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在準備武裝暴動中的任務
——李立三一九三○年八月六日在中央行動委員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目前中國革命的形勢，正在突飛猛進的向前發展，已經顯然表示著到了歷史上偉大事變的前夜。中國革命當前的任務，已經顯然是推翻統治階級與建立蘇維埃政府，這使著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也更加重大。在現在形勢之下，不僅要有健強的黨的領導機關，並且要有全黨同志的動員，自上至下的總動員。整個黨的組織需要軍事化，要更集中與嚴密的指導。因此，中央政治局決定現在必需有全國總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以及北方局，長江局，南方局，江蘇總行委的成立，這些組織成立的意義是要使全黨的指導更敏捷，更迅速，更鞏固，這就是向忠發同志今天所報告的總行委成立的意義。總行委成立以後，是要根據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執行政治局所付托的任務，因此，現在必需將中央政治局對于全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對于目前黨的任務的決定，在這裏作一概括的報告，作為總行委今天討論的基礎。
甲 目前中國革命形勢的特點
一 中國革命生長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時期
中國革命之第一個特點，就是中國革命生長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時期中。世界革�֘�� ;y徵，是世界資本主義之一切內外矛盾的緊張，整個經濟制度之嚴重的危機，顯然表示要急劇的走向崩潰與死亡。中國是一半殖民地的國家，是世界帝國主義制度之經濟組織中的一部分，現在世界帝國主義之一切矛盾，都在中國反映出來。中國是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蘇聯衝突最緊張的地方，是英日美三個主要帝國主義相互衝突最激烈的地方，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同時也是半封建地主與廣大農民群眾的衝突最嚴重的地方。這一切資本帝國主義世界中的矛盾，都全數的在中國集聚起來。正因為這些國際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國，所以造成中國之一切政治與經濟的危機，革命的危機，生長成為現在中國的大革命。這一國際條件是與前一次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完全不同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在客觀上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是資本主義之暫時穩定，是所謂第二時期。現在不然，現在是整個世界革命迅速發展的時期，全世界普遍的逼進于直接革命的形勢，這是便利于中國革命的發展的。這一國際條件，可以決定中國革命的大爆發。特別是因為中國是一個最大的殖民地，是現在帝國主義制度的一個主要經濟基礎，更必然要做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中國革命之第一個特點。
二 統治中國的軍閥制度的崩潰
目前革命形勢中的第二個特點，便是統治中國的軍閥制度之迅速的崩潰。因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因為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都利用軍閥制度來做統治中國的工具。各帝國主義中間相互的競爭與衝突，又加以封建勢力之爭取地盤的特性，于是使中國不斷的發生著軍閥戰爭。遠一點說，這種戰爭曾延長了二十年，近一點說，在近三年來的國民黨統治之下，同樣完全沒有停止。這一長期的軍閥戰爭，使廣大群眾陷于絕地，全國經濟的大破產，使廣大群眾破壞〔產〕，失業，饑餓，死亡。在這一種形勢之下，全國廣大群眾確是已經覺悟了，除了堅決的對軍閥戰爭作戰以外，別的是沒有出路的。特別現在全國農民暴動的發展，土地革命的深入，這是直接動搖了軍閥制度的基礎。數百萬的軍閥軍隊中的士兵，這些都是失業破產的農民，因此，農民暴動當然定要動搖軍閥軍隊中的士兵。