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9日 星期二

中共搞出产能过剩 社会主义大破产滞销的中国汽车堆积如山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访华直指中共一手制造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中共忙不迭地否认,因为这意味着中共对外倾销的路眼看走到了尽头,经济危机将引发更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高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搞出了长期产能过剩,彻底颠覆了马克思理论,令所谓的社会主义大破产,中共的路也走到了尽头。

耶伦猛揭中共治下的经济危局

耶伦访华期间会见了不少中共官员,并与中共总理李强礼节性会面,李强称“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

4月8日,耶伦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向中国高级官员表达了担忧,即中国经济的某些特征对美国和全球的负面外溢效应越来越大。我尤其担心中国长期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即家庭消费疲软和企业过度投资,而政府对特定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支持又加剧了这种失衡,这将给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工人和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中共治下搞出了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试图通过对外倾销来转移危机,各国都十分警惕,美国率先向中共摊牌,并联合盟友抵制中共转移危机的做法。

耶伦还说,“中国长期以来存在产能过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产业政策针对的一些‘新’产业的企业投资增加,包括电动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世界其他国家无法吸收如此庞大的产能。”

耶伦还举例说,“十多年前,中国(中共)政府的大规模支持导致低于成本的中国钢铁充斥全球市场,并摧毁了全球和美国的工业……拜登总统和我不会再接受这样的现实……从已开发经济体到新兴市场,我们的盟友和伙伴都有同样的严重关切。”

中美走向全面对抗,中共党魁提出过“内循环”“自力更生”“中国式现代化”等口号,但因为中国老百姓收入低、消费严重不足,这些口号不中看、更不中用。经济问题带来了更大的政治隐患,中共不得不又回到对外倾销的老路上,企图缓解经济危局。中共利用美欧大力推行电动车的机会,盲目扩大电动车、电池等产业规模,并称之为“新质生产力”。各国意识到了中共相关产品低价倾销带来的风险,耶伦访华直指中共的经济弊端。

耶伦还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是长期累积的……以适当的方式解决这些失衡问题不仅有利于美国和世界,也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生产力和成长。”

耶伦揭露了中共当局的无能,中共高层现在走头无路,只能试图把死马当活马医。耶伦表面上谈中国的产能问题,实际捅破了中共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彻底失败。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共政权绝对不肯承认“制度优势”变成“制度劣势”。

2024年4月8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北京的记者会上指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Pedro Pardo/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否认产能过剩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前,3月27日参观一家美国光伏电池工厂时,就提前谈到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新华社3月28日一早就发出文章《指责中国 美财长耶伦遭遇“舆论翻车”》。文章谎称耶伦的话在舆论场遭遇“大型翻车”。

中共意识到耶伦有备而来,喉舌媒体有意降格报导耶伦与中共官员的会谈,反而把耶伦品尝中国菜当作主要内容跟踪报导。

耶伦此行的重头戏是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的会谈,中共的声明很短,只有一段、三句话。第一句称,双方交流了“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中美经济关系及全球性挑战”;同意“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议题。”第二句话称,“中方就美方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重关切,并就产能问题作出充分回应。”第三句话称,“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从中共的声明看,双方多数时间只是交流各自不同的看法。中共更关心美国的制裁,希望有所放松,或者不要再加码;但耶伦未置可否。耶伦提出产能过剩问题,中共不愿接受。

耶伦作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与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会见,算是最对口的;但中共的声明更短,只有一句话,称两人“就中美宏观经济形势、双边经济关系及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耶伦还会见了中共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共的声明也只有一句话,称两人“就两国经济金融形势、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国际金融治理等共同关心的经济金融议题交换了意见。”

4月8日,耶伦举办记者会。中共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也自行举办新闻发布会。

耶伦直言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中共财政部却继续称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而且一面说“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一面又说“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并承认在产能过剩等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和争议”。

中共解释称:“所谓‘产能过剩’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供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往往是常态,在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都可能发生。”

