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语国家委员会变成“突厥国家组织” 它的重要性和目标是什么？

 

突厥语国家委员会转变为具有经济和军事目标的国际组织 (阿纳多卢通讯社)

扎希尔·埃尔比克-安卡拉

Published On 202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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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1年11月16日

03:49 凌晨 (GMT)

第八届突厥语国家领导人峰会闭幕，埃尔多安总统宣布“突厥委员会”将转变为“突厥国家组织”。这种转变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益处是什么？

峰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乌兹别克斯坦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观察员身份），以及委员会秘书长巴格达·阿姆列耶夫。

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的家庭委员会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上受人尊敬的组织，成员国将继续加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合作。”

埃尔多安：委员会将转变为一个继续加强成员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组织 (阿纳多卢通讯社)

突厥民族

土耳其、阿塞拜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未获得国际承认）、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7个国家采用突厥语及其方言作为官方语言，拥有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明。

除了七个共和国之外，突厥人也是俄罗斯联邦内的联邦共和国（图瓦、巴什科尔托斯坦、雅库特、鞑靼斯坦、阿尔泰）和东突厥斯坦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克里米亚（鞑靼人）、巴尔干国家（巴尔干突厥人）、叙利亚和伊拉克（土库曼人）的主要民族。突厥语国家的总人口超过3亿，构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成立组织

建立突厥语国家委员会的第一次努力可以追溯到1992年，土耳其时任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邀请当时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国家元首访问安卡拉，并决定通过定期举行首脑会议来发展相互合作。

峰会几乎每年都在继续，直到2009年10月3日，在阿塞拜疆纳希切万市主办的第九届峰会上签署了《纳希切万协议》，然后于2010年底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峰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委员会。

突厥国家组织由成员国领导人委员会、外交部长、“白胡子”（指成员国的意见领袖）、高级官员委员会和总秘书处组成，目前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

该组织还包括合作机制，最著名的是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突厥商业委员会、国际突厥语学院和文化组织以及商会和交流协会。

埃尔多安（右）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欧洲通讯社)

和匈牙利有什么关系？

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蓬阿塔市举行的突厥语委员会第六次首脑会议上，上述成员国决定接受匈牙利的成员国身份，匈牙利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

土耳其前议员拉苏尔·托松告诉半岛电视台，匈牙利不是一个纯粹的突厥语国家，但它的许多公民都是突厥人的后裔，此外它作为观察员加入，能够增加该组织在欧洲圈子里的出现。

托松指出，匈牙利在“向东开放”的政策框架内，从2010年开始与“突厥语国家委员会”建立合作关系。

土耳其军队参加与北塞浦路斯共和国进行的演习（土耳其国防部）

目标和抱负

土耳其国家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在外交政策、经济、交通、海关、旅游、教育、媒体、体育和青年问题上建立和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它还旨在扩大伊斯兰世界以及中东和欧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巩固当地的和平与稳定。

成员国寻求建立联合经济区并建立开发银行，以加快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联合工作。在军事方面，委员会国家除了达成武器、装甲和军用车辆的销售协议外，还寻求通过举行联合演习来交流军事专业知识。

联合项目

该组织的成员国在20多个不同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共举办了8次国家领导人级峰会，13次外长会议，50次部长级会议。除了参加25个会议和论坛外，该组织还在其结构内举行了130多次工作组和专家会议，其中大部分是在国际层面。

2019年，成员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会议时决定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工商会，同时继续建立“联合投资基金”。在经贸合作方面，委员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达到约70亿美元。

在军事方面，土耳其在与亚美尼亚的战争中向阿塞拜疆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以解放卡拉巴赫地区。而土耳其议会几天前通过总统埃尔多安发布的备忘录，决定将土耳其军队在阿塞拜疆的任务再延长一年，以便土耳其军队参与监测该地区的停火，同时，土耳其的专门团队正在参与寻找和清除地雷的工作。

拉苏尔·托松：将突厥语国家委员会转变为一个国际组织已成为当务之急 (半岛电视台)

一个国际组织：为什么？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领导人托松表示，将土耳其委员会转变为具有“国际组织”地位的联盟已成为当务之急，并补充说，这种转变使委员会制度化，并通过新的方式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力。

土耳其委员会名誉主席、哈萨克斯坦前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此前曾提议将委员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在今年4月举行的虚拟峰会上对此达成一致。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士奥卢在被问及更改组织名称的问题时回答称，这一决定是“历史性的”。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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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颗殒落的星】抗日英烈记即将独家推出

