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历史】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七十多個師竟不敵敵人的七個師团，對此，指揮官陳誠是如何看的呢？《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整記述了原國民党高級將領陳誠在抗日戰爭期間的重要回憶。全書分三個部分：回憶國民政府(包括陳誠本人)組織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具體事略；陳誠于抗戰期間主政湖北的親身觀感和詳細情況；陳誠在抗戰中的日常言行紀要以及與蔣介石等在抗戰中的往來函電。
武漢會戰期間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左）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右）
反思武漢會戰的失敗原因
武漢會戰從持久消耗的戰略上看，仍不能不說是成功的；但在戰術戰斗方面，缺點的地方還是很多。而且失敗的情形，屬于偶发的過失者少，屬于覆轍重蹈者多。語有云“失敗為成功之母”，這是說糾正過去失敗的經驗，自然可以達成后來的成功。但如前車之覆并不足以為后車之鑒時，則反复失敗的悲劇自不能免。
中間指揮單位過多，就是历次會戰失敗的一大原因。這一痛苦的經驗，我們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漢會戰時，中間指揮單位不但沒有減少，反倒更加多了。師上有軍、軍团、集团軍、兵团，以至戰區長官部，真是極疊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誤事機，又如何可能？爭名譽、爭地位，是官僚主義的遺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勢利導，可能引起離心離德的后果。為了团結抗戰，兩害相權取其輕，疊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對于這個問題，我曾提出“自請降級”的建議，也很難得施行。所以終抗戰之世，指揮單位太多的問題，一直未获解決。
作戰的唯一要訣，就是爭取主動，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戰略上是如此，在戰術上也是如此。滬戰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戰略上我們已經做到這一點；但是談到戰術，則主動落到我們手里的，可就絕無僅有了。本來抗戰只是被迫而起的應戰，本質上是以弱敵強不得已的被動戰爭，所以在戰略上我們不能不取守勢，然為爭取主動，又不得不在戰術上取攻勢。這一辯證式的原則本極正確，可是輪到實行，就往往無所措手。
《孫子·虛實篇》：“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這真是微乎神乎，談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勢戰略，足見其戰略攻勢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敵不知其所攻”難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為之備的守勢，其結果就是“備前則后寡，備后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即所謂備多力分。在備多力分情形之下，難合“五則攻之”的條件，又安能戰術上取攻勢乎？戰略上既取守勢，戰術上又難取攻勢，其必無往而不陷于被動，乃為不證自明之事。被動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卻是強弱不敵戰爭中弱者無所逃避的命運。我們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戰機，爭取主動，造成几次局部的勝利，但這只是偶然的例外罷了。
三軍聯合作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勢。因為我們沒有海軍，長江非但不是我們的“天塹”，反而資為敵用，牽制了我們大量的江防部隊，結果還是防不勝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鎮，在敵海軍炮火協同轟擊之下，尤感不易守御，這是武漢會戰和淞滬會戰同有的一大劣勢。至于我們的空軍，戰斗意志雖然很強，可惜兵力懸殊，制空權始終操在敵人手里。所以在陣地作戰的士兵，終日在敵機威脅之下作戰，倍增攻擊上的困難，尤其補給增加困難使士氣也因此大受影響。因此，使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三軍聯合作戰是現代戰爭的一個特質，沒有強大海、空軍配合的陸軍，縱然精銳，也終歸無濟于事。
抗戰期間，侵華日軍一個師团往往敢于主動進攻中國數個軍