这一番无力的狡辩,透露了中共对市场经济的无知,但中共只能如此,否则一再宣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产能过剩颠覆了马克思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才会出现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类似问题时,又往往会对外转嫁危机。在中国上过中学、大学的人,应该都背诵过这些,以应付政治课的考试。

正因为上述的假设,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出路只有社会主义。然而现实却是,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发达国家;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政权却相继解体,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彻底失败,全世界只剩下中共、朝鲜、古巴等几个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越南共产党没有倒台,但正全面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靠拢。

更为讽刺的是,中共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正是抛弃了以贫穷和内乱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拥抱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才获得了快速发展。如今,中共为了苟延残喘,仍需要向美欧市场大量低价倾销。耶伦提出的长期产能过剩,发生在号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共治下,实在是相当滑稽。

供过于求在西方国家确实出现过,主要因为企业的市场预警和风险机制不完善;但经历了教训之后,能长期生存的企业都学会了如何应对市场风险,以避免被淘汰。马克思的理论被证明是荒诞的。

近年来风靡一时的电动车,开始受到消费者的怀疑,市场正在消退,曾竞相投入电动车研发的各大企业,都努力做出调整,有的哪怕损失大量投资,也干脆放弃了。中共财政部为了反驳耶伦,却对媒体说,“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当前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若按照中共自己画的大饼,还会继续加大投入、盲目扩大产量;但中共财政部又不得不承认,“在新能源产业技术进步推动全球产供链深度调整大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会面临产业转型和劳动力结构调整的挑战……中方注意到美国及其他相关方的关切……妥善处理分歧。”

中共对经济的强力干预,才是中国长期产能过剩的根源。中国经济若真正按照市场运作,就不可能出现如今的严重产能过剩。

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走到了悬崖边。(大纪元配图)

经济运动、政府干预才导致了产能过剩

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前,中共国有企业就长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国有企业官员并不关心经济效益,只要一手拿到政府订单或垄断市场,再一手拿到政府的巨额投入,官员们就有办法把钱不断放入自己的腰包,还有升迁的机会。

中共的政府订单往往是大跃进式的,投资也是运动式的。中共的政府订单经常要求短时间内必须大量交付产品,做不到的企业官员会被认为无能。因此,国有企业长期要保持庞大的产能,以备不时之需。

中共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往往盲目求大、求新,所有人也能更多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中共曾花费巨资建设高铁,高铁相关生产企业早已产能过剩,现在中共没钱了,订单显着减少,大量产能必然闲置,试图向外找市场时,才发现正常国家不会盲目投资难以收回成本的高铁。

没有政府大量订单时,国有企业大量产能闲置,过多的人员必然人浮于事、无事生非。如今中共提出“以旧换新”,一场新的经济运动又要开始了,只是钱可能没有着落。

大量外资的涌入和出口订单,曾助长了中共一波又一波庞大的经济运动,美国和西方向中国开放市场,令大量民营企业也被卷入了产能过剩之中。如今出口订单萎缩,中国国内消费本就有限,疫情又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变得更加突出。

中共情急之下,自认为发现了新大陆,想靠新能源产品复制以往的倾销手段,美欧各国普遍警觉。这条路大概很快会被堵死,但中共催生的庞大产能已经存在,真正的惨烈还没有真正到来。

4月8日,新华社发出文章《钟华论: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同日,《人民日报》发出文章《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我国持续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经济运动来临时,中共官员们不敢发出异音,如果能借此贪腐,谁又关心产能是否过剩呢?

4月8日,李强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他称“要抓住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这个关键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个突出矛盾” 。

李强明知需求不足,但也不敢反对习近平的新经济运动。中共宣传的虚假社会主义,只是为了保住特权,各种经济运动必然导致产能过剩,现在全球都消化不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理论彻底大破产,中共政权最后也难以为继了。

滞销的中国汽车堆积如山 欧洲港口成停车场

记者陈霆综合报导)由于遭遇销售放缓、运输能力不足等瓶颈问题,许多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将车辆堆放在欧洲港口,码头宛若变成了“停车场”。这也影响了船舶的运输效率。

