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A开始用3D打印技术制造火箭零件

“3D打印”是当今工业界出镜率最高的热门词汇，在3D打印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已经悄悄对制造业的诸多方面造成了变化。作为人类科技的领头羊，美国人当然不会只用3D打印技术造个钢铁侠的头盔什么的，用在正事才是王道。近日，NASA就正在测试一种基于3D打印技术改良的新产品，是为了更方便廉价且省时的制造出火箭的一些关键部件，他们将其称为“选择性激光熔炼”。

虽说NASA暂时需要借用俄罗斯的火箭才能登上太空，但主要原因还是元老院砍NASA经费砍得太狠。在科研方面，美国人可是一点都不落后。NASA在设计新一代的大型运载火箭猎户座轨重型火箭（SLS）的同时，仍然不忘利用各种新技术节约成本和提高安全性，而选择性激光熔炼这项技术有望能够帮助NASA实现节能减排省时间的效果，可谓一举夺得。

选择性激光熔炼与3D打印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由一台大型3D打印机用激光对金属粉末进行融化，然后一点一点的将其焊接在一起，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并且能够精确的“打印”出精度很高的零件。用在火箭的关键部位那是绝对没有问题。而NASA的最终目标是采用这项技术“打印”出SLS火箭的核心部分——J-2X发动机的部件，除了可以避免人工疏忽而照成瑕疵之外，廉价省时也是NASA工程师们所喜闻乐见的。

预计选择性激光熔炼技术最快能应用在2017年SLS的第一次飞行上。到时候美国大片的桥段说不定会出现如下对话：

“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火箭呢？”

“在U盘里，我等下就去打印出来。”

在我们领略到这一神奇技术的到来之前，还是看看NASA官方是如何介绍这项技术的吧：

国外男子使用3D打印机造出真枪 已试射200余发子弹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3D打印一无所知，对打印的印象也就是在纸上喷墨罢了。但是3D打印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你有办法有建模，就没有什么3D打印机造不出来的，比如说——一支真正的步枪。国外著名枪迷论坛AR15的一位男子利用网络上下载的3D建模，使用一台Stratasys 3D打印机，造出了一支.223口径的步枪—。

一般来说，3D打印机用来制作精细模具是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概念，但3D打印机能直接“打印”出真枪，依然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该男子表示，他已经用自制枪械发射了两百多发子弹，枪的状况依然良好。随后他又成功组装并试射了另一支.223口径的步枪。而现在网上已经有不少枪械的建模素材可供下载，显然，该男子不可能是唯一一个使用3D打印机来造枪的人。

目前的高端3D打印机技术水平已经接近普通数控机床，也许我们应该庆幸这项昂贵的技术依然是少数科学怪人的玩具，否则枪械管制的难度将瞬间陡增——在网上下个素材就能回家造枪，仔细想想，可怕极了。

枪械开源 首款3D打印突击步枪经受实弹射击考验

3D打印机的出现很有可能将彻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今年7月份的时候，网名HaveBlue的男子使用3D打印机造出一支步枪，还试射了数百发子弹。HaveBlue的举动在美国引发了强烈共鸣，激进组织“分布式防御（Defense Distributed）”再度通过3D打印机造出了一支AR-15突击步枪的下机匣，虽然在打出6发子弹后，塑料制的下机匣就宣告脱壳了，不过至少说明以后只要有现成的模型和3D打印机，在家造枪已经成为现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分布式防御小组昵称DefDist，他们在7月份听说3D打印机能够造枪后，立即造出了一柄对大众开源的步枪：维基武器（Wiki Weapon），此支步枪的模型可以从网上下载，并且通过3D打印机完整地打印出来。DefDist宣称，每位美国公民都有携带武器权利，并且目前正筹备从ATF（美国烟酒、火器与爆炸物管理局）处获得枪支制造许可证，不过联邦政府尚未有任何回应。

DefDist使用的3D打印机原本是从Stratasys公司租借的，不过当Stratasys后来听说其用途以后就忙不迭收回了这台打印机。随后DefDist又在光固化技术先锋Objet这家以色列企业处获得了一台3D打印机，因为Objet似乎在思想上比较开明。