這一次的長沙事變，很是一個顯然的例證。當紅軍進攻長沙的時候，何健的軍隊超過紅軍幾倍，並且在何健軍隊中間，我們共產黨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幾乎是完全沒有，但是何健的軍隊一到與紅軍見面的時候，不開一槍的大批的潮水一樣的投降紅軍。自然，這一軍閥制度的崩潰，不只是簡單的農民暴動的一個原因，同樣有另一個原因，就〈是〉數十萬以至數百萬的士兵群眾，已經受了長期的軍閥戰爭的痛苦。在每〔是〕一次的軍閥戰爭中，士兵群眾眼看著自己弟兄變成炮灰，戰場上的屍山血海，換來的不過是軍閥們的升官發財。因此，廣大士兵群眾知道在軍閥戰爭之下是沒有出路的。因此，兵士群眾的嘩變暴動，投降紅軍，不僅在一些雜色軍隊中看見，並且在南京政府下之主要部隊中也不斷的發生。這一軍閥制度之迅速的崩潰，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整個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統治崩潰的象徵。這是要特別認識的第二個特點。
三 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
階級之鬥爭的尖銳化
第三個特點便是中國階級鬥爭的尖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是極端的尖銳化。這一認識在目前〔的〕有嚴重的策略上的實際意義。從前列寧在俄國革命中，曾指出俄國階級鬥爭的一個特點，就是工人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之不可分離。當俄國工人提出經濟要求的時候，必須與沙皇的憲兵警察發生嚴重的衝突，因此，經濟鬥爭便必然要成為反對沙皇的政治鬥爭。這一種形勢，在現在中國革命中還更要顯明，中國現在階級鬥爭尖銳的形勢，比當時俄國還要更加十倍的嚴重。現在當世界資本主義戰後第三時期中，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剝奪，特別是對工人階級的剝奪，客觀上必然要非常殘酷的。中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經濟的壓迫之下，若不是殘酷的剝削工人，則簡直不能維持其存在。在這一種形勢之下，所以中國的帝國主義以及資產階級，對中國工人絕對沒有改良主義的可能，而最主要最基本的唯一的方法是白色恐怖。不錯，在中國也有改良主義黃色工會，但他與西歐是完全不同的。中國黃色工會只有對工人群眾之口頭的欺騙，絕沒有在工人中可以存在發展的經濟基礎。因此，中國黃色工會已經完全法西斯蒂化了，完全成了國民黨之禦用的工具。由此造成了鬥爭的特點。目前中國工人鬥爭的形勢，任何〔是〕小的經濟鬥爭都必然要成為反黃色工會反國民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以至成為直接的武裝衝突。這個現象，大概每個在黨內參加工作的同志，在這兩年的鬥爭實際中都可以看出。並且，在今天看來，這種形勢更為顯明。從北京人力車夫的武裝鬥爭以來，以後北寧鐵路工人的鬥爭，青島紗廠，火柴，人力車夫的鬥爭，上海電燈泡廠以至現在的法界電車，我們不必詳細的舉例--因為根本沒有一個例外--，每一個經濟鬥爭，結果都必然成為非常嚴重的武裝衝突，群眾拘捕，巷戰，屠殺。因此，我們肯定現在中國階級鬥爭尖銳的形勢，比俄國從前還要更加十倍的顯明。
由階級鬥爭的尖銳，產生出兩個結果，首先便是黃色工會的官僚化，法西斯蒂化。黃色工會在現在的階級的鬥爭中，就是表面的中立的地位也是不能維持的，他必然的成為國民黨壓迫工人的工具。北方黃色工會的領袖，一出來便要帶手槍，南方黃色工會，也是一定要帶手槍，才能收會費。上海在每一個罷工中，黃色工會是公開的出來阻礙罷工，破壞罷工，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工具。我們毫無疑義的可以肯定，黃色工會在群眾中的影響，早已完全的根本的破產了。廣大的工人群眾，已經無數次的直接打黃色領袖，�֘�� ;y為黃色工會在群眾中〈有〉很大的作用，則必然會得出非常右傾的結論。