港口和汽车行业高管告诉《金融时报》,由于司机和运输设备短缺,许多中国车商难以找到足够的运输卡车。一些车商甚至在没有预定运输卡车的情况下,就先预订了船运交货时段。

安特卫普-布鲁日港(Antwerp-Bruges)港务局表示:“汽车分销商越来越常将港口停车场当作仓库。汽车没有存放在经销商那里,他们直接在汽车码头取货。”

该港口是欧洲最繁忙的汽车进口港。港务局补充说,“所有主要汽车港口”都相当拥塞,但没有具体说明车辆的来源。

一些汽车行业高管表示,中国车商在欧洲的销售不如预期,是造成该地区港口拥堵的主要原因。一位汽车供应链经理说:“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把港口当成了停车场。”(推荐报导:中国汽车大佬自揭行业内卷严重

据行业高管称,一些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在欧洲港口停放时间长达18个月。一位汽车物流专家说,许多从船上卸下来的车辆一直停留在港口,直到卖给分销商或用户为止。

在欧洲第二繁忙的汽车港口德国不来梅哈芬港(Bremerhaven),经营汽车装卸码头的BLG物流公司表示,自去年12月德国政府停止对购买电动车提供补贴后,汽车在其设施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了。

在汽车码头堵塞之际,比亚迪、长城、奇瑞和上汽等许多中国车商,仍计划向欧洲出口汽车,以维持在中国的工厂运转。

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比前一年增长了58%,这促使汽车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

然而,汽车业高管们表示,许多中国车商严重缺乏物流能力,正在欧洲从零开始组建团队,努力应对物流挑战。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缺乏卡车”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他补充说,许多卡车都已被特斯拉“预订”了。

这也对船舶运输产生了连锁反应。

挪威汽车运输船运营商United European Car Carriers(UECC)表示,它经历了“许多令人沮丧的经历”,由于码头拥塞,它的船只在意大利里窝那港(Livorno)和希腊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都曾被延误。

责任编辑:李琳#

退休养老哪国最好?盘点最易获得公民身份的国家

 


去哪里度过人生黄金岁月,是退休人士、即将退休人士以及想尽早规划退休生活之人的热门话题。如何能去另一个国家度过退休生活,也是很多人讨论的热门话题。那么,在退休目的地国家是否能尽快拿到公民身份,是选择去海外退休的人士要权衡的重要因素。

多少年来,你努力学习,辛勤工作,缴纳税收,终于,你发现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了。那么,你该如何度过黄金的退休岁月呢?出国退休是老年人寻求新文化体验和以较低成本获得更好生活方式的热门选择,但也要考虑生活成本、医疗保健以及低税收等问题。

联合国将年龄在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人定义为老年人,老年人国际移民变得越来越重要。在2.81亿国际移民中,12%年龄在65岁及以上。据估计,大洋洲国家的老年移民比例最高,占18.2%。紧随其后的是欧洲(16.2%)、北美(15.7%)、亚洲(8.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6%),以及非洲(4.7%)。

搬迁到另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建立合法居住或公民身份,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并且通常需要满足许多要求。尽管如此,随着近年来出国生活和工作越来越受欢迎,某些国家已经改变政策,让老年外籍人士更容易定居。

金融网站“Insider Monkey”最近根据收入和年龄要求、在某国停留最短期限,以及获得公民身份时间等因素,发布了一份最容易获得退休人员公民身份的国家名单。榜首是阿根廷,老年人只需居住两年就能申请公民身份。

该网站点评道,阿根廷的养老金签证为退休人员获得该国公民身份提供了最简单的途径。这种可续签的一年期居留许可需要提供相当于阿根廷最低工资(约500美元)五倍的外部收入来源证明。申请者没有最低年龄要求,居住两年后,个人可以申请公民身份,建议每年在该国居住至少180天,以融入社会。

名单上第二位的是保加利亚。这个东欧小国位于希腊和土耳其北部,自2007年起成为欧盟成员国,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体验,是黑海沿岸多个冬季度假胜地和海滩小镇所在地。

获得保加利亚公民身份大约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五年内需要在该国居住30个月或两年半。

