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4日 星期一

土共神秘影片流出:武汉实验室养活蝙蝠 泄漏病毒证据?

 民生

澳洲《天空新闻》公布的影片显示,一名科学家在用蠕虫喂养蝙蝠。(图:影片撷图)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一直否定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有蝙蝠,世卫专家1月间到武汉考察后,3月发表报告称实验室泄漏论“极不可能”成立,并重申武毒所没有蝙蝠。不过,澳大利亚《天空新闻(Sky News)》最新公布的影片显示,武毒所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内饲养活着的蝙蝠。

《Sky News》13日独家报导,他们获得了一份10分钟的录影片段,名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P4实验室建设研究团队》,这是中国科学院为了纪念2017年5月武汉病毒研究所被授予四级实验室而录制的。

影片中除了有中国病毒研究领域顶尖科学家受访的镜头,还显示在武汉实验室内饲养用于病毒开发研究的活体蝙蝠,这些蝙蝠被关在笼子里,一名中国科学家用蠕虫喂食蝙蝠的画面连贯而清晰。此外也有工作人员在云南的山洞里捕捉蝙蝠的画面,其中一只蝙蝠还趴在捕捉者的帽子上。

影片还显示,实验室人员在拿小白鼠(humanized mice)做实验,这些小白鼠身体里面被植入了人类的基因、人类的组织或者细胞,因此就带有人类对病毒的反应特点,实验室以此来测试病毒对人类的感染能力。这就是传说中的病毒功能增益实验(gain of function),也就是让病毒更加具有感染性。

《Sky News》报导指出,这段影片是由调查疫情起源的研究人员所发现,并用化名提供给该电视台的,“他们提供了这些证据,为我们坚守了最后的正义阵地,在黑暗中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Sky News》记者还表示,“如果这个视频去年就曝光了的话,一定会改变对病毒起源的叙事”。

影片中一只蝙蝠还趴在捕捉者的帽子上的画面

世卫专家曾声称“没有蝙蝠被送到武汉实验室”

这段视频的曝光,也令世卫专家的“武汉实验室里没有任何活着或死了的蝙蝠”的断言变得可疑。

被媒体揭露与北京关系密切的疫情调查团英国成员达斯札克(Peter Daszak)曾宣称,没有证据支持武毒所里面有蝙蝠,这一指控是阴谋。他在2020年12月的一条推文中说:“没有蝙蝠被送到武汉实验室”。

达斯札克1月前往武汉进行溯源调查之后,还是坚持武毒所只饲养了灵长类动物,没有饲养蝙蝠,他的观点还得到了世卫疫情调查团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但在本月,达斯札克似乎收回了他早先的否认,并承认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饲养了蝙蝠,他坦承他并没有问过他们(中方研究人员)这个问题。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5月25日在国会听证会中松口承认,曾透过非盈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把逾60万美元拨予武汉病毒所,而达斯札克正是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

达斯札克在武汉病毒所与该所研究员石正丽紧密合作,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动》8日公布的影片显示,达斯札克曾在2016年自爆,他在中国的同事们操纵了“致命的”冠状病毒。报导认为,这看来与福奇一再否认其资助武汉病毒所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说法相矛盾。

武汉P4实验室泄漏病毒说再起

武汉P4实验室一直遭外界质疑和病毒来源脱不了关系,早在去年4月,英媒就曾披露,武汉病毒所偷偷地删去官网资料,包含研究人员早期未着防护服到山洞抓蝙蝠和进行蝙蝠实验的资料照,以及美国驻中大使馆科技专家史威哲(Rick Switzer)2018年3月造访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相关资讯。

当时史威哲在一封发送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新成立的武汉病毒研究所(WIV)不但进行高风险的蝙蝠实验,高密闭实验室内甚至还严重缺乏受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与调查人员。

近期美国医学专家、政要和媒体都纷纷改变了对病毒源头问题的看法,转向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假说可能成立,各国舆论也一致表态支持要调查病毒起源是否是从中国武汉实验室传出。

5月23日,一份先前未披露的美联邦情报报告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病倒,并在中国政府宣布疫情爆发前不久去医院就诊。

5月26日,美国总统命令美国情报官员在3个月内“加倍”努力,整合关于疫情起源的线索,包括调查指向武汉实验室的任何情报,并要求在90天内做出报告。

就在本次G7峰会前,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欧盟领导人都公开发声,呼吁世卫组织再次启动对疫情起源的透明调查。在G7峰会发布的公报中,更明确提出需对新冠病毒的来源重新展开独立调查。

林辉: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与李大钊之死

 作为一般的常识,一个政党组建后,若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必然要想尽办法赢得民心,并在关键问题上,如保卫国家等方面是非分明。但观察中共的历史,却并非如此。

翻阅中共党史,中共从不讳言自己是在苏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中就称“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

而中共从其成立那一天起,就接受苏共提供的活动经费。1923年,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苏联的档案资料也显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后,苏俄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每年在60万元以上。

也就是说,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为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并在经济上对其依附,而双方的关联早在1921年前的巴黎就已经产生。

共产国际对周恩来等的资助

1919年“五四”运动后,帝制被埋葬,共和理想丧失,许多中国人很失望,也有一些人希望探寻新的道路拯救中国,于是纷纷选择出国留学。当时,至少两千人前往法国留学,原因除了她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共和国之一以及提倡自由、民主、平等的大革命率先在法国爆发的外,更主要在于前往法国可以获得由留法勤工俭学会提供的半工半读的学习机会,且法国生活费低廉。

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中,一些人在出国前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如周恩来

据当年为反共而组建“中国青年党”的李璜的回忆录,1920年夏天,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与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等留法学生先后为其成员。不久,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通过巴黎的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过光明社的活动,发现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几次参加活动。

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所以一些原本生活穷困的留学生,在信奉共产党后一个个生活都好了起来,尽管他们依旧看不懂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不理解什么是“唯经济史观”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

而由于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怎样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

在共产国际的训练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先后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围攻中国公使馆、大闹里昂学生宿舍、大闹国庆宴会等。他们的行为为人所不耻,很多留法学生并未给予同情,而且他们最终的打斗、示威使他们被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遣返回国。在巴黎坐镇的周恩来则逃过这一劫。这批经过俄共培训的中共党人的回国,将共产党暴力斗争的手段继续应用在中国大地。

周恩来等人的暴力行为引起了另外一些在法国的留学生如曾琦、李璜等的警觉,为了不让“斯大林赤化中国诡计更易成功”,遂成立了专门反共的“中国青年党”,并通过刊发的《救国》杂志,揭发俄共指挥中共的阴谋事实,指出每个中共团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因此称共党为“卢布党”。针对青年党人,周恩来与旅欧的中共党人,一改往日虽在理论上辩争但在行动上还在合作的态度,开始捣乱所有联合的会议,并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

保卫苏联 发动武装暴动

刚刚成立的中共,自身还很虚弱,为了壮大自己,中共又听从苏共指示,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在国民党为统一全国而进行的北伐中,中共又接受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通过暴动、发动农民革命等积极破坏北伐,甚至采取了烧杀政策,造成了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也最终导致国民党“清党”。

阻挠国民党统一不成的中共只好退守边远农村,而此时的苏联也借此机会于1929年出兵8万占领了中国东北。为避免同时作战,中华民国政府只得对苏妥协,同意恢复苏联在中东路的特权等。

但是对于苏联这一侵略行为,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不仅不予以谴责,反而公开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于1930年在多省市策划武装暴动,“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如今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对此则小心翼翼的批评道:“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就连陈独秀也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不顾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暴动行为。

李大钊因叛国被处死

作为北大三等教授的李大钊,尽管在学术上并未有太多建树,但李大钊却因与陈独秀在北大共同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闻名。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讨论建党一事。中共成立后,李大钊先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对李大钊有这样的评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党员李大钊、周恩来等人也加入了国民党,但他们在加入后,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分化国民党。

比如,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在国民党和举国上下指责苏俄之际,中共党员却持有相反立场。此外,因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李大钊等人所为显然是卖国行径。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京师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

在搜查过程中,警察搜走了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后经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等等。

张作霖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了如下结论:1. 在奉军与南方军战争期间,李大钊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2. 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3. 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非同一般;4. 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领导人进行了颠覆政府活动。颠覆中华民国,显然属于叛国罪。张作霖据此认定:李大钊该杀。

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而绞刑是李大钊自己提出来的受死方式,张作霖为此还特意从美国买了一个绞刑架。