還有第二種現象，也是由階級鬥爭極端尖銳化的條件所產生的，這就是廣大工人還在沒有偉大政治罷工之前，已經迫切的有了武裝暴動的要求。譬如現在的工人鬥爭，還沒有象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大罷工，也還沒有象現在法國之十余萬人的大罷工，但是廣大工人群眾確已有了武裝暴動的認識。這不是理論，而是中國現在的實際情形。如果不了解中國實際情形的人，他必然以為這是共產黨人的誇大狂，或者布浪基主義。假使現在跑到工廠中，問工友是否需要暴動，工人一定答復是需要暴動。許多工人都說：“暴動的時候，你們都來通知我”。南京的鐵路工人，當我們初次召集他們開會的時候，他們只到了五人，問他們為什麼不到會，他們說：“只是開會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我們廠中駐的有兵隊。”後來我們同志又告訴他們：現在開會是為的準備暴動。于是許多工人群眾都高興了，第二次會到的人數簡直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糾察隊立刻成立了很多，並且他們對黨的信仰也異常提高了。他們大呼：“這才是辦法！”在這次長沙事變中也是一樣，當紅軍進攻長沙的時候，我們長沙黨֘�� ;y�弱的，不過只有兩個支部，並且因為白色恐怖的壓迫，我們支部在群眾中很少活動與影響。在這一種形式〔勢〕之下，廣大工人群眾及城市貧民當紅軍進攻長沙的時候，依然在擁護中國蘇維埃及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之下，暴動起來，響應紅軍。這些都證明，還沒有到廣大的政治罷工的實現，工人群眾已經迫切的有了武裝暴動的要求以至行動，這是中國階級鬥爭特別尖銳狀況之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在西歐，因為黃色工會之長期欺騙，改良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國會制度的存在，使廣大工人群眾在偉大的總罷工還未實現之前，很難有武裝暴動的覺悟。中國工人則不然，總罷工還沒有實現，但工人已經迫切的要求武裝暴動了。
這是中國革命第三個特點。
四 中國的農民革命
現在的中國經濟狀況，我認為比俄國一九一七年還更落後。就在這一經濟基礎上，使中國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比從前俄國農民還要更大。中國無產階級若不能得著廣大農民做他的同盟者，則中國革命絕沒有得著勝利的可能。並且，客觀的經濟條件，使著中國農民僅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得著解決的土地問題的可能。中國還不象當時的俄國��֘�� ;y��主資產階級的斯托裏平的政策〔1〕，還做過些須的農業改良。中國沒有任何斯托裏平政策的可能，國民黨改組派雖然盡量宣傳二五減租，但是這種對農民的改良主義也是與對工人的一祥，不過只是一些口頭的欺騙，絕對不會實行的。這不是別的原因，乃是由于中國資產階級與中國之半封建式的土地關係有非常密切的聯係，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徹底的幫助農民執行土地革命。這一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在這裏才能了解無產階級對農民之領導的問題，許多人對于這個問題是非常機械的認識，他以為只有城市有偉大罷工的時候，然後才能說農村革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許多人看領導問題是只看見了鬥爭的領導，而沒有看見政治上的領導。固然，無產階級在現在還沒有廣大的政治鬥爭，以領導與配合農村的鬥爭，這是現在之非常嚴重與非常嚴重的問題，可是，無論如何，絕不能因此說農村革命不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因為這些農民革命，都完全執行了無產階級所提出的政綱，顯然在無產階級政治領導之下。廣大的農民革命已經直接動搖了整個統治階級的基礎，已經使國民黨的統治在廣大的區域完全崩潰。農民在廣大區域中，都建立了蘇維埃的政權，這在中國革�֘�� ;y大意義的，這是現在形勢的第四個特點。
五 紅軍的存在與發展
中國革命之第五個特點，便是中國紅軍之存在與發展。有許多同志以為只有革命勝利中產生紅軍，而不是紅軍促成革命。就由這一觀點，便根本懷疑到紅軍的存在，以及整個黨的策略路線。自然，取消派陳獨秀們是不用說了，他們當紅軍佔領長沙以後，曾開會討論：“長沙是誰人打下的”？自然，取消派的無恥，他們當然可以與國民黨統治階級做一樣的回答，說“長沙是土匪攻下的”。自然，這是統治階級對于我們的污辱。我們自己應該是非常了解的，六次大會已經告訴我們，紅軍是由土地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在今天我們更可以補充的說，是與統治階級的崩潰，工人鬥爭的尖銳，及整個革命形勢的發展，都是不能分離的，不如此，便不會對紅軍有正確的認識，並且不能決定紅軍發展之根本的策略問題。現在是非常顯明的，現在長沙，南昌，九江，大冶，黃陂，沙市這些繞圍武漢一切重要城市，或是已經被紅軍佔領，或是完全在紅軍的威駭之下，這種形勢，我們確不敢斷定紅軍在什麼時候可以與武漢工人暴動會合起來，佔領武漢。我們固然不能預料這個日期，但佔領�֘�� ;y常的顯明，並且有很大的可能。不過，若是不能明了紅軍的意義，我們可以走到非常右的策略。在俄國革命前曾有過農民的遊擊戰爭，中國不僅有遊擊戰爭，並有正式的紅軍，六次大會指出紅軍是革命的動力之一，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據于中國政治經濟之客觀的條件。
