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抗日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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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12月以后）的一部分 | |||||||||
 1940年日军占领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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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中华民国及援华军队 |  日本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 | ||||||||
| 指挥官 | |||||||||
蒋中正 何应钦 阎锡山 李宗仁 冯玉祥 陈诚 顾祝同 卫立煌 薛岳 白崇禧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叶挺 约瑟夫·史迪威 陈纳德魏德迈 | 昭和天皇 近卫文麿 东条英机 松井石根 杉山元 冈村宁次 南次郎 寺内寿一 西尾寿造 梅津美治郎 | ||||||||
| 兵力 | |||||||||
| 5,600,000人 (最高时)[注 1] 700+架美军战机 | 4,100,000人 (最高时)[注 2] | ||||||||
| 伤亡 | |||||||||
| 中国政府军队伤亡322万余人，其中阵亡约132万人； 中国共产党军队损失58万余人，其中阵亡16万余人。 中国军民伤亡共计约3600万人。[1] | 不包含大量依附日军的中国伪军等等，纯日军伤亡为约81万8,074人，约315,861人阵亡 502,213人受伤[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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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中国东北，此后又陆续在华北和上海等地挑起军事事变，国民政府当时采取妥协的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之间的战事随即全面爆发。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不但中国投入大量军队与日本抗衡，即使当时国力远高于中国的日本，也动员全国之力投入战争，例如随即大量增加公债发行，并发起了日本全国性的“消费节约运动”[4]。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中日双方始正式宣战，中国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轴心国作战；从这时起，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日本在战争期间，占领了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注 4]，并树立包括满洲国、汪兆铭政权在内的多个傀儡政权。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战后，中华民国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之一，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5]。据估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间，中国有3500万人以上死伤，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6]。然而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再次陷入国共内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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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名称
日本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当时的近卫文麿内阁决定，将日本方面的官方称呼定为“支那事变”（日本语：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7]1941年，东条英机内阁将其认定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8]但在二战结束之后，应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日本禁止继续使用“支那”这个词来称呼中国，这场战争遂被改名为“日中战争”（日本语：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而“支那事变”一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历史书籍中出现。
而在国际上，出于中立性的考虑，一般将这场战争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9]
战争的前奏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1894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获得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10]，其中80%用来发展军力。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为八国联军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把俄国占有的旅顺口要塞攻占，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南满洲铁道（长春-旅顺）中国东北及旅顺大连租界特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德国租界，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来源请求]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七人[11][12]。最后，在蒋中正惩办参战主要中国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13]。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东北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史称“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组织等抵抗日本军阀侵略，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国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防司令）等。[来源请求]
华北与上海的危机
日军占领东北后，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略，为转移焦点，日军于1932年1月28日由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蒋中正也立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以压迫蒋中正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来源请求]
但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29军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中央军第17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
1933年5月，日军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将领在察哈尔组织了人数约10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6月22日，同盟军开始向察哈尔和热河的日军发动进攻，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并将日军全部逐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战事稳定。此为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此后，日军与满洲国军队对多伦进行反扑。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南京国民政府以实现军令统一为由，派遣军队进逼张家口，威胁同盟军的后方，同盟军被迫解散。中国守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中国政府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来源请求]
中国分离主义的进行
正在南方剿共的蒋中正闻讯后，书立遗嘱决心抗日，并立刻返回南京筹商御侮救国之计。中共同时得以发展，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16]:50 1931年9月18日，日军攻占中国东北诸省。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17]，并支持苏联分裂肢解中国的蒙独、疆独政策，提出可“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18]:346。
1933年10月2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在瑞金草签《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2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国民政府闻讯后抽调十多万人，以蒋鼎文为统率讨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1933年12月3日，中共召开第一次军事领导人会议，讨论是否要派兵支援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会后因十九路军曾参与第二、第三、第四反共围剿等血债，12月5日，中共中央转而不支持中华共和国政府[19]:65-68，因未得到中共及时的军事支援，中华共和国迅被剿灭。
