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7月/1 | 百家争鸣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日，揭露中共暴政邪惡的本質。
我要對日本侵略軍與中共暴政這兩群魔鬼進行比較，看看哪一個魔鬼群體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更嚴重——日本侵略軍暴行與中共獨裁暴政對中國人民命運造成傷害的比較。
為什麼要比較。比較後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等我們進行比較之後再說。
一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導致的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殘害中國人民方式之比較。
二、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殺害中國人民殘忍程度之比較。
三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破壞之比較。
四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對中國傳統文化摧毀程度之比較。
現在請允許我就上述四個方面進行具體的分析比較。
第一章～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和中共暴政導致的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殘害中國人民方式之比較
第一節 日本侵略軍導致的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殘害中國人民方式
日本侵略軍造成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三仠萬至四仠佰百萬。華夏五千年，遭受外族入侵而被殺害的中國老百姓的總和都沒有日本侵略軍殺害的人數多。
遠的不說，就從一八七四年入侵台灣開始，接著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發動《甲午戰爭》，又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在瀋陽制造《九一八事變》，再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宛平制造《盧溝橋》事變，••••••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為止。
其中有根據可查的至少有：
1874年入侵台灣後，殺死台灣人民過40萬。
1894年7月至1895年8月17日《甲午戰爭》其間，導致11864人喪命。
1894年日本侵略軍攻佔大連和旅順之後，在四天三夜的大屠殺中，兩萬多人慘遭殺害。
1895年3月，日本軍侵佔了整個遼東半島，僅在田庄台一地，就殺死我同胞2000多人。
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北京，7月日本侵略軍攻陷天津，殺人無數。
1925年5月日本侵略軍槍殺工人代表顧正紅，並且制造《五州慘案》當場打死工人和學生71人。
1926年3月日本戰艦炮擊大沽囗炮台，使中國駐軍死傷10余人，18日北京群眾舉行集會抗議，慘遭鎮壓47人被打死，釀成《三一八慘案》。
1928年5月日本侵略軍制造《濟南慘案》打死中國軍民1000多人，6月日本侵略軍在瀋陽皇姑屯火車站炸死張作霖。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軍在瀋陽制造《九一八事變》，強佔我國東北，並實行燒光丶殺光丶搶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處，屍橫遍野。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軍制造事端，進犯上海，殺害中國軍民16000余人。
1933年日本侵略軍成立《關東軍防疫供水部》，（即731細菌部隊）大量制造鼠疫丶霍亂丶梅毒等等細菌及毒氣，用飛機撒播在中國各地，殘害中國人民。
1934年5月，日軍在天津南開八里台和吉林伊蘭縣強佔民地修建機場，並動用飛機轟炸伊蘭縣，炸死百姓20000余人。
1935年5月中旬，日軍在吉林市老黑溝，殺人放火達5天，又在通化縣白家堡子，槍殺無辜百姓368人。
1937年7月7日至7月31日，日本侵略軍在宛平蓄意制造《盧溝橋事變》，致使二十九路軍將士16700人陣亡。
1937年4月11日，日本侵略軍在哈爾濱殺害民眾198人。
1937年9月11日至11月8日，《太原會戰》，大約100000中國人死亡。
1937年9月20日至9月30日，《平型關戰役》，中國晉東北，國民政府軍39042人犧牲。
1937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娘子關戰役》，晉東3000將士陣亡。
1937年10月11日至11月5日，《忻囗戰斗》中，100000國軍陣亡。
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日本侵略軍在中華民國首都，制造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300000左右國民被虐殺。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19日，《徐州會戰》，國軍傷亡100000人。
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4月19日，《重慶大轟炸》造成死亡人數超過10000人。
1938年6月11日至1938年10月25日，《武漢會戰》，國軍陣亡人數達400000人。
1938年10月1日至1938年10月11日，《萬家嶺戰役》，國軍傷亡人數為15000人左右。
1939年3月17日至1939年5月9日，《南昌會戰》，國軍將士51328人陣亡。
1939年5月1日至5月24日，《隨棗會戰》，國軍將士陣亡20000人左右。
1939年9月18日至10月8日，《第一次長沙戰役》，國軍將士約40000人陣亡。
1939年11月15日至1940年11月30日桂南會戰，國軍將士27041人陣亡。
1939年12月18日至1940年1月11日，崑崙關戰役，國軍將士28641人陣亡。
1940年5月1日至6月18日棗宜會戰，國軍將士36983人陣亡。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百團大戰，將士22000人陣亡。
1941年3月14日至4月9日，上高會戰，20533名將士陣亡。
1941年5月7日至5月27日中條山戰役，100000名將士陣亡。
1941年9月6日至10月8日，第二次長沙戰役，50000名將士陣亡。
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第三次長沙戰役，28116名將士陣亡。
1942年5月9日，浙贛戰役，國軍將士70000余人陣亡。
1943年5月12日至6月3日，鄂西會戰，國軍將士60000人陣亡。
1943年10月30日至1944年8月，密支那戰役，國軍傷亡為6551人。
1943年11月2日至12月20日，常德會戰，國軍將士60000人陣亡。
1943年12月至1945年3月，滇西緬北戰役，國軍將士傷亡107000人。
1944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豫湘桂會戰，國軍將士50000至70000人死傷。
1944軍6月4日松山戰役，國軍將士4000人陣亡。
1944年6月6日龍陵戰役，中國遠征軍傷亡和失踪官兵達28384人。
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湘西會戰，約21000名國軍將士陣亡。
日本侵略軍殺害中國人民的方式有：在戰場上殺死中國戰士丶殺放下武器的戰俘丶屠城丶使用生物丶化學丶細菌武器來殘殺中國人民丶更有活體解剖丶砍頭丶刺殺丶奸殺丶活埋丶燒死丶溺斃丶使用飛機大轟炸等等。