“为了满足6万多名外籍人士的需求,保加利亚也是为退休人士方便地提供公民身份的国家之一。该计划要求个人证明有能力月收入500美元养活自己。”Insider Monkey指出。

希望移居保加利亚的非欧盟退休人员,可以通过保加利亚退休人士D签证(Bulgarian Pensioner Dvisa)申请。五年后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此后个人也可以申请公民身份。

第三名是哥伦比亚,该国最近也被评比为2024年最可负担得起退休生活的国家。在这里,最低月收入要求为700美元,并且需要每年至少住在这里183天,持续五年,才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另一个重要因素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免于参加国家语言和公民考试。

葡萄牙和菲律宾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五。

“Insider Monkey”指出,美妙的天气、悠闲的生活方式和低廉的生活成本,使葡萄牙成为名副其实的外籍人士热门目的地。对退休人士来说,必须证明有足够的经常性收入或储蓄,在该国的住宿证明和健康保险也是额外要求。

在葡萄牙过退休生活,每年必须居留183天,五年后获得永久居留权,之后可以提交公民身份申请,但只有通过语言测试后才能申请。

第五名是亚洲国家菲律宾。菲律宾的特殊居民退休人员签证(Special Resident Retiree’s Visa)旨在允许50岁以上的任何人在该国移居和定居,但要求他们每月有800美元的收入来养活自己。

虽然成本因素无疑使菲律宾成为有吸引力的退休目的地,但获得公民身份所需时间比其它国家要更长一些,大约需要十年。申请人还必须证明他们融入社会并掌握官方语言,其中之一就是英语。拥有实物财产也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

排名第6到第13的国家分别是:哥斯大黎加、巴拿马、尼加拉瓜、法国、厄瓜多尔、墨西哥、智利和毛里求斯。

原标题:退休人士最容易获得公民身份的13个国家

2024年4月8日 星期一

陈士骏(英语:Steve Chen,1978年8月25日—)台裔美国影片分享网站YouTube创办人

 


陈士骏
陈士骏在“YouTube台湾网站记者会”的演讲
出生1978年8月25日45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
国籍 中华民国
 美国
母校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知名于YouTube创办人
配偶朴智贤[1]
儿女2个

陈士骏(英语:Steve Chen,1978年8月25日),台裔美籍企业家,美国影片分享网站YouTube创办人。

生平[编辑]

陈士骏1978年8月25日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他在台北静心小学就读两年后,便于八岁时移民到美国,中学时期热爱数学科学,后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电脑科学系就读,大学四年级时加入 PayPal。他也是 Facebook 的早期员工,尽管他在几个月后离开并创办了 YouTube。

2005年2月,陈士骏与在 PayPal 的同事查德·贺利贾德·卡林姆在美国加州共同创立了 YouTube,其中陈士骏担任首席技术长。陈士骏表示,YouTube 当时以录影的服务为目标,收集的影像内容从私人录像带到各种爆笑短片[2]

2006年6月,陈士骏被美国杂志《Business 2.0》排为当年全球排名第28最具影响力企业人物[3]。同年10月16日,陈士骏与赫利以16.5亿美元的价格将 YouTube 出售给 Google,并因持有 YouTube 股权而成为 Google 的股东。Google 收购后几个月,陈士骏诊断出脑瘤,在2009年开刀治疗。

2011年,陈士骏与赫利创立了 AVOS Systems企业孵化器,该系统从雅虎收购了 Delicious!公司[4]。2014年,陈士骏被曝已离开 AVOS,加入 Google Ventures[5]

2011年5月15日,陈士骏被《亚洲科学家杂志》列为值得关注的15位亚洲科学家之一。

2016年,陈士骏与 Vijay Karunamurthy 一起创办了直播美食网络 Nom.com。2017 年,Nom.com 被关闭,其 Twitter 讯息流转为私人,Facebook 账号自2017年3月以来一直闲置。

外部链接[编辑]

敌人想跳河 我们为什么要阻止呢?