硬件准备妥当后，DefDist又在3D模型展示平台Thingiverse下载了先前HaveBlue使用的AR-15下机匣模型。最终使用类ABS数字材料（ABS-like Digital Material）打印出了下机匣成品。装入FN 5.7×28mm弹药，置入AR-57上机匣中，最终这柄可以射出子弹的步枪就成型了。

上面的视频中演示了这杆步枪的发射，可惜在6发子弹之后，下机匣就似乎由于后坐力发生螺纹环的断裂。DefDist预备对网友HaveBlue先前的设计模型进行一些修改和完善，至少令打印出的成品更加坚固，随后再将修改版的模型上传到Thingiverse平台，也符合这柄枪开源的本质。

不过开源枪项目的开启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令一般人在家制造枪支成为了可能。根据美国1968年的《枪支管理法案》，枪支是否为枪支是由枪匣决定的。所以用3D打印机打印下机匣显然已经构成了制造枪支的条件。在没有枪支制造许可的情况下，问题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NASA已经在用3D打印技术制造火箭零件了，随着如选择性激光熔化/烧结（selective laser melting/sintering）成型技术的发展，在家打印成套武器可能已经不远。

美国3D打印枪支获联邦枪支制造许可 已在Facebook 上向外界宣布

根据 arstechnica 的消息，3D枪支打印机构 Defense Distributed 终于获得了美国联邦枪支制造许可证，并在Facebook 上向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

据了解，该机构的创始人 Cody 早在去年10月份，其机构创始人Wilson就向政府提交了申请，可是仅需短短60天的审批工作却耗时近6个月左右，从此看来，使用3D打印技术制造枪支的许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Wilson 表示：“因为许可证，任何厂商可以制造的东西（特指枪支），我也可以在法律许可下制造。我可以销售一些正在打造的产品，也可以进行枪械交易和运输。”Defense Distributed已经致力于制作枪支好几个月了。

但是 Wilson 透露目前还不会开始量产或者售枪，直到成为联邦法律许可的Class 2 Special Occupational Taxpayer（二级特殊职业纳税人），这样就可以生产和交易更多类型的枪支，比如全自动步枪。Wilson 已经提出了申请，预计需要几周时间。
之前在西南偏南大会（SXSW）上，Cody Wilson 就表示 3D 打印枪支的计划不会停止，认为 3D 打印枪支也是一项有意义的技术，这次许可证的获得相信将助 Wilson 越走越远，也会促使其他类似的3D技术机构进行更多的尝试。

英国工程师使用3D打印机自制钢铁侠面具

内衣，枪支，还有房子，人们已经不再怀疑3D打印的能力。相反的，现在大家更愿意问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3D打印所不能打的么？3D打印成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最佳证明。我们来看看上周五在伦敦举行的3D打印展会上，那些包括钢铁侠面具在内的新奇成果。

CNET的记者Luke在会展上走访了好几个创作者，观赏他们的作品并询问创作的细节。这些作品有戒指，义肢，乐器，当然还有钢铁侠装备等等。它们无不都是从3D打印机里喷吐出一丝丝的塑料凝聚而成的。3D打印技术在设计上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可以极大地提升创作的效率，就连建筑师都爱不释手，利用其低廉的成本，进行一些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建筑设计。

而且3D打印机也正在努力地从产线和高端设计工作走向我们的普通生活，借助开源的力量，我们或许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自己家中方便地制作出想要的物品。

《完全政變手冊》史上第一本用科學方法政變的書

       有一本书的书名听起来有点可怕：《完全政变手册》（爱德华·鲁瓦克著，木马文化出版，2011年8月）。政变，而且还要“完全”，而“手册”又使人想起了安装手册之类。在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这是一本实务手册，打造出一套技巧，可以用来夺取国家权力”；旁边还有“政变前夕检查表”，几个事项逐一打钩——说得像真的似的。

　　其实，这本书初版于1967年，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该书初版后多次重版，被翻译为十几国文字，现在这个台湾译本有作者写于2011年的中文版序言和该书1977年版自序。作者一再强调该书不是谈政变理论，而是关于政变的实务手册，就像烹饪手册一样。但是，作者承认，有确凿证据表明该书与真正的政变有所联系的证据只有一例——在某国一次政变中发现政变者的住所藏有该书的法文版。

