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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日 星期六

退伍兵亲历64:“打越战也没这样惨”

 

2012年06月02日讯】在六四的前夕,一个有十几年侦察经历的退伍兵,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亲历23年前那场血腥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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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难将至的感觉

1989年6月3日晚上,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干脆爬起来,骑上自行车冲呼家楼、三里屯、农展馆、东直门,看到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上万人攒动。人人都六神无主,噪动不安,他们在街上窜来窜去,说再迟钝的人也觉出风云际会,雷霆将至。人们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危险飘浮在空气中,连鼻子都闻出了火药味。

谣言不胫而走,因为人们相信它或许是真的。人人都在马路上打探消息,马路消息比什么都来的快,口传心授――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超过现代声光电。人人在争论,喧闹的人群即创造出一种统一的节奏,这节奏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狂热,人人都疯了!本能竟列队朝着一个即定的方向,一个悲惨的目标冲去。

关键是谁也无法选择,也不能控制,一群籍籍无名、平常被人想不起名子的人,在危难时挺身而出或被卷入漩涡。毫不怀疑他们中有精英,有痞子,也有人渣,但因为共和国的大事使他们人格得到了升华,像火山喷发那样,他们被抛向天空,灾难又把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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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点12分:东直门路口

公共汽车司机用电车和大通道车挡住了几辆军车和指挥车,人群全都爬军用卡车,爬上了引擎盖上喊叫争执著。军车看牌照是野战军的V14—1356,一个上校军官在向群众解释着,他请群众放心,绝对不会镇压群众,部队没发子弹,他把56冲锋枪拉开,枪膛是空的,弹匣也是空的。他的表演像蹩脚演员不自然。

21点50分天安门广场

我绕城一周,最后又从小道插进天安门广场。贴在广场边边上,把自行车架好,我找个安全点地界,坐在红白相间的隔离桩上,万一出现情况好溜,点上一只烟喷云吐雾。看看表21:50,地点离国旗100米。此时我冷静的出奇,仿佛等候着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纪念碑高音喇叭嘈嘈声,不时有讲演的喧闹声,有口号声,还有鼓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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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点50分高音喇叭声很急

“我是军博的一名文职,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军博以西已经打起来了!他们在开枪!他们在开枪!我确认在我离开时,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说是橡皮子弹,有人说是实弹,我相信他们会包围广场。”

广播未完,人们就全站起来了,依稀听见西边像过年时放鞭炮声,声音时紧时松,声音连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红, 很可能还有火光,动静不小哟。我从15岁就当兵,我确认是枪声。广播又响起,号召人们去木樨地救援。忽忽拉拉站起一批人就奔木樨地,一大批自行车流直奔响枪的地方。

0点15分:装甲车

突然,传来重型马达的轰鸣声,一大汉举着望远镜四处寻找,两辆装甲车飞速而来,从南边插过来,分别从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通过天安门时速不低于60 多迈,车号是337-339,真来了,时间是0:15。

我嘴上不由自主咕噜一句:“63装甲运兵车。”那手持望远镜大汉手也搭拉下来:“你再说一遍。”我张口就来:“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自重12.8吨,乘员13人。你还需要啥?”大汉睁大眼把我打量个遍。看啥?我心说我15岁就是侦察兵。

这时疯狂的装甲车会车拐弯都不减速,驾驶员开疯了。等到人们反应过来,装甲车也跑远了。愤怒的人群蜂涌而至,有人喊出:拉路障!几千人顿时响应,一声声号子过后,仅仅几十秒,道边隔离桩全横在长安街上。

西边枪声更紧密了,我起身向远处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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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点20分:木樨地

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也不能超越其政治目的,单单看到冒烟的枪口是不够,必须找到它背后的东西。对于国家重大事件快速解决,就等于什么也没解决。

我弟小波他们在木樨地,从一开枪就在,他们从木樨地一直退到天安门,他比我勇敢。

装甲车、坦克集群已经冲过了木樨地大桥,小波和英则伟俩医科毕业生爬在复兴医院前的草地上:“真打啊!打越战也没这样的。”能听出班用机枪、冲锋枪的散布射,79阻击步枪的点射。当枪声渐稀后,装甲车、坦克车一马平川开过来,谁栏得住啊!