1936年6月，两广事件爆发，毛泽东对西南军事将领的行动表示赞赏，认为大好时机已来，决定利用此事件提早发动西北新国防政府，6月16日，毛泽东兴奋的向王明表示：“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局面，西北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中共中央电令川康地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配合新政局：“时局已有新变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已有迅速组织的必要，我们将以西北的发动来配合两广的行动。[20]”7月2日，洛甫致电王明：“西南发动已20余日，华北韩复渠、宋哲元蕴酿响应，已发出双方不得内战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约张学良共同举事。”[21] 未料到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筹组西北大联合的信心因此动摇。8月，潘汉年、张文彬带来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东北军立即配合红军发动有利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一度称病拒见。8月21日，潘汉年劝张学良：“如蒋坚持剿共，就不会原谅张之联共，到时反蒋不成，东北军就成了俎上肉。”张学良为其所动。
中国的救亡运动
1933年4月12日，蒋中正在江西南昌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发表对日本长期抗战[22]。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给正遭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二九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中共和解放军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同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合作的可能性。[来源请求]
但蒋中正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使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反蒋主张。1936年12月，蒋中正亲自来到西安“督战”[来源请求]
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中正实施“兵谏”。中国共产党闻讯后的第一反应是欣喜若狂，并对张、杨的做法表示赞许。毛泽东主张要让蒋中正接受人民公审，以偿还十年血债。[23]。不料，张学良在看了蒋介石日记后深感愧疚无意杀蒋，斯大林亦发来电报，强硬要求释放蒋介石[24][25]，最后中国共产党经过内部争辩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26][27]，遂派周恩来到西安与国民党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中正被迫放弃“攘外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得释放，国共两党达成了表面上粗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关键因素之一[28]。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自愿被蒋中正收编瓦解。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害，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合作谈判。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释放，如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来源请求]
全面战争的爆发（1937年7月－1938年10月）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华北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卢沟桥事变原本可能与之前中日双方在华北发生的冲突一样，以中国方面的妥协告终。但到了7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决心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而东京方面则决定以武力将中国政府排除出华北。经过激烈战斗，日本在7月底占领了平津地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了[5]。
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城西南的宛平进行军事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第29军吉星文团奉命还击[29]:307-308。事变发生后，华北的中国军政最高长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在天津与日军谈判，试图以妥协换得事变的和平解决[29]:312。南京政府判断日本有扩大侵略的可能，一方面通过第三国外交试图阻止日本侵略，另一方面针对事变扩大进行军事准备[29]:324。11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将事变升级为“北支事变”[29]:317。17日，蒋介石发表第二次庐山谈话，表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29]:328-329。中国共产党在8日亦发表通电，呼吁全国抗战到底[30]。红军以及四川、广西、山西、青海、云南等地将领在事变发生后一致表态拥护政府，要求共同抗日[29]:330-332。19日，宋哲元向日军妥协，准备将北平守军撤往保定，并承诺阻止中央军北上[29]:330。24日，宋哲元收到中国政府关于日军增兵的情报，了解到全国的抗战呼声和南京政府的抗战意志，才开始准备抗战；但日本增援的朝鲜军和关东军各部此时已经到达进攻出发位置，25日攻占廊坊车站[29]:334。26日，日本中国驻屯军获得参谋本部的动武授权，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日军当天在北平广安门与中国军队交火。27日，日本陆军下令进攻整个平津地区，并以3个师团增援华北，另各派1个师团前往青岛、上海。28日，日军攻占南苑，中国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月底，日军攻占天津、北平，第29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作战结束[29]:335-344。
中日进入全面战争
7月27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称决心取得“中日关系的根本解决”[31]。月底，日军全面占领了平津地区。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32]。8月13日，淞沪会战在上海爆发，战事从华北局部扩大到了全局。虽然中日两国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但双方都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
8月14日14时50分日寇木更津联队、鹿屋联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后兵分两路，9架轰炸杭州苋桥空军基地，9架轰炸广德机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情报电台总台陈一白少将总台长，当即无线电急告从南京开会直接飞抵刚刚降落的四大队高志航少校大队长迎头痛击，18时半高志航战机首先击落日机一架，这是中国空军空战中击落第一架日机。当晚日本广播称“18架飞机中，有13架失去联络”。中日首次空战轰动全国，陈一白、高志航和他们的战友对日空战立下第一功。蒋介石在8月15日日记中记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布声明，明确提出要根本排除和消灭中国的抗日运动，这是日本事实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宣言书。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之前的“不扩大”方针，并于24日通过了动员案。日本陆军随即向中国大规模增兵，海军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9月2日，日本内阁通过阁议，将“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33]。4日，日本为了建立战时体制召开临时议会，并以议会开幕诏书的形式代替正式的宣战诏书。5日，近卫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表示为使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即使日本“长期战斗下去亦在所不辞”。11月，日本成立了往常只有在战时才能设立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确立了战时体制。[29]:351[34]