　　其实这样的证据也难以证明它的真正实用性，因为读过这本书与照着它去做毕竟是两码事。有些评论强调它的可操作性，但是在我看来，它与野战求生手册、作战手册等还是有很大差距。它主要谈的是对政变的属性的认知、策划政变所必须具有的策略原则、政变的机制与具体实践手段，而且都比较具体地切入到行动事项的层面上，但还是难以把它作为一本作战手册来遵循。毋宁说，这是一本告诉人们何谓真实的政变的教科书，而且是一部从操作的角度看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风起云涌的政变实例的独特的政变史著述。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和语言成长史上，许多语汇、概念的出现不是从书本来的，而是来自“火热的斗争”中。例如，“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是在“文革”大字报中学会的，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出自孔子的《论语·八佾》；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句话说完之后，到文章的结尾往往就会跟着另一句“勿谓言之不预也”，这也是“文革”大字报中的典型章法。现在从网上检索，会发现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结尾一句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该文是对印度战争挑衅的警告文。可以说，充满斗争性和火药味的政论文体是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汉语写作与思想倾向的连结中枢，而其语汇和句式的传播则比学校的语文教学有效得多。关于“政变”，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接触这个概念就是“革命斗争”教育中的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然后就是七十年代初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批判林彪要搞政变，批判林在1966年的“五一八讲话”是“政变经”。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学校出墙报时还画过一幅林彪磨刀、妄图搞政变的漫画，那时的“政变”的形象就是磨刀霍霍。

　　现在读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会深感它与鲁瓦克的这本政变手册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中，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了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军事政变，鲁瓦克作为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流亡犹太人，因为生存的需要和对军事的兴趣而格外关注政变的实际过程。而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也说现在“世界政变成风”，还很具体地列举了多种统计数字，甚至还说毛泽东在当年的头几个月中主要是做防范政变的“文章”：“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鲁瓦克在书中说，二十世纪的政权越来越脆弱，政权的机制越多、执行的弹性越大，所面临的改变的压力就越大，因此政变就越容易产生（第40页）。

　　实际上，鲁瓦克更关心的是从政变研究的角度切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洲等新兴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他深刻地指出：“这些掌权者的行为并不受到法治的拘束，也不用受制于任何真正政治社群必定维系的道德标准；这些违法者甚至连惺惺作态都不需要。最重要的是，掌权者的行为不受政治压力束缚，因为被压迫者既没有西方民主社会的投票机会，也没有适当的社会架构来发起政治活动。……更严重的是，这些国家有系统地将国防与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工具，拿来用在内部镇压之上，侵吞公共财富的程度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第32-33页）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国家常常发生政变，因此作者说该书的真正目的“是讨论新兴国家的政治真相”。

　　据拜访过他的人介绍，鲁瓦克的家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历史、战略、情报、武器、战机、导弹，多得令人头昏。进到他家里的人，还必须先把手机电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踪——我想，喜欢读鲁瓦克的人，有时可能也会有这种警觉吧。

录入编辑：周子静

鲁瓦克《完全政变手册》中文版自序 政变是民主的试金石

鲁瓦克《完全政变手册》中文版自序
政变是民主的试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访台湾。那时台湾早已展开快速的经济发展，蒋经国正担任行政院长，准备接下总统大位；年轻的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瞩目。无论是在台北或是其它地方，整体的气氛显得非常轻松。可是由王升将军领导的「总政治作战部」还是相当活跃，扮演着政治压迫的角色。