愤怒人群手无寸铁,只好骂开了:“操你妈,法西斯!”枪械、装 甲车、坦克是不怕吐沫星子的。有些人去扒地下的花砖,把花砖再摔碎砸过去,虽然无济于事。

1点06分:西单路口

我抄起自行车迅速奔向西单,行至西单路口,听到枪声连成一片,不时夹杂着阻击枪的点射和坦克高射枪打平射很沉闷的散步射。

1点06分枪响起的同时一辆辆汽车被点燃了,西单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钢盔的反光很抢眼,五个、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沿长安街左右两侧,成两列纵队半蹲半猫腰前行。我心头一沉:坏菜了,突击兵!

随即59冲锋枪作动筒火光四闪,我处地型位置好,看见冲锋枪作动筒打出扇面火光,枪口火光比这要小。我当即也半蹲着,他们运动我运动,他们停止我停下。我们学的是一个教程,停下就是瞄准射击。

我向后观察:还有几个人在掩护群众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后边压阵,十几人要掩护上万人的撤退,对上万人和十几个退伍兵来说,此时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离突击兵最近时就是40米,子弹打的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我听不到枪声,只看见火花四溅,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会受伤,因为火星就是前一弹着点,两颗子弹不会落在同一地方,这是常识。

我跑着跑着,不时地回头看看后边的大兵有多远,80米、100米了,身边开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软软的塌了,有人硬硬捕地发出很响动静,有人像纸片一样飞出去,千姿百态。突然,我面前像爆开一朵红菊花,跑在我前头是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红色就在白衣上开放,我们跑一条轴线,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还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们,你中弹了,背后。”他伸手触及背后,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还末触地面,我的一条胳膊就夹住了他,另一个人胳膊也伸过来,同时把他捞起来。平常想练练这份功夫都不容易,这叫寸。

终于脱离了危险区,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楼工地的胡同口,自发救援的人,打接力把伤员转移走,效率很高。一个女孩大叫:“妈哟!”捂着手冲进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断了,随手扯下一条男人围在脖子的毛巾,给她捆住动脉。

这当口,一小伙子冲过人们的阻栏,手抓两块板砖:“他们枪杀平民,我跟他们拼了!”我纵身一捕,将他强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气,我也喘着粗气,等他冷静了,我小声说:“他们有枪!”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气,人们全龟缩在胡同里。奇怪,又听见枪声了,紧张时听不到枪声,全是视觉感受。点射穿过街道是回声,还有脱音,散步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声,打在土地上啾啾声。老兵知道回声是子弹离的远,“啪啪、啾啾”子弹是离的近,得当心了,这也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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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点45分:吸烟老人

大兵们开过来了,看到胡同的人群..

我醒悟到还得换安全地界,民航售票大楼是工地比较安全,有大铁门,是铁皮的,也可 一档穿透力,于是,我翻过大铁门,从铁门缝隙观察,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黑影瞳瞳的墨绿色装甲车133、135、144,首尾相顾。

装甲兵过后是军用车卡,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这会儿枪声停了,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两女孩不听人劝告,一直尾随着大兵走到街口,她们还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声吼:“不要命了,还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静地说:“那你哪?”

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 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一个老人就坐在马路牙上,手拿烟斗吸烟,从他坐的姿势来看好久没动,续烟也续好几锅了。

当兵也觉得怪了,围拢他转几圈,就见烟火一红一灭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当兵的觉得:这老头怪兮兮的,他不怕死吗?不怕死就能永远不死,神了!在这大屠城时节,他是练的那份功啊,他想些什么?烟火一红一灭。惦记自家孙子,还是八只鸽子一只猫。当兵的放了他一马。

03点05分:白衣少女

2点10分我赶到了金水桥,是沿护城河沿绕东华门,穿午门进天安门城洞的。尾随着我的还有几个不怕死的人。一路不多话,大家都想:广场肯定完了!又想知道广场的切实情况,进广场肯定全包了饺子。

我寻思着:当兵的起码不会向毛主席像开枪,我认定天安门城洞里最安全。站在金水桥隔着长安街看天安门广场很遥远(整个句式像最最蹩脚诗)。此时此刻,安全最重要。不时传来口号声,还有女孩尖叫声。广场华灯灭了,纪念碑只三四个灯亮着,能见度很低,还弥漫着硝烟。

我弟小波跟同学一路退至天安门广场,我在外边时,他刚好在里边。关键时刻到了1:30,广场高音喇叭传来:“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枪声全停下来了,人们渐渐的冷静下来。

喇叭里传来一个低沈的声音:“我是侯德建,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我们不能再流了。同学们,市民们,全体公民们,我敢说,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不是今天,我们早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们不怕死!但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是侯德建,我们四人刚刚到指挥部谈过,我们已经答应尽量说服和必需说服同学离开广场,他们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际歌从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升起,人们的声音嘶哑、咽哽、悲壮,人们唱国际歌唱了很多次,从来没像这一次投入那么深厚的感情,这是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大军压城,兵临天安门,面对坦克、装甲车,面对手59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军警。第一次对国际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辩。

