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日 星期五

土共没放过袁世凯黎元洪的后人

 林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手中握有兵权且在北方具有实力的袁世凯于2月被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正式宣誓就职。

1913年,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被暗杀身亡,当时人们怀疑与袁世凯有关。随即,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但以失败告终。之后,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成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并通过宪法草案,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为了不受国会限制,1914年3月,袁世凯命令召开国民大会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1915年12月,袁世凯又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举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声讨,云南将军蔡锷等掀起了“护国运动”。在反对声浪中,袁世凯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以谋求续任总统,但被护国军拒绝,同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

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时,副总统是黎元洪。袁世凯离世后,他由副总统继任总统。1922年,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

对于黎元洪,学者严复如此评价道:“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大意是黎元洪的道德水准,天下有目共睹,但在政治方面却过于柔弱。

而对于袁世凯,各方褒贬不一。因不是本文关注之点,是以不加详述。

袁世凯后人文革厄运

袁世凯一共有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袁世凯死后,全家人都离开中南海,并遵照袁世凯遗嘱分家。每个儿子15万元(包括银元、黄金、股票),每个女儿1万银元,每位如夫人(即姨太太)分得一幢楼。袁世凯的后人中,大部分人选择在海外生活,最有名的是袁世凯的孙子、物理学家袁家骝。

袁家骝是袁世凯第二个儿子袁克文的三儿子,生母薛丽清是南部小班名伶,因受不得拘束,在袁府待了几年后就离家出走,因此袁家骝一直由别房照料。他13岁进天津南开中学念书,在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后成为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其妻子吴健雄亦是知名物理学家。

号称民国四公子的袁克文,还是青帮的头目,膝下有4子3女。除了袁家骝外,还有儿子袁家嘏、家彰、家楫,女儿家华、家宜、家祉。袁家彰也留学美国,并加入美国籍。

袁家楫是袁克文最小的儿子。抗战结束后,他曾到国民政府的军舰上服役,后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因不喜欢台湾的生活,就借去香港的机会跑回了天津。1950年中共掀起“镇压反革命运动”后,袁家楫被抓了起来,并被关进监狱3年,之后又在工厂和农场劳动改造二十多年。文革爆发后,袁家楫又被关了起来,妻子刘爱芳则多次被批斗。批斗时,红卫兵总是质问她,为什么要嫁给袁世凯的孙子,为什么还不离婚。而他们的孩子袁静和袁宏宇在学校也备受歧视。

袁家骝的三妹袁家祉嫁给了段芝贵公子段昭延,但因丈夫早逝,她独自一人带着4个子女生活,又没有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给人当洗衣妇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相当艰难。文革开始后,她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也被抄家抄过无数次,而且她被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出了毛病,一听到口号声就会发抖。

1973年袁家骝回国时,政府有人上门来通知袁家祉,给她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烂的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见了面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等等。

再说说袁世凯五姨太杨氏和她的几个孩子。杨氏有四男二女,两个女儿早亡,儿子依次是袁克桓、袁克轸、袁克久和袁克安。他们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有着很好的国文基础,后来还曾到英美留学,接触了西方文化。他们也都娶了名门之后,包括清朝旧官的女儿、黎元洪的女儿和天津大盐商的女儿。这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袁克桓。

据大陆媒体披露,袁世凯离世后,袁克桓手中分得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等知名民族工业的股票,并从这些股票开始迈向实业,成为启新公司总经理、开滦煤矿中方董事长。抗战期间,袁克桓支持丹麦人辛德贝格(当时受雇于江南水泥厂),把江南水泥厂变成了南京最大的流动性难民营,在三年半里接纳过三万多名南京市民。袁克桓还用拖延方式拒绝为日军提供工业资料,其大儿子袁家宸一度被关进日本宪兵队监狱。

抗战胜利后,袁克桓的经营重点放在南京江南水泥厂和上海耀华玻璃公司上。然而,国共内战很快爆发,其实业发展举步维艰,但他拒绝前往国外,反而做出了全家留在国内的决定。这一决定注定了其一家从此的命运。

中共建政后,袁克桓对中共发起的针对企业家的“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均积极配合,为了支持中共帮助朝鲜打仗,还主动把自家花园低价出售给高干。

1956年去世的袁克桓没有遭遇文革,但其后人却没有幸免。文革中,袁克桓的五个女儿均被抄家、批斗、剃头,无一例外,三女儿袁家蕖家里更是被抄得一双鞋都不剩。

袁家人命运发生改变是在袁家骝回国后。中共为了统战的需要,改善了留在大陆的袁家人的生活。比如袁家楫获得了自由,后来在天津市交通局下辖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还成为天津市的政协委员。然而,中共做过的恶事不是这样的改善就可以抹去的。