217位抗日阵亡将领传记首次连载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馀一枪一弹，亦必与日寇周旋到底。」 这是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指挥官谢晋元团长留下的遗书。

中日战争期间，在恶劣的对战环境条件下，每位国军将领都必须抱有为国牺牲的勇气，当时的战区司令官冯玉祥曾回忆道：「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 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历经满清末年中华的衰颓，列强的欺凌，在那个时代许多优异的中华儿女投笔从戎，因此满清覆灭之後，民国初年国军里集合了众多的当代精英。在对日抗战期间，这些或年长或年轻的将领为国陨身，许多故事令人动容，他们所展现中华儿女英烈的精神本应在历史上耀眼映照。

战前日本每个师团2.2万馀人丶马5800馀匹丶步骑枪约9500馀支丶轻重机枪600馀挺丶火炮108门丶坦克24辆，而且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 而当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中央正规师编制1万馀人丶步骑枪3800馀支丶轻重机枪300馀挺丶火炮46门，虽然总兵力约200多万人，但内部有很多的杂牌军，装备较差，战斗力不足。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抵抗着日本的坦克丶大炮。我陆军阵亡丶负伤丶失踪3,211,419人，日本则有198万4千日军死在中国战场。

然而，这些为国殒落的将星们，因为一些历史因素，他们的事绩被淹没，有感於此，仰岳先生特别搜罗了相关将士的史料与事绩，让後代的华人能明白这些当年英勇为国的中华先辈的精神，令不论身处海内外的华人都能一窥这段历史的真实。

我们将於2月23日正式推出此系列，敬请期待；并恳请海内外贤达指正谬错，或能提供更多的史料以补阙漏。

共产国际联络员日记《延安日记》

 

中共假抗日，图为在长城处作战的八路军士兵。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季米洛夫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于1942年5月－1945年11月，由斯大林派驻延安，他有权利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直接发送苏共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电报，他以日记的形式生动详实的记录了他在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见闻，揭示了中共与苏共的血缘联系，和中共对日对蒋的策略方针。虽然限于他本人的见闻有片面局限性，更由于他共产思想意识形态的所限亦有不可取之处，但作为当时历史的亲历者某些方面还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从该书中节选部分精彩片段供大家赏析：

影印版的第29页：“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可是，康生代表中共领导向我保证，中共军队决心对日作战。中共其他官员也向我做这样的保证。这只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在搞两面派？还是说，搞两面派已经成为政策了？”

第26页：1942年6月7日“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地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

第36页：1942年7月9日“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做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渡过了黄河。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

第69页：1942年9月“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我们绕过了这些地方）。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第70页：“反对侵略者的战争，显然打的是被动仗。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莫斯科屡次要求中共领导采用一切办法使日本无法发动反苏战争进行准备，但这都被当成了耳旁风。延安的政策依然如故——缩减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规模。看得出来，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部队中宣传的矛头是对着他们的：战斗行动有朝一日也是要这对他们的。因此，日本人的一切作战行动几乎都成功了。延安发出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所以部队正步步后撤，尽管敌人的进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第71页：“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几年来无所事事，使中共的武装力量退化了。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了。士兵不爱护武器，部队和团、营本部的训练不组织了。部队之间的协作不组织了。军官们打扑克，聊天，当着农民的面发布作战命令。

含着泪水诉说特区受到严密封锁，这是康生搞的一种宣传骗局。特区的前线和边界都很容易通过，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中共领导大谈其严密封锁，无非是要在真正的困难中加进虚构的困难。

到前线去跑一趟，使我确信中共领导并不想打日本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建立自己根据地的良好时机。而且不是靠自己的部队，而是靠日本和国民党两种力量的对峙来建立他们的根据地。要是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权被消灭了，八路军部队立即就钻进这个地区。必要时，他们会干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友，而夺取政权。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在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机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不可估量的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只是背信弃义而已。”

第76页：“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

第102页：1943年1月“毛泽东一心想要打内战。他完全不顾当前的政治形势，一直在人为地加速事态的发展。”

第103页：1943年1月29日“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个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利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

第265页：“中共领导听到蒋军在河南和湖南战败的消息非常高兴。这是上天赐给毛泽东的一份礼物。他与美国人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在迅速增加。他未来的内战对手正在被削弱。”

第307页：1944年10月14日“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还是反法西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方打胜仗，他的政策就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毛泽东自称是共产党员。可是，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促使别人占领自己的国土。劫掠自己国家的财富吗？！他并不希望组成紧密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明知这是一支有生力量，但是宁愿让蒋介石一方去与日军及伪军作战。他自己的抵抗不过就是打打游击而已。”