远处有军人过来,我想上前看看是武警还是老野(野战军),我有心看看他们的领花和肩章,是武警,手里还拿根棍棒,这我就放心了。武警驱赶人群,把人往城门洞赶,城门洞像一条直直隧道,要是开枪就全没命了,幸好他们手里只有棒子。

一大批军警压过来,群众就退下,军警一停,群众再回来,反反覆覆像拉锯。又一批军警从东华门后头包抄,没退路了,人真成了老鼠,人群只好争相逃命。

我拎着自行车就跑,得抬高后轮,因没开锁,跑远了再开锁,飞身上车,一路狂奔出午门口,前边故宫两侧门同时开进几辆吉普,我一看是武警的车,别叫他们堵住,得快跑啊,急不择路从故宫侧门斜坡上冲下来,我方松了口气。

沿护城河急行,旁边一白衣女子骑车跟着我问:“能出去吗?”我说:“跟我试试吧!”一路骑行,她在说着今晚她挨了三棍子。我们在逃命,大难不死遇到第一个人,把我当成救命稻草,我一直不吭气。一直骑到东华门,我们终于脱险了。

我说:“现在可以停下来。”东华门一群一群的人向我们打听天安门广场里面的情况,我们只坚持到三点多,很难说清里边情况。人人在叹息,国家完了,共和国完了!我知道我们该分手了,我们一起逃命,却不知对方名字。我想鼓起勇气想问问她的名字,凑上去却变了:“早点回家!”她说:“好!”比我的声音还小,只记得她音色挺好,言谈之间有着一种超乎少女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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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12分:血色黎明

4点我回到家打了一通电话,也接了几个电话。知道双方家里的情况。我跟妻子告诉了天安门的情况,妻子眼含着泪水。老岳父说:“我70多岁了,听一夜枪声,等着俩孩子回家,5点多还没影儿。”不行,我还得走一趟台基厂,我妻子的姐姐、姐夫全没回来。

走建国门、长安街,到王府井,我本可以向南拐进台基厂,可南池子传来枪声,6点12分,我本能地寻着枪声就来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缩在里面喊口号,军队一字排开封住路口,后排的大兵坐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异样,撸胳膊卷袖,胳膊上扎条白毛巾,单手拎着冲锋枪,不符合军事条例规范,不时向南池子方向射击,里边喊几句口号打几枪。

几个当兵的神情显然恍忽,就那野劲,还是吃药啦,真疯了!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后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直到一个个平民中弹。一响一个平民倒地。

伤员有的比军官年轻,有的比他大不多少,一会倒下一片,年青人杀年青人是不是很过瘾。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我离着30多米,清楚看弹匣打空了还楼几下板机,手枪弹仓打空,枪膛卡在后头处开机状态,他又连搂几下枪机,这太有失常理。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撩倒,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撩了。

这家伙真疯了,军官啊,军官,你也有老人,有父母,你现在要活着,你就不怕50年后下地狱,北京人诅咒你,全世界人都诅咒你。

北京街头创造了举世无双伤员抢救,民众很英勇,随即就被人们拖进胡同里,效益速度之高,超过国际红十字。我再不能这样看下去了,就这样假装冷静抱着双肘,若有所思的看下去。

骑行在正义路的林荫道上,被人称之正义那个东西,你在哪?你原本就是一场梦。我们流血,我们哭泣,我们忍受,你都看见了没有。你回答啊!你不回答,你就不存在!勇气打掉了,尊严消失了,思想麻木了,只剩下一条弯弯的脊梁和跪着的膝盖。当世界上一样东西消失,我们就要创造她。

6月4日早晨,天阴的特别利害,黑黑的云,血色天安门,我有幸欣赏这夜半血色黎明。

7点到8点,在老岳父家等了一个小时,我妻子的姐姐、姐夫终于到家了,姐姐的裤角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谢天谢地没出大事。我还得去三里河我母亲家。这样,我沿长安街奔木樨地,看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长安街沿线,六部口、西单路口上都有汽车在燃烧,冒着滚滚浓烟。到处是碾碎的自行车零件..