中国在8月成立了大本营作为军事上的最高统帅机构，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作为战时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进入战时体制。8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部分地方高级将领以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共同出席。根据会议决定，15日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正式成立大本营，蒋以大元帅身份行使最高统帅权。20日，蒋下达大本营第一、二号训令，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国防作战指导计划》。训令声明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领土完整，对于入侵的“敌国倭寇”“以武力解决之”，提出“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确定了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明确了大本营的组织系统，并将中国军队分为5个战区。12日，国民党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为会议主席，授权他可以超越平时的程序处理一切事务。[29]:351-355同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合作抗日。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全民族实行抗战[35]。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19日蒋介石发表了红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民政府实质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29]:355-357[36]8月22日，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36]。此外，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确立了中共抗战的方针[37]。
华东战场
8月11日蒋介石命令受过精良训练、配备德式武器的87、88师移防上海市郊，以分散在华北日军的力量，蒋介石与他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也坚信“上海必须固守”，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日本机械化部队可横行无阻，而上海的街道与水道，则有利于中国轻武装部队作战。[39] 头几天的激烈巷战，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精锐把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逼退到码头的日军阵地，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舰艇的炮火，却挡住了中国部队的猛攻。在接下来的十天内，日本七万五千名援军在上海附近登陆支持作战，同时蒋介石也在上海部署了七十一个师，约六十万的士兵作战，包含了几乎全部的中央军德式训练部队、新组建的中国空军、以及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中日军在上海狭窄的巷弄里进行巷战，双方都死伤惨重。[40] 8月14日，双方首次空战，陈一白、高志航给敌机以重创。从15日开始，日军开始了对南京的持续轰炸。指挥淞沪会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军队训练素质低，使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国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失败，但在战略上成功将日军移往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导致日军无法占领全中国。上海守军的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工商企业转移往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向中国首都南京进攻。12月12日，唐生智命令中国守军“突围”，南京城随即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打击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杀害无辜的中国人约三十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来源请求]
华北战场与徐州会战
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路东段向察哈尔发动进攻，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41]:212。中国方面为加强华北的防御，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绥路东段防御。8月7日，中国第13军进入南口阵地。11日，日军即以主力向南口展开攻击，并以一部侧击南口西侧的长城防线。中国军队经激烈战斗仍未能抑制日军攻势，8月下旬，怀来、延庆、南口、张家口相继失陷。29日，日军两支进攻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路向西继续进攻。9月11日，中国第299团孤军坚守天镇一周后失守。13日，大同中国守军不战而走，日军进占大同。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10月，日军又相继攻陷绥远省会归绥和重镇包头。平绥铁路作战至此结束，日军完全控制内蒙并解除了其华北主力进攻河北、山西的侧翼威胁[42]。
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的部队合计约37万人。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决心与东线平型关当面日军决战。9月下旬，彭德怀、朱德决定不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反对[43][44][45]，擅自同意林彪配合国军抗日[46]，遂派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115师、贺龙120师支援第2战区作战。25日，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毙伤日军运输队500余人[47][48] 。29日，西路日军攻占繁峙，遮断了平型关正面中国军队的退路，阎锡山被迫下令南撤五台山地。10月初，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一带作战。忻口正面的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的18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给日军重创，日军在晋北陷入苦战[29]:434-452[49]:12。由于上海方面战事扩大，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完成平汉、津浦线北段作战任务并占领太原，以抽调兵力增援上海。10月21日，日军第20师团从河北石家庄沿正太路分两路进攻山西。日军右纵队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中国第26路军依工事顽强抵抗。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对溃退的中国守军展开追击，30日占领晋东阳泉。11月2日，晋东方向的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29]:470-475。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35军守太原。5日，日军从东、北两面逼近太原城郊，8日总攻，经过激战在当晚突破了北面城垣，傅作义率部从城南突围，太原在9日陷落。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1938年1月14日，经国民政府法院将其判处死刑，之后遭到枪决。[50]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国民政府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战死殉国[2]。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来源请求]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近代日本第一次军事挫败。[51] [52]1938，日军第10师团与第5师团攻势遭到滞迟。但日军仍持续自南北两线对徐州战场进行包围，中国军队为避免遭到围歼退出徐州。[来源请求]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虽然洪水暂时阻挡日军南下，但是造成黄河下游大规模水灾，使得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53]，因此造成部份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参与会战的中国军队分路撤退粉碎日军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并坚持到1943年，在日伪军队压迫下，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来源请求]
华中、华南战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国民政府军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中国军队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国民政府军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政府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来源请求]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但到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中正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来源请求]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
日本政策的转变与分而治之的策略
由于鉴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以及敌后区地方游击队等等之不安定因素，让日本此时对于中国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积极扶持中国人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权。[54]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55]:21，发行钞票。后来日本又在占领区设立了亲日的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分化中国的士气与国际影响力，但是蒋中正与国民政府没有屈服。