黎元洪后人的文革之痛

黎元洪只有一妻一妾,即发妻吴敬君和如夫人危文绣。黎元洪和吴敬君一共养育了二子二女:长女黎绍芬,长子黎绍基,次女黎绍芳,次子黎绍业,“芬芳基业”无疑体现了黎元洪的期望。也正因为抱有这样的期望,他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他请先生在家中设馆,子女们既学古诗文,也学数理化,并特别重视英文。

在黎元洪的四个孩子中,黎绍芳、黎绍业因体弱多病没有读大学,黎绍芬和黎绍基则有读大学和海外留学的经历。黎绍芬是1919年创建的南开大学的首届学生,与周恩来是同班同学。1923年,她大学毕业后,在黎元洪的支持下,前往美国留学。她常常写信给父亲,讲述在美国的见闻。

四年后,黎绍芬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启程回国。回国后,深感荣耀的黎元洪为其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并取消了多年来不准女儿和男客讲话的规矩。

黎绍芬先是在天津教育局担任督学,后出任天津第二女子中学校长,32岁时才与天津世家子弟徐璧文成婚。1949年中共建政后,黎绍芬加入了“民革”,帮助中共做了不少统战工作。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有着诸多海外关系的她也成为了批判的对象,1966年12月8日,她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5岁,与父亲黎元洪同寿。

1903年出生的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父亲对其寄予了厚望。1920年,黎绍基被送往日本贵族学校求学,1923年,回国进入南开政治系学习。1928年黎元洪去世后,黎绍基继承了父亲所投资实业公司内的职务,担任中兴煤矿董事等。后来煤矿为日军所占,他避居上海拒绝与日方合作。抗战胜利之后,复兴煤矿的同时他大力发展下属的轮船公司。其后暂居香港。

1949年中共建政后,黎绍基受到了中共的邀请前往北京。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并为中共欺骗之语打动,选择回大陆发展实业,同时将停泊在香港的二十余艘船驶回大陆。之后,他与其他董事一起申请中兴煤矿公私合营,获得批准,轮船公司的业务,则纳入了上海航运局的规划内。

同姐姐黎绍芬一样,黎绍基也没能在文革中逃过迫害。他的家被抄,银行存款和海外子女的汇款都被冻结,每月的生活费用十分微薄,不得已他前往天津的弟弟黎绍业家中避难。1983年病逝,其子女均在海外留学,幸未留在大陆。

黎元洪的次女黎绍芳嫁给了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除了身体不好,更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在1945年病逝,年仅38岁。

而黎元洪的幼子黎绍业,个性内敛,喜爱古文、历史、古琴、书法,迷恋佛学。在父母病逝后,他曾一度想皈依佛门,被家人劝阻,其后协助兄长经营实业。文革中,他也因其家庭背景,受到了冲击。他的大儿子黎昌骏在文革第二年就被迫害致死,女儿黎昌若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77年调回天津,不久病逝。黎绍业则病逝于1996年,享年84岁。

袁世凯黎元洪死后不得安生

不仅仅是袁世凯、黎元洪的子孙遭到了中共的迫害,而且他们自己死后也不得安生。文革时,位于河南项城袁寨的袁家祖居地遭到了巨大破坏,几百间房子只剩下50多间,不少是危房。袁世凯墓也受到了冲击,部分建筑物被损毁。而黎元洪的坟墓则被红卫兵用炸药炸开并挖掘,部分随葬品被省博收藏。2012年大陆有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导。

根据武汉一位民间收藏爱好者余长庭先生偶然发现的档案材料,黎元洪墓是被作为“四旧”坟墓“查抄”的,是当时所谓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有组织的行为,并非此前传说是两派红卫兵突然挖掘;被掘时间也首次以档案文字得以确认:1967年6月5日;“查抄单位”则为当时的“湖北省林业厅综合勘测设计大队革命群众组织”。档案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一页《查抄物资上交清单》,它清楚地记录了当时黎墓被挖掘后,仅有部分随葬物品交至省博馆藏,还有一批随葬物品被“截留”,变价80.02元冲抵了“炸墓开支”。

结语

显而易见,发生在袁世凯、黎元洪两家的悲剧不过是那个时代诸多悲剧的缩影而已,而每一次将历史的真相翻出,心中泛起的是阵阵悲凉,但更深切地意识到的是:中共不除,其害国害民的行径就一天不会停止。

