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宽恕我的无知和幼稚”
——抢救远征军记忆的民间努力
2009年8月15日，中国远征军老兵在四川成都“川军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前集会。
2005年的夏日的某一天，亚洲“金三角”的天气同往年一样湿热，来自中国的《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孙春龙正在缅甸境内采访。不久前，被称为“毒品王国的君主”的缅甸佤邦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拿人头向全世界担保这块地方将在当年实现全面禁种罂粟，孙春龙正是为此而来，在随机采访中，一位当年的国民党老兵突然异常激动地指着孙春龙的鼻子大声喊道：“你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这个突如其来的、与采访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的质问让孙记者一下子蒙住了，什么是国殇墓园？他压根不知道，只能无语。面对他的沉默，老兵也沉默了。
2004年9月15日，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腊勐村依旧是一副亘古不变的面孔，来自解放军出版社主办的月刊《军营文化天地》的编辑余戈在老村长家吃晚饭。他是为60年前发生在村旁松山的那场惨烈战斗而来。酒过三旬，老村长过来敬酒，一口干下去满满一大杯，便直挺挺地倒下了。余戈猜想：他是为了几个北京人居然知道自己的偏僻小山村曾发生过那样的大事而激动吗？他知道，村长醉倒的这间房子，正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第8军军长何绍周的前进指挥所，而那个缅甸国民党老兵所提到的国殇墓园，就是收埋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战斗中阵亡将士的墓园，位于距此一百公里外的保山市腾冲县中。
在那个时候，同余戈一样知道这些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彼时的整个中国，在面对中国远征军的历史时，都如同孙春龙面对那位国民党老兵质问时一样，拥有的只是无知与困惑。
整个滇西的神奇
5年后，余戈首先为中国远征军献上了他的敬意：《1944：松山战役笔记》。
余戈平头、身材魁梧、脸微胖，戴副眼镜，在松山的时候总习惯性地皱着眉。作为一名60后的中国军人，余戈拥有“抗战情节”并不难理解，作为一名军队杂志的编辑，余戈迷上收藏抗战主题的军品也顺理成章。但军人、编辑两种身份没有直接帮助余戈比其他中国人更早了解到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余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不是从军队主流渠道获知（这一历史）的，其实，比我老的现役军人，也不知道。”倒是收藏为余戈见解打开了更真切的一扇窗口，搞抗战军品收藏搞出了个家庭抗战陈列室的余戈，从收集藏品转向追求“藏识”后，在各类史料、书籍中知晓了更多。
但亲身立于松山之上的时候，余戈才被彻底震撼住了，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很少有这种情况：战争在家门口打的，60多年过去了，家还在那里，阵地也还在。”一沟一壑，仿佛刚刚从过往的漫天硝烟中探出头来，每一个土包一个山洼，好似才将那故事上演完毕。更让余戈惊讶的是，和老村长一样稍微年长的村民，都对那场战争和中国远征军如数家珍，他们口传心记，已超三代。“整个滇西的神奇就在这里：那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天、地、人，都没变！”
一本由松山战役稀有的日军幸存者品野实写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终于让繁忙的余戈拿起了笔。在回国之后念念不忘整理这场被他们称为“拉孟决战”历史的品野实激起了余戈撰写松山战役的斗志，他希望写出类似于战史实录的文本，以大量的史料、数据和表格尽可能客观呈现当年的一切细节，而非那种充满虚构的“纪实文学”。最终他决定以日记体的形式来逐日记载松山战役的九十多个日日夜夜，再将相关背景以插入专题的方式处理出来—这是一种丝毫偷不得懒的写作方式。
（国殇墓园的纪念塔和墓碑，云南保山市腾冲县凤岭北。）
（国殇墓园的纪念塔和墓碑，云南保山市腾冲县凤岭北。）
世间有的我都要拿到
“收藏”这个爱好再次促成了这个写作计划的实现。“收藏是一种‘控’，它能逼出一些习惯来，比如：全部占有的冲动。比如，你得到一种日军水壶、头盔，就必然要搜集到全部系列，否则就坐立不安。那在搜集松山战役史料时，我就有这个强烈的冲动：只要这世间有，我都要尽可能拿到。”《1944：松山战役笔记》最终列出的参考书目超过120多条，摞起来有两米多高。最让余戈得意，也最来之不易的资料曾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静静尘封了60年，那是《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和《陆军第一零三师在滇西阵中整训日志》（103师便是松山战役中的中国远征军队伍），在首次赴南京复印被拒后，余戈转了许多弯，托了许多关系才最终如愿。即便是现在提及余戈依旧激动。他拿回了已交给编辑的初稿，根据这些从未被学者使用过的史料，又花了一个月时间重新修订。“我其实是把许多草根学者的成果，以及一些非专业的历史资料，运用自己的处理器进行整合，我所探索的这个方法，就是呈现微观历史的方法。”余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比如收集了一屋子麻袋片，别人最初一看，呃，是一堆破烂，但是我精心编织，拿出了一条麻袋。”