周恩来、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的所为,是马克思主义为祸中国大地的肇始,再一次证明了中共从其建立之初,就承袭了马列主义所推崇的暴力斗争思想,甚至还罔顾国家、民族利益。而中共成立后选择的是宁可牺牲中国、中国民众的利益而投身苏联的做法,按照今日中共的说法,这正是典型的卖国行为。李大钊之死从其前因后果来说并不光彩,他很不幸的成了中共卖国行径的牺牲品。

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中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暴力,正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一个重要遗传基因。作为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在以后的岁月中,不仅将暴力手段发展到极致,而且中共党魁一再卖国,让中国痛失逾百万领土。与这样的中共为伍,怎能不感到羞耻?#

不忘初心学党史 中共如何配合苏联侵略中国(上)

 

中共党史系列之三:中东路事件

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最近在“众新闻”发表系列文章,就中共建党百年,分析这个党的本质,现转载如下。

中共在应对香港的抗争运动过程中,不时诬蔑泛民领袖为卖国贼。但是,对照中共的历史,则中共是不折不扣的卖国集团。在上几篇我们看到由于中共是苏联豢养、扶植来颠覆中国,所以中共建党后,初期就完全以苏联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支持苏联损害中国的各种政策。在过去一百年间,中共多次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苏联的政策来损害中国的利益。它对中国的破坏,则同它的实力成正比。当它弱小时,它只能替苏联摇旗呐喊,到它全面夺取中国政权时,它就能够大片大片土地奉送苏联。

甲、苏联对中国的承诺

要了解中共如何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必须先了解苏共掌权后对中国所作的承诺。列宁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中国的承认,曾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承诺归还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一切土地,中国在此等承诺的基础上,同意建交,并签订建交声明。苏联各次的对华宣言和建交声明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苏联就归还沙俄掠夺的中国领土的历次立场声明

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为争取中国的承认,向中国政府具体承诺三点:
一、归还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一切土地及其它权益;
二、不会策动蒙古独立;
三、不会支持中国国内叛乱集团(上表没有载此内容,详见1924年建交宣言)
四、中东铁路纯属商业性质,路权及沿线土地权益及各项制度均属中国主权范围(上表没有载此内容,详见1924年建交宣言)。

中俄在1924年建交后,列宁逝世,斯大林继任,就开始反悔。上述四项承诺,逐一推翻。最早导致中苏冲突的就是“中东路事件”,继而支持中共武装叛变,接着策动蒙古独立,最终牢牢掌控继承沙俄从中国掠夺的土地。在这一系列违背承诺的勾当中,中共都扮演了丑陋的卖国角色。

中东路事件时苏联红军掳获的东北军旗帜。维基百科照片

乙、中东路事件

一,缘起

在中苏1924年的建交声明中,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国境内的叛逆集团。该声明第六条说:

但苏联违背了上述承诺。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张学良(以颠覆政权为由)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尔滨使馆,逮捕苏联驻总哈领事……斯大林(港译:史太林)对此持非常强硬的态度,7月18日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929年8月14日苏军大规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绥滨县、吉林省密山县(今属黑龙江省)境,中东路战争正式爆发。东北军在中东路战争中惨败。张学良被迫同意以苏联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举行和谈。中东路战争结束。12月22日,中苏双方在伯力签定《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中国被迫再割让黑瞎子岛等领土,是为“中东路事件”。

根据历史学家、陈独秀研究专家靳树鹏先生《“保卫苏联”口号的来历》指出:

无疑,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东北张学良地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当之举。

二、苏联及共产国际的要求

在未爆发“中东路事件”之前,苏联为了自身安全,早在1927年就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其纲领上提出“保卫苏联”。斯大林说:“有一个问题可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的、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斯大林全集》10卷47页)。1928年斯大林又说:“要建立先进国家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以便防止战争危险……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全集》11卷175页)。

1928年苏共中央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司令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把“保卫苏联”确定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提出各国无产阶级“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

在爆发“中东路事件”之后,1929年7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站在苏联一边。

1929年9月26日——中东路侵华战争打响以后,斯大林在发给中国共产党的命令中明确指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中共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全集》第十卷)。

在“中东路事件”战争爆发之后,斯大林仍然不满足,他还企图赤化整个东北。他在1929年10月7日给莫洛托夫发出一封密信(摘录):

1929年10月7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你好!
……(2)中国将出现麻烦。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们该转到组织满洲起义的革命运动方面来了。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务,我们向满洲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当然很好,但这不够。现在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要组建两个由两个团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机枪等),让中国人当旅长,并把它们派到满洲去,给它们的任务是:发动满洲军队起义,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其余士兵遣散回家,预先要解除指挥人员),扩编成师,占领哈尔滨。积蓄力量后宣布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搞垮地主,吸引农民,建立城乡苏维埃,等等)。这样做不违背任何“国际法”。大家都会明白,我们反对同中国作战,我们的红军战士只守卫我们的边界,不想进入中国的领土,而如果满洲内部发生起义,那在张学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情很重要……

此信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八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P187。这是斯大林唆使中共分裂中国的一篇绝妙的自供状。显然,中东路战争是苏联帝国主义倚仗强大武力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

面对苏联的侵略,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反应?这是考验他是爱国还是卖国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妨看看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之一篇・未完待续)

作者授权,转自众新闻。

责任编辑:高义#

先躺为敬 《躺平即是正义》

 “两年多没工作了,也没觉得哪里不对;每天只吃两顿饭,解决食物问题就是解决一切;每月花销控制在200块以内,没钱了,一年也就工作个一两个月;日常就是家里躺,外面躺,像闲散的猫猫狗狗一样躺……”

近日,一篇《躺平即是正义》的文章火了,而这位作者也被网友们奉为“躺平学大师”,有的人也发出疑问:如果奋斗有希望,谁会躺平?!还有人的说,拼命干的容易猝死,不拼命干的没钱看病,怎么破?这些状态或许与朝气蓬勃、积极上进的青年形象背道而驰。人们常说,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两样?但是现在有更多人却深刻怀疑这一点:做条咸鱼,有什么不好?

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 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它们会无时无刻在你身边出现,你每次看见的新闻热搜也都是明星恋爱、怀孕之类的 “生育周边”,就像某些“看不见的生物”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压给你,人大可不必如此。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躺平主义现在已经流行起来,世界上信奉这种生活哲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一大群新的社会族群。当然,这种生活哲学也被称为低欲望生活,极简主义。日本年轻人的不消费主义就是如此。

躺平主义是指人们决定放弃靠拼命工作来攒钱,不断产生焦虑而伤身的生活模式,而采取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的一种生活哲学。

躺平主义者是与工作狂相对立的生活态度。工作狂选择拼命工作,参与内卷。而躺平主义者则选择降低开支,退出内卷。

躺平主义起源于贴吧《中国人口吧》里面的一个帖子:题目是《躺平即是正义》。该作者践行着躺平主义,两年内几乎很少工作,并且非常低欲望地生活着,有点像修行者或隐士,但却努力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思想上的自由思考。这也许是人生另一种幸福的生活模式。

躺平主义的信奉者群体正在扩大,并且正在崛起。这些人群中包括了有以下特点的人们:

1、不谈恋爱

2、不结婚

3、不生孩子

4、不买房

5、不买车

6、不创业

7、尽量减少被迫出售的劳动时间

8、赚钱只需能维持低欲望生活

9、崇尚极简生活

10、只爱自己,不爱任何人。

11、不关心社会,只为自己而活。

躺平主义者是一群不甘心的顺从者。在所有社会上升通道被切断之后,他们相信垄断了资源的既得利益阶层是不可动摇的,他们知道监控到毛细血管的社会组织是强大的。所以他们开始了自己低欲望的进化过程。自觉地边缘化于主流,用最无奈的方式寻求个人生活的自由。

躺平主义者相信:这个社会,勤劳是不能致富的,知识是不能改变命运的。甚至对于许多真理和真相都是没有资格去知道的。

躺平主义者相信:蜂箱里的蜜蜂就算一辈子辛勤采蜜,采的蜜也是归蜂箱制作者享用。鸡场的母鸡无论如何拼命下蛋,也逃脱不了最后被宰杀的命运。

躺平主义者相信:由于剥削和吸血阶层的存在,无论他们如何伪装,目标都是我们。所以他们谁都不信。

躺平主义者也有梦想:希望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无用之人,也许这样就彻底安全了吧。

躺平主义就像字面意思那样:让自己安静地躺下来,不再挣扎,从容面对注定的结局

事实上,这些信奉“躺平文化”的人们也并非完全是咸鱼心态,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卷入社会系统给人们设定好的程序,不想在这个快速而拥挤的进程中,追求传统意义上的通过加班、拼业绩等方式实现“升职加薪”“买房买车”。所以有些人辞掉了互联网大厂和央企的职位,选择回到三四线城市做个普通的咖啡店店员,或者外卖骑手,这意味着在对个人时间的支配上,他们重新获得了更多的确定性和主导权。

如何看待内卷和躺平模式,人到底要不要努力?又该如何努力呢?