2017-04-25

洗脑片《洪湖赤卫队》背后的惊人真相

 作者: 林辉

中共有一部老电影《洪湖赤卫队》,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并不陌生,尤其电影中那首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很多人更是能哼唱,迄今仍时能听到。很多国人观看这部洗脑电影后,不知不觉中在头脑中种下了这样的观感:仇视“恶霸”,感恩共产党。不过,他们未必知晓的是,这部洗脑电影同样充斥了众多的谎言。

事实上,《洪湖赤卫队》最初是一部同名歌剧,1959年在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下排演、上映,并作为“十一”献礼进京演出,得到中共总理周恩来、元帅贺龙等人的称赞。贺龙在会见歌剧团成员时连说三次“一定要拍一个彩色记录片”,由此促成了其在1961年被拍成电影,导演谢添。

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该同名电影已经上映800场,场场爆满,洗脑力度还是很大的。文革中,因为贺龙被毛怀疑所谓“兵变”而被打倒,这部电影也被定性为反毛的“大毒草”而遭到批判、下架,曾经风光的主创人员也遭了殃。文革结束后,贺龙被平反,电影才被解禁。2010年,28集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中共继续洗脑不辍。

电影故事与贺龙的关系

电影故事所发生的背景是在1930年夏天,说的是洪湖赤卫队在红军主力部队离开洪湖开辟新区之际,如何与国民党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彭霸天斗争保卫政权。影片中的两个“正面”形象分别是乡党委书记韩英和赤卫队大队长刘闯。前者“智勇双全”,后者“有勇无谋”。一次,在两人的带领下,赤卫队袭击了彭霸天,夺走了一批武器。

其后,韩英在掩护队伍撤退过程中,与分队长王金标一同被捕。后来王金标叛变,韩英宁死不屈。敌人把叛徒王金标放回,想诱骗赤卫队进入伏击圈。此时彭霸天的副官暴露了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掩护韩英逃脱,自己则中弹而死。韩英及时回到赤卫队枪毙了叛徒,之后配合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作战,消灭了彭霸天。后来,许多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而韩英则留在洪湖继续打游击战。

很熟悉的套路,很熟悉的刻板的“高大全”党员形象。再配上“洪湖水浪打浪,太阳一出闪金光。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的歌词,多少人就这样中了中共的毒。

那么,电影与贺龙有什么关系呢?先说说贺龙这个人。1896年贺龙出身于湖南省桑植县山区的一家农户,因家境贫苦,所以只上了五年私塾便辍学了。长大后他拉起了一支二十人农民队伍,并拿着两把菜刀带着他们杀入盐局,砍死了税警,搞到了十二支步枪,这就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由来。此后,贺龙就将这二十人编成一个“独立营”,自封营长,同时扩大队伍,还介入护法护国等政事,后来还号称北伐军之一部,但事实上他并未远离山林,说其是一支土匪也不为过。其大吃大喝,妻妾成群,文革中揭露贺龙是大土匪的材料中就提到,贺龙自己讲过,他的小老婆坐在一起竟有一大桌。

1927年,贺龙从国民党投奔了中共,参加了“八一”武装暴动。失败后,在姐姐贺英的支持下,收复当地武装、聚集人马形成自己的武装。1929年,中共在洪湖地区组建鄂西游击大队,之后整编各路游击队,组建洪湖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兼党代表,段德昌任参谋长。

1930年7月,以鄂西洪湖一带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中共红六军,与以湘鄂边根据地发展起来的红二军,在湖北公安县组成了红二军团,创立湘鄂西苏区,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委。当时中共党内掌控中央最高权力的李立三主张利用军阀混战时机,进攻城市,掀起革命新高潮,而这后来遭到了毛的批评。

但当时贺龙等人决定执行李立三的命令,率领红二军团和大部分地方武装赤卫队,离开洪湖根据地,攻打常德、长沙等城市。这直接导致洪湖根据地赤卫队力量薄弱,也使得国民党武装对其进行围剿,削弱了中共的力量,而贺龙部也遭遇失败和重大损失,不得不败逃到湘鄂边一带。这正是影片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影片中明确提到了“贺军长”、“贺龙总指挥”,并对他大加吹捧。

与影片不同的是,贺龙部攻打城市失败后,并没有回到洪湖根据地,更没有什么“打垮了白匪”,扩大了红军,电影显然歪曲了真实的历史,只为突出贺龙的“高大”形象。对此,贺龙曾在回忆录中写道:“1930年下半年到1934年秋天,湘鄂西遭受到两次大的挫折,革命力量损失很大。”“由于红二军团脱离了洪湖根据地群众斗争的配合,由三万多人削减到一万多人。”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湘鄂西分局的指示,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贺龙彼时的选择,在文革时,也成为了他的一大罪状,说他违背了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为李立三翻案等。问题是那时的毛的地位可没有李立三高,毛是在延安整风后才彻底确立自己的权威的,贺龙听谁的命令还用说吗?