日本作战方针最早为“三月亡华”，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不同名义的与日协作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由中国分担，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详见陶德曼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来源请求]
日本态度转变引起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劝说，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来源请求]
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打击抗战士气。[来源请求]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本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55]:132。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同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随即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召集能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并抨击在国民党执政下，毫无政治自由可言[56]:124。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共则表态全力支持[57] 并为此发表社论[58]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敌后战场的发展
1937年8月，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擅长运动战，阵地战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59]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来源请求]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60]。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形式迥异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并使战略部署回复到会战前，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组织（如中国共产党着手设立边区政府、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敌后战场大多为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游击战建议，未被采纳，而1938年10月之后，蒋中正看到中共游击战法之成效，遂决定重视敌后游击战[61]。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中正在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敌人之行动，破坏敌人交通运输，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作战”[61]。与会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朱德提交了国共两党举办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的提议，并获得蒋中正同意。1938年11月25日，蒋中正于南岳军事会议确立敌后战场作战方针，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62]，并确定仿效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在南岳创立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62]，同时向中共请求派遣干部作为教官展开培训[61]。其后叶剑英、李涛等30多人代表中共军队前往执教。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7期,每期3个月,毕业学员共计5659名。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成为了成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62]。
国民政府将敌后战场划分为十二个作战区域。第一战区建制豫皖边区总指挥孙桐萱、豫南游击区、豫北游击区、河北游击区、豫鲁边区、太行游击区庞炳动、中条游击区高桂滋。第二战区建制第七游击纵队、陕东河防游击纵队、河北民军等。第三战区建制福建保安司令陈仪、温台宁守备俞济时、第一游击区陶广、第二游击区顾祝同。第四战区建制西江挺进、琼崖游击区、广东南路第七游击区、粤桂边区游击。第五战区建制鄂豫边区游击、豫鄂皖边区游击（廖磊、李品仙）、鄂东游击区。第六战区建制游击总指挥、挺进军。第七战区建制闽粤赣边区、东江指挥所挺进纵队、海陆丰守备区。第八战区建制察哈尔游击区、绥远游击区、伊盟守备军陈长捷、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第九战区建制湘鄂赣边区游击(挺进军)。第十战区建制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鲁苏战区建制山东游击沈鸿烈（1942年改为于学忠，1943年7月国府将鲁苏战区与鲁苏皖战区合并第十战区）、第一游击区韩德勤、鲁东游击牟中珩。冀察战区建制察哈尔游击石友三、河北战区游击指挥孙良诚、河北民军、太行山游击区庞炳动。[63]
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国民政府敌后大规模扫荡，国民政府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也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共产党利用其游击战的技巧，生存下来，利用这种“真空”迅速发展。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来源请求]至1940年7月，共产党部队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与国民政府军起冲突。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以彭德怀为主的部分将领未经共产党中央批准私自发动百团大战[64]，初期动员了22个团，主要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后又有其他共产党部队加入，据共产党所称共消灭日、“伪军”两万五千余人，俘虏约两万人。但共产党方面的军队也遭到一定的的损失。[65]
中共新四军与当地国军因发展敌后根据地，占据有利地形等问题多有冲突，而其背后则是毛泽东的直接指使。1940年10月，中共新四军发动黄桥战役突袭苏北韩德勤部队[66]，韩德勤部89军全军覆没。1941年1月4日至12日，共产党部队新四军9000余人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事先埋伏的国民政府军7个师8万余人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67]。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先后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68]。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有时更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退入山区和乡村，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并积极开展山地及平原游击战迟滞和消耗日军锋芒。华北日军因找不到共产党军队主力，便把参与扫荡任务的日军为基础，发动中条山战役、一号作战，以期消灭中国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1940年起，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80％的空前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69][70][71]，以晋北及陕北栽种区域最广[72]，并成立“陕甘宁特区”，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73]，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74]
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发起车桥战役，成为新四军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的开始，新四军在这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通过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新四军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7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大陆战场（1941年12月－1945年2月）
同盟国与战略反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后，除了先前与日本签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以租借法案的名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界各国的介入主要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76]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转而出兵缅甸，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此时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的惨剧，远征军第5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200师师长戴安澜战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新38师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运输船队遭美国猎杀使得战争物资紧缺：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的铁路线，于是日本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结果日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中国守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相持局面而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日军侵华的一号作战计划，则因潘汉年即早获悉情报，让中共军队几乎未受日军攻击。