东北林业大学心理学教授田淑梅:现今社会,不少人认为应该努力争第一,如果没有打100分,就是不够好,要思考错在哪里了,并加以改正,内卷和躺平这两类人的状态犹如100分和0分,他们认为要么拼命努力,要么啥也不干,但是人人都打100分,都能考上清华北大,这是不现实的。

选择躺平模式的人因为目标太高,干脆放弃了;而内卷模式的人们普遍焦虑,就连达到100分的人也焦虑,因为害怕别人会超越他。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人生有很多种选择,不是第一名才称之为优秀,在0和100分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点,也许是50的位置,也许是60的位置,根据个人状况。就像文中提到的回到三四线城市的人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兼顾了生活和工作。

勤奋努力付出的意义不是绝对的,有时,并不是一分努力,一分收获,靠时间拼力气的努力是一种消耗。因为,一个人成功与否,绝不仅仅在于单纯的努力。有的人天资聪明,心态平和,自我管理能力强,内在动力源源不断,人际关系良好,生活,学业,兴趣,哪一样也没耽误,可能这些条件综合起来,他才达到出色的地步。而有些人只是一味地强调再努力一些,结果用力过猛,心智跟不上,身体也招架不住,力气耗尽,精气神透支,不仅没能跑到最前面,还可能引起心理问题,得不偿失。

真正的努力是找准适合的方向,顺应自己的节奏,尽自己的能力和条件而努力。人生是逐渐认识自我的过程,我们不能一味地看结果,在达到目标过程中的收获,才是真正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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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2日 星期六

赔偿必随战争

 苹果日报

病毒源头,西方舆论和政府,开始跟随川普团队的定性,声称证据清晰指向武汉实验室,并有呼声要求赔偿。

但是三百年来,世界上任何重大灾难,国家与国家、政府对政府之间的赔偿,必定是一场战争之后的事。绝对没有未经战争,单方面要求赔偿、另一方面乖乖送钱。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大败于滑铁卢之后,签署巴黎和约。法国向欧洲各国赔款七亿法郎,包括各国城堡炮火损毁的维修费用。以全国人口平均总值计,是一国对战争负责史上提供的最高额赔偿。

一八四〇年的英清战争,因鸦片贸易而起,清国战败,赔偿白银一千四百万两。

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向普鲁士赔偿五十亿金法郎,以平均人口计算,刚好是一八〇七年拿破仑征服普鲁士之后、要普鲁士提供赔款加通胀的相等数额,限五年还清。

进入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需向协约国赔偿一千三百亿金马克。十五年后,德国已经无力偿还,而且陷入严重国债,欧洲各国予以取消。哪知道一年不到,希特勒上台,以凡尔赛和约定下的国债为国耻,煽动民族仇恨主义,积极备战,很快就闪电入侵波兰,掀起世界大战序幕。

有时赔款数额巨大,一国还不出来,战胜国可以要求割地代替,或者以军队派驻国土为抵偿。拿破仑战败之后,普鲁士德国一直在法国驻军长达六十年。至于著名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片领土,法国战败割归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根据凡尔赛条约又再度成为法国的领土。纳粹德国一九四〇年于此两地“恢复行使主权”,至一九四五年又复归法国所占。所以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直到今天,许多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非常好玩。

鉴古知今,即使美国和西方拥有确凿的证据,要中国赔偿,不经过一场大战,绝不可能实现。至于这场战争将会如何形式、需时多久举行,是另一个问题。若中国战胜,提供赔偿的将会是美国和欧洲,而且将来全人类的历史书,都会记载:新冠状病毒由美国源起,嫁祸给无辜的中国。但若美国战胜,赔偿额在川普提出的十万亿美元之上,必然视乎战争造成的破坏而增加。

这才是包括居住在西方国家的华人在内的全球中国人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历史学家看大局、看长远,不会动任何感情,只会引据事实、用理性预测。几年前我已经说:一场世界大战,殊难避免,那时你觉得是天方夜谭?现在看来,美国有极少数华人遭所谓种族主义者的袭击,根本微不足道。关键是将来若大战发生,你如何保证你存活下来。

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用极致细节记录一战的震撼时刻

 

imaginist理想国


编者按:塔奇曼写历史目的是要呈现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的全貌,但她并不作道德判断。尽管如此,《八月炮火》一书仍含有历史的教训。愚不可及的帝王、政客和将领错误地踏进一场没有人希望发生的战争,这场大决战如同一出典型的希腊悲剧般,一步步冷酷地迈向毁灭却无可挽回。塔奇曼在书中写道: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战栗,仿佛嗅到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味道。塔奇曼希望读她书的人能从中记取警示,避免重蹈覆辙且日有所进。正是作者的这份诚心和书中隐含的教训,使上至总统首相、下至上百万的普通读者都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上左:霞飞,法军总司令。上右:勒内·维维亚尼,法国总理。
下左:加利埃尼将军,巴黎军事长官兼巴黎部队司令。下右:朗勒扎克将军,法国第五集团军司令。
“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
(选摘自《八月炮火》第21章)