电脑旁是各种精确的、粗略的地图，是老照片和从现地拍回来的照片，脑海中是数次奔赴松山后留下的当地山形、树木、天空的印记，无数的鲜活细节让他的心脏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一起跳动。从2004年到2008年，从36岁到40岁，“非专业作家”余戈在乱哄哄的办公室、孩子跑来跑去的家里电脑旁织出了这45万字的松山战记。“当你在几年里一直沉浸在一个历史时空中，一进入就像写今天的事情，那样情绪始终都是新鲜的，只要心里有那种近切感，情绪上就只会围绕着彼时彼地的人、事而变化，当战事焦灼、伤亡惨重时，我的心情也郁闷；一旦战场上找到突破，我写时心情也舒展开来。”
遗憾或许在于不能收获更多中国远征军一线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原本计划采访百位老兵的余戈曾一度陷入了尴尬：中国远征军老兵所剩无几，他们要么牺牲在了60年前的残酷战斗中，要么在漫长的岁月中输给了时间。余戈仅仅能够接触到的几位老兵几乎都已年入耄耋，无法提供有价值的东西。“老人记忆都很成问题了，只能即兴说一些碎片，你无法紧扣着一个事情的过程严密地追问，只能让他信马由缰地说到哪儿算哪儿。而且，亲历者也有一些特殊心理，不一定都说真事。有些老兵觉得委屈多年了，现在终于有人来问了，就很兴奋地跑一点火车。”余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个，我现在已经不遗憾了，因为你只能面对，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大致70年后才可能触及历史，而这个年限刚好让当事人中的高位者死去，低位者稍稍能说出一点什么。感慨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我觉得现在干脆别提这个了，而要看看当下能做些什么以改变。”
“我来带你回家”
对当下作出了些改变的就是当年那个在缅甸被问得目瞪口呆的孙春龙。在开头的场景过去同样约5年后，孙春龙也拿出了对中国远征军献上的敬意：《异域1945—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余戈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评价道：“我和孙春龙所做的工作，大概能代表当下我们面对历史所能尽心尽力的两极。”
孙春龙是75后的年轻人，声音柔和。和余戈一样，平头，微胖的脸，只不过孙春龙不戴眼镜，也不常皱眉，皮肤明显好得多。
“请宽恕我的无知和幼稚！”孙春龙在《异域1945》以及各种公开的演讲中，都使用这样的开头。2005年被国民党老兵质问，同年接触到描写国民党抗战史的《国殇》一书，2008年首次踏入国殇墓园，同年采访到第一个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并帮助他完成回家的心愿，在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文章《腾冲远征》，数年间在中国云南、缅甸等地采访十多位中国远征军老兵，号召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帮助实现老兵回家和其他愿望的行动。孙春龙将这5年自己关于中国远征军的点点滴滴的关注行动记录了下来，和余戈巨细无遗地还原中国远征军战斗历史不同，孙春龙更关注当下中国远征军老兵们的现状和未来，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那些曾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老兵们的晚年太多悽惨悲凉，这不仅源自物质的贫乏和身体的病痛，还因为对故乡的思念和不被人们理解的苦闷。
很难说喊出“我来带你回家”的孙春龙是不是一时冲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没有想到送一个老兵回家有这么困难：首先是钱的问题，压缩至两万的费用迟迟无法筹集到位，其次是证件的问题，没有身份证和护照的李锡全按政策无法进入老家境内—其实，这都缘于整个社会对于中国远征军乃至国民党士兵的巨大误解。原本积极准备拿钱资助的企业老板们一听李锡全是国民党的老兵时，气愤不已，钱也自然打了水漂。政策的限制更是无望在短时间内更改，孙春龙只得铤而走险带李锡全回家。这为孙春龙带来了掌声，也让更多人关注国民党老兵。
2009年，孙春龙为自己的“无知和幼稚”而进行的赎罪行动还在继续，第二批9名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组织成的回国寻亲团，无论寻找资金还是获得政府配合度上都容易了许多。2010年8月起，孙春龙开始利用微博为这些老兵找家。同年，他联合陆川、王小山等人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帮助老兵实现一个心愿”活动，孙春龙说：“至今已帮助53名老兵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参与者中，有姚晨、沈星、李小萌等知名人士，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普通网友。甚至一位网友告诉我：‘我是一名刚刚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我还没有挣到钱，但我希望能帮助这些老兵。’”余戈的评价是：“孙春龙充分发挥了平台赋予的影响力，事情做得有声有色。”“我的工作费脑子，春龙的工作费感情。”