乙 全黨的總任務
由我們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就可以知道目前中國革命形勢的嚴重。中國革命正遇著整個帝國主義之政治經濟的大恐慌，軍閥統治之急劇的崩潰，階級鬥爭之極端的尖銳化，土地革命的深入與發展，蘇維埃區域的擴大，三十萬紅軍之迅速的發展，就在這些條件下來決定中國革命與我們黨的任務。
一 〈準〉備武裝暴動
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關于全國政治任務的決議案中，曾指出中國革命中的一個特點，就是中國革命高潮到來之後，必然緊接著全國武裝暴動的形勢，這一指出，到今天已經更加顯明了。六月十一日的政治決議案，到今天雖只有兩月之久，但實際鬥爭生活已經完全證明了他的正確。在這兩個月的全國政治生活中間，我們確已看見了六月十一日政治決議案之偉大的領導作用，假使這一決議案在今�֘�� ;y們便已做了全國革命鬥爭的尾巴。
自然，許多重要的問題，在這一決議案中都給了根本的正確的解答，這些解答在今天自然仍是完全的適用，在這裏我不必重復了。今天我需要特別提出的問題，就是關于革命高潮與武裝暴動的問題，這一點在今天有更嚴重的意義。在一般的說來，當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並不一定馬上就是武裝暴動。譬如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事變以後，上海三十萬工人的大罷工，開始了中國革命之偉大的高潮，直到兩年才有上海的三次暴動。即使以北伐為武裝暴動的開始，但也在“五卅”事變一年以後。可是，現在中國革命形勢已經完全不同了。
現在革命發展的形勢中，表現著在政治與產業中心城市中，還沒有極廣大群眾的政治罷工。這是由于統治階級在城市中，用盡一切白色恐怖的壓迫，以保持著在城市中的最後掙扎。當然，在這裏我們應當承認城市工人力量的對比還是不夠，但是決不能因此否認工人群眾推翻統治階級的認識和決心。的確，現在還沒有赤色工會廣泛的發展，還沒有極廣泛的政治罷工，這裏一方面是由于我們運用策略的不正確，另一方面是由于統治階級的殘酷的白色恐怖。統治階級知��֘�� ;y��扎的基礎，將他一切的反動力量都集中在這裏，因此，革命勢力在城市中必需要有更加十倍的努力，才能衝破敵人的陣線。現在，統治階級已經失去了廣大的農村，同時，城市革命鬥爭之迅速的發展，使反動統治在城市中已經有了巨大的動搖，這種動搖更加急劇的時候，必然就是大革命的爆發，統治階級整個的死亡。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後，有了廣大的城市的革命高潮，但統治階級在農村中的基礎並沒動搖，因此，很難迅速將統治階級推翻。現在形勢，統治階級在農村中的基礎，已經是嚴重的動搖與崩潰，若是城市爆發革命高潮，統治階級失掉了他的鎮壓的能力，則馬上武裝暴動，那麼統治階級的基礎，已經完全瓦解，無疑的便是奪取政權的時候的到來。所以在偉大的革命高潮的爆發，一定要緊接著武裝暴動，甚至武裝暴動與總同盟罷工同時到來。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今天偉大政治罷工還沒有爆發的時候，我們便需要積極的準備武裝暴動。不僅在政治上要準備，並且要在組織上技術上準備。若是現在不知道預先準備，一定要到總政治罷工實現以後再去準備，那麼，我們便會完全喪失對革命的領導。準備暴動馬上便要積極的進行，要以準備武裝暴動為動員群眾的��֘�� ;y��偉大事變的到來，將使我們措手不及。
在紅軍〔軍〕佔領長沙之後，廣大的工農群眾要求暴動在各處都表現出非常迫切，因此，準備武裝暴動在今天的意義，甚至于比六月十一日的政治決議案中還要更有直接的意義。譬如現在武裝暴動，我們真是不敢預定的。假使武漢的總罷工在今天實現了，我敢說武裝暴動一定要今天開始，假使明日總罷工實現了，武裝暴動也一定便要在明天實現。正因為如此，所以關于武裝暴動的準備，絕不是要候到總罷工實現以後，因為在那裏便已經來不及了。假使在今日我們不積極的準備武裝暴動，那我們便必然會做革命發展中的尾巴，會成為斷送革命的罪人。