韩英原型贺英是一名女土匪

据文革中共军方423部队红联等造反派编写的批《洪湖赤卫队》的材料中说,影片中被塑造为“足智多谋、站得高看得远、有高度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甚至枪法都是百发百中”的主角韩英,原型就是贺龙的姐姐贺英,一个证据就是贺龙在看完电影后,想起了自己的姐姐,还说道:“三十年了……三十年了……”这或许也是主角叫韩英的缘故。

不过,真实的贺英却是个土匪。作为家中长姐的贺英,从小就不一般,不仅偷着学了识字,还耍刀习武,敢作敢为。20岁时嫁给表兄谷绩庭,因谷身背命案,便落草为寇,聚集了一帮人,后被湘西军阀陈渠珍委任为“湘西边防军右翼支队司令”。1922年谷死后,贺英接替了他,成为了女司令,这说明她还是有一定本事,让一般大男人臣服于他。贺龙也说,在他眼里姐姐很能干,不管多少队伍,都能管得好,那些土匪头子也都怕她,也因此才得以收编如此多麾下。

贺龙投靠中共回到湘鄂西建立根据地后,贺英将手下千人部队交给了他,自己仅留下了20来个兄弟和一些短枪。这成为了贺龙手中的第一支队伍。贺龙曾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中写道:“正当工农革命红军处在极端困难情况时,贺英同志带着洋布、棉花、子弹和银元及时支援了工农红军。”就是说,贺英支持加入中共的贺龙打起了国民党。

按照当下中共的逻辑看,在中华民国合法政权下,当年的贺龙、老毛等中共份子就是在搞叛乱,在分裂国家,国民政府派兵围剿合理合法。只不过因为中共掌了权,才颠倒黑白,将昔日的叛乱分子变成了所谓的“英雄”。从这个角度上讲,自身是土匪的贺英支持弟弟的叛乱,又是什么行为呢?

1933年,贺英死于国民党的围剿中,腹部中了两弹,终年47岁。死后,关于贺英等“巨匪”已被击毙正法的告示,被贴的到处都是,贺英姐妹的头颅被悬挂于四门示众。需要注意的是,贺英的活动范围并不在洪湖地区。

至于还有一种说法说韩英的原型是曾在洪湖担任过不到一年的根据地书记钱瑛,也就是后来中共监察部的第一任部长,似并无确切证据,毕竟也不见钱瑛有什么特别的事迹流传出来,反倒是贺龙对《洪湖赤卫队》歌剧的特别反应,佐证韩英的原型是贺英,尽管两人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只能说如果是贺英,那就是为了美化她。

洪湖赤卫队刘闯原型与肃反运动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共掀起了肃反运动,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夏曦主导了这场运动,他是毛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1921年加入中共,深受毛的重视。大约在1932年至1934年之间夏曦搞了四次“肃反”,以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而他的残忍大概也是受毛的影响,因为毛在江西苏区展开的肃反运动就极为残酷。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据《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和党史文章《夏曦肃反埋葬洪湖赤卫队》中披露,《洪湖赤卫队》剧中队长刘闯的原型、洪湖赤卫队队长彭国材,红三军前委书记兼政委万涛,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中共湘鄂两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都是在残酷的肃反运动中被自己人残杀的。

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其后被群众以乱棍打死。对此不满的柳直荀也被抓了起来,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老毛《蝶恋花》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柳”即柳直荀,“君”是柳妻李淑一。

而彭国材因同情柳直荀也被捕杀。当他被横七竖八的绳子捆上,推到屋外时,他望望秋高气爽的天空,仰天长啸:“这共产党真是见了鬼了,放着敌人不杀,专杀自己人!”其后彭国材被严刑拷打后秘密处决于洪湖,时年29岁。

还有红六军军长段德昌在肃反中被逮捕后,不但遭连续毒打,行刑者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延长他的痛苦;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被杀前双腿已被打断,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其子也被杀害。被打折十指的红三军独立1团政委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夏曦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

中共1932年撤离洪湖苏区时,第一次肃反中被逮捕的人一半被枪决,另一半则被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内活活淹死,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农民不敢出湖打渔,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浩瀚的洪湖水颜色都变了。

经过4次肃反后,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5万多人马减员为4000人。可以说,死于内部肃反和自相残杀的红军官兵远比死在国民政府军之手的要多得多。中共对自己人之残忍可见一斑。

1936年,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夏曦蹊跷地死在了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的一条河里,据说是失足落水但无人搭救,也算是报应使然吧。