中国防火墙究竟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我说防火墙才是最辱华的东西?中共是如何通过言论管控来削弱地方政府力量的?史上对中国防火墙最透彻的一次探讨 | ...

孩子从学校带回一脑子“红色思想“怎么办?

 对抗邪恶唯有正气,抵制洗脑仅靠良知

作者: 颜纯钩

不时有网友感叹孩子在学校接受洗脑教育,带回一脑子红色思想,回家后和父母争吵,做父母的不知如何是好。这种情况,大陆人普遍遭遇,就是香港父母,将来也会有相同烦恼。

孩子一半时间在家,一般时间在外,社会影响无孔不入,家庭影响往往处于弱势。因为父母亲要返工,打理家庭,实际上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多,再加上不会刻意灌输,孩子思想意识上离学校近,离父母远,这也是正常的。

孩子接受的思想启蒙,与父母亲希望他得到的南辕北辙,如果做父母因此而不安,心急与中共争夺自己的孩子,那必然造成孩子极大的心理困扰,父母与孩子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反而是不利的。

以我的亲身感受,其实对抗邪恶最有力量的,不是你如何去说服孩子,而是如何帮孩子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是靠你去帮孩子对抗邪恶,而是让孩子有足够的内在精神力量,让他自己去对抗邪恶。

因此,最有效的不是直接批判孩子的错误认知,而是帮助孩子树立起道德正义感,启发他内在的良知。正本清源,他天性中的良知被发掘出来,他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到真假善恶美丑的道德层次,那时不需要你去告诉他怎么做,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做。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包括言传身教,言要传,身也要教。如果做父母的不关心社会,自私自利锱铢必较,如果目睹社会不公无关痛痒,甚至颠倒是非黑白,孩子当然也不会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因为做父母的是这样,孩子有样学样,长大起来也会是这样。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父母是这样的父母,他也就不会为孩子被洗脑而苦恼了。

做父母的言传身教,不一定直接触及政治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是非,都有价值判断,随时都可以向孩子解释不同的社会现象背后包含的基本情理,如何分辨真与假,如何判断善与恶,如何鉴赏美与丑。孩子掌握这些基本人生智慧,就是他健康成长的基础,日后他碰到任何严肃的社会议题,都会自然而然从自己精神世界中去找资源,作为判断不同社会现象的依据。

此外,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积累的思想成果,有大量普适性的精神食粮,各种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宗教教义﹑中西著名的童话﹑现代漫话中的精品,只要有心选择,引导孩子从中领会,那里面自有无穷尽的精神营养。我孩子小时候,我就鼓励他们看宫崎俊的电影和漫画作品,那些动人的故事里,包含大量善恶判断,就比起我枯燥的说教有效很多。

再长大一点,鼓励孩子阅读中外文学精品,文学作品之所以千古流传,便是因为其中饱含人类社会传统的价值判断,包含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态度,包含对社会的关怀,对人间不平的憎恶。这些都足以灌溉孩子的精神幼苗,让他们培养起正向的定力。

我以为即使孩子带着满脑子的红色文化回家,也不用急着和他争辩,要给孩子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去寻找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成因。只要他们心正,总有一天他们会自己去寻找真相,他们发觉受骗了,会自己找到回归自我良知之路。

我自己受中共几十年洗脑,文革中追随老毛打生打死,但文革结束不久,我们一些同学就开始怀疑文革的正当性,质疑老毛颠三倒四的思想。如果追溯到最早最早的成长过程,我记得在我读小学时,每逢春节前,我祖母就会给我两三块人民币,让我拿去给小巷深处一个孤苦老阿婆。那个阿婆住在一间破房子里,家中没有烟火气,白发苍苍瘦骨嶙峋,拿了钱两只手瑟瑟发抖。我相信从那时开始,让我内心深处萌生对人间苦难的怜悯之心。

当然,我幼年时家里有侨汇,生活相对宽裕,但也不是所有有钱人,都会在春节前送钱去给贫苦老人。我祖母常说,做人有度量,就是为儿孙积福。

我长大起来,没有一种依附权贵的庸俗之气,能保持爱憎分明的赤子之心,我想就是从我祖母的那两三块钱教育出来。我一碰到中共的伪善,那些愚弄天下的谎言,践踏人性的冷酷,我就心里反感,这不是因为我受了谁的点拨,而是我从小受我祖母的影响。