左一堆,右一摊,剩下的就是很厚一层碎砖,可见昨晚上抵档坦克有多激烈。自行车在艰苦的蛇行,走到老商业部时,坦克迎面开来,行人纷纷躲避,我继续直行。车长从车顶钻出半个身子,手持手枪左手扣右手托着,总处于临战状态,比我还紧张。

一夜间北京变成了战场,百年罕见。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动物的本能就既嗜血又爱钱。思想是什么,是痛苦的积淀,一半是痛苦,一半是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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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01分:木樨地

木樨地公共汽车站站牌子被12.7毫米机枪洞穿,西北角少女的不锈钢雕基座上留下三个12.7毫米高机的枪眼,弹洞钻得都挺深,是坦克高射击机枪打平射造成的。地铁站的大玻璃窗被打碎,有几扇像开放的菊花,有几扇是洞穿留下园园的弹孔。

人行道的隔离杆油漆被子弹打掉了,露出新茬。行道树的树皮上有弹痕,有几个孩子爬上树,去抠钻进去的子弹。槐树枝叉被子弹打折还连着,风吹过后晃晃悠悠,旁边居民楼的窗户玻璃被打稀烂,木樨地22楼晾的一件衣服,穿了 8、9个洞。地上横七竖八散布单只的各样的鞋,一只高跟鞋壳里灌满了血。

绿树篱的灌水槽里有一大滩血浆,还没有完全凝固,显然有人选错了掩体,他不是单兵,他是老百姓,绿树篱能档视线,不能档子弹,人体被洞穿之后,12.7毫米子弹还不解气,又打在国家计算机中心墙上。要知道这子弹的威力有多大,你伸手指比一下,像手指般粗。

拐到中科院慢行道上,七七八八的血流子,像墩布拖的一样,弯弯曲曲的长及百米,肯定是凌晨抢救伤员留下血痕,不规则血痕可以想见伤员挣扎的痛苦状。 中科院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大滩一大滩的血痕,足有四、五块之多。估计出血量有上千CC之多,经过几小时氧化都开始发稠了,还没有完全凝固。

看来这里是伤员集中地,战地医院,可更像屠宰场。人们在科学院门口受伤,在此做最后的挣扎,爱神缪斯她帮不了她的子民,当然也帮不了她自已。谁来保佑我们!

流血最多的地方,反抗也越强烈。木樨地人行道的花砖扒的也最多,人们用手指抠出来摔碎,把它当成对抗野战军那些装甲车、坦克车的唯一武器。士兵们都丢弃装备和手中的武器四散。

坦克的机枪被人卸下,被挂在红绿灯灯杆上。孩子们只是比平时更忙合,他们从河里捞出枪枝和班用机枪的子弹链,从火里抢出退了火 的冲锋枪,孩子们腰里捌着64自动手枪,只是塑胶手柄烧坏了,向人们臭显呗!

30多辆63装甲车,59坦克车和40多辆军车被档在木樨地,沿长安街排了足有2公里长的各种军车陆续被点燃,浓烟翻腾着升空达二、三百米高,将近一个轻装快返师的军车都报销了,整条街都在燃烧,长安街在燃烧。车里弹药被高温点燃砰砰的爆响。

成人们则阴着脸,沉默若有所思。一个老工人对一群放下武器的大兵们责问:“你们有父母吗,你们有兄弟姐妹吗,有没有?你们就这么冲着人脑袋开枪,我操你妈,操你妈!你懂吗?你们的枪是干什么用的,睁开眼,这儿不是越南,动脑子想一想,北京怎能这么多反革命,父母要是看你们打天安门,哭不哭?你们说不打天安门?怎么十字路口四处都是枪眼啊——。”战士们低着头不说话,岁数都像老工人的儿子一般大。

14点多,阴沈的天空阵阵闷雷从天空滚过,雨终于下来了,落在树枝上,落在树叶上,再掉在草地上,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在大片大片的血迹上。深色的血迹已经氧化,几乎变成棕黑色。一经雨水泡湿了,融化了,泛起一层酱色的泡沫,急雨又把它冲散了,我骑自行车尽量规避这血色泡沫,她落地不到十个小时,还具有灵性就这样四散奔逃了。

15点天怒人怨的雨水继续下,落在燃烧的坦克上,落在怒火中烧的人脸上,今天无人带雨具,任凭雨水打湿全身。雨水把马路冲溜光,迎宾路变得水色凄迷。没有人,有人也像个魂儿,弯腰躬背悄无声,马路上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很少,按一下车铃,吓自已一大跳。这就是4:30的寂静钓鱼台。恐怕,中国近百年历史不曾有过这么寂静的白天。

几千年来,对付同样的问题,采用同样的手段,其相似程度让人惊讶。历史证明这是个错误,不管什么错误,错误本应当避免的。人们沉默的捌过脸用眼泪、用雨水温润自已的心灵。他们似乎睡着了,不用去叫醒他,也不要希望他觉悟,更不能使他产生怀疑,听天由命是危险的,但大彻大悟更危险,谁也不能强迫人民,伟大的人民在退缩时,把一切都忘掉!包括今天。

谁来保佑我们?谁!

