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5来任期最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修宪打破“任期制”限制之后，被认为可能终身执政。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曾让习近平穿上龙袍，有人说习像要大一统的秦始皇、也有人说他像“越勤政越亡国”的崇祯帝。不过，在耶鲁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眼中，习近平更像是乾隆执政晚期，或一战爆发前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文安立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著有《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他在耶鲁大学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解构北京“百年国耻”的迷思，揭开中共为何能够超越苏共、维持政权75年的历史真相，同时也回答了一个历史叩问：“假如没有共产党，今日的中国会是什么模样？”
中共建政只是历史偶然
中共建政75周年之际，进入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并强调“只有马克思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引领中国走向富强。”历史学家文安立认为这与事实不符，他说，“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取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可能性，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唯一合理或必然的结局。”
文安立指出，其他有能力的领导者和政治势力曾经同样有机会领导中国，而且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为中国带来不逊于共产党的成就。尽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或是“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国脱离贫困走向富强，”这样的说法存在于中共的宣传话语和民间，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来看，这种观点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
中共执政的历史真相
中共建政以来曾面临多次危机，包括文革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为何能够超越苏共执政长达75年？文安立教授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在权力受到挑战时愿意对本国人民使用武力，同时展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文安立进一步解释，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构建等核心问题方面，中共的政策立场在不同年代迥异。建政初期1950年代是根据前苏联的模式重建中国，后来与苏联彻底决裂，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颠覆了之前的一切。而60年代的主张到了80年代又不再是真理。这种“极端的灵活性”使中共能够在不同历史阶段适应新环境从而延续政权。
文安立强调，这种灵活性或许可以为中共续命，但频繁的政策变动使得中国人民动荡，其适应过程并不容易。而且，当中共认为权力受到威胁，它很可能会再次对人民动用武力，历史上已出现类似例子。虽然这并非中共独有的现象，但无疑是其能够长期执政的特点之一。
中国的富强不能归功中共？
中共建政75年时除了强调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之外，也以各种数据宣传其经济奇迹，但是文安立教授指出，中国目前取得的大多数的成功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中共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上不再阻碍人民，接受市场经济，并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
然而文安立认为，尽管是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变化，但过去几代人的成功还是主要来自中国人民自身：他们抓住新的机遇，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理想的生活和社会。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中共做的仅是不再挡人民的路而已。
历史没有假如 灾难或可避免
如果中共没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模样？文安立认为假设的问题难以回答，但中国可能得以避免20世纪末最重大的一些灾难，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他很难想像当时中国内战中的其他领导者若取得胜利会把国家推进如此深重的灾难。
文安立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或许会与如韩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发展中的社会更为相似。他认为中共常常强调只有它才能使中国富强，但这其实是无稽之谈。中国人民曾经有其他的选择，也曾经有一些领导人可能带领中国走向一个较不专制、压迫和暴力的道路。因此，中共的统治并不是中国唯一的可能结局。
文安立教授并提到，台湾的对照经验显示虽然这条路并不容易，台湾模式也不见得能在中国大陆复制，但内战后到了台湾的国民党最终放弃专制，走向更加多元和民主的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则剥夺了中国人民这样的机会。
解构“百年国耻”