霞飞虽然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并已向政府做了汇报,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说得并不具体,而法军总司令部则更是沮丧,情绪沉重。每天从各军返回的联络官,都是意气消沉,有一个说,军中在“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总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经安排再撤30英里,迁往塞纳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èine),并于两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来,法国丧失了里尔、瓦朗谢讷、康布雷、阿拉斯(Arras)、亚眠、莫伯日、梅济耶尔(Mézières)、圣康坦、拉昂、苏瓦松等十个城市,丧失了一些煤矿、铁矿、麦区和甜菜区,还丧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9月3日,从克洛维(Clovis)到路易十六每个法国国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的兰斯,作为不设防城市放弃给比洛的军队了,整个法国笼罩着一片乌云。两星期后,德军在从马恩河败退的余怒中,炮轰了这个不设防城市,终于使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卢万图书馆一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成了德国人所作所为的象征。
霞飞仍是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进不误,夜晚10时就寝,从不破例。但在9月3日,他面临着必须执行这个时期以来一直使他显然不安的那个任务。他下定决心,朗勒扎克必须离开。他提出来的理由是朗勒扎克“体力衰退且精神不振”,以及现已众所周知的与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愉快的个人关系”。由于即将反攻,而在这次反攻中,第五集团军将起关键作用,英军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须撤换。尽管朗勒扎克坚定地指挥了吉斯战役,但霞飞坚信在那次战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来了”。此外,朗勒扎克对命令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和挑剔。这虽不足以证明精神状态的低落,却触怒了这位总司令。
霞飞极少个人主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觉地听从了作战处一伙教条主义权威们的意见。一位法国军事评论家曾把这一伙描绘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们是得不到拯救的,谁敢揭露它教义上的谬误,谁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宽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声嚷嚷。战争一开始,朗勒扎克曾正确地指出,低估德军右翼力量将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正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大片法国领土沦于德军铁蹄之下。在沙勒鲁瓦战役中,当受到比洛和豪森两军两面包抄的威胁时,朗勒扎克撤出战斗的决定,拯救了法军左翼,使它免于覆灭。正如冯·豪森将军在战后承认的那样,朗勒扎克此举打乱了以包抄法军左翼为出发点的德军全部作战计划,最后迫使克卢克不得不采取内圈行动,以图席卷第五集团军。至于朗勒扎克的决定撤离,是出于恐惧抑是出于明智,无关紧要,因为恐惧有时就是明智,而且这次的撤离实为今天霞飞所准备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时隔很久,法国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抱歉姿态,授予朗勒扎克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的。但在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惨败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径使自己成了法军总司令部难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军南渡马恩河之日,就成为他被送往泰皮恩悬崖(Tarpeian Rock,古罗马抛掷死刑犯人之处,这里指朗勒扎克将被撤职。——译注)之时。
朗勒扎克的情绪,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确实并不十分稳定可靠。毫无疑问,他跟总司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以及他跟约翰·弗伦奇爵士之间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让他在紧急关头担任集团军司令,是个风险。霞飞认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将到来的进攻失败于万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两天中又撤换了一些人,使他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共撤掉了两个集团军司令、10个军长和38个即占半数的师长。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更优秀的人物,内中包括三位未来的元帅:福煦、贝当和弗朗谢·德斯佩雷。即使说在撤换中不乏有失公允之处,整个军队却得到了改善。
霞飞乘车前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那一天的所在地塞扎讷(Sézanne)。在约定地点,他会晤了第一军军长弗朗谢·德斯佩雷。天气酷热,这位军长见霞飞时,头上裹着浴巾。
“你觉得自己能统率一个集团军吗?”霞飞问道。
“不比谁差。”弗朗谢·德斯佩雷回答说。霞飞只是两眼盯着他,他耸耸肩解释说:“越是往上,越是容易干。幕僚多了,帮手也多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霞飞继续前进。
到了塞扎讷,霞飞单独同朗勒扎克退入一间房间,对他说:“我的朋友,你已精疲力尽,而又下不了决心,你得放弃第五集团军的司令职务了。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当时的情况,照霞飞的说法,朗勒扎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将军,你说得对。”然后他就像如释重负一般。但照朗勒扎克自己的说法,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霞飞提供证据,而霞飞只是一再重复“犹疑不决,下不了决心”,并抱怨他经常对他的命令提“意见”。朗勒扎克反驳说,这不能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因为事实证明,他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当然正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才招致了麻烦。但是显而易见,霞飞听也不听,“面部露出对我极不耐烦的样子,两眼回避我的目光”。朗勒扎克终于放弃了抗争。霞飞走出来的时候,据他的副官说,面露“极度紧张之色”,这在霞飞是罕见的。
这时,弗朗谢·德斯佩雷接到调令。他正在吃饭,刚喝上一大口汤,就站起身来,又喝了一杯酒,披上上衣,赶往塞扎讷。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批军用物资正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交接,他无法通过,于是跳下车来。他那壮健结实的体格、榴弹炮弹般的脑袋、平顶式的头发、炯炯有光的黑眼珠和偏高而富有权威的嗓音,在部队中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他一出现,所有的人马车辆就像着了魔似的给他让路。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形势和他个人情绪的日趋紧张,他在各军之间来回奔波,碰到道路阻塞时,他的办法就是掏出左轮手枪从汽车里向窗外开枪。在英国部队中,他后来以“拼命的弗朗谢”闻名。在他的袍泽们看来,他已从他们所熟知的一位兴高采烈、友好却也严格的司令变成了一个暴君。他变得凶残、专横、冷酷,对幕僚如同对士兵一样,进行恐怖统治。当朗勒扎克在塞扎讷刚把机密卷宗移交给他从而交卸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只听见接电话的埃利·杜瓦塞尔在反复地说着“是,将军;不,将军,”并且越说越激动。
“是谁啊?”弗朗谢·德斯佩雷厉声问道。回答说是第十八军的马斯·德拉特里将军,他坚持他无法执行次日的任务,因为士兵太疲劳了。
“让我来接。”这位新上任的司令说,“喂,我是德斯佩雷将军。我已接任第五集团军的司令。你得进军;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这没有什么可以多讨论的。”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9月4日来临了,各地尽管相隔遥远,但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大事临头的前夕有时会出现的一种超感官的预兆。在巴黎,加利埃尼感到这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在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议论的尽是有关预料中的进占巴黎问题。”在布鲁塞尔,已是叶黄枯落的时候,阵阵疾风把落叶吹满街头。人们感到秋意萧索、寒气袭人,如果战火持续一冬,真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公使馆里,休·吉布森发觉德军司令部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已有四天没有捷报了。“我肯定今天一定会发生大事。”
在卢森堡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里,人们的紧张情绪,随着德国历史性的胜利时刻即将来到而达到了顶点。疲惫得不堪忍受的德军将在马恩河完成在萨多瓦(Sadowa,村庄名,现属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州。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此击溃奥军主力。——译注)和色当开始的事业。德皇以胜利者的口吻向一位从柏林来的大臣说:“今天是战争的第35天,我们包围了兰斯,离巴黎只有30英里了……”
在前线,各路德军并不把这场决战看作一场战斗,认为只不过是围歼而已。“重要消息,”第五集团军的一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并愿偿付170亿的赔款。”不过,他还是冷冷地加上了一句:“我们拒绝了停战。”
他们认为敌人已被击败,任何与此相反的迹象都是不受欢迎的。当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接到报告说,在蒂耶里堡附近有一支法军队伍在边撤退边引吭高歌时,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虑,但他却忍住不言,“因为一切有关新行动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除了极少数类此的事例外,德方从未警惕过敌人在准备反攻,或者说在其指挥决策中丝毫感知不到对此有何戒心。不过,事实上是有迹象可寻的,只是活动在敌区的德国情报机关未能搜集上报而已。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情报员来到王储司令部说,整个前沿阵地形势很好,并且说:“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
但有一个人不以为然。毛奇和霞飞不同,他对自己的命运毫无信心,因此他也不会被自信蒙住眼睛,所以他看事物是看实质而不是看假象。在这点上,他跟朗勒扎克相似。9月4日那天,他显得“严肃持重,闷闷不乐”。他对那位刚才与德皇谈话的大臣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说:“我们军队里的马几乎没有一匹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了。”他沉思片刻后接着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胜利。胜利意味着消灭敌人的抵抗力量。当成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胜利者必然有掳获,但我们的俘虏在哪儿呢?在洛林有两万,其他地方合计起来,或许也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再从缴获的大炮数量较少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法军正在做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毛奇道出了一般人所讳言的看法。
