德在“群众专政”中完成彻底的堕落。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没有几个人的良心真个清白如洗。所谓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其差别只在於有没有迫害他人的机会。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中国社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想做帮凶而不可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帮凶的人。
遥想老芦当年，“毛选”初学了，兽性大发。青面獠牙，口号间，生灵灰飞烟灭。犹记当年由“市革委”组织人民群众讨论，给被抓的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量刑，小芦和同志们一道，每听到一个名字就激昂地高呼：“枪毙！”
三十余年，梦中犹记，逼人黄泉路！可堪回首，毛某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如今在远离噩梦的地方，我又听到了人民的呐喊。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不仅仅在於他害死了数千万生灵，更在於他使整个民族都彻底背叛了“中庸”、“仁者爱人”、“忠恕”的儒家传统，堕落成为集体的罪犯。我们的天良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致似乎没有一个过来人感到内疚。坊间充斥著数不清的血泪斑斑的文革回忆录，却见不到卢梭《忏悔录》式的作品。每个人都是受害人，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委屈和冤情要诉。
正因为我们没有勇气清算甚至面对自己的丑恶与耻辱，犯罪的倾向才会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铭刻在我们的骨骼上，书写在我们的基因中。正因为我们挖空心思地掩盖自己肮脏的过去，今天才会有“神射手琥”那样的爱国志士代表十二亿中国人民，大义凛然地揭示大陆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义愤，发布声讨一小撮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的台湾鼠辈的庄严檄文。
当然，该责备的不是人民。再没有比愚弄独裁国家里的人民更容易的事了。他们就象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里的绵羊们，只会跟著猪领袖高呼：“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八亿人民根本弄不明白所谓“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究竟是什麽“爱巴物儿”，照样跟著伟大领袖高呼：“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当年江西“苏区”的赤卫队员们，谁不是在中弹倒地的那一瞬间，骄傲地想到他为“苏维埃青天大老爷”洒下了最后一滴血？
毛并未施行什麽妖法就轻而易举地让所有的人都掉了魂。他所作的，无非是先猛灌人民一顿迷魂汤，告诉他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们是“领导一切的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让每个人的骨头轻了五成，份量骤重十斤，心花都打屁眼儿里笑了出来。然后再灌输给他们一些简单而绝对的“是非”观、“善恶”感，警告他们“阶级敌人”要让他们再度当牛作马。最后他只需鞭梢一指，告诉人民某个对象就是“阶级敌人”，人民就会象恶狼似的猛扑上去把那个倒霉鬼撕个粉碎，在人肉的盛筵中获得巨大的权力感，沉沉如醉，飘飘欲仙，情不自禁地喊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注：这是当年大字报上的流行话语。）
同样地，要强奸今日大陆的民意又有何难？只要先控制了信息，让他们只能听到独裁者想让他们听到的话，然后告诉他们台湾有一小撮人想背叛祖国，认贼作父，里通外国，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异族，再提醒他们中国人一百多年前在鬼子手下受过的苦难。“引而不发，跃如也”，剩下来的事，就是静等著那些编好程序、上紧发条的机器人们拳打脚踢大开打，打个邪虎，打个结棍。十二亿人中，究竟有多少人又会知道台湾人的滔天大罪，其实不过是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总统？有多少人又会想到台湾其实已经独立了五十一年，而大陆人生下来的孩子并没有因此少长了肚脐眼儿？有多少人又会想到政府的好战政策会把他们的独生子送上战场，让他们冒断子绝孙、断了祖坟香烟的风险？又有多少人会想到，战争只会让他们处处捉襟见肘的生计雪上加霜，更加艰难？
责备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他们正是负责写软件、上发条的那帮人。根据英文词典的定义，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是“社会中认为自己能进行严肃的独立思考的那一部份人”。如果说因为大一统，中国自秦汉以降从来就没有过那麽一部份人还可以原谅，如今海禁已开，西方的人文主义影响只要愿意就可以吸收，那倒底是什麽东西妨碍了我们使用自己的脑袋呢？见到“神射手琥”这样的决非少数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让我对这个民族的前途感到伤心惨目的绝望！
同样令人心寒的是文中披露的共军法西斯化的倾向。鲁迅说：“王道”和“霸道”是两兄弟，在“王道”之前或之后，一定会有“霸道”跑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运动，都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诸如恐惧、嫉妒、自私、怯懦、残忍无情、浅薄虚荣心乃至潜在的破坏甚至杀人欲望，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杠杆。这就是为什麽新纳粹运动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最为猖獗的原因。中共刻下推行的民族主义国策，在本质上与三十年代德国、日本实行的以军国主义捍卫“民族利益”的那一套毫无差别。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共军内部出现象当年日军那些发动“下克上”的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的少壮军人，将是毫不足奇的事。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苏共不同，“枪指挥党”历来就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当年老毛就是靠掌握了枪杆子，才夺取了总舵主的宝座。文革中他勾结了国防部长林彪，又靠著枪杆子把整个中央委员会打下去。同样是靠了枪杆子，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竟可以随便罢免、软禁党的总书记。问题是一个被丘八劫持或裹挟的政府会把人民领向九幽十八狱的第几层？
当年日本少壮派军人几乎把全日本民族引上了“一亿玉碎”的道路。如今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四处冒烟，八面来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土法西斯们竟热昏到想与美国搞全面核对抗的地步！凭那两张噪音震耳欲聋的核潜艇就想与头号强国在核大战中决一雌雄！日本人好歹还荡平了大半个亚洲，我们的打不了钉的好男儿们倘若惹下大祸来，除了弄到亡国绝种，只怕就连人家的腋臭都闻不到、汗毛都摸不著！
人民，人民，多少罪恶与荒唐，假汝之名义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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