文安立教授也在专访中解构中共的“百年国耻”。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他认为这更多是中共为了强化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政治建构”。文安立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与外部世界互动，19世纪的冲突并不能单纯视为中国的屈辱。虽然日本和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确实存在，但并非持续的“百年国耻”。
他以二战时中国与西方结成抗日同盟为例，说明“百年国耻”并不符合事实。他认为中共强调此说法是为了塑造一种叙事，声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尽管历史事实反驳了中共的叙事，但是他担心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段“屈辱”，预示着某一段中国历史将被改写，用以达到中国共产党维持政权的目的。
煽动民族主义“骑虎难下”
针对中共用“百年国耻”建构出的“中国梦”、民族主义与“战狼外交”，文安立引用毛泽东的话提出警告。毛泽东说：“提出民族主义、或是建立民族主义，就像是‘骑在老虎背上，只要你能抓住老虎的耳朵就没问题。只要不摔下来，民族主义可以服膺政治目的，但如果你从虎背上摔下来，它（民族主义）就会把你生吞活剥’。”毛主席讲的一点儿也没错，文安立说。
文安立指出，中共现在藉由“百年国耻”煽动民族主义可能导致未来不利于中共的后果，并有可能使习近平继续长期执政，甚至成为终身独裁。
习近平与乾隆和勃列日涅夫的比较
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文安立教授指出，习近平身上具有许多中国古代帝王和其他国家统治者的特质。他认为，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与习近平相似的皇帝，乾隆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对象。乾隆统治时间长达60年，并在退位后仍在幕后掌控。随着年龄增长，乾隆在统治后期面临困难。文安立教授表示，尽管习近平与乾隆勤政，但一位领导者的能力有限，长期执政可能导致疲惫和自负，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犯错。从而使国家陷入停滞，每况日下。
此外，文安立也认为习近平的领导风格也让人联想到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两者都以维稳为优先，逐渐走向专制，并在党内接受发展，却提不出新的发展计划，“这是领导人统治时间太长时会出现的问题”，文安立说。
文安立以乾隆与勃列日涅夫与习近平对照，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担忧，他说：“统治时间过长的领导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用人的圈子越来越窄，国家事务停在原地打转，这是我对中国未来最感到忧惧之处。”文安立认为习近平的长期统治可能导致中国的停滞现象，正如康雍乾盛世末期和苏联解体之前的情况。
习近平与威廉二世的比较
文安立也在最近《外交事务》期刊发表的文章《梦游般走向战争》（Sleepwalking toward War）中比较了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与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对奥匈帝国的支持。他认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狂妄和恐惧，还有他们的背景、海军野心和性格。文安立指出，威廉二世和习近平都与父亲和家人的关系不佳，这种成长背景使他们有强烈的证明自我的需求，上任之后极力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而且两人的危机处理能力也都可能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
文安立认为一战的爆发并不是由于德国的侵略，而是因为德国愿意支持奥匈帝国，导致战争蔓延。同样，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并非出于国家利益，而是因为它认为必须支持与美国存在冲突的俄罗斯。文安立教授指出，中国支持俄罗斯是基于短期利益，但可能付出巨大的长远代价。
文安立强调，当前的局势与1914年一战爆发前有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必须认真看待并考虑全球盟友如何合作建立平衡，避免冲突加剧。
中国的未来经济是关键
文安立教授认为经济是影响中国未来的关键。如果严重下滑，内部动荡和党内镇压都可能加剧。他认为当前领导层虽然意识到改善经济的必要性，但出于对失去控制的恐惧，不愿采取有效措施。这种老化的领导层对危机的认识与自保意图，构成了一个不利的局面。
文安立不认为习近平继续担任领导人将会推行中国经济改革。未来只有两个方向：是经济危机加深？还是中共改变方向？如果危机变得非常严重，这个政权能否以现在的形式生存下去就是问题。
避免美中关系如“梦游般走向战争”
文安立认为美中双方仍有解决冲突的空间，但需要更多努力。他强调开放直接的沟通和相互尊重的重要性，以避免冲突。历史上，个人领导者的决策可能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
文安立对台海局势、朝鲜政权崩溃、南中国海问题及中印关系等引爆点也感到担忧，他并警告，美中冲突将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呼吁两国避免如梦游般地走向战争。
中国的未来只需要一场战争就能摧毁
文安立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从更广泛的战略角度稳定美中关系，这需要双方加深理解彼此的战略目标并增加交流。文安立说，中国若盼望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么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如果中方相信未来属于他们，继续延续目前的错误将是最糟糕的选择，因为这可能摧毁他们的未来，影响好几代人的生活。文安立再次呼吁尽管人们通常不愿思考战争，但历史教训表明，局势有时会迅速失控，领导者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努力防止大国战争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