偉大政治罷工的實現，他已經逼近了我們的前面。廣大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決心，反對軍閥戰爭的勇氣，這種客觀形勢已經告訴我們到了偉大事變的前夜。那些認為武裝暴動還是遙遙無期的人，固然是十足的取消派，但同時將今天準備武裝暴動還看成只是組織廣泛群眾的罷工，而不需要實際的組織上技術上的準備，不需要特別加緊工人的武裝組織與訓練，這也是同樣的機會主義。
因此，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以武裝暴動的目��֘�� ;y��作，這確是全黨在今天的總任務。
二 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
在準備武裝暴動中，最中心的政治口號便是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最近全國軍閥戰爭的形勢，已經完全證明了我們過去估計的正確。若要問最近軍閥戰爭的前途如何？我們可以直接回答，一定是雙方俱倒，革命勝利。任何人都可以懂得，現時中國已經決沒有任何一個軍閥可以將全中國完全統一起來。軍閥戰爭延長了這樣長久的時間，全國政治經濟之大破產，使廣大群眾，求生無路，群眾不但必然要起來反對軍閥戰爭，並且已經起來了。城市的罷工浪潮的高漲，農村中廣大的暴動，紅軍的猛烈發展，特別是軍閥軍隊的激劇動搖，證明中國廣大群眾已經是非常堅決的反對軍閥戰爭。很顯然的，現在只要有一個偉大的力量，他能堅決號召反對軍閥戰爭，能勇敢的做反對軍閥戰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則無疑問的，廣大群眾一定會洶涌的起來擁護他。這裏，首先是要求我們有真正的起來反對軍閥戰爭的決心，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進，一定可以取得全國最廣大群眾的擁護。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堅決的反對季羅維也夫〔2〕及加米列夫〔3��֘�� ;y��動搖。季羅維也夫與加米列夫在當時堅決的反對暴動，以為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不能得著其他政黨的幫助，一定沒有廣大群眾的擁護。列寧堅決反對這種意見。列寧說，無疑問的，只要布爾塞維克取得了政權，一定可以得著廣大群眾之熱烈的擁護。特別是在變帝國主義戰爭為革命戰爭的口號之下，無產階級首先可以奪取廣大農民士兵的同情。在今天中國的情形看來，正與列寧所說的一樣，無產階級政黨若能真正堅決的起來號召反對軍閥戰爭，領導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則我們無疑問的必然得著廣大中國工農兵士勞苦群眾的擁護，建立與鞏固中國的蘇維埃政府。並且，不僅是我們領導了反對軍閥戰爭的鬥爭，一定可以得著廣大勞苦群眾的擁護，我們必須要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們黨現在已經有了這樣的可能，有了這樣偉大的力量。我們不僅在客觀任務上應該起來反對軍閥戰爭，並且在主觀的能力上，我們有力量可以消滅軍閥戰爭。固然，我們黨在組織上還沒有團結廣大的工人群眾，赤色工會的組織還不強大，但在政治上我們黨的確已經得到中國工人階級大多數的擁護，共產黨是中國工人群眾之唯一相信的領導政黨，數千萬的農民群眾，現在已經公開的在政治上與組��֘�� ;y��的領導，作決死戰爭。三十萬以上的紅軍，完全在黨的直接指導之下，廣大中國勞苦群眾的革命鬥爭，都無疑問的接受了我們黨的政治口號。因此，我們黨不僅是在客觀任務上需要反對軍閥戰爭，並且是現在中國之唯一的有力量的政黨，可以領導消滅軍閥戰爭的鬥爭。問題僅只在這裏，就是看中國共產黨是否能認清這一形勢，是否真正的有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決心，中央政治局是認清這一形勢的，是有了這一最大的決心的，就在這一點上，中央政治局號召全黨的同志，舉行全黨的總動員，準備著這一偉大事變的迅速到來，堅決領導全國消滅軍閥戰爭的革命戰爭。
丙 爭取以武漢為中心的
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
一 更迫切的準備武漢暴動的任務