從以下的一位日本戰犯的筆供中記載他個人記憶中殘忍地殺害了逾5千多中國人民，可想而知，日本侵略軍總共是多麼殘忍地殺害了幾千萬中國人民。
日本戰犯鈴木啟久：僅個人記憶殺害逾5千多中國人民
編輯力薦 新華網 2014年07月07日 11:03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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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鈴木啟久
檔案
這是日本戰犯鈴木啟久的部分筆供原文（左圖）和鈴木啟久筆供的中文譯文（右圖）。此次公佈的鈴木啟久的筆供原文檔案共有38頁，筆供當時的中文譯文檔案共有33頁。新華社發（中央檔案館供圖）
以下是鈴木啟久侵華罪行自供：
據鈴木啟久1954年7月筆供，他1890年生於日本福島縣，1934年到中國東北參加侵華戰爭，任步兵第28聯隊長輔佐，1945年4月任陸軍中將，第117師團長。同年8月31日在吉林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4年6月前後，在錦州“殺害了2名中國農民”。
1935年3月上旬前後，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燒掉了兩個共有300戶的村莊，並殺害了很多中國人民”。
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戰中，對躲在屋內的約50名抗日軍人“以毒瓦斯將其全部慘殺了”。
1941年在安徽巢縣設置慰安所，並誘拐了20名“中國婦女及朝鮮婦女做為慰安婦”。
1941年11月，在河北棗強攻擊八路軍，“殺害了10人，並燒燬約有600戶兩個村莊，同時屠殺了100名中國農民”。
1941年12月，“強制居於長城線附近2公里以內的”“居民遷移，使之成為無人區”。
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帶命令田浦大佐“掃蕩，燒燬了約有800戶的房屋，並屠殺了1千名中國的農民”。
1942年4月，在河北豐潤田官營“大力的虐殺了八路軍，在魯家峪攻擊洞穴時使用毒瓦斯慘殺了八路軍幹部以下約一百人，”又將“逃至魯家峪附近村莊避難的235名中國農民用野蠻的辦法慘殺了 (將其中的妊婦剖腹了)，燒燬房屋約800戶，將往玉田送交的俘虜中殺害了5人，強姦婦女達百名之多”。
1942年7月，在豐潤將“民房燒燬了500戶，慘殺了約100名中國農民”。
1942年9—12月，為把遷安、遵化等地“變為無人地帶，即強制該區的居民全部遷移。”“在該地區燒燬的房屋達一萬戶以上，強迫搬走的人民達數萬以上，被慘殺者也甚多。”
1942年10月，“對灤縣潘家戴莊1280名的農民採取了槍殺、刺殺、斬殺及活埋等野蠻辦法進行了集體屠殺，並燒燬了全村800戶的房屋”。
1942年，命令日軍盤踞地區“皆設有慰安所，並引誘約60名的中國婦女任慰安婦”。
1944年5月，在河南新鄉“向抗日軍遊擊隊進行攻擊並將其殺害約10人，同時將戰場附近的村莊燒燬約300戶，殺害約100名的中國農民”。
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殺害了約40名的抗日軍遊擊隊，並在其附近燒燬了一個約有400戶的村莊，殺害了約100名的中國農民”。
1944年8月，向河南懷慶抗日軍隊“進行攻擊，並殺害約10人，將農民的房屋燒掉了約400戶，虐殺了約30名的中國人民”。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隊侵略林縣南部地區後，在撤出該地區之同時，由防疫給水班在三、四個村莊散佈霍亂菌，因此後來我接到‘在林縣內有100名以上的中國人民患霍亂病，死亡人數也很多’的報告”。之後，又在長路縣某村“將該村約300戶的房屋燒燬，並將該村的660名中國農民以極野蠻的辦法虐殺了，即槍殺、刺殺、燒殺等極慘暴的方法”。“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殺害了30名俘虜”。
“我為了試驗以空氣注射殺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懷慶的師團野戰病院命令“進行試驗，即給予當時住院的1名中國偽縣警備隊員極高的代價進行了試驗”。
1945年春，在懷慶一村莊“將該村莊的農民殺害了約500人，將全村600戶房屋燒掉了”。
1945年春前後，將焦作“附近村莊燒燬了約400戶房屋，慘殺約100名中國農民”。
1945年，在“蟠居地區命令設立所謂慰安所，並引誘約60名的中國婦女和朝鮮婦女任慰安婦”。
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進行了侵略，慘殺了約40名中國人民”。
“在侵略中國期間”，“只我個人的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燬和破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
日本侵略軍對中國人民欠下的血債，比海洋還深。
第一章～第二節
中共暴政造成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之人數高達八千萬至一億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7月1日成立以來，就開始以武裝暴動起家。從打土豪分田地丶清洗AB團丶土改運動丶鎮反運動丶三反五反丶反右丶大躍進丶文化大革命丶六四屠殺丶鎮壓法輪功等等。
其中有根據可查至使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人數眾多的有：
1927年至1931年打土豪分田地時期，中共在江西瑞金犯下屠殺18萬6千人至30萬人的罪行。
1930年一1931年 清洗AB團時期1萬多名紅軍將士被屠殺。
1945-1949：國共內戰
到底有多少人在國共內戰中死亡？根據大陸歷史教科書的記載，解放軍一共「消滅」國民黨軍隊807萬人，平民估計死亡300萬人，合計1，100萬人。這一數字來源於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戰績總結公報》的統計。另據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戰史資料》統計，解放軍「殲滅」國軍人數總計1065.8萬。「消滅」和「殲滅」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傷和被俘者，語焉不詳。那麼，不計國民黨軍隊消滅解放軍的數量，就有1100萬至1400萬中國軍民在國共內戰中遇難。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記載，「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軍民在戰爭中傷亡達２０００餘萬人（包括我軍和國民黨軍的傷亡）」。
內戰不僅會直接造成平民傷亡，還會間接致人非命。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說，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萬-700萬人死於飢餓，嬰兒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壽命則不足35歲。
1948年5月中共圍困長春，5個月致使43萬以上的人民餓死。
1949年一1952年土改運動中，害死中國人100萬至400萬。(華盛頓郵報記者薩澤藍的調查報告，《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一邊搶奪地主土地，一邊肆意殺人。陶鑄在廣東省提出的土改口號就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1950年一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處決100萬至200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隨後2年，鎮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1950年12月，劉少奇曾有指示說，「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內，既已向我自新投誠，不再進行反革命活動，即使過去負有血債，亦不應殺。」但是毛澤東將這個批示改為：「如果血債重大，群眾要求處以死刑，並估計情況在處死之後比較不處死更為有利時，亦可以處以死刑」。毛澤東還為一些地方下達了殺人指標。他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千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千人。