　　在当年，《政变实务手册》这种书名绝不可能在台出现。即使是在蒋经国逐步放松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实验之后，情况依旧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访台时受到台湾当局热烈的接待，他们也不在意我写过一本教人政变的书，原因大概是我曾经在一本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评论（Commentary）》上面撰写过有关中国大陆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未去世前，中国大陆的外国访客很稀少，那时我就有机会去访几个地处偏远、完全未对外开放的中国都市，返美后我写出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也就是中国穷到可怜，又被一群没什么希望、嘴里老是叫嚷着可笑口号的极端份子所高压统治着。（其实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帮」——虽说没和他们说话，就在毛泽东的遗体置于人民大会堂供人凭吊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点出了事实，但它后来却变得相当不平凡——都因为当时美国及国际媒体都令人惊讶地一面倒，对中国发出好评报导（就算是老练的记者也被中国的样板采访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经足够让我造访台湾了，并且让我立刻体会到「威权统治的台湾」与「极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何差异：两者都禁止（或至少压抑）集体性的政治反对势力，可是台湾当局只掌控政治权力，并允许经济活动与文化表现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连「文化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个观念都不存在，而且还禁止经济自由。

　　许多人相信，威权政府（例如台湾）会逐渐演化成为民主政体，原因是商场上的资金将流入反对政府的势力，而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也一样。至于极权政府则完全不容许个人的活动，更不会容许「支持反对势力」这件事。结果呢，台湾果然印证了上述的观点，渐渐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转移。可是在中国，经济自由化迄今还没有带来政治的自由化，不过私人的资源确实已经挹注给越来越多的政治异议人士了。

　　回顾一九七七年，台湾的威权政府其实很容易被政变所推翻，因为大体上而言人民被压抑成一种相当消极的状态，又没有足够坚强的独立团体，能够大规模动员群众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因此，假如当时出现几位资浅的将军，指挥着步兵师或者装甲旅，按照我以下说明的步骤，就一定可以夺得大权：以快速果断的行动囚禁主要领导人并占领行政指挥总部，封锁一切进出台北市的道路，夺下广播与电视台等设施。这样就足够瘫痪国内其它的武装部队，成功实施政变。

　　事实上，南韩总统朴正熙于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杀后的情势，就与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样：出来夺取政权的人，并不是陆军里面的四星上将如参谋长或其它资深高阶将领，反而是一个新进获擢升担任二星中将的全斗焕出线。全斗焕算是个资浅将军，可是他负责指挥南韩首都内的情报单位。政变后虽然南韩也出现零星的街头抗议及地方性的暴动，但全斗焕还是稳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满之后将政权交给他指定的继任者为止。

　　在今天，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台湾了——虽然台湾的民主经验还算很新，不过民主这件事已经深深根植于台湾社会，人民已经不再被动消极，反而会以庞大的群众示威力量，站起来打败任何政变的意图。民主的功用也就在这里：民主改变了人民，把他们从消极被动的政治客体，转换成政治的主角。这是何等宝贵又令人欢欣鼓舞的转变呀。这么多年来我有幸多次拜访台湾，亲眼看见台湾逐渐迈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会、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变就是民主的试金石：凡是能够用政变的方式夺下的政权，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权。

爱德华．N. 鲁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文人战士——鲁瓦克素描

伊朗对西方是一个谜样的国家，但它的改变，不只影响中东政治，对穆斯林世界，从阿富汗到埃及，从伊拉克到印度，都会受到很大冲击。这次大选引起动乱，整个气氛有点巷八零年代东欧自由化前夕，西方战略专家纷纷撰文发表高见，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美国的鲁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见解特别深入，只因为他为我打开另一扇门窗，带我走进另一个世界。

鲁瓦克现在华府战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担任资深研究员，他是一位博学多闻，才气洋溢的军事历史和战略专家，他除了拥有典型犹太知识份子所应该具备的数种语言专长，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关战略安全方面的书，而且是一位行动家，和许多国家的情报和国防部门有密切关系。他实际参与反恐和军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义大利、拉丁美洲的许多秘密活动。他和中国军方和司法单位也有顾问关系，前年好莱坞反恐电影《盖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据说是他的亲身故事。