在六月十一日的政治決議案中，已經指出了關于這一問題的一般的策略原則，自然在這裏不必來重復的說明。在今天的形勢看來，六月十一日政治決議案中所指明的一切，都已經得了完全正確的證明。特別是，在執行變軍閥戰爭為革命戰爭的總任務中，應當爭取武漢附近省區之首先勝利，這一點在今天已經成了非常可能與非常迫切的任務。長沙的佔領��֘�� ;y��漢的發展，統治階級之不可終日的形勢，使著帝國主義的機關報已經公開承認：“武漢入共黨之手，只是時間問題。”帝國主義機關報自然不會幫助共產黨宣傳，因為事實的真象確是如此。現在武漢的形勢是非常顯明的，一方面是統治階級之嚴重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罷工仍然是不斷的爆發。廣大的工人群眾，都積極的要求武裝暴動。農民暴動與紅軍都逼近了武漢。敵人的兵士群眾，甚至蔣介石在前線的基本部隊都傾向我們，找尋我們的領導，這一現象是中國革命中的一個特點。在西歐其他各國中，假使沒有工人的大罷工，兵士群眾是很難革命化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則不然，到處的兵士，都自動的經過各方面的關係找共產黨，要求領導他們兵變或暴動。許多自發的兵變，揭起紅旗子，借此找尋共產黨的領導。在我們黨各級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中，時常遇著許多這樣的事實。這不是偶然的。這個現象的來源，是因為長期的軍閥戰爭，使廣大兵士群眾在軍閥長官的驅逐之下，成千成萬的死亡，絕不能換取任何精神上物質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土地革命的深入，在廣大兵士群眾中有非常偉大的影響，已經使兵士群眾整個的動搖起來。士兵是失業的農民，他看見了在無��֘�� ;y��地革命，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所以才使他們迅速的革命化。特別注意的，我們不能將兵士革命化與工人革命鬥爭分開，因為兵士革命化的原因是因為整個革命勢力的發展，而整個革命的發展，完全在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之下，特別是整個革命發展中，紅軍的發展，紅軍之不斷的勝利，更是直接影響到軍閥軍隊的動搖，現在已經有十萬以上的紅軍，正在非常迅速的向武漢進攻。假使在適當的配合中，我們有極大的可能，舉行武漢的武裝暴動，以與紅軍匯合起來奪取武漢。現在客觀形勢是已經成熟了，我們的中心任務就在加重鬥爭的配合，努力組織武漢工人的政治罷工與武裝暴動。
二 紅軍進攻與無產階級的領導
有少數同志對于紅軍之積極向武漢進攻，是非常懷疑的。他們以為武漢現在還沒有工人鬥爭的高潮，若以紅軍的力量向武漢進攻，這似乎是以農民領導了工人，又似乎是軍事投機，由此便對黨在目前之總策略路線發生懷疑。這樣的懷疑是非常錯誤的。我們完全了解，如若沒有工人群眾的武裝暴動，單純紅軍是決不能奪取武漢的，因此，黨在目前之最基本最嚴重的工作，是要加重在武漢工人中的政治宣傳與鼓動，擴大他��֘�� ;y��治罷工，準備武裝暴動，黨絕沒有單純以紅軍進攻的觀念，並且堅決反對單純以紅軍進攻的觀念。但同時，黨一樣堅決反對另一種觀念，以為“奪取武漢僅只能組織武漢工人暴動，在武漢工人還未暴動之前，紅軍便不應向武漢進攻”。這完全是一種書呆子的見解。單純用紅軍的力量，不去組織工人群眾的政治罷工與武裝暴動，這不僅是錯誤，而且是罪惡。但只知道工人武裝暴動，而不知道運用現在的紅軍，這一樣的會成為嚴重的斷送革命的罪惡。我們要奪取武漢，必須特別注意各種革命勢力的匯合，一方面要加緊武漢的武裝暴動的準備，特別是組織武漢工人的政治同盟罷工，同時，必須積極的領導紅軍向武漢進攻。如果紅軍更加逼近武漢，統治階級更加失敗動搖，這便是武漢暴動的更成熟的條件，無疑的我們可以領導武漢工人暴動起來，而取得完全的勝利。紅軍是一種革命的力量，放棄或輕視這一種革命力量，當然是革命的嚴重損失。第五軍進攻長沙的時候，紅軍不過三四千人，何健的兵卻有七團以上，但紅軍與何健部隊接觸的時候，何健部隊都水一樣的向紅軍投降。我們在長沙工人中的工作特別弱小，可是在何健軍隊日益失敗的時候，長沙工人便在城內暴動起來��֘�� ;y��速的動搖而完全失敗。現在紅軍進攻武漢的時候，又安知道不會過〔遇〕著這樣的形勢？假使是可能的--的確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領導紅軍進攻武漢呢！讓紅軍在遠遠的等候武漢工人暴動，恐怕只有書呆子會這樣想。紅軍的發展，他與城市的工人鬥爭不可分離，黨在堅決的準備武漢工人的武裝暴動的時候，便同時應當指揮紅軍向武漢進攻。
三 堅決的反帝國主義的戰爭
