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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或造反的相異處在於：革命是讓政治上產生實質性的改變，而造反只是讓政治產生形式上的改變。何謂實質上的改變？即在於改變了原先要反對的不良政治組織、制度與相關結構，這是實質的改變。而所謂形式上的改變，即不過是將政權的招牌給換了而已，李家店換成張家店，張家店換成趙家店，只是君主換個姓氏，其他的實際上都沒有改變。
文：王壽南
革命或造反？
從表面的形式上來看，革命或造反是一體的兩面，兩者都是以武力來反抗現存政權，只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反抗現存政權的人如果成功便可取得歷史紀錄權，把自己塑造成為革命者，他的行為就是一種革命。相反的，如果反抗者失敗，則失去歷史紀錄權，於是現存政權便把反抗者的行為寫為造反。
人民的革命權消失於秦朝
在周代，人民有革命權，因為孔子、孟子都贊成人民可以反抗不良君主，故周代是容許革命的。《孟子・梁惠王下》記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這段話已充分說明孟子是主張暴君可伐論，也就是認為當時擁有對暴君發動革命的權力。可是這種人民革命權到秦始皇後就喪失了，為何秦以後的人民會喪失革命權？主要有兩個原因：
（1）秦始皇破壞封建制度。我們知道因為周代實行封建制度，所以周天子並沒有很大權威。封建制度是一種分權制度，天子將政治大權分給諸侯，諸侯將政治大權分給大夫，一層層分下去，所以沒有一個人具有手握天下權的全國性政治權力。在這種分權制度下的君主很難建立其絕對權威，然秦始皇廢封建後兩千年，所有人民之榮辱都操在君主一人手裡。
我們知道封建制度下，人民的榮辱是老天爺賜予的，因為封建制下的世襲制度是父子相承，一個諸侯死後其地位由兒子相承，兒死則孫子繼之，這是老天爺注定的，天子也不能加以改變。可是秦始皇廢封建制後，所有人民榮辱皆操在君主一人之手，君主隨時可以給任何一人高官，也隨時可以罷黜任何一人，因此君主的權威大大提升。所以廢封建制度後，恩出自上而不出自天，使人民不敢反抗君主，於是革命的正當理由遂消失。
（2）秦始皇開始改變忠君觀念。在秦始皇以前，人民忠君觀念較淡薄，要不要對君主貢獻忠誠是相對的，君對臣的態度決定臣對君的態度。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即說明禮與忠是相對的，臣是否要忠於君主是先要看君是否對臣有禮，因此孔子沒有提出過絕對「忠君不二」的說法。又《左傳》記載有段趙盾弒其君的故事：「晉靈公不君，趙盾（宣子）驟諫，靈公患之，屢欲加害趙盾，盾遂出亡，未及出境，而盾之昆弟趙穿弒靈公。」《左傳》續載：
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
這段故事反映出孔子是同情趙盾的，認為趙盾不需要絕對服從晉靈公，這顯示出孔子時沒有絕對的忠君觀念。實際上，孔子是魯國人卻離開魯到處求仕，此即表示孔子本身就沒有忠君不二的想法。到了孟子時，他更是認為君臣之間關係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孟子・離婁》載：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竟然可以讓人民視君如寇讎，這也表示他不認為人民要絕對服從君主。所以在周代，也就是孔孟生活時代的人民是有革命權的，但是自秦始皇開始的忠君觀念改變了。原本周天子是個虛位君主，到了秦始皇時，皇帝控制了全國一切，是實權在握的君主，人民必須直接對君主效忠，於是對君主效忠成為一個不可反抗的觀念，君主即使再殘暴也不可反抗。
尤其秦始皇執行的是法家路線，法家最主要的精神即是尊君思想。法家與儒家最大的不同在於：儒家贊成「民本」，法家贊成「君本」，所以法家認為君主雖不肖，臣民也不得反抗。故自秦始皇開始，法家思想在中國歷史舞臺上便居重要地位，也使忠君觀念慢慢深植民心，變成政治上一種不可顛覆的想法。