(责任编辑:陈怡莲)

2011年6月11日 星期六

井蛙:郭小川之子郭小林的六四狱中记


老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反动后代-----郭小川之子郭小林的六四狱中记

以下由中国著名诗人郭小川之子郭小林与井蛙的对话,一个老中共党干部的后代竟然没有继承上一代的革命传统,也没有受到独裁制度的毒害,他经历过“上山下乡”、“十年文革”,当时他是个热爱中国共产党歌颂革命的热血青年,他写的都是为当时政治喊口号诗歌。他父亲直到逝世前还相当热诚地爱国爱党。但后来,这个生长在革命家庭的年轻人开始对那个统治过他(现在只是形式上的统治而已。)的政党表示怀疑,并且发展到持反对态度。是什么使被洗过脑的人走上觉醒的呢?
   井:请问您是党员吗?您还像从前那样热爱党吗?为何?
   郭:我不是党员。自一九八零至八一年,我回到北京。我父亲的老部下,也就是我当时的顶头上司曾动员我入党,当时我就拒绝了。文革结束后,大约一九七八年我就开始反思我在过去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什么?思考中国人的命运,思考文革之后我们要怎么活才更有尊严?我的思想是受了邵燕祥、白桦、黄永玉、公刘等人的影响,一九七八年在黄永玉家,他听了我说的那些当时的套话,就板着面孔骂了我一顿:“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
   之后一九七九年,我开始写批判腐败的诗歌,比如《戒烟》,内容是四人帮之后我们不能不再思考国人的命运。当年《诗刊》二月号发表了该诗。我那时在一个农村中学教书,《诗刊》举办诗歌座谈会,邀请信直到诗会结束后我们学校的领导才交给我,我的信件被扣压,使我对这个政权没完没了地压制与盘剥人民更加反感。八零年,我回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你知道吗,作协就是盯着作家、监视作家的团体。
   想起来好笑,我于六四年读中学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一直近十年都没批准。因为我爱给领导提意见,多少还保留自己的思想的缘故。但是我们国家是需要绝对服从的子民。那个没人性叫你杀了爹娘就杀爹娘的制度,跟黑社会本质上没多大区别。
   井:请您谈谈“六四”运动你具体做了些什么?能否谈谈当时被捕的情形?您是怎样理解这场运动的?
   郭:我没做什么。有人传言我在天安门前演讲,其实整个运动我是个旁观者。我因为在街上说了两句愤愤不平的话,就被关起来了。两句话被关了119天,平均一句话关两个月。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是学生运动,学生也对外界有所戒备。所以我只能介入我们工作单位游行示威队伍之中。虽然也参加过广场上人们自发的争论,深夜赶到郊外参加群众劝阻军队入城的行动。但这完全不是我被捕的原因。
   当时我兴奋,人民开始觉醒了!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我不在北京,文革也不在北京,我终于能赶上这种大规模的运动了。我很傻,“六四”开始后,我根本想不到人民军队会对着人民开枪。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经过判刑就随意处死别人,那是犯法的!还有,我心里最不悦的是,人民向政府交情愿书是跪着的。这就是中国一贯来的“官贵民贱”的意识在作怪。那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我的潜意识中最好把完全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可怕的高墙一下推翻。我要明确地说,对于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血腥镇压是完全错误的,是极其严重的犯罪!退一万步说,即使学生错了,群众错了,政府也没有任何理由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打死打伤那么多无辜的人。何况还号称“人民政府”、“最先进社会制度”。更何况,学生群众本没有错,一开枪,那些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六月四日早八时许,我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径奔前门,一路所见,珠市口有人卸了一卡车碎石子,紫兰时装店二层的玻璃被打碎,人们传说着一个年轻姑娘在旁边某商店门口被士兵用刺刀挑破了肚子……