第561页：“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里。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第563页：“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岗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

………

该书披露了一些难得的鲜为人知的秘密真相，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直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援助和指挥，毛虽然已经接受了中央政府的领导却从来没有听从蒋委员长的命令，毛泽东的抗日政策就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基本上是隔岸观火，借日军之手消耗国军力量，而共军却藏在深山种“革命”鸦片，养精蓄锐，游而不击，坐收渔翁之利，抗战一结束就如猛虎出山抢占地盘，即下山摘桃子了，并拱手接收了苏联红军占领的东三省的巨量资源和军事装备，与国军争夺天下，而此时国军在长达14年艰苦激烈的抗日民族卫国战争中已经疲惫不堪遍体鳞伤，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中共假抗战、真扩张、通敌卖国、谋夺地盘的阴诈图谋。而且中共非常善于宣传作秀，干的很少吹嘘的很多，花言巧语蛊惑人心，无数爱国青年就是在中共擂的震天响的抗日口号下大批的来到了延安，等来的却是心惊胆战的“著名”的整风运动，连十三岁的孩子都被打成特务和反革命，人人自危，万马齐喑，毛借此加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借助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恐吓胁迫人民充当他的马前卒，美其名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大搞特务活动，通过国共合作黄埔军校暗伏红色代理人，谍报战线直达国防部，使共军逃过一次次危机。总而言之，中共为了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根本置民族利益国家危亡于不顾，最终在苏联帝国的帮助下窃国成功。然而国军在国共内战中不是失败于共产党，而是失败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长达十四年的疯狂侵略，难怪毛在战后对前来道歉的日本领导人说，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共就不会夺取政权。还原抗战真相，纪念抗日民族英烈，揭露中共造谣欺骗乃我辈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拒绝遗忘历史，中华民族才能继往开来，神州大地必将开创崭新的纪元。

《延安日记》的精彩片段选编

大陆读者

彭德怀整惨粟裕 自己也被整惨死

 

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一起。（网络图片）

中共一直宣称其内部很团结，党媒常说“紧密团结在以某某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实际上，中共自1921年奉莫斯科之命成立以来，一直到1976年华国锋登台时，已经进行过11次残酷的“路线斗争”。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党内和军内一直都存在各种山头派系，毛泽东整肃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彭德怀整惨粟裕，自己也被整死；九･一三林彪惨死，都只是其残酷内斗的冰山一角。

林彪四大金刚之一、原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出狱后，反思文革和中共党史，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也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吴法宪认为，即使秉性刚直的彭德怀，其“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

抨击大跃进 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

据《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一些“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上书毛泽东，抨击大跃进，导致两人爆发激烈冲突。最终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8月16日，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解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当时，毛泽东作出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个批示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上又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以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之后，林彪推荐罗瑞卿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以接替黄克诚的工作，会议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8月16日晚上，吴法宪突然接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庐山打来的一个电话，刘亚楼传达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彭德怀在庐山发生了问题，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在庐山会议上对党中央、毛主席发起了攻击。毛主席已经决定要林彪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还提议要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说到这里，刘亚楼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刘亚楼当时为什么这样高兴呢？吴法宪认为主要是因为彭德怀在历史上和刘亚楼、罗瑞卿有些恩怨，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不那么好，而跟林彪、罗瑞卿的关系非常好。

刘亚楼、林彪、罗瑞卿多年关系密切

据吴法宪的了解，刘亚楼与林彪、罗瑞卿二人的关系，是从红军时期开始的。大革命失败后，罗瑞卿被派到闽西去开展武装斗争，从而认识了闽西人刘亚楼。1930年，林彪接替朱德担任红四军军长，从此罗、刘二人便开始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先后分任十一师和十二师政委。一直到长征结束，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天天在一起，行军骑马，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刘亚楼又回到二师当了师长。随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一起到了延安，进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后，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又抽调刘亚楼任训练部长，专管军事训练。当时，林、罗、刘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刘亚楼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治病。不久，林彪也因为负伤去苏联治疗和休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林彪被毛泽东派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经过林彪的提议，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

在平津战役的进行过程中，林彪、刘亚楼和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在共同的作战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谊。

建国以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人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却经常见面，关系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以后，罗瑞卿自然成为了林彪的助手。