主演和红歌演唱者王玉珍等人文革遭殃

湖北省地方歌剧院演员王玉珍分别在同名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扮演刻板的女共党韩英,并演唱红歌“洪湖水,浪打浪”。随着影片的上映,王玉珍也成了名人和红人,成为贺龙等中共官员的座上宾。

文革爆发后,随着贺龙的倒台和《洪》的被批,王玉珍也成为重点批斗对象。她不仅失去了舞台,还经常挨批斗。在一次批斗中,一个红卫兵重重地朝她的腰部踹了一脚,她当场昏了过去。此后,她在“牛棚”中又被关了3年。但是文革结束后,她又走上舞台,为中共继续唱红歌,大概是忘了自己的苦难是谁造成的。

至于红歌“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优美,彭小明先生在“《洪湖赤卫队》纵横谈”一文中认为这是源于洪湖地区民间音乐的伟大力量。洪湖渔鼓是湖北著名的讲唱曲艺,韩英的那几个唱段,仅仅是洪湖传统音乐宝库中的涓滴珠玉而已。此外,“洪湖水浪打浪”是根据当地民歌《襄河谣》改编而成,王玉珍又恰恰是沔阳县出身的省歌剧院歌唱演员,乡情、方言和乡土人文功底,令她深得故乡民歌的神韵三昧,所以打动了人,而这正是中共欺骗民众的手段之一。

影片中刘闯的扮演者夏奎斌,是湖北省歌剧团演员,也随着电影的走红而走红。但在文革中,夏奎斌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成了“戏霸”,还被关进了牛棚。造反派还专门找到了他的妻子、电影中韩英妈的扮演者刘淑琪,让她与夏奎斌划清界限,检举揭发他的罪状。但刘淑琪却不为所动,并一直等着丈夫回家。这份爱让他们熬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2006年夏奎斌去世,终年74岁。

此外,由湖北省歌剧团艺委会主任陈金鹏扮演的反面角色彭霸天,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留下的唯一一部作品。文革中,性格直爽的他仗义执言,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含冤被判处无期徒刑,最终于1969年死于狱中。至于说了哪些“不合时宜”的话,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还有《洪湖赤卫队》原始剧本的作者鞠盛,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强制劳教后又遣送原籍江苏靖江。文革中亦历经磨难。

结语

彭小明先生认为“赤卫队”实际上就是红卫兵队,因为翻译成英文都是red guards(guerrilla)。所不同者,红卫兵是毛支持倡导的,有周恩来、叶剑英、谢富治在他们暴行的背后暗中撑腰;洪湖赤卫队则是民国统治下的共产党非法极左暴力武装,既杀地主富农,又杀红军指战员,是三十年代的红卫兵恐怖游击队。因此,共产党人的血腥历史,不配享有洪湖人民的音乐精品。

当《洪湖赤卫队》的真面目被还原时,您是不是发现又上了中共一个大当?

2022-11-19

美军订购B-21轰炸机 细节高度保密

 美国空军最近正式为下一代远程轰炸机B-21命名,但透露的细节微乎其微。

从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美军历代的远程轰炸机一直是美军远程作战力量的象征。它们曾经而且继续在发挥战略性作用,因此远程轰炸机也往往被称做战略轰炸机。

同样,新一代远程轰炸机将是21世纪美军战略力量的一个支柱,因此受到美国、盟国及其那些试图跟美国对抗的国家的高度关注。

空军望至少订购100架B-21

B-21的形状跟美军现役的B-2隐形轰炸机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隐形能力、穿透对手防空系统的能力将更加强大。目前B-21的设计方向是有飞行员驾驶,而不是无人机,而且机型平台比较有弹性,以便将来可以安装更加先进的武器和传感装置。

军方说,对飞机设计的评估预计会在未来一年内进行,202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出飞机,初期产量为21架,目标最少是100架,每架预计可以控制在5.5亿美元以下。

除此之外的大部分细节属机密,不能对外公开。军方说,B-21轰炸机的研制将凝聚美军30多年的研发和投资成果,该项目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需要高度保密。但军方会继续跟国会有关人员分享信息,并接受国会的监督。

中国称研发隐形战机的克星

中国最近声称在研制量子雷达的努力中取得突破,有望制造出所谓隐形战机的克星。这是否对美军的B-21远程轰炸机构成威胁?