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独立研究二战历史，坚持不懈地为中国远征军正名的戈叔亚说过：“对二战老兵的亏欠已经无法弥补。”但孙春龙总觉得还能做点什么，譬如最近组织去缅甸寻找远征军撤退路线。但他最想做的还是带老兵们回家，肉体回不来，那就带灵魂回来。孙春龙的计划是将散落在异域的两万多名中国远征军老兵们的遗骨收集、整理并运回国内。孙春龙说：“我所做的一切，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意识到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个体。”
2011年，余戈43岁，现任《军营文化天地》主编。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完成之后，他计划将退休前的所有业余时间用于打响“三部曲”中的三个地名：松山、腾冲、龙陵。余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个人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在主编公务之中，分到更多精力给研究写作。
2011年，孙春龙35岁，现任《瞭望东方周刊》总编辑助理。他还有很多个关于老兵们的社会计划需要一一实施，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
迟到六十年的纪念章
发布时间：2011-02-17 03:31:29
本报记者 谢培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经历过中国远征军野人山战役并侥幸逃脱的清华学子、诗人穆旦在1945年9月，即中国抗战胜利后不久，写出了一篇著名的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结尾处，是终将被人忘却的悲伧。
亚细亚的孤儿
在命贱如蚁、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中，中国远征军几万英雄的悲剧和牺牲仿佛可以忽略不计，这段历史又曾被人为避开。当年，我们自然不知中国远征军的浴血英勇，而在台湾，因为中国远征军众多国民党将军们大多在1949年前后投诚，他们的历史也销声匿迹。孙春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们被两岸同时遗忘了。”
余戈与中国远征军的缘分，则始于1991年10月出版的“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作者邓贤。余戈说：“我与大多数知道这场战事的人是一样的信息途径，肯定是来自阅读《大国之魂》及凤凰卫视十几年前的《中国远征军》那部10集专题片，没有它们的传播，恐怕只有当地文史人员和一些超级军事发烧友才会知道，而不是一个较大范围的公众。”余戈的记忆或许稍有误差，1995年，根据《大国之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改编摄制了十集电视连续剧，取名《中国远征军》。电视剧的出现第一次扩大了中国内地知晓远征军历史的人群范围。而影响更大凤凰卫视的专题片则还要再等上十年。
远征军也曾出现在大银幕上。1990年，由柏杨原著，朱延平导演，庹宗华、刘德华、斯琴高娃等演员合作的电影《异域》面世。这个英文名为《A Home Too Far》的电影聚焦于滞留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部队，他们为中国出生入死，却只能留居异乡，两次击溃缅甸国防军打出立锥之地。影片以“一群被遗忘的人，一个被遗忘的故事”的字幕和王杰的《家太远了》开头，以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结尾。
在余戈的记忆中，保山地区史志办是国内最早收集整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资料的单位，且比较系统。“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初，滇西的保山地区史志办，曾经组织人力到南京检索、抄写了150万字的此类档案。”余戈特别提到了陈祖梁，这个保山市史志委的基层干部是其中贡献大的一位，为确定日军残忍对待中、韩慰安妇的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余戈说：“一段历史的真相，由一个小地方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拥有。”
与日本人的再次较量
邓贤在《大国之魂》的引文《历史的坚果》的开篇就提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公元一九七三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一批日本客人获准访问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客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一祭日本士兵的骸骨。这个请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据说全体日本客人当即失声痛哭。他们是要到滇西祭典亲友亡灵的。”