彭德怀整粟裕 力图置其于死地

彭德怀自从当上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就一直想把总参谋长粟裕撤掉，而让自己的亲信、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黄克诚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吴法宪认为，毛说的这话一点没错。

彭德怀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抓住粟裕在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将这些缺点错误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对总参谋长粟裕发动突然袭击和批判，对粟裕大加训斥和谩骂，给粟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里通外国”的罪名。

彭德怀在位时，粟裕无法为自己申辩。彭德怀死后，粟裕再度向上申诉和喊冤。粟裕认为，当年彭德怀力图置自己于死地，给自己扣上的大帽子和罪名，全部都是莫须有和无中生有。

关于粟裕被撤职这件事，吴法宪认为彭德怀的作法是欠妥当的。红军时期，彭德怀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黄克诚也是红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用起来顺手，就必然要把黄克诚调来当总参谋长。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戴上了好几项政治上的大“帽子”。这几项大“帽子”一压就是好几年，最后在粟裕去世时也没能完全拿下来。

吴法宪认为自己对彭德怀一向都是相当敬重的。但是，他也同时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彭德怀整肃撤换粟裕的理由以及彭德怀以国防部长身份跟空军发生矛盾冲突的一些事情。

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克森揭开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COVID-19起源的面纱。（思想领袖提供）

“9月12日，就在病毒数据库下线的当天，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发布了其安全升级的招标。”雪蕊·马克森说。

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克森揭开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COVID-19起源的面纱。她说，“我们见过的世界上最接近SARS-CoV-2的冠状病毒，来自他们（武汉病毒研究所）采样的那个矿洞。”

在本期节目里，我采访了获奖记者雪蕊·马克森（Sharri Markson），她是《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的调查编辑，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台（Sky News Australia）《雪蕊秀》（Sharri）的主持人。

她对COVID-19起源的调查，在她的新书和同名纪录片《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What Really Happened In Wuhan）中有详细的介绍。

马克森说：“在现代实验室运用的基因操作技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种无痕技术（no-see-um technique）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开发，他与（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一起工作。”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https://www.youlucky.biz/a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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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雪蕊·马克森（Sharri Markson），欢迎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雪蕊·马克森：非常感谢，来这里我很高兴。

畅销书《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

杨杰凯：雪蕊，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采访你。衷心祝贺你的书在多个类别的图书榜单上都排行第一，这本书也是我的最爱：《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What Really Happened In Wuhan: A Virus Like No Other, Countless Infections, Millions of Deaths），该书是（亚马逊网络书店）“中国旅游指南畅销书”（Best Sellers in General China Travel Guide）的榜首，不知为啥归入该类。

雪蕊：他们（亚马逊）把这本书归到（中国旅游）这个类别，是有点奇怪，但它是最畅销的，卖得非常好，我认为这表明了，这是一个人们急于了解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主流媒体却拒绝报导，几乎在整个2020年（都是如此）。

杨杰凯：实际上这也是这本书一个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因为你解释了为什么媒体——老实讲，不仅仅是媒体，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病毒来源）避之不及。根据你收集的这些如此丰富的证据，你认为发生了什么？

雪蕊：要把一本400页的调查类书籍，提炼成几句话是非常困难的，我努力要做的是，我不想告诉人们该怎么想。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我想呈现出我所发现的事实和证据，我想呈现出我对那些熟知事态发展人的采访，例如，武汉的吹哨人、现居西方的从中国叛逃出来的人士、情报界人士、以及参与调查、或能看到级别非常高情报的政治家或官员。

我自己的观点，可能不是那么太重要——因为同样，证据就摆在那儿，人们自己可以做出判断——但我认为证据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了（冠状病毒）泄漏，或者是在9月中旬，或者至少是在9月中旬，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始意识到了（病毒泄漏），之后，中国当局决定有意掩盖这一点。

多证据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

杨杰凯：这一系列证据实际上很引人深究，我都没怎么听说过。看起来在（你的书）出版之前，你一直把书的内容捂得很紧。

雪蕊：是这样。当然，我在书中也放进大量（病毒）爆发那个窗口期的其它证据，例如，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病倒了，出现了类似COVID的症状。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当时的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认定，这很可能是大流行（感染）的首个群体。

还有之后有关陈薇少将的证据，她是进入并接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主管军官，还有（中共的）封口令，以及习近平随后发布新的《生物安全法》。因此，有大量的其它证据也指向实验室泄漏。

杨杰凯：这个观点相当吸引人，（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三个人病倒了，一些官员相信这是大流行的开始。实际上这个信息掌握在美国情报部门手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关注。