我希望面对相同苦恼的父母,都不要太心急,要放长双眼,用心在孩子长远的心智成长上,让他们内心之正气,去克服邪恶的诱惑。更不用说,中共不会有太多时间再作恶下去了,他们那一套愚弄人民的革命谎言就要成为历史垃圾了。

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

 2020年12月24日 下午12:20

后人在讲辛亥革命史的时候,梁启超的作用常被旁落。因辛亥前后,梁启超不诺袁世凯、孙中山官至大总统,不诺段祺瑞、冯国璋手握重兵,像他们一样在政坛上可呼风唤雨。论官职,梁在辛亥后只当过几个月部级干部。      

     其实在那年月,梁启超和孙、袁、一样,算得上一方领袖,至少算得上精神领袖。梁只算当上了部级干部。但围绕在梁身边的,有一个庞大的宪政派群体,即进步党知识群体。他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他的宪政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今天,我们重温他那些金玉之言,仍感受益匪浅。

             

悲剧!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


       梁任公享年仅56岁(1873年2月 —1929年1月 ),17岁中举,22岁追随康有为戊戌变法。其一生成就后人大致分为4个阶段。 一是戊戌维新阶段,二是清末立宪阶段,三是共和以后讨袁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阶段,四是退出政治之后的文化学术和讲学阶段。四个阶段的梁任公各具风采。“清末立宪阶段”,从1901年清末政新政到袁称帝前,这个时代是和梁启超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梁曾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
       戊戌失败,亡命海外,梁启超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并广泛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宪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作了许多探讨,其中心环节是关于国会的生张。他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梁认为,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议院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股世界潮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抗拒,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正在于不知民权为何物,不设议院而行专制。梁启超的目的,是要“通过渐进的改革,在避免动乱保持和平和秩序的基础上达到最终的立宪”(《梁启超传》P357)
     孙中山曾说“革命改良决分两途”,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应当是革命改良是可以殊途同归的。从1910年到1911年,梁启超写了二十余篇有关宪政的文章,他广泛研究了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对宪政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作了许多探讨,其中心环节是关于国会的生张。他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在他看来,召开国会是筹办宪政的先决条件,因此开设国会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成为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

       孙激进,梁温和。康梁原主张的君主立宪,用现在的话讲叫“体制内的改革“。1905年,任公在《开明专制论》中指出:“近世国家之分类,大率分为专制君主国,立宪君主国,立宪民主国,吾以为此分类甚不正确。何以故,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换言之,凡是权力都可以形成专制,如果受到宪法的控制,该政权就是宪政的,哪怕它是君主制。同样,如果不受宪法的控制,这个政权注定是专制的,尽管它可以是民主制。宪政的要义就是控制权力,专制的要害则在于它不受任何对象包括宪法的制约。明乎此,君主与民主,只是就权力来源而言,无关宪政与专制。君主的权力 来自世袭,正如民主的权力来自选举。但如果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必然获得专制。   

      辛亥前,孙进行共和立宪,与梁公倡导君主立宪,本无优劣好坏之别。任公所以主英不主美,因为看到中国国情近于英而别于美。因为中英两国都是君主体制,没有北美那种殖民自治的传统,故立宪之路,理当走英,让宪政在自己的传统里诞生。比如法国1000多年的君主传统,但它偏偏效法君主一天都没有存在过的美国。结果从1792第一共和始,不但架起了断头台,而且延祸近80载,一直到1870第三共和才稳定。其间经历了两次波旁王朝的复辟,又穿插了两次拿破仑叔侄的称帝。如果它能持守1789后吉伦特派的君主立宪格局,法兰西的宪政史也不至那么漫长和血腥。再如近邻日本,明治维新、保留皇室、平稳改革、成为宪政国家。