是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接到克卢克要横渡马恩河的电报,可是为时过晚,已无法制止。克卢克就这样把侧翼暴露在巴黎袭击之下,使毛奇焦虑不安。报告相继而来,说开往巴黎方向的火车络绎不绝,这“显然是军队的调动”。同一天,鲁普雷希特又报称,法军从他的战线上撤走了两个军。至此,敌人抵抗力量尚存的事实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正如塔彭上校指出的那样,法军的调动可能意味着要“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右翼却无后备力量可资补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令毛奇和野战指挥官们头疼不已。德军在法军后撤期间与其后卫部队连续作战所受的损失,不能像法军那样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德军的战线始终存在着缺口,令大家惋惜那两个军要是不调往东普鲁士就好了。毛奇现在打算从左翼调军增援,尽管在那里的鲁普雷希特刚于9月3日向摩泽尔河再次发动了进攻。但事有凑巧,就在毛奇这一建议送达鲁普雷希特总部时,德皇刚好亲临该部视察。他深信最后这一击定可摧毁南锡防线,因此对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的反对调走一兵一卒极力支持。其他将领或许会力争不让,但毛奇并没有。自从8月1日那晚在精神上受到打击以后,战局的变幻莫测和艰难困苦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他的意志。既然不能增援右翼,毛奇决定暂停右翼的前进。
他当晚草拟了命令,并于次日一早发给各集团军。这道新令实际上公开承认了右翼的失败,承认德国为取得胜利而不惜牺牲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计划宣告失败。这道日期为9月4日,也即入侵比利时一月整的命令,对形势做了正确的估计。它指出:“敌军已摆脱我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包抄进攻,一部分已与巴黎守军会合。”敌军正从摩泽尔河战线撤走,朝西移动,“很可能是要在巴黎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威胁我军右翼”。因此,“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必须继续面对巴黎东线……抗击巴黎敌军的一切行动”。第三集团军应继续朝南向塞纳河挺进,其余各军则按照9月2日前令行事。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忽然停止右翼的进攻,这在不出两周就将继毛奇担任德军总司令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看来,简直是神经错乱。他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已完全昏了头。施利芬的指示再也不管用了,毛奇智穷才尽了。”这倒不是毛奇的智穷才尽,而是德国人的时机不多了。毛奇从法军的行动中,已正确地看到它们对德军侧翼构成的威胁,并采取了恰当和明智的对策。他的命令的唯一缺陷是为时太晚。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加利埃尼加紧行动,他的命令可能还可以及时挽回危局。
9月4日拂晓,巴黎飞行员的侦察报告使加利埃尼看到“必须立即行动”的时机。克卢克向东南方向的迂回进军,已使他的殿后部队成了莫努里所部和英军进攻的明显目标,只需两军及时发动进攻。上午9时,在还未取得霞飞同意的情况下,加利埃尼就向莫努里发布预令:“我的意图是派你军会同英军进攻德军侧翼。你必须立刻做好部署,准备今天下午出发,作为巴黎守军向东全面运动的先驱。”莫努里本人则必须尽速亲自来巴黎会商。
随后,加利埃尼竭力设法从霞飞那里取得一项“迅速而果断”的决定。他们两人之间昔日曾是司令与部下的关系,其影响依然存在。两人也都清楚,如果霞飞发生不测,加利埃尼将接任总司令之职。由于加利埃尼深知霞飞对他的影响力心怀不满和抵制,因此对说服霞飞并不寄予期望,而是想迫他就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先与转移至波尔多的普恩加莱通了电话,说他认为现在有一个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的“好机会”。
9时45分,加利埃尼与法军总司令部接通了电话,这是一系列电话交锋的开端,所以他后来说:“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里打的。”这次是由克莱热里将军跟作战处处长蓬上校通话的,因为加利埃尼不愿跟职位低于霞飞的官员通话,而霞飞又是一向不愿接电话的,他对电话素有反感,他总是推托说,他“不会使用电话”。其实,他的真正理由,像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是着眼于历史记载,唯恐在电话中说的话给别人记下来,而他本人又无法控制这种记录。
克莱热里把发动第六集团军和巴黎营地所有可投入作战的部队进攻克卢克翼侧的计划做了一番解释;他说,最好是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这样,9月6日就能交锋;不然就在南岸进攻,但这需要推迟一天时间,好让莫努里渡过马恩河。但不论在哪边进攻,克莱热里要求总司令部都得发布一项命令,着第六集团军当夜进军。他强调了加利埃尼的信心,他说,加利埃尼认为全军停止后撤,结合巴黎方面的行动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总司令部必须做出决定了。
总司令部是宁愿放弃首都的,加利埃尼则截然不同,他一开始就是从巴黎必须设防固守这一信念出发的。他是从巴黎的立场来观察全线的,他并不直接了解野战军的情况。他决心要抓住克卢克迂回行军给他提供的机会,他深信他的行动必然会促使发动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大胆甚至是鲁莽的计划,因为在对其他部队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正确判断究有多大的胜利机会。加利埃尼认为他已无选择余地。这也许是他具有一种伟大司令官对于时机到来的直觉,更大的可能是他感到法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上午11时,莫努里赶到巴黎听取指示,但霞飞那里仍无回话。中午,克莱热里再次打电话请示。
一战战场照,图为英军在比利时蒙斯之战中夺取了德军一道战壕。
在这期间,设在巴尔一所学校里的法军总司令部里,作战处的军官们正聚集在作战挂图前面,热烈议论着加利埃尼的联合进攻计划。一个月来,法国军事方面的种种希望的惨遭破灭,虽使一些人产生了谨慎从事的心理,但另一些人,则始终是主张进攻的狂热信徒,他们回击了主张小心谨慎的每一意见。霞飞在旁倾听了他们的争论,并由他的副官米勒(Muller)上尉记录。“部队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吗?这不成问题,他们是法兰西人,对节节退却已经受够了,只要听到一声进军号,他们就会忘掉疲劳的。福煦和德朗格勒两集团军之间有缺口吗?这可由迪巴伊集团军的第二十一军前来填补。各集团军还未做好进攻的准备吗?这可以问一问各野战指挥官,看他们怎么回答。至于英军的配合嘛……啊,这倒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给它的司令下命令,只能同他协商,而且时间又不多了。但是,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否则稍纵即逝。克卢克如今还能补救他的错误,第六集团军的行动势必会引起他的注意,使他看到他所面临的危险。”
霞飞没有提供任何意见就走了,他跑到贝特洛将军的办公室去同他计议。贝特洛反对这个计划,他的论点是,各集团军不能贸然掉过头来,它们必须按原定计划撤到强有力的防线,并让德军更深入地投进罗网。而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来自洛林阵地的两个军进入阵地以后,才能取得必要的数量上的优势。
霞飞一言不发地两脚分开跨坐在有草垫子的椅子上,面对着贝特洛的作战挂图,考虑着问题。他的最后的反攻计划,本来就包括使用第六集团军进攻敌人右翼这个打算在内的。可是,加利埃尼现时却逼他立即行事。霞飞希望再有一天时间,好让增援部队赶到,让第五集团军做好部署,让他有较充裕的时间争取英军的配合作战。所以克莱热里第二次打电话来时,给他的答复是:总司令择定在马恩河南岸进攻;克莱热里对拖延表示异议,给他的答复是:“推迟一天意味着可投入更多的兵力。”
此时此刻,霞飞必须做出一个更为重大的决策:是执行原定计划向塞纳河后撤,抑或现在就抓住时机冒险与敌决一胜败。酷暑逼人,霞飞走出门外,坐在学校运动场上一棵垂柳的树荫里。他生就是个裁决者,他首先汇集各人的意见,加以分析整理,然后权衡这些人的个人权重,酌予调整,最后宣布他的决定。这些决定始终是他的决定,成功了,荣誉是他的;失败了,责任也由他承担。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法兰西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天中,法军为此做了三十年的准备,却在过去三十天中接连失败。现在是拯救法兰西,再次考验它不愧为1792年的法兰西的最后时机。入侵者距霞飞仅40英里,而离最近的法军还不到20英里。桑利斯和克雷伊这两个城市在克卢克部队过后一片火海,桑利斯的市长且已丧生。此刻,要是法兰西在各集团军尚未准备就绪就转入反攻而失败了的话,又将怎样呢?
因此,必须立即查明各集团军能否及时准备就绪。由于第五集团军处于关键地位,霞飞发了一封电报给弗朗谢·德斯佩雷:“明日或后日由第五集团军全军会同英军和巴黎的机动部队攻打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似属有利。请告知你集团军能否照此执行并有把握取胜,速复。”同样的电报发给了福煦;福煦此时正与弗朗谢·德斯佩雷相邻,面对着比洛所部。
霞飞依然坐在树下思考着。大半个下午,这位身体臃肿的人物,穿着黑色的军上装、宽松下垂的红裤子,和一双不装马刺、不摆架势、副官为之遗憾的军靴,就这样默默无言,岿然不动。
也就在这天下午,加利埃尼同莫努里于1时驱车离开巴黎前往英军司令部,该部当时设在南面25英里位于塞纳河畔的默伦。关于他请英军给予支援的要求,于盖上校已给了他否定的答复。于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已“采纳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慎重从事的意见”,将不参加进攻,除非法国人保证守住从英军阵地到海边这段塞纳河下游的防线。这两位法国将军的车子从逃离巴黎南下的车队旁开过,于3时到达英军司令部。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岗哨挺拔地行了举枪礼;屋子里面的一些军人正在忙于打字;而他们的元帅和他的要员却连影子也找不到,看起来参谋部已被局势“搞得晕头转向了”。找了很久,总算找到了默里。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出去视察部队了,何时可望回来,他说不上来。
加利埃尼力图向这位参谋长说明他的进攻计划,并说明为什么英军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他始终感到这位英国人“极不愿赞同我们的看法”。默里反复解释说,英国远征军现时正在按照总司令的正式命令进行休整和等候援军的到来,在总司令未回来之前,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依然未见出现的两个多小时内,经过一番口舌,加利埃尼好容易说服了默里将进攻计划和要求英军参加的建议扼要地记录下来;但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他并不甚了了”。告别时,他得到了默里的许诺,元帅一回来便通知他。
与此同时,在塞纳河上游35英里的布赖(Bray)举行了另一个英、法两军会议,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未出席。弗朗谢·德斯佩雷力求修好朗勒扎克留下的紧张关系,跟这位元帅约定3时在布赖举行会谈。为此,他还佩戴了维多利亚高级爵士勋章的绶带。他的汽车到达布赖时,给一名法国哨兵拦住。哨兵向他报告说,电报局里有一份紧急电报在等他启阅。这就是霞飞询问他关于发动进攻意见的电报。弗朗谢·德斯佩雷一面盘算着这份电报,一面在街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越来越焦急地盼望那位英国人的到来。一刻钟后,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疾驶而来,坐在司机旁的是一个“体格魁伟的苏格兰高地军人”,而从车子后座走出来的并不是那位面色红润、身材短小的元帅,却是一个“其貌不扬,但有一副机智相的个子高大的家伙”。此人就是威尔逊,陪同他来的是英军情报处长麦克多诺(Macdonogh)上校。他们在路上被耽误了,因为遇见一位巴黎妇女在路旁遇到困难,威尔逊不惜花费时间,殷勤相助,给她的汽车加了油,并给她的司机送了几张路线图。
他们一伙走进市政厅三楼一个房间,那个苏格兰高地军人留在室外警戒。麦克多诺揭开厚厚的台布看看台底下,打开通向隔壁卧室的一扇门,张望床底下,拍拍被褥子,又打开壁橱,并用拳头敲了敲墙壁。随后,他在回答弗朗谢·德斯佩雷有关英军部署的问题时,摊开一幅作战图,图上用蓝色箭头标明他那条战线上的敌人的确切位置。他还精辟地分析了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动向,给弗朗谢·德斯佩雷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们是我们的盟军,我不对你们保密。”弗朗谢·德斯佩雷说道,随即大声宣读了霞飞的计划。对此计划,“我将立即电复我部已做好进攻准备”,他用钢铁般的目光凝视着客人说道:“我希望你们是绝不会迫使我们单独作战的,你们将填补第五、第六两集团军之间的空隙,这是十分重要的。”接着,他把接到霞飞来电后短短一刻钟内脑海里酝酿的确切作战计划,提纲挈领地说了一遍。这个作战计划,是根据他个人的设想,从莫努里部队将于9月6日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出发的。威尔逊就像他那次对待福煦一样,又一次和一位精力充沛的法国将军商议,满口表示同意。两军的部署,两军各自于9月6日黎明必须到达的阵地,以及两军攻击的方向,就此决定下来了。但威尔逊警告此事要得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赞同,特别是默里的赞同,是不容易的;不过他答应尽力争取。他动身前往默伦去了,弗朗谢·德斯佩雷则把双方商定的一致意见上报给霞飞。
在巴尔,霞飞从树荫下站了起来。他没有等弗朗谢·德斯佩雷和福煦的回电,便打定了主意。他走进作战处,要求立即草拟一道命令,“将巴黎守军设想的局部行动扩大到协约国军左翼的全面反攻”。战斗决定于9月7日开始。激烈的讨论停止了,作战处顿时寂静无声。退却终于结束,掉转身来的时刻到来了。人人投入了草拟详细作战命令的工作。为了避免泄露风声给敌人的危险,决定非到最后时刻,不发布命令。
(本文摘选自《八月炮火》,巴巴拉·塔奇曼著,张岱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8月版,文中图片由理想国提供)