雪蕊：这个情报，按照大卫·阿什（David Asher）的说法——大卫·阿什是2020年下半年研究COVID-19起源的国务院首席调查员之一——他和他的团队在情报文件中，发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病倒了的这个证据，交给了像迈克·蓬佩奥这样的更高级的官员。

然后当局决定将这一情报解密，这是2021年1月的事情。但在为写这本书而进行的一系列采访中，大卫·阿什告诉我，实际上，他在2020年底才发现的这个情报，整整一年前就已经被美国政府掌握了。此外，在我为该书录制的纪录片中，他在镜头前也这样说。

他说，他感到震惊，当他发现我们本可以，正如他所言，（对病毒爆发）有全盘的了解。他说这次灾难本可能被阻止，就像在 9/11 发生之前阻止它一样。他将其描述为一个错失的机会，因没有人意识到这种情报的重要性。

中共报告谈到人造病毒方面的技术发展

杨杰凯：我认为，你实际上挖掘出了（一个文件），是和你的一个调查员杰克·哈泽伍德（Jack Hazelwood）一起——我也认识他，所以我要在这里给他点掌声——你意识到了一份文件，我想是在2011年，是中国（中共）政权提交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的一份文件。然后杰克发现了这份绝对令人震惊的文件，里面的内容——我惊呆了，看到这种东西被中共提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请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也可以自己阅读以了解更多内容。

雪蕊：是的。首先我必须再次归功于余茂春，因为当时余茂春正在为迈克·蓬佩奥调查这个问题，他发现在2011年，中国（中共）政府向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提交来一份文件。余茂春是在另一份文件中发现了有对它的提及，包括中国（中共）政府提交文件的小标题，但他没能得到这份提交文件原文。

然后他把这个细节转交给国务院，给了大卫·阿什和他们的团队，但他们无法拿到这份文件原文。但在余茂春告诉我这件事之后，在他给我看了标题如“人造合成病毒”之类的内容之后，我急切地想得到这份文件。

我让杰克·哈泽伍德和另一位调查员——我的这些调查员都非常棒，他们在互联网的深处帮我去发现，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做，由他们去找，杰克找到了这份文件。之前从未被报导过，从来没有。这是我一生中读过的最可怕的一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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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忽然纪念“飞虎队”牵出的秘辛

 

沈舟

1943年2月1日，在昆明的美国“飞虎队”成员与国军人员一同检查P-40战机。(Getty Images)

11月18日，中共外交部和央视都称，中共政协11月16日主办了纪念美国飞虎队来华抗战80周年视频会，还生硬地联系到刚刚结束的拜习视频会晤，表示愿同美国加强交流合作。这则不伦不类的消息，牵出了美国援华抗日“飞虎队”的历史真相，也牵出了中共曾长期诬蔑“飞虎队”的事实。

苏联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撤走

1940年，苏联深知与德国早晚一战，为免除后患，开始与日本协商在战事中保持中立。日本全面侵华的同时，也开始筹划南进计划。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日本在东北扶植的伪满洲国，默认日军侵华；日本承认苏联支持的外蒙古从中国独立。斯大林撤走了原来帮助国民政府抗日作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

同时，德国、日本、意大利成为轴心国，国民政府也无法继续从德国获得军事支持，中国抗战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毛更直接说，“让日军多占地方才是爱国”，“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当时的国民政府急需强大的外援，才能抵抗日军进逼迁都后的重庆。

帮助中国抗战的功臣陈纳德将军（Claire Lee Chennault）。（公有领域）

陈纳德临危受命

1937年初，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被国民政府聘为顾问，协助发展中华民国空军；但空军战机很快消耗殆尽，英勇的优秀飞行员血染长空。日军飞机占据了空中优势，频频对重庆进行空袭。蒋中正请陈纳德回到美国宣传中国抗战，并尽快组建一支由美国飞行员参加的航空队，解决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

陈纳德获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1941年4月15日，中美达成秘密协议，允许美军预备役和“退役人员”前往中国参加抗战，并可以利用《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战斗机。

很快，陈纳德就招募了约100名美国飞行员、约200名地勤人员。1941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成立，陈纳德为司令。另外的好消息传来，英国曾订购了100架霍克Hawk-81A2战斗机（P-40B），但因性能不符合要求被拒收，宋子文等中国外交官员成功找到了这批飞机，对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陈纳德了解到，霍克P-40战机对日本零式和一式战机有某些速度和俯冲优势，于是着重训练团队作战，以高度优势攻击日机，避免与日机在同一平面缠斗。

