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地震撼了大清王朝，并几乎将其推翻。太平军的“兴”，无疑是清政府的腐败专制逼迫农民“不得不反”的结果。如此浩大、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最终却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严重的腐败。
内讧
从1851年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1853年3月攻克一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胜仗连连，尤其是1856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控制了全省五十二个州府；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清军“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
但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洪杨矛盾由来已久，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有极大关系。洪秀全早年自视极高、抱负极大，但偏偏屡试不中，在失意、彷徨、痛苦和憎恨中，于1843年与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从一些基督教小册子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其他一切人们所崇拜的都是“邪魔”，必须斩尽杀绝。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受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不久，他与冯云山来到偏僻的广西山区传教，信者甚众，准备发动起义。但就在紧张准备起义之时，冯云山却在1848年初被捕，洪秀全急忙奔走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发生混乱，面临分裂瓦解。这时，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利用当地流行的代鬼传话习俗，忽然口哑耳聋，不吃不睡，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怒责动摇分子，要广大会众遵守天父之命，跟“万国之主”洪秀全斩妖杀魔。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以天威神力稳定了人心，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在政治上，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之主，凡人之王，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位于洪下，称“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皇上帝(天父)次子，而杨是皇上帝的代言人，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实际上剥夺了洪秀全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资格。
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关系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由于杨秀清有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他在永安建制封王时被封为东王，而且“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地位高于其他各王，仅在洪下。不过，由于杨在神权上高于洪，在战斗中杨曾屡次以“天父下凡”鼓舞士气，且确有实效。所以，杨秀清常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斥责洪秀全。洪秀全虽知这是骗局，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假戏真做，因为神话一旦被揭穿，恐怕连他自己也会被否定。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闭在深宫，耽于享乐，荒于政事，杨秀清更是不可一世，屡为无谓小事斥责、羞辱洪秀全，借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如1853年12月，杨秀清曾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赶到天王府借“天父下凡”当众怒斥洪秀全：“尔有过错，尔知吗？”洪秀全立即下跪回答：“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杨继续怒喝：“尔知有错，即杖四十。”众人一再替洪求情，杨仍下令杖责，直到洪秀全俯伏在地表示愿意受杖才算罢了。有时深夜杨秀清突往天王府，因朝门紧闭数重，洪秀全迎候稍迟，杨秀清就以天父之名要怒杖洪秀全，洪只得跪求：“求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对天王尚且如此，杨秀清对其他诸王及大小官员更是任意打杀。久而久之，形成许多重大战略和政策都由杨秀清决定，一些典章制度也由他改定，大权由杨总揽的局面。
1856年8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杨又逼问：“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又回答说：“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万岁。”
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燕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9月1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三千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血洗东王府，将府中其他官员、卫兵、杨的亲属、仆役等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尽。杀戒一开便难封刀，韦、秦之部又滥杀无辜，仅9月4日就屠杀了已放下武器的杨秀清余部五千人，一个多月下来共杀两万余人，甚至婴幼、儿童也不能幸免，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正在湖北战场的翼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后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
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开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六年后终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
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且，“天父”、“天兄”自相残杀，神话开始受到质疑，信念开始破灭，太平天国的基础开始动摇，预示着以后的失败。
腐败
“龙廷”还未坐稳，“自家兄弟”就如此互相屠戮，当非偶然，而是腐败空前所致。
在封建社会，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农民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但最终不可能建立一个超越封建专制的特殊政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早在1851年3月，金田起义后不久，洪秀全就登基称天王，年末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中，充满了“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
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洪秀全本人也以“朕”自称，经常告诫臣民“天下万国朕无二”，“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子”，自比“太阳”、“日头”，臣民遇见天王必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真命天子”当然是世代相传，“爷哥朕幼坐天国”，“父子公孙永作主”。不仅天王世袭，各王也都世袭，从高官到基层官员如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打破了以往封建统治者只袭爵位不袭职位的惯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后期，洪秀全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后来，最高权势者为了敛财，干脆大规模甩卖王爵封号。结果，到最后总共封了两千七百多位“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的威胁还未解除，洪秀全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十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由于建材不够，还把明故宫拆了拿去建他的天王府。宫中金碧辉煌，重殿叠宇，象征九重天庭。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地将各种奇珍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豪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苏州城破前夕仍未完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其他各王也都纷纷修造自己的王府，而驻在外地的诸王在天京又都另建有王府，如李秀成、陈玉成在天京亦建有豪华王府。
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也为太平天国所继承，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就有三十六个“王娘”，到天京后有八十八个“王娘”，还经常挑选民间秀女入宫，连九岁的幼主洪天贵也分了四个“幼娘娘”，诸王过生日也都要选送美女。因妻妾太多，洪秀全无法记住全部姓名，于是一概编号。天王府不设太监，所以另外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各项人数加起来，天王府总计有两千三百多名女性陪侍洪秀全。洪秀全作的《天父诗》是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官书”之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写给嫔妃、女官的告诫条文，如不能高声说话：“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端茶捧痰盂要注意：“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对不会刷牙、化妆者，他讽刺挖苦说：“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甚至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只能看他的肩以下，这点实在难以做到，但仅凭这点，就可任意处罚嫔妃、女官了。他还规定了十个“该打”：“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受罚者胆敢辩护则加重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与高官的淫欲无度、耽于女色相反，太平天国对下层和百姓实行的却是严格的禁欲政策，家庭被解散，夫妻分住男行女行，只有经过允许，才能过“夫妻生活”，否则要受到严惩。
太平天国的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早在永安建制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大轿，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严惩。
与领导人的严重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实行的是一种近于严酷的统治管理，其特点是把军事化的组织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元化。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在县以下的地方，其基层组织单位是“两”，每25家为一“两”，由“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一个县约分五军，一军13156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组成一军，寓兵于农，“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自留口粮外，一律都要上缴，由两司马支配，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两司马的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编辑：点儿)
文章摘自 《历史：何以至此》 作者：雷颐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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