     在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论战中,梁启超反复指出,革命将使中国“流血飘杵”,果不其然,二十世纪里中国直接死于“革命”的人和间接死于“革命”的人数以亿计。经常有老革命讲,红色政权是四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加上被革掉命和解放后整死的人,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上一倍。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为革命对象,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1906年前后,任公在一系列论文中列举出六大原因:

  “一是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无实行共和国之能力。

   二是革命后所建立之军政府必然专权,决不会让权力于议会。

   三是革命必然引起大乱,刘邦项羽之辈迭出,你争我夺,混战不已。

   四是“土地国有论”的理想无法实现。

   五是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不造成议会专制,就造成行政首脑的专制。

    六是共和立宪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梁启超传》P111)。

       显然,梁启超的这六个推断都言之成理,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验证。
       显然,他的“开明专制论”的立论基础,倒不是它如何如何好,而是比之暴力革命,对民族的伤害最小。
       没有立宪派参加,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但革命后,宪政局面反而变得比前清更加维艰、路途也更加迢遥。1912年2月,梁为袁设计了一个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方案。,建议袁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党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健全之大党”。梁启超先是组建了民主党,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第一是与宋教仁的国民党。

       宋案后,梁反对孙中山二次革命,撰文:“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进步党发表通电,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

      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此间,进步党在拥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图将袁引上宪政轨道。这表现在熊希龄内阁上台后,曾发表由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主张贯彻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实行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整顿财政;发展实业;一系列繁荣经济的计划。

       袁打败乱党,正式当上总统后, 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1914年2月12日,梁启超随熊希龄内阁辞职。

悲剧!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

     1915年袁世凯鉴于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决裂,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年12月,进步党人,梁学生,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清末是专制,北洋也是专制;但可以比较的是,同为专制,清末十来年没有什么动乱,北洋十多年,不但政局乱象纷呈,导致割据与战祸绵延。共和致乱,且为乱源,不独北洋如此,这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如果可以比较一下现代以来的欧洲历史,那些君主传统的国家,只要是走君宪道路的,二三百年,无不安定和平。相反,君主政制顿转共和,一旦脱失自己的传统,却无常陷入周期性的扰攘与动荡,20世纪的苏俄极权、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等,都是共和的产物;更遑论亚非拉,多少共和国其实就是军政府,伴随共和名头,全是眼花缭乱的政变与篡夺。
      进入二十年代,梁启超洞穿了刚成立不久的苏联,在《复刘勉已论对俄问题》中,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苏联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犹豫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茅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去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可爱的青年们,醒过来罢!”
       护国武力讨袁,虽然胜利,实际上背离梁氏“宪政”理念。孙中山二次革命是民国的第一次武力政争,此为第二次武力解决政争,同样背离法制精神。使民众的激进主义革命情绪继续高昂。袁去世后,北洋亲信大将的离叛,迫袁退位。袁死,段祺瑞、冯国璋分割了袁的遗产,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对立,各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反而比袁大总统时期更乱。

       许多专制者武装夺权之后开始玩起假立宪的把戏,他们在形式上搞出一部宪法,肯定一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选举前拥护国会,选举后嫌国会碍事,解散国会。完全依靠军队、警察、特务来进行高压统治,完全或部分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权利,使社会生活与皇权时代并没有本质区别,有时候甚至更加黑暗。 

       1916年8月以后进步党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研究系后来虽有重建进步党的意图,但终未实现。
        随着一系列事件,国民党的宋教仁遇刺、进步党的汤化龙遇刺,不主张暴力的民主宪政人士,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也许他太过失望,1917段内阁下台,梁启超辞职,从此退出政坛,当教授、专心治学 。他支持段祺瑞就已被南国民党视为敌人了,汤化龙的下场是前车之鉴。

悲剧!他的思想启迪了一个世纪,却发生不了作用

   
       在民主与宪政的价值排序中,任公坚持主张宪政优先而非民主优先。并且在任公的立宪政治学里,宪政本身即为一种渐进民主。对每个人来讲,宪政远比共和重要。只有宪政,才能保障你的权利;哪怕是真共和,却未必能做到宪政所能做到的这一点。