苛政、暴政導致官逼民反
所以「封建制度」與「忠君觀念」兩方面的改變，使秦始皇以後的人民革命權消失。當人民的革命權消失後，如果遇到一個造成政治腐敗的殘暴君主使人民生活不堪時該怎麼辦？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個是祈求老天爺讓這個君主早日死去，但老天會不會答應沒人知道。第二個辦法就是造反，中國人民是很能忍耐的，但是忍耐有一個限度，這限度就是當他活不了或要逼他死時，任何一個人民都很可能起而一搏，這時候就很容易造成俗語所謂的「逼上梁山」。
我們看看當歷史上政治腐敗時，常會有許多官逼民反的事情，官逼民反不是僅僅在《水滸傳》才有的小說故事，我們查查二十五史的紀錄裡，就有好多這類事例。不過《水滸傳》的弟兄們還有梁山可上還算很幸運，一般老百姓如果遇到官逼民反卻無梁山可上時該怎麼辦？一種就是去當強盜土匪，但要當強盜土匪需有相當勇氣，因為中國是個很重視道德的國家，一個人當了強盜土匪後便會在家譜上留污名，也難以跟子孫交代，故要中國人當強盜土匪是會很猶豫的，敢起來當強盜土匪上梁山的人實在也不多。
另一個辦法即是自殺，自殺可以解脫，雖然中國歷史上沒有對自殺人數做過統計，但我們相信當政治腐敗時自殺事件必定很多。大家皆知苛政猛於虎的故事。
春秋時，孔子有天經過山上，看見一個婦人家哭得十分悲哀，孔子好奇，就叫身旁學生去問：你怎哭得那麼傷痛欲絕呢？婦人回答：我們家是打獵的，山上老虎多，打獵非常危險，我爸爸、先生、兒子都是被老虎給吃掉的。孔子再問：那為什麼你還留在這呢？婦人回答：因為這裡沒有暴政。
由此可見暴政比老虎還要可怕，所以當歷史上政治非常敗壞時，造反也同樣層出不窮。
歷代的起義是造反？還是革命？
雖前面說過，革命或造反是表面形式上的一體兩面，但在實質上是不一樣的。革命或造反的相異處在於：革命是讓政治上產生實質性的改變，而造反只是讓政治產生形式上的改變。何謂實質上的改變？即在於改變了原先要反對的不良政治組織、制度與相關結構，這是實質的改變。譬如一個革命者推翻了不良的君主後，就該思考為何原先的政治體制會變成如此不良？未來將如何在政治的制度、組織、結構上改變它？而所謂形式上的改變，即不過是將政權的招牌給換了而已，李家店換成張家店，張家店換成趙家店，只是君主換個姓氏，其他的實際上都沒有改變。
從這個定義來看，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到清末都沒有革命，都是造反，因為從秦始皇以來，許多反抗現存政權的人都沒有改變政治型態、結構。譬如有人認為劉邦出身平民，所以視之為平民革命，其實劉邦不是革命，只是造反。我們只需看看《史記・漢高祖本紀》說：劉邦有一年到咸陽看見秦始皇出巡時前呼後擁威風凜凜，劉邦不禁非常羨慕說：「大丈夫當如是也。」我們又可看秦末另一個反秦領袖項羽，他有一年也看到秦始皇出巡到今日浙江附近時的威風凜凜，就說：「彼可取而代之也。」
可見劉邦、項羽兩人起來反秦並非是要打倒秦的暴政，他們實際上的原始動機是想搶皇位，想和秦始皇一樣過癮，得到最高權力而威風凜凜。所以當漢高祖得天下後一樣作皇帝，他出身平民，他有讓當時平民階層提高地位嗎？根本沒有，因為劉邦作了皇帝後根本就脫離了平民階層，並沒有改變君主制度與其結構，所以我不認為劉邦起兵是一種革命。
我們再看看許多朝代末年很多百姓起來反抗暴政，最著名的例子像唐末的黃巢、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反抗暴政例子。但他們是革命嗎？實際上他們反抗君主不過是要在推翻不好的君主後自己取而代之而已。黃巢不過是想把李姓天下變成黃姓王朝，李自成也不過是想把朱姓天下改成李家王朝，只是換個招牌而已，實不能稱他們為革命。他們都不是真正為人民謀福利、替人民著想，因此他們到不了革命這個層次。