武漢的首先勝利，必然緊接著便是殘酷的國內戰爭，以至國際戰爭。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案便指明了這一點。鬥爭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假使我們奪取了象武漢這樣的城市，帝國主義者一定組織國民黨各派軍閥，聯合起來以向革命勢力進攻，這必然是國內戰爭更殘酷的形勢。不僅如此，帝國主義必然自己出來，直接以武力炮艦壓迫革命。龍州，大冶，岳州，長沙的經驗都告訴了我們，使我們可以斷定，在奪取武漢以後，馬上便要到來的便是更殘酷的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爭。若我們企圖以外交手腕來避免與帝國主義的衝突，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帝國主義是很敏明的，他知道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將要致他的死命，如果不是在他已經֘�� ;y�，絕不會允許蘇維埃政府存在，尤其不會與蘇維埃政府進行和平的外交的。中國是殖民地的國家，反帝國主義是其最基本的任務，中國蘇維埃革命，蘇維埃政府只有在堅決反帝的鬥爭中才能生長起來，才能鞏固起來。對于這一點，必要有很明了的認識，然後才能很堅決的發動全國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正因為如此，所以武漢的勝利，絕不能只依靠于武漢附近省區的革命勢力，而必要有全國的配合。不僅要工人的暴動，而且需要農民，士兵，紅軍及各種革命群眾力量的配合。不但如此，因為武漢勝利要緊接著反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爭，所以更必須特別加緊在國際無產階級保護中國革命的運動，以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
因此，我們現在的工作布置，必需在全國范圍內同時加緊。要準備天津，武漢，上海，廣州及各產業中心的政治罷工，要準備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動，要組織全國鐵路海員的反對軍閥戰爭的總罷工，要組織前線上以及後方之重要軍事政治中心的兵士暴動，要配合著全國紅軍以向大產業中心集中發展等等，這些都是全國范圍內的工作。一定要有全國的總動員，然後才能有奪取武漢的勝利。
同時，中國黨֘�� ;y�命在國際上的宣傳與鼓動，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援助中國革命。無疑問的，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殘酷戰爭，一定會發展成為全世界之最後的階級決戰。這不是我們主觀上願意如此，而是客觀形勢上所決定的必然的結果。很顯然的，當中國蘇維埃成立之後，帝國主義絕不僅是壓迫中國革命，同時一定會更加緊對于蘇聯的進攻。帝國主義知道蘇聯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當他進攻中國革命的時候，決不會放松進攻蘇聯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及進攻蘇聯的事，一定是同時並進的。在進攻蘇聯的戰爭發動以後，這便是全世界之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了。所以在中國革命爆發以後，將要轉變成為國際戰爭，在這時候，必然要有全世界革命的大爆發，才能根本消滅帝國主義。
四 兵士暴動問題
還有一個為一般同志們所懷疑的問題，這就是兵士暴動的問題。有些同志以為革命的武裝暴動，一定要以工人群眾為他的基本力量，假使單只是兵士是不能暴動的。一般的說來，這個觀點有一部分理由，因為若是沒有廣大的工人群眾做革命的基本力量，則兵士是不會革命化的。可是我們必需注意，在目前中國革命形勢的特點之下，雖然當工人群眾之廣大政治罷工還未實現的時候，但兵士群眾已經積極的普遍了武裝暴動的要求。在這裏，我們首先要認識軍閥戰爭所給與廣大士兵群眾之直接的痛苦，土地革命與紅軍發展所給與士兵群眾之偉大的政治影響。這些都無疑的是在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之下。