1951年一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2萬余人被判死刑，4千余人自殺或者失蹤。(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
1951年12月，中共發起「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即「三反」運動。次年1月，中共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其實是針對資本家謀財害命。
1955-1957：肅反運動中非正常死亡超過5萬人。
「肅反運動」即「肅清反革命運動」，發端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鬥爭胡風使人認識到：在黨政機關、革命團體、民主黨派內部隱藏有反革命分子、台灣特務。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隨後肅清暗藏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的展開。毛澤東劃定了好人和壞人比例，他說，革命隊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幾」，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肅反運動中，就以「大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規模進行「肅反」。各單位如果達不到這一指標，就會被認為是「右傾」。
歷時一年多的「肅反運動」成績如何？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工作報告中說：全國規模的內部「肅反」在1800多萬職員中開展，共查出10萬餘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其中混入黨內的有5000多名，縣級以上領導幹部260名，混入共青團的3000多名。根據解密檔案：全國有140多萬知識分子和幹部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打擊，其中逮捕21.4萬人，槍決2.2萬人，非正常死亡5.3萬人。
1957年一1958年整風反右運動中，2萬余人被迫自殺，3千5向余人非正常死亡或者失蹤。( 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
所謂「整風反右運動」，是指在「整風運動」過程中又掀起了「反右運動」。「整風」是共產黨的整風，「反右」是給黨內、黨外人士確定「右派」身份，並進行打擊。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鼓勵知識分子們自由發表意見。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同時號召黨外人士進行「鳴放」，幫助共產黨整風。知識分子們便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提出改進意見。新聞界也刊出各種聲音，運動進入「大鳴大放」時期。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黨和政府的批評十分激烈、尖銳，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同志閱讀。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指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也有人認為，「引蛇出洞」、「陽謀」只是後來的托詞。李志綏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運動」由此開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為「右派分子」？根據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的數字：定性為右派分子317.8萬人；定性為右派集團22071個；定性為反黨集團4127個。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根據1978年55號文件對右派進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錯劃率為99.998％。至1986年，全國約剩右派5000餘名。消息人士稱，至90年代中期，全國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級「右派」只剩五人。
根據上面數據：1957年，全國317萬右派知識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國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這意味著，在「反右運動」過程中，全國有262萬人神秘消失。
1959年一1961年「大躍進造成大飢荒」，使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3000萬至4600萬。(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述)
1958 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全民煉鋼，大量莊稼被拋灑在地裡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爭放衛星」，中共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徵購，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徵購數量就誣蔑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由此，中共製造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人禍」——大飢荒。
1994年2月出版的中共《歷史紀實》承認：「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