日本战败（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过之后国民政府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中国军队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无须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并立刻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于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出兵东北的苏联军队由于军纪败坏，对战败的日本人以及东北的中国人进行了抢劫施暴以及强奸等行为，在当地造成了巨大恐慌。在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前，苏联投入大量人力大规模拆运东北地区原有的工业、铁路等基础设施，给中国东北地区造成巨大损失。苏军撤出后，将大批军火弹药交给了中共军队[77]
同时，由于美国的核武打击与苏联军队的参与，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共产党由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发展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政府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队，除中国东北外，中国大陆及台湾、北纬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军，必须立即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及其代表投降。对此，冈村宁次表示绝对服从，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总司令名义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并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挑拨内战”[78]。接着，朱德致电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中共将领投降，但最终遭到日军拒绝，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79]。
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来源请求]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了。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的进行[80]。
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
外部援助
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于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岛，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断绝了石油和钢铁来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险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941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军官陈纳德在美中两国政府批准下，召集了一批名义上退役的美籍飞官，为中华民国空军组建了一个美籍志愿大队（俗称“飞虎队”），以帮助中国抗战；但飞虎队整训直到1942年才初步完成，因此在1941年日本零式战斗机肆虐中国战场时，中国曾经历一段遭受日军空袭却无空中反击能力的时期。
美国参战后，承认志愿队员军籍，并将原志愿大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与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防空情报电台总台首任少将总台长陈一白指挥侦报日机情报电讯精确，击落大量日机，令中国军民士气大增。14航空队与获得美援的中华民国空军取回了中国战场制空权，共击落日机2600架,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1942年末，日军占领缅甸，为防止日军入侵西南地区，国民政府炸断惠通桥并沿江布防，滇缅公路封闭。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在三年多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驼峰航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了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1944年6月，美国飞机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轰炸日本本土，出击了900多架次。
苏联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在战争期间，协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员[81]。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后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81]。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的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直到今天，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苏，而苏联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政府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署了《雅尔塔条约》，划分了战后在华利益。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苏联一个多星期的作战，换取了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样的“援助”有人[谁？]认为是更大的伤害。
德国
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德国顾问团在中国国民政府中服务。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华民国拉入反对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82]。1938年，在日本的抗议下，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并中止同中国的军火合同。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响。中德合作令国民政府军装备大大改进。战争初期，中华民国政府曾有数十全德国装备的步兵师[来源请求]投入战场，参与上海保卫战等战役。
英国
华人华侨
林云谷于1938年发表了小册子《抗战与华侨》，黄警顽（日伪占领上海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编写了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长达339页，由上海棠棣社于1940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详细介绍了华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
战后
审判战犯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于日本跟美国的政治协商成功，所以只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83]（当时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辩护）。对于裕仁天皇的处置，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战后废除天皇一设想，罗斯福对此咨询蒋中正意见，蒋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84]。战后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终使裕仁逃过一劫。[85]。
中国战区则在1945年10月3日，将陈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国。12月在南京（南京军事法庭）、上海、北平、汉口、广州等十处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和汉奸进行审判，并判处各种刑期。日军中将酒井隆，战后由第十一战区缉获，押解战犯军事法庭证据确凿判处极刑正法。
- 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宣判陈公博死刑确定。6月3日，发由苏州狮子口执行枪决[86]
-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主谋谷寿夫中将（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经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