現在全國還沒有工人暴動的時候，已經在許多地方發生了兵士暴動。即使在將來之各處大城市中，也許會有在工人暴動之前，首先是士兵暴動做導火線，這個現象是不能避免的。假使有人由這樣的事實做出結論，以為這表示兵士領導了工人，這便仍然是書呆子的見解。因為兵士暴動，是目前整個革命鬥爭激劇發展下面的產物，絕不是離開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的。兵士暴動之正確的出路，一定是組織蘇維埃政府與執行無產階級的政綱，這就是說，他一定要在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之下，不然是不會取得勝利。
破壞統治階級的軍隊，奪取反動軍隊中的士兵群眾，這是每一個革命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政治任務，特別是在中國這一種軍閥制度的國家中。並且，目前中國革命中之一個主要的動員群眾的口號，就是反對軍閥戰爭。而反軍閥戰爭之最有力量的直接行動，這〔就〕是兵士暴動。因此，兵士暴動不僅是士兵群眾的需要，而且是全國廣大勞苦群眾的迫切要求，無疑的可以得到極廣泛群眾的擁護，可以引起革命鬥爭的大爆發。
五 怎樣組織工人群眾？
最後，還有一個為少數同志所不能了解的，就是以為“現在客觀的形勢雖然很便利于革命的發展，但我們黨的主觀的力量還很薄弱，赤色工會很少，因此，我們還不能拿準備武裝暴動來動員群眾，而是要很艱苦的做每一廠每一廠中的工作”。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首先在現在狀況之下，無論如何，我們絕不能忽視了我們黨主觀力量之偉大，我們黨在政治上已經無疑問的取得了工人階級的大多數。我們對于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這一口號，主要的一定要從政治上了解，絕不能很機械的，以為赤色工會的會員佔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時候，才算是奪取了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即使在資本主義很發展的國家中，譬如西歐各國，任何國家的赤色工會--甚至連黃色工會一齊，都不能佔全國工人群眾的大多數。當然在中國更是不能。現在世界上只有蘇聯的工人有多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工會的組織之中，在中國一定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後，赤色工會才能在組織上取得工人群眾的大多數。至于在政治方面，廣大的工人群眾--無論是先進的或是落後的--確已接受了我們黨的政治口號，許多自發的罷工，都揭出了黨的政治口號，都堅決的反對國民黨黃色工會，工人群眾都自動的經過各種關係找取我們黨的領導。這證明廣大的工人群眾，接受了黨的政治影響。
自然，我們應當非常嚴重的注意組織工作，我們一定要在每一工廠每一作坊中建立強固的組織，因為僅只有政治上的影響是非常不夠的。沒有強固的組織基礎，政治影響決不會鞏固，決不會成為群眾的革命行動。但是，問題只在這裏：我們用什麼口號去組織工人群眾？用什麼口號來擴大黨之無產階級的基礎？假使我們只用經濟的口號，這是絕不可能的了。事實是這樣，中國階級鬥爭特殊的尖銳化，工人群眾每個經濟鬥爭都遇著國民黨的殘酷的壓迫與屠殺。廣大工人群眾完全知道沒有堅決的反國民黨的鬥爭決難有經濟鬥爭的勝利，這就是造成了工人群眾武裝暴動的迫切要求。假使我們現在不用準備武裝暴動的口號，將使廣大工人群眾失望消極而離開我們。準備武裝暴動已經是廣大的工人群眾的迫切要求，只有在這個口號之下，才能動員廣大工人群眾，才能擴大赤色工會的組織，擴大我們��֘�� ;y��基礎。我們是要到每一工廠每一作坊中加緊組織工作，但我們必定要以準備武裝暴動做組織群眾的主要口號。
從總的政治上以至策略上，都說明了我們黨現在已經不是在一個經常工作的時期。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歷史上之大轉變的前夜，到了中國革命之最緊張的關頭。我們必要使全黨的同志都認清目前這一政治形勢，認清黨的任務的重大，將全黨同志都動員起來，在一致的戰鬥的精神之下，領導偉大的中國革命。
根據一九三○年八月《紅旗日報》第二至第四期刊印
注 釋〔1〕斯托裏平，即斯托雷平‧彼得‧阿爾卡季也維奇，沙俄國務活動家。一九○六年至一九一一年任大臣會議主席和內務大臣。斯托雷平的政策，是指一九○七年至一九一○年，斯托雷平實行的土地改革法令。即允許農民退出村社，可以把自己的份地變成私產；富農可以用賤價收買土地等。他企圖通過某些改革來鞏固專制制度，結果遭到失敗。一九一一年被社會革命黨人博格羅夫在基輔刺死。〔2〕即季諾維也夫。〔3〕即加米涅夫（羅森費爾德），列甫‧波裏索維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