美国之音专门就这个问题专门向空军部部长詹姆斯和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提问。两位官员都说,B-21是美国空军的三大主要武器项目之一,他们会用鹰眼似的目光密切注视这项武器研发项目,以确保B-21能够经受未来战争环境的考验。

(转美国之音)

美B-21隐形轰炸机今亮相

 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美B-21隐形轰炸机今亮相

(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在经过多年的秘密开发后,美国最新一代核隐形轰炸机B-21“突袭者”(Raider)于周五(12月2日)在加州公开亮相。此举正值五角大楼越发担忧未来与中共发生冲突之际。

B-21“突袭者”计划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是机密的。周五在加州帕姆代尔(Palmdale,又称棕榈谷)的一个空军设施揭幕之前,官方只公布了该战机的艺术效果图。

B-21“突袭者”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制造。该公司在新闻稿中说,第六代飞机预计将帮助空军“突破世界任何地方最强硬的防御,进行精确打击”。

根据该新闻稿,六架轰炸机目前在加州处于不同的最后组装阶段。

B-21的生存能力更强 可以应对更多挑战

周五的揭幕活动将标志着自1988年B-2“幽灵”轰炸机亮相以来,美国30多年来首次有新轰炸机亮相。

新型轰炸机在美中紧张关系加剧的情况下亮相。就在几天前,五角大楼发布了关于中共军力的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到2035年,中共核武库将增加到1,500枚弹头,是目前估计库存的三倍。

报告还说,中共在高超音速技术、网络战、太空能力和其它领域的进展对“美国国家安全和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最严重的系统性挑战”。

B-21是五角大楼努力使其核三位一体全部现代化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一种21世纪的新轰炸机,使我们能够应对更复杂的威胁,比如我们担心有一天会面临的来自中国(中共)、俄罗斯的威胁。”德博拉‧李‧詹姆斯(Borah Lee James)说。

B-21的合同于2015年被公布时,詹姆斯担任美国空军部长。她说,“B-21的生存能力更强,可以应对这些更困难的威胁。”

B-21的能力大大超过了空军对隐身性的所有要求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首席执行官凯西‧瓦登(Kathy Warden)说,虽然B-21外型可能类似于B-2,但一旦你进入飞机内部,就不再相似了。

瓦登说:“与B-2相比,它的内部运作方式极其先进,因为在计算能力等方面的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将其(先进技术)嵌入B-21的软件中。”

大约有600人获得了参加仪式的“黄金门票”,可以亲自观看B-21的首次公开亮相。这些幸运的参与者包括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以及多名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

虽然这次活动肯定会充满盛况,但仍有很多疑问,包括主承包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究竟会透露多少B-21的信息。

瓦登告诉“Breaking Defense”新闻,B-21的能力“大大超过了空军对隐身性的所有要求”,这意味着低可观察性。

“B-21的开放式系统架构也有一个更现代的方法,这将使它更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而且与B-2相比,我们制造B-21的方式也将使它在外观和硬件方面更具有可持续性。”

空军参谋长布朗(CQ Brown, Jr.)将军此前曾说,“B-21‘突袭者’的揭幕将是美国空军和国家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美国空军说,空军正在投资飞机的远程打击能力,作为其七项作战任务的一部分,以威慑美国的对手并在战斗中获胜。

紧急关注!传南京传媒学院女生李康梦被捕失联

 请紧急关注李康梦!网传11月30日,南京传媒学院举白纸抗议的女学生李康梦被逮捕失联!


传南京传媒学院女生李康梦被捕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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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高喊“习近平下台”的上海青年,现在怎样了

 他振臂高呼,带领群众喊出了“习近平下台”。现在的他,人在何方? 第一次振臂,他紧张到不行。接着,他握拳举向天空并高喊,“共产党?”群众呼应他,“下台!” 他再次高喊“习近平?” 晚些时刻,警方找上这家酒吧,王男依然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中国公民。只是这一次,警方不像在周六示威现场那么温和,他们将王男戴上手铐带走。他的朋友们告诉任美珞,警方没有出示逮捕王男的正式拘捕文件。三天过去了,这名振臂的年轻人,依然无消无息。

带头高喊“习近平下台”的上海青年,现在怎样了

他振臂高呼,带领群众喊出了“习近平下台”。现在的他,人在何方?

第一次振臂,他紧张到不行。接着,他握拳举向天空并高喊,“共产党?”群众呼应他,“下台!”

他再次高喊“习近平?”

对于国家主席的名字,群众显得比较小心翼翼,一些人环顾四周看向那位胆敢喊出声的戴眼镜年轻人,接着还是给出了回应“下台!”。

化名“王”的那位戴眼镜男性又喊了三次习近平,群众渐次调高了音量,“下台!”