这些日本人的亲友，便是被中国远征军消灭的侵略者。
余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人家早就逼着我们关注自己的这段交织着辉煌与惨痛的历史。”他感叹道：“要是我们不用人家逼，而能有此自觉，那就真是现代化的中国了。”
日本人的做法，最让余戈感到惭愧。当年保山地区史志办将从南京第二档案馆抄出的150万字中国远征军资料整理成《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四册，印数不过数百本。第一时间日本人便知道了，马上要来买100套，经过领导审批同意了。在《大国之魂》已交稿还未面世的1990年秋天，邓贤听到了一个让他震动不已的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于秘密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余戈每次去到松山，都能见到日本人，他们都是非国家组织，以公民小团队的身份前来祭拜。
很长一段时间内，前往国殇墓地祭拜英雄的国人却寥寥无几。直至1996年，国殇墓园才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次年，被云南省委公布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当年远征军赴缅印作战的异乡里，日本人金援了一座又一座的佛堂来供奉当年的侵略者，甚至还修建了小型的“神社”，而中国远征军除去少量仅存的破旧公墓，大多数英雄的遗骸散落异乡，无名无姓，不知所踪。
安排到头等舱的老兵
余戈和孙春龙都认为，2009年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播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部抗战题材电视剧将视线重新折回到中国远征军的身上。编剧兰晓龙没有过多描写当年装备精良的远征军主力，而是以一群曾溃败又再度踏上远征道路的国民党散兵游勇为主角，以松山战役为原型创作的。在这个世纪的中国电视荧幕上，这是远征军的首次亮相。
谈及《我的团长我的团》，兰晓龙颇有些遗憾。唏嘘了许久后，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把完整版的剧本发你邮箱，你去看看。不是这个样子的，拍着拍着就离原来的想法越来越远了。”
当余戈、孙春龙、戈叔亚他们去松山考察、寻访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同样前去考察的兰晓龙和《我的团长我的团》导演康洪雷，一个中国军人编剧和一个内蒙古汉子，为这些远征军英雄们哭过好几次鼻子。孙春龙说：“无论如何，我都认为《我的团长我的团》成功地改变了大家对远征军的态度。”
正因为这部电视剧和随后出现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让松山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尾声时成为了媒体和群众的关注热点。孙春龙在2009年送第二拨9位老兵回家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与2008年截然不同的待遇，因为整个社会开始对远征军有了一定的认识，一个企业家朋友痛快拿出20万元费用，各地政府都开了绿灯。孙春龙说：“在国内的航班上，机长会向同舱的乘客广播这群特殊的客人，全体乘客均会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致敬。一些老兵还会被机长安排到头等舱。”在相关论坛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照片，当老兵们终于走过边境时，两位着装整齐的中国武警礼兵肃然敬礼。
孙春龙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目前在网络上自发传播中国远征军历史、帮助远征军老兵的网友达到了万人，日常活跃的也有百人左右。探访老兵，捐款，替老兵完成梦想，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2005年，由胡锦涛主席签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很多远征军老兵未能及时得到这份迟来的荣誉，这群志愿者们也自发亲赴云南发送。
遥望对岸，2011年1月22日，马英九为孙立人将军纪念馆揭匾，向为这位曾赴缅远征作战而声名鹊起、后被以“谍匪罪”囚禁于台的国民党将军致歉。
谈及孙将军，孙春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大胆预想一下，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两岸领导人能基于对远征军、乃至中国抗战史的共识而携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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