他在华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从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书，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历史、战略、情报、武器、战机、导弹，多得令人头昏。进到他家里的人，还必须先把手机电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踪，除了这一点以外，他健谈热情，有时像历史专家，谈论波斯文明和犹太人的渊源，有时像军事专家，分析每场战役决战关键。他连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也做过研究，这一点实在唬人，他的意见不一定对，但保证新鲜有趣。每次听他说话，都觉得趣味无穷，他的脑细胞排列组合方式一定与众不同，否则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认识他，当时他应自由基金会的黄不挠邀请来台访问。他演讲时，好像是由陈长文先生担任翻译，当时的陈长文是国防部法律总顾问，参与所有军购谈判，赚了很多钱，成为全国缴税最多的人之一，国防预算有一部份进入他事务所的口袋，与他现在反战的鲜明立场，有如隔世。当时台湾被赶出联合国，来自香港的黄不挠是爱国商人，他在纽约时报大登广告替台湾发言，被称为今之弦高。鲁瓦克经过当时国科会国际工作组长王纪五介绍给杭立武，他才与台湾结缘。

当时他意气风发，他写的一本书《政变手册》（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个政变频传的年代，几乎成为经典，搞政治者奉为圣经，独裁者把它当作教战手则。年轻无知的我，对此十分着迷，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以为从中可以找到推翻国民党的方法。

这本书对政变的过程，从筹划到执行，举例说明附有图表，分析各种变数和不同想定，富有创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链，一点都不枯燥。鲁瓦克在英国伦敦大学念完书就写完这本书，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这本书被翻成十五种语言，他一举成名，后来被国防部长史勒辛格找去当助理，从此开始他数十多年的军事战略专家生涯。从阿富汗到喀什米尔、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迹，而他身为犹太人，对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埃及问题更是如数家珍，这些经验成就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在苦闷的年代，他的书引导我走入另一个世界，我跑去伦敦寻找他的足迹。

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台湾，一片肃杀气氛。党外人士发现对国民党的军情特务系统毫无所知，才会犯下致命错误。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欧洲参加一个有关第三世界问题的研讨会，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天天躲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图书馆，那里是研究革命与政变最权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边的电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电影，在那里的旧书摊上发现一本「阿拉伯的劳伦斯」所写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书，书皮剥落泛黄，我用三英磅买下，当晚兴奋得睡不着。

在那些年头，有两片电影令人难忘，一片是《阿尔及尔战争》（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纪录片一样逼真，法军的追捕刑求和阿尔及尔人的反抗、暗杀、暴动，紧张得另人透不过气。另一片是德国左派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的传记片，她写作、演讲、爱情、革命，后来被秘密杀害，一生高潮迭起，回肠荡气。在那个苦闷的年代，这类电影具有励志与移情效果。

有一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主要目的是军事与国防，在华府的五角大厦听简报，在战略空军总部看星际作战的操作，认识多位美国军事记者，最有趣的是访问几位文人出身的军事专家，看到他们书房里堆积的军事书籍，才慢慢了解这是一门人人都有机会窥其堂奥的心天地。在专制独裁国家，情报战略是高深莫测的领域，是统治阶级的专利，但在民主国家，人人都可成为军事战略专家。有没有军事背景并不重要，鲁瓦克就是一个典型。

鲁瓦克是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和共产党的迫害移民义大利，后来去伦敦念书，做为犹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远要比敌人更聪明。他对军事情报方面的兴趣，来自于生存与自卫的需要，后来变为专业谋生工具。

有一次谈到犹太人问题，他说历史上的犹太人没有安全感，拼命赚钱，没有人研究战争与政治，命运永远被人摆布。其实，弱小民族更应该研究战争与军事，反对运动者更应该研究情报与战略。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小者可以加强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运。不幸的是，反对运动者把这种知识当作统治者的专利，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公民保卫」（civil defense），民主社会资讯发达，要了解战争与和平之道，一点都不困难。民主与人权是高贵的目标，但不了解军事与战略，就无法保卫自己。

鲁瓦克是文人战士的典型，他对各种黑暗势力都有研究，他曾帮助义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党打交道，在墨西哥与毒犯谈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参与秘密活动。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旅行，他在玻利维亚有一座牧场，研究、行动、写作、咨询、顾问、美酒、文化、吹牛，生活过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问题上，他是强硬派，他批评欧巴马对伊朗一厢情愿，其实他自己对伊朗文化颇有好感，他说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诗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负他们的文明和人民。

不过，他对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为战争与军事的知识不是伊朗当权派的专利，改革派对此也有丰富经验，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识就是力量，拥有这方面的知识，才有当家作主的机会。

作者：江春男(新新闻创办人、曾任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