優勢兵力，不能專就量言，質的关系尤為重要。我們抗戰動員的兵力，在任何一次會戰中，都比敵人多几倍。即如武漢會戰，光是九戰區指揮的部隊，最多時有七十多個師；而敵人使用部隊，据先后发現之番號計算，總計不過七個師团。其所以能以少擊眾者，除裝備关系外，就是因為素質的優越。反過來看我們自己，部隊雖多，但量的優勢每為質的劣勢所抵消，徒然虛糜餉糈，并無補于敗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為至理名言也。武漢會戰中，王陵基軍团及第三十軍团孫渡、張冲兩軍，均因素質太差，甫經接觸即潰不成軍；而滇軍盧漢所部，未經接觸，僅聞敵機之聲亦即潰散——以致連累素質較優的部隊也無法達成任務，而造成全盤的失敗。故素質是部隊的命脈，與其多而烏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場上发揮戰力。因此，精兵主義是我們國防建設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則。
協同動作是作戰制勝的一大要訣。三軍協同姑且不談，單就陸軍而言，各高級將領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禍福與共的共同犧牲精神。武漢會戰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一次在蓮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級將領談話，即特别強調協同動作的重要性。記得当時的話題是從敵人譏笑我們陸軍只有一師人說起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部隊是一師一師的單獨作戰，不知協同作戰，不知发揮大軍的全部力量，結果几十百個師只等于一個師。我想用這個話激勵我們的將領，不要給敵人留話把。后來在戰場上，協同動作的表現雖比較有進步，但并不夠理想，連敵人也都看穿了我們這一點，寧不可嘆。參加武漢會戰的將領鹿钟麟和李漢魂，也曾檢討過這個問題，他們的意見是：
協同一致為戰斗勝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領袖亦曾一再告誡。唯有少數部隊，迄今惡習仍未全除，如對友軍危急，不實時加以協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責，故每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會。又如兩軍銜接處，多因推諉而生空隙，尤易為敵所乘……去歲十月二、三兩日瑞武路作戰時，我一二四師左翼已挺進至陽扶尖、華山尖之线，遮斷公路，左翼進至龍潭大戶李家。此時，正面之敵被我壓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殲之期已近，然以會攻部隊之徘徊不前，致令功虧一簣，殊屬遺憾。
缺乏協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實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觀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過也是自私……總之，自私害了我們的部隊、社會、公私团體以至整個國家。抗戰勝利后，在全面戡亂軍事中，我們竟被共產党打垮，缺乏協同精神仍然是一個致命傷。看來我們不能去私，就休想爭取任何勝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們早就有此體認，組訓民眾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眾在戰地所发揮的力量，實在可說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隊紀律太壞，無法贏得民眾的好感，固然是一個原因；而民眾知識程度太低，缺乏國家民族觀念，也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再則，在暴君、污吏、豪紳、地主几千年的壓榨之下，養成民眾苟且偷生的習性，“誰來了都納糧”的觀念先入為主，想要激起他們同仇敵愾的心，真是難乎其難。敵軍所到之處，偽組織即刻出現，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漢奸無時無地無之，可恥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漢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沒有当漢奸的；但是所謂好人，也多半寧願隨眾做順民，而不肯犯難当國殤的。如此民眾，欲其能在戰地積極支持作戰，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長沙前清邑庠生鄒炳蔚預言敵如侵入武漢，即赴水死，以激勵其子侄矢忠報國，既而果然。設使戰地民眾均能如鄒炳蔚，尚何愁強敵之不滅耶？因知今日之戰爭，能用民者勝；而用民的基礎，在于知識教育之普及與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國家，而能應付現代對外戰爭者。
武漢會戰中進行防御作戰的中國官兵
回憶遠征軍：史迪威給我保留了一噸的飛機艙位
史迪威確實是一位卓越勇敢善戰的軍人，他受知于馬歇爾將軍，所以才被派到中國戰區，擔任參謀長職務。我是在民國二十七年認識他的，不過交往不多。三十一年十月，在重慶和他有過一次長談，對于同盟國的全盤戰略問題，談得很投契，后來他歡迎我到遠征軍去，想即造因于此。