人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1958年至1962年間，中國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出現了嚴重的饑荒，以致大批人被餓死。一些學者研究氣象日誌後卻指出：氣候最惡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大陸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國土面積，跨越亞寒帶、溫帶、亞熱帶、熱帶等幾個氣候帶，自然條件非常多樣化，正常情況下自然災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暫時性的，發生連續三年的、全國性災害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2000多年歷史中也從未發生過。「中國大饑荒」的另一個托詞是蘇聯逼債，但是有誰曾出示蘇聯逼債的證據嗎？恰恰相反，當中國發生大量餓死人的慘劇以後，蘇聯政府和赫魯曉夫聞訊以後，馬上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立即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當赫魯曉夫興沖沖地讓蘇聯駐中國大使向周恩來溝通，準備就援助中國事宜與中國協商。周恩來與蘇聯駐中國大使談話以後，馬上向毛匯報，但是，被毛一口回絕。毛說什麼「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更加令人驚詫的是，中國在所謂「自然災害」時期，不僅沒有接受外國援助，反而進行大量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除對幾內亞的援助外，1960年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也決定援助15噸。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糧食出口僅1958、1959兩年就高達700萬噸，可以為3800萬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各方對此數據一直存在爭議。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曾為此下達國家級課題，課題負責人蔣正華的計算結果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餓死了1700多萬人。這個數值已經是各方數據中很小的。北京大學醫學部孫尚拱教授根據國家人口年鑒的數據建立統計模型，估算認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約為4400萬。上海交大歷史系教授曹樹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採用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他的計算結果顯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萬人。著名黨史研究專家金沖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一書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民眾數量為3860萬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繼繩在接受騰訊燕山大講堂採訪時透露，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是5000-6000萬。
曾在國務院辦公廳任職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講中說：大躍進期間（1958-1960）全國餓死的人數已經解密了，是3756萬。「當時周恩來讓各個省市統計，統計完了以後把數字全部銷毀，而且還親自打電話一個個問，是不是都銷毀了？這個材料只給兩個人看，一個是周恩來，一個是毛澤東。這個材料在中央檔案館保管，現在已經解密了，現在是可以講的了」。3756萬是一個什麼概念呢？「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為止，乾旱水災地震等各種自然災害加到一塊死的中國人是2900萬」。根據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萬人；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萬人；1961年，全國各省市有1737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萬人；1962年，全國各省市有751.8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人。根據上面的數據，全國1958-1962四年中被餓死的總人數為3755.8萬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數據中，少統計了1959年12個省區的數據，以各省餓死平均人數進行修正，1959年實際餓死人數應為890萬人。那麼，全國在1958-1962四年間實際餓死人數應為4165萬。
國內外的學術界，比較公認的中國大饑荒死亡數字為3700-4300萬。
1966年一1977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773萬。(中國縣誌記載統計)
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此後中共自己也把「文革」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當時的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官方合編的關於中共建政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稱：「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000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000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1,200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有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1989年「六四屠殺」
死亡約3000人。(紀思道丶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
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共派出軍隊對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示威的學生和民眾開槍，進行武裝清場，史稱「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大屠殺」。
中共至今沒有公佈「六四屠殺」中死了多少人。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700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裏面提到，「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的人數約為3,000多人。」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
1999年7月20日，中共發動了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鎮壓，當時，全中國約有一億人修煉法輪功。這場慘絕人寰的迫害一直延續到今天。
據不完全統計，1999年7月20日以來，截至2014年9月29日，通過民間途徑能夠傳出消息的已證實姓名的被迫害致死法輪功學員就有3795位，迫害致死案例分佈在全中國3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據《正見網》初步估算，十五年來，中國大陸約有336萬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殘酷鎮壓中失去生命；其中約118萬人是被中共「高壓逼迫」致死，約218萬人被中共「關押迫害」致死。
前美國智庫研究員、《失去新中國》作者、獨立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分析，從2000年到2008年間，有至少65,000名法輪功學員可能被中共活摘器官。
另外，中共對少數民族人民的殺害，也是極其殘忍。