   到了前门新大北照相馆一线,只见平时路中间的隔离栅已被横放马路上,从路东的新大北墙边一直贯穿到马路西侧某商店的墙边,一切交通全部阻断。栏栅后面就是黑压压一大片静坐在地上的士兵,沿着箭楼两侧的Y字形路,估计是延伸到天安门广场方向去。一些市民隔着栏栅情绪激动地与士兵说话,人多嘴杂我根本听不清什么。但一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站在栏栅旁,面向士兵放声痛哭------这一奇特景象刺激了我------我想一定是她的亲友遇难了,导致“人民军队”在心目中的形象完全破灭吧,她才如此痛心疾首。
   一路上我脑海里都是白衣姑娘引起的感想,我觉得政府的反应太过度,竟用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我觉得军人既可笑又可怜,他们只不过是被政治家当作枪使,只不过是工具。因此我产生了一个很愚蠢的念头,劝劝他们。面对如此局势我作为一个公民应当有自己的态度,而表达它也是我的权利。来到六部口已是九时,我停在音乐厅与纸张油墨批发部之间的小胡同一线,用左脚支着地,人仍坐在自行车上。周围只有五六个人,皆沉默不语。我便向士兵喊道:“你们吃的穿的都是人民给的!”稍后又加了一句:“你们已失去了血染的风采!”
   不料话音刚落,只听见一声暴喝:“抓住他!”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就带领两个士兵猛跑过来,我心想“坏了”赶紧蹬车欲走,但自行车启动不像人跑,它要一两秒钟的过程。就在这时,成战斗小组队形的三名士兵已经旋风般扑到跟前,把我连车拽倒,并立刻反剪我的双臂,喝道“走!”我的身体被折成90度,成文革中最常见的“喷气式”,我扭过头申辩:“我没说什么呀!”那个班长长得很壮实。他吼道:“抓的就是你!”
   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推搡着我往北走去,我稍有挣扎他们就叱骂“再不老实就打死你!”一直把我带到六部口与长安街拐角处一棵槐树下-----路口的人群看不见的地方。四五个士兵立即围拢过来,士兵用细而结实的白色塑料绳子很熟练地将我双臂紧紧反绑起来,接着有人一脚把我踢到树下。
   “看他戴个眼镜的样子就不是好人!”
   “四十多岁,一定是个坏头头!”
   “你们吃着大米白面,住着高楼大厦,还要闹事!老子就是来收拾你们这帮刁民的!”
   另一士兵扯下我的眼镜往地上摔,用枪托狠狠地砸,边砸边说:“都是你们他妈有文化的人闹的事!”三两下就把我的眼镜砸得稀烂。(自此至放出的119天中,我这个高度近视就一直近乎盲人似的,什么都看不清楚。)然后一个士兵很技巧地抬起右脚,用皮鞋尖把我的下巴往上抬了抬,没等我的头低下去,他飞速收回右脚紧接着猛地踢在我抬起的下巴上!我只觉得“梆”的一声,上下牙撞在一起,整个口腔就麻木了,竟然没感到疼痛。但嘴里有几块碎牙齿。那个砸眼镜的士兵又用枪托比划着要打我的脑袋,说“不老实就打死你!”我虽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听出一种渴血的疯狂。我本能地缩成一团,低语:“我没不老实。”周围的士兵在起哄“打死他!打死他!”
   来了个胸前戴着照相机的军官命令他们道:“派人看住他,其他人不准靠近,也不准打他,如果他企图逃跑,可以开枪!”
   十点左右,我被拖到长安街面朝中南海的红墙下,被六月的烈日晒到下午四时许。当中还有被紧绑得几乎全身血脉不通而且被打得血流不止的四个人。最惨不忍睹的是一个叫乔的科研工作者,被打的耳朵血染湿了大半件衣服。士兵对止血的要求竟然无动于衷!街上传来成千士兵:“誓死保卫党中央!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似的喊叫。那时我觉得我将要被枪毙。应激反应下,我忘了身上的疼痛忘记饥渴。
   井:狱中,你作为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你受到特别的照顾吗?监狱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吗?警察是以什么手段虐待政治犯的?从初审到出狱,他们有没判你的罪吗?