这个世界会好吗?还是会突然崩坏?——《八月炮火》随想

 美国人想把这本书送给所有中共国的将军们。。。。。


《八月炮火》,[美] 巴巴拉·塔奇曼著,张岱云等译,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8月版,600页,108.00元

今年以来,上海财经大学开展经典阅读活动,开出了一个一百本的经典阅读书单,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书单中一本可读性比较强的书——当然“经典性”也就相对没有那么强: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做“这个世界会好吗?”,有些同学可能知道,有位老先生叫梁漱溟,这是他晚年口述的书的题目。这里借用一下,我在后面加了一句“还是会突然坏下去?”或者说“突然崩坏”。特别说一下,这算不上是对当前疫情或者国际时局的有感而发,而是针对《八月炮火》这本书谈的,希望不要让人感觉太悲观。

先简单说一下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塔奇曼出生于1912年,哈佛毕业,但是她在哈佛的毕业论文只得了一个“了无特色”的评价,这是一个比较平庸的评价。她的第一本书叫《圣杯与利剑》,遭到了三四次退稿。哈佛毕业之后去做记者,她舅舅曾经做过美国的财政部长,祖父曾经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家境不错,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国家报》的记者,后来这个报社一度濒临破产,到最后是她父亲把这个报社买下来了。后来塔奇曼做家庭主妇,丈夫是个医生。作为三个女孩的母亲,带小孩的同时,开始业余写作。凭借着一炮成名的就是这本1962年出版的《八月炮火》,第二年就拿了普利策奖。她还有一本书与中国相关,叫《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也获得过普利策奖。史迪威我们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司令,后来跟蒋介石发生了比较大的冲突而被召回。

通过这本书其实还是能看出,塔奇曼毕竟是处于英美文化系统的,对中国了解还是比较弱,所以中国人去读,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曾跟好几个历史学的老师交流,大家都觉得《史迪威》远比不过《八月炮火》。巴巴拉·塔奇曼还有其他一些书,我在亚马逊上买了全套的电子书,笔头都很好,但大部分看过后,感觉最好的还是这本《八月炮火》。我家藏的是新星出版社的,我大学时读的更早的一个版本现在已经买不到了,但新星的版本其实就是翻印这个张岱云先生等人所译的本子,这位老先生,我并没有查出很多的背景资料,应该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一位已经过世的老教师。他的译文非常典雅,在琢磨文字上下过功夫。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八月的枪声”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一个月,1914年8月。我接触过好多同学,大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比较熟,关于二战的电影也比较多,写二战的书也多。但是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就不多了,这几年还多一些,十年前更稀罕。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八月炮火》可以说是我推荐的第一本。

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感慨,其实是针对1914年欧洲的情况。一战为什么发生?其实人类对“一战为什么发生”的探究比对“二战为什么会发生”深入得多,也有趣得多。因为二战有一个魔鬼:希特勒,人们对某件不好的事情探究原因时,如果找到一个“坏人”,好像原因就被找到了,原因追寻可以止步于坏人幽暗的人性,所以对二战起源的研究相对来说是少的,和一战情况不一样。一战是人类历史上少有幅度的真正的“L型下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之前,欧洲正处于它历史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塔奇曼另外有一本书写一战前的世界,叫《骄傲之塔》,我另外还推荐一本书,可以跟《八月炮火》做一定比较,就是著名文学家茨威格写的一个回忆录,叫《昨日的世界》。

一战之前总共有40年的和平,从德国统一——1871年仗打完之后,欧洲基本上就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昨日的世界》里面写到,“40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在我们欧洲所有的国家普遍感觉到繁荣也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城市人口一年比一年多,1905年的柏林已经不能跟我们1901年见到的柏林相比,柏林已经从一个首都变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而1910年的柏林又大大超过1905年的柏林。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的一些城市,只要我每去过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茨威格确实是个非常出色的作家,大家可能看过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的一生中的24小时》《人类群星闪烁时》,笔头非常好。他对一战前充溢全欧洲的那种喜悦的光荣,描绘得非常真切,他说“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也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欧洲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就是在那个时期奠定的,一战前的一个世纪,是欧洲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

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绝大部分知识精英都没有预料到,就这么一个月内,1914年的8月,欧洲的历史会堕入到极低点。人类突然就卷入了一场共有35个国家和15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3的战争。战线长达4000公里,双方动员参战军队总共接近7000万人,军人死亡871万人,平民因战争死亡1200万人,直接用于战争的经费达到1863亿美元,相当于自拿破仑战争,1815年以后,到1914年这一百年时间里,全世界所有战争开支总和的10倍。所以欧洲人真的没有想到,那么美好的世界戛然而止。更关键的是这场战争发生的莫名其妙,驱使7000万人在战场上殊死搏杀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那是一场荒诞的、不必要的、非理性的战争,茨威格说“(一战的爆发)与理念毫无瓜葛,甚至与边界也关系不大”。与此前长久以来,人类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对理性和不断进步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从而留下了无法驱散的幻灭感,促使人们批判、反思并重新评估原有的所有价值。在1914年,那个奋发昂扬的19世纪,才真正划上了一个句号。

如此巨大的落差是怎么发生的呢?这是我们看《八月炮火》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让帝王、政客和将领这些人中之杰未能预知这一场无人希望发生,且大多数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发生的一场大战?就在1914年,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事情就发生了。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于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德国的崛起与欧洲均势的破坏。德国1871年统一,之前的德国就只是个地理名词,之后德国迅速崛起,打破了原来欧洲的平衡,我们知道德国的建国是在把法国给打趴下之后,它甚至是在巴黎宣布建国的,所以首先德法就结仇了。当时英国还是第一强国,德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工业产量已经超越了英国。大家可能听过我们这次系列讲座中有一本书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知道最近有一个很红的词叫“修昔底德陷阱”,欧洲当时就是陷入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第二是殖民地的争夺。当时的说法是,德国也开始需要“阳光下的地盘”,但是这时好地盘差不多被英国和法国瓜分光了;第三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奥匈帝国势力范围内有大量的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运动,导火索就在巴尔干点燃。

我们特别注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欧洲形成了一个联盟体系,《八月炮火》里讲,这“就像一束箭捆在一起,抽动任何一根就都会把其他的连根拔出”。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联盟体系呢?我们看,德国这个国家从地缘战略上来说,它有一个有与生俱来的毛病:它在欧洲的中间,中间说明它左右受敌。因而对于德国国运攸关的一点就是要避免两线作战。两边都是强国,一边是法国,部分地方隔了几个低地国家;东边是波兰,波兰是缓冲,波兰过去就是庞大的俄国。简单讲,德国是夹在俄国和法国之间的。所以对德国的政治军事精英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两线作战。我们看到,老奸巨猾的俾斯麦留给德国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所做的一连串的政治布置,俾斯麦通过策划三场简短的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战胜法国之后德国才建国。我不知道现在高中课本还有没有“最后一课”,打败法国之后,当时俾斯麦本人是不想干这个事情,就把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过来,阿尔萨斯和洛林虽然在语言上是德语占优,但是在精神上认同法国。这里能看到俾斯麦的克制,可惜这种美德很多政治家没有。