王男甚至不知道,前方等着他的会是什么。如同大部分走上上海街头的年轻人一样,这是他人生第一场抗议活动,发生在他的27岁。

结束酒吧的轮班,抗议地点距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过骑车几分钟的距离。人们在那里放上花束、点起蜡烛。许多人高举白纸,向疫情封控提出无声抗议,也代表那些有诉求但因各种顾虑无法发声的人们。

当中一人表示,“不需要写什么,这是人民革命的象征”。

追悼会是为新疆乌鲁木齐公寓大火受害者举办的,传闻指受害者因为严格的新冠病毒封控而来不及被救出。火灾逃生出口被封住了,出口被铁栅栏围住。至少10 人罹难。

经济学人》撰稿人任美珞(Eva Rammeloo)上前与王男谈话,他还跨坐在脚踏车上。他说,疫情的封控让他这一代人难以生活,但中国各地抗议事件所关注的,远大过疫情。

王男说,“我们要争取的是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我近来有强大的无力感,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或许生活存在着某种生活信条,但那是共产党造成的”。

光是矗立于人群里,就是一种英勇。化名美美的30岁女性与抗议群众保持一段距离,周六夜晚与朋友外出的她听说了这场追悼会。“我从来没在中国看过真正的抗争”,美美说。

任美珞问在场的一名员警,怎么看待抗议群众号召改变,员警微笑望向别处。停顿了一会儿说,“没办法”。

中国偶尔会放行示威活动,但那些被允许的通常是地区性的议题,解决方式则通常是开除几个地方官员。但对于中国的清零政策,恐怕很难找到代罪羔羊。即便是疫情爆发前,中共已经镇压力道愈来愈大。美美回想,其实人人“心底深处”都知道,有些事该改变,“但似乎又无法精确说出到底是什么”。

美美的父母在中国东北的地方政府任职,她的祖父支持毛泽东,共产党深入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有时候你深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美美说,祖父也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谈论那种事。也许,这些抗争可以带来一些什么,但改变不会马上发生”。

带头高喊“习近平下台”的年轻酒保则很清楚他要的改变。“我希望我们国家不要再是一党独裁政权”。

他在周日凌晨 4 点左右,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接着在社交媒体发文,“如果我的演讲有点用,那么我离成为一个理想的中国人又近了一步”。

隔天晚上,他照样回到酒吧为客人端上调酒,他心满意足。他的母亲传讯告诉他“妈妈以你为荣”。但也警告他要多加小心。

晚些时刻,警方找上这家酒吧,王男依然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中国公民。只是这一次,警方不像在周六示威现场那么温和,他们将王男戴上手铐带走。他的朋友们告诉任美珞,警方没有出示逮捕王男的正式拘捕文件。三天过去了,这名振臂的年轻人,依然无消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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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苏格兰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于17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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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毋宁死!》版画(1876年),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不自由,毋宁死!”(英语: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出自苏格兰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于1775年3月23日举行的第二次弗吉尼亚公约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圣约翰教堂发表的演讲,其中的最后一句结语。[1]

亨利在该次大会发表演讲,试图说服会议通过一项议决,支持维吉​​尼亚派军参加即将来临的美国革命战争。参加该次大会的代表,包括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以及其他政治领袖。

刊行[编辑]

这篇演讲的文字记述,首次刊登于1816发行的《The Port Folio》。[2] 今天为人所熟知的演讲内容,首次出现于1817年威廉·沃特为亨利撰写的传记Sketches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Patrick Henry》。[2]

美国历史学家之间存在一个争论,关于这句话的闻名于世,应该有多大程度是归功于亨利发表的演讲,又有多大程度是归功于沃特撰写的传记。[2][3] 这本传记所述的演讲内容,让历史学家感到困惑之处,是无法确知有哪些内容是真正出自亨利的演讲,又有哪些内容是出自沃特的主观想象。[4]

毫无疑问的是,这本传记所述的演讲内容,能够激起弗吉尼亚人的回忆,对领导美国人民参与独立的领袖精神,而感到与有荣焉。[4]

回响[编辑]

现在已经无法完整回述帕特里克·亨利在会议的演讲内容,但却不能否定他的演讲所造成的影响力。

根据埃德蒙·伦道夫的描述,亨利在演讲完毕以后,与会大众陷入几分钟的沉默。托马斯·马歇尔事后向他的儿子约翰·马歇尔转述,这场演讲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激烈、最具有活力口才的演讲之一。”[4] 当时在教堂外面,透过窗户听到演讲的爱德华·卡林顿,由内心中发出强烈的感憾,并希望将来死后能够长眠此地,他于1810年逝世后达成了这个愿望。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起草人乔治·梅森记述,形容“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不仅吸引人们的注目,而且获得人们的重视,牵动人们消失已久的激情。”[4]