获名“飞虎队”

1941年夏天至1942年5月，美国航空志愿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多次与前来空袭的日军飞机展开空战，他们的P-40战机画上了鲨鱼尖利的牙齿。中国内陆居民没有见过鲨鱼，误以为是“飞老虎”；1941年12月，美国航空志愿队开始被称为“飞虎队”。

“飞虎队”随时发布最新战果，以提高抗战士气。在头6个半月里，“飞虎队”就击落日本飞机115架，“飞虎队”仅损失4架飞机。

1941年9月到1942年4月的8个月中，“飞虎队”共计击落日机300多架，自身仅损失11架。1942年12月底，“飞虎队”第三中队还前往仰光，协同英军作战，2个月内美英战机共击落日机217架。

1942年7月3日，“飞虎队”并入驻华航空特遣队，陈纳德晋升为驻华航空特遣队准将司令。1943年3月10日，驻华航空特遣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少将司令，早已家喻户晓的“飞虎队”不断扩大。

1942年，“飞虎队”的第3“地狱天使”中队驾机在中国上空。（公有领域）

关键的“驼峰航线”

中国云南的滇缅公路，曾是当时唯一获得抗战外援的运输线，但道路崎岖艰难，无法满足抗战的物资需要。于是，由印度、缅甸通往中国的惊险空中航线建立，俗称“驼峰航线”。

在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驼峰航线”是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长约800公里，经过的地区都是海拔4,500到5,500米左右的高峰，最高海拔在7,000米以上；恶劣的地形和气候，加上当时的飞机没有加压装置，机组人员需要极大的耐力，因此又被称为“死亡航线”。

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接了这一艰险的任务，由于航线艰险，先后有594架飞机失事，1659位机组人员死亡或失踪。一位“驼峰航线”飞行员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

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驼峰航线”空运，为中国抗战提供了物资65万吨，确保了国军与日军的战略对峙和后来的战略反攻。

“飞虎队”战绩彪炳

截至抗战胜利，“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方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飞虎队”多数队员都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嘉奖；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陈纳德获颁国军最著名的青天白日勋章。

为方便识别、避免言语不通造成误会，国民政府曾制作了“血幅”布质证章，绣有中华民国国旗，并写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等字句。美国飞行员通常把“血幅”和队徽缝在飞行夹克上，飞机迫降或被击落时，就可得到中国民众的救助，在实战中发挥了极大的效用，成为中美协同抗战的佳话。

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承认援华志愿航空队服务等同于在美军服役，“飞虎队”的老兵可得到退役军人待遇；最终“飞虎队”获颁“美国总统勋奖部队”。

2007年7月25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市年度飞行大会期间，展示了一架曾在二战时期驻扎在中国的P-40战机，涂着“飞虎队”的标志。(Jonathan Daniel/Getty Images)

反共的陈纳德被中共长期抹杀

1949年后，陈纳德将军赴台湾协助国民政府组织民航局，返回美国后也一直支持台湾，曾是长期以来台湾与美国维系邦交的历史象征。因陈纳德的反共态度，中共在大陆掌权后，一度抹杀“飞虎队”的功勋；1950年代，中共还将陈纳德定为反动的飞贼。

中共《人民日报》曾诬蔑陈纳德，刊登《陈纳德空运队屠杀中国人民的证据》、《美军曾恣意凌辱劫掠我同胞 昆明市民愤怒控诉 并揭发空中强盗陈纳德罪行》等文章，并出版了小人书《飞贼陈纳德》，试图篡改史实，欺骗中国大陆百姓。类似的定性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1957年，美国空军成立50周年庆典上，陈纳德将军成为美国空军十大领袖之一，在美国一直有“飞虎将军”之称；1958年被批准晋升为中将；同年，陈纳德逝世，终年63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陈纳德安葬在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标注中文“陈纳德将军之墓”，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文字。

直到1984年，中共才承认“陈纳德将军为中国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0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到“飞虎队”曾驻扎的湖南怀化芷江机场，为陈纳德雕像揭幕。从此，与中共毫无关系、还被中共诬蔑了三十多年的陈纳德将军，变成了中共口中的“老朋友”。

过去近2年里，中共一系列恶行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现在，中共不得不急于打破僵局，于是又搬出了“飞虎队”，却再次曝光了中共假抗日的历史事实，以及曾经对陈纳德将军的洗脑式诬蔑。无论美国、台湾还是世界各国，对中共政权的伎俩也该彻底清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