中共殘殺藏人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青海展開鎮壓，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戰役早已結束後，解放軍部份軍隊才糾正了「我們是解放藏民，不是消滅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錯誤思想。
1958年10月7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談到：「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職業者45萬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廟有3千多座，寺院並擁有龐大的土地、糧食、山林、牧場、現金與金銀質法器、珠寶」1958年展開大躍進後，中共認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過「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財富，來解決資金缺口[35]:296-297頁。1958年，超過一萬五千戶藏族人跑到拉薩及其周圍尋求庇護[33]:217頁。解放軍鎮壓西藏前，曾要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登吉美諾布推翻達賴，加入他們。[37]
“種族屠殺”
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西藏政府以一項噶廈為名的公告中，宣布不接受《十七條協議》，聲稱西藏是完全獨立的。隨後拉萨发生武裝冲突，葉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获胜並公佈戰果一舉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解放军接著攻擊拉薩大昭寺，擊毀神像，由浮圖中取出經典、聖物，澆上糞便穢物後丟入田野中。中國共產黨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拉薩事件在整個西藏進行「總決戰」。達賴喇嘛與其125名精銳護衛在離開羅布林卡後，最初並沒有打算到印度，而是在隆子縣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後大約有8萬藏民逃至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43]。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3月19日，解放軍開始連續四天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實施轟炸、炮擊。第14世达赖喇嘛随后于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國人大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6月，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雙減」，擴大軍事鎮壓與清算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計劃的搜查每一戶「反動分子」，並將他們的財產充公，一部份遭到公開槍決，喇嘛則送到有中國古拉格之稱的勞改集中營頁。林照真指出，中共在進入西藏後於迪康寺等寺廟對每位僧人都「配個女人」，強迫僧侶與民女、比丘尼性交來「破除迷信還俗」，有些官員更認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使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
1962年，班禪誤以為中共有心改革而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45]」：「關於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績、缺點、分析改進意見書」其意見書得到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46]」開展對西藏的整肅鬥爭，指責班禪喇嘛是「從事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謝富治：「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47]。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48]。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施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導致飢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乞討。
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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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共总结为：一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战争。任何人，只要读了李江琳的书，都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这是一场大屠杀，旨在从肉体上尽可能多的消灭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当时中共炮火轰击的目标有十七处之多，其中仅罗布林卡一地，据参战的中共军人回忆，被炸死的藏人多达五千人。
这场大屠杀的导火线，表面看是成千上万的藏人围住罗布林卡，阻止十四世达赖去观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实际上，中共早有预谋和计划。底层藏人的武装暴动，已经持续三年多，遍及藏区，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杀手，也难。
一开始西藏上层似乎对中共仍抱有幻想，因为中共玩了个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军主力后，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谈判，并在第二年邀请藏人代表去北京，签署了一个宣称不改变西藏现存制度的“十七条”协议。十四世达赖后来对李江琳回忆他当年的感觉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签协议，解放军带着武器走过来就行了。
很明显，中共还没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准备。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军队、物资以及各级干部没法运进去。又担心印度等邻国的反应。为了表现所谓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亲自出马，在十四世达赖面前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关怀备至的角色。比如毛说：没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来直接管理西藏。达赖喇嘛听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胜利。毛甚至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可以拥有自己的国旗。令一旁做翻译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兴奋不已。他在中共监狱里蹲了二十年后，依然认为这是毛的真实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已经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独裁制度。