法国和德国成了世仇。所以一旦要开打,德法难免一战。那么对德国最好的策略就是跟俄国结盟。确实一度德国和俄国是结盟状态的,而法国和俄国倒是一贯是相互看不上的,这跟两国的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我们听苏联的国歌和法国的马赛曲就知道,俄国和法国某些地方很像,但另一方面,法国人经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而当时俄国是欧洲最为落伍的一个封建国家,所以俄法的政治体制上当时相差甚远。法国人的自由劲儿俄国统治者也看不惯,所以俄法一开始是被德国拆开离间的,但是俾斯麦去世之后——另有一本非虚构写作的书,叫《万历十五年》,里面有很著名的一章标题叫做“世间已无张居正”,没有张居正这个名相了——威廉二世上台后看不惯俾斯麦,没过几年俾斯麦逝世后,对德国来说就是“世间已无俾斯麦”。

后来国际格局变动,变成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盟,另外一边法国和俄国终于联盟在一起,然后又掺进了一个英国,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高段位的奸滑,我们知道他们的外交官有句名言,叫“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英国外交政策的长期以来的要点就是在欧洲大陆上保持一个均衡,谁强我就打压谁,谁弱我就联合谁。这是一个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传统非常丰富的一个岛国。这个时候德国迅速崛起,特别是威廉二世改变俾斯麦的审慎,大力发展德国海军。我们知道英国以海洋立国,英国海军世界第一,它一直要维持一个标准,就是我英的海军应当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个国家海军的总和,它要保持这个幅度的优势位。1914年前德国海军的迅速扩张,毫无疑问触动到英国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英国和法国、俄国掺和在了一起。于是1914年前,欧洲构成了一个连环套,构成了两个体系,最重要的德国奥匈帝国为一边,另外一个法国俄国英国为一边,这个“联盟体系”,是理解一战为什么连锁爆发,好像我们所说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月内欧洲主要国家全部卷进去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线,《八月炮火》这一段写的不多,一笔带过,我们看1914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首先是萨拉热窝事件。6月28号奥地利的王储斐迪南大公在巴尔干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然后奥匈帝国就开始对塞尔维亚宣战。奥匈帝国提出了一系列非常苛刻的条件,塞尔维亚几乎全单接受,但是只有一条不接受,奥匈帝国照样开战了。塞尔维亚背后是谁?是俄国,然后俄国就开始动员了,俄国开始动员之后,德国一看俄国开始动员了,德国也立刻动员,并且对俄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它12小时内撤销动员,并“向我们明白宣示已照办”。俄国人当然不理,然后德国就开始对俄宣战。德俄开始宣战之后,对德国最重要问题的当然就是法国那边,德国人就这个心态,要打早打,因为我要避免两线作战,如果跟俄国开战的时候,法国人那边打过来怎么办?

所以,德国给法国一个最后通牒,要法国在18小时内答复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如果保持中立的话,要求法国将土尔和凡尔登两地要塞交给德国占领,并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你看这个条件霸道,换句话说就是要法国把它的大门钥匙给交出来,连德国驻法大使都觉得这个要求太苛刻了,他把这条私吞了没有传达,但是法国人其实破译了这个密码,知道德国人的想法,法国人当然不理,他们按外交辞令回答:将按自身的利益行事,德国人说反正要打那晚打不如早打,于是德国向法国宣战。德国向法国宣战之后,英国开始动员,然后再对德国宣战,因为德国开始破坏比利时的和平,比利时的和平是英国保证的。所以我们看整个连环套,40天不到的时间里,欧洲主要的大国全部卷入,一个刺杀事件导致的一连串反应,竟然毫无悬念地把所有大国卷入。

很有讽刺意义的一点是,当时绝大部分的政治精英和大部分的年轻人、民众都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得那么残酷。德皇对出征将士说,你们将在“叶落之前凯旋”,当时是八月份正值夏末,想着当年打完。茨威格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的时候,大家没有一种对战争爆发很害怕很吃惊或者很痛苦的感情,相反,那是一种亢奋、喜气洋洋的气氛,“每个人都觉得得到了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当中,以便克服其中的种种私心”,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一种荣耀感,投身于对民族对国家的战斗当中,“有一种尚不熟悉的力量,把他从日常生活当中推举出来”,相对战争来说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很平凡,能从日常生活中投入到崇高的、为了理想的火热状态当中,这能引起亢奋。比如你们马上要期末考试,这时候要打仗了,考试不用考了,可能反而有点开心,对不对?同理,人生平常多凡庸,战争到来时气氛是很热烈的。

茨威格说:“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情感表露出来”,“1914年的战争在普通人的想象当中,被描绘成一场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的这次美妙而令人兴奋的事情,因此他们急急忙忙的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火车上欢呼歌唱。整个帝国的血脉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当时的炮灰们像喝醉酒似的,狂欢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配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像过节似的。”我们读历史有后见之明,回头看1914年8月他们的这种状态,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打完,而自己一方肯定会获胜,谁也没有想到,人类将要进入一场漫长的浩劫。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像茨威格写得那么狂躁、那么嗨,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有一句名言,格雷说:“整个欧洲的灯光都在熄灭,我们此生将不会再看到它们亮起来了”,他不幸言中。所以说一战是场悲剧,是人类历史上一次L型的下坠,而且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更加重了它的悲剧色彩。于是我们看《八月炮火》最感慨的就是一点,人类怎么会这样?

我们反思几点——要注意这里的反思跟我们财经商科学生思维的一般特点或者说常见的盲区有关。我想讲下“理性的虚妄”。首先是“计划有用吗”,我们一般是推崇计划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德军战争行动是根据史里芬计划改定的,《八月炮火》里面第一章就是讲这个史里芬计划的,第五章讲这个计划的实行。这份计划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计划,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是按照是史里芬计划打的(当然小毛奇对它有修订),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名将曼施坦因,纳粹三大名将之首,修改了德国的战争计划,基础也是这史里芬计划,它是部分的对史里芬计划的反模仿,可以说这个史里芬计划集中了德意志几代军事精英的最高智慧,谨慎备至,严密细致,德意志民族的谨严品格,全在这个几代德国军事智囊的接力般精心构置中完美呈现。

我们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严谨的一个计划,完全符合我们对德国民族性格的想象。这一战争计划几乎对每一个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犹如战舰的一纸蓝图,每个零件都有其位置、有其功用。这个计划只要付诸实施,动员的电钮一经按动,征召、装备和运送两百万人员的庞大机器就能整个自动地运转起来。后备役军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领取制服、装备和武器,先编成连,再编成营,然后加上骑兵、摩托兵、炮兵、医疗队、炊事车、修理车以及邮车,按照预定的铁路时刻表,被送到邻近国境的集结点。在那里,他们再编成师,再由师编成兵团,由兵团而集结军,待命出征。整个计划时间表制定的非常精密详细,甚至对于“多少对火车轮子将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桥梁”都做了具体规定。据说在此周密的计划指导之下,据说当时的德军参谋总长小毛奇,开战当天应该可以悠闲地去看小说,因为没有需要他操心的事。这里我们稍微插一句,德国陆军对现代战争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德国在现代军事革命当中确实一直在领先,参谋本部制度是在德国最早产生的。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的一些名将,如一战时期的主角小毛奇的伯父,老毛奇,开始建这个参谋本部制度,后面几任参谋长,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瓦德西,八国联军侵华中扮演了对中国人来说非常不好的角色,令人不爽的名字,再接下来就是史里芬,在接下来小毛奇。老毛奇,包括当时德国的其他军事精英,其实都非常厉害,相比之下反倒是小毛奇比较弱。

史里芬计划的要点在于集中兵力,我们刚才不是讲德国要避免两线作战嘛,史里芬计划要点是:集中八分之七的兵力对付法国,留了八分之一对付俄国,对付法国的兵力中,又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集中到右翼,集中到靠近比利时,靠近海边的右翼。我们看这个书里标题就叫“右翼末梢袖拂海峡”。这个侵法计划甚至规定到每一天的日程表,精确到每一天德军的军事行动,它要求动员后第12天打开列日通道,第19天拿下布鲁塞尔,第22天进入法国,第31天到达提翁维尔——圣康坦一线,第39天攻克巴黎,这些都给你算出来,但是也别说,后来战争进程真的差不多就按照这个日程表走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计划是非常杰出的。