   郭:对,是两种犯人关在一起的。让刑事犯管政治犯。他们清楚刑事犯人多非善类,而且他们可以借刀杀人。 6月5日第一晚,在中央警卫局一楼大厅,对我们进行预审,查完家底后他们得知我是郭小川的儿子,似乎没先前那么凶狠了。但还是慌慌张张地把我等五人绑在车上坐了一天一夜,每人只给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警察怕被老百姓看到,6月6日夜里才用车把我们送到北京西城二龙路公安分局看守所。
   经过收走裤带、钥匙、照相、按手印、脱裤检查等例行手续后,我们被分开了。我进了X号监室。在监狱里,除了学习就是检查交代。这种做法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共产党不厌其烦地做这事。有意思的是,共对自己的工具----警察同样也不信任,他们也要写在六四期间的活动和表现情况。有个警察还叫我帮忙作文。
   我是以言论入罪。我的罪名是“违法戒严令”。虐待政治犯人的手段还有,饿肚子、用侮辱言辞侮辱你、殴打等等。
   几乎所有的犯人都有被游说去当他们的“线人”的经历,即是帮他们搜集情报,好把异议分子一网打进。但警察并不用“特务”、“线人”等词,只单独跟我们说这是很光荣的任务。其实他们是看中犯人渴望早日重获自由的弱点,才以此威胁利诱的。我假意答应了。但从他们不断找我谈话中,我没道出任何有用的线索,我出狱后一两年里,他们还致电我去公安局,甚至请过我吃饭。他们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去西单一家名“三味书屋”的书店找线索,他们说那儿常有异议分子活动,我说没有新发现,也假装不理时政的样子。因此,他们对我也厌倦了,才摆脱了被“追踪”的苦痛。
   井:您被关了119天,而有些异议分子至今亦未重获自由,您认为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与您父母是老革命高级干部有关吗?当时家人为您做了些什么吗?
   郭:我被捕后半个月,我的家人还不知道我的消息。他们四处查找我的下落,甚至也到各医院的停尸房里找,看有没我的尸体。从我的母亲到我的女儿,他们无不过着痛苦、彷徨、无奈的日子。半月后,才发了张明信片到我家,要我家人给我送日常用品到监狱,出狱时还交每天块多元的伙食费。
   外界传言我们家跟中央领导写了信,那领导说了话,我才得以获释的。不错,我母亲写过信给王震,其夫人回复了,但未提我的事情,只跟我母亲谈了些官话。我妹妹亲自去拜访他,但未见到,我认为我获释与此无关。
   井:您觉得“六四”之后,中国社会最令您不满的是什么?除了经济改革上的进步,您还看到其他方面的进步吗?
   郭:最不满的是政治改革的停顿。其他方面的进步,就是百姓的觉悟提高了,大家再也不去迷信这个政党,虽然言论不自由,但起码大家心里明白。这次“萨斯”病毒的隐瞒真相,后来由于国际社会压力下,才编了那么多数字游戏,多数老百姓都不去相信他们的游戏了。嘴里不说,不代表认同和信任。
   井:作为中国作家,您关心文人的命运吗?钳制传媒是压制言论自由最有效的方式,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郭:我怎不关心文人的命运呢?我认为钳制传媒是目前最有效的方式。但,相比以往,他们的手段不同了。过去是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比如动不动就枪毙。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等人惨遭杀戮就是一个铁证。现在钳制传媒的工具不同了,但仍是最有效的。《南方周末》的换血就是一例。连“凤凰卫视”也不让看,香港的《争鸣》、《前哨》、《动向》等杂志就甭提了。国人都成了不了解自己国事的“傻瓜”(本国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可以让百姓知道的真事)。所以使我想起我在监狱里跟一个被捕后精神极度郁闷的大学生说的那番话来,我说:“你要想开点,理由有两个,一是我们被关进了监狱,但我们应当看到,在我们被关的同时,全国人民也被关在一个巨大的监狱里,我们不过是关在一个小点儿的监狱罢了。二,现在谁最着急?我们的亲人最难过,他们不知道我们的音讯,不知我们的死活。对于我来说,最难过的还不是这些,我难过那些无辜被枪杀的学生和群众!”对政府来说,采取任何钳制人民自由的方式都是有效的,因为他高高在上。