因此我們非常欽佩孫中山，他才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因為孫中山的反清並不是只想把愛新覺羅王朝換個招牌變成孫氏王朝，而是要將整個君主制度推翻。因為君主制度是個吃人的制度，沒有任何一個力量可以控制君主，所以君主可以為非作歹為所欲為，人民碰到一個壞君主是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不論是司法、輿論，任何力量都無法制裁他，所以君主制度實是個欺壓老百姓的制度。
孫中山是要推翻這個不良制度改變為民主制度，這是個實質的而非形式的改變，這種改變才能真正稱為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夠稱為革命者的恐怕只有孫中山是第一人。不管革命或造反其實都是需要動用武力，這對全國人民來說都是個痛苦經歷，所以我們不贊成革命或造反。實際上在民主政治制度下也不需要革命或造反，因為人民有許多方法能發揮力量，讓統治者不能為所欲為。如果在一個民主政治的社會裡還需要提出革命的字眼，那其民主的程度恐怕就值得大大懷疑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王的學問：中國歷史中的君王論》，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王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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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跟昏君往往只有一線之隔，成為領導人你該擁有的不只是對權力的掌控，更得從日常生活中磨練自己的領導能力。然而權力容易使人昏頭、領導人常常頓失所向，即便將百萬家產傳給後代，也容易敗在二代或三代的手中。
培養一個明君何其困難？即便攤開中國千年長河，我們能數出來的明君寥寥可數，但中國各朝代的興盛，正是仰賴這些「明君」在一磚一瓦中建設龐大又有效率的國度。
成為明君的條件
一個明君，可以創造繁盛的國度，不但可以讓國家擁有強大的兵力與經濟能力，也有餘力推動詩詞、繪畫、雕塑的興盛。中國歷史上眾多明君名垂千古，諸如漢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都是開創盛世的傳奇明君。然而，千年來上百位皇帝誕生於皇家、擁有良好的教育，為何有的以勤政聞名、有的卻帶領國家滅亡？為何有些人能開創大清盛世、有的卻只能讓王朝割地賠款？
原來，平平都是生在帝王家，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克服皇家的重重關卡，培育足以開創盛事的能力。一如當今的公司經營、企業管理、國家治理，有的二代讓公司再創佳績、有的二代讓國家陷入困境。嬌生慣養的帝王後代，若沒有成功克服考驗就擅自登上皇位，只不過會帶給國家更悲慘的命運，無法同理百姓、聽取建言，更缺乏法治精神，甚至道德淪喪。
權力的龐大誘惑
成為最高領袖後，龐大的權力常常讓人「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當一個人擁有號召全國、動員人民的能力後，忘了初衷也是很常見的事情。權力的甜頭為何有這種魔力？這種力量又是如何驅使眾多志士逐鹿中原？
即便克服了權力的誘惑，領導人又該如用善用權術？權力讓君王萬夫莫敵，但如果沒有良好的駕馭之力，君王將被權力給反撲淹沒。當人民反抗時，該如何適時安撫、適時鎮壓？當重臣犯法時，該殺雞儆猴，還是施予恩澤？開創國度的君主，又該如何在「馬下」治理天下？
中國千年長河之中的明君與昏君，處處都有今日統治者必須警惕與學習之處，統御一個國家，正如統御一個企業、機構、家庭，擁有權力的同時，更需要小心留意自身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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