        因此,当年,共和、还是立宪,转换在国家体制的学习对象上,就是英、还是美。这是20世纪零十年摆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选择,正如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面临的第二次制度选择是英美、还是苏俄。百年过去,历史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遗憾,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我们的先辈选择的机会,为什么两次都做了错误的选择?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20世纪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次革命,一次比一次激进。不但没有解决专制问题,相反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向新的专制,以革命党为首倡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

    梁启超仅凭学说对民初政坛产生重大影响。他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当之无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掌兵,决定不了政治走向。随着国共两党兴起,激进的革命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梁任公的宪政学说、中国的民主宪政力量、反而逐步边缘化,致百年不成气候。      

     梁任公的精彩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结果,当它尚未发生时,梁任公便有了清晰的预期。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梁公超越了同时代的和当今的多数人。

来源:黄老道札记

不想当行长的小孩不是好小孩

 

想当行长继承家业男孩一家身份都查清了

小学生 行长
近日,一名男孩造句时称长大后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总裁引发热议。(图片来源:微博)

记者黎小葵综合报导)近日一名男孩填词造句谈理想时说,我爷爷、爸爸、妈妈都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家产!该影片之后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47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德市支行工作人员确认该消息属实,但官方拒绝回应细节。

中国《时代财经》7日报导,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新闻发言人在采访时表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共设四级机构,总行、省分行、地市分行、县支行。四级行的经营负责人职务都称行长,县支行员工数量一般为15人左右。经排查,视频中的学生确实是该行员工的孩子,其父亲是某县支行行长,母亲是某市分行机关部门副主管,孩子的爷爷、外公曾经是农发行员工,均已退休多年,其爷爷是支行普通员工、外公曾担任过另一县支行行长。

该发言人还称,这家在农发行工作成员较多,是过去近30年来历史变迁和员工联姻所致,孩子父母目前的工作岗位符合监管要求和农发行任职回避制度规定,为此他们处于异地工作状态。

《南方都市报》7日也报导,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德市支行接线人员称,小孩爸爸为该行行长,行长因家里有事请假了。此外,市里已组织了专门的人员负责相关工作,由于涉及到未成年人,不方便透露太多信息。不过,截止发稿前,《南都》多次联系宣州区农发行都未获答复。

目前,针对官方的回应,民间仍持不少质疑,相关话题也再度成为微博热搜。网友纷纷留言,爷爷如果也是行长,那可能要好好查查说出了现实,家庭也是这样教育的,世袭罔替,阶层重新固化可能确实是他的家产呢?孩子只是朴素的表达了一个事实小孩的言论并不能说明家人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把公家财产当作私人财产,揭露的是社会现象,三代的人传承与守望是客观存在的,电力、烟草、银行、石油、煤气⋯⋯

事实上,大陆垄断性国企存在的内部就业优惠长久以来就备受争议。 沈阳铁路官方曾发表过一条<一家3代出了21个铁路人>的文章,同样引来众多网友反感。在更早之前,中共中纪委也曾于2020年时刊文点出金融、电讯、电力、烟草等领域的国企裙带关系严重;并指每逢招聘季,雇主招考公告中的回避条款总能引起社会关注。

此事也让人想起2022年江西周公子炫富炫权事件。

根据当年周公子的朋友圈炫富记录显示,他们家族有好几位正处级别的官员,并且都与交通运输系统有关,省高速集团和交通设计院似乎也被周公子一家当成了自家后花园。而且,他和江西省多位高官有交集往来,还曾接待过江西省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国强。

周公子 炫富
此事件让人想起2022年江西周公子炫富炫权事件。(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由此,不禁引发民间思考:这背后是不是折射了中共治下的大陆,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现象,就是:农民的子女去种地,骑手的子女去送外卖,烟草局的子女去中烟,行长的子女去银行。那么,十年寒窗苦读怎比得上人家三代努力呢?

43日《看中国》有报导,上述小男孩在课堂上讲述自己梦想的视频,根据视频显示,小男孩说,我长大以后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之后相关视频直接冲上百度、微博热搜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