德国人就是在这样严谨当中透露着自信,他们崇拜理性,相信规划。德国的军事思想界的祖师爷——也是老毛奇的导师,叫克劳塞维茨,他相当于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少林寺的达摩、武当的张三丰。我们现在学军事学,肯定第一本推荐看的经典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克劳塞维茨曾经告诫过,军事计划若不留有余地以防不测,将会导致灾难,但是战前的德国人认为意外仍然可以靠周密计划和应对。德国的参谋人员在野外演习中,在军校课桌上,受过对特定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训练,料定他们对任何不测均可应付裕如,对各种变化都采取完全措施,这些变量是如此巨大,塔奇曼写道,德国人的考虑是如此周详,以至于脑子最灵的参谋军官,都被派到铁路部门工作,耗费心力推演各种调整,最后常常死在精神病院了。

德国的另外一边法国呢?法国人对付德国也有个计划,叫十七号计划,但是法国的计划就粗糙一点,法国人没德国人那么严谨,他们靠的是热情。法兰西对历史的控制感完全来自于另外一种因素,这是一种自命高尚的情感。大家不妨看看法国二战时的领袖戴高乐,他的《战争回忆录》的开头第一章,我大概高中的时候看的,当时就很意外,因为通篇是循环乱证,大概意思是“法兰西如果不伟大,它就不是法兰西,所以法兰西就是伟大”。这是一种自命高贵,胜利即意志,哲学基础是帕格森的意志论。塔奇曼写了一个故事,法军是穿红裤子的,在1830年之后这装备就没换过,但是1830年的时候步枪还只有200步的射程,现在武器好了,你这红裤子不就是活靶?当时法国的国防部长想把法军红裤子给换掉,然后就有大量的反对声音,说这违背法国人的爱美观念,红裤子就是法兰西,怎么能换?所以你看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严谨的理性,一个是热烈的感情,两个极端砰然一撞,就卡在八月,陷入一个战争的泥沼当中。《八月炮火》结束于马恩河战役开始之前,戛然而止。为什么这么写呢?一战在随着1914年8月的结果,其实就进入一个静态,渐渐进入停滞的胶着状态,之后双方为了争50米、80米的土地展开堑壕战,但是死个成千上万人,推进不了几步。这个战争的格局在第一年的8月已经决定,所以她就写到了八月。

我的老师王家范先生曾经用一个词来描绘历史学的学科品性:冷峻。“冷峻”正是《八月炮火》难得的一点,它没有激愤的文字,甚至很少有道德的判断,只是把人类的荒唐呈现出来。回头看1914年夏天发生的事,我们正常的人都会迷惑于、惋惜于当时人类怎么会犯下如此荒唐的错误。塔奇曼的笔法一方面很生动,更厉害的一点是,没有一种愤世嫉俗,也没有一种作茧自缚式的自我哀伤。我刚才举的书像《昨日的世界》就有一种淡淡的哀伤,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越写越深,把自己都卷进去了,茨威格后来就自杀了。人类的历史常常会有“非预期后果”。茨威格说:“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是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茨威格讲得有点神秘,列宁讲出了它背后的历史合力关系,他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

读历史,可以放大我们个人的人生经验,世界上很多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人还是那个人,所以人类的愚蠢可能重复出现。政治人物,军事统帅,以及大部分的商业成功人士——我们财大这方面的人比较多,他们必须有一个特点,就是崇拜自己,认为自己能控制生活,大一点地说,认为自己在主导历史的进程。历史上的芸芸众生绝大部分都是可怜的小人物,如同草芥,随着命运随风飘落,一般人对生活是有一种无助感的,但是政治精英、军事统帅和商业成功人士往往不一样。军队讲究服从,政治就是谋划服从,官僚体制也是讲究上下等级的。所以政治家军事家和一些所谓成功人士,如所谓霸道总裁,他们比较倾向于认为历史是可以掌控的,“我一定能打赢”“我一定能挣钱”,认为自己就是为此而生的。他们信奉,意志力如同大脑的筋肉,他们都清楚,自己的软弱和他人有力量同样可怕。所以政治家、军事家和所谓的商业成功人士常常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容易没有戒惧之心,难以意识到事情完全可能并不能如他计划那样的发生。其实真正的个中高手,是“知止而后定”的,是留有余地的,是对历史有敬畏之心的。像《八月炮火》里的德皇威廉二世是一个极度崇拜自己,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国家带入一个深坑而不自知的人。相比俾斯麦,后者那才是整整高出一个段位。

最后我们想谈谈所谓的“鉴往知来”。黑格尔有一句令人沮丧的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话有点绕,但是他意思很明显:教训是学不来的。这句话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学校里可以学、老师可以教的,都是“命题性知识”,这靠你的记忆力就可以,但是人生经验你是学不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有类似经验,人情世故有些人不学就会,通常我们说他情商很高,但是有些人怎么学也学不会。人情练达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你学不到,你要学得来的话,那就是你本来就会。但是,黑格尔这句话的反例还是有的。《八月炮火》这本书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它作为一本历史书,在另外一段历史中起了作用。那就是1962年《八月炮火》出版的时候,没多久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时刻:古巴导弹危机。现在回头看,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离自我毁灭最近的一次,核战争几乎一触即发。还好,当事双方都有智慧和良知。一边是肯尼迪,一边是赫鲁晓夫,两人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克制和冷静。

肯尼迪这边的决策过程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当时他看到了刚刚出版的《八月炮火》。他看了之后把书推荐给内阁成员,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再犯一次像一战的军事家政治家那样的错误。赫鲁晓夫有一个比喻,如果人们不受理智支配的话,那么他们最终就会像“盲目打洞的鼹鼠一样”撞在一起,而后就是双方毁灭的开始。把《八月炮火》头两章对比了看,我们就看到,一战德国和法国两个盲目打洞的鼹鼠撞到一起。我们学过博弈论的同学,可能看过的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其中第八章就是分析古巴导弹危机双方的策略,双方的博弈。这一章的题目叫“边缘政策”,政治家希望通过极限施压,制造风险,这个风险要大到对方无法承受,迫使对方让步,自己就获得最大利益。但这种施压非常讲究风险控制,要紧贴“边缘”,又不能搞到最后大家跌落“边缘”。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就是双方有所戒惧,双方都给了对方转圜的余地,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是有智慧的政治家,有功于人类。而1914年8月,双方都希望通过压力,使对方完全屈服,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但是这个压力一直绷到最后,谁也不知道这个边界点在哪里,最后成了一个发现双输的格局,给人类带来灾难。

最后我们说一下,《八月炮火》这本书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叫做“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是什么意思呢?它有点像小说,笔法有点文学性,但是它不捏造任何东西——巴巴拉·塔奇曼说“包括天气”也是真实的,她说有个读者曾经写信告诉她,尤其喜欢书中的一段,在第11章,写8月9号英军在法国登陆,一声夏日惊雷在半空炸响,接着血色残阳。非常艺术化的一个场景,这个读者以为是艺术加工,但塔奇曼说,它其实是有依据的:她查到了一个参加登陆的英国军官的回忆录,里面有对天气的描写。所谓“非虚构写作”,可以说也是在遵循一个德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近代历史学的开山鼻祖叫兰克,兰克有一个名言叫“如事直书”,就是把事实如它发生的那样地写出来。可以说塔奇曼遵循这个格言,开辟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大家培育阅读习惯,要学会延展挑书的能力,例如喜欢看《明朝那些事》,那你接下来可以看《万历十五年》,再接下去看看《三案始末》,比较一下。我再推荐几本延伸阅读的“非虚构写作”的书,能把小细节和大历史融合。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这跟《八月炮火》差不多时间出来的,兼具细致入微和宏大叙事,笔下富有历史感。80年代成长的中国新闻人,很多都奉此书为圣经,手摹神追;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去年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时候,我就拿出这本书来给大家推荐过,这书特别擅长处理众多人物出场的多线索叙事(典型如写巴黎入城的那一章),人物繁多(达500多人),但一点也没有凌乱感,细节感人。这两本都是新闻记者所写;另外对我刚才提到的古巴导弹危机感兴趣可以看《午夜将至》。最后说一下,我的专业不是世界史,今天讲《八月炮火》是听从“组织安排”的结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本文为章益国在上海财经大学经典阅读百本名著推广活动中的讲座记录,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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