有了十七条，便有了西藏上层与中共占领军的握手言欢：藏人的噶珠歌舞队和解放军文工团在一起合奏“东方红”；宴会上藏军的团长、营长同解放军军官们互相敬酒、干杯。布达拉宫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戏，看台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萨的贵族们大都与中共有贸易来往，其中的二十来个家族与中方的交易金额高达九百多万银元。普通藏人把贵族讥讽为：长着两个头的人。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色达草原上，响起了反抗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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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人或满族人以某种方式征服西藏时，几百年间，底层藏人暴动过吗？没有。究其原因，无论蒙古人或满族人，不仅不破坏传统的西藏社会，而且给以相应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对藏人来说，犹如生命一样，最为宝贵。当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园，还要肆意摧残其“生命”时，藏人岂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队在色达及周围地区，搞了一场称作“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共的打算是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改造整个西藏做准备。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词，却掩盖不住恐怖的事实：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逼迫儿女揭发父母，雇工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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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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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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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另外，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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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足以让中国大乱。
换句话说，藏族人民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人民的命运。
如果了解真实历史的人一定会有这种感觉，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与中国侵略者残杀藏族人民，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中共残害蒙古人民一个无中生有的罪名，就可以害死多少当地的百姓？
内人党事件
内人党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1967年下半年起至1969年5月，滕海清在中共中央授意下，于内蒙古自治区发起的肃反运动，通过刑讯逼供，将数十万人打成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
文革序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内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6月7日到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在会上被揭发批判。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等人受株连。
1966年7月2日，当时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乌兰夫谈话，指责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1]1966年8月初，改组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市委第一书记李贵被批判。成立内蒙古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取代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此后乌兰夫被软禁在北京，不得返回内蒙古。
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指内蒙古领导人王铎、王逸伦等为保守派的后台予以批判。[2]
1967年7月27日，中共华北局做出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的报告》，列举了其五大罪状。（一）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二）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三）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四）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五）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3]
乌兰夫是在文革期间最早被罢黜的地方高级官员之一。他被逐出内蒙古的政治舞台后，“挖肃”运动也随之展开。
事件经过
从“老内人党”到“新内人党”
1967年5月，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6月18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1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吴涛、高锦明任副主任。
1967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各地掀起了“揪叛徒”、“揪特务”之风。同年下半年该运动波及到了内蒙古，内蒙古造反派也成立了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由乌兰巴干负责领导。乌兰夫因为受中共高层保护，未能被抓回内蒙古，而哈丰阿于同年7月被“揪哈联络站”从北京押送回内蒙古；随之成立的“专案组”翻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历史，从而拉开了整肃内人党的序幕。除了哈丰阿之外，又将刚刚成为内蒙革委会委员、原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绑架到呼和浩特郊外赛马场的办公室，进行连夜审讯。[4] 由于特古斯是经哈丰阿介绍参加过“内人党”，因此特古斯被作为“混入政府机关”的“另一套班子”的“现行分子”而被揪出整肃。[5] 这对当时在内蒙古不遗余力地推行文革整肃运动的滕海清来说，无异服了一剂强心剂。用他的话来说：“揪出特古斯打响了继续深入彻底地批判乌兰夫黑线的第一炮，把文革推向新阶段。”