- 1947年6月11日，松本洁（嘉山之虎）经战犯法庭判处两个死刑，立即核准执行。
- 1947年6月17日，日本战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87]。
- 1948年1月28日，百人斩（南京大屠杀）之中的田中军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 1948年12月22日，松井石根因参与南京大屠杀，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绞死。
- 1949年1月26日，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88] 中国共产党对此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89] 后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最终冈村宁次还是被国民政府释放回日本。
1950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战犯969人、溥仪等伪满战犯约300人。这批日本战犯和此前在国共内战中俘获的140名日本战犯，分别被集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90][91]。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中日和约
1951年，美国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未参加此会。和会的结果是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旧金山和约》，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92]。
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与日本单独签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在中日《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放弃台湾、澎湖群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93] 最早从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后，美国在冷战期间希望国民政府放弃外岛，意图将台湾法律地位从中国内战及主权中分离出去。[94] 因此支持台湾独立的历史、法律、政治“”学者据此认为因为条约没有指明名归属任何特定国家，最后引起台湾独立运动的产生（参见台海现状与台湾问题）。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条约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并且“约文第三条指出日本有关台澎包括在主权之内的财产、债务之处置对象为“在台湾及澎湖之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95]。有人认为[谁？]日本没有指明特定归还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以前日本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中，于第一条第二款宣布“出于对日本国民的宽厚和善意”，自动放弃了向日本索讨“战争赔偿”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权利”，法律学上权利比要求更为基本，所以说中国还是保留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来源请求]，但并不包含“民事损害赔偿”。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没有放弃民间要求赔偿的权利。取而代之[来源请求]的是日本以“作为邻国互相协助”・“反省过去的过错”等理由及为援助中国发展，承诺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作为最终解决战后处理的方案。[来源请求]从1979年开始，日本在对华ODA贷款总额超过3万亿日圆[96]，2008年日本停止了对华ODA贷款项目。
领土变化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甲午战争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地区。苏联则以战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不支持新疆独立及出兵消灭东北日军为条件换取了中华民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但是由于苏联当局违背诺言，蒋中正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53年2月24日，依联合国通过的“控苏案”，由中华民国立法院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拒绝承认“蒙古独立”。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了中东铁路和旅顺港的使用权。
战争统计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97]。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98]:243[1]；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99]:36-37[1]、损失战机2468架。让日军损失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来源请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0463人、伪军49万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击落飞机约42架，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42]。《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损失共计58万4267人，其中伤29万0467人、亡16万0603人、被俘4万5989人、失踪8万7208人[100][1]。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金。而据蒋梦麟的回忆录称有一千四百万壮丁被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来源请求]
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来源请求]
日本的战争罪行
影响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胜利的战争。
中国以2000万人的牺牲，拖住日本陆军在亚洲和太平洋的进攻，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情况，也减少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压力，从而使美国能大量派兵往欧洲战场及保证了同盟国在西线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来源请求]
在经历了八年的抗战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的约5万人猛增至约130万人（另有220万地方武装）[101]。“解放区”面积已经达到260万平方公里，并且拥有1亿“解放区”人民[102]。抗战结束后，中共在东北大量收编几十万满洲国“伪军”，势力继续壮大。1945年8月，国军包含各路军阀仍然拥有400万以上的军队，抗战结束后，国军也收编了为数几十万的日、“伪”军，以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军队不但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工业城市、铁路和四分之三的人民，在内战初期武器装备方面也优越于共军。因此抗日战争对于日后国共内战的结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深刻影响了中国战后的发展。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的矛盾再次凸现内战不可避免爆发。[来源请求]同时，抗日战争在某程度上，亦因为军阀被日军消灭而令中国胜利后军阀的数量大减，从而令之后的中国能较易统一。
西方现代史的历史研究曾因为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较为忽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战场的作用，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用正在被西方学者所重视，相关研究工作也逐渐有所增加。[来源请求]
中华民国政府在民国97年(2008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
从民国26年到34年，为8年全面对日抗战时期。影响抗战阵营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军的主力用在敌后扩张基地，国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还要防止中共的扩张。战争初期，沿海各省及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撤守。民国30年珍珠港事变后，抗日战争变成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中国和盟邦并肩作战，不仅中国战场的情势日趋稳定，而且派遣远征军支援缅甸战场。8年抗战使中国社会发生很大的变迁，民众在抗日宣传中获得国家观念，强化了民族主义，这种主义后来被中共用来对抗美国；民众为逃避战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动，减少省际的隔阂，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政治的统一。但战争使各项产业萧条，尤其田园荒芜，生产减少，农村经济衰退，造成许多退伍而不愿归田的人，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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