井:请问您上网吗?
   郭:我少上网。但我坚持听法国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我的诸多外界的消息都从此处得来。它不像美国的电台,被扰的厉害。为什么我听法国的呢?因为我的好朋友“六四”后逃到法国去了。
   井:您觉得您与父亲郭小川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郭:过去我仅仅认识到:郭父子这样忠诚的奴才还要挨整,这个制度也太不“仗义”了。这种认识缺乏主体意识,还是“千里马情结”,是向“上面”、向“长官”、向“皇帝”乞怜。而具备了独立人格、主体意识真正的人,不用去依傍任何势力,完全依靠自己,为自身权利起而抗争。因为,为自身权利斗争,还有获得自我拯救的一线生机。(如鲁迅“打破铁屋子”说):而丧失主体意识的奴隶,其万劫不复的悲惨性是必然的、注定的。
   总之,郭小川悲剧的第一重意义是作为工具“用完即扔”的命运。第二重含义则是诗人在这个制度中是没有价值的。两重含义的实质是一个:人的价值完全丧失。
   诗人,在这里成了一个头衔,与领袖、军事家、理论家、还有什么什么者,是一样的,尽可能地往权力最大者头上堆。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但我今天要与它的极权主义观念彻底决裂。从我父子两代的遭遇可以看出,领袖们对于自己最忠实的信徒是与爱斯基摩人对待雪撬犬的态度差不多,需要拉雪撬则用之,饥饿时也可以食之的。我不愿意再有父亲的下场,与其当狗被杀吃,不如说真话而死。
   井:您认为中国的文人应如何才活得更有尊严?反对独裁制度最有效的做法是什么?
   郭:仗着我是“郭小川的儿子”,我有数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但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反对独裁制度最有效的做法便是与这个政权保持一种相对分离的距离。中国的民主进程急不了,因为他太强大了!他的监视系统太可怕了!每年他都不惜花大量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监视老百姓!他所有的做法都是假的,不说假话就活不了。长期说假能骗得了谁?中国的文人一但靠近政权,好像活得很有尊严,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刚才说的,只是残害真理残害百姓的代替工具而已。另一种靠近是反对他,那得付出更大的尊严和生命!
   井:您认为香港二十三条立法是香港从健全走向残缺的开始吗?
   郭:完全同意。
   井:“六四”运动,使中国人失去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
   郭:“六四”使国人得到的是,对共产党本质上的认识加深了。这场运动对共产党最大的伤害是人民不再信任他!老百姓对他的态度已经很消极了,大家只是表面上的服从。中共从未想给国人民主自由,他想改什么就改什么,不想就不改,最高统治者考虑的是他们“家族”的问题,而不是人民。我不幸成为中国人-----“奴才”的代名词。
   井:为何您不选择流亡?
   郭:离开自己的国土是万不得已的做法。中共和所有独裁政权一样,把不同政见者驱逐,要不永久“软禁”,不让出去。驱逐出去的,就意味着与中国“隔离”,以免外国的“病菌”传回来,“感染”了这十几亿万的同胞。为了中国民主改革事业,我想留在这里,也是责任。荒诞的是,我们也像在自己的国土里流亡-----主要的是思想、精神的流亡。
   井:是啊,很荒诞。中国人不能回中国。这,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就更有切肤之痛。
   郭:说起流亡,使我想起1990年,我再次回到我们曾经受苦受难的地方-----北大荒来。那就是在自己的国土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亡”了。我们几个人曾探讨过什么是“北大荒”精神?与官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不同。我们当时的看法是:被不公正地遣送到这里的人们,在这块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以非凡的勇气、意志、创造精神和相当大的代价(许多宝贵的生命牺牲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生存下来并建设起巨大粮仓的精神。如今,我再补充一点,我们那时是一群缺乏主体意识、缺乏保卫自己权益意识的“犯人”。只知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知道忍辱负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公民的“权益”,而况,潜意识里还有点自卑,因此养成日久的绝对服从性格,使我们在不公正的对待面前更显得软弱无力。
    所谓的北大荒精神,无非是一种包含正反两面内容的人生态度。积极意义上讲,它意味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顽强奋斗精神,消极一面来说,它也有逆来顺受服从至上的东西。
   真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再怎么扭曲,好歹还尚存一命,有的就没这么幸运,早被扭掉了脑袋。
   井:您怎么评说邓的功过?
   郭:当局所说的“三个代表”,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是检验它们真假的试金石。“六四”不仅仅是当局对学生和民众采取过火的镇压行动,而是更为严重得多-----它是一个极其险恶的阴谋。4-26社论就是故意激怒学生,以便激化矛盾,为日后的血腥屠杀制造口实。胡耀邦逝世仅10天,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一方面是要激怒天真的学生,另一方面是要测试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忠诚信任度。结果,从社论发表到六四前夕总共40天,社会各界并没有因为邓在改革开放上有功就无条件地追随他,反而始终把学生们看成是爱国的,学生运动是民主运动,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与支持。这就使以赵紫杨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本来党内民主派在角逐权力的竞技场中是居于劣势的)。因此,邓调动几十万大军,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对广场上的数万学生和街头的数百万群众----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向赵的民主派显示力量,以行动的语言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不服,我完全可以命令军队他你们抓起来。
   既是阴谋,那么邓所谓的“迫不得已”的说法就是谎言。
   井;谢谢您的坦言与敢言!
    二00三年五月
(老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反动后代-----郭小川之子郭小林的六四狱中记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