在以后批判特古斯的各种文章、大字报、发言稿中，一个含义模糊、内容广泛的一个新政党被炮制出来。它既指1946年哈丰阿组建的第二代“内人党”，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1960年代“复活”的内人党。“多年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内人党’的活动甚为猖狂，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发展了新党员。”[5] 从此，这个在人们想象中产生的“新内人党”成为了一个血腥绞肉机。
在中央文革、中共中央支持下，迫害浪潮全面展开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江青称“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表示“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楸的宽点，不要怕！”[6] 2月13日，成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2月18日内蒙古革委会召集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举行部署会议。4月13日，滕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命令向“新内人党”总攻。4月14日-26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酷刑之下，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领导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些人随即被逮捕，并在受到酷刑逼供后又指认新的内人党成员。[7]
1968年4月23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决战决胜》社论。王再天、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领导干部被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4月26日，李德臣起草、高锦明签发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康生向滕海清指示“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么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7月20日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意见认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下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该处理意见随后以“内革发351号文件”的形式传达全区，对内人党的迫害自上而下的开展起来了。滕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题为《狠为基础》的社论，文中称“经过一年的扫荡战，斗争进入深挖深批打硬阶段，不狠是不行的。稳、准、狠三个字狠是个基础。”1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称，其公安厅内有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修情报部，挖出十二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6] 之后在为时一年半的时间内，内蒙古挖肃内人党的迫害活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首府呼和浩特迅速蔓延到了地方各盟、旗、县乡村。在整个文革所有的冤假错案中，“内人党”受迫害者所遭受的肉体酷刑以及精神上的凌辱都堪称登峰造极、令人发指。
“五二二指示”
主条目：五二二指示
1968年11月以后至1969年的5月，内人党迫害事件达到了顶峰。到了1969年3月，遭受迫害的内蒙古人民带着墨写的、血写的汉文、蒙文的各种告状信、申诉书、亲人的遗书、血衣、刑具，纷纷以步行、骑马、扒火车等各种手段，历尽千辛万苦汇集到北京。北京站、中山公园、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南海等地都坐满了来京申诉的内蒙古人。与此同时，经过急风暴雨的文革高潮后，为了顺利召开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认为应该给文革适当降温。在这个大背景下，内人党受迫害者来京上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5月13日－19日，在政治局成员接见内蒙古领导人时，滕海清受到批评。5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简称“五二二指示”），毛泽东在文件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而进京上访的人却源源不断，他们一致要求中共中央惩办滕海清；内蒙古社会局势的动荡使得中共高层担心内蒙古因“内人党事件”激发蒙古人的民族情绪而导致“苏修”（苏联）、“蒙修”（外蒙古）的介入。为此中共中央高层试图以抛弃滕海清来平息内蒙古局势，“五二二指示”使得内蒙古局势的风向标一夜逆转，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1969年6月至7月，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着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这个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内，一手制造了内人党事件这一特大冤案的始作俑者，也尝到了被整肃的滋味。
更迭人马
中共高层原先试图以牺牲一个滕海清来缓和内蒙古的社会不满和民族矛盾，却没有料想内蒙古社会局势陷入了更严重的混乱。文革动乱的反复无常，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五二二指示”是“最高指示”，视其为一张废纸。各级革委会对来自中共高层的指示强烈抵制，使得受迫害者再度进京上访。具有讽刺的是，“五二二指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领导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暮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因而使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批滕派”和“保滕派”这一势不两立，以武力相互攻击的两大派系阵营。更令中共高层担忧的是军队也几乎陷入瘫痪，地方军分区高级军官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共高层反过来又对“批判滕海清”踩刹车[8]。