接着下来,众人通过弗吉尼亚殖民地大不列颠王国独立的决议,亨利被任命为负责建立民兵的委员会主席。总督邓莫尔伯爵在发生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之时,下令缴收威廉斯堡的火药库,续而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引发战事。[4] 1776年6月7日,大陆会议发表《李氏决议文》,正式宣布联合殖民地共同从大英帝国独立,并开始制定外交和组建联邦政府计划;7月4月,大陆会议发表《美国独立宣言》,宣告美国独立的正当性。

美国诸邦经历过多场的战役,终于取得独立,并于1787年举行美国制宪会议,宣告奠定《美国宪法》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亨利在美国独立后,两次就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并多次拒绝担任联邦政府的职务,他于1799年在弗吉尼亚的家中逝世。

类似的句子[编辑]

发表演讲之前[编辑]

在帕特里克·亨利发表这篇演讲之前,就已经有一些相似的语录。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认为亨利所说的这句话,源自约瑟夫·艾迪生于1712年创作的剧作《加图悲剧》第二章第4幕的台词,原文是“It is not now a time to talk of aught. But chains or conquest; liberty or death.”这部剧作于1713年首演,据称乔治·华盛顿也曾引用过其中的台词。

意大利歌剧《阿悌米萨》(1657年)有一段咏唱曲,名为“Dammi morte o libertà”,直译“给我死亡或自由”。这段唱曲与政治无关,演绎的是奥伦塔请求阿莫尔,让她脱离爱情的束缚,不然就杀死她,因为爱情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

苏格兰于1320年发表的独立宣言《阿布罗斯宣言》,其中有段宣言提到“我们的抗争不是为了荣耀,不是为了财富,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自由;仅此一点,正直的男人绝不轻弃,直到生命告终。”(It is in truth not for glory, nor riches, nor honours that we are fighting, but for freedom – for that alone, which no honest man gives up but with life itself.[5]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所作的《灵乌赋》(约1036年)有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篇《灵乌赋》是为回答梅圣俞的《灵乌赋》而作,以表明在朝堂之中敢于谏言的志向。

其他[编辑]

许多国家、组织和志士把这句话的变体,当成一个国家格言、爱国宣传或革命口号。

美国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民兵的旗帜上面,有“Liberty or Death”的口号;[6] 得克萨斯革命期间,乔安娜·特劳特曼设计的一面旗帜,也有这句口号。乌克兰革命起义军南斯拉夫祖国军、马其顿保加利亚革命志愿人员、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印度尼西亚独立革命青年,都曾使用过类似的口号。

乌拉圭国歌的别名叫做《东岸人,无祖国毋宁死》,多次重复唱出“东岸人,无祖国,宁愿入土,不自由不如光荣地死。”[7] 罗马尼亚国歌《醒来吧,罗马尼亚人》,也有唱出“不自由毋宁死”的歌词。

希腊国家格言“Ελευθερία ή θάνατος”出现于1820年代的希腊独立战争,希腊国旗之上的条纹,代表的就是这句话的九个音节。[8][9] 希腊北爱琴普萨拉岛的旗帜,也有写上这句格言。

葡萄牙亲王佩德罗于1822年在依皮朗加河宣誓“不独立,毋宁死”(Independência ou Morte),正式宣布巴西从葡萄牙独立,成为巴西帝国的首任皇帝,巴西历史称此事迹为“依皮朗加的纳喊”。[10]

牙买加黑奴塞缪尔·夏普于1832年的浸信会战争,领导黑奴进行奴隶抗争,当他被推上绞刑台上受刑时,说的一句话是“我宁愿死在绞刑架上,也不愿活在奴隶制中。”(I would rather die among yonder gallows, than live in slavery.[11]

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山多尔于1847年所作的诗歌《自由与爱情》,描述在“自由、爱情、生命”中的抉择。其中一个中文版本翻译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个版本是由殷夫翻译自德文《裴多菲诗选》。[12][13]

英国活跃政治人士艾米琳·潘克斯特于1913年11月13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发表著名的演讲《自由或死亡》(Freedom or Death),积极推动及捍卫女性的权利。[14]

南斯拉夫于1941年3月发生的南斯拉夫政变,民众公开示威反对与纳粹德国签署协议,喊出的口号是“宁愿一死也不愿为奴,宁愿一战也不愿妥协!”(Bolje grob nego rob, Bolje rat nego pakt![15]

中文翻译[编辑]

这句话的原文是“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同年代的中文出版社,对这句话的翻译有“不自由,吾宁死”、“不与我自由,宁与我死”、“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要么给我自由,要么让我死”等。

事件[编辑]

2011年,中国重庆市彭水县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被当局认定在互联网发布负面讯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逮捕。重庆市公安局警察在其家中搜出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字样的衬衫,这件衬衫被当作实物证据。重庆市人民法院最终决定,裁决任建宇进行劳动教养两年。[16]

另见[编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