我在遠征軍任內，中美合作得甚為愉快，絕無一方凌駕一方，或任何一方顯出委曲求全的樣子。我與史迪威相處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言而有信”，不作無謂的敷衍。凡是答應人家要做的事，一定做，并且尽速地做。凡是不能做的事，根本就不答應。我剛到昆明第三天，史迪威要前空軍學校的房子，作訓練班班址，他先就和杜聿明接洽過，久久不得要領，才轉而和我交涉，并要從軍隊中調用人員。我当時答應他房子可以照撥，所需人員不能從軍隊中調，可由杜聿明原設訓練班中撥用。起初他很懷疑我的話能否兌現，及至很快地房子讓給他了，他才曉得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人。從此他對我有了信心，以后遇到任何問題，都先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我多次拒絕他的請求，他亦不以為忤。譬如他要經管訓練班的事務事宜，以求迅捷，我沒答應，也就算了。有一次他請求調整學員伙食費為每日五元，由美方負擔，我說：“少數人的伙食改善容易，但当他們結業回隊時，勢將無以為繼，反倒引起不滿。今日史將軍的學生，都是我所統率的部下，如各部隊一律援例調整伙食，我將何以為計？”他說：“實因學員工作辛苦，應有較好的營養。但我絕不做長官不准的事。”亦即作為罷論。后來還是我們自動地將每人每月三十元的伙食費，調整為四十八元。
我和史迪威之間，彼此有了互信，常常在電話中就把事情辦了，很少動用公事。他手下有几個人，對于中國人的信心較差，表示這种辦法不大妥当，但是他還是不以為意，他說只要把事情辦好就行，能省一點手續，就省一點手續。
我到遠征軍之前，軍人走私，視為常事。我來了以后，史迪威在經過駝峰的空運中，曾給我保留了一噸的艙位，我婉辭謝絕了。在云南前后六個月的当中，我沒有從國外買過一文錢的東西。軍中知道我拒絕艙位的事，走私之風，為之大減。
史迪威和我共事几個月，的確處得不壞，但最后卻與我政府闹翻了。可能因為彼此的了解不夠，但觀念上的根本差異，关系也很大。
史氏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從那時起，他交結了一些親共“反蔣”的朋友，從此以后，他對中國問題就存上一個先入為主的成見。到他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時候，他認為實現他的成見的機會已經到來。当他離開華盛頓之前，曾在馬歇爾和史汀生面前公開說：他到中國之后，將壓迫委員長將國軍的統率權交由他掌管(見《史汀生回憶錄》)。華盛頓派這樣一個人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的參謀長，即使說不是不友好，至少也是太天真了。
武漢會戰中進行防御作戰的中國官兵
当然史迪威之為人，当時我們所知道的遠不如現在知道的多，無法想到在觀念上彼此距離那樣的大。好在在遠征軍我們的交往，都是軍事上的，牽涉不到政治，所以不容易发生冲突。后來美援武器大量運到，對于如何分配問題，是他與我政府发生歧見的開端。他堅執軍隊武器應該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譬如三十個營的炮，三百六十門，每師一營，炮十二門，可保持相当強大的火力。但我們則認為同屬國軍，政府應一視同仁，裝備方面不能過于參差。這一歧見，雙方都有道理，尚有調和余地。最使我們無法接受的意見，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也要同樣地裝備共軍。
此時的共軍，已在抗戰的招牌之下，羽毛丰滿，“顛覆”政府的陰謀和行動，日益劇烈。政府為了顧全大局，縱不能明張撻伐，但也沒有為虎添翼給以武器裝備的道理。這件事涉及中美兩國政府的政策問題，雖不干遠征軍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觸甚多，談到這些問題，難免就要互相枘鑿起來。
史迪威還認為他能指揮共軍，想把共軍編入國軍的戰斗序列，隨意由他調遣到各戰場上使用。這一點表示他對共產党根本缺乏認識。除非莫斯科，共軍是不受任何人調遣的。美國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的当，認為共產党是中國的“土地改革”派，同樣是中國人，沒有不能合作的道理，于是就生出一個“聯合政府”的幻想。從勝利的前一年起“聯合政府”就成了中國政坛上的主要話題。連政府都可以采用聯合形式，則國、共軍隊焉有不能統一指揮之理？史迪威個人既有此抱負，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于是他就理直氣壯地以實現他的抱負為職志。國軍是無法和共軍并肩作戰的，在這些問題上，終于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闹翻。委員長經過多次的忍讓，也終于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
(范盛雨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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