与此同时196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兰州、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分割内蒙古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工作会议纪要》，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内蒙古部分的行政区域分别划入周围省份[註 1][9]。中共中央此举的目的在于，一是尽快结束内蒙古动乱的局势；二是考虑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曾经有过酝酿内外蒙古统一合并的历史背景，担心内人党事件重新燃起蒙古人的民族统一情绪，因而缩小了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的范围。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因内蒙古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瘫痪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乱局面依旧存在。1969年12月18日中共高层紧急将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等人召进北京，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前来执行军管，郑维山与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9]。实行军管一方面是为了对苏联的备战，另一方面是中共高层为了解决内蒙古的尖锐社会矛盾而采取的应急手段。
对内蒙古宣布实行军管，标志着自1967年11月1日产生，在近两年当中制造了内人党惨案的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
军管下继续进行的“挖肃”
内蒙古的分区全面军管从1969年12月下旬开始。军管会原本应该执行“五二二指示”，以缓和激化的社会民族矛盾。然而郑维山主管下的军管会非但不安抚受害者，反而将提出这种要求的受害者看作是“破坏战备”、“破坏民族团结”的捣乱分子予以打压；同时又将那些民愤极大、犯有血案的官员调离出内蒙古。而军管会也并没有停止迫害“新内人党”，在军管会下的内蒙古，草菅人命的事情时有发生。
1970年12月因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郑维山成为“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而被停职审查，接替他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1971年5月，内蒙古的全面军管宣布结束。
中共屠杀维族人民
上万维族人失踪 中共掩盖种族屠杀
【人民报消息】今年7月5日上万名维吾尔族人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对韶关事件处理不公，结果遭到新疆当局的武力镇压，有消息说，上万维吾尔人被机枪扫射打死打伤。中共当局则称，只有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并极力封锁乌鲁木齐的网络通讯，阻止国际媒体进入当地采访。然而从7月5日到目前为止短短3个月来，不断有消息传出，有高达上万名的维族人遭到逮捕，而后被失踪。外界分析指出，中共极力掩盖伤亡人数并大肆拘捕和强迫失踪，是为了掩盖其对维吾尔族人犯下的种族屠杀罪行。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10月21日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国际社会独立调查维吾尔族人遭到中共军队拘捕后失踪的事件。这份报告标题为：“我们甚至不敢去找他们: 新疆暴乱结束后的强迫失踪”，在这份长达44页的报告中，记录了一些有详细时间和地点的证词。
这份报告是基于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员在新疆7．5事件后收集的信息上做出的。这些调查员调查了数十名乌鲁木齐的居民，包括维吾尔族居民和汉族居民，以及一些现场目击者。
据人权观察组织调查，在2009年7月6日到7日期间，中共警察、武警和军队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搜查行动，地点在乌鲁木齐的两个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二道桥和赛马场。这些搜查行动至少持续到8月中旬。
现场目击者说，安全部队封锁了整个居民区，寻找维吾尔族青年男子，并带走那些身上有伤口或瘀伤的人，或抗议时不在家的人。
报告列举了7.5事件后，43名维吾尔族人遭到中共军队拘捕后，被“强迫失踪”的案例。报告同时表示，这些已经记录的人数可能只是失踪者总数的冰山一角。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24日说，“我们从各方反馈的消息，失踪人员是中共政府公布所逮捕的数倍，而且人权观察公布的也只是冰山一角，7.5事件发生的那天，至今为止，我们从境内，包括从境内7.5事件之后逃离中国，给我们进行投诉的，包括还有其他的特殊管道获取的信息，10月1日以前，也就是7.5之后这几个月，失踪的人员已经高达上万人，也就是近万人失踪。”
他说，“当地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个官员当时就跟英国的泰晤士报记者就说过，中国政府在7月5日当天已经逮捕超过4千人，而且监狱无法安置，将这些被逮捕的人安置在当地的一个军用仓库，当天下午，中共政府开始用冲锋枪进行扫射，到底导致了多少人员死亡，多少人受伤，甚至有些受伤的人进去医院至今没有康复出来的现象。而且维吾尔人的伤员全部被强行送到军方医院医治，进去的维吾尔人根本没有一个人康复出来，至今为止。”
旅居澳洲南澳省阿德雷德的维吾尔族学者雪合拉提17日在墨尔本“中共窃国60年研讨会”上，披露了新疆7．5 事件中鲜为人知的血腥事实。
他说，“乌鲁木齐有一个叫赛马场，大概3万人的这么一个场所，7月5日晚上，关灯后就只能听到机关枪，只能听到轰炸，非常残忍，这个事件之后，3万人的场所被铲平，因为是关着灯打的，没有人知道多少人，可能这个数字永远也不会被知晓。所以这么多遗憾的中国人以报复打击为藉口，屠杀了无论女的，男的，老的，少的……目不忍睹。好多人都缺骼膊断腿的，不给治疗。半死不活的一边用卡车轧，把人堆上去，还有一种方式，把所有被关押的人，因为乌鲁木齐关不了那么多人，就把人员疏散到其他地方，到其他地方会出现什么问题，让当地兵团的关押人员上刑折磨，从那些地方出来的几个维吾尔人过几天就死了。”
迪里夏提先生指出，中共在7.5事件中，不仅出动了国安公安武警，还有当地的驻军、兵团，以及大陆各地的援疆特警等国家机器，对维吾尔人的军事性镇压，包括地毯性搜捕和大量的逮捕行动。因此大量失踪人员的家属无法寻找7.5事件失踪的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被那个部门扣押的。
人权观察组织在报告中提到，所有接受调查的维吾尔人都被中共官方的镇压行动吓坏了，他们甚至害怕与他们的邻居谈论拘捕的情况，到处都是便衣或穿制服的警察在巡逻，他们居住的周围还有监控器监视。
世界维吾尔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对新疆7.5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人权观察组织也在10月21日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进行调查，同时敦促中共政府允许针对新疆事件及其后果的独立国际调查。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指出，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屠杀，已经表明中共对维吾尔民族实行的正是恐怖的种族灭绝政策。
中共各种方式殺害少數民族何止上千次。
中國人有歷史以來，任何戰爭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總和，都沒有中國共產黨這六十幾年間害死的人數多。
中共殺害自己同胞達八千萬至一億，這是比＂